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新闻报道优秀作品”。《证券日报》申报的《年终专稿系列•金融服务实体济及展望2020》《资本市场助力脱贫攻坚系列报道》和《5•19中小投资者保护宣传周融媒体系列报道》系列作品分别获得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此次评选活动自2019年底开始，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由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期货业协会、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11家单位共同主办。本次活动由中国证券业协会承办。 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介绍，评选活动共收到66家媒体单位及个人的351件作品申报。经专家评审，共评出71件优秀作品。其中，特等奖6件、科创板报道特别奖5件、一等奖12件、二等奖17件、三等奖21件、新媒体传播奖10件。本次评出的71件优秀作品紧紧围绕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稳步推进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等四大主题，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传递好声音，集中展示了广大资本市场新闻工作者在新时代坚守初心使命、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 主办方表示，新闻舆论工作对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资本市场新闻报道优秀作品”评选活动旨在引导新闻媒体积极报道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步推进取得的成果，提升资本市场新闻宣传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 主办方强调，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不确定性增加，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同时面临机遇与挑战。面对各种复杂局面，当前更需要依靠奋战在新闻报道和媒体传播第一线的广大新闻工作者开展灵活多样的宣传，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舆论引导作用。希望新闻媒体继续坚持客观报道和正面宣传，塑造引导稳定市场预期，讲好资本市场故事，让资本市场新闻报道更专、更深、更实，新闻作品更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为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编辑 田冬）
6月1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2019年中国资本市场新闻报道优秀作品”。《证券日报》申报的《年终专稿系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及展望2020》、《资本市场助力脱贫攻坚系列报道》和《5·19中小投资者保护宣传周融媒体系列报道》系列作品分别获得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此次评选活动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由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期货业协会、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11家单位共同主办，由中国证券业协会承办。 据证券业协会介绍，自2019年底开始，评选活动共收到66家媒体单位及个人的351件作品申报。经专家评审，共评出71件优秀作品。其中，特等奖6件、科创板报道特别奖5件、一等奖12件、二等奖17件、三等奖21件、新媒体传播奖10件。本次评出的71件优秀作品紧紧围绕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稳步推进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等四大主题，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传递好声音，集中展示了广大资本市场新闻工作者在新时代坚守初心使命、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 主办方表示，新闻舆论工作对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资本市场新闻报道优秀作品”评选活动旨在引导新闻媒体积极报道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步推进取得的成果，提升资本市场新闻宣传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 主办方强调，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不确定性增加，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同时面临机遇与挑战。面对各种复杂局面，当前更需要依靠奋战在新闻报道和媒体传播第一线的广大新闻工作者开展灵活多样的宣传，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舆论引导作用。希望新闻媒体继续坚持客观报道和正面宣传，塑造引导稳定市场预期，讲好资本市场故事，让资本市场新闻报道更专、更深、更实，新闻作品更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为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徐奇渊 未来全球供应链的趋势将会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资本化三种趋势。是否会出现“去中国化”，将取决于中国对这种三趋势做出的调整和适应。中国对外资的金融开放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外国投资者、金融机构有其比较优势，只要开放顺序得当、稳妥推进，金融开放可以发挥双赢的作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然不成熟，很多方面亟待发展。一方面，这要求我们稳妥推进金融开放，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有一些不成熟的环节、缺乏效率的障碍需要打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根据国内外资本、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来推进中国的金融开放，让国外资本为我所用、让外资金融机构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者，推动我国金融市场走向更加完善、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尽管到目前为止，东亚疫情可能在2月中下旬，欧美疫情可能在3月下旬逐渐度过了高峰期，主要国家在分阶段谨慎地重启经济，金融动荡也在消退中，但疫情冲击给世界经济金融带来深刻影响。和东亚危机，次贷危机明显不同的是，这次疫情冲击下，人民币汇率波澜不惊，甚至没有成为广受关注的话题。而金融领域则继续有条不紊地运行在高水平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既定方针下。疫情对中国金融风险和金融体系的稳健影响几何？又将如何演变？ 问题1：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人们已对全球化进程和全球供应链的再布局产生忧虑，疫情无疑加剧了这种忧虑情绪。中国既提出要维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健，同时也在构建国内国际经济的双循环。就1-4月而言，中国外贸的回升似乎好于预期，利用外资稳中有增。同时，资本和金融交易项目对中国国际收支的重要性持续上升，北上资金在略有波动之后，继续不断流入A股市场。在两位看来，如何判断所谓“去中国化”的可能趋势？ 回答：事实上，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是It depends…或者说这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假设。相对确定的是，未来全球供应链的趋势将会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资本化三种趋势。是否会出现“去中国化”，将取决于中国对这种三趋势做出的调整和适应。 具体而言：第一，多元化是指，企业为了避免、缓解不确定性，将采取多元化战略对供应链进行布局。 第二，各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后意识到了供应链安全问题，因此会努力实现供应链回归本土。实际上只有少数大国能够做到自己掌控供应链安全，更多国家将退而求其次的努力实现供应链回归本区域。这和近十年来的涌现的区域型超大自贸易区协定潮流也是一致的。 第三，疫情本身将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等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而在零利率、负利率的货币环境预计长期持续的背景下，新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可能在中长期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在适应这些新变化面前，面临一定挑战，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和机遇。 问题2：中美贸易摩擦也罢，疫情冲击也罢，似乎都没有影响中国金融体系主动加速对外开放的战略进程。对金融机构的外资股比限制已趋于消失，外资在银行、保险、券商和公募基金等的布局更为活跃。央行和外汇管理当局也在持续推动资本和金融交易账户的可兑换进程，外资进入中国债市股市已大致畅通无阻，利润汇出渠道也在加速便捷化。两位觉得中国在金融开放上的持续努力，能否得到国际资本的关注，认可并取得预期政策效果？ 回答：我国的金融开放可以从法律意义（de jure）和事实意义（de facto）两个维度来进行观察。政策制定者的出发点往往是前者，而外资金融机构主要看重后者。从事实意义角度来讲，外资金融机构最看重其在中国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其赢利的机会、以及实际赢利水平是否会有显著增加。 这也容易导致国内视角下零和游戏的思维，即：外资把中国的钱赚走了。这一判断会影响到我们在法律意义上推动金融开放的做法，也可能增大法律意义、事实意义两个维度开放的反差。 但是实际上，中国对外资的金融开放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外国投资者、金融机构有其比较优势，只要开放顺序得当、稳妥推进，金融开放可以发挥双赢的作用。在这样的开放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会多赚一些钱，同时，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也将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在过去40余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案例。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然不成熟，很多方面亟待发展。一方面，这要求我们稳妥推进金融开放，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有一些不成熟的环节、缺乏效率的障碍需要打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根据国内外资本、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来推进中国的金融开放，让国外资本为我所用、让外资金融机构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者，推动我国金融市场走向更加完善、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 问题3：疫情大流行之后，西方经济体普遍采取了力度较大的财政货币刺激。中国除了提出六稳、六保之外，也在宽货币松财政方面有所强化，但中外政策刺激差异仍然明显有别。一些人主张更积极的持续量价齐松的货币政策，另一些人则主张货币信用的宽松也应有侧重有章法，避免过度应对引起金融风险的潜伏积累。在两位看来，疫情至今中国金融体系稳健性总体受到了哪些影响？应如何防微杜渐？ 回答：可能需要关注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2016年前后，我国对地方债的存量进行了大规模的置换，使得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显性化、并且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但是一直以来，央地两级财政的财权、事权不对等的矛盾还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再加上近年来规模空前的减税降费、房地产调控下的土地市场降温，地方财政运行状况在2019年已经明显出现吃紧。 在此基础上，疫情冲击一方面使得地方财政收入明显减少，另一方面则使得地方财政开支明显上升。根据《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一些县级国库款已经亮出红灯，但因为一些原因，这种情况还没有反映到省级财政当中。实际上，地方财政不仅在流量上，而且在存量上也面临较大压力。 目前，明显提高特别国债的增发幅度，这方面呼声较高。但是，特别国债的使用要对应项目、对应资产，所以无法解决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的增加不及预期，将无法有效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甚至可能出现地方债务隐性操作处理的进一步加剧。这可能会对我国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健性造成影响。 一个积极的信号是，近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当中提到，要“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可以看到《意见》指出，一方面要适当加强中央在多个方面的事权，另一方面要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再加上进一步规范地方财政的其他措施，央地两级财政有望建立起一种新的平衡关系。这可能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地方财政的脆弱性问题。 不过，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地方财政面临一些比较现实的、迫切的压力。特别是疫情在全球蔓延，如果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地方财政还将面临更大压力。事实上，地方财政问题也是近期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争论的一个缘起。但是后来的争论过多聚焦于“赤字货币化”，我们恐怕需要收回来，更多关注当前地方财政本身面临的困难究竟应当如何加以解决。 本文原发于《中国外汇》圆桌讨论的访谈内容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前平安大将正式接掌友邦帅印。 友邦保险6月1日宣布，李源祥于当日接任友邦保险控股有限公司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一职，并成为该公司董事会成员。 加入友邦保险之前，李源祥曾是平安集团执行董事，并曾担任平安联席CEO及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任职于平安集团之前，李源祥曾在英国保诚担任多个高级管理职位。 为了将李源祥揽至麾下，去年底，友邦保险以2.5亿“转会费”挖角，消息曾一度震惊金融圈。此举被认为是友邦将加速推进中国内地业务的信号。今年以来，友邦中国积极推进“分改子”，有望冲击我国首家外资独资寿险。 李源祥未来将如何领导友邦保险发展，将是今后三年寿险业最值得关注的焦点之一。 李源祥将为友邦带来什么？ 友邦保险最早可以追溯到80年前的1919年。当时美国人史带在上海创立了AIG集团的前身公司美亚保险（AAU），1921年创立了友邦人寿。1926年，AIG在美国的纽约开设分公司。AIG因此成为极少数起源于中国的美国公司之一。 在格林伯格的推动下，AIG于1992年10月获准在上海设立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保险公司。目前友邦仍是国内唯一一家外商独资寿险公司。 现在的友邦和AIG已经没有什么关系。2008年，深陷金融危机的AIG出售了友邦保险（AIA）。经历过调整的AIA很快立足亚洲市场继续发展，于2010年在香港成功IPO，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保险集团之一。 如果要持续开拓亚洲业务，尤其是中国市场，李源祥无疑是非常难得和合适的人选。 李源祥毕业于剑桥大学，获财政金融硕士学位，曾履职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后任英国保诚台湾分公司资深副总裁、信诚人寿保险总经理等职务。 2004年，李源祥跟随“华人保险教父”梁家驹加盟中国平安(行情601318,诊股)。此后，李源祥从寿险公司董事长助理逐步晋升为平安寿险总经理、董事长，到集团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执行董事、联席首席执行官。 李源祥加入友邦，以他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对寿险营销体制的熟悉，打造一支数量庞大的精英团队或许是他的重要使命之一。 对其他保险公司，除了管理好自己的精英代理人防止跳槽之外，还要积极筹谋如何应对寿险市场上出现的更大劲敌。 友邦保险独立非执行主席谢仕荣表示：“李源祥在亚洲保险市场的卓越成绩，使其成为在友邦保险史上这一重要时刻接替黄经辉的理想领导人选。我很高兴友邦保险将会受益于李源祥在亚洲人寿保险行业无可比拟的丰富经验。” 李源祥表示：“友邦保险是亚太区卓越的人寿保险公司，我深感荣幸及非常振奋能够成为友邦保险集团首席执行官。友邦保险在过往一百年取得了累累硕果，我期待与我们出色的员工合作，共同开创友邦保险下一个长期及可持续增长的篇章。” 友邦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不小。根据友邦保险去年底公告，李源祥的服务合约由2020年3月1日起为期三年，友邦具有与其续订往后三年服务合约之选择权。 公告还透露了李源祥2020年的薪酬，将包括846.6万港元的年度基本薪金、198万美元的短期奖励目标及396万美元的长期奖励目标，年度目标总薪酬为702.53万美元。而李源祥还将获得因离开平安而失效的长期奖励金及延期付款补偿。该补偿的总价值为2815万美元。 当然友邦高管的薪酬一直就不低。2015年，时任友邦CEO杜嘉祺酬金总计达到1499万美元，2016年其酬金上升为1509万美元，折合将近1亿元人民币。2018年，前任友邦CEO黄经辉酬金总计为966.71万美元，折合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 内地市场已成友邦增长引擎 由于历史和政策原因，2019年以前，友邦保险多年来仅能在中国内地五个省市开展业务，虽然发展区域受限，但友邦在中国内地的业务开展十分红火。数据显示，友邦保险近年来的利润表现非常惊人，其中以中国内地市场表现最优异。 券商中国记者统计，自2014年以来，中国内地业务常年是友邦保险的“利润引擎”。2014年～2019年，友邦中国内地业务税后营运溢利增幅分别为38%、28%、29%、39%、32%，28%，增幅一直位于友邦集团各市场之首。 友邦保险2019年年报数据显示，公司2019年税后营运溢利上升9%至57.41亿美元。其中友邦中国内地市场再次凭借强劲增长领跑：新业务价值同比提升27%，年化新保费同比提升22%。基于新业务的攀升，友邦中国内地市场2019年税后营运溢利同比增长28%，首次突破10亿美元。 2020年一季度，疫情对友邦香港和中国内地业务影响较大，即便如此，内地仍是友邦集团内新业务价值贡献最大的区域。 快速增长的保险市场以及中国金融业开放提速，使得中国市场成为以友邦为代表的外资险企积极布局的核心区域。 2019年，我国保险业原保费收入达到4.26万亿元，保险业总资产达到20.56万亿元，继续位居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 瑞再研究院此曾预测，随着经济重心从西方转移至东方，亚洲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将会是未来若干年保险业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有望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保险市场。 推进“分改子”，冲击首家外资独资寿险 友邦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保险公司，目前仍是国内唯一一家外商独资寿险公司。去年以来，友邦布局中国市场的步伐明显加快。 2019年7月，友邦在天津市和河北省石家庄市成功增设营销服务部，这是该公司17年来首次在中国内地扩张业务地域。目前，友邦在华共设有七家分公司，均是以友邦保险分公司形式展业。 去年底，为进一步扩大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国家相关部门宣布自2020年1月1日起取消外资寿险公司持股比例限制，合资寿险公司的外资比例可达100%。 借此政策春风，2019年底，友邦在官网公告披露拟将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改建为友邦全资控股的人寿保险子公司。此后，友邦于2020年1月披露了拟设立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筹建方案。方案显示，拟设立的友邦人寿注册资本金37.77亿元，注册地上海。 如果“分改子”改建事宜获批，友邦有望成为我国第一家外资全资控股的寿险公司。“分改子”完成后，友邦在中国内地的市场扩张难题将迎刃而解，预计将以更快速度在更多区域开展布局。 友邦保险在2019年报中表示，中国仍是公司增长策略的核心。中国政府宣布进一步取消对外资拥有权限制的措施，并继续开放中国寿险业，为友邦保险缔造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公司已就改建上海分公司为子公司事项提交监管批准申请。如获得监管批复，新成立的子公司将为友邦在中国内地把业务拓展至其他区域奠定新的基础。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徐奇渊 未来全球供应链的趋势将会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资本化三种趋势。是否会出现“去中国化”，将取决于中国对这种三趋势做出的调整和适应。中国对外资的金融开放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外国投资者、金融机构有其比较优势，只要开放顺序得当、稳妥推进，金融开放可以发挥双赢的作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然不成熟，很多方面亟待发展。一方面，这要求我们稳妥推进金融开放，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有一些不成熟的环节、缺乏效率的障碍需要打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根据国内外资本、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来推进中国的金融开放，让国外资本为我所用、让外资金融机构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者，推动我国金融市场走向更加完善、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尽管到目前为止，东亚疫情可能在2月中下旬，欧美疫情可能在3月下旬逐渐度过了高峰期，主要国家在分阶段谨慎地重启经济，金融动荡也在消退中，但疫情冲击给世界经济金融带来深刻影响。和东亚危机，次贷危机明显不同的是，这次疫情冲击下，人民币汇率波澜不惊，甚至没有成为广受关注的话题。而金融领域则继续有条不紊地运行在高水平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既定方针下。疫情对中国金融风险和金融体系的稳健影响几何？又将如何演变？ 问题1：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人们已对全球化进程和全球供应链的再布局产生忧虑，疫情无疑加剧了这种忧虑情绪。中国既提出要维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健，同时也在构建国内国际经济的双循环。就1-4月而言，中国外贸的回升似乎好于预期，利用外资稳中有增。同时，资本和金融交易项目对中国国际收支的重要性持续上升，北上资金在略有波动之后，继续不断流入A股市场。在两位看来，如何判断所谓“去中国化”的可能趋势？ 回答：事实上，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是It depends…或者说这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假设。相对确定的是，未来全球供应链的趋势将会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资本化三种趋势。是否会出现“去中国化”，将取决于中国对这种三趋势做出的调整和适应。 具体而言：第一，多元化是指，企业为了避免、缓解不确定性，将采取多元化战略对供应链进行布局。 第二，各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后意识到了供应链安全问题，因此会努力实现供应链回归本土。实际上只有少数大国能够做到自己掌控供应链安全，更多国家将退而求其次的努力实现供应链回归本区域。这和近十年来的涌现的区域型超大自贸易区协定潮流也是一致的。 第三，疫情本身将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等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而在零利率、负利率的货币环境预计长期持续的背景下，新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可能在中长期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在适应这些新变化面前，面临一定挑战，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和机遇。 问题2：中美贸易摩擦也罢，疫情冲击也罢，似乎都没有影响中国金融体系主动加速对外开放的战略进程。对金融机构的外资股比限制已趋于消失，外资在银行、保险、券商和公募基金等的布局更为活跃。央行和外汇管理当局也在持续推动资本和金融交易账户的可兑换进程，外资进入中国债市股市已大致畅通无阻，利润汇出渠道也在加速便捷化。两位觉得中国在金融开放上的持续努力，能否得到国际资本的关注，认可并取得预期政策效果？ 回答：我国的金融开放可以从法律意义（de jure）和事实意义（de facto）两个维度来进行观察。政策制定者的出发点往往是前者，而外资金融机构主要看重后者。从事实意义角度来讲，外资金融机构最看重其在中国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其赢利的机会、以及实际赢利水平是否会有显著增加。 这也容易导致国内视角下零和游戏的思维，即：外资把中国的钱赚走了。这一判断会影响到我们在法律意义上推动金融开放的做法，也可能增大法律意义、事实意义两个维度开放的反差。 但是实际上，中国对外资的金融开放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外国投资者、金融机构有其比较优势，只要开放顺序得当、稳妥推进，金融开放可以发挥双赢的作用。在这样的开放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会多赚一些钱，同时，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也将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在过去40余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案例。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然不成熟，很多方面亟待发展。一方面，这要求我们稳妥推进金融开放，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有一些不成熟的环节、缺乏效率的障碍需要打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根据国内外资本、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来推进中国的金融开放，让国外资本为我所用、让外资金融机构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者，推动我国金融市场走向更加完善、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 问题3：疫情大流行之后，西方经济体普遍采取了力度较大的财政货币刺激。中国除了提出六稳、六保之外，也在宽货币松财政方面有所强化，但中外政策刺激差异仍然明显有别。一些人主张更积极的持续量价齐松的货币政策，另一些人则主张货币信用的宽松也应有侧重有章法，避免过度应对引起金融风险的潜伏积累。在两位看来，疫情至今中国金融体系稳健性总体受到了哪些影响？应如何防微杜渐？ 回答：可能需要关注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2016年前后，我国对地方债的存量进行了大规模的置换，使得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显性化、并且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但是一直以来，央地两级财政的财权、事权不对等的矛盾还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再加上近年来规模空前的减税降费、房地产调控下的土地市场降温，地方财政运行状况在2019年已经明显出现吃紧。 在此基础上，疫情冲击一方面使得地方财政收入明显减少，另一方面则使得地方财政开支明显上升。根据《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一些县级国库款已经亮出红灯，但因为一些原因，这种情况还没有反映到省级财政当中。实际上，地方财政不仅在流量上，而且在存量上也面临较大压力。 目前，明显提高特别国债的增发幅度，这方面呼声较高。但是，特别国债的使用要对应项目、对应资产，所以无法解决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的增加不及预期，将无法有效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甚至可能出现地方债务隐性操作处理的进一步加剧。这可能会对我国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健性造成影响。 一个积极的信号是，近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当中提到，要“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可以看到《意见》指出，一方面要适当加强中央在多个方面的事权，另一方面要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再加上进一步规范地方财政的其他措施，央地两级财政有望建立起一种新的平衡关系。这可能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地方财政的脆弱性问题。 不过，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地方财政面临一些比较现实的、迫切的压力。特别是疫情在全球蔓延，如果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地方财政还将面临更大压力。事实上，地方财政问题也是近期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争论的一个缘起。但是后来的争论过多聚焦于“赤字货币化”，我们恐怕需要收回来，更多关注当前地方财政本身面临的困难究竟应当如何加以解决。 本文原发于《中国外汇》圆桌讨论的访谈内容
视频加载中，请稍候... 自动播放 play 余永定警示产业链外迁：必须充分考虑地缘政治因素，中国要早做准备 向前 向后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全球产业链发展的三大因素 “全球化”概念大概是1982年出现的，“全球产业链”概念大致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的。全球化、全球产业链的发展，跟新产品的出现、新技术的发展和地缘政治的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新产品的出现。过去我国制造重型机械，整个工艺流程的各个环节都在一个狭小地域中完成，谈不上全球化，也没有全球产业链。集成电路等新产品的出现给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带来了可能性。 第二，新技术的发展。一国在国际化进程中发挥比较优势与新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雁行模式”是一种关于产业结构在国际间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国家间传递的学说，在这种模式下，日本、中国、韩国发展不同产业，形成垂直分工。新技术的发展，加上运输成本与通讯成本下降、贸易自由化、金融一体化等因素，使全球产业链的产生成为可能。 第三，地缘政治的变化。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地缘政治关系发生改变，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某种特定的平衡模式。就像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所形容的，“中美国”概念出现。 全球产业链进入调整期 全球化进程并未结束，仍将发展，但会经历潮起潮落。现在全球化进程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全球产业链的调整也随之而来。 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来看，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全世界有产者联合起来了，而非无产者联合起来了。全球化进程中的生产者，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生产者，处于劣势地位，这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工会原本可以与资本家进行博弈，维护劳工权益，但在第三世界的劳动者进入市场参加生产后，工会“讨价还价”的能力下降了。因此，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阶级矛盾愈加尖锐。而正如老话“外交是国内政治的继续”，国内政治矛盾的尖锐化必然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对全球化的态度发生改变。目前这一阶段，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出现逆转、全球产业链出现一定调整等态势都已不可避免。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国的崛起引起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美国势必打压中国。事实上，中国实力越是接近美国，美国打压中国的力度就会越强。由此，班农等人提出，“要把中国从全球产业链中踢出去”。目前来看，美国统治集团打压中国的理念已经根深蒂固。美国的生产者、资本家有各自的利益，政客是否能实现生产者与资本家的各自利益尚不确定，但仅就美国政客而言，其抑制中国发展的势头不可避免。 从产业链自身的技术性角度来看，产业链越长、越细，越能提高生产效率，但与此同时风险也大大增加。理论上，应该可以通过研究确定产业链的最优强度，即在受制于一系列条件的情况下，如何形成产出和风险的最优组合，实现效率最大化。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理论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全球产业链链条较长，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将会导致所有环节停止运作。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严重冲击，实际上就是全球产业链本身的技术性问题，并不涉及“脱钩”等问题。曾有外国学者指出，近年来全球的橡胶手套都在一个地区生产，这非常危险，因为一旦这个产地出了问题，全球的外科手术都将无法进行。这位外国学者建议，需对全球产业链结构进行调整，不应将全球产业链伸得过长。这位外国学者的言论并未在当时引起广泛注意，但目前来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 减少生产一个产品的细化环节，就可以减少该产品出现问题的概率。因为如果每一个环节出现问题的概率相同，那么生产环节越多，整个产品出事的概率就越大。所以，必须优化全球产业链的结构，达到一定平衡。 中国仍需警惕美国的打压政策 特朗普政府是一届无赖政府，为了选票不择手段。蓬佩奥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出“we lie， we cheat， we steal”的言论，足以说明问题。对此，中国仍需保持高度警惕。虽然这种无赖和危险不是美国的常态，但由于中美之间实力差距不断缩小，即使在特朗普政府之后又出现了比较文明、讲理的美国政府，其仍然不会放弃打压中国的政策，无非是方式方法可能会有所变化。中美之间的竞争与矛盾将会长期存在，直至“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得到解决。因此，中国不能心存侥幸、抱有幻想，要尽量争取最好的结果。 另一方面，中美经济合作已经进行了40多年，双方都进行了大量投资。我不太同意将中美关系形容为“夫妻关系”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你已经共同生活了40年，财产其实都分不清楚了，所以“离婚”成本很高，双方的脱钩成本很高，不仅对中国如此，对美国特别是其商界、经济金融界更是如此。这种情况给中国提供了调整的时间。 总而言之，美国商界、金融界的许多人都是中国可以争取的朋友，他们大部分人是不想同中国脱钩的，中国必须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但是我有一点没有信心，美国政治家的这些妄想症是否会向美国企业家的利润最大化意愿屈服。 研究产业链应把握形势、细化角度 第一，要对全球化逆转的趋势形成清晰判断。正如潮起潮落斗转星移，全球化过程不会终结，但必然存在高潮和低谷。现在是潮落的阶段，中国应该做好相应准备。 第二，研究产业链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地缘政治因素。我最担心的是，特朗普政府宁可自伤一千也要杀敌一百。一个理性政府不应该这么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假定这是个理性的政府。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非理性行径，中方可以学习华为的对策，极早准备“备胎”，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对于一般企业，应使其自行确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并自行决定去留，产业链上的参与者应视自身情况进行调整或转移。应该让市场发挥更大的调配作用，没有必要过多强求，这样可以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形成最为自然的结果。但对于5G等非常重要的产业链，一定要确保产业链完整通畅，不能因美国破坏而中断。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企业，应该倾全国之力加以支持。 第三，我国尤其需要加强基础学科研究。我国的技术力量储备不够强大，在基础研究方面还差得很远。我们一度批判“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但我认为这个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时，我国应坚持自主创新、坚持产业政策。但目前我国产业政策存在问题，亟需改进，应向先进经验学习。 第四，我国产业链研究的主要缺陷是不够具体化。对于产业链的调整，应尽量让产业链的终端靠近国际市场，把更多的产业环节放在国内，同时发展中日韩、中国—东盟、中国—东欧等区域性产业链。但上述建议都是非常原则性的，未来的产业链研究应更为具体化，与实际联系更为密切。 汽车、飞机、半导体、集成电路、精密机床等不同产业链具有极为不同的特性，因此要加强所谓“解剖一个麻雀”的研究方法，深入研究产业链之间的差异性，找到每一个产业链的核心症结，探究产业链结构调整、转移的规律，实现每个产业链的可持续。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两会综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福建代表纷纷看“海” 如何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助力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正在此间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们纷纷将目光投向“海洋”。 鼓励优势产业“出海”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遵循市场原则和国际通行规则，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开展互惠互利合作。引导对外投资健康发展。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茂兴认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要鼓励优势产业“出海”。 全国人大代表、福州宏东渔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兰平勇建议，积极鼓励养殖业和养殖装备率先“走出去”。他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然资源环境优越，但渔业发展相对落后、专业人才不足和管理及装备水平低下；开展水产养殖业合作，不但能充分发挥中国水产养殖业发展优势，还有助于开拓中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空间，实现养殖品种资源共享、产业资源互补。 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水产养殖业“走出去”仍面临许多挑战。兰平勇指出，目前，中国水产养殖业的海外产业布局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国家，在非洲、拉美以及中亚等地区尚缺乏系统的规划布局；同时，“走出去”企业之间尚未形成有效的联络沟通机制，容易造成局部同质化竞争。 兰平勇建议，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包括水产养殖业在内的渔业国别研究，建立主要水产养殖国家信息库、渔业科研机构与企业信息库，为水产养殖业与养殖装备“走出去”提供智库服务；积极引导和鼓励养殖企业“走出去”，出台系列优惠政策，对“走出去”的养殖企业及养殖装备给予补助，并对运回的鱼货进行税收减免，同时建立扶持发展的长效机制。 更好实现海陆互联互通 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海陆互联互通至关重要。全国人大代表、厦门集装箱码头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冯鸿昌建议，通过多举措完善“丝路海运”航运物流产业生态圈，更广泛吸纳国内外优秀港口航运企业加入，促进形成以海铁联运为骨干、公海联运为补充的高效便捷的“一带一路”海陆联运体系。 自开行以来，“丝路海运”成效显著：截至2019年底，福建共发布60条覆盖福州港和厦门港的“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开行1811个航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58万标箱。 冯鸿昌认为，“丝路海运”将为“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构建新引擎、拓展新动能、培育新业态，助力更好实现互联互通。 他建议，支持赋予“丝路海运”厦门港口离岸转运功能的试点政策，允许经厦门港“丝路海运”航线中转的国内货物在始发港出口结关后比照国际转运货物进行监管。 建设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在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团长曾静萍眼中，共建“一带一路”更要推动文化交流先行。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福建被确定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泉州市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城市，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全球第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曾静萍建议，在泉州建设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更好地保护、展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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