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是科学的先进的，是因为这个制度更能满足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对制度的要求，代表了世界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没有广泛、真实、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就不可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巨大优越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 从决胜全面小康到绘制新发展阶段规划蓝图，从决战脱贫攻坚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世界更加关注中国发展背后的制度因素。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引，从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高度，站在人类价值和道义的制高点，打造融通中外的制度话语，构建中国特色的制度叙事，深入揭示中国制度的历史必然性、时代进步性、价值正义性，有效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的认识和认同，确立中国制度在当代世界的价值地位。 讲好“以发展为重心”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当代中国的道路选择和制度选择是对国家和民族所面临历史任务的理性回应。讲好中国制度故事，构建中国制度话语，要从中国制度的历史逻辑出发。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作为原本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快速发展的“赶超”中实现强国富民，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任务。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发展。在中国“几十年走过发达国家几百年发展历程”的历史性跨越背后，正是把“发展”作为“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的制度理念。这既是解读“中国奇迹”的“制度密码”，也是阐释中国制度历史逻辑的要害和关键。 聚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阐释好国家根本任务的制度规定。我国宪法写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现代化是过去几百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更是一百多年来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在根本大法中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为国家根本任务，这是面向世界讲好中国制度故事的核心叙事。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提出“现代化”的概念。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十九届五中全会的主要任务和重大意义就在于擘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当今世界，发展是国际社会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实现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追求。以根本大法保障现代化建设，是中国不断发展进步的制度原因，也是中国对世界制度文明的重要贡献。 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阐释好党的基本路线的目标指向。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发展仍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是党的基本路线在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中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进行阐述，要义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我们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和中国制度故事的叙事焦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坚定不移的政治路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国家发展建设的制度意志。 围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阐释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十九届四中全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概括为“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说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惟有先进的制度方能促进社会进步，这既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是制度文明演进规律。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取得年均近10%的增长，远高于不到3%的世界平均水平，关键就在于实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是科学的先进的，是因为这个制度更能满足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对制度的要求，代表了世界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讲好“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 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进一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价值追求。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任何制度体系都内含特定的价值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展开国家治理。制度价值作为制度的灵魂，决定制度发展的方向。“人民”二字是嵌入中国制度的根本价值，标定了中国制度的根本属性和价值指向。讲好中国制度故事，要深入解析好“以人民为中心”这一融入中国制度设计各层面、贯穿中国制度运行全过程的根本价值逻辑。 解读好“一切为了人民”的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制度的价值定向，集中体现在党执政宗旨的制度规定上。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离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不仅失去存在的意义，更直接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安全。正是出于这样的历史自觉，中国共产党把“人民至上”作为根本的制度立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首要使命，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根本目的，以制度性安排让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让一切执政资源和制度资源都服务于人民利益。 解读好“一切依靠人民”的执政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执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正因为在制度设计和执行中坚持“靠人民执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充分调动起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彰显出强大生命力。这样的制度不是“做摆设”的“装饰品”，而是“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实质民主。充分反映人民意志是中国制度的根本逻辑，也是中国制度故事的精髓要义。没有广泛、真实、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就不可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进步。 讲好“以创新为核心”的实践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制度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制度创制和变迁的历史。制度竞争是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竞争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能力。英国资深中国问题观察家休·佩曼在《中国的变革：地球上最伟大的演出》一书中指出，忽视中国的“持续变革”能力是西方“误判中国”的重要原因。解析“中国奇迹”的奥秘，重在揭示好中国制度在实事求是中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能力。 展现中国制度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几十年来中国发展进步的每一次跃迁都凸显制度变革的巨大力量。新中国成立后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作为现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经济腾飞和社会巨变。归根结底，历史上一切伟大的制度变革，都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欧美到俄日，作为制度变迁的社会革命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带来巨大的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视为“永远在路上”的“赶考”，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让中国制度不断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巨大优越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 展现中国制度在开放中实现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制度既扎根中国大地，又以开放包容的品格和海纳百川的胸怀借鉴和汲取世界文明成果。中国制度之所以充满生机活力，是因为始终顺应人类文明进步大趋势、人类社会发展大逻辑，既坚持立足中国实际，不搞“飞来峰”，又不排斥任何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制度发展经验和国家治理经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中国可能“有意识地、有节制地融合”中国与其他文明的长处，“其结果可能为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开放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气质，也凸显了中国制度发展的理性特征。 本文刊发在12月21日北京日报14版理论周刊作者：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周树春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11日上午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要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主持开班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开班式。1月11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习近平指出，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作出这样的战略判断，有着深刻的依据。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已经拥有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未来30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 习近平强调，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全党必须继续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力办好自己的事，锲而不舍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经济形势进行科学判断，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对发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时调整，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引导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1月11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习近平指出，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一是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理念。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从问题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我国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根据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更加精准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举措要更加精准务实，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三是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要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全面做强自己。 习近平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需要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进。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 习近平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继续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任务，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全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集合优势资源，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要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要同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在职能配置上更加科学合理、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备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逐条逐段领悟，在整体把握的前提下，突出领会好重点和创新点，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增强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敢于担当、善于作为，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 李克强在主持开班式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理论和实际、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相结合的高度，分析了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现实依据，阐述了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新要求，阐明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攻方向，对于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站位、开阔视野，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精神结合起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切实推动党中央关于“十四五”时期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席开班式。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军队各大单位、中央军委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研讨班。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开班式。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题：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新华社评论员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标志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新时代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更大的逆风和回头浪。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大意义更加凸显。这一重大举措，是推进高水平开放，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根本要求；是深化市场化改革，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迫切需要；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选择；是支持经济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贸易港是一项全新的探索，既没有先例可循，又不能简单照搬西方自由贸易港发展模式。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保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方向不偏、路子不歪、健康发展。在这个大前提下，借鉴国际自由贸易港发展经验，紧密结合海南实际和发展定位，打造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 制度集成创新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改革发展的核心所在。海南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重要的试验田。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就是要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深层次改革，打破观念束缚、政策障碍和利益藩篱，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要进一步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建立适应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更加灵活高效的法律法规、监管模式和管理体制，下大力气破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推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实施范围为海南岛全岛，涉及面广、任务艰巨，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在建设发展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必须注重质量和效果，统筹安排好开放节奏和进度，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要坚持底线思维，坚持在“管得住”的基础上“放得开”，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充分把握和用好发展新机遇，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行稳致远。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大决策部署，为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出了动员令。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局面。相比过去，新时代的改革更加重视制度建设，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亟须取得突破。改革对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意见》在研究制定过程中，注重理论和政策创新，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把市场化改革的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用市场化改革的思路和办法破解发展中的挑战和难题。 在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开放40多年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完善，但仍然存在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不够等突出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就要充分尊重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方面要求加快建立完善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在市场能够高效配置资源的领域、在市场机制可以有效调节的事项上，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成为配置资源要素的主体。另一方面要求继续转变政府职能，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深化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公平竞争，只有公平竞争，才能从根本上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保证不同的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推动要素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各项政策的出台，都不应忽视和动摇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坚持以竞争政策为基础来协调相关政策，应成为一个原则。增强政府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防止垄断和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力度，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途径。 在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点在于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是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的基本保障。要健全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制度，包括国有产权制度、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及各种新型产权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和居民财产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保障农民的集体产权权利；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经营性国有资产产权管理制度；加强对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交易、保护等一系列活动的制度供给和保障，加快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加大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力度，对各类所有制经济主体一视同仁，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产权与合法权益。要素市场化配置实质是通过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与改进。要根据不同要素属性、市场化程度差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一是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严格界定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用地范围；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不同产业用地类型合理转换，探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给；努力增强土地管理的灵活性，探索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二是完善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着力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进一步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完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在城市群内探索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改变公共资源按城市行政等级进行配置的方式，转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进行配置；畅通企业、社会组织人员进入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渠道，为外籍高层次人才来华创新创业提供必要便利。三是优化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完善强制退市和主动退市制度，增强诉讼制度对投资者的保护作用；加快发展债券市场，稳步扩大债券市场规模，丰富债券市场品种，完善违约处置机制，探索实行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注册管理制；构建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相适应、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此外，还要加快培育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市场，为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在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强化法治保障。推进市场法治化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体系，是市场经济高效、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是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一要有法可依，完善经济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对经济发展各项事业的法律制度供给，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依法平等保护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完善保障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按照包容审慎原则推进新经济领域立法，完善社会信用法制建设，推动重大改革在法治保障下顺利开展。二要依法用权，健全执法司法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保障机制。重点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执法事项，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根据不同层级政府的事权和职能，优化配置执法力量。健全涉产权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和常态化纠错机制，及时有效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三要依法履职，全面建立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健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防止权力滥用。完善行政权力监督体制建设，实现对重点领域有效监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也必然影响和传导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我们要坚定不移深化市场化改革，推动各方面体制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推进各方面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市场经济的真正“自由化”并不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而是从瓦尔拉斯开始的。 凯恩斯曾经在《自由放任的终结》一文中指出，“在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的著作中找不到自由放任这个词汇，甚至这些经济学家中任何一位都未曾以一种教条的形式来表达过这样的思想，自由放任只在一些二流经济学家的鼓噪和科学作家的宣传中使用”。其实不仅是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大师们不用，凯恩斯同时代的以及凯恩斯之后的经济学大师们也都不用这个词汇，自由放任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主流经济学的核心主张。但是他们却公开谈论另一个词汇，那就是“一般均衡”，而这要从瓦尔拉斯谈起。 瓦尔拉斯，是一个出生在法国，后来一直在瑞士洛桑大学研究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史上非常重要的 “洛桑学派”的创始人。我们之所以说“洛桑学派”重要，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去除了意识形态的“洛桑体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一般均衡”就是洛桑学派的创始人瓦尔拉斯提出来的。熊彼特曾经指出“一般均衡”就是经济学的大宪章。因为“一般均衡”这个概念在经济学中的核心影响力，瓦尔拉斯也被萨缪尔森奉为在世界经济学史上是仅次于亚当斯密，排名第二的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熊彼特更直接称瓦尔拉斯为世界上排名第一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但自从瓦尔拉斯在给经济学设置了一个“一般均衡”的天花板之后，桎梏了经济学长达一百五十年的发展。在这一百五十年里，人们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将这个天花板装饰的更加美丽，加固的更加结实，直到凯恩斯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经济学的新兴领域崛起后，人们才把这个天花板捅出几个漏洞，让人们重新看到经济学的曙光，人类的经济学才可以重新前进。 “一般均衡”对于没有学习过经济学的人来说，是一个很难理解的翻译词汇。我认为将一般均衡翻译为“总体均衡”更准确，也更容易明白。一般均衡就是指市场经济经过价格和竞争的调节后，从总体上处于均衡的经济状态。自从瓦尔拉斯提出这个概念后，这个概念就开始风靡经济学界。以至于萨缪尔森曾经开过一个著名的经济学玩笑：如果要让一只鹦鹉变成经济学家，只需学会三个词汇，就是供给、需求和均衡。现代经学认为市场经济在一系列的假设条件下，会自动达到一般均衡的理想状态，因为无需政府干预，这也是凯恩斯之前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信奉的经济学，也是凯恩斯之后很多新自由主义主义经济学家信奉的经济理念，是市场经济自由化的最重要源头。 但很多人不了解的是，这个将所有经济学家都装进这所沉闷无趣的一般均衡自由主义老房子的瓦尔拉斯，却是一个标准的社会主义者，他一直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者，其最明显的主张就是土地和铁路的国有化，并且他在洛桑大学执教期间，也因为共产主义倾向而一度得不到教授职位的聘任。 而一般均衡概念在被市场自由主义者占据之前，主要是被洛桑学派的其他经济学家用于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可行性。洛桑学派的另一位重要经济学家帕累托，就在 1908 年发表《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门》一文。 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数学方法， 论证社会主义的生产管理部门应该采用什么方式引导生产，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洛桑学派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巴罗尼又对帕累托的理论进行了发展，罗巴尼认为市场中的价格仅仅是一个交换函数，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这个交换函数。 在保证消费品的边际效用比率对所有消费者都一样以及稀缺资源的边际利用率对所有生产者都一样的情况下， 能够使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和稀缺资源的利用最大化，从而实现一般均衡。 为此，巴罗尼详细探讨了如何利用均衡方程式的求解， 使计算价格与最低成本相等，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达到最优状态。巴罗尼不仅证明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的一般均衡同样可以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 甚至提出“一般均衡”是只能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巴罗尼的思想最终被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继承，构建出经济学历史上著名的“兰格模型”。 提到兰格，经济学界的很多人都比较熟悉，这是一位波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是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发起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的核心人物。在论战中兰格将洛桑学派关于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经济均衡的分析与泰勒的试错法进行结合。 他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保证市民获得一定的货币收入， 并授权市民花费这笔收入，使他可以选择性的购买国家生产的商品。 那么，通过社会主义掌权者对市场情况的不断观察， 从而适时的调整各种要素的价格，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均衡。 这清楚的说明了社会主义实现均衡的具体方式。 在社会主义可行性大论战中，兰格一方最终获胜，这次论战不仅打击了奥地利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的批判，而且强化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作为考虑这一类问题的理论框架。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世界经济学理论界公认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在理论（一般均衡模型）和实践（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中进行经济核算，实现帕累托最优。1939年，希克斯在 《价值与资本》 中亦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作为微观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从而一般均衡正式成为西方经济学核心的核心。 其实除了瓦尔拉斯、帕累托之外，现代自由经济学还有很多核心概念都是社会主义者或是有过社会主义倾向的学者贡献的。比如西方经济学另一重要概念“守夜人政府”的最早提出者拉萨尔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领袖。科斯早年写作《企业的性质》时也是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列昂惕夫、熊彼特都有社会主义倾向，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就是受到二十年代苏联的计划平衡思想的影响。列昂惕夫本人曾经直接参与了苏联二十年代中央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表的编制工作。1987年，里昂惕夫随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他很欣赏中国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回国后发表了《社会主义在中国行得通》的评论文章。熊彼特在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中是支持社会主义一方的。总之，瓦尔拉斯、帕累托、科斯、列昂惕夫、熊彼特这些曾经的社会主义者或是有过社会主义倾向的学者的研究构成了西方现代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里最核心的那部分。 但为什么这么多社会主义学者创造的经济学培养出来的却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呢，其实这跟马歇尔有关系。从马歇尔开始，经济学就变成了西尼尔所谓的“纯经济学”，不再是政治经济学，只讲经济理论，不讲历史，道德，不讲价值判断，甚至不为国家提出发展建议。这就导致现代经济学，如同一个武术学校，只教武功，不教武德，最后这些习武之人走出校门很多就变成了小混混。而那些创立这些武功的人，其目的更多是为防身或是行侠仗义，而非用于作恶。 马歇尔第一次将经济学改造成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这一体系至今仍占据主要地位，后来的绝大部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体系和理论都源于此。而且马歇尔使经济学彻底抛弃了起源于威廉配第，并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马尔萨斯、马克思等学者发展完善的劳动价值论思想，使主观边际效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唯一的价值理论，使经济学丧失了一个巨大的支流。 而这种从需求角度解释的价值理论远远没有从供给角度解释的价值理论更有意义。虽马歇尔本人是一个道德高尚，并且主张经济学家应该富有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人，并且认为经济学家应该谨慎的推广自己的主张，但是经过他改造的经济学就再也培养不出他希望的人了。 一般均衡成为经济学核心后，最终在阿罗、德布鲁、麦肯齐那里完成了一般均衡的证明。然而当这些最终完成之后，人们也开始不再对一般均衡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感兴趣了，微观经济学开始轰轰烈烈的朝着交易成本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机制设计经济学等方向发展去了。 其实在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分支出现之前，凯恩斯经济学是对一般均衡冲击最大的，然而凯恩斯经济学不是在原有经济学的天花板上去捅一个洞，而是去重新造了一座新房子，这就是后来宏观经济学。尽管有了宏观经济学的异军突起，但仍然有很多人在微观经济学的老房子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甚至想把更多的人拉回老房子里去，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凯恩斯经济学进入大众视野之后，却被希克斯、汉森等人又将其拉回了追求一般均衡的旧轨道，并且最终形成了以希克斯汉森模型、菲利普斯曲线为核心内容的新古典综合派。这虽然让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迅速扎根，但是也为后来的被攻击埋下了伏笔，先有来自弗里德曼从收入函数、货币理论方面的攻击、后有卢卡斯从理性预期等角度等的攻击，最终因为一个本不属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菲利普斯曲线问题让凯恩斯经济学遭到重创，从此凯恩斯主义开始变得江河日下了。等尼克松这个共和党的总体上台后，弗里德曼等反凯恩斯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成为总统经济顾问，有了实施反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舞台，凯恩斯经济学自然被弃之不用。 其实凯恩斯经济学能够维持二十多年的辉煌，主要跟二战之后美国民主党的长期执政有关系，凯恩斯经济学从本质上是民主党的经济学，共和党信奉的是另一套哲学。共和党的尼克松总统上台后，弗里德曼的老师伯恩斯担任美联储主席，让弗里德曼的单一货币规则得到实践，结果造成了滞胀，后来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彻底被格林斯潘执掌的美联储废弃，就连弗里德曼自己也承认单一规则遭遇到了失败。 从八十年代后，以哈佛大学教授曼昆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也在一路收复失地，新凯恩斯主义的反击主要围绕”市场不能自动出清”展开，以价格粘性，菜单成本等新概念为武器抵挡了来自新自由主义者的攻击，守住了凯恩斯主义的阵地。同时泰勒从货币调控的角度对货币主义进行反攻，他提出了后来大名鼎鼎的泰勒规则，而泰勒规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背后还是的原则还是菲利普斯曲线，不过不同的是将财政调控版的菲利普斯曲线变换成了货币调控版的菲利普斯曲线，这套规则被格林斯潘采纳成为美联储的看家工具，成为货币主义的替代品。 格林斯潘是二战之后，执掌美联储时间最长的美联储主席，新凯恩斯主义的泰勒规则也陪着美联储的格林斯潘一起造就了美国又一个长达二十年的繁荣，这一时期后来被称为 “大缓和”时期。大缓和一词来源于2004年，时任美联储理事的伯南克发表的《大缓和》演讲，“大缓和”直到2017年次债危机的到来而结束，伯南克在演讲中认为“大缓和”的成功最大的就是因为货币政策的改善，这显然是在说泰勒规则居功至伟。 客观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谓对美国仁至义尽，以汉森、萨缪尔森等为代表的老凯恩斯主义为美国造就了战后长达三十年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以泰勒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又为美国塑造了一个长达二十年的大缓和繁荣。 2017年美国次债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同时进入政策视野，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复兴计划，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而量化宽松则是典型的货币学派的主张。因为伯南克本人也是大萧条的研究专家。他在2000年出版的《大萧条》一书，伯南克发现真正导致大萧条的原因是银行停止借贷货币的下滑以及随之而来的信贷的崩溃。他的研究结论与弗里德曼1963年出版的《美国货币史》中得出的结论几乎以一模一样，不同的是只是更深挖了一层，弗里德曼只指出了货币收缩加重了大萧条，而伯南克认为是国际金本位制存在的制度缺陷、管理不善、短视的政策决策、不利的政治经济条件相互作用导致的全球货币收缩。 其实在美国居于经济思想主流的一直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等，完全的自由放任主义者早已被逐出了主流经济学界，自由意志主义仅仅成为了少部分边缘人的意识形态。但是少部分人却异常强烈。哈耶克获得诺奖，苏联解体，都为奥地利学派赢回了不少的民间热度，而奥地利学派自身也经历了一次转型与改造。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时，看到兰格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工具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辩护，使哈耶克吃了一惊，而兰格用于证明社会主义可行性的精致的数学模型，也让奥地利学派无所招架。他们终于认识到，不可能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的范围内来回答兰格等人的观点，因为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理论也可以用于支持社会主义经济，只能试图从一些兰格模型的假设出发进行攻击。奥地利学派认为新古典理论假设市场参与者拥有完备的知识，知道自己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也知道实现利益最大化所需的其他知识，要解决的仅仅只是在数据中求最大值的问题，但市场效率来源于分散于个人之间的默会知识和特定时空的具体知识的有效利用，而中央计划局不可能掌握这类知识。1974年，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非常意外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8年，哈耶克在巴黎摆下擂台，希望利用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同计划体制的拥护者者再进行一次辩论。遗憾一直到苏联解体，都没有得到别人的理会。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论战让奥地利学派遭受了巨大重创，自此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其研究方向转向社会学和道德哲学，这次大论战最终重新定义了奥地利经济学的含义及其对经济科学的贡献，论战之后奥地利学派最大的贡献是对市场过程及其知识基础的独特理解，这也使奥地利学派变成了一个纯意识形态的学派。也从主流经济学的一支，变成了反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门派。奥地利学派也经常被西方国家以政治武器的形式，被投放到原社会主义国家，为这些国家的解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苏联解体后，又增加了奥地利学派在中国以及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热度。 总体来说，目前构成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就是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奥地利学派。但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在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机制设计经济学等新主流经济学的冲击下已经基本垮塌，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只限于民间，受到过完整主流经济学训练，还信奉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少之又少。当然也有一些人将经济学中的市场化原理，塑造成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进行传播，甚至将经济问题的推向政治，民间很多不懂经济的人，也经常受到这些人的蛊惑。 其实抛弃来自这两方面的干扰，但是在外人的眼里，市场经济却是天然的属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而且越是不懂经济学的人，或是越是经济学边缘的人，越是容易将经济学假想为自由主义的。我们不清楚这样的误会是从何，可能是从“市场经济”一词带出来的感觉吧。反正几乎没人将经济学默认为计划经济。 可以说经济学是一个被意识形态侵袭非常厉害的领域，人们支持的某个经济学家往往并不一定是因为他的理论有多么高深，他对经济学做出了多少天才的创见，而是因为他坚持在多大程度上更加坚守某种意识形态，他这这种意识形态上立场越鲜明，越极端，越能成为这种意识形态拥护者们的宠儿。在现实中，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仇恨比来自利益的更严重。 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分裂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经济学的分裂带来了意识形态的分裂，意识形态的分裂又带来政治的分裂，甚至是人类的自相残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野也是源于经济学对价值问题的不同看法，都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虽然自由主义往往以私营企业的利益为依托，但客观说，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企业家已经不是福音，而是灾难之源。自由主义并不是不对经济干预，而是一种消极干预。现代社会任何轻微的波动都会造成蝴蝶效应，甚至产生系统性的经济风险，对应的就是大量的企业家以及普通投资人的财产损失，甚至很多人会因此倾家荡产。市场自身不能自己消弭风险。世界尚缺乏保护企业家的经济思想体系。那些注重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家，并非注重的是政府本身，而政府利益与国家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维护政府权利，有时候才可以真正维护国家人民的利益。这其中既包括企业，也包括普通民众。实际情况是，政府往往会不自觉的为企业服务。 我认为是经济学家应该淡化意识形态，聪明人的标志就是其头脑里可以包容两种不同的思想，辩证法也是要人们看到一个事物的两面。那些迷恋于经济学意识形态的人无疑都是为了得到更多来自民粹的响应，而容易得到民粹支持的思想，一般都是不好的思想居多。 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美国总统肯尼迪有一句话非常经典，“真正利害攸关的不是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某种重大斗争，而是对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我们需要的不是标签，而是对一个个使伟大经济所不断向前涉及的复杂技术问题的基本讨论”。这句话应该被中国每个经济学家铭记于心。真正利害攸关的不是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某种重大斗争，而是对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
图片来源：微摄 新浪财经消息 2020年7月22日（星期三）上午10：00 《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新闻发布会。 以下为会议实录： [李广宇]：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为方便记者朋友们参会，本次发布会仍采取现场+线上的形式发布。欢迎现场和线上的各位记者朋友们。 今天我们将要发布的是《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我们很荣幸地邀请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贺小荣先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体改司副司长王任飞先生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郑学林先生出席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下面，有请贺小荣先生介绍《意见》的有关情况。 [贺小荣]：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大家出席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今天，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发布《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为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出了动员令。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法治保民生、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功能，营造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加快完善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起草了本《意见》。在起草《意见》的过程中，我们以刚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基准，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司法保障为主线，以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等为目标，广泛征求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基层法官以及相关部门和行业的意见建议，为《意见》的指导性、权威性、普适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预见，《意见》的颁布实施，对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将发挥更好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作用。 《意见》以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市场主体、产权保护、公平交易、市场秩序、民生保障、服务开放、高效解纷等七个方面，提出了三十一条贯彻意见。 一、完善市场主体司法保护机制，进一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公平竞争，而公平竞争的前提是主体平等。《意见》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明确要求废除按照所有制类型区分市场主体和对民营企业不平等保护的司法裁判规则。加强对新型市场主体的保护，推动形成有利于创新和发展的现代法人制度。针对国有企业存在的权责不清、约束不够、缺乏制衡、活力不足等问题，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服务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推动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市场主体救治退出机制、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等问题，提出具体的司法保障意见。 二、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夯实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制度基础 有恒产者有恒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是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的基本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曾专门出台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也颁布了一系列保护产权的指导性案例。《意见》从产权制度保护、惩治侵权行为、服务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公正审理土地征收征用案件、加强自然资源产权保护、服务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等六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意见》要求，明确和统一裁判标准，准确界定产权关系，重点解决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民营企业财产等产权保护中的突出问题；坚持法定赔偿原则，加大涉产权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和常态化纠错机制；严禁超标的查封、乱查封，建立健全查封财产融资偿债和自行处置机制，尽最大可能保持企业财产运营价值；加强对数字货币、网络虚拟财产、数据等新型权益的保护，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产权保护的价值引领作用；打击针对企业家和严重危害民营企业发展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缴民营企业被侵占、挪用的财物，完善财产返还和退赔制度；依法制裁知识产权违法犯罪，加大对链条式、产业化知识产权犯罪的惩治力度；依法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经营性资产、资源性资产折股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依法充分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经营决策和收益分配的权利；支持行政机关依法打击各种违法占用耕地行为，确保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不受侵犯；强化对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要素市场的规则指引，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三、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为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意见》分别从尊重契约、促进金融为实体服务、拓展担保合同范围、规范互联网交易、促进劳动力要素优化配置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一是尊重合同自愿和契约精神，准确把握自然垄断行业、服务业等市场准入的放宽对合同效力的影响，落实“非禁即入”政策，合理判断股权融资、双向对赌等交易模式和交易结构创新的合同效力，正确处理合同自愿与行政审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二是促进金融和民间资本服务实体经济，修改完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坚决否定高利转贷行为、违法放贷行为的效力。三是依法认定具有担保功能的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效力，最大限度发挥担保制度的融资功能。四是有效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集成作用，正确适用互联网交易合同订立的特殊规则，准确界定电子商务平台运营者、平台内经营者、消费者及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五是依法促进劳动力要素优化配置，促进和保障劳动力和人才的社会性流动，妥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四、维护社会诚信与市场秩序，营造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软实力与核心竞争力，也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条件。《意见》立足司法审判职能，从依法支持和服务“放管服”改革，加强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审判工作，规范金融市场投融资秩序，加强“逃废债”清理惩戒机制建设等四个方面提出要求。《意见》强调，依法审理涉及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行政协议等行政案件，服务法治政府和政务诚信建设；依法判断竞争行为的正当性，及时制止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提高违法成本，引导市场主体诚信公平有序竞争，增强市场竞争活力；对以金融创新为名掩盖金融风险、规避金融监管、进行制度套利的违规行为，以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认定合同效力和权利义务，同时要研究制定针对网络借贷、资管计划、场外配资、资产证券化、股权众筹等金融现象的司法应对举措；树立“实质穿透”执行理念，依法识别和精准打击规避、抗拒执行行为，降低债权实现成本，助力企业化解债务危机。 五、强化民生司法保障，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 经济为重，民生乃大。《意见》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提出了民生保障五方面意见。一是聚焦复工复产现实要求，为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准司法服务和保障。二是强化对消费者、劳动者等弱势群体权益保障，加大对“互联网+”领域涉及的产品质量、旅游消费、教育培训、通讯服务等消费纠纷案件的审判力度，加强对网约工、快递员等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的司法保障，深入推进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推动完善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是加强数据权利和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依法保护数据收集、使用、交易以及由此产生的智力成果，完善对自然人生物性、社会性数据等个人信息权益的司法保障机制。四是引导房产交易回归居住属性，防范炒地炒房投机行为，发挥居住权制度扶弱、施惠的社会保障功能，依法保障优先承租权人和居住权人的合法权益。五是规范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正确适用首负责任制、惩罚性赔偿等制度，坚持“四个最严”标准，确保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六、健全涉外司法保障机制，推动建设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坚持高水平开放和深化市场化改革互促共进，是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意见》结合人民法院涉外商事审判工作，精准服务国家开放战略的实施，提出健全涉外司法保障机制的三方面意见。《意见》要求，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司法协助，依法妥善化解涉外民商事案件，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依法保护外资合法权益；积极参与、深入推进国际私法交流合作，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找准司法审判与深化自贸试验区改革、稳步推进自有贸易港建设的结合点，持续推进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法治建设。 七、以一站式多元解纷为切入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更加适应市场经济需求、便捷高效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经济。人民法院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也要兼顾效率与公平，不断提高便民高效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水平。《意见》以一站式多元解纷为切入点，从深化民事、行政诉讼繁简分流改革、全面提升一站式多元解纷的质量和水平、推动诉源治理与社会治理融合互动三个方面，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更加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便捷高效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目标要求。《意见》强调，要积极推进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5G等现代科技在司法领域的深度运用，充分发挥司法大数据作用，加强对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中出现的问题研判，有效服务科学决策。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人民法院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意义。各级法院和广大法官要以学习贯彻民法典为契机，培养和树立与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司法理念，建立和完善与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统一司法裁判标准，为加快完善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广宇]： 感谢贺小荣先生的介绍。 下面，请各位记者结合今天发布的内容提问，按照惯例，提问前请通报一下所在媒体的名称。首先请来现场的记者进行提问。 [中国日报记者]： 我们注意到刚才提到5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想问一下《意见》出台的背景和重大意义是什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贯彻意见》有哪些考虑？谢谢。 [王任飞]： 感谢中国日报记者的提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把其概括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极大激发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更大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有效破解了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这些新形势新要求相比，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体制性障碍，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在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突破创新，通过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破除这些体制机制障碍。 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出台《意见》，对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目标、任务和举措，进行系统设计和总体部署，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基础性影响。从改革的角度看，进一步坚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行动纲领和重要遵循，从发展的角度看，将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体制保障和动力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意见》专门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强化法治保障”作出系统安排，对立法、司法、执法等各方面都提出了明确要求。《意见》也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完善配套政策和实施措施。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出台了《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对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要求进一步细化实化具体化，体现了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实际行动，也为各有关方面贯彻落实文件作出了重要示范。 [李广宇]： 谢谢。下面继续提问。 [封面新闻记者]： 我们注意到党中央、国务院《意见》明确指出，落实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产权权能，将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贯彻意见》在依法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方面有哪些举措？谢谢。 [郑学林]： 党中央、国务院《意见》中规定的涉农改革措施对于稳定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具有重大意义，也必将给广大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深化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到期后土地怎么承包、农民的利益怎么保障是广大农民非常关心的问题，这次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指出要落实好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给广大农民吃下了最大的“定心丸”，为农村土地改革设定了基本方向。对于土地经营权流转以及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的问题，《意见》指出要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完善产权权能、将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也为将来的改革确定了基本原则。今年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民法典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方式，今后广大农民流转土地经营权就有了明确的制度依据，也会获得更多红利。根据以上情况，《贯彻意见》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意见》进行贯彻落实：一是要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妥善审理涉及农村承包地权属纠纷案件，严格执行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确保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保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二是严格落实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民法典的规定，充分尊重农户意愿，严格保护农户的土地承包权和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权利，依法依规认定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效力，让农民既可以沉下心来搞生产，也可以放心流转土地经营权；三是对于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资源的折股量化，严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要求，服务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充分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经营决策和收益分配的权利。 [10：27：16] [李广宇]： 谢谢。继续提问。 [10：28：0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社会与法》频道记者]： 我们注意到，党中央、国务院《意见》指出要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对于民间借贷的利率设定了24%的司法保护上限，实践中有的观点认为这个利率标准太高，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那么《贯彻意见》在引导金融和民间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方面有哪些新的举措？谢谢 [郑学林]： 这个问题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我国民间借贷市场是正规金融市场的必要补充，对于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确实有一部分市场主体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反映人民法院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过高，这个问题也引起了最高法院的高度重视。金融市场化改革以及金融利率问题虽然不是由人民法院主导，但是对于改革过程中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人民法院必须有所担当，在职责范围内做好自己的事情。为有效规范民间借贷，引导民间金融健康有序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多个文件，强调强调从严把握法定利率，对于各种以“利息”“违约金”“服务费”“中介费”“保证金”“延期费”等形式突破或变相突破法定利率红线的，依法不予支持，对保护债务人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社会上反映的司法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过高的问题，我们正在抓紧研究。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以及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大形势下，降低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对于纾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以及从源头上防止“套路贷”“虚假贷”具有积极意义，也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今年通过的民法典明确规定，国家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结合民法典的最新规定开展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修订工作，调整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司法解释修订总的原则是兼顾利率市场化改革与维护正常金融秩序，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贯彻意见》对此均有所规定。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民法典扩大了担保合同的范畴，为非典型担保的裁判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是担保观念上的巨大进步。《贯彻意见》在服务企业融资方面明确指出要依法认定保理、所有权保留等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效力，这对于促进商事交易健康发展，扩大企业融资担保方式具有重要作用。相信《贯彻意见》的出台对于规范金融市场秩序、服务企业融资、促进金融担保创新将发展重要的作用。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些，谢谢。 [李广宇]： 现场提问环节就到此，感谢贺小荣专委的发布，感谢王任飞司长、郑学林庭长的解答，感谢现场的朋友，也感谢线上的各位朋友。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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