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一名摄影记者在明尼阿波利斯报道抗议活动时遭警察枪击。（图片来源：法新社）善于标榜自己“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美国又被狠狠地打脸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其首席白宫记者吉姆·阿科斯塔27日表示，自己不是过去几年里唯一因为报道白宫新闻而收到死亡威胁的记者。这不是阿科斯塔第一次公开表示自己受到死亡威胁，实际上自2018年开始，作为CNN驻白宫首席记者，他和自己的家人就频繁收到死亡威胁。2018年1月，他还一度被白宫吊销了记者证。他的遭遇，无疑是对美国一向高调宣扬的“言论自由”的公开嘲讽。实际上，经常标榜自己“言论自由”的美国，从来就不是这方面的优等生。就在美国忙于谴责其他国家破坏“新闻自由”的同时，美国的新闻工作者正面临死亡威胁：CNN新闻主播布莱恩·斯特尔特（Brian Stelter）曾被人在电视节目中公开威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主播、记者凯蒂·图尔也曾收到过威胁将要杀死她的留言；《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莱特·斯蒂芬森在自己的专栏中，详细记录了一通将新闻媒体称为“美国的敌人”并威胁枪杀包括他在内的美国媒体人的电话录音；《好莱坞记者报》（The Hollywood Reporter）曾报道称，CNN另一位驻白宫记者艾普尔·莱恩（April Ryan）自2018年开始，就因频繁遭遇死亡威胁而不得不自掏腰包加强对自己和家人的安保。不止大型媒体机构，一些地方媒体的从业人员也饱受威胁。2018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曾报道称，美国加州一份地方报纸——《萨克拉门托山谷镜报》的出版人兼编辑蒂姆·克鲁斯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一直遭到死亡威胁，甚至有人曾将绞索寄到报社，威胁该报停止对当地一宗谋杀案的调查报道工作；2018年6月28日，美国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的《首府宪报》办公室发生枪击案，造成5人死亡20人受伤。只因观点不合就发出死亡威胁甚至制造血淋淋的惨案，无疑是对美国一贯宣称的“捍卫言论自由”最大的反讽。与此同时，过去几年，美国的言论环境和新闻从业者的工作环境也在恶化。致力于记录美国违反新闻自由行为的智库“美国新闻自由追踪者”（PFP）12月14日发布的报告称，2020年美国至少有117名记者在报道全美抗疫活动中被拘押或逮捕，这一数据是2017年至2019年三年数据总和的两倍多；2020年美国共发生超过1000起威胁或破坏新闻自由的事件，而2019年相关事件仅152起，增长了将近7倍。美国新闻自由水平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与其长期标榜的不相匹配。2018年，无国界记者组织首度将美国列为全球记者死亡数最多国家之一；2019年，该组织将美国的全球评级从“令人满意的”下调为“有问题的”，排名下降到48位，该组织报告称，2019年“美国记者从未遭受过如此多的死亡威胁，也从未如此频繁地向私人保安公司寻求保护”。2020年弗洛伊德之死引发全美大规模抗议活动，许多记者和摄影师在报道和记录抗议活动中被警察殴打、逮捕，这些行为连美国的盟友都看不下去了。德国外长马斯公开谴责美国警察对德国记者的暴力行为，称“遵守法治的民主国家必须展示出保护新闻自由的最高标准”；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则要求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馆调查两名澳大利亚电视台记者被美国警方拘捕一事；在一名土耳其记者被美国警方袭击后，土耳其总统府通讯主管法赫雷汀·阿尔顿称将会毫不迟疑地与美国方面交涉此事，并强调“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支柱”。美国在“新闻自由”方面的糟糕表现让美国政客也感到悲哀，一些外交官公开表示，美国国内糟糕的状况已经让他们不知道如何在国际上继续推行“美式价值观”外交。美国“言论自由”陷入危机，反映出其背后美国社会裂痕不断扩大的现实。由于贫富分化、民意撕裂，再加上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美国社会日益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左右之间的斗争也日益激化。再加上政客对媒体的攻击，一些民众更将新闻媒体和媒体工作者视为“人民的敌人”，这些都让美国长期标榜的“保护言论自由”的概念摇摇欲坠。阿斯科塔表示，美国记者们“不能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即在这个国家的时政（新闻）记者、白宫记者需要保镖（保护）才能报道政治竞选活动。”只是，不断“妖魔化媒体”、挑动民众情绪、撕裂社会并从中渔利的政客们，早就对这套手段食髓知味。在这种情况下，美式“言论自由”在世人眼中的轰然倒塌，也就在所难免了。（聂舒翼）本文系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点击“海外网评”，读懂中国与世界。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历经极不平凡的2020年，站在新起点上，如何迈好第一步、走好新征程至关重要。思客特别策划《预见2021》，邀请多位智库专家围绕他们心中的“2021关键词”，谈谈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发展之路。 本期专家为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帆，他的“2021关键词”是：凝聚共识。 2020年，新冠疫情带来了混乱与撕裂，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信任严重丧失，取而代之的是怀疑，担心、恐惧、对抗。非传统安全威胁造成的影响十分巨大，任何单一国家难以应对的威胁是人类真正的天敌。比如此次国际流行疾病问题，此外还有生态环境安全问题、金融、信息、能源安全、食品安全、国际犯罪等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更多指向人的安全，而不仅仅是国家安全。 非传统安全日益突出且呈现出突发性、播散性、持续性。在国际恐怖主义、极端势力活动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近年来，大量的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地区动乱引发的国际难民问题不断涌现。而国际流行疾病始终是人类的天敌之一，在非洲埃博拉病情刚刚缓解的时候，人类不得不面对新出现的新冠病毒的挑战。至今，病毒已经造成全球范围7000多万人的感染，170多万人死亡，美国感染人数超过1700万，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全球疫情。由于对病毒的认识和科学研究的局限性，人们对这一新型病毒的起因、流行以及治疗都处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因此，这一流行疾病存在着隐蔽性和长期性的可能。疫情下的文明间的摩擦、种族冲突、经济甚至是制度之争都可能被放大、夸大或误解，加大了国际关系危机外交和公共外交的难度。 新冠疫情造成的伤害比传统形式战争更为严重。2020年4月，英国《泰晤士报》称全球贸易量可能锐减1/3，幅度超过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时任世贸组织总干事罗伯特·阿泽维多说贸易下滑不可避免。新冠疫情很可能对国际贸易造成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打击。法国费加罗报声称新冠病毒对就业的影响极大，国际劳工组织评估全球33亿就业人口中，超过4/5受到工作场所完全和部分关闭的影响。该组织指出最具风险的行业，如运输酒店餐饮，服务业手工制造业和零售业，涉及到12.5亿面临解雇风险的劳动者，他们将失去工作和收入。 面向未来，2021年凝聚共识变得格外重要。 国际社会需要形成一个新的高度共识，那就是我们面临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这种威胁远远高于国家间的威胁。既比国家间威胁影响更大、危害更大，也比国家间威胁更为迫切。 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要么共同安全，要么都不安全，国际社会是一个安全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别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否则就只能带来自己的不安全。 大国在国与国之间，也必须形成新的共识，我们面临非传统安全威胁带来的战役，但这场战役不是彼此冲突的战役，而是需要共同携手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威胁。 非传统安全不是国别安全问题，不是一国对另一国的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问题。我们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敌人。但是有些国家却错误地把应该进行合作的重要伙伴当成了敌人。置自身的经济发展和民生于不顾。这些政客是短视的。这样做将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历史后果。 国与国之间应该形成的高度共识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人类相互依存如此之高的国家关系现实面前，只有合作才能共克时艰。不应把合作伙伴当成对抗的目标，不应把最需要合作的国家视为打压或削弱的对象。同时，要相信正确的方法与有效的动员是能够化解新冠疫情风险的。中国的成功经验也表明，只要政府高度重视，步调一致，有效防控，就能够迅速打赢抗击疫情的战役，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展望2021年，我们期待国家间更加平等，反对霸凌欺凌；国家间更加开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倡导多边主义，反对集团式的联盟体系和单边行径；构建全方位合作，反对新冷战。 我们愿2021年人类能够更加携手团结，国际社会能够尽快消除新冠疫情等一系列阻碍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隐患。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引下，运用包括疫苗在内的高科技人类成果，还人间以安全、开放、自由流通、繁荣与和谐。（作者为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编辑：解轶鹏）
我们应全面深入领会和贯彻习总书记的讲话要求，既要重视当前显性金融风险的化解，同时也要加强对长期隐性风险的主动防范；既要高度重视对传统金融风险的有效管控，同时也不可忽视对非传统金融风险的积极应对。因为非传统和隐性的金融风险最有可能成为“灰犀牛”和“黑天鹅”，最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必须强化风险意识、守住风险底线，保持对潜在风险的警惕性和紧迫感，主动出手，坚决驯服‘灰犀牛’问题，全面防范‘黑天鹅’事件，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牢牢守住未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我们应全面深入领会和贯彻习总书记的讲话要求，既要重视当前显性金融风险的化解，同时也要加强对长期隐性风险的主动防范；既要高度重视对传统金融风险的有效管控，同时也不可忽视对非传统金融风险的积极应对。因为非传统和隐性的金融风险最有可能成为“灰犀牛”和“黑天鹅”，最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过去在谈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时，不论从单体金融机构还是从整个金融体系的角度，我们往往更多关注一些传统和显性的金融风险，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但却往往忽视了那些非传统和隐性的金融风险。当然，防范这些传统、显性的金融风险也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对单体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安全都会构成很大的威胁。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要高度重视对那些非传统、隐性风险的防范，因为这些风险同样会对单体金融机构和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甚至是更大的威胁。我们要有更宏观、更前瞻、更积极的风险观和安全观。 这里所述的非传统、隐性的金融风险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风险： 气候与环境恶化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大量科学研究和实证表明，由于全球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和人们对碳排放控制、环境保护不力等原因，使气候与环境不断恶化，各种严重的自然和环境灾害如飓风、暴雨、海啸、高温、山火、海平面上升、大气及水土污染等，特别是严重水灾和干旱发生的概率和频率会越来越高，其所造成的威胁和损害也越来越大。例如，美国、巴西和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亚洲一些国家的暴雨水灾，欧洲一些国家的高温，非洲一些国家的干旱等。这些全球和地区性的严重气候和环境灾害除了会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及国家经济造成严重威胁与损害外，也会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严重的金融风险，威胁金融体系的安全。因为这些突发、严重的灾害，首先会使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企业和家庭遭受严重损失，会导致实体企业和家庭的财务恶化、破产倒闭、债务违约，形成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和损失，甚至可能导致金融机构资不抵债和支付危机，进而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信用和信任危机，导致存款挤兑和流动性危机。其次会导致保险企业因支付巨额损失赔偿，而出现资本和清偿能力危机。再次还会使整个金融基础设施系统（IT系统、交易系统、客户信息系统及网络操作系统）遭受严重破坏甚至瘫痪。 发生全球性、地区性、全国性疫情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受气候、生态、环境恶化以及人口流动、人际交流更加频繁和密集等因素的影响，发生全球性、地区性及全国性疫情的概率和频率可能会越来越高，如果预防和管控不够及时有效，其所造成的破坏和危害也会越来越大。不仅会对人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和损害，同时也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及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由此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和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在这方面，不仅有历史上的实际案例和沉痛教训，同时更面临着现实与未来的严峻挑战。例如，最近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不仅直接给人的生命、生活和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同时也给经济金融造成了严重冲击和破坏，使企业遭受严重损失，直接导致企业停产、商店停业、学校停课、飞机停飞、运输停运、饭店关门、旅游间断等，导致了全球产业供应链中断和经济复苏更加困难。更重要的是，造成人们的心理恐慌，扩大了对经济信心和预期的阴影，从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剧烈震荡。甚至有人预言和断言，我们又面临一场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发生社会动乱和政局不稳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社会、政治稳，经济、金融则稳；社会、政治乱，经济、金融则乱。例如，最近一个时期，智利、委内瑞拉、巴西、玻利维亚、阿根廷、黎巴嫩、伊拉克、伊朗等国家发生的群众示威、社会暴乱及政局动荡，以及我国香港地区一小部分人的动乱和暴力。一方面直接威胁到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稳定，使经济遭受重创，生产萎缩、物价上涨、失业扩大。另一方面也严重破坏了货币、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引发货币、金融的动荡，货币贬值、资本外逃、存款挤兑、股价暴跌。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面临崩溃。 发生贸易争端与经济制裁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在经济已经高度全球化、产业分工高度专业化、金融与资本高度国际化、国际清算高度美元化的今天，如果美国利用其经济、科技、金融、美元的优势或霸主地位，为实现其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带头破坏国际贸易和全球治理规则，以本国法代替国际法，以本国规则代替国际规则，对他国发起贸易战、关税战、科技战、金融战，对他国进行贸易和金融制裁，将对他国的产业与企业、经济与金融、资本与投资等造成严重干扰和冲击，对货币和金融的稳定形成严重威胁，至少会增加经济、金融及投资的高度不确定性。例如，美国对古巴、朝鲜、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等国的经济金融制裁，已经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造成严重的冲击和损害，导致这些国家贸易停滞、资本外逃、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生产萎缩、工人失业、经济倒退，甚至面临经济金融崩溃的风险。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美国将会不断运用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制裁手段，进一步加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进行威胁与遏制，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由此会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带来干扰和冲击，甚至对其经济金融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金融科技信息系统遭到攻击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当今金融体系已经高度电子化、信息化、数字化，高度依赖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互联网、移动支付、数字货币、数字金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金融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在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便利人们经济生活、赋能金融功效、促进金融模式与生态变革的同时，也增加了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威胁。而且这种风险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突发性、系统性和破坏性，一旦发生，就是灾难性的。今天。我们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已经形成对信息科技的高度依赖，而这些科技信息系统又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其成熟度与稳定性还不够高，甚至其核心部件及功能还存在着对外部或第三方的高度依赖性。其灾备系统还不够完备和可靠。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遭遇外部攻击、外方制裁、环境破坏等情况，就可能使系统瘫痪，金融业务就可能停滞，客户信息数据就会泄漏丢失，就可能引发金融恐慌和金融系统性危机。 非传统金融（包括部分影子银行）逃避监管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在传统、正规金融不能满足多元化和多层次融资需求，同时传统、正规金融又受到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大量的地下非法金融、非正规金融、非传统金融，出现大量影子银行。我们有时把这种现象称为“金融脱媒”。虽然它们有时也会成为正规、传统金融的重要补充，为实体经济提供正规的、传统金融难以提供的资金融通，但是如果它们不受适当的监管，任其盲目发展扩张，就有可能积累巨大的金融风险。甚至由于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外溢性，从而会威胁到正规、传统金融体系的安全，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例如，由美国引发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尽管有各种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量货币市场基金、私募基金、对冲基金、非正规金融机构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证券化、各种场外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等，对金融资产的泡沫化和金融危机的爆发，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如，我国前一时期出现的大量非法社会集资、不受监管的网络借贷、P2P融资、企业间担保融资、私募基金、通道信托、表外理财等，如果我们没有及时有效地治理和整顿，就有可能形成巨大的金融风险，甚至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国际金融组织的推动下，各国普遍加强了对传统、正规金融机构的监管，进一步提高了包括资本和流动性在内的监管标准，由此增加了正规、传统金融机构及业务的成本，助长了非传统、非正规金融业务活动的扩张，这会使金融体系的风险上升。 非金融部门高额债务与非常态货币政策相互叠加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国家为摆脱经济衰退，加快经济复苏和刺激经济增长，都相继实施了非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即大规模的货币量化宽松和低利率（包括负利率）政策，中央银行大规模收购政府和企业债券，同时对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账户的资金支付负利率，由此来促使金融机构增加对经济的信贷投放。这一政策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融资利率过低，非金融部门（包括非金融企业、各级政府和家庭个人）大规模借债，非金融部门债务水平不断攀升，甚至已经大大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与此同时，由于中央银行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和不断降低借贷利率，促使各类投资者为追求安全和收益，不得不大量投资政府债券和低等级企业债券，甚至是垃圾债券。由此，一方面增加了债券市场的资金供给，扩大了对发行债券的需求，推动了非金融部门的债务规模不断扩张；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债券、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导致资产泡沫不断积累。在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和资产泡沫不断累积的相互叠加和相互推动下，一旦货币政策及利率调整预期发生逆转，市场信心发生动摇，就可能出现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出现大规模抛售和大规模违约，大量企业就会关门、倒闭、破产，就会再一次引发全球性和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要有效防范和应对上述重大非传统金融风险，最大程度地减少这些风险所形成的破坏和损失，我们必需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首先要早重视。要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这些风险发生的客观性及可能造成的严重破坏，充分认识其可能性、紧迫性和危害性。其次要早研究。要提早加强对相关风险的全面研究。要分析和把握上述风险的形成因素、发生概率、传导机制及可能后果，在相关理论和数据的支持下，建立科学可靠的数学模型，加强分析、监测和预警。再次要早预防。上述非传统风险有其发生的可能性，但并不具有必然性。也就是说，如果早形成共识，早付诸行动，早加强合作，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可以降低其发生的概率、速度和强度。最后要早处置。如果预警和预防失败，风险还是发生了，那就要积极主动地有效应对，及早处置化解，将冲击破坏和风险损失控制到最少最小。 本文原发于银行家杂志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西雅图市长珍妮·德坎表示，对于市中心警察局前的抗议者，该市不会接受联邦军队去驱逐。 德坎1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威胁入侵西雅图、分裂城市和煽动暴力，这不仅不受欢迎，而且是非法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推特上喊话德坎和华盛顿州州长杰伊·英斯利：“现在收回你们的城市！如果你们不这样做，那么我会的。” 杜坎表示，大多数抗议都是和平的，“总统永远不会明白一件事是，倾听社会的呼唤并不是示弱。” 西雅图警察局东区大楼前的控制屏障被拆除后，警察局清空了大楼。警察局长卡门·斯贝特说，他们缓解紧张局势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贝斯特说：“抗议者抱怨警察设置路障后，没有游行，而是建立了自己的路障。”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