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刘瀚琳）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对西部大开发提出适应新时期发展格局的21项举措，涉及生态、教育、互联网、营商环境等诸多领域。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意见》在此前基建等传统领域基础上，要求进一步优化西部地区营商环境，例如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为贫困地区企业建立绿色通道等。 《意见》指出，要提高西部地区直接融资比例，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境内外发行上市融资、再融资，通过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融资。西部贫困地区企业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新三板挂牌、发行债券、并购重组等适用绿色通道政策。 同时，《意见》还着眼于落实减税降费各项政策措施，降低物流、用能等费用；支持商业金融、合作金融等更好为西部地区发展服务；落实无还本续贷、尽职免责等监管政策；引导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合理调配信贷资源，加大对西部贫困地区扶贫产业支持力度；增加绿色金融供给，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绿色转型升级等。 关于西部地区的企业优惠政策在近期已有“预热”。就在此前的4月28日，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了《关于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自2021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鼓励《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 “前述企业相关融资优惠政策想要在西部地区得到发挥，需要加大产业支撑。”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唐大杰表示，我国西部开发没有特效药，吸引投资需要低税率、低工资、技术工人和广阔的市场。西部实际缺乏人才、技术、资本和市场规模，如何突破这些瓶颈还需要更深入的改革和更大幅度开放。 如何促进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此前，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苟以勇曾对媒体分析表示，只有补齐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才能谈产业发展问题。目前像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短板仍然有很多。这些短板主要集中在综合交通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方面。其中，交通基础设施是当前西部地区最大的短板，包括机场、公路、铁路、水利、电信、电力等领域。这些项目也在此次《意见》中得到重申，例如，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快铁路、公路与港口、园区连接线建设。 “此外，《意见》中涉及教育的内容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唐大杰进一步表示。《意见》提出，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进职业教育东西协作，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应用型本科和高职学校符合当前我国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但希望面对市场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尤其是职业教育，应该更多地依靠民办教育，由民营资本来实现。借此西部大开发战略向民营企业开放职业教育和应用型高等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在培养应用型人才要求基础上，《意见》对于西部地区产业迭代也作出同步安排。例如，推动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能+”产业，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推动“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旅游”等新业态发展，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加快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
近期出台的政策，积极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相关车企也强化布局，拥抱智能网联汽车“蓝海”，抢占赛道，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业内人士表示，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已成为汽车产业的发展趋势，智能网联汽车亦是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目前，政府、企业及汽车产业链上下游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上已形成共识，各方面都表现出了积极态度，智能网联汽车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政策护航 今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举措。一方面，通过制定标准，推动产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为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工信部在4月发布《2020年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指出，2020年是完成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第一阶段目标的收官之年，也是下一阶段工作谋篇布局之年。2020年智能网联汽车标准化工作将以推动标准体系与产业需求对接协同、与技术发展相互支撑，建立国标、行标、团标协同配套新型标准体系为重点，促进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快速发展和应用，充分发挥标准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支撑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迅速，但一些相关标准化工作相对滞后，此次工信部出台上述工作要点将有效解决这一难题。特别是标准化作为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前提条件，对行业发展、企业转型升级及主动参与市场竞争都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有助于促进智能汽车进入快速发展期。 不少地方也积极推出举措，抢抓发展机遇，全力支持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5月15日印发《关于推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的通知》，从提高创新能力、建设基础设施、完善标准体系、强化车辆监管、提升网络安全等方面作出部署。 四川提出，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加快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攻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鼓励整车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研发导入有竞争力的智能网联汽车产品；鼓励零部件企业提高智能网联汽车关键系统供给能力；鼓励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企业研发实施自动驾驶系统解决方案；鼓励信息通信等企业提供数据服务和无线通信服务；鼓励交通基础设施企业研究实施智慧交通系统方案等。 长沙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方面有着诸多探索实践。近日，湖南省工信厅、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中国汽研(行情601965,诊股)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在产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研究、应用场景打造、国家智能网联汽车质量检验中心建设、标准规范制定、行业影响力提升等方面开展合作。未来，各方将进一步完善长沙智能网联汽车研发测试、检测认证产业链体系，共建汽车产业生态圈，拓展产品技术场景应用、创新商业模式与机制。 长沙此前还发布了“火炬计划”和“头羊计划”，以湖南湘江新区为重点，在全市打造智能汽车产业生态，通过培育头羊企业推动技术、业态、产品、服务等联动创新，打造“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融合发展长沙模式”。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智能网联汽车“起步北上广、落地看长沙”渐成共识。 步伐加快 近年来，新能源、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给汽车产业带来巨大变革。智能网联汽车将成为汽车及相关产业全业态和价值链体系重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汽车产业下一个“蓝海”市场。 在汽车行业迎来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一汽、上汽、比亚迪(行情002594,诊股)、长城、北汽、吉利等主要车企加大布局力度，发力智能网联汽车领域，以期在未来的竞争中实现抢跑，逐步积累先发优势，占据竞争赛道的有利位置。 以中国一汽为例，近年来，中国一汽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动作频繁。3月底，中国一汽启动研发总院新能源智能网联创新试验基地建设项目。中国一汽董事长、党委书记徐留平表示，中国一汽以新一代汽车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为重点建设新能源智能网联创新试验基地，推动公司向世界一流的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中国一汽将以其为重要依托和重要载体，进一步加快新能源智能网联产业化发展步伐，打造创新生态。 据悉，该基地总规划面积26.6万平方米，是中国一汽研发试验资源的重要布局，主要由被动安全试验区、智能网联试验区和新能源试验区三个主区域构成。这里将形成研发创新人才圈和新能源智能网联产业落地圈相结合的“三区两圈”研发创新模式。 4月15日，中国一汽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项目开工。据悉，中国一汽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项目总投资78亿元，主要生产红旗品牌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等，计划2022年竣工投产，整车年产能将达到20万辆，产值达到600亿元。 中国一汽去年底还与阿里巴巴开展战略合作。阿里巴巴凭借旗下斑马网络前瞻性的技术及生态开放平台为中国一汽提供智能座舱解决方案，双方将共同打造下一代智能网联汽车，合作建设自主可控的智能网联车载操作系统，共同搭建面向未来的出行服务生态圈。 再如上汽，3月上汽联创智能网联创新中心开工。该创新中心主要由开放式“上汽联创智能网联实验室”“孵化/加速器”以及“产业基地”三大部分组成。上汽对外发布的消息显示，该中心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提供孵化加速器服务，通过集聚智能网联汽车电子全产业链科技企业，全力打造智能网联技术“全球新高地”。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城市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步伐正在加快。作为全国最早开展自动驾驶载人测试城市之一的河北沧州，5月14日宣布开放第二批智能网联汽车载人测试路网，范围从经济开发区延伸至主城区。加上此前已开放的第一批测试道路，沧州城市自动驾驶汽车测试道路总里程达到229公里，在全国城市中跃居第二位。 此外，长沙于4月向市民全面开放试乘阿波罗自动驾驶出租车，这是中国第一个向公众开放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在规定的范围内，行车路线覆盖居民区、商业休闲区及工业园区等实用生活场景。 抓住机遇 今年2月发布的《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提出，到2025年，中国标准智能汽车的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基础设施、法规标准、产品监管和网络安全体系基本形成。实现有条件自动驾驶的智能汽车达到规模化生产，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智能汽车在特定环境下市场化应用。智能交通系统和智慧城市相关设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车用无线通信网络（LTE-V2X 等）实现区域覆盖，新一代车用无线通信网络（5G-V2X）在部分城市、高速公路逐步开展应用，高精度时空基准服务网络实现全覆盖。 华泰证券(行情601688,诊股)认为，顶层设计为汽车产业指明发展方向，智能化、网联化、车路协同将带动传统汽车产业实现三大转变，即从机械产品向电子信息智能产品转变，从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空间和应用终端转变，从单一制造业向多产业（汽车制造业、电子产业、互联网产业、信息通信业、交通产业）融合转变。对产业链所有环节的企业——整车、零部件、互联网厂商、软件、通信及交通基础设施企业而言，都必须转变传统思维，在新的产业生态体系中寻求新的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汽车产业带来巨大影响，但同时也带了发展机遇。例如，在疫情中，各大电商平台和快递公司推出了“无接触式配送”，包括无人配送车、无人清扫车、无人消毒车等，有效降低了“人传人”的风险，充分展示了产业技术的成熟及未来商用的潜力，也为未来智能网联汽车研发提供了重要思路与参考。 此外，“新基建”中的5G网络、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项目又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相关专家表示，“新基建”将对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提振和促进作用。在今后的发展中，车企要抓住重要机遇期，在政策护航、技术推动下，全力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业务，助推汽车产业向更高层级提升。
本报记者 李万晨曦 2020年全国两会开幕前夕，《证券日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华工科技董事长马新强。据马新强介绍，今年他的提案中，首先关注的是支持建设武汉综合性国家产业创新中心。 马新强建议，国家发改委尽快批复《武汉创建综合性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建设方案》，国家有关部委和湖北省、武汉市共同建立推进武汉综合性国家产业创新中心领导机制，并在项目规划、政策措施等方面向武汉给予倾斜，布局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科技研发平台，加快打造武汉综合性国家产业创新中心。 综合性国家产业创新中心，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金字招牌”，是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工程。其核心是打造创新平台集聚的科技创新和产业高地，对提升新兴产业创新力、竞争力具有显著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武汉市2019年已经申请建设综合性国家产业创新中心，方案已上报国家发改委。 关键时期，亟需国家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马新强表示，在尽快批复武汉创建综合性国家产业创新中心的同时，建议国家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并完善体制机制，真正将武汉打造成为国家产业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和核心支撑之一。 马新强认为，武汉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科研基地，具有基础扎实的产业体系、得天独厚的科教资源、不断增强的创新实力和良好的创新环境，建设综合性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具有扎实的基础和创新改革政策优势。 近年来，武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已经形成了光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武汉2018年创新能力评估指标在全国副省级城市排名第7位，综合创新能力排在北京、深圳、上海之后位居第4位，已建有国家级创新平台150多个，位居全国前列。 华工科技作为位于武汉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创新型企业，一直致力于“为智能制造提供关键产品和解决方案”，一直十分重视创新发展，产品、技术及管理创新是驱动华工科技成长发展的重要力量。“疫情期间，在人员、交通、物流阻断的情况下，华工科技仍然做到订单高质量准时交付，这正是长期以来以创新为驱动，培育产品与技术核心竞争力的结果。”马新强说。 近年来，华工科技研发投入占经营收入比例逐年递增，2017年至2019年公司研发投入额分别为2.11亿元、2.98亿元、3.33亿元，近三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4.70%、5.70%、6.10%。2019年度累计完成专利申请237件，软件著作权登记88件，制订行业标准8项，实现知识产权质与量双提升。 今年5月9日，华工科技又成立了中央研究院，旨在整合高端技术资源，优化创新架构、流程，完善创新机制与管理，保障前沿创新成果高效落地。“只有掌握了关键核心技术，才能摆脱同质化竞争，并在面临危机时在产业链上下游竞争中占据优势。”马新强说。 作为全球光模块产品核心供应商，华工科技旗下华工正源早在1月28日就开始启动防疫、复工两手抓的各项准备工作。通过精益生产进行深度现场改善和工艺改善，生产效率和品质进一步提高，持续释放5G光模块、数据中心高速率光模块产能，带动前端100余家上游供应商开足马力保供应，在公司光模块生产车间，产品马不停蹄交付到全球主流通信设备商手中。目前，华工正源光模块日产能已超过去年最高水平，一季度订单大幅增长。 “雷神山、火神山两大医院附近基站，用的都是我们的5G光模块。”马新强介绍，凭借在光通信领域多年的沉淀积累，早在4G时代，华工正源便开始进行前瞻性布局，持续进行技术创新，于2018年9月获得国内5G首单，此后陆续推出了业内领先的数据中心用400G全系列产品解决方案、应用于5G的25G全系列产品解决方案及业内首款5G可调彩光模块，公司还加入了面向未来数据中心的800GPluggableMSA工作组。目前，数据中心用光模块也已恢复发货至北美客户。
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或《意见》），提出打好三大攻坚战、不断提升创新发展能力、推动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等36条具体意见。 《指导意见》指出，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任务依然繁重，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和薄弱环节。 《意见》要求，确保到2020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营商环境、开放环境、创新环境明显改善，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努力实现不同类型地区互补发展、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民族边疆地区繁荣安全稳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加快川藏铁路、沿江高铁等重大工程规划建设 强化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提高基础设施通达度、通畅性和均等化水平，推动绿色集约发展。加强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运输通道建设，拓展区域开发轴线。强化资源能源开发地干线通道规划建设。加快川藏铁路、沿江高铁、渝昆高铁、西（宁）成（都）铁路等重大工程规划建设。注重高速铁路和普通铁路协同发展，继续开好多站点、低票价的“慢火车”。 打通断头路、瓶颈路，加强出海、扶贫通道和旅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综合客运枢纽、货运枢纽（物流园区）建设。完善国家物流枢纽布局，提高物流运行效率。加强航空口岸和枢纽建设，扩大枢纽机场航权，积极发展通用航空。 进一步提高农村、边远地区信息网络覆盖水平。合理规划建设一批重点水源工程、江河湖泊骨干治理工程和大型灌区工程，加强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中小河流治理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抗旱水源工程建设和山洪灾害防治。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和人口分散区域重点小型标准化供水设施建设，加强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 加大地方政府债券支持基建的力度 财税支持方面，《意见》要求，稳妥有序推进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改革。中央财政在一般性转移支付和各领域专项转移支付分配中，继续通过加大资金分配系数、提高补助标准或降低地方财政投入比例等方式，对西部地区实行差别化补助，加大倾斜支持力度。 《意见》指出，考虑重点生态功能区占西部地区比例较大的实际，继续加大中央财政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完善资金测算分配办法。考虑西部地区普遍财力较为薄弱的实际，加大地方政府债券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将中央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纳入地方政府财政承受能力计算范畴。 记者注意到，财政部数据显示，1-4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8973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6733亿元，发行专项债券12240亿元。 《意见》指出，指导推动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调动市县积极性。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政策到期后继续执行。赋予西部地区具备条件且有需求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对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在政策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 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意见》要求，推动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发挥西部地区比较优势，推动具备条件的产业集群化发展，在培育新动能和传统动能改造升级上迈出更大步伐，促进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广泛应用并与之深度融合，构建富有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动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能+”产业，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推动“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旅游”等新业态发展，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加快发展跨境电子商务。 此外，《意见》指出，实行负面清单与鼓励类产业目录相结合的产业政策，提高政策精准性和精细度。在执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基础上，对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进行动态调整，与分类考核政策相适应。适时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并进行动态调整。继续完善产业转移引导政策，适时更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转移指导目录。加大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自然资源调查评价的支持力度，自然资源调查计划优先安排西部地区项目。凡有条件在西部地区就地加工转化的能源、资源开发利用项目，支持在当地优先布局建设并优先审批核准。鼓励新设在西部地区的中央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在当地注册。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
本报见习记者 张晓玉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5月22日在京召开。作为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今年将第13次参会。 此次参会，王凤英的议案建议依然聚焦汽车产业，在国际国内产业竞争加剧、格局面临重塑的背景下，着重关注了中国汽车产业小型电动车发展、氢能源产业发展、中国汽车“走出去”、机动车智能检测和汽车消费信息整合升级中的突出问题，以推动中国汽车产业创新与高效发展。 王凤英就中国汽车高质量发展和全球化路径等问题提出了5项建议，分别为：《关于加快实现节能减排战略目标促进社会和谐鼓励小型电动车发展的建议》《关于大力推动氢能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能源和动力转型升级的建议》《关于加大“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汽车“走出去”支持力度的建议》《关于减轻企业负担节约社会资源实现汽车消费信息整合升级的建议》《关于当前汽车社会下建立机动车智能检测体系的建议》。 小型电动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生态价值，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全面小康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受行业政策、行业认知等因素影响，小型电动车发展受到一定阻碍，市场份额大幅下降。在王凤英看来，在新的历史阶段，有必要重新思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寻求新的增长点助力整个产业持续平稳向上，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带动社会进步。 针对目前小型电动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王凤英提出建议：确立小型电动车产品标准；制定以降低能耗为导向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给予小型电动车税费优惠；加强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凸显小型电动车优势。 王凤英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氢能产业在基础研究、核心材料、关键部件、制造工艺和集成控制等方面还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氢能产业链、标准和法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制约了氢能商业化推广，急需国家顶层设计规划和政策引导，解决整个氢能产业链中存在的问题。” 因此，王凤英建议：政府引导加大氢燃料电池基础科研投入，突破核心材料和关键部件的技术瓶颈，促进产品国产化；鼓励、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开展氢能示范应用，鼓励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方式，推动大规模产业集群的形成；通过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鼓励能源企业牵头建立稳定、便利、低成本的氢能供应体系；完善标准法规建设，加快氢气纳入能源管理体系后的管理细则制定；制定国家级顶层氢能规划，合理规划加氢站，制定长期稳定的燃料电池汽车发展政策。 王凤英还与全国人大代表、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联名提交了《关于将车辆购置税由中央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的建议》。其中提出，车辆购置税应发挥组织财政收入和经济调节两方面作用。建议将车辆购置税由中央税改为比例为50：50的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将调整后的车辆购置税地方财政收入，以适当比例用于汽车企业新技术研发以及促进汽车消费。 此外，王凤英还就中国汽车“走出去”、搭建汽车消费信息大数据平台惠企惠民、建立机动车智能检测体系等方面均提出相关建议。
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对西部大开发提出适应新时期发展格局的21项举措，涉及生态、教育、互联网、营商环境等诸多领域。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意见》在此前基建等传统领域基础上，要求进一步优化西部地区营商环境，例如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为贫困地区企业建立绿色通道等。 《意见》指出，要提高西部地区直接融资比例，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境内外发行上市融资、再融资，通过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融资。西部贫困地区企业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新三板挂牌、发行债券、并购重组等适用绿色通道政策。 同时，《意见》还着眼于落实减税降费各项政策措施，降低物流、用能等费用；支持商业金融、合作金融等更好为西部地区发展服务；落实无还本续贷、尽职免责等监管政策；引导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合理调配信贷资源，加大对西部贫困地区扶贫产业支持力度；增加绿色金融供给，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绿色转型升级等。 关于西部地区的企业优惠政策在近期已有“预热”。就在此前的4月28日，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了《关于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自2021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鼓励《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 “前述企业相关融资优惠政策想要在西部地区得到发挥，需要加大产业支撑。”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唐大杰表示，我国西部开发没有特效药，吸引投资需要低税率、低工资、技术工人和广阔的市场。西部实际缺乏人才、技术、资本和市场规模，如何突破这些瓶颈还需要更深入的改革和更大幅度开放。 如何促进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此前，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苟以勇曾对媒体分析表示，只有补齐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才能谈产业发展问题。目前像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短板仍然有很多。这些短板主要集中在综合交通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方面。其中，交通基础设施是当前西部地区最大的短板，包括机场、公路、铁路、水利、电信、电力等领域。这些项目也在此次《意见》中得到重申，例如，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快铁路、公路与港口、园区连接线建设。 “此外，《意见》中涉及教育的内容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唐大杰进一步表示。《意见》提出，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进职业教育东西协作，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应用型本科和高职学校符合当前我国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但希望面对市场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尤其是职业教育，应该更多地依靠民办教育，由民营资本来实现。借此西部大开发战略向民营企业开放职业教育和应用型高等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在培养应用型人才要求基础上，《意见》对于西部地区产业迭代也作出同步安排。例如，推动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能+”产业，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推动“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旅游”等新业态发展，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加快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
在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深圳都市圈正式起航。2019年，这个包括深莞惠河汕五个城市的都市圈，GDP总量达到4.27万亿元。包括深圳都市圈在内，广东省正在统一部署和推动都市圈发展，这是在打破行政边界。。。 特区深圳40年，走过了一段不断“拓展边界”的历程。 从最初327.5平方公里的“特区内”，到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市，再到纳入深汕特别合作区“飞地”。如今，深圳正式筹谋都市圈发展。 近日，深圳发改委发布的《2019年工作总结和2020年工作计划》提出，加快推进深圳都市圈规划编制。充分借鉴三大世界级湾区发展经验，协调莞惠河汕四市共同参与，合理确定都市圈发展重大任务举措，助力河源、汕尾融入大湾区建设。 深圳与莞惠河汕几地间素有渊源，五城均来自于昔日的广东惠阳地区。2014年10月，在深莞惠经济圈（3+2）党政主要领导联席会议上，汕尾、河源首次参加会议，正式加入了这一区域合作体。其实，这几个地方的产业合作早于深莞惠经济圈（3+2）的诞生。 2019年，五城GDP总量相加约达4.27万亿元，若参与全国省市排名，这一成绩可以排在第八位。 曾任职于深圳发改委的星河产业集团常务副总裁阎镜予认为，深圳都市圈是典型的市场自发行为走在了政策规划前面。制定都市圈规划，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一体化乃至同城化发展。放在更大的范畴来看，为什么会有粤港澳大湾区规划？阎镜予说，就是要把大湾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但大家各干各自擅长的事情，发挥比较优势。 深圳都市圈的意义在于，在已有良好产业协同的市场基础之上，企业做不了的事情交给政府去做，譬如理顺合作机制，改善交通等公共服务配套等，这也是深圳都市圈规划最值得期待之处。 深圳式“扩张型外迁” 一家总部在深圳、在东莞惠州等地设有制造基地的上市电子企业研发部负责人，往返于深圳、东莞和惠州之间成为他的工作日常之一。 对于公司的布局，这位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研发工作要求对市场前沿接触得更多，制造则要以成本、劳动力资源等为导向，同时交通、物流等方面要有一定优势。而研发又往往跟制造密不可分，这位研发部负责人及同事经常需要去工厂交流、沟通，特别是做产品试验的时候。所以，这个布局就是自然而然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这是深圳产业溢出的一类典型样本——总部仍然放在深圳，但在邻近的地方同时有项目。 以深圳的LED产业为例，一位行业分析师向记者表示，受土地等资源要素成本以及各地的产业政策影响，深圳的LED产业出现了一些产能转移，但很多并不会真正脱离深圳，因为在这里能够获得前沿的信息，招到高端的人才，参加优质的行业交流活动。 伴随着产能扩张以及研发成果的加速市场化，深圳企业扩展到周边城市布局，也被称作“扩张型外迁”。 这在大型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2014年，中兴通讯斥资百亿在河源建的研发生产基地开工，拟撬动2000亿元的产业集群，河源方面表示要把这一项目作为“1号工程”。 另一知名深圳企业比亚迪选择了汕尾。2015年，比亚迪与汕尾市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在汕尾投资建设新能源产业基地等6个项目，汕尾方面将比亚迪项目的落户称作是该市招商引资工作的里程碑。 更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华为将终端相关部门迁到东莞松山湖。2019年，华为系包揽了东莞市规模效益成长性、实际出口总额、主营业务收入、效益贡献企业几大榜单的第一名。 几个官方披露出来的数据进一步佐证了深圳产业辐射的力度。2015年东莞引进的内资项目，34%源于深圳。河源方面在2016年指出，当地超过60%的规模以上外来企业来自深圳，具体到高新技术企业，这一比例还会提升。惠州仲恺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在2018年介绍，高新区从2011年开始用了深圳这么一个主战场，在招商项目库里面103家，有87家都是从深圳引来的。 阎镜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珠三角，民营企业的这种自发外溢或者辐射，其实很多时候走在了政策的前面。制定都市圈规划，更多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并且加强未来的发展预期。 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陈鸿宇则单独对深莞惠给予了较高评价，“区域一体化在很多地方提了很多年，但有些地方，你没听过有什么大的公司搬到隔壁市吧？因为行政边界太强了，墙垒得高高的，不让一滴水流到外面去。深莞惠一体化做得比较好，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深圳愿意敞开大门。” 都市圈产业竞合之辩 2015年，广东省统计局彭惜君发表了一项关于珠三角各地区间产业同构系数的相关研究，从中判断珠三角产业分工情况。从测算结果来看，深莞惠经济圈平均产业同构系数高达0.8945，产业同构现象最为严重，三市均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主。 这份研究指出，深圳电子信息产业水平较高，拥有丰富的知识产权成果，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得到创新，但与周边的东莞、惠州没有形成产业梯度一体化，产业差异化战略实施比较有限。 2019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7.7%，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大约占据了“半壁江山”；东莞的五大支柱产业之首为电子信息制造业；惠州正在发展的“2+1”产业集群中，其中之一也是电子信息产业。 有经济学者指出，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竞争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同城化发展的格局。但在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看来，深莞惠三地恰恰是形成了一种产业集群的关系。同构性越高，说明产业集群化发展的效果更好。 陈鸿宇也认为，虽然深莞惠都是电子信息业见长，但它内部是有分工的，并且这种分工是由市场去自发推动的，这是“积极的同构化”。 TCL集团下属的华星光电高世代模组项目，或许能够解释这种集群与分工的关系。华星光电曾创下深圳建市以来单笔投资额最大工业项目纪录，2017年在惠州设立全资子公司。记者从惠州华星光电了解到，深圳利用一条生产线做新产品和新技术验证，从产品抽检上实现品质预警，提前拦截问题，而惠州则利用规模优势，推进量产。 深圳大学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们主张城市分工，城市主体功能要有差别定位，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度的市场分工，自然就促成了合作。” 袁易明认为，在都市圈时代，深圳将强化技术创新中心、商业模式创新中心、生产性服务中心的地位，莞惠河汕则将在战略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方面形成新的优势。 这其实也给作为中心城市的深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阎镜予说，深圳的制造业溢出将会是一种长期的客观趋势，政府的资源配置也应该顺应这一趋势。但现在的关键在于，深圳要把什么引进来？ “粤港澳大湾区是代表中国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这样来看，深圳差的是什么？国际化。怎样吸引更多的国际化企业、人才来到深圳？这需要营造一种制度环境，包括通关、税收、信息管控等方面。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可能更多的不再是示范经济发展，而是示范制度改革。”阎镜予说。 交通与公共服务是关键 基于市场逻辑自发形成产业融合之后，企业或个人对于都市圈还有什么诉求和期待？ 东莞市嘉铭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阮子健平日里与深圳、惠州等地来往沟通密集，他希望将来交通更方便快捷。 “交通”也是区域经济专家们提及的高频词。深圳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深圳要实现降成本，需要“走出去”，在更大的空间内布局。首先要做的就是往周边区域“修路修桥”，形成连续的空间，让要素实现自然流动。 交通一体化的进程有望加速。《深圳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在提到做好深圳都市圈发展规划时，专门提及“强化空间规划衔接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在阮子健看来，开车的人想要改善公路，但更多的人希望把几个城市间的轨道网络铺得更好，这一点深圳都市圈需要向一些国际发达都市学习。 目前，莞惠城际、穗（莞）深城际已开通运营，深惠城际列入广东省2020年重点建设前期预备项目。据公开报道，赣深高铁正加快建设，计划2021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把深圳、东莞、惠州、河源串在一起，深莞惠将实现半小时互通。 交通之外，公共服务资源的共享与均等化是另一个影响同城化进程的因素。一位政策研究人士告诉记者，邻近深圳的一位地方领导曾向他抱怨，“来我们这里买房的人，20万人里面有一半是从深圳过来的，买完房却不在这里就业，老人孩子住过来，要我们建医院和学校。” 这位政策研究人士则回应道：“你们把医院、学校建好，10万人里有1万人被吸引在这里就业了，你的经济活动不就起来了？” 一位住在东莞、在深圳上班的年轻白领表示，她的两地通勤生活可能只是暂时的，等到要面临子女教育等问题时，可能还是要搬到大城市。 今年年初，广东省政协委员聂竹青建议，省政府可协调深圳、东莞、惠州建立区域协调机制，就临深片区合作建设大型安居社区涉及的户籍、教育、医疗等配套政策的突破进行沟通，将区域联动向纵深推进。 陈鸿宇向记者表示，只有实现了公共服务的一体化，人口才会真正自由流动。中央关于深圳先行示范区的文件提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这七个方面作为基本民生，必须要靠省级统筹。 顶层设计打破行政分割 无论是产业合作，还是公共服务一体化，都可能遇到行政壁垒的制约，而这恰恰是都市圈发展需要破解的难题。 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国第一份以“都市圈”为主题的中央文件。在构建都市圈协同发展机制方面，该指导意见提出，鼓励建立联合招商、共同开发、利税共享的产业合作发展机制；加快构建都市圈协商合作、规划协调、政策协同、社会参与等机制。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曾撰文指出，同城化发展是改革的问题，是打破区域行政封闭管理体系的最重要的制度性探索。 孙不熟认为，都市圈本质上是共同发展、开放共赢。从短期利益来讲，地方政府希望“肥水不流外人田”，但长期来看，产业走出去，很多时候是基于自身扩张的需要，有利于做大做强，最终实现了产业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共同利益最大化。 如何让不同行政区内的主政者形成共识，将这种长期的考量制度化？阎镜予说，某个产业红火了，可能各个城市都想布局，这种竞争带来的往往是狭窄的格局。有的产业并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宜，有的产业环节很长，譬如人工智能，有基础研发、应用研发、产品制造，还有销售等。对于这样一些产业规划，是不是可以有更高层面的统筹？ 包括深圳都市圈在内，广东省在统一部署和推动都市圈发展，助推地市之间建立起政策联动机制，共同搭建平台，共同规划园区等。 5月8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对外公布《广东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明确要“科学制定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都市圈发展规划”。 具体来看，要促进都市圈内中心城市与周边城乡同城化发展，率先推动统一市场建设、基础设施一体高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产业专业化分工协作、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增强都市圈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全面提高都市圈城镇化发展质量和城乡融合水平。 陈鸿宇说，广东省提出制定各个都市圈规划，是在打破行政边界、构筑跨区域联动协调机制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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