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亚洲地区由于疫情防控较好，经济的复苏程度领跑全球。但鉴于亚洲地区高度依赖全球贸易、旅游业，金融市场波动较大，地缘政治风险仍存，因此亚洲各大经济体未来也不可掉以轻心。 7月2日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院/一财全球和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联合举办题为“亚洲和中国经济展望，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复苏”研讨会。IMF亚太部主任李昌镛表示，2020年亚洲经济增长预计将萎缩1.6%，较4月下调1.6%，这是人们记忆中首次出现的情况。 亚洲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表现好于IMF的4月预测，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一些国家的疫情较早地稳定下来。然而，该地区多数国家的2020年增长预测已经下调，原因是全球经济形势更为疲弱，而且一些新兴经济体的防控措施将持续更长时间。 在不出现第二轮感染并且实施空前的政策刺激以支持经济复苏情况下，IMF预计亚洲经济增速在2021年将强劲反弹至6.6%。但是，李昌镛也认为，即使经济活动快速回升，疫情造成的产出损失很可能会持续下去，预计亚洲2022年经济产出将比危机前预测的水平低5%左右。如果不包括中国（其经济活动已开始回升），降幅会更大。 未来两年亚洲经济将面对诸多下行风险。一是贸易增长放缓。亚洲严重依赖全球供应链，在全球面临困难的环境下，亚洲无法继续保持增长。当前IMF预计2020年欧元区经济萎缩10.2%，美国经济将萎缩8%，因此，亚洲贸易预计将显著收缩，日本、印度和菲律宾的贸易总额2020年预计将下降20%左右。 二是封锁状态持续时间比预期更长。即使完全放松了封锁措施，经济活动也不太可能回到充分运转水平，这是由于个人行为发生了变化，并且采取了保持物理距离和减少病毒传播措施。IMF近期研究显示，封锁措施可能导致经济活动（以工业生产衡量）每月收缩约12%，防控措施完全取消仅能使经济活动增加7%左右。此外，许多亚洲经济体（特别是太平洋岛国）依赖旅游业、汇款和其他需要面对面接触的服务，其经济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复苏。 三是不平等加剧。亚洲的不平等现象已在加剧。由于亚洲非正规工人的比例很高，这些影响可能更为严重，从而导致经济复苏过程更为漫长。 四是资产负债表薄弱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在许多亚洲经济体，家庭和企业资产负债表被削弱，这可能对投资者造成不利影响，并放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上升等影响。 当前，亚洲各国货币汇率反弹，油价也有所回升，但李昌镛认为，不能因暂时的经济复苏而骄傲自满，尤其要考虑到第二波疫情的风险，以及亚洲金融市场容易出现一些突然的中断，比如大规模资本流出等。同时，新兴市场在祭出财政刺激的同时，也要考虑到汇率影响以及主权信用评级等，因此亚洲各国和地区必须明智地使用财政刺激政策，同时还应实施经济改革，其中包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紧密协调、资源重新配置、解决不平等问题。部分国家在至少未来两年将没有很大的政策空间，因此它们只能依赖国际援助和支持来帮助它们保障民生、渡过难关，因此亚洲各国此次的一个经验教训也在于，考虑如何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来应对经济冲击。
当今世界，企业正面临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地缘政治风险的双重压力，加之新冠疫情早前导致产业链中断，为此企业愈发需要谋求更有韧性的供应链，这意味着全球供应链将更加多元化和区域化，亚洲则是重要一环。未来，中国在亚洲产业链里的地位会进一步凸显，人民币的使用量和地位也有望提升。 7月3日晚，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院/一财全球、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共同举办了题为“亚洲和中国经济展望，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复苏”研讨会，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表示，全球的产业链会有区域化的趋势，未来可能更加突出形成欧洲、亚洲和北美产业链区域的情形。“亚洲经济相对复苏更快，受疫情冲击相对较小，疫情后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经济一体化程度也在进一步发展。未来亚洲地区产业链可能更加紧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亚洲产业链中的地位可能进一步凸显。”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深化亚洲经贸合作也尤为重要。“例如，在中日韩之间我们需要积极、理性地推进自贸区谈判，强化中日韩在相对高端价值链里的合作。同时，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强化和东盟、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也可积极探索、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同时也可积极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有关利弊。”王信建议。 他还提及，日本是亚洲区域产业链重要的参与者和最重要的亚洲国家之一，”在很多重要的全球化问题以及多边主义问题上，比如WTO改革、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日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亚洲一体化的发展，包括人民币的使用等。” 各界认为，比起过去的远程跨区域贸易，未来区域内贸易量可能显著增长。例如，企业建立自给自足的区域供应链，服务亚洲市场。也正因如此，还引申出当前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贸易结算货币本地化。过去人们习惯用美元作为贸易结算货币（invoicing currency），但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和亚洲国家进行贸易，为什么还要用美元？有观点认为，其实可以直接用人民币和亚洲本地货币。尤其是今年3月时的“美元荒”导致市场巨震，贸易结算货币的本地化可以避免将企业等暴露在风险之下。 “可以预想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使用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过去一些年，随着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也随着中国经济地位上升，亚洲越来越多的货币跟随着人民币汇率波动。”王信表示。 今年3月的“美元荒”实则再次凸显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元的霸权地位反而进一步强化。因此，早在2008年各界就讨论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而如今建立多元货币体系的紧迫性因疫情而进一步突出。 “这个问题（一国货币主导全球）也许在今天变得更凸显，在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兴起的情况下，美国的内构倾向似乎变得更加明显，这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王信认为，目前各界都忙于应对疫情，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并不多，“但至少在我看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变得更加迫切，但是相关的动力和能力似乎在下降。”
疫情之下，亚洲范围内各国的民间合作越来越频繁，数字技术加速落地。 “在孟加拉国，本地版‘支付宝’bKash用蚂蚁的生物识别技术实现远程开户，让超过150万没有银行账户的纺织工人第一次用手机领到了政府发放的津贴。”7月2日，在亚洲普惠金融生态建设与数字化发展云端论坛上，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表示。 井贤栋介绍，孟加拉国作为纺织业大国，在当地，超过150万的纺织工人首次用手机领到了政府津贴。应用蚂蚁的生物识别技术实现远程开户，这个功能上线不到3个月，就使得bKash的注册用户数增加了超过350万，让更多孟加拉人享受到数字普惠服务。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当地政府和bKash合作，还新推出了免费健康险、在线发工资和助学金等一系列零接触数字服务。 据了解，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依然是现金社会，但同时也是全球互联网普及最快的区域之一。与此同时，这里的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落后，6亿人口中有超过70%的人都没有银行账户，金融服务留有巨大空白。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到来，越来越多亚洲国家政府意识到必须通过互联网和新兴技术实现产业升级，用好数字技术红利支持经济智能化转型。 数字化浪潮之下，亚洲各国的互联互通正在增强，这也促进本地经济发展。记者了解到，除了孟加拉国，菲律宾支付宝“GCash”等当地电子钱包也纷纷配合当地政府发放经济补助。 为何各国政府纷纷选择了电子钱包？ 井贤栋说，主要是由于银行账户在一些国家的普及度有限，数字钱包账户作为重要补充，能有效扩大经济补助发放人群；另外，数字钱包在数字身份认证方面具有技术基础，能确保资金有效发放。 井贤栋认为，疫情加速了数字化浪潮的到来，数字技术红利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无论在生活服务，还是在商业运营、数字公共服务领域，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亚洲金融发展-普惠金融篇》报告指出，数字科技的快速发展为普惠金融提供了新动力，帮助亚洲传统金融服务较为不足的国家实现“弯道超车”。对于亚洲各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未来，报告建议，要加强亚洲地区普惠金融的交流与合作，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等区域和全球化动议带来的各国协同发展机会，充分发挥国际机构促进跨国交流、经验共享的作用。
7月2日，博鳌亚洲论坛携手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发布旗舰报告《亚洲金融发展报告——普惠金融篇》，并尝试建立了“亚洲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指标 (AIFIE)”。根据AIFIE综合指标，得分较高的国家有新加坡、韩国、阿联酋、以色列、日本、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巴林和哈萨克斯坦等，中国在亚洲国家中排名第七。 近年来，亚洲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已达到或赶超世界水平。然而，亚洲各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距依然较大，经济与教育等因素制约着基础账户覆盖程度。博鳌亚洲论坛是促进亚洲经济融合，为亚洲和世界发展凝聚正能量的重要对话平台。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期，论坛呼吁全球携手共同解决公共卫生危机和重大经济与社会挑战。此次的报告也旨在梳理和交流亚洲普惠金融的经验做法，推动亚洲金融发展。 具体而言，AIFIE指数评估了五方面因素，包括国家营商环境与政府效率、经济金融环境、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金融消费者素养与保护。此外，指标中还增加了“普惠金融发展现状”这一主体因素。在将六个维度指标进行同等权重平均后，得出了最终综合指标。亚州27国样本中，综合得分最高的10个国家分别是: 新加坡(得分88，下同)、韩国(76)、阿联酋(74)、以色列(72)、日本(72)、马来西亚(67)、中国(62)、泰国(60)、巴林(58)、哈萨克斯坦(55)。其中，得分排名前五的国家均为高收入国家，可见国家发展水平越高，国家的普惠金融生态情况也越好。 普惠金融的概念由联合国于2005年“国际小额信贷年”提出后，已为世界各国所采用。近十年来，G20 领导人峰会通过了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多个倡议，全球和区域普惠金融联盟相继成立。亚洲地区地域辽阔，对普惠金融需求旺盛，但亚洲各国各国储蓄情况分化，居民贷款和中小企业融资可得性有待提高。因此，进一步发展普惠金融，是推动亚洲均衡、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经之路。 报告提及了亚洲各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距大的特点。在世界银行Findex 2017年样本国家中，地处亚洲的国家33个，其中账户拥有率最高的为日本(98%)、新加坡(98%)和韩国(95%)，而账户拥有率最低的国家为阿富汗(15%)、巴基斯坦(21%)和柬埔寨(22%)。在亚洲没有金融账户的居民中，平均有14%的受访者选择“由于缺少必要文件”作为没有金融账户的主要原因。 开具金融账户的最重要文件便是居民的个人身份证证明。在亚洲一些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大量“无国籍人”并没有个人身份证明。而缺少个人身份证明文件一方面阻碍他们获取金融服务，另一方面也严重影响了这些人的其他基本居民权利，如就业、就医、获取社保、为子女办理出生文件等。其他类型的开户证明文件还包括个人工作证明、地址证明等。 选择“由于缺少必要文件”为没有金融账户的原因比例最高的国家分别为阿塞拜疆 (32%)、菲律宾(32%)和柬埔寨(28%) 等。 报告提及，这些国家进一步拓展金融服务可得性的方式便是进一步减少开户文件要求，实现便捷开户。另外，平均有13%的受访居民选择“由于金融机构太远”而没有金融账户，金融机构物理网点的铺设和运营成本昂贵，采取数字化金融服务可以部分解决金融机构物理网点覆盖不足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国家战略地位不断确立。报告称，2018年1月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对普惠金融实施全面定向降准，国务院设立5000亿元人民币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中国银保监会等监督部门多次定向指导银行支持小微企业，国家政策对普惠金融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另外，针对贫困地区，扶贫再贷款实行比支农再贷款更为优惠的利率，鼓励贫困地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合理确定贫困地区贷款利率水平。截至2019年6月底， 全国扶贫再贷款余额1492亿元人民币；在财税支持方面，主要政策包括对金融机构符合条件的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实行免征增值税、印花税，减征所得税，提高贷款损失准备税前扣除标准，扩大呆账核销自主权等税收优惠等等。 未来亚洲发展普惠金融，机遇与挑战并存。报告称，数字科技的快速发展为普惠金融提供了新动力，帮助亚洲传统金融服务较为不足的国家实现“弯道超车”。然而，亚洲减贫任务依然艰巨，各类金融服务供给差异显著，技术创新带来数字鸿沟和安全性问题，征信体系有待完善，普惠金融评价体系有待改进。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对亚洲各国继续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提出五大建议。首先，制定全局战略，完善普惠金融治理体系，鼓励和动员各部门与社会各界积极合作；其次，共同建设高质量、多元化的金融基础设施，继续推动完善征信体系、支付体系、动产抵押体系、数字信息与通信技术等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推行“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商业导向，关注并满足中小企业和特殊群体的真实需求；构建健康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体系，鼓励监管部门主动利用“监管沙箱”寻求技术创新与风险管理的平衡之道，遵循《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关注数字安全、数字鸿沟、消费者保护等问题；最后，加强亚洲地区普惠金融的交流与合作，利用好“一带一路” 倡议等区域和全球化动议带来的各国协同发展机会，充分发挥国际机构促进跨国交流、经验共享的作用。
小微企业的重要性及其面对的困境，已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金融机构和社会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 7月2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携手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举办了普惠金融生态建设与数字化发展线上圆桌会，并发布旗舰报告《亚洲金融发展报告——普惠金融篇》（下称《报告》）。 《报告》首次推出亚洲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指标，对27个亚洲样本国家普惠金融生态体系进行客观评估，总结了中国、日本、韩国、印度、蒙古国、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的生动案例，并提出包括构建健康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利用好“一带一路”等区域和全球化倡议协同发展等政策建议。 与会嘉宾指出，普惠金融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扶持中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提升社会福祉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下，普惠金融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普惠金融更在及时、精准提供无接触金融服务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在发表主旨演讲时预计，后疫情时代，用户会更加认同无接触式金融服务，金融数字化转型可能会进一步加速。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各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支付体系、征信系统、反洗钱系统和金融服务技术标准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要重视解决“数字鸿沟”问题，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小微企业困境成为亚洲各国关注焦点 由于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不同，亚洲各国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也呈现显著差异。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AS（金融服务可得性调查）提供的有限数据，《报告》获取了亚洲十国中部分国家的两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指标：首先，中小企业拥有贷款账户的比例，代表着一国中小企业所获金融服务的广度；其次，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占GDP比重，体现了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深度；此外，采用世界经济论坛（WEF）对各国中小企业融资效果的满意度数据作为金融服务需求方的满意度指标。 《报告》显示，在亚洲十国样本企业信贷情况中，柬埔寨、沙特缺少FAS的中小企业信贷广度与深度数据，仅有满意度数据；韩国、马来西亚、中国仅有中小企业信贷深度数据和满意度数据；日本仅有信贷广度数据和满意度数据。从中小企业信贷深度来看，现有数据表明，韩国、中国、马来西亚表现较好。 “发展普惠金融，促进金融资源公平有效配置，则成为各方化解小微企业困境，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共识，在亚洲甚至全球，这一问题的解决无疑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和底蕴。”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理事长、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表示。 小微企业往往是社会就业和税收的重要贡献者，也是社会创新的主要力量。但在田国立看来，小微企业又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普遍存在缺信息、缺信用、缺资金，面对风险较为脆弱等问题，在与金融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易产生排斥性问题，所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始终成为全球性难题。 周小川表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中国的小微企业一直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这一方面源于小微企业自身经营风险高、竞争力不强和资信不足的普遍特征，另一方面则与包括营商环境、金融基础设施在内的整个金融生态密切相关。 周小川称，多年来中国通过持续的制度变革推动普惠金融生态改善，花大力气改革农村信用社，增强服务农村小微企业和农户的能力，逐步建立起大中小型金融机构都参与进来的多元化、广覆盖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同时，加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之下，亚洲范围内各国的民间合作越来越频繁，互联互通正在增强。 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在会上介绍，疫情期间，作为纺织业大国的孟加拉国，已有超过150万没有银行账户的纺织工人用本地版“支付宝”bKash实现远程开户，超过150万的纺织工人首次用手机领到了政府津贴。当地政府还推出了免费健康险、在线发工资和助学金等一系列零接触数字服务。 《报告》建议，在亚洲普惠金融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大低收入国家、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人群的金融服务覆盖，提高正规金融机构对个人储蓄和贷款服务的可获得性。在中小企业贷款服务方面，应进一步提升中低收入国家贷款服务的覆盖广度和深度，助力中小企业做深、做实。 金融科技让经济末梢得到雨露滋润 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传统模式的颠覆式改变已是大势所趋。 “过去，大银行普遍把精力放在大企业身上，一方面做大企业贷款有规模效应，边际成本低而收益高；另一方面，方法上以建立正面清单为主，企业提交资料，银行审核，通过批贷。而小微企业融资的特点是‘短、小、频、急、散’，靠一笔一笔审批的正面清单很难适应效率性、专业性要求，再加上小微企业风险相对较高，不愿做、不会做、不敢做就成了大银行在面对小微企业时的真实状态。”田国立指出，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提供了转型可能和内生动力，通过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和云计算，金融科技赋能普惠金融，产生了业务模式和流程的裂变效应。 疫情更是加速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井贤栋认为，疫情加速了数字化浪潮的到来，数字技术红利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无论在生活服务，还是在商业运营、数字公共服务领域，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田国立表示，未来，普惠金融将继续深化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应用，着力数据资产的经营和信用转化，推动平台场景和生态建设，进一步体现银行的科技属性和社会属性。通过根植并融合大众市场，深耕草根经济，让经济底层和末梢能够得到金融服务的雨露滋润，以金融化方式整合社会资源，真正解决社会问题。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发展，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和金融服务实现了创新与融合，亚洲各国逐步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但消费者在享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和优惠的同时，也暴露在本金损失、数据泄露、虚假宣传、欺诈、洗钱等风险当中。 对于上述问题，《报告》提出，亚洲各国在运用数字普惠金融新技术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的同时，亟须采取有效的手段从源头防范金融科技滥用，构建健康、安全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体系。 为此，监管当局可主动利用“监管沙箱”对新技术对金融市场和消费者的影响进行模拟实验；加强从业机构行为规范和责任能力建设，通过信息披露、风险提示等手段，提高普惠金融全流程的透明度；强化对信息科技风险、数字鸿沟和业务外包风险的管控，对科技企业等外包服务机构建立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和持续监测制度；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完善数字和隐私保护法律框架，加强对消费者金融知识宣传。
近日，有消息人士表示，随着欧佩克产油国减产提价以及太平洋地区运费下降，目前已有亚洲原油加工商开始考虑购买美国石油。 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商沙特阿美公司已经减少了向至少五名亚洲买家供应的7月原油量，此次减产主要针对中型和重型品级。上个月，沙特阿美减少了对12个亚洲买家的石油合约条款的供应量。此外，伊拉克国家石油营销组织SOMO也削减了对亚洲买家的7月巴士拉原油配额。 金联创认为，在供应量下降的同时，沙特等国还进一步上调了原油售价。沙特阿美对亚洲客户的7月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较阿曼/迪拜原油每桶上涨0.20美元，伊拉克也上调面向所有买家的7月原油官方售价。 当前，欧佩克产油国石油产量的下降和定价的不确定性，开始促使亚洲买家考虑西非原油和美国原油。特别是在过去几个月里，太平洋地区运费有所下降。相对稳定的供应与低廉的运输成本为美国原油提供了新的商机。 石油分析公司Vortexa数据显示，美国流向亚洲的石油总量在逐渐上升，预计约有4900万桶原油将于下月从美国运抵亚洲，而5月和6月各有2700万桶。该公司高级分析师Serena Huang表示，美国原油相对于布伦特等其他基准原油折扣幅度更大，引起了亚洲买家的兴趣。
摩根士丹利近日宣布，在《机构投资者》杂志全亚洲研究团队排行榜中获选第一名，成为该榜单27年评选历史中首家连续六年蝉联榜首的公司。今年，摩根士丹利是与花旗并列排行榜第一。 《机构投资者》杂志2020年全亚洲研究团队排行榜汇总了来自1300家机构的4800位专业投资者的选票。摩根士丹利亚洲研究团队入选全部35项研究类别，其中11个团队名列第一，18个团队名列第二，5个团队获得第三名，排名前三的团队总数达34个。此次评选覆盖整个亚洲地区（日本除外）。 摩根士丹利亚洲研究部主管兼董事总经理William Greene表示：“六年以来我们的研究产品和领先理念因其一致性和高质量而备受认可，这让我们引以为荣。为此我们也非常感谢客户一直以来的支持。在前所未有的市场动荡和不明朗的经济环境中，摩根士丹利专注于进一步开发产品、加强与客户联系，以及革新沟通渠道。我们大幅度地提高了与客户虚拟互动的频率，开发上线了每日举行的网络分享会，并首次举办全员线上投资峰会，在研究报告中也更高频地运用AlphaWise，以网络为媒介进行数据分析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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