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近期发布报告《建议先放开三胎：中国人口报告2020》，全网5.7亿阅读。2020年10月的2万人生育调查结果显示，60%的人支持放开三孩，24%反对，16%中立。一些网友反对放开的理由在于养不起，但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提法淡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是最新提法。未来我国生育政策面临重大变化。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 2021年1月20日全国人大要求各地清理各地不合时宜计生法规，停止执行过严处罚处分。这可理解为对放开生育的默许，从默许到明示，未来或已不远。 2月18日，国家卫健委《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839号建议的答复》称，代表在建议中提出“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对我委工作很有参考价值。 “您在建议中提出‘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对我委工作很有参考价值。我委认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组织专家进行研究，深入研判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对当地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稳定、资源环境战略、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影响；做好政策调整后人口变动测算；研究实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需要配套出台的文件；评估政策变动的社会风险等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东北地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当前中国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出生人口趋势性下滑，老龄化加速到来，人口峰值临近，人口危机渐行渐近。我们先后发布《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老龄化少子化加快——中国人口报告》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018年3月、2019年1月、2019年12月、2020年10月我们四次在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微博发起调查，共20.5万人参与生育意愿投票。但调查结果不容乐观，在假设未来全面放开生育背景下，意愿总和生育率在1.30-1.75之间，大致相当于1.0-1.4的实际生育水平。 70后因为错过最佳生育年龄想生不能生，80后90后作为生育主力，面临着赡养4位老人的压力，在生育问题上因经济成本（教育、医疗等）、时间精力成本等想生不敢生。 近年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引发人口大讨论，“十四五”时期生育政策调整事关重大，也关系每个家庭。由于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我们建议，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尽快让生育权回归家庭，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实现生得起、养得起。 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 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 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 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考虑到短期内社会各界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仍存较大争议，建议在“十四五”时期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这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但必须强调的是，如果能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就应果断执行、不再拖延。 1、出生人口大幅下滑，人口危机渐行渐近 2020年出生人口或大幅下滑超200万，持续创1949年以来新低。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当年出生人口攀升至1786万，2017、2018年分别降至1723万、1523万，2019年再下降58万至1465万，全面二孩政策效应持续消退。除1960-1961年受自然灾害影响导致出生人口分别为1381万、1187万外，2018、2019年出生人口持续创1949年以来新低。2020年出生人口数据数据待2021年4月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公布，但公安部数据显示2020年新生儿登记数仅1003.5万，较2019年大幅下降约15%。2019年公安部新生儿登记数为当年统计局出生人口的80.5%，按此比例反推2020年出生人口或较2019年下降超200万。 随着主力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生育堆积效应彻底消退以及城市化推进、受教育程度提高等，预计2028年出生人口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1987-1992年出生人口从峰值2529万大幅降至1875万，导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2013年达到高点1.73亿后迅速下降。主力育龄妇女规模持续缩减是出生人口持续下滑的重要原因，出生人口1992年后下降趋缓，带动主力育龄妇女和出生人口也将在2028年前后下降趋缓。未来十年左右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减少约30%、25-30岁最佳生育年龄妇女将减少超过40%，加上晚婚晚育、不孕不育、单身丁克等情况，预计到2028年出生人口或降至不到1100万，2029-2036年有所企稳，2037年后再持续下滑至2050年的约800多万。 从全球看，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速度前所未有，2019年仅为1.5左右，全面二孩效应彻底消失后还将进一步下滑。总和生育率指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但官方数据一度存在对低龄人口的漏登导致低估总和生育率，我们基于教育部门的小学生入学数据和漏报率修正了近年总和生育率。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9年的1.5左右。当前二孩出生占比仍高于一孩，这意味着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彻底消退，总和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降。而根据联合国估计，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不仅远低于2.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接近1.7的发达国家水平；1950-2015年美国总和生育率从3.3降至1.9，日本从3.0降至1.4，印度从5.9降至2.4，均远小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6到1.6的降幅。 人口负增长临近，远期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015-210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联合国对中国人口规模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无变动方案和固定生育率方案对未来总和生育率假设均为1.60，分别将于2023、2026年达到14.2亿、14.3亿人的峰值。根据我们预测，按照总和生育率1.4左右的发展趋势，中国人口将在2022年前后见顶，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人口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4年减少仅9%，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2%，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5%，即降至约7.5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5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负担日益加重，2019-2050年中国老人比重将从12%快速升至近30%。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197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3岁快速升至37.0岁，预计2050年将达50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6、46.3、26.7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0、46.6、53.2、37.5岁。从65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1970-199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年占比达12.6%，预计中国将用约21年、即于2022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1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29.5%、2060年达35.2%，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8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近1.7亿，预计2050将近3.8亿，届时每3.4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首次将应对老龄化提升为中长期国家战略。 2、调查结果：鼓励二孩和全面放开下生育意愿仍不乐观，不生孩子比例超预期 从调查结果看，即使鼓励二孩乃至全面放开生育，生育意愿也不容乐观。2018年3月、2019年1月、2019年12月、2020年10月我们曾先后发起四次生育意愿调查，样本总计达20.5万，但分别只有33.9%、37.1%、30.5%、33.5%的人愿意生育二孩，只有23.0%、22.6%、11.3%、14.5%的人愿意生育3个及以上孩子。更需注意的是，四次调查中有约15%-30%的人选择一个不生，其中包括部分人的真实选择，但应该也反映了不少年轻人对生育压力和生育成本的恐惧。总的来说，即使在完全放开生育下，简单基于四次调查计算的意愿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3、1.75、1.30、1.44，生育意愿非常不容乐观。根据2020年10月调查，有60%的人支持放开三孩，16%的人中立，24%的人反对。 从现实看，不生孩子的情况主要包括单身主义、不孕不育、同性恋、丁克家庭等。在婚姻方面，2013-2019年中国结婚对数从1346.9万对持续降至927.3万对、降幅31.2%，离婚对数从350.0万对升至470.1万对、增幅34.3%，离结比（离婚对数/结婚对数）从26.0%升至50.7%。“婚都不结了，怎么生孩子”。在生育障碍方面，当前中国已婚夫妇不孕不育发生率高达12.5%-15%，规模约4000万-5000万，大部分在于后天原因，比如环境污染、过度熬夜、工作压力、不良习惯等；虽然不孕不育可通过药物治疗、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得到部分解决，但随着晚婚形成的高龄不孕不育仍难以治疗。选择丁克的家庭占比也较大，上海市妇联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丁克家庭已经占到上海家庭总数的12.4%；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性别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户籍家庭中占比约为10%左右，且呈趋势上升。 3、70后想生不能生，80后90后想生不敢生 女性的生育期一般在15-49岁，最佳生育年龄一般在23-30岁，最好不超过35岁。70后已具备一定物质基础，生育二孩意愿强烈，但女性、男性均已错过最佳生育年龄，成功妊娠并生育的可能性较小。80后90后作为当生育主力，面临赡养4个老人的压力，在生育问题上因经济成本（教育、房价、医疗等）、时间精力成本等想生不敢生。 从现实看，教育、时间精力、住房是限制生育的三大因素。根据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平台的3.3万人调查，教育是影响生育行为的第一大因素，有71.6%的人选择。教育的问题一方面是费用高，比如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家庭被迫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根据教育部数据，由于公立幼儿园数量大幅缩减，1997-2018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3%。另一方面是费心，比如孩子上学放学时间造成的接送问题、辅导功课问题，部分学校把“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等。 第二大因素是时间精力问题，有66.7%的人选择，包括没人带孩子、担心影响工作等。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90-2018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73.2%降至61.3%，下降11.9个百分点，虽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但与男性女劳动参与率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6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表明职场性别歧视加大，使得女性越来越不愿生育。 第三大因素是住房，有66.4%的人选择。随着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19年居民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约30%增至102.4%。此外，还有53.1%的人选择医疗费用高，37.6%有选择养老负担重。 综合权衡下，生二孩让不少80后90后家庭望而却步。从政府的角度，进一步提升相关民生开支比重可以降低家庭生育成本。不可否认，近十年来中国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支出比重明显上升，合计占比从2007年的29.2%增至2019年的33.9%，其中2019年教育、医疗、社保支出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分别为14.6%、7.0%、12.3%。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尽管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存在差异，相关民生支出比重提升空间依然较大。以美国为例，2018年美国政府在教育、医疗和收入保障方面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4.6%、23.8%、22.8%，合计6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也需要从增长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更加注重民生。 3、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建议先放开三孩 近年关于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的中国第三轮人口大论战十分激烈，有的建议谨慎调整生育政策，有的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生育政策调整事关国运。2019年11月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较之前的“完善生育政策”有所改进，但仍限于“全面二孩”政策框架。我们建议，让生育权回归家庭，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考虑到当前各界对是否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争议较大，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可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之前实行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生育效果均不及预期，并大幅低于反对放开生育派的预测数据。因此，可以确定无疑的是，放开三孩必然效果甚微。但这样建议的考虑有两个：一是进一步解除保守派对人口暴增的担心，让全面放开生育尽快落地，从而让生育权尽快彻底回归家庭；二是让保守派更清楚认识到当前严峻人口形势，从而为鼓励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做下铺垫。这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一些人担心农村地区出生人口会大幅反弹，但根据全国1‰人口变动抽样调查，2018年全国城市、镇、乡村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31、1.54、1.69，这意味着对农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1）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 2）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全面放开，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3）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又一束光照进了东北。 日前，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消息，就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称“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很有参考价值，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进而提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消息一出，市场振奋。在全国生育率连创新低的大背景下，不少人认为东北即将打响全面放开生育的第一枪，人口政策也将迎来近40年来的最大变局，就连A股中的二胎概念股都纷纷迎来大涨。 可是，“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就能拯救东北了吗？ 1 东北人口形势非常严峻，首先体现在历年的出生率上。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直以来，东北三省的人口出生率都显著低于全国水平（见图1）。这种情况在早些年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在计划生育年代，早早实现工业化且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东北地区充分贯彻了国家的号召，计划生育执行得更为彻底，独生子女众多，一家只有一个孩子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然而，自2015年开始，尽管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淡化以及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但是东北三省的人口出生率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扭转。2019年，黑龙江、吉林、辽宁的人口出生率分别只有5.73‰、6.05‰和6.45‰，不仅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48‰），还在全国各省市排名中垫底，充分彰显东北居民生育意愿的低迷。 与此同时，东北地区还面临着极为严重的人口外流。 这一点，相信各位不会陌生，多年前就有媒体报道称，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共流出人口400余万，刨去流入的人口，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180万；相比之下，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东北地区人口还净流入36万。从正36万到负180万，反差之大，可见一斑。 再看最近几年，东北人口流失的态势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数据表明，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常住人口数量分别于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开始呈现连续的负增长之势（见图2），而2015~2019年期间，东北三省常住人口总共累计减少了182.4万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的人口外流绝不仅仅是统计数据上的人口规模减少，与之相应的还有另外两个“外流”： 一是适龄劳动力的外流，即年龄在15~64岁、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口。以黑龙江为例，来自21世纪经济报道的调查数据显示，在黑龙江流到省外的人口当中，适龄劳动力占比在80%以上，其中20~29岁的人口约占30%。 二是智力的外流，涉及到高素质及名校人才。公开信息显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本地留存率仅为11.89%，东北大学、吉林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的本地留存率也只有17.2%、27.02%和27.54%，而这些东北名校的毕业生大多选择北京、广东、上海、浙江等发达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作为他们人生的下一站，有人用“孔雀东南飞”来形容这一现象。 一面是东北居民生育意愿的普遍低迷，另一面是以大量年轻劳动力与高素质人才为主体的人口外流，两方面因素叠加，影响自然是深远的。单从人口学的角度看，其结果便是年轻人都到其他地方去安家立业，而留守本地的都是中老年人，再加上新生儿供给跟不上，最终导致整个东北地区少子老龄化程度的日渐加深。 两组数据可以反映这一事实： 2019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分别为13.78%、13.29%和15.92%，而全国整体水平为12.6%； 2019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小学在校学生数比2013年分别减少了26.13万、17.62万和9.35万，平均每年分别减少4.4万、2.9万和1.6万。 而就在此时，国家卫健委表态支持东北探索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可谓正当其时。 2 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东北人口问题的严峻呢？ 就生育意愿走弱这一层面来说，除了多年以来计划生育的持续影响之外，与其他所有人一样，东北居民也面临着不爱生娃的境遇，具体包括：生育观念发生了转变，不再追求“多子多福”；生育和养娃成本太高，高房价和高教育投入等让人们对生娃望而却步；很多现代女性独立意识觉醒，她们有自己的事业追求，而不是甘于做相夫教子的传统家庭主妇，担心生娃成为自己职业发展的阻碍，等等。 但这些并非东北人口问题的全部原因。说到底，比起单纯的不爱生娃，人口的持续外流可能更加令人担忧，尤其是大量高素质的适龄劳动力接连减少，对本就低迷的东北地区的人口出生率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而最深层次的根源，还是在于东北经济的转型乏力。 东北大地，曾经是没落的俄罗斯贵族、溃败的哥萨克骑兵、流离的犹太人心目中的“天堂”，那里幅员辽阔，矿产资源丰富，重工业基础坚实。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重振经济，国家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其主要建设阵地就是东北三省。于是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带着国家无与伦比的期许，率先从战后的废墟中苏醒。 在计划经济制度红利的赋能下，东北经济堪称“风口上的猪”，其快速发展引来大量人口涌入，石油加工、煤炭、钢铁、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木材等资源型行业对全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绝对引领作用，同时诸如鞍钢、哈电、一汽、一重、沈飞、东重等一批重工业龙头也随之崛起，“铁人精神”与“大庆精神”更是成为引领全国工业发展的精神榜样。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却是：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渗透到政府、企业和民众的方方面面，固化了东北的发展理念，使之成为难以扭转的体制惯性；而资源优势随着资源价格的回落、去产能的推进也变成了“资源诅咒”。各级政府的危机和忧患意识缺失，加之法制化、市场化程度始终落后于建立创新型国家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给东北经济转型带来了多重阻碍。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期的振兴东北计划中，国家的政策、资金和项目支持主要放在以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为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上，设法通过国有企业扭亏为盈，摆脱困境。这一系列举措在无形中进一步巩固了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的绝对统治地位，强化了行政色彩的同时也放缓了市场化进程。其结果便是民营经济与各种新兴产业在东北的体制环境下难以健康成长，致使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活力不佳，还落下了一个“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名声。 反观东南沿海地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整个中国经济越来越深层次地融入到全球分工体系当中，而东南沿海地区也抓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依托于自身的区位优势与国家政策的倾斜，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和新兴产业，其地位在全国经济版图中不断攀升。 在计划经济时代创造了诸多奇迹的东北，却在市场经济时代陷入沉郁，曾经高歌猛进、热火朝天的记忆日渐淡去。于是，很多“用脚投票”的东北年轻人都到外地求学发展，甚至还有许多父母从小就教育孩子要“好好学习，将来到南方工作生活”。 正因为上述原因，东北陷入了“经济活力不足→适龄劳动力与高素质人口外流→出生率下滑→老龄化程度加剧→经济活力不足→适龄劳动力与高素质人口进一步外流”的怪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3 话说回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对东北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仅靠放开生育限制，断然是不够的。 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同时在其他方面有所调整，那么即便是东北未来的新生人口增多了，无非也是给经济发达的省市输送劳动力而已。 换句话说，除了“产人”，东北更应该想想怎样“留人”。 毕竟，任何一个地区要发展，都离不开人，而当今人才最为重视的，是有没有才华用武之地与足够的成长空间，以及生活环境、发展前景、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的考虑。也只有年轻人真正愿意留下来，才能为东北经济一扫颓势提供动力之源，继而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留下，并在东北大地上繁衍后代，生生不息。 于东北而言，当务之急是要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为契机，继续大力提振经济，加快推动市场化进程，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新兴产业，改善营商环境，为民营经济的壮大提供优质土壤等等，同时要下大力气留住人才，给予在住房、教育、养老方面的相应支持，真正降低生育成本。若非如此，只怕东北还将继续彷徨在怪圈之中。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昨天传来一个重磅消息，说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为了解决东北人口减少的问题，希望能够在东北地区率先放开生育政策限制，其实这种建议经常会有，还有人建议全国取消限制，但是之所以重磅，就是因为全国卫健委给了答复，说是可以立足探讨研究，做好调整后人口变动的测算，研究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之后的配套文件出台，评估社会风险，在此基础上再提出，东北地区全面生育放开的方案。 这个回复引发了巨大争议，大家普遍的感觉是孩子都死了，奶来了，东北地区人口流失严重，出生率极低，此时放开生育方案，难道大家就会生孩子吗？生了孩子谁来养，现在养一个孩子都已经吐血了，第二个孩子能生都不生了，那你放开生育政策还有何意义。无非也就是让有钱人多生几个而已。再说了东北人口流失，说到底还是经济问题，即便退一万步，真是提高了生育率，生出了孩子，未来也肯定跑出去。不会留在东北。更有年轻人很有意思，说我愿意响应国家号召，愿意生孩子，请先发给我一个媳妇。 这事老齐也研究了一整天，我们在开喷之前，总得先搞清楚问题，老齐到觉得，国家卫健委的回复里话中有话，他说的探索可能是研究，而不是政策的放开，也就好比上学的时候，家长给老师提意见，说你们应该因材施教，根据不同孩子的性格，展开教学。培养他们的特点。老师听了之后，微笑的回复家长，您说的对，我们在研究研究，于是家长就理解成为，老师要因材施教了？下一步会针对我们家孩子进行专门培养。但其实老师心里想的可能是，就你事多，你们多提宝贵意见，反正我也不改。 从卫健委的回复来看，显然是还没有这个试点方案，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去下手，而且他提出的那些条件，就是他重点在考虑的问题和难点，比如是否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公共服务是否能跟的上，还有很多的社会问题。这可不是一个小事，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后很可能，效果不大，还引来骂声一片。 其实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都能看得出来，专家们自然也更清楚，现在连二胎生的都不多，放不放开这个生育政策，意义真心不大。就好比说，放开成为亿万富翁的限制，你就能成为亿万富翁吗？之前国家放开了二孩政策，生育率也是不升反降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现在养孩子跟几十年前可不一样了，又是上学，又是补习班，又是各种的兴趣课，养个孩子没有几十万真心下不来。要是有个二胎，那生活质量一下就下来了。大多都得跟老人一起住，无论是买个大房子还是租个大房子，都够孩子的爹妈喝一壶的。老齐认识的人里，除非家里特有钱的那种，觉得生二胎很好。大部分中产阶层，都被二胎拖累的不行。甚至很后悔，还不能说，生怕让老二知道了，以后会引发家庭矛盾。 所以这就是微观的现实，研究宏观政策的时候，是不能脱离微观现实的，生育率这个东西一旦下降，就再也没有上升的可能。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如此，欧洲那边，生孩子直接给钱，就这也没有提高生育率，从经济学上来讲，社会越发达，社会保障越多，养儿防老的必要性就会降低，相反生儿育女的成本就会大幅升高。所以一个成本不断提升，收益不断下降的事，大家越来越不爱干，这事也就很好理解。未来这个趋势也还会继续。有人说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也对但也不全对，阻挡生育意愿的因素是全方位的，不光是房子。原来晚上是没啥娱乐活动，只能生孩子，现在光加班就得到很晚，夫妻两个人甚至经常见不到面。 再说回东北地区，这里的老龄化最严重，但可能不光是生育率低，最重要的是人口流失问题，在东北都是重工业工厂，这些工厂效益非常惨淡负担非常重，已经留不住年轻人了，所以能够生育的年轻人都走掉了，他自然生育率就低了，剩下的都是老年人，自然也就老龄化了。所以解决东北人口的问题，还在于经济本身，而不在生育政策。但从经济上破局又谈何容易，关系社会在这里根深蒂固，有人甚至调侃，东北只要一有振兴政策，海南的房价就涨。老齐一直认为，东北缺的是市场经济的文化。人情世故太浓重了，想要做生意真的很难。而要改变这种思维，真不是一两代人就能解决的。所以南北差异进一步拉大，将不可避免。那么人口问题，也基本无解。任何政策都是无效的。那么这时候放开生育政策，只会惹来更多的麻烦，而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好处。 所以老齐并不认为，真的会在东北调整政策。甚至全国也一样，都到这个时候了，放不放开，其实已经意义不大了。未来出生率越来越低，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已经是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阻挡。我们只能在其他方面做好准备，于国家来说，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基础建设，用机器替代人工，解决生产力的问题，同时解决社会化养老，多盖养老院。以后421的人口结构之下，居家养老几乎没可能。不是不孝顺，而是根本没这个精力。而对我们个人来说，多存点钱吧，等70-80-90后退休的时候，光靠国家的养老金肯定是不够的，估计养老院的费用，普遍会高于退休金，甚至会高出一倍，所以你要想活的体面一些，至少要准备你最低月开销240倍的存款。也就是说，你一个月最少花5000块钱，那么等你退休的时候，至少得有120万存款才够用。这还没有算上通货膨胀，如果算上通胀，可能得有360倍月开销，也就是你得准备180万，才能保证5000元月开销需求。
11月14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前部长苗圩，在某知名媒体主办的论坛上表示，近年来，我国已走出了人口红利期，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人口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值得高度重视。苗圩提供的数据显示，全面放开二胎后，也并没有引发生育高峰。2019年我国新生婴儿1465万人，出生率降至10.48‰，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人。 苗副主任的此论一出，人们立马将其与此前网络上热议的“全面放开三胎”的讨论联系了起来。经济分析师任泽平就以《建议先放开三胎：中国人口报告2020》为题，刊发了团队研究出的年度人口报告。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将急剧萎缩，2100年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为此，任泽平建议提供孕期补助、加大幼龄孩童托育服务供给等公共服务，以鼓励生育。 其实，早于2018年，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就曾向全国人大递交过一份实行全面放开三孩政策的议案。他在议案中写道：“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达20余年，如不尽快调整人口政策，增加人口，中国将会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故建议尽快全面放开三孩政策。”就为何要建议放开三孩政策？朱代表给出的解释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效果和预期有着很大的差距，不仅没有引起人口的井喷，人口出生率还是在下降”。 但问题在于，既然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其实施效果和预期，有着很大的差距。那么，全面放开三胎，又何尝不会如此，进而再次出现“不仅没有引起人口的井喷，人口出生率还是在下降”的现象呢？甚而可以说，这种现象将是一种必然。原因在于，以目前的养育成本和养育观，不要说全面放开三胎，就是全面放开生育，人口都不会出现报复性反弹。是的，高企的养育成本，无疑是当前制约我国生育意愿的根本原因之一。 首先表现为，高房价已然是“最好的避孕药”。美国最大的房产平台zillow，于2018年年中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房价平均每上升10%，生育率就下降1.5%。在洛杉矶、西雅图、纽约这样房价高企的大都市，房价对生育率的影响，表现得尤为明显。除此之外，报告还显示，与房价上涨相伴的是，美国女性的生育年龄，也从2010年的27岁推迟为29岁，整整推后了两年时间。而在生育率方面，据统计2007年美国生育率数字为2.12。到2017年时，该数值已经下跌至1.76。简单来说就是，近年来，美国的房价不断的创新高，其生育率则在不断的创新低。 易君健、易行健用香港1971-2005年生育率、房价指数的数据，研究房价上涨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也得出相似的结论：房价指数上升1%，总生育率将下降0.45%。 那么中国内地呢？就房价与生育率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葛玉好研究员在《人口研究》（2019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的学术论文。论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论文选用已婚夫妇结婚当年，和结婚5年后的房价，分别作为生育一孩和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并通过比较一套房和多套房的相关结论，讨论了房价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渠道。研究发现：1、房价对生育孩子的概率有显著负影响，房价每上涨1000元，生育一孩的概率将降低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将降低2.4%-8.8%；2、房价推迟了女性的初次生育年龄，房价每上涨1000元，初次生育年龄将提高0.14-0.26年；3、房价上涨对生育决策的影响理论上存在挤出效应。文章的结论表明，我国生育率下降与房价上涨有着一定的相关性。 事实上，早于2018年4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曾提出一个“六个钱包论”。说的是，一对年轻人想结婚了，若想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需掏空夫妻双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三代人“六个钱包”的积蓄，方能凑足这套房子的首付。一个孩子尚且要掏空一家三代人的“棺材本”，若是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那得掏空多少个钱包呢？哪里有足够的钱包，可供掏空？ 以上是我国城镇户籍居民所面临的生存与生育难题，那么农村户籍居民呢？他们的生育意愿也高不到哪里去。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农村地区适龄的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在城镇务工。新华社新媒体曾于2018年8月17日刊发过一篇题为《特写：农民工夫妻的七夕爱情故事》的文章，文章写道：“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有配偶的占64.5%。大多数农民工夫妻一年都难得见上一面”。正如新华社提及的，大多数农民工一年尚且难得见上一面，这生育问题又如何解决呢？ 当然，相比于上述农民工，还是有少数幸运儿的。在异乡，他们夫妻可共同生活在一起。但孩子的教育高昂的学费问题，同样可以成为他们“最好的避孕药”。受限于户籍制度，可在务工地接受教育的绝大多数务工人员的子女，只能就读于民办学校。而这些教学水平一般的学校的学费，通常贵的惊人。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这类学校的学费，通常都在每学期1万元以上。如果再加上校车费、通讯费、午餐费、托管费……在这类学校就读，全年的各种学杂费加总起来，至少需3万元以上。而这些农民工的收入却低的惊人，人社部给出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末，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3485元，东部地区收入稍高，为月均3677元。这也就意味着，剔除全家的衣食住行等生存型消费外，一个务工人员的全年所得，仅够一个子女在城市的教育支出。若是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那么其父母基本就是为孩子的学费打工了！ 我想，这也正是为何放开二胎后，人口不仅没有引发井喷，反倒是出生率开始下降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此，如在政策上，不能切实的帮国民降低养育成本，不能切实的帮国民扫清上述后顾之忧，就是真的全面放开三胎，乃至全面放开，试问又有多少人具有有效生育需求（有生育的想法又具有生育条件）呢？生育率又怎可能提高呢？ 也就是说，要想提高生育率，政府不能单靠“放开三胎”。
人口问题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灰犀牛之一，既面临人口总量即将见顶、远期将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也面临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危机。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挑战远大于机遇。 我们长期呼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以提升总和生育率至世代更替水平，加快构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体系以让每个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医。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虽不能阻止老龄化，但可延缓老龄化。并且，全面放开生育是将选择权还给家庭自主，鼓励生育并不是强制生育。 考虑短期内社会各界对人口问题争议仍大，建议在“十四五”时期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我们更期待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近期各界对放开生育的共识逐渐形成，相关政策箭在弦上。2020年10月，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长期以来，某些保守派人口学者学术不严谨，多次在预测中夸大生育政策调整效果，最后与事实出入极大，误导社会舆论和中央决断，导致生育政策一再被拖延。近期一些保守学者态度发生180度转弯，转而呼吁自主生育，并将当时预测离谱甩锅调研对象，不负责任。但是，我们对保守派学者正视现实、迷途知返表示欢迎，大家一起为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建言献策，为放开生育呼吁，为推动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1老龄化少子化挑战日益严峻，放开生育虽不能阻止但可延缓老龄化 由于计划生育长期推行，中国人口形势较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更为严峻，既面临人口总量即将见顶、远期将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也面临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危机。1950-2019年全球妇女总和生育率从4.97降至2.27；而中国从1970年之前的6左右快速下滑至2000年后的1.4-1.6，目前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7，居全球倒数。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我们长期呼吁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虽不能阻止老龄化，但可延缓老龄化。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虽不能影响未来几十年内老年人口规模的变动，但可相对扩大总人口使得老年人口占比相对下降，并在长期逐渐深刻改善人口年龄结构。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总和生育率为1.5。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一方面，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在1997年达1.86亿的峰值，2030年将比2019年减少约28%，2050年将较2030年再减少约19%。另一方面，当前二孩出生人口占比仍高于一孩，表明全面二孩的政策生育堆积效应仍存，随着政策效应彻底消失、受教育水平提高、城市化推进等，未来总和生育率或下滑至1.0-1.2左右。并且，必须认识到，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全局，应对老龄化是局部，前者重要性高于后者。 根据我们的情景分析，若未来十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0，则到2050年、2100年中国人口将分别为12.1亿、5.2亿，老年人口比重将分别达31.2%、53.4%。若未来十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逐渐提升至2.1左右，到2050年、2100年中国人口将分别为14.0亿、12.9亿，老年人口比重将分别达26.8%、26.7%。从如下四个方案看，通过生育率提升延缓老龄化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2部分保守派学者学术不严谨拖延了生育政策调整，最近将当时生育预测离谱甩锅调研对象 独生子女政策原本预期实行30年，但有关人士担忧放开二孩将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人口失控问题，因此生育政策调整屡屡受阻、屡屡被拖延。1990年代中国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1之下，20世纪末开始部分学者开始建议逐步过渡到全面二孩政策，但在有关保守派人士影响下，2006年12月中央《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仍要求，清醒认识全面加强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2010年1月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提出开展“单独二孩”试点，2010年11月原国家计生委形成分省逐步放开“单独二胎”的方案并上报国务院，2011年6月原国家计生委形成新的“单独二孩”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被搁置。因此，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直到2014、2016年才先后调整为单独二孩、全面二孩。 长期以来，某些保守派人口学者学术不严谨，多次在预测中夸大生育政策调整效果，最后与事实出入极大，误导社会舆论和中央决策，导致生育政策一再被拖延，人们获得生育自主的权力一再被剥夺。某著名人口学者曾测算，若2012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将导致妇女累积生育能量的突然性释放，出生人口和妇女时期生育水平出现剧烈波动，未来4年年度出生人口将分别达到3540万、4995万、4025万、3540万，妇女时期总和生育率峰值可达4.5左右。因此认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条件尚不成熟、风险很大。在2014年启动“单独二孩”前，该学者测算政策将在4-5年内使出生人口年度新增130-160多万人；实际上，2014年出生人口1687万、仅比2013年增加不到50万，2015年为1655万。2016年启动“全面二孩”前，该学者又测算政策将使出生人口年度新增160-470万，2017-2021年分别为2110、2189、2077、1936、1689万人；实际上，2016年出生人口虽攀至1786万，但2017-2019年分别降至1723万、1523万、1465万。 在当前严峻人口形势下，近期一些保守学者态度发生180度转弯，转而呼吁自主生育，并将当时预测离谱甩锅调研对象，不负责任，阻挠、拖延生育政策调整的行为让人深感遗憾。某保守学者在接受采访时声称，预测结果与实际效果的差距与当时调查时群众反应的情况和大家生孩子的时间分布的有关，在调查当中大家生育的愿望比较高，回答的比较热情。学术研究须严谨科学，影响公共政策的学术研究更应如此，在实践中，调查生育意愿往往高于实际生育结果，将预测离谱甩锅调研对象只能说明学术研究态度不严谨、水平低下。 但是，我们对保守派学者正视现实、迷途知返表示欢迎，大家一起为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建言献策，为放开生育呼吁，为推动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3 老龄化不可逆转，挑战远大于机遇 老龄化是是经济社会进步下人口再生产方式转变的结果，由低生育率和寿命延长共同作用，是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人口再生产虽然是个体行为，但整体决定于社会生产方式。从采集狩猎时代到后工业时代，人口再生产类型逐渐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走向超低出生、低死亡、负增长。一方面，社会生产方式进步对人口数量要求逐渐下降、但对人口质量要求提升，对应个体生育行为逐渐从本能到功利需求到死亡率下降驱动、再从情感需求到成本约束，因此总和生育率从5-6以上逐渐下滑至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下。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发展使得食品丰富、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等，人类平均寿命逐渐提升，死亡率逐渐降低。根据Gapminder数据库等统计，1800-2019年全球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28.5岁升至72.6岁。联合国中方案预计，到2100年全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达82.9岁，人类已经进入长寿时代。总体而言，平均寿命延长是社会进步，但低生育率则是社会进步的副作用。 随着老龄化加深，人类社会将逐渐从青年步入中老年，虽然对健康、财富管理等部分行业是机遇，但对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是严峻挑战，延迟退休不可避免。人口发展既决定于经济社会发展，又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势大力沉的反作用。1950-2019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5.1%升至9.1%，人口年龄中位数从23.6岁升至30.9岁，联合国中方案预计到2100年将分别升至22.6%、41.9岁。其中，2100年部分国家老年人口比重将超过50%。从需求侧看，老龄化将使得人类社会需求结构深刻改变，未来健康管理、财富管理的需求将日趋上升。从供给侧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滑，社会抚养比攀升，全球经济社会将随之面临深度调整。依靠人口质量红利驱动经济增长终有尽头，未来全球经济增速或不可避免下滑至中低水平，并且社会阶层将日趋固化，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拉大。一些人将过去几十年全球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数据直接对比，论证老龄化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作用，甚至有利经济增长，这从科学的角度是伪相关。 4放开生育是把选择权还给家庭，不是强制生育 全面放开生育是把生育权从国家计划回归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数量多少的选择权交回给家庭决定，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生育意愿。1949年以来，我国生育政策经历了从早期短暂鼓励生育到节制生育，到1970年代“晚稀少”宽松计划生育，到1980年开始以独生子女政策为主的严格计划生育，再到2014年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等严格计划生育有所放松的转变。中国生育政策收紧很急很快，但放开却是小步微调。十九大以来，相关文件中“计划生育”字眼消失，而代之为“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但生育权仍未明确回归家庭。全面放开生育是尊重基本人权的需要，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应有之义。 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不是、也不能强制生育，否则又将回到计划生育的老路。一些人看到鼓励生育就直接等同于强制生育，这属于受传统计划生育的影响太深。从现实看，全面放开生育的效果将极其十分有限，因为总和生育率远低于2，表明当前二孩都没有多少人生，三孩、四孩将更少。要促进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未来必须鼓励生育，但鼓励生育绝不是制定指标要求每个家庭强制生育多少，而是在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政府作用降低生育养育成本，引导家庭实现社会预期生育目标。从发达国家看，尽管近几十年已逐渐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生育支持体系，但尚未有一国从低生育率水平回到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回升到1.8的总和生育率水平都非常难，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在鼓励生育方面必须花大力气。一些人以全面放开生育后穷人富人多生、而中间阶层少生的情况反对，这反映了对生育数量公平问题的关心，但不能因此剥夺他人自主决定生育的基本权利。政策部门在鼓励生育时应对中间阶层的生育问题予以特别关注。 5呼吁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21世纪的大国竞争主角是中美印三国，中国人口形势已对民族复兴并长久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形成严重制约。人口问题是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中国要顺利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并长久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正确认识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必须正确认识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的关系，必须坚决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我们呼吁，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人口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面对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生育政策越早调整越好；因为每推迟一年，人口就老一岁，育龄妇女数量就少一些，调整将更为艰难。 一方面，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切实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当前许多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生得起、养不起。建议：一是要加快构建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公平有效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二是建立健全差异化的经济补贴和个税抵扣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至学历教育结束。三是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四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专项税收优惠。五是加大教育医疗等民生投入，构建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让每个人住有所居。 另一方面，加快构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体系，让每个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医。平均寿命延长将使得带病生存状态延长，健康管理和财富管理需求将日益上升。建议：一是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快发展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的第二、第三支柱，构建公平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二是改善劳动力有效供给，除放开并鼓励生育外，从总体上缩短从小学到大学的学制年限、促进劳动力稍早进入市场，优化不同年龄退休的养老金安排，小步、分阶段、渐进式提高退休年龄，加强老年再就业职业技能培训，开发老年人口红利。三是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服务。四是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老年服务科技化、信息化水平。五是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 考虑到短期内社会各界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仍存较大争议，建议在“十四五”时期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这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但必须强调的是，如果能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就应果断执行、不再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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