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导致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作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不追求一枝独秀，不搞你输我赢，也不会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空间，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增添动力。 为全球创造巨大消费市场。近年来，需求不足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各主要经济体需求锐减，使这一矛盾更加凸显。中国拥有14亿人口和超过4亿中等收入群体，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随着中国更加注重扩大内需，人民群众收入水平将进一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全社会投资将更加高效。这将迸发出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世界重要消费市场转变，既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将为世界各国发展创造广阔的市场空间。 为全球构筑强劲创新引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全球经济实现复苏并保持长期增长，根本途径是加快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国拥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和众多高素质人才。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随着更加注重推动科技创新，处于世界前沿的原始创新将不断涌现，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将进一步加速，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新业态将蓬勃发展。这将推动全球创新能力释放和生产力水平提升。中国更加依靠创新驱动实现内涵式增长，既是要素条件深刻变化的必然要求，也将为世界各国发展创造巨大动能。 为全球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世界各国的开放与合作是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全球经济要实现新一轮复苏，必须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中国始终是全球开放与合作的推动者。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更加深入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让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同时，中国也将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推动各国经济联动发展。中国还将继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使之更多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促进全球化向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关于大国兴衰的命题，长期存在争论，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随着中国大国崛起，产生了中美贸易摩擦等一系列连锁效应。 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文明的冲突？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老大和老二的实力竞赛？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 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迷茫期和转型期，“新战略”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是站在全球角度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的关键。 从战略的层面，当前亟需研究：1、历史上大国兴衰的一般规律，新兴大国崛起对世界政经格局的影响；2、中国成为新兴经济大国尤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进一步崛起可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3、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综合性大国的新战略选择及其前景，如何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承担相应的全球责任。 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随后必将迟早引发全球治理格局的重新洗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最为显著的事件是以中国领衔的包括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舞台上的醒目崛起，而与之相对照的则是美欧经济的相对衰落。 以中国的经济成就为例，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4%，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大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奇迹；2019年中国GDP规模达到99.1万亿元（14.4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16.4%，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超过30%；2019年中国出口达到24995亿美元，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总额13.2%（美国占比8.7%，德国占比7.9%，日本占比3.7%）；2019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3.11万亿美元，连续14年居世界第一，占全球储备比重为26.3%（第二大储备国日本1.2万亿，占全球比重10.6%）…… 目前来看，新兴国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经济大国的身份崛起，其政治影响力、军事实力相对于经济实力而言还存在很大差距。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2019年美国军费开支为7318亿美元，占全球38%，远远超过排在其后的中国2611亿美元、印度711亿美元、俄罗斯651亿美元、沙特阿拉伯619亿美元、法国501亿美元、德国493亿美元、英国487亿美元。 新兴国家所创造的经济发展成就，在世界上引发了对新兴经济大国崛起及其后果的争论，中国威胁论、金砖四国、G2、中国经济模式、北京共识、中美贸易战等引起热议。 按照历史的经验，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随后必将迟早引发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区别只是在于这种调整是以战争还是以和平的形式进行。从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争霸，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冷战，星球大战，广场协议，无不既是军事斗争的角逐，也是经济实力的较量。核时代到来以后，世界大国间相互自杀式地战争已不太可能，取而代之以“经济战”为主，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能源资源、区域组织、地缘政治等领域广泛开展角逐。 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这既是军事斗争的结果，更是经济发展竞争的结果，各国国力增长速度不同、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变革等因素均将带来世界大国间的兴衰变化。如果说21世纪全球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的话，那么这种变化首先是从经济格局开始的，而政治和军事目前还是美国一极主导的格局。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全球经济大国之间实力差距日趋缩小，美国若要继续主导全球政治格局将越来越困难。 二、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 “大国兴衰”不仅是经济现象，同时是政治现象、历史现象、生物现象、物理现象、地理现象和社会现象。 1、经济学：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把一国的经济增长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人口、技术创新、投资、制度、财产权、社会分工、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比较优势、产业政策、发展规划、财政货币政策、公共物品的供给、知识产权保护、对待冒险的态度、竞争与垄断等，并形成了重商主义、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归纳出了经济起飞、重工业赶超、进口替代、出口导向、标准发展型式、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等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有：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年；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1986年；约翰·威廉姆森，《华盛顿共识》，1989年；雷默，《北京共识》，2004年等。 2、生物学：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从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认为生物的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作用能导致生物的适应性改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国家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跟一个人一样，都存在从朝气蓬勃到衰老死亡的生命周期，导致国家衰败的内部原因包括规避风险、过度消费、创新能力下降、生产率降低、政府和公司官僚增多、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适应并抵制改革等；外部原因包括战争、过度扩张、残酷竞争等。但国家跟人不一样的是，在适当的外部刺激之后通过有效的内部反应，国家的生命可以重生。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是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年；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1995年。 3、历史学：过度对外扩张理论认为，自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从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苏联到美国等第一流强国的兴衰史表明，在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从长期看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对霸权国家而言，长期的对外扩张必将导致国力的削弱和霸权的旁落。对新兴国家而言，一个国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增减并非同步进行，大部分历史事例表明，二者存在“时滞差”。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是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987年。 4、社会学：文明先进程度是决定一国兴旺发达的关键，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的世界由八个主要文明板块构成，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它们和与自己有共同根源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有着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冷战后的冲突主要差异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而是文化差异。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有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3年。 5、地理学：地缘政治学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并形成了“大陆均势说”“心脏地带说”“边缘地带说”“陆权海权制空权”“高边疆理论”等分析世界各国地缘政治博弈的方法观点；地缘经济学认为每个国家从地缘的角度，在国际竞争中保护国家自身利益，通过经济手段或经济谋略开展国际竞争并处理国际关系。人类历史上以及当下世界主要经济强国基本处在同一纬度区域。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弗里德里希·拉采尔，《政治地理学》；鲁道夫·契伦，《作为有机体的国家》，1916年；阿尔弗莱德·马汉，《海权对世界的影响：1660-1783》，1890年；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年；吉利奥·杜黑，《制空权》，1921年；基辛格，《大外交》；布热津斯基，《大棋局》，1997年。 6、政治学：政治科学试图研究促进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安排，这涉及到一系列问题：谁得到什么？谁有支配权力？权力如何配置？谁来监督？等等。 三、中国经验：中国做对了什么？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世界上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后果的争论。 当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看法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观点在国际上比较流行，认为中国是出口依赖型模式，通过实行重商主义的战略，维持低汇率，低估能源、土地和劳动力成本，高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把产能过剩向全球输出，形成了较严重的内外部失衡，导致世界经济失衡加剧。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要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必须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并敦促人民币尽快升值。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是内需为主的增长模式，每一阶段经济增长引擎的切换都是沿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路径展开的，80年代的轻纺，90年代的家电，2000年以来的汽车地产，每次主导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浪潮都是在居民从“衣食”到“耐用品”再到“住行”的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下实现的。 我们认为，中国作为大国开放型经济体，从动力结构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双轮驱动的基本特征。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由内需驱动为主向内外需“双轮驱动”过渡，由国际竞争力带来的外需和由居民消费升级带来的内需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力量，而且两股力量都很强劲。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大量熟练的制造业工人和技术人员，有效的汇改和入世等政策措施，使得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产品走向世界，经济的外向型程度快速提高。同时，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广阔市场，中国的城市化率为60.6%（2019年末），处在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农民工市民化愿望迫切，城市居民消费升级加快，中国经济的内在需求旺盛。从过去20年的历史看，内需和外需这两股力量轮番交替共同驱动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既不是过度依赖外需的小国出口导向型模式，也不是完全以内需为主的大国封闭经济体模式，而是典型的大国开放型经济体。 更深层次地，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成就取决于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比如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设立经济特区、94年分税制改革、98年房改、2001年加入世贸、2015年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充分释放了农民、地方政府、民企经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等创造财富的活力。 四、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趋势及后果 1、过去100年来的基本事实： 1900年以来，世界经济的重心先是从大西洋的东岸转移到大西洋的西岸，再从环大西洋地区转移到环太平洋地区，现在正从太平洋的东岸转移到太平洋的西岸。 2、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的基本原因： 一国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具备“生产性”，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这就使得霸权国家有了生命周期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 经济霸权国最初作为最先进的工业品制造者，然后逐步把产业以资本输出的方式转移到后发国家中，自己越来越成为依赖金融服务业的食利者（2008年美国房地产金融部门引发的次贷危机、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2012年银行业危机）；这个过程从经济上看是有利可图的，但是从安全和政治上看却会导致霸权基础相对衰落，其间的背离达到不可持续的地步必将导致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调整。 历史上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首先是具有“生产性”部分的全球生产制造中心的转移，从而使新兴国家具备了进行后发追赶的模仿学习条件、大规模技术创新的产业基础、组织全球生产的能力以及调动全球资源的实力，进而提升了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与软实力。 过去100年来，美国和欧洲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从“生产性”向“非生产性”的蜕变。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由来已久，是生产性下降、制造业萎缩、产业空心化、地区经济竞争力下降、高福利模式弊端（欧）、过度消费（美）等弊病长期侵蚀的结果，是昔日全球霸主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的生动写照。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原因，正是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释放了内部活力，扩大了外部发展空间，很好地承接了全球“生产中心”的转移。新兴国家的崛起和美欧老牌发达国家的衰落，正应了中国的古训，所谓 “成于勤俭，败于奢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3、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带来的政治、军事后果： 霸权国家日益衰落的经济实力与仍然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并存，新兴国家充满活力的经济实力与仍然幼稚的政治军事实力并存。 21世纪全球争霸出现新手段：经济战争，货币战争，地缘战争，软实力，巧实力。 4、2020-2050年世界经济重心演变的几种可能情景： 当前需要战略性地对世界主要经济大国未来30年的经济发展进行预测，描绘出到2050年世界经济的地缘格局。 广场协议签订前，日本GDP占美比重接近40%；中国当前GDP占美比约67%。按照6%左右的GDP增速再增长十年左右，即大约在2027年前后，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五、中国经济大国崛起的挑战与未来 1、历史经验：世界新兴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成败借鉴 历史上几次世界性经济大国崛起对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足够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自世界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霸权的争夺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锦标赛。 世界新兴经济大国与世界经济霸权国的三种关系模式：竞争对抗、合作追随、韬晦孤立。 世界新兴经济大国与世界其他新兴经济大国的关系模式。 2、机遇与挑战：中国能否持续进行经济崛起？ 未来面临的主要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未来中国经济大国持续崛起面临日益复杂的地缘关系。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挑战：能源安全、新的国际地位、新的全球责任等。中国如何适应新的经济大国角色和全球规则，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世界性难题？未来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到哪里去寻找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能源资源？如何从要素驱动迈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部制度障碍，持续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如何克服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实现“机会公平、过程参与、成果共享”的和谐社会？如何促进社会阶层流动，让每个人都追求“中国梦”？ 3、“新战略”：中国如何从经济大国走向综合性大国？ 1）中国最大的外交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本质是新兴崛起大国与在位霸权国家的关系模式问题：韬晦孤立、竞争对抗还是合作追随？从过去几百年新兴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当前所面临的贸易战、经济战、资源战、金融战等都是无法避免、必须面对的，需要卓越伟大的领导人、凝聚人心的梦想愿景、高超的战略智慧、纵横捭阖的外交布局、坚决灵活的执行力以及全方位的人才。 2）制定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353战略，三大战略定力、五大改革、三大抓手）。改革开放40年，一方面中国在经济规模上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在人均GDP、基础技术、软实力等方面还有很多差距，中国正处于战略转型期和战略迷茫期。中国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即面对未来几十年政治经济形势演化趋势，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战略定位，类似当年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的孤立主义，中国的韬光养晦。 3）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太大、美元特里芬难题等。80年代美国成功遏制日本崛起，不是因为日美贸易战，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的成功。 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高质量发展、扩大开放、国企改革、创新活力、企业家信心、减税降费等问题。 只要做好改革开放，只要勤修内政，历史是有规律的，凡是不断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断学习进步的国家，就会不断强大。凡是固步自封、阻碍时代潮流的国家，不管多强大，都必将走向衰败。 4）清醒冷静客观认识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继续坚持三大战略定力。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中美贸易摩擦是最好的清醒剂，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等领域跟美国的巨大差距。因此，我们应继续坚持三大战略：必须继续保持谦虚学习，必须继续保持韬光养晦，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从这个意义上，此次中美贸易战未必是坏事，转危为机，化压力为动力。 5）推动五大改革，从国际新三角分工中突围：在当前国际分工格局中形成的新三角关系（以美国为金融和科技创新中心，日德为高端制造业中心、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为中低端制造业中心），中国如何实现从“外围”走向“中心”，从制造业中心走向创新中心和金融中心，从追赶走向局部领域领跑？ 展望未来，为迈向高质量发展，从国际新三角分工中突围，五大改革亟待突破：通过地方试点方式，调动地方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国企改革；大力度、大规模地放活服务业；大规模地降低微观主体的成本；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6）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增速换挡、人口老龄化等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中国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和更大力度推动改革开放，具体以三大抓手为突破口，构建实施“双循环”战略。 一是大力推进“新基建”，短期有助于扩大有效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增加有效供给，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培育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推动改革创新，改善民生福利。 二是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地随人走，人地挂钩；优化城镇用地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配置，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和利益分享机制。 三是建议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考虑到当前各界对是否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争议较大，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可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先放开三孩既符合民意、给予家庭更大的生育自主权，也可缓解保守派对全面放开生育导致人口暴增的担心，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 7）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世界美好未来。未来中国成为综合性大国需要加大改革开放、勤修内政、增强实力，这是根本。同时，中国如何从全球视野出发构建自身发展的战略体系，中国如何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去，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承担相应的全球责任。推动经济全球化，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世界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 3、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987年。 4、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1995年。 5、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年； 6、弗里德里希·拉采尔，《政治地理学》； 7、鲁道夫·契伦，《作为有机体的国家》，1916年； 8、阿尔弗莱德·马汉，《海权对世界的影响：1660-1783》，1890年； 9、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年； 10、吉利奥·杜黑，《制空权》，1921年； 11、基辛格，《大外交》。 12、布热津斯基，《大棋局》，1997年。 13、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3年。 14、约翰·威廉姆森，《华盛顿共识》，1989年。 15、雷默，《北京共识》，2004年。 16、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第八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17、罗斯金，《政治科学（第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18、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年。 19、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4。 20、H．线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9。 21、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1985。 22、刘易斯，《增长与波动》， 华夏出版社，1987。 23、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4、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疫情终将过去，人类也将逐渐被治愈，但是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将陷入长期的“病态”之中。” 在2021年年初疫情强势反弹之下，全球企业债务、政府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均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全球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也在上升。 2020年3月，新冠疫情开始在欧美蔓延，全球金融市场一度动荡，美股发生多次熔断。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此次冲击的性质是经济危机，而非金融危机。 较多提到的原因是，当时家庭、企业部门的杠杆率都处于比较健康的状态（尤其是美国），金融市场只是受到信心和疫情的暂时性冲击，这和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 而且，各国政府都从过去的危机中汲取了经验和教训，在疫情冲击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采取了极其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包括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德国政府，其刺激力度之大也是前所未有。因此，疫情冲击不会导致全球金融危机。 事实证明这种判断是正确的。虽然疫情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金融恐慌情绪很快消散，随后资产价格出现反弹，甚至很多大类资产价格都超越了疫情之前的顶点。 此后，尽管疫情出现反弹，也没有改变金融市场的乐观情绪。在充裕的流动性支撑下，资本市场的盛宴似乎也是兴致正浓。 时间转眼到了2021年年初，如果再使用2020年年初的论据来否定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显然已经不太适宜。 与2020年3到4月相比，疫情不但在全世界更大范围、以更快的速度在蔓延，而且家庭、企业、金融机构、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程度，也都大不如一年之前，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病情”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修复。全球金融风险至少不会像2020年3月那时看起来那样遥远。 01 疫情仍然是最大的不确定性 目前，全球50多个经济体已出现英国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20个经济体出现了南非发现的变异病毒。日本在2021年1月上旬还向世卫组织报告了一种来自巴西的新型变异病毒。病毒变异后的传播速度加快，从全球范围来看，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仍在屡创新高。 2021年1月上旬，全球当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一度达到近86万人、日死亡病例数最高时接近1.7万人，分别是2020年4月局部峰值的10.6倍和2.4倍。 2021年1月13日，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表示，此前一周全球新增病例近500万例；考虑到病毒传播的动态趋势，疫情形势可能会比2020年更加严峻。目前，英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均实施了不同程度的紧急状态和封锁措施，并且持续时间还可能有所延长。 另一方面，世界多国已开始接种新冠疫苗，但是疫苗的普及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发达国家民众对疫苗存在信任问题，贫穷国家疫苗资源有限，疫苗在生产、运输、成本等环节面临问题。 2020年12月17日至12月20日，易普索（Ipsos）与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合作对15个经济体的1.35万名成年人进行了一项民调。 结果发现，中国、韩国等7国的接种意愿比例高于70%，符合群体免疫的要求，其中中国的比例最高，达到了80%。美国的比例为69%，勉强达到群体免疫70%的接种率要求；而其他国家的接种意愿普遍较低：德国65%、意大利62%、西班牙62%、日本60%、南非53%、俄罗斯43%、法国40%。 不愿意接种疫苗的原因很多，部分人是因为担心副作用，也有相当多的人和拒绝戴口罩的人群重叠。总体而言，欧洲国家、尤其是南欧国家疫情较为严重，并且民调显示，其接种意愿也较低。 在此背景下，2021年年初，欧洲经济较大概率会出现双底衰退；后续情况则取决于疫苗的普及、推广进度。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进入民调的视线范围，实际上其疫苗资源更为有限，经济承受力也更为脆弱，例如拉美、非洲以及南亚国家，等等。 02 全球企业、银行和政府“负重”前行 受到疫情这个最大不确定性的影响，近期世界银行对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了0.2个百分点至4%。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合组织（OECD）也都下调了对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其中，OECD甚至较大幅度调降了全球增速预期0.8个百分点。 如果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成为现实，则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2019年疫情之前的水平，这对于家庭、企业、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都将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使这些部门的债务问题更加突出。 特别是在2021年年初疫情强势反弹之下，全球企业债务、政府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标普评级在2020年11月中旬的《全球银行业2021年展望》中指出，2020年以来企业杠杆率处于持续飙升之中，而2021年，企业违约率还可能进一步上升，这将给银行带来重大风险。 该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升至103%，比2019年提高14个百分点。标普的另一份报告则预计，美国企业债违约率将从2020年9月的6.3%升至2021年6月的12.5%，欧洲将从4.3%升至8.5%。 2020年以来，在各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有力支持下，银行通过各种方式为居民和企业提供喘息的机会，比如停止计息、对贷款提供宽限期，等等。 如果是短期冲击，这种支持政策的后遗症比较容易消化，但是本轮疫情持续时间较长、范围也遍布全球，有的国家疫情将持续一年、有的国家疫情持续时间很可能将超过两年。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很多国家而言，不良贷款只是被延后、被低估了，最终还是会充分暴露。而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或者国家财政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对于一些脆弱国家而言，这方面的压力更是十分巨大。 另外，标普评级还预计，2020年全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升至97%，比2019年上升15个百分点。根据Trading Economics在2020年12月发布的数据，2020年，全球主权信用评级的降级数量在2020年创下了1980年有数据以来的历史新高，其中最严重的一个月，就有约14%的国家，主权信用遭到降级。 疫情终将过去，人类也将逐渐被治愈，但是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将陷入长期的“病态”之中。 03 疫苗资源分配失衡带来局部金融风险 一般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将在2021年年中大范围普及疫苗，其经济也将在2021年下半年开始恢复正常。IMF近期的报告也支持这种判断。这虽然在总体上给全球经济增加了确定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局部范围的不确定性。 可以设想，2021年年中之后，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普及了疫苗，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疫苗资源相对受限，全球经济复苏将在有疫苗国家、无疫苗国家之间呈现双轨复苏，直到更晚的2022年年末，才有可能实现疫苗的全面普及。 在此期间的一年多时间，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的恢复将滞后，企业经营情况、政府债务等，将继续保持不容乐观的态势。 从美国方面来看，2021年1月6日大选最终结果显示，拜登执政的民主党政府同时掌控了参众两院，预计其推出强力的财政刺激计划将较为顺利。 受此影响，美国国债收益率已经出现了显著上升。同时，美国是疫苗的主要生产国，美国经济在2021年的恢复可望表现出相对强势。 2021年1月以来，高盛也已经两次调升美国全年的增长预期。美债收益率上升、美国疫苗率先普及、美国经济恢复相对领先，这些因素都将支撑美元指数走强，并且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汇率、资本流动方向产生压力。 总体上，在失衡的、不同步的疫苗推广过程中，如果发达国家率先走出疫情出现经济复苏，特别是美国经济恢复较为顺利，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则仍然处于疫情的困扰之中的话，则这些发展中国家将面临进一步的资本外逃、货币贬值的风险。 而美元指数的相对强势，对于以美元负债为主的疫情严重的国家而言，将可能是沉重的一击。尤其是那些依赖于国际旅游业、侨汇收入，或是重债低收入的国家，其金融风险更值得重点关注。 另外，即使在发达经济体范围内，南欧国家的疫苗接种意愿也明显偏低，且南欧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欧元区和欧盟的救助机制效率也受限于其多边治理机制。因此，南欧国家的局部金融风险也值得关注。 2021年1月中旬，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在世界报业辛迪加撰文警告，金融危机并不总是伴随着雷曼兄弟倒掉这样的巨大冲击，也可能是现在这样一个悄无声息的过程，并且会进一步损害到未来的全球增长潜力。 事实上，如果回顾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可以发现，虽然其全面爆发是在2008年9月的雷曼时刻，但是2007年年初已经有贝尔斯登、新世纪基金公司的倒闭作为开端。而这一过程中，包括从对基础资产的腐蚀开始到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崩溃，次贷危机悄无声息地酝酿了一年半时间。 而从现在回顾过去的一年，全球疫情同样也在侵蚀、消耗着经济基础。如果2021年疫苗的接种情况不及预期，而疫情的破坏和持续时间超出预期，则部分国家金融市场的基础资产有可能继续恶化，并引发局部危机，进而影响到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只不过，疫情将导致的金融危机，是莱因哈特所描述的那种“悄无声息”，还是表现为惊心动魄，则取决于疫情持续的范围和时间。 2021年，最大的不确定性仍然是疫情本身。 本文源于《中国外汇》2021年第3-4期合刊
证券时报网讯，东吴证券指出，缅甸是全球稀土产区之一。缅甸是近三年中国离子型稀土资源最大进口源。缅甸政局动荡，中重稀土潜在受影响最大。全球稀土供需格局将持续紧张。持续看好稀土行业，建议关注盛和资源（600392）、北方稀土（600111）、五矿稀土（000831）。
1 全球货币政策：一个地球，两个世界，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 全球货币政策无法协调，和国际公共产品无人提供一样，陷入了典型的金德尔伯格陷阱。欧美日启动经济黔驴技穷，只能无底线宽松，中国为抑制资产泡沫，只能收紧流动性，出现了各国以邻为壑的特征。 1、欧美日践行MMT理论，无底线宽松根本停不下来 当前欧美日等主要经济体实行无上限宽松，践行所谓的MMT（现代货币理论），似乎货币之水天上来，结果资产泡沫也随之而来。但由于海外疫情并未得到有效控制，疫苗接种进展不及预期，经济活动和就业远未恢复到正常水平，所以无上限宽松根本停不下来，目前并没有看到全球流动性拐点的迹象，近期主要国家央行新年的首次议息会议都透漏出宽松的信号。 欧洲央行：还有进一步宽松的可能，可以继续下调负利率，增加购债规模。虽然市场预期负利率已经没有太大的下调空间了，但拉加德却表示，只要有需要，欧洲央行“准备调整所有工具，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预计除了进一步降息，还有扩大资产购买规模等，从中可以看出欧央行实行无上限宽松的决心。主要原因是欧洲经济还很脆弱，德国已将2021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4.4%下调至3%，再加上欧元汇率相对走强，加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只能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对冲。 美联储：整体偏鸽，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不会过早缩减QE，提高对短期通胀的容忍度，但也暗示了经济复苏在放缓。美联储召开了拜登上台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维持当前的货币宽松政策不变，继续当前购债计划，并承诺如有必要，会进一步加大资产购买力度，货币宽松主基调不变，无视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风险。主要是疫苗接种进度远不及预期，疫情还很严重，对于经济复苏的担忧依旧存在，如果疫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再次探底的风险仍值得警惕。 日本央行：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不变。日本央行将2020财年的经济增速预期从-5.5%下调至-5.6%，表明疫情对经济冲击依旧存在，这对本就增长乏力的日本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经济形势严峻，复苏前景不明。为助力经济增长和维持金融市场稳定，日本央行选择继续负利率，并持续QE购买长期国债。 2、中国信奉凯恩斯主义，流动性拐点渐近的信号越来越明显 反观中国的货币政策相对谨慎克制，自从去年二季度经济触底回升后，5月以来就暂停降准和LPR降息，货币逐渐回归常态化。特别是今年随着经济进一步恢复，通胀预期抬头，货币政策会边际收紧，这一点早已成为共识，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给货币政策定好基调了，维持紧平衡。虽然是不转急弯，不会骤然转向，易纲行长也声明货币宽松不会过早退出，但要特别警惕临界点，不要抱有过高的宽松预期。近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提示资产泡沫风险，暗示货币政策适度转向，流动性拐点已经越来越近，以下三大信号值得关注。 一是社融和M2增速开始回落，信用扩张明显放缓。12个月滚动社融增速9月就已经见顶，存量社融增速11月开始回落，M2增速12月大幅下行。整体来看，12月金融数据明显不及市场预期，虽然实体融资较为强劲，但考虑到三道红线和房贷集中管理后地产融资收紧、资管新规过渡期临近非标规模压降等因素，宽信用已经接近尾声。 二是逆回购地量操作，推动短端利率快速走高。月底年初市场预期流动性相对宽松，央行却连续三天20亿元地量逆回购，为近十年最低水平，本周就净回笼资金2300亿，资金面突然收紧，导致资金价格快速攀升，隔夜Shibor月初还不到1%，一度罕见触及9%，现为3.282%，国债逆回购GC001最高为9.99%，创下两年来新高，资金面十分紧张。虽然短期资金面压力会有所缓解，但对宽松的预期不可过度乐观。 三是上调房贷利率，相当于结构性加息。为了配合地产调控，避免核心城市楼市过热，不少一线城市银行暂缓按揭贷款，严控购房贷款。广州四大行和股份行更是率先上调房贷利率，在LPR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加点数，实现结构性加息。其实原因也很简单，沪深调控升级，北京调控本就严格，为防止热钱涌入，成为货币蓄水池，广州不得已加大信贷调控力度，这也向市场传递出流动性变化的信号。 3、全球央行“以邻为壑”，货币政策无法协调，出现了平行世界 对比发现，欧美日和中国的货币政策取向不太相同。美国新政府上台后，总统拜登、财长耶伦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都是宽松的拥趸者，一拍即合，一致选择了宽松刺激。不仅不会退出QE，还会进一步增加财政赤字规模，继续开动印钞机，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刺激经济。具体原因也不用赘言，疫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内部矛盾突出、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等等。自然会选择暂时回避资产泡沫、债务负担等问题，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也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权，可以向全球征收铸币税，并向全球转移问题，当然这也会消耗美元信用。 中国选择这个时候适度收缩流动性的意图也很明确，避免杠杆快速上行加大金融风险、配合核心城市房地产调控、抑制资产泡沫、严防空转套利等一系列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基本面向好，要素市场化改革和需求侧改革还会进一步释放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有底气也有韧性。当然中国的货币也不是快速转向，大方向还是宽松，预计2021年M2增速在8%-9%左右，单看数据其实并不低，只是相比2020年边际在收紧，也不可能快速转向，所以短期也无需过度悲观。 中美货币政策取向不同，主要是两者发展阶段不同、主次矛盾不一，所以后续我们会看到欧美日践行MMT继续大水漫灌，中国坚持凯恩斯主义注重流动性调节，一个地球，两个世界，平行世界越来越明显。这是个未知领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不确定性和波动性进一步加剧。 2 全球资产走势：不同的选择，同样的结局，警惕预期差和时间差 虽然欧美日的MMT已经脱离了传统金融学理论，但资产的底层逻辑并没有发生变化，还是由基本面和货币政策共同决定的。2020年史无前例的货币大宽松具有绝对主导地位，主要是全球严重衰退，宽松预期基本被打满了。随着全球宽松预期的不断强化，资产价格疯狂上涨，迎来了史诗级的资产泡沫。2021年货币宽松和资产泡沫还在博弈，一旦预期差和时间差出现，调整也会随之而来。 1、政策宽松的边界和资产泡沫化的极限还在博弈，警惕临界点 目前来看，无论是楼市还是股市，估值都已处于历史相对高位，波动会明显加大。流动性仍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核动力印钞机制造的货币洪水是指数级别增长的，而基本面好转属于宏观低速问题，是代数级别的变化，适用于经典的牛顿力学定律，一旦两者出现较大程度的偏离，存在预期差和时间差，就很容易造成市场巨震，甚至可能直接刺破泡沫，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想的连锁反应。 2、美股：宽松在预期之中，但基本面跟不上，警惕潜在的风险触发因素 虽然周三议息会议上美联储态度偏鸽，维持量化宽松，但这是在投资者预期之内的，所以对市场正向作用不大。反倒是鲍威尔透漏出当前疫情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经济复苏在放缓，就引发了市场巨大的担忧，VIX恐慌指数飙升60%，创下近3个月新高，避险情绪升温，美元指数上行，与此相对的是美股高位回调，纳斯达克指数跌幅一度超过3%。 确实美联储也别无他法，只能继续量化宽松来维持资产泡沫，这样金融市场对于宽松会越来越依赖，反应也会越来越钝化，泡沫越来越大。但是这样的市场极其脆弱，一旦出现偶发的风险触发事件，都不用是黑天鹅事件，就会造成巨大的冲击，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近期散户逼空机构的投机行为就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市场波动明显加剧，引发对投机的担忧。其实这些疯狂现象无疑是美联储大放水导致的流动性泛滥的一个映射。更深层次原因是宽松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加剧社会矛盾。美国散户逼空机构，掀翻了现行的市场规则，表达了对现行社会规则的不满，反映规则和体系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这不会只是一个开头，背后的问题值得深思。散户暴动，可能是决口的开始。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3、A股：流动性拐点渐近，高估值会首当其冲，风格快速切换 前端时间，由于跨年流动性宽松和拜登刚上台无暇顾及中国，股市迎来了短暂的蜜月期，沪深300、创业板指等核心指数均创下新高。现在A股正处于牛市后期，估值处于相对高位，会对流动性更加敏感，警惕预期差。 本周市场连续调整，几乎全线暴跌，其实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获利盘兑现、业绩预告不及预期等因素影响外，最主要的肯定是央行净回笼资金使得流动性突然紧张，流动性趋紧预期升温。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货币政策远未转向，央行更像是在测试市场，连续调整后又开始释放流动性呵护市场，春节前无需过度悲观，但波动和分化还会继续，业绩改善明显的顺周期低估值板块会相对安全，而缺乏业绩支撑的高估值科技成长板块则有回调风险，市场风格快速切换。 真正的考验期很有可能是在一季度末和二季度初，一旦经济复苏超预期，甚至出现过热的苗头，通胀抬头倒逼宽松加速退出，股市本就有调整的隐忧。正好那时年报和一季报公布，缺乏业绩支撑的高估值个股极有可能出现戴维斯双杀，很容易引发市场巨震，要有心理准备，提前做好应对策略。但也要注意的是，一致性预期往往不太准，因为有人会提前抢跑。所以，虽然2021年A股还有结构性行情，但对于普通投资者，第一要务就是要降低投资收益预期。 3 寻找诺亚方舟：中国是全球资产高地，核心资产是洪水防护堤 尽管中国不希望再重蹈大水漫灌的覆辙，但一个世界，两个地球，全球货币政策缺乏协调，各自为战，中国也无法阻止外部世界的洪水滔天。财富保卫战已经打响，从理性投资者的角度说，泡沫来了，要保证身在其中，拥抱核心资产，享受泡沫的狂欢。但也要赶在泡沫破裂之前尽早走，否则即使是核心资产，短期也会有大堤决口的风险。 1、中国是全球资产高地，未来十年资产市场繁荣可期 从宏观形势看，中国疫情防控得力，经济复苏全球领先。双循环新格局确立后，对外扩大开放，对内深化改革，坚守实体发展的定力，激发科技创新的潜力，有条件也有能力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惊险跳跃，未来前景可期。 从金融政策看，中国宽松相对克制，具有不断扩大的利差优势。欧美日继续无上限宽松，负利率是大势所趋。中国货币政策维持谨慎克制，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仍然比较高，利差不断扩大。全球市场的金融环境进一步质变，对境外投资者吸引力加大。 从汇率走势看，人民币汇率有基本面支撑，长期仍有升值空间。由于美国财政刺激力度加大，财政贸易双赤字还会继续，美元价格中枢是下移的。与此相对的是，中国经济基本面相对坚挺，占全球经济比重提升，金融开放力度也在逐步加大，长期人民币有升值潜力。 宏观增长有前景，金融稳定有保障，汇率升值有潜力，全球投资者也看到了这些趋势，竞相追逐中国资产。中国成为全球资产高地，未来十年资产市场繁荣值得期待。 2、核心资产是洪水防护堤，短期也会有决口风险 中国是全球资产高地，核心资产就是洪水防护堤。所谓核心资产，主要有三大类：头部股票、核心房产、黄金。通常情况下，头部股票和核心房产是可以跑赢通胀，获得超额收益的，黄金主要是保值和避险属性。 核心资产好比防护堤，这在中美市场都适用，2020年头部股票和核心城市房产都有不错的涨幅，是抵御货币洪水的有力武器，这也是前段时间机构资金抱团的主要推动力。 但当货币洪水一波又一波袭来时，大堤也有决口风险，即使是核心资产。近期是A股年报业绩预告季，七成公司预喜，很多头部公司业绩表现也很不错，却出现了明显的调整。看起来似乎有些匪夷所思，其实逻辑也很简单，不是公司不好，而是估值过高，对业绩有更高的要求，存在了所谓的“预期差”，从而出现了短期的决口。 长远来看，这也并非坏事，基本面向好、有较深护城河的核心资产能够自我加固，逐渐消化高估值，构筑安全边际，未来才能更坚强地抵挡货币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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