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 12月18日，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为湖畔大学六届学员授课，与年轻企业家、创业者分享自己的商业思考。 作为改革开放40年全过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同时也是有着丰富从商经验的民营企业家，胡葆森将十条从商之道与学员作了分享。 一悟“为商之本”，商道就是赢取民心，商业上的成功等于在多长时间、多大范围内，赢取了多少客户对你的信任，最后收获尊重。 二悟“企业之于社会如同树木之于土地”，企业要适应环境，用自己的影响力、文化主张、价值主张，去改善商业乃至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从生存到发展、到回报这样一种生命周期的良性循环，惠及的民生越多，获取的回报就越多。 三悟“儒家思想、两个边界和四可原则”，“止、定、静、安、虑、得”，贵有“止”，知止，才能划定行业的边界和市场的半径，你的半径一定要小于你的能力，要做事留余、惧者生存。投资也要秉持可持续、可复制、可协同、可控制的原则。 四悟“商道酬诚”，人生实际上就是八件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利”天下，诚意、正心也就是说价值观在经商过程中至关重要。 五悟“老农之道”，人要顺天时、借地利、求人和，要做事留余，也要善于控制自己的心态，热时不燥、冷时不弃。 六悟“初心之重”，有了初心才有了定位，有了定位再有了战略，充满忧患意识才能把企业办成学习型组织，才可能具备创新的能力，产品和服务才具备核心竞争力，才可以支撑战略目标的实现。 七悟“当为则为，而非能为则为”，当为就是意愿、能力和外部环境，这是制定战略的三要素。 八悟“识人待人之道”，评价一个人的维度是意识、行为、习惯、标准；反映人的问题，主要是从性格、意识、素养、态度、方法、德行六个方面，企业要善用德才兼备的人，提防德寡才高的人。 九悟“何谓企业家”,企业家要有利国利民的核心价值观、系统完整的经营管理思想、持续成长的商业案例、主动担当的社会责任意识。 十悟“伟大企业的四个标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高度统一，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高度统一、企业利益和员工利益的高度统一、战略目标和执行过程的高度统一。
现代经济社会是资本主导的社会。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离不开一个具有正确价值导向的资本形成、积累和管理体系。我不否认资本的逐利本性，因为恰恰是这个逐利本性，衍生出了资本的原生动力。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经济文明的进阶，如果仅仅站在逐利本性去理解资本，就难免缺乏高度和过于短视。 资本是逐利的，但是追逐短利还是长利，追逐稳利还是险利，独占私利还是社会共享，是完全不一样的格局，不一样的高度。有些投资人陷入短视的小格局，只为追逐蝇头小利，注定成不了大气候。有些资本卧在角落里看世界，坐井观天，缺乏新时代应有的高度，注定看不到世界的真正趋势，也就抓不住时代的红利。 这个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的重构，资产管理行业正在迎来新的黎明，全球金融市场的潮汐表也在改写。疫情大流行产生的冲击正在改变人类文明的步伐，全球政治、经济、金融治理体系出现了冷战以来最大的真空；中美关系的摩擦、离合、对峙，正在考验着不同文明间的交集和张力；而信息工业革命的大爆发，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产业的涌现，正在将一切推向充满希望但混沌未知的未来。 尼采说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未来就是时间的深渊，命运在变数中孕育着无数可能性，这意味着更多崛起的机会。对于专业的投资人，资产的管理者，首先需要在这茫茫的海域中找到鱼群的方向； 需要在对未来标的寻找和挖掘中，形成符合新的潮汐节奏的资产和交易组合。要想穿越迷雾，预见未来，需要登高望远，灯塔指路，这也需要资本的高度。可以说，在迷蒙的金融市场海域里，高度决定了能见度，也决定了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能走多远。 看见不等于预见，现象不同于本质。用眼睛看见的是过去和现在，未来需要开启心灵的智慧，需要找到事物发展的大趋势。在后资本主义，后货币经济时代，负利率和经济周期切换的时间段，传统的价值投资正在被解构，而趋势投资正在被赋予更大的现实意义。卓越的投资者需要将价值投资和趋势投资相结合，去认识从未出现过的风险—收益结构，以形成自己的估值体系。可以说，未来资产管理行业的竞争，就是估值体系的竞争，是洞见宏观走势、把握中观机遇、挖掘微观潜力的评估能力的竞争，也是迷雾世界里能见度和预见度的竞争，归根结底则是资本高度的竞争。 我们经历了最近几十年最大的几次全球性金融动荡，总结了一套将传统价值投资与趋势投资相结合的新趋势投资方法论。通过价值投资选股，通过趋势投资择时，形成空间和时间结合的全时空策略。价值投资的目的是构建安全边际，寻找风险护城河，是“地利”。趋势投资则是重中之重，是根本的估值体系，只有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才具有投资价值，是“天时”。“人和”则是我们的价值观，是传承、格局、厚善、守正。资本和财富根本上是为人服务的，这是资本的初心，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资产管理公司所应该坚守的底色。资本的起心动念一旦发生偏离，贪大贪快，就很容易走向歧路。 因此，新趋势投资论的“天时”、“地利”、“人和”，构成了资本的高度、广度与温度，构成了我们整个投资方法论的基础，也是整个价值体系的基础。在如此动荡的世界，资产管理公司必须要有方法论，更要有价值观。优质的客户与卓越的资产管理人，只会因价值观走在一起，一同经历风雨彩虹。只有心存善念、以人为本，才能拥有发现趋势、拥抱趋势的智慧。其它都只是技术和方法细节。 资本的高度，在实践中的体现之一是深度参与到ESG投资中，这在全球当前正逐渐形成一种潮流。这意味着负责任的金融家、投资者和一切具有认知高度的企业家，都在努力将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高度统一。在此经济社会氛围下形成的资本，也将有自己的态度和高度，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我们相信，在日益动荡不安的金融气候里，只有拥有坚定目标，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投资者和企业才会胜出。ESG投资给予了一个明确的、清晰的可操作性框架。 人见当下，天见长远。人在选择资本，资本也在选择人，这不仅是投资中简单的GP-LP关系，而是代表资本主义体系里最重要，最深刻的社会关系。人创造了资本，资本服务于人，资本的高度就是人认知的高度。只有站在社会长远利益的角度，站在为整个人类谋福利的角度，甚至站在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角度，我们才说这是现代经济社会里资本应有的高度。高度意味着能看的更远，能更富有穿透力的洞见未来。 让我们重新总结对资本高度的理解： 1．将原生的逐利动力在时空结构上进行拓展，推动那些能够解决社会长远问题的资本形成。 2．拥有的财富越多，将财富转化为资本来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愈加重要。窖藏的财富是一种社会浪费。 3．ESG投资将成为有高度的资本社会价值觉醒的一个典型实现形式。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机遇，有远见的投资人应该重构自己的估值体系，将ESG形成的社会资本（影响力、商誉、因价值观的普适性形成的营销力等）进行充分的溢价考量。 4．形成自己独有的方法论，深刻理解新趋势投资体系的内涵和应用。只有符合未来大趋势的，才是有价值的。 5．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时代，变的是方法论，不变的是价值观和底层共识。未来的资产管理行业，管理人与客户的关系，应该是价值观共同体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利益相关关系。 6．哪家资产管理公司率先通过这个信息和传媒时代成功构建价值观共同体，哪家资产管理公司就抢占了资本的制高点，拥有更广阔的获客渠道和客户粘性。这是将来要发生但现在已经发生的事情。未来已来。
本周，道富环球市场多元资产高级策略师本杰明·琼斯（Benjamin Jones）就美股科技公司表现评论称，投资者不必担心市场高度集中。 本杰明·琼斯说，目前，标普500指数中市值最大的五只股票已经占该指数权重的近四分之一，苹果公司也成为首家市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公司。但以目前排名前五的股票所占权重来衡量，当前美国股市的集中度并非没有先例，而且与全球其它市场相比，这种集中度仍较低。 “市场担忧主要体现在，如果这些股票表现不佳，它们将使整体市场陷入困境。但在过去，当市值最大的股票表现不佳、集中度下降时，股市并没有整体下跌。相反地，集中度变化和指数表现之间存在轻度负相关。”本杰明·琼斯称，通过道富自有的风险衡量标准来确定这些股票的系统性风险，发现美股市值最大的五只股票对金融市场脆弱性的影响相比年初变得更小。简而言之，高度集中并不意味着整体股市下跌，投资者不必为此感到担忧。
我们应全面深入领会和贯彻习总书记的讲话要求，既要重视当前显性金融风险的化解，同时也要加强对长期隐性风险的主动防范；既要高度重视对传统金融风险的有效管控，同时也不可忽视对非传统金融风险的积极应对。因为非传统和隐性的金融风险最有可能成为“灰犀牛”和“黑天鹅”，最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必须强化风险意识、守住风险底线，保持对潜在风险的警惕性和紧迫感，主动出手，坚决驯服‘灰犀牛’问题，全面防范‘黑天鹅’事件，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牢牢守住未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我们应全面深入领会和贯彻习总书记的讲话要求，既要重视当前显性金融风险的化解，同时也要加强对长期隐性风险的主动防范；既要高度重视对传统金融风险的有效管控，同时也不可忽视对非传统金融风险的积极应对。因为非传统和隐性的金融风险最有可能成为“灰犀牛”和“黑天鹅”，最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过去在谈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时，不论从单体金融机构还是从整个金融体系的角度，我们往往更多关注一些传统和显性的金融风险，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但却往往忽视了那些非传统和隐性的金融风险。当然，防范这些传统、显性的金融风险也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对单体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安全都会构成很大的威胁。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要高度重视对那些非传统、隐性风险的防范，因为这些风险同样会对单体金融机构和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甚至是更大的威胁。我们要有更宏观、更前瞻、更积极的风险观和安全观。 这里所述的非传统、隐性的金融风险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风险： 气候与环境恶化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大量科学研究和实证表明，由于全球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和人们对碳排放控制、环境保护不力等原因，使气候与环境不断恶化，各种严重的自然和环境灾害如飓风、暴雨、海啸、高温、山火、海平面上升、大气及水土污染等，特别是严重水灾和干旱发生的概率和频率会越来越高，其所造成的威胁和损害也越来越大。例如，美国、巴西和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亚洲一些国家的暴雨水灾，欧洲一些国家的高温，非洲一些国家的干旱等。这些全球和地区性的严重气候和环境灾害除了会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及国家经济造成严重威胁与损害外，也会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严重的金融风险，威胁金融体系的安全。因为这些突发、严重的灾害，首先会使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企业和家庭遭受严重损失，会导致实体企业和家庭的财务恶化、破产倒闭、债务违约，形成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和损失，甚至可能导致金融机构资不抵债和支付危机，进而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信用和信任危机，导致存款挤兑和流动性危机。其次会导致保险企业因支付巨额损失赔偿，而出现资本和清偿能力危机。再次还会使整个金融基础设施系统（IT系统、交易系统、客户信息系统及网络操作系统）遭受严重破坏甚至瘫痪。 发生全球性、地区性、全国性疫情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受气候、生态、环境恶化以及人口流动、人际交流更加频繁和密集等因素的影响，发生全球性、地区性及全国性疫情的概率和频率可能会越来越高，如果预防和管控不够及时有效，其所造成的破坏和危害也会越来越大。不仅会对人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和损害，同时也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及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由此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和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在这方面，不仅有历史上的实际案例和沉痛教训，同时更面临着现实与未来的严峻挑战。例如，最近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不仅直接给人的生命、生活和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同时也给经济金融造成了严重冲击和破坏，使企业遭受严重损失，直接导致企业停产、商店停业、学校停课、飞机停飞、运输停运、饭店关门、旅游间断等，导致了全球产业供应链中断和经济复苏更加困难。更重要的是，造成人们的心理恐慌，扩大了对经济信心和预期的阴影，从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剧烈震荡。甚至有人预言和断言，我们又面临一场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发生社会动乱和政局不稳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社会、政治稳，经济、金融则稳；社会、政治乱，经济、金融则乱。例如，最近一个时期，智利、委内瑞拉、巴西、玻利维亚、阿根廷、黎巴嫩、伊拉克、伊朗等国家发生的群众示威、社会暴乱及政局动荡，以及我国香港地区一小部分人的动乱和暴力。一方面直接威胁到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稳定，使经济遭受重创，生产萎缩、物价上涨、失业扩大。另一方面也严重破坏了货币、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引发货币、金融的动荡，货币贬值、资本外逃、存款挤兑、股价暴跌。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面临崩溃。 发生贸易争端与经济制裁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在经济已经高度全球化、产业分工高度专业化、金融与资本高度国际化、国际清算高度美元化的今天，如果美国利用其经济、科技、金融、美元的优势或霸主地位，为实现其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带头破坏国际贸易和全球治理规则，以本国法代替国际法，以本国规则代替国际规则，对他国发起贸易战、关税战、科技战、金融战，对他国进行贸易和金融制裁，将对他国的产业与企业、经济与金融、资本与投资等造成严重干扰和冲击，对货币和金融的稳定形成严重威胁，至少会增加经济、金融及投资的高度不确定性。例如，美国对古巴、朝鲜、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等国的经济金融制裁，已经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造成严重的冲击和损害，导致这些国家贸易停滞、资本外逃、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生产萎缩、工人失业、经济倒退，甚至面临经济金融崩溃的风险。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美国将会不断运用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制裁手段，进一步加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进行威胁与遏制，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由此会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带来干扰和冲击，甚至对其经济金融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金融科技信息系统遭到攻击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当今金融体系已经高度电子化、信息化、数字化，高度依赖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互联网、移动支付、数字货币、数字金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金融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在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便利人们经济生活、赋能金融功效、促进金融模式与生态变革的同时，也增加了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威胁。而且这种风险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突发性、系统性和破坏性，一旦发生，就是灾难性的。今天。我们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已经形成对信息科技的高度依赖，而这些科技信息系统又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其成熟度与稳定性还不够高，甚至其核心部件及功能还存在着对外部或第三方的高度依赖性。其灾备系统还不够完备和可靠。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遭遇外部攻击、外方制裁、环境破坏等情况，就可能使系统瘫痪，金融业务就可能停滞，客户信息数据就会泄漏丢失，就可能引发金融恐慌和金融系统性危机。 非传统金融（包括部分影子银行）逃避监管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在传统、正规金融不能满足多元化和多层次融资需求，同时传统、正规金融又受到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大量的地下非法金融、非正规金融、非传统金融，出现大量影子银行。我们有时把这种现象称为“金融脱媒”。虽然它们有时也会成为正规、传统金融的重要补充，为实体经济提供正规的、传统金融难以提供的资金融通，但是如果它们不受适当的监管，任其盲目发展扩张，就有可能积累巨大的金融风险。甚至由于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外溢性，从而会威胁到正规、传统金融体系的安全，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例如，由美国引发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尽管有各种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量货币市场基金、私募基金、对冲基金、非正规金融机构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证券化、各种场外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等，对金融资产的泡沫化和金融危机的爆发，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如，我国前一时期出现的大量非法社会集资、不受监管的网络借贷、P2P融资、企业间担保融资、私募基金、通道信托、表外理财等，如果我们没有及时有效地治理和整顿，就有可能形成巨大的金融风险，甚至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国际金融组织的推动下，各国普遍加强了对传统、正规金融机构的监管，进一步提高了包括资本和流动性在内的监管标准，由此增加了正规、传统金融机构及业务的成本，助长了非传统、非正规金融业务活动的扩张，这会使金融体系的风险上升。 非金融部门高额债务与非常态货币政策相互叠加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国家为摆脱经济衰退，加快经济复苏和刺激经济增长，都相继实施了非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即大规模的货币量化宽松和低利率（包括负利率）政策，中央银行大规模收购政府和企业债券，同时对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账户的资金支付负利率，由此来促使金融机构增加对经济的信贷投放。这一政策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融资利率过低，非金融部门（包括非金融企业、各级政府和家庭个人）大规模借债，非金融部门债务水平不断攀升，甚至已经大大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与此同时，由于中央银行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和不断降低借贷利率，促使各类投资者为追求安全和收益，不得不大量投资政府债券和低等级企业债券，甚至是垃圾债券。由此，一方面增加了债券市场的资金供给，扩大了对发行债券的需求，推动了非金融部门的债务规模不断扩张；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债券、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导致资产泡沫不断积累。在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和资产泡沫不断累积的相互叠加和相互推动下，一旦货币政策及利率调整预期发生逆转，市场信心发生动摇，就可能出现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出现大规模抛售和大规模违约，大量企业就会关门、倒闭、破产，就会再一次引发全球性和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要有效防范和应对上述重大非传统金融风险，最大程度地减少这些风险所形成的破坏和损失，我们必需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首先要早重视。要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这些风险发生的客观性及可能造成的严重破坏，充分认识其可能性、紧迫性和危害性。其次要早研究。要提早加强对相关风险的全面研究。要分析和把握上述风险的形成因素、发生概率、传导机制及可能后果，在相关理论和数据的支持下，建立科学可靠的数学模型，加强分析、监测和预警。再次要早预防。上述非传统风险有其发生的可能性，但并不具有必然性。也就是说，如果早形成共识，早付诸行动，早加强合作，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可以降低其发生的概率、速度和强度。最后要早处置。如果预警和预防失败，风险还是发生了，那就要积极主动地有效应对，及早处置化解，将冲击破坏和风险损失控制到最少最小。 本文原发于银行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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