2021年总体上讲经济形势可能看起来不错，8%甚至于8%以上的增长速度，因为2020年的增长速度比较低，所以2021年按照6%的强度去增长，表现出来的增长速度可能是8%。 在这个形势下，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一定要非常非常明确，双循环这个新格局的根本是什么？根本就是一定要打造中国经济内在的增长动力。 中国经济内在增长动力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千万不能够有任何的闪失，必须要清晰地认识，中国经济内在的增长动力来自于我们最终需求的上升，坦率地讲不是来自于我们供给侧质量的提高，供给离不开需求的提高，离不开潜在需求的释放，再高质量的供给也不能够带来增长。 中国现在是14亿人口，还有10亿人口没有进入到中等发展水平，解决这10亿人口的问题是我们提升内需的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我们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来源。 怎么办？怎么样释放这10亿人口最终的需求？关键之关键就是一条——城镇化。重要的事说三遍“城镇化，城镇化，城镇化”，城镇化是最重要的抓手。 城镇化这个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够统一认识，学术界、政策界保持密切的沟通，我个人的观点非常明确，一定要按照经济发展、经济地理的格局演变的客观规律去从事我们的工作，去释放内需。 具体一点说，当前正在出现的北方弱、南方强这个新的态势，这恐怕是一个客观的规律，任何像中国这么一个大的地理环境的国家都是这么一个态势。 我讲一个基本的道理，我们过去40多年的增长，我们的经济至少翻了三番，历史上平均200年才翻一番。过去我们是翻了三番，相当于2000年我们经济的变化。 你想想看，回顾历史，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前，从秦朝统一，到改革开放初年，这2000年我们的经济地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开始的经济中心在西安，在陕西，在甘肃，秦朝是从甘肃起源的，后来又延续到了河南，后来又延续到了河北、北京这一带，后来又延续到了南方，南方指的是江南，还不是广东。这是2000年的变化。 设想一下，过去我们40多年的发展，相当于过去2000年的经济发展的力度，它对我们人口布局的影响当然应该是2000年的尺度的。 如果按这个尺度算，2000年的尺度有什么基本的规律？基本的规律是我们人类技术进步，卫生条件改进了以后，我们人类是从过去习惯于在寒带和温带生活，会转向习惯于在热带生活。 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历史上医学不够发达，我们那个时候最担心的是传染病，传染病夏天最容易通过蚊子、通过脏的水传播，所以南方、热带地区，德国一位历史学家讲过热带没有现代文明，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中国成功的朝代的首都都是在北方，这是有基本的经济、社会、技术的原因的。但是时代变迁了，我们医疗的技术飞速的发展，我们有了抗生素，我们有各种各样应对大规模的传染病的医疗卫生技术，包括疟疾，包括脑膜炎都能够应对。 所以，自然而然到了这个时刻，人类的生活要重新择居，重新变迁，总体来讲是从天气冷的地方往天气暖和的地方走，这种时候我们的经济发展应该顺应它的发展。只要北方以及西部保持一定的经济规模，不要出现国防、军事等等的隐患。 在这种前提下，我们的发展目标应该是以人为本，保证留在北方的和西部的百姓生活水平能够提高，他的人均生活水平能够跟南方的人同样提高就行了，就不一定非要追求全国各个地区一二三齐步走，总体经济规模保持一致。 要从追求总体规模大致保持一致转向追求各个地区人均的发展规模、人均生活水平、人均的发展指数要保持一致，这是以人为本，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发展道路。 我在此呼吁，在城镇化问题上要研究新的社会发展的规律，因为我们的尺度，要用上千年的尺度来看未来的城镇化的发展。 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也呼吁，在很多资源上，比如节能减排，比如说耕地使用、建设用地使用、产能等等，要允许跨地区进行交易、进行调配，而不要说在每一个地区解决自己的问题。 如果把每一个地区都圈定好，你这个地方一定要按某个速度发展，那很可能是什么局面呢？发达地区建设用地不够，节能减排的指标没有，他必须减量发展。经济不发达地区，北方地区有指标，但是找不到投资，这就是造成了我们内部的浪费。
《经济参考报》记者3日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路线图，同时圈定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名单，120个县及县级市纳入示范名单。 《通知》瞄准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需要政府支持引导的公共领域，明确提出了推进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推进环境卫生设施提级扩能、推进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推进产业培育设施提质增效等4大领域的具体17项建设任务。 其中，根据《通知》，在推进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的资金来源方面，要统筹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区分公益性、准公益性和经营性项目，合理设计资金保障方式，既拓宽财政资金投入渠道，又调动金融资本和工商资本投入的积极性。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指出，县城及县级市城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从数量看，县及县级市数量占全国县级行政区划数量的2/3。2019年底，县和县级市数量分别为1494、387个，二者共计1881个，约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数量的2倍。从经济看，2019年县及县级市GDP体量为38万亿元左右，占全国GDP的近2/5。其中，作为县域经济核心的县城及县级市城区GDP占全国GDP的近1/4。从人口看，县城和县级市城区常住人口分别为1.55亿人、0.9亿人左右，共计2.4亿人左右，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 此外，考虑到镇区常住人口10万人以上的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数量约为158个、镇区常住人口约为0.3亿人），已具备小城市甚至中等城市城区的人口规模，但公共资源特别是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公用设施仍按照镇级来配置，与实际民生需求相比存在很大缺口，“小马拉大车”的现象日益凸显，因此将特大镇一并纳入此次的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 “县城是我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空间、城镇体系的重要一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上述负责人指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政府投资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重大工程建设），并提出要大力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加快推进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补齐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短板弱项，既利当前、又利长远。从短期看，有利于拉动投资、促进消费、推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从中长期看，有利于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升人民幸福感。
贵州省日前集中开工329个新型城镇化项目，投资规模逾千亿元。据该省发展改革委负责人介绍，贵州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重点聚焦了新型城镇化的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和安全需要，进一步推进城镇产业培育设施提质增效、公共服务设施提档升级、环境卫生设施提级扩能和公共安全设施提标扩面。 笔者发现，这些项目针对性强，大多数都瞄准了城镇发展的短板，将为贵州提升城镇品质、做强城镇经济提供有力支撑，可谓正逢其时。 近年来，贵州省深入实施城镇化带动战略，城镇规模加快壮大、城镇经济快速发展、城镇环境明显改善，既改善了民生，提升了市民居住环境水平，也有效拉动了经济发展，有力带动了脱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贵州的城镇化水平与全国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在规模、质量等方面还有不小差距，还满足不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省会贵阳的首位度不高，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火车头”的作用发挥不充分；又如，城镇公共服务欠账不少，医疗、教育等资源供给跟不上规模扩张速度；再如，城镇与乡村的联动不充分，城镇对乡村的辐射作用不强，没有形成各展所长、相互促进的有效机制等。 正因如此，贵州的城镇化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要在特色和品质上下足功夫。 新型城镇化既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扩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可以预见，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必将带动扩大有效投资，为稳增长带来更多新动能。贵州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做好“山”的文章，形成自身特色。贵州多山坡少平地，山地和丘陵占国土总面积的92.5%，受地形限制，其城镇化不能“摊大饼”，只能“蒸小笼”，须全力用好山水、田园、乡村资源，建设山水城市，打造田园小镇，经营美丽乡村，在“小而精”“小而美”“小而特”上下功夫，做靓城镇的“颜值”。 同时也要看到，新型城镇化并非一味提升城市人口数量，也不是单纯的扩大城镇规模，归根结底是要不断增强在城镇生活的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因此，城镇建设不能不顾实际地贪大求快，一哄而上、盲目扩张，要把“人从哪里来”“钱从哪里来”“地从哪里来”的问题想清楚、弄明白，量力而行，充分考虑到未来一段时期发展的需要，着力提升城镇的基础设施品质、居住品质、基本公共服务品质、生态环境品质、社会治理品质，提升城镇“气质”。(吴秉泽)
4日，贵州329个新型城镇化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1084亿元。 据了解，贵州此次集中开工的新型城镇化项目重点聚焦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等。其中聚焦生活需要，推进市政公用和公共服务设施提档升级，开工老旧小区改造、市政交通、城市停车场、市政管网、县城智慧化改造和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服务设施等项目193个、总投资782亿元。 贵州省发改委主任陈少波说，项目的集中开工是贵州稳投资、稳增长、稳就业、惠民生的务实举措。将强化要素保障，尽快形成投资实物工作量、就业容量和经济增量，为提升城镇品质、做强城镇经济提供有力支撑。
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研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孟玮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经济参考报》记者提问时表示，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围绕推进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加快工作部署，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下一步，将聚焦政策和项目落地，压实地方主体责任，持续加强示范带动，促进形成投资合力，同时加强监督检查评估，确保投资精准有效，不留后遗症。 孟玮表示，县城是我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空间，是城镇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加快推进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从短期看有利于扩大投资、促进消费，推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从长期看，有利于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她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围绕推进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加快工作部署，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一是着力加强顶层设计。今年5月底，印发《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提出了4大领域17项建设任务。根据这个文件，近期又陆续印发关于推进县城产业平台、县城智慧化改造，以及流通设施、公共停车场和公路客运站补短板强弱项等一系列配套文件，明确了各项具体任务的实施路径。 二是创新配套支持政策。国家发改委会同6家开发性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机构联合印发通知，引导信贷资金支持县城建设。研究制定《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项企业债券发行指引》，以更好发挥资本市场作用。 三是强化示范带头引领。按照发展基础扎实、财政实力较强、政府发债率较低这样的原则，选择120个县和县级市开展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工作。 四是统筹加强资金支持。截至7月底，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企业债券、开发性政策性金融等渠道，已投入资金超过1200亿元。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也加大投入力度。 孟玮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政策和项目落地，重点抓好四个方面工作。一是压实地方主体责任。推动各地区加快制定实施方案，组织各市县加强项目谋划设计，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二是持续加强示范带动。引导120个示范地区推进建设示范性项目，创新资金投入方式和运营模式，尽快形成示范效应。三是促进形成投资合力。引导各地统筹利用各类财政性资金，积极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建立政银企对接的长效机制，加大中长期信贷和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力度，重点保障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各项任务落实。四是加强监督检查评估。重点盯住五个“严防”，即严防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严防“大水漫灌”，严防“半拉子工程”，严防“大拆大建”，严防“贪大求洋”，加大督查力度，引导各地区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确保投资精准有效，不留后遗症。
在高层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后，大多数人很担心“国内大循环”这个词被误读，我对这种担心一点都不担心：因为肯定会被误读。 幸福的生活是相似的，不幸的生活则各有各的不幸。正确的解读基本相似，而错误的解读则有各种各异。对于“内循环”的误读，可谓五花八门。除了有人把“内循环”误读为回到闭关锁国，对于内循环，主要的误读有三个： 其一，认为内循环就是启动内需； 其二，认为内循环只是应对美国打压中国的权宜之计； 其三，认为为了启动内循环会打压房地产。 这三种误读虽然不难反驳和辨识，但目前来看，这些误读在舆论场颇有市场，有必要予以澄清。 第一、认为内循环就是启动内需完全矮化和窄化了“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意义。撬动国内庞大的市场，的确是“内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内循环作为和供给侧改革、新常态一样的战略性举措，其内涵和覆盖的范围远远超过内需。 在笔者看来，作为下一个周期中国经济的最大战略，“国内大循环”旨在打通影响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任督二脉”，是在生产、消费、投资、技术等领域都要弥补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比如在技术层面，如何在核心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在技术环节实现内循环。 在技术环节，由于过去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上选择了一条成本优势最明显的领域发展，导致卡脖子的不仅仅在芯片领域。根据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显示：32%的关键材料领域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的智能终端处理器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高端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发动机及关键零部件超过95%的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 在技术创新层面，“内循环”的关键就是彻底告别过去引进技术、模仿发展的模式，而是在高端技术和关键环节必须取得重大突破。在生产环节，中国的工业门类是全球最全的，但低端化、缺品牌以及主要设备依靠国外的情况也必须通过“内循环”来突破，内循环就是疏通中国经济的血脉，在关键设备和关键环节上实现自主创新。 笔者认为，“内循环”内涵丰富，理解“内循环”至少应该认识到“内循环”的五大抓手及突破点。 特别是，在“内循环”的打造上，一定要认识到新城镇化的重要意义。 第二、“内循环”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战略。7月30日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到“内循环”的同时，还第一次提到了“持久战”的概念。 会议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这段话特别重要，这段话本质上是为“十四五”规划定调。而且从“持久战”的角度对“内循环”予以界定。这意味着“内循环”绝非很多人理解的应对美国打压的权宜之计，而是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问题的“持久战”，是战略性的举措。相信“双循环”发展格局会成为“十四五”规划的基调。“十四五”规划将围绕“双循环”制定中国新周期下的最有看点的一个“五年计划”。 第三、“内循环”可以理解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以制造业的“创新”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是国内消费市场的启动，二是新型城镇化。 我在这里特别强调制造业的创新，是我想告诉大家，美国打压中国的实质在于打垮中国的制造业，从全球大国兴衰的历史看，得制造业者得天下。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在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之后，差不多半个世纪，就会成为全球第一大国。 2009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美国人发现，在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之后，美国创新的基础荡然无存，没有制造，创新力枯竭。这是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打压中国制造业的主要原因。美国这个国家，是有重视制造业的基因和传统的。从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报告”开始，美国人一直把制造业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制造业是美国霸权的根基，也是美国创新的源泉。 中国未来的创新，一定要围绕制造业的创新展开，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复杂性。一个国家制造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制造业的复杂性而不仅仅是规模。“两个基本点”，消费和城镇化是未来“内循环”的两个轮子，也是“内循环”的最大动力。 特别是城镇化，中国未来能够真正利用的最大红利就是城镇化。今年舆论圈在热炒新基建，我一直旗帜鲜明的认为，新基建和新城镇化比，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新基建只是“术”，而新城镇化却是“道”，新城镇化是“皮”，而新基建只是“毛”。新城镇化对中国经济的改变的厚度和广度是新基建无法相提并论的。中国提出的雄安、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三个千年大计，预计“十大城市群”，是带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动力，也是启动消费的保障。 城镇化的进程一方面带动消费，一方面带动创新，未来城市的建设是中国创新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启动消费不是要“均贫富”，不是要劫富济贫，而是要把穷人变成富人。把穷人变成富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农民真正成为市民，农民一旦真正成为市民，其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至少会提升3倍！ 行文至此，就可以回答标题所提的问题上来了。既然新城镇化是“内循环”的两个轮子，而城镇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仍然会是大城市的房地产，那么，为什么要情绪化的认为启动“内循环”就必须打压房价呢？就消费而言，中国过去20年，最大的消费都是房地产相关行业在拉动，比如，家电，装修，物联网，智能家居等等，没有了房地产，就有消费？这种逻辑要么是蠢，要么是坏！ “内循环”需要一个健康的房地产市场，健康的房地产市场是带动新基建、创新和消费的动力。房地产是拉动消费的乘数力量，而不是打倒了房地产才有“内循环”。这几年我最大的遗憾是，不能通过普及基本常识让很多人从一些二杆子的误导中尽快清醒过来。每每看到一些人假装忧国忧民高喊打压房价，消费民众信任的时候，我心情就非常沉重，经济学常识启蒙的任务实在是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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