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创始院长） 此次不是金融危机，因为金融危机是富人的危机，是有资产的、有股票的、华尔街人的危机。而这次是穷人的危机，穷人没工作、没市场，无法出门，没有收入。但是有钱人在家里呆着，有互联网，还有储蓄。 不能理解成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把任务难度降低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也是一个亮点。为什么说是一个亮点呢？因为现在国内、国际的经济形势，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不止今年，可能未来两三年都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把两三年整体的工作放在一块规划，而不是一年一年地规划，更不应该在短期内制定一个固定目标。所以，这是政府工作变得更加实事求是、更加理性的表现。但是需要强调，尽管没有GDP增长的目标，但是有就业的目标。900万以上新增就业、6%左右调查失业率、5.5%左右登记失业率，这些是硬指标。所以，这次是把简单的增长速度目标转换成了民生和就业目标。 今年要保基本民生、保就业、保市场主体等，这是一个底线。以前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新增就业、失业率、CPI等这些目标提要求，那么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目标，当然比保底线的目标要高一点。去年GDP是增速6.1%，对应这个增速，1100万新增就业的目标就很容易完成，最后实现了1300多万的新增就业。今年的经济遭遇巨大的不确定性，就不能按照去年的就业目标来规划了。今年如果能保证900万的新增就业，加上其它的就业流转，供找工作的人所参考的总体工作岗位不止是900万。如果能够达到900万的新增就业，加上“老工作”腾挪出来的，比如腾挪两三百万，那么工作岗位就超过1000万。这些岗位就和新增800多万高校毕业生基本能够对应上。再加上其它的非大学毕业生的新增就业，根据这样的测算，900万是保证社会稳定的一个底线。 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去年肯定是下降的，在下降的过程中，还要保6%的失业率，难度是很大的。所以肯定要采取一些特殊的社会措施，来提供就业岗位。不是简单地靠财政的、货币的刺激，还要加上一些社会政策，才能够稳定住失业的情况。实现调查失业率6%的目标还是相当硬的任务，所以，我们不能理解成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把任务难度降低了。 目前中国的财政赤字率提升到甚至7%都是可以的 3.6%的赤字率是比较保守的，是留有余地的。如果真是为了保民生、保就业，还需要增加财政赤字的话，那么3.6%这个数值是较低的。今年赤字率、特别国债、地方建设债这些数字都是留有余地的，所以，实际的政策的空间是有的。目前，中国的财政赤字率如果提升到5%，甚至7%，都是可以的。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也不缺流动性。累计的政府财政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也比美国低，还有很多国有资产，所以是有政策空间的。总体来看，今年赤字率、特别国债、地方建设债，这三组数字贯穿的一个原则就是谨慎。万一不够，可以再向上调。但是，就业是硬任务。 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如果用好了，对于保民生、稳就业是非常管用的。假设调查失业率就是6%，就业人口稍微算宽泛一点，比如5个亿。5个亿的1%就是500万，6%就是3000万。一年给这3000万没有工作的人每人一万块钱，就是3000亿。这个数字还没加上失业保险的基金，所以，即使额外对所有6%的调查失业人口，每个人都给1万块钱，也不过就3000亿。而且这3000亿还是往高了算的结果，中国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口，除了农民，并没有5个亿。所以，这1万亿，如果真是用来保民生的话，只要用好了，是非常管用的。 今年报告提出，新增的赤字和发行的国债筹集的2万亿将会通过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将资金直达市县基层。这种特殊的转移支付就是想直接给地方政府纾困，而且纾困的方式是不搞建设和项目，老老实实地抓民生，稳就业，或者是给退休人员补助。所以，这是个创举。 地方政府不用到中央打报告，中央直接拨给地方，要求地方政府直接花到中小企业和失业人口身上。这次和上次的4万亿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次的每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转移支付是非常管用的，报告提出的各种财政的支出，似乎比预期的要小，但是这次要求用到实处、绝不浪费。 甄别中小企业的真正需求是关键 报告提出的对中小企业的扶助政策力度还是很大的，资金支持是很多的，但问题是怎么甄别中小企业真正需要的和不需要的是什么，这是难点。对中小企业的扶助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有的中小企业是不需要钱的，但有的是真需要钱，有的企业是即便没有疫情也干不下去了。对于如何甄别企业需求这个问题，地方政府、相关的监管部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有人讲看电表、看账本、看互联网支付的信息等等，总之，还得靠地方政府创新举措，借鉴在社会治理和管理上比较有经验的地方的做法。政府报告中提出的对中小企业的扶助政策力度已经达到了，但是要注意精准，这需要地方政府创新。 今年拟安排3.75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并提高专项债券用于项目资本金的比例，此次的做法跟2008年不一样，这次希望能够精准、精准、再精准，而且希望“四两拨千斤”。中央政府拨的钱是给地方项目的资本金，地方政府利用资本金做基础，再去向金融市场融资。这个机制比以前有经验，是一种创新，是想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不是政府大包大揽。 明年各国经济恢复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 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得到改善，疫情也没得到控制，现在只是资金面变得很宽松。所以，美国股市现在这么着急地去反弹，很大程度上是资金拉动的。但是仅靠资金的拉动，恐怕难以为继。一旦美国的债券市场能够稳定住，有些资金可能就会从股市流向债券市场。这时，股票市场就可能下跌。 全球范围来看，今年是个衰退年。中国可能是少有的能够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明年经济的恢复可能也是曲折的，我相信明年可能会出现一个两极分化的情况：在疫情前财政情况比较好的国家，比如德国、中国，恢复得会相对比较好；财政情况不太好的，如意大利、西班牙，和其它一些新兴市场的国家，可能会碰到雪上加霜的情况，经济在恢复，但是政府的财政出现危机。现在花了这么多钱救助，而且税收也没起来，明年又出现债务危机，所以，这些国家经济恢复的道路是非常曲折的。现在疫情期间，大家还顾不上财政问题，但是疫情过去以后，资本市场就会开始研究财政了。 明年从全球范围来看，经济总体上可能是恢复的，但是可能会分化得很厉害。这样就会导致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抬头。针对中国的很多指责、很多误解、很多污名化的态势还会演变。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疫情是很顽固的，即便研发出疫苗，能不能快速生产出来还是个大问题，疫苗有没有用，更是个大问题。所以，世界经济的恢复是很曲折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今年经济不提具体的增长目标，以及应该把未来两三年拢在一块规划的原因。我们要提这样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经济在当前大形势下，短期是“六保”，未来我们希望经过两三年调整，中国经济能回到6%左右的正常的增长态势，这个应该是给我们自己定的目标。在这两三年中，不追求任何的增长目标。但是，希望利用两三年时间，调整到位。 不排除未来还有会发生大规模的金融震荡的风险，但是这个金融震荡跟2008年可能不太一样。因为美联储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保金融市场。所以，金融震荡可能有，但是这个震荡恐怕是结构性的，不是总体的。因为如果总体的金融市场发生震荡，美联储就要印钞票了。可能是美国之外的某些地区有震荡；美国国内的某些市场，比如页岩气的、能源的产业破产；或者有可能是由于美国要制裁华为，美国国内的很多高科技企业短期内失去客户。所以，不排除未来发生大规模结构性金融震荡的可能性。 如果美国股市的道琼斯指数从现在的25000左右又回到18000左右，美联储又开始印钞票，那么全盘大跌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但是结构性的震荡很难解决。 危机之后，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点 此次不是金融危机，因为金融危机是富人的危机，是有资产的、有股票的、华尔街人的危机。而这次是穷人的危机，穷人没工作、没市场，无法出门，没有收入。但是有钱人在家里呆着，有互联网，还有储蓄。 这次危机带来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2008年。2008年无非是华尔街有几个机构破产了，政府一补助，美联储一救助，危机就稳住了，经济很快就反弹了。这次是穷人倒霉了，小企业破产，穷人失去工作。政府当然可以救助，但是能救多久呢？所以，这一次的后果可能比2008年要严重得多，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危机，而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它会带来一系列政治上的动荡，国外的政治家很可能会将危机转嫁给中国，中国是首当其冲的。所以，这将考验我们的应对能力。 这次疫情之中，新科技不断地发挥了作用，远程办公、物流、电商确实很厉害。所以，毋庸置疑，科技仍然是增长点。增长点还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坦率地讲，这一轮危机过去之后，中国仍然是一个拉动全球增长的国家，因为中国体量大，而且中国的相对体量比2008年又高了一个层次。 一看科技，二看中国。对于这一点，我真心希望西方稍微有点智慧的领导者能够明白。中国还是有潜力的，中国的城镇化还没有完成，工业化还没有停顿。 制造业重回美国部分能实现。以后可能有两大类制造业，一类是以中国的市场为目标的制造业，比如宝马、通用汽车，这类企业无法撤出中国。第二类就是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利用中国的低成本生产，这类企业早晚会撤走。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中等收入的门槛，要进入高收入国家队列。我们应该尽量做好对外商的服务，但是大势所趋，中国也该“毕业”了，不能净搞一些低端的加工。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提升内需，给中低工资的劳动力提供更好的就业渠道。 民粹主义抬头，“去中国化”可以理解，但是不太可能完全成功。因为西方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远远高过中国这样的国家。要搬回去的话，将需要大量的政府补贴。政府的财力又是有限的，真要去执行的话，也很困难。所以企业有可能向东南亚这些劳动力更低廉的市场转移，不可能完全回美国。 疫情加快了原来可能需要十年才发生变化的步伐，企业向东南亚这些劳动力更低廉的市场转移的时机到了，中国应该顺势做好自己的内需开发、产业升级的工作，主动迎接世界劳动力转型的挑战。 我相信未来若干年，全球化可能会被区域化所代替。未来世界上可能是三大贸易圈：第一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包括东南亚；第二个是德国、欧盟；第三个就是北美，包括墨西哥、巴西。这三个朋友圈“三国演义”，估计是这样的趋势。由于国际上的互相不信任，发达国家希望自己的民众有工作，所以会把一些贴近自己市场的产业搬回去，然后会形成三个大区域、三个大市场。比如宝马就是在不同市场上布局的，宝马要把沈阳三期工程作为整个亚洲的生产基地，现在是完全自给自足的，不需要德国开工，其供应链是完整的。 基于以上分析，疫情之后不可能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全球会分成三个区域，相互有一定的独立性。 本文原发于网易，已获作者转载授权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
意见领袖丨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创始院长） 此次不是金融危机，因为金融危机是富人的危机，是有资产的、有股票的、华尔街人的危机。而这次是穷人的危机，穷人没工作、没市场，无法出门，没有收入。但是有钱人在家里呆着，有互联网，还有储蓄。 不能理解成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把任务难度降低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也是一个亮点。为什么说是一个亮点呢？因为现在国内、国际的经济形势，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不止今年，可能未来两三年都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把两三年整体的工作放在一块规划，而不是一年一年地规划，更不应该在短期内制定一个固定目标。所以，这是政府工作变得更加实事求是、更加理性的表现。但是需要强调，尽管没有GDP增长的目标，但是有就业的目标。900万以上新增就业、6%左右调查失业率、5.5%左右登记失业率，这些是硬指标。所以，这次是把简单的增长速度目标转换成了民生和就业目标。 今年要保基本民生、保就业、保市场主体等，这是一个底线。以前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新增就业、失业率、CPI等这些目标提要求，那么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目标，当然比保底线的目标要高一点。去年GDP是增速6.1%，对应这个增速，1100万新增就业的目标就很容易完成，最后实现了1300多万的新增就业。今年的经济遭遇巨大的不确定性，就不能按照去年的就业目标来规划了。今年如果能保证900万的新增就业，加上其它的就业流转，供找工作的人所参考的总体工作岗位不止是900万。如果能够达到900万的新增就业，加上“老工作”腾挪出来的，比如腾挪两三百万，那么工作岗位就超过1000万。这些岗位就和新增800多万高校毕业生基本能够对应上。再加上其它的非大学毕业生的新增就业，根据这样的测算，900万是保证社会稳定的一个底线。 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去年肯定是下降的，在下降的过程中，还要保6%的失业率，难度是很大的。所以肯定要采取一些特殊的社会措施，来提供就业岗位。不是简单地靠财政的、货币的刺激，还要加上一些社会政策，才能够稳定住失业的情况。实现调查失业率6%的目标还是相当硬的任务，所以，我们不能理解成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把任务难度降低了。 目前中国的财政赤字率提升到甚至7%都是可以的 3.6%的赤字率是比较保守的，是留有余地的。如果真是为了保民生、保就业，还需要增加财政赤字的话，那么3.6%这个数值是较低的。今年赤字率、特别国债、地方建设债这些数字都是留有余地的，所以，实际的政策的空间是有的。目前，中国的财政赤字率如果提升到5%，甚至7%，都是可以的。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也不缺流动性。累计的政府财政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也比美国低，还有很多国有资产，所以是有政策空间的。总体来看，今年赤字率、特别国债、地方建设债，这三组数字贯穿的一个原则就是谨慎。万一不够，可以再向上调。但是，就业是硬任务。 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如果用好了，对于保民生、稳就业是非常管用的。假设调查失业率就是6%，就业人口稍微算宽泛一点，比如5个亿。5个亿的1%就是500万，6%就是3000万。一年给这3000万没有工作的人每人一万块钱，就是3000亿。这个数字还没加上失业保险的基金，所以，即使额外对所有6%的调查失业人口，每个人都给1万块钱，也不过就3000亿。而且这3000亿还是往高了算的结果，中国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口，除了农民，并没有5个亿。所以，这1万亿，如果真是用来保民生的话，只要用好了，是非常管用的。 今年报告提出，新增的赤字和发行的国债筹集的2万亿将会通过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将资金直达市县基层。这种特殊的转移支付就是想直接给地方政府纾困，而且纾困的方式是不搞建设和项目，老老实实地抓民生，稳就业，或者是给退休人员补助。所以，这是个创举。 地方政府不用到中央打报告，中央直接拨给地方，要求地方政府直接花到中小企业和失业人口身上。这次和上次的4万亿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次的每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转移支付是非常管用的，报告提出的各种财政的支出，似乎比预期的要小，但是这次要求用到实处、绝不浪费。 甄别中小企业的真正需求是关键 报告提出的对中小企业的扶助政策力度还是很大的，资金支持是很多的，但问题是怎么甄别中小企业真正需要的和不需要的是什么，这是难点。对中小企业的扶助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有的中小企业是不需要钱的，但有的是真需要钱，有的企业是即便没有疫情也干不下去了。对于如何甄别企业需求这个问题，地方政府、相关的监管部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有人讲看电表、看账本、看互联网支付的信息等等，总之，还得靠地方政府创新举措，借鉴在社会治理和管理上比较有经验的地方的做法。政府报告中提出的对中小企业的扶助政策力度已经达到了，但是要注意精准，这需要地方政府创新。 今年拟安排3.75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并提高专项债券用于项目资本金的比例，此次的做法跟2008年不一样，这次希望能够精准、精准、再精准，而且希望“四两拨千斤”。中央政府拨的钱是给地方项目的资本金，地方政府利用资本金做基础，再去向金融市场融资。这个机制比以前有经验，是一种创新，是想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不是政府大包大揽。 明年各国经济恢复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 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得到改善，疫情也没得到控制，现在只是资金面变得很宽松。所以，美国股市现在这么着急地去反弹，很大程度上是资金拉动的。但是仅靠资金的拉动，恐怕难以为继。一旦美国的债券市场能够稳定住，有些资金可能就会从股市流向债券市场。这时，股票市场就可能下跌。 全球范围来看，今年是个衰退年。中国可能是少有的能够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明年经济的恢复可能也是曲折的，我相信明年可能会出现一个两极分化的情况：在疫情前财政情况比较好的国家，比如德国、中国，恢复得会相对比较好；财政情况不太好的，如意大利、西班牙，和其它一些新兴市场的国家，可能会碰到雪上加霜的情况，经济在恢复，但是政府的财政出现危机。现在花了这么多钱救助，而且税收也没起来，明年又出现债务危机，所以，这些国家经济恢复的道路是非常曲折的。现在疫情期间，大家还顾不上财政问题，但是疫情过去以后，资本市场就会开始研究财政了。 明年从全球范围来看，经济总体上可能是恢复的，但是可能会分化得很厉害。这样就会导致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抬头。针对中国的很多指责、很多误解、很多污名化的态势还会演变。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疫情是很顽固的，即便研发出疫苗，能不能快速生产出来还是个大问题，疫苗有没有用，更是个大问题。所以，世界经济的恢复是很曲折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今年经济不提具体的增长目标，以及应该把未来两三年拢在一块规划的原因。我们要提这样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经济在当前大形势下，短期是“六保”，未来我们希望经过两三年调整，中国经济能回到6%左右的正常的增长态势，这个应该是给我们自己定的目标。在这两三年中，不追求任何的增长目标。但是，希望利用两三年时间，调整到位。 不排除未来还有会发生大规模的金融震荡的风险，但是这个金融震荡跟2008年可能不太一样。因为美联储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保金融市场。所以，金融震荡可能有，但是这个震荡恐怕是结构性的，不是总体的。因为如果总体的金融市场发生震荡，美联储就要印钞票了。可能是美国之外的某些地区有震荡；美国国内的某些市场，比如页岩气的、能源的产业破产；或者有可能是由于美国要制裁华为，美国国内的很多高科技企业短期内失去客户。所以，不排除未来发生大规模结构性金融震荡的可能性。 如果美国股市的道琼斯指数从现在的25000左右又回到18000左右，美联储又开始印钞票，那么全盘大跌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但是结构性的震荡很难解决。 危机之后，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点 此次不是金融危机，因为金融危机是富人的危机，是有资产的、有股票的、华尔街人的危机。而这次是穷人的危机，穷人没工作、没市场，无法出门，没有收入。但是有钱人在家里呆着，有互联网，还有储蓄。 这次危机带来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2008年。2008年无非是华尔街有几个机构破产了，政府一补助，美联储一救助，危机就稳住了，经济很快就反弹了。这次是穷人倒霉了，小企业破产，穷人失去工作。政府当然可以救助，但是能救多久呢？所以，这一次的后果可能比2008年要严重得多，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危机，而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它会带来一系列政治上的动荡，国外的政治家很可能会将危机转嫁给中国，中国是首当其冲的。所以，这将考验我们的应对能力。 这次疫情之中，新科技不断地发挥了作用，远程办公、物流、电商确实很厉害。所以，毋庸置疑，科技仍然是增长点。增长点还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坦率地讲，这一轮危机过去之后，中国仍然是一个拉动全球增长的国家，因为中国体量大，而且中国的相对体量比2008年又高了一个层次。 一看科技，二看中国。对于这一点，我真心希望西方稍微有点智慧的领导者能够明白。中国还是有潜力的，中国的城镇化还没有完成，工业化还没有停顿。 制造业重回美国部分能实现。以后可能有两大类制造业，一类是以中国的市场为目标的制造业，比如宝马、通用汽车，这类企业无法撤出中国。第二类就是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利用中国的低成本生产，这类企业早晚会撤走。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中等收入的门槛，要进入高收入国家队列。我们应该尽量做好对外商的服务，但是大势所趋，中国也该“毕业”了，不能净搞一些低端的加工。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提升内需，给中低工资的劳动力提供更好的就业渠道。 民粹主义抬头，“去中国化”可以理解，但是不太可能完全成功。因为西方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远远高过中国这样的国家。要搬回去的话，将需要大量的政府补贴。政府的财力又是有限的，真要去执行的话，也很困难。所以企业有可能向东南亚这些劳动力更低廉的市场转移，不可能完全回美国。 疫情加快了原来可能需要十年才发生变化的步伐，企业向东南亚这些劳动力更低廉的市场转移的时机到了，中国应该顺势做好自己的内需开发、产业升级的工作，主动迎接世界劳动力转型的挑战。 我相信未来若干年，全球化可能会被区域化所代替。未来世界上可能是三大贸易圈：第一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包括东南亚；第二个是德国、欧盟；第三个就是北美，包括墨西哥、巴西。这三个朋友圈“三国演义”，估计是这样的趋势。由于国际上的互相不信任，发达国家希望自己的民众有工作，所以会把一些贴近自己市场的产业搬回去，然后会形成三个大区域、三个大市场。比如宝马就是在不同市场上布局的，宝马要把沈阳三期工程作为整个亚洲的生产基地，现在是完全自给自足的，不需要德国开工，其供应链是完整的。 基于以上分析，疫情之后不可能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全球会分成三个区域，相互有一定的独立性。 本文原发于网易，已获作者转载授权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汾酒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秋喜在两会期间，再次提出建议，“将中国白酒酿造技艺作为我们国家申请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重点工作，尽早排上日程推进。”他指出，包括东亚的日本和食和韩国泡菜在内，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有了六个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中国饮食不在其列。李秋喜强调，中国白酒酿造是一门涉及广泛的综合技艺，完全可以集中表达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科技、传统习俗等多方面的内容。通过中国白酒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能够从技艺到记忆，从内部到外部，从国家到世界，推动中国文化在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继承。 遗憾：六个入选的非遗美食，中华饮食不在其列 酿酒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之一，内涵十分丰富，它与中国的农耕文化、烹饪文化、传统发酵酿造技艺、中医、饮食民俗、饮食文艺等人文、社会生活都息息相关。李秋喜在发言中指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酿酒文化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物质层次、行为层次和精神层次。 值得人们关注的是，2010年至2016年期间，全球骤然刮起世界饮食遗产之风：以法国大餐为代表的饮食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入选的还有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摩洛哥联合申报的“地中海饮食”、“传统墨西哥餐饮”。2011年，土尔其饮食“麦粥传统”入选世界名录。2013年更有东亚两个饮食提案，即“日本和食”和“韩国越冬泡菜”同时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有了六个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饮食不在其列。 进入21世纪以来，短时间内密集的申请和通过了如此多项饮食类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李秋喜分析道，一方面是食品安全问题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了全球少数几个重要的公共事务、公共伦理、公共议题之一；另一方面说明全球各个国家对于文化发展空前重视，民族文化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元素，已经上升为政治高度。食品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但是当食品成了遗产化的文化策略，它展现的就是国家软实力和民族的荣誉感。 同时，李秋喜提到了法国勃艮第葡萄酒产区的气候（Climats）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法国相关部门表示申遗成功是地方政府、国家机关、科学委员会、葡萄酒行业、企业和赞助人以及组成申遗委员会一共64000位从业人员集体努力的结果。而这样的努力也让全世界看到了法国勃艮第葡萄酒产区漫长而丰富、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文化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法国勃艮第葡萄酒产区申遗成功展现了他们对国际社会的责任。由此可见当今世界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文化高地，对进一步稳固国家政治、经济等全球化地位的巨大作用。 价值：中国独有知识产权，民族产业重要符号 据悉，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发酵和蒸馏技术的鼻祖（2016年海昏侯墓考古发现了全世界最早的青铜蒸馏器，将中国的酿酒蒸馏技术起源时间提前到公元前8年）。中国人也正是在西汉时期通过古丝绸之路向世界传播了蒸馏技术，世界蒸馏酒发端于此。 李秋喜谈到，中国白酒作为精神、文化和物质的嗜好性产品，是交际、礼仪消费中最典型的民族文化特征产品，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华民族文化与中国酒这样息息相关、水乳交融。举凡纲常礼仪、诗词歌赋、怀乡情怀等，都与中国酒形成了有趣的酒礼和酒俗。同时，中国人自古都提倡文明饮酒的高雅饮酒风尚，饮酒之时，品味艺术，陶冶情操，形成了独具魅力的中国式文化。 中国白酒还是世界上工艺最复杂的蒸馏白酒，是对人的感官冲击最丰富的蒸馏酒。中国人酿酒遵循“天人合一”与“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这也是中国哲学对万物关系的理解和对理想境界的构思。而历史多次证明，中国哲学已经成为解决当今世界紧张问题的最佳良药，世界也越来越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近代以来，我们国家的陶瓷和丝绸制造技术先后被国际其他国家超越，而中国白酒的酿造技艺仍属于我国独有的知识产权，是可以肩负中国民族产业的最重要符号。 现状：酿酒技艺传承岌岌可危 亟须重视和保护 李秋喜呼吁，随着现代化工业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传统的酿酒技艺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目前，我国白酒各流派传统酿造技艺的国家非遗传承人平均年龄超过62岁，且只有12人；广大的从事传统酿酒工作的酿酒工人平均年龄超过48岁，并且每年酿酒工人呈负增长。因此，如不加以特别重视和保护，长此以往中华古老的酿酒技艺传承将岌岌可危，世界最早的发酵和蒸馏酿酒技术将逐渐遗失殆尽，最终消失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酿酒文化的消失对我们国家的整个民族乃至全世界都是惨痛的损失。 中国白酒酿造是一门涉及广泛的综合技艺，完全可以集中表达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科技、传统习俗等多方面的内容。通过中国白酒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能够从技艺到记忆，从内部到外部，从国家到世界，推动中国文化在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继承。 综上，李秋喜再一次在两会上呼吁：建议将中国白酒酿造技艺作为我们国家申请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重点工作，尽早排上日程推进。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据中国能源报，一份名为国资委《关于印发中央企业煤电资源区域整合第一批试点首批划转企业名单的通知》的文件显示，中国华能、中国大唐、中国华电、国家电投、国家能源集团根据《中央企业煤电资源区域整合试点方案》，将在甘肃、陕西、新疆、青海、宁夏5个试点区域开展第一批试点。第一批试点共涉及48户煤电企业（或项目），其中，38户将于2020年6月30日前划转、2户于发电项目竣工后一年内划转、8户暂不划转（5户煤电一体化项目、2户自备电厂、1户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延期的2020年全国两会，于5月21日正式拉开大幕。 疫情冲击之下，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面临何种挑战等诸多问题，备受热议。 众多国家生产“停摆”，中国对外贸易排除万难，艰难前行。中国产品特别是抗疫物资正源源不断运往世界各地，为多国提供抗疫医疗物资，为众多国家民众提供生活保障物资。从3月1日到5月5日，单是中国向美国提供的口罩就已经超过66亿只。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委周汉民接受《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迅速复工复产，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注入稳定性。中国已然是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周汉民认为，对于未来的全球贸易，我们现在就应该筹谋在大变局下的因应之道。全球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疫情平稳之后，实际上也面临着新基建问题。中国要抓住全球经济转型和复苏的机会，提供他国所需物资和人才等。 特别是在中国疫情防控已进入常态化的情况下，预判今年下半年中国对世界贸易的贡献将会加大。 中国要高度重视研究产业链发展新趋势，根据疫情带来的生产、流通、消费模式变化，打造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链上下游。 自1986年担任上海世贸组织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以来，周汉民历经中国从“复关”到“入世”期间15年谈判的建言献策整个阶段。 在出任浦东新区首届人民政府副区长后不久，他作为中国驻国际展览局代表、上海世博局副局长、上海世博会执行委员会副主任，还全程参与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申办、筹备和举办的全过程。 社会距离不能演化为对全球化的颠覆 正是由于一路见证了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美丽图景，也让周汉民格外关注疫情下逆全球化思潮的暗流泛起。 NBD：您如何看待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 周汉民：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所谓巨大，是因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无论哪一种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都难以幸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进行了史上最大幅度的下调，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而今年1月份这项预测值还是3.3%，即下调了6.3个百分点。 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3月美股连续曾出现4次熔断，经济一路下滑，失业人口已超过3000万。 世界经济总量占第二位的中国，受疫情影响，今年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这也是多年来难以见到的季度性萎缩。 数据来源：Wind 由此可见，世界经济受到的巨大影响难以估量。 所谓深远，是由于疫情的发展趋势难以预判。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已经告诫，新冠病毒可能长期与人类共存。 至于疫情如何在全球范围稳住，当下还难以断言，疫情存在一波接着一波展开的可能，可能会周期性出现。 从疫情对世界经济发展影响而论，最要紧的是时间轴，时间轴拉得越长，影响就越深远。 NBD：疫情之下，目前出现了一些类似“全球化终结”的观点，您如何看待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 周汉民：全球化能有效整合世界各地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 当疫情趋于严重之时，全球各地往往会出现一种全局性恐慌——人们争先恐后采取措施，而这些措施中很多都涉及自保，由此也产生隔阂、隔膜和隔离。 人们现在常用的一个词叫“社会距离”，我认为社会距离不能演化为对全球化基本潮流和趋势的颠覆。 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当下，碰到“逆流”，是可以想见的。 但是，全球通过商品和要素跨国界自由流动达成的经济繁荣，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化来促进区域之间经济交流的顺畅便利和发展，仍然是潮流和趋势。 这次疫情期间，各国所形成的国际合作态势就是对全球化的坚守。 全球化所带来的成果是巨大的，世界经济在“二战”后的飞速发展得益于此。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追随全球化、融入全球化的历史。 尽管当下一些事件表现出孤立主义与“逆全球化”倾向，但世界仍持续变得更加相互依赖。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全人类的集体智慧和协作，这也凸显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 应高度警惕“去中国化”杂音 NBD：中国该如何应对疫情对全球化的挑战？ 周汉民：我刚才说过，世界经济发展仍然是以全球化为主流，全球化进程是受效率和技术驱动的，是客观力量作用的结果。 中国应当顺势而为，勇于担当，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新型国际治理体系，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让世界看到中国推动解决问题的勇气、诚意与决心，为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注入正能量。在这次世界卫生大会上，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兼济天下的胸怀。 当然，必须承认，全球化的理念、做法、举措和原则也不能一成不变。我们必须因势利导，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 因此，一方面要有坚守全球化、维护全球化的坚定信念，因为中国以及整个世界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另一方面也要有应对“逆全球化”乃至“终结全球化”之说的思想准备。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当下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要小心有些国家不是在讨论终结全球化，而是在讨论“去中国化”，这是必须高度关注与警惕的，要团结全世界力量予以坚决反对。 NBD：对于当前国际环境对中国带来的挑战，您有怎样的建议？ 周汉民：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改革开放42年的发展历程，都说明了我们在挑战中成长，在挑战中进步。 中国复关与入世谈判的15年间，尽管也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等外部环境的困难，但依旧通过坚守完成了入世的壮举。 因此，在应对当前疫情下国际环境对中国的挑战时，在经济上要用最大的努力、更大的开放来倒逼更深入的改革。 我们要“咬定青山不放松”，“青山”就是改革开放，要主动出击。 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疫情期间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众人拾柴火焰高，“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合作的理念，更是一个追求人类共同发展的畅想。 因此，在疫情下，应当促使大家更好地团结起来，而不是各自采取极端自保、关住家门的方式。 此外，面对挑战，还需认真应对有些国家所提出的“去中国化”谬论、对中国进行妖魔化的做法，必须对此各个击破，且要予以有理、有力的回击。 应对挑战别无他途，发展好自己，做好自己的事， 是当下最要紧的。 疫情对产业链发展提出新要求 NBD：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处于极为关键的位置。全球疫情之下，中国应如何加强与世界的经济合作？ 周汉民：中国没有一天不在世界的汪洋大海中学习游泳、学会游泳、游好泳。 2010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中国登上了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位置。今天，全世界不可想象有一个国家说没有中国商品和服务，也不能想象世界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如果断裂会造成怎样的恶果。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1月24日至2月24日，中国进口口罩数量为16.3亿只。而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从3月1日到5月5日，单是中国向美国提供的口罩就已经超过66亿只。 中国已然是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的出口也早已不是小打小闹，而是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稳定位置也面临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处于国际产业链中低端且黏性不足、国际定价权等市场竞争力不足、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收缩等。 为此我建议，要高度重视研究产业链发展新趋势，根据疫情带来的生产、流通、消费模式变化，打造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链上下游；充分用好自贸区和进博会等对外开放平台，推动这些平台的相互联动。 同时，利用电商和数字经济优势促进国际往来，如开展类似“线上广交会”等大型经贸活动及精准的点对点小型活动，借助互联网实现产业链的延伸。 鉴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本地化、区域化，链条缩短的趋势会进一步加快，要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在加强与世界经济合作方面，我认为有“三个不能”： 一是不能断。中国迅速复工复产，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注入稳定性。 二是不能乱，面对当前针对中国这样、那样的议论，有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关起门来做好自己的事，我认为这种观点绝不可行。我们一定要坚守改革开放这一非常重要的方向。 三是不能退。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在世界有所挤出效应的当下，外贸出口有许多困难。但世界市场是中国人一寸一寸争取而得来的，因此对于争取得来的供应链和产业链中重要的地位，中国是不能退的。 总体而言，不断不乱不退，要有面对国际供应链和产业链发生变化的思想定力。 同时，要因势利导，探索新路。比如今年一季度东盟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要抓住机会，更好发展与东盟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数据来源：Wind NBD：疫情平稳后我们该如何重振国际贸易？全球贸易的未来图景将会是怎样？ 周汉民：我们是在一个战场打两大战役。第一个战役是众志成城抗疫情，第二个战役是千方百计促发展，这都需要有国际贸易的支持。 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绝对的重要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中，世界贸易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两倍以上。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全球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这说明国际贸易需要复苏，需要回暖，不仅仅是因应此次疫情发展之需要。 在这样的前提下，当疫情平稳之际，中国应更加主动出击。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其实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为对国际贸易的贡献。 受疫情影响，中国一季度经济明显下挫，但在政策的支持下，在所有市场主体的努力下，目前正一步步企稳。中国的医疗物资正源源不断运往全世界，就体现了中国国际贸易的力量。 中国还需要依仗世界，世界同样需要依仗中国。对于未来的全球贸易，我们现在就应该筹谋在大变局下的因应之道。例如，全球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疫情平稳之后，实际上也面临着新基建问题。 新基建不仅中国需要，他国也需要，中国要抓住全球经济转型和复苏的机会，提供他国所需物资和人才等，中国也应提高这样的实力。 因此，我相信，中国对世界贸易的贡献，在今年下半年会全力以赴，做得更好。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清友 所以我觉得从国际合作的趋势、从国际合作的融资方面，能不能构建一些机制，成立一些这样的组织、基金，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国的学者是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博士后的报告就是关于中国气候变化的应对问题，所以疫情发生以后我还在想是不是和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瘟疫发生的频率在增加有关系。当然我不是科学家，无从考证这个问题。 其实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公共产品，现在全球应对新冠疫情其实也是一个公共产品。但是比应对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更加糟糕的是，今天已经没有人愿意提供全球性的公共产品。美国基本上是一个撂挑子的办法，而且跟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博弈。中国力图提供这样一种公共产品，我们在G20会议上也看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努力。 所以这就意味着现在面临着比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更加严峻的全球公共产品的稀缺问题，没人提供，需求又很大。 确实从企业层面来讲，有责任、有义务帮助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全球公共产品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提供不足的问题，其实是分配不均的问题。在提供不足的情况之下，它分配不均。 今天无论是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无论他们的疫情演变到什么程度，这些国家还是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疫情，至少有足够的能力控制。但是疫情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现在尽管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信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对于那些地方所发生的疫情，他们的公共卫生危机、公共卫生灾难，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的，这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面对这样一个全球公共产品的难题，我们要采取的态度就是能做多大努力做多大努力，无论是中国领导人在G20会议说的加强国际合作，还是官方企业、企业家群体能够做的事情。换句话说，全球抗疫确实是一个企业的责任，因为帮人就是帮己。 马蔚华院长讲到，从二战以后很多思想家都提出了关于资源的极限问题、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这个现在其实大家都接受了。但是目前从国际机制上看仍然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办法提供这样一个公共产品。 好在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刚才有一些企业家群体，已经在行动起来，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 从一个国家层面来讲，相对容易一点。但是要跨出国门解决这个问题仍然是难上加难。所以，这个问题最后的前景会稍微有点悲观，应对疫情可能比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更加麻烦。 因此，从企业的角度，如果能把公益变成一个商业行为，或者把公益嵌入到商业行为之中肯定是更好的。 在很多前辈的推动之下，中国这几年企业社会责任确实是大家能看得见的进步。一方面企业很努力，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群体、社会组织是可以和美国、欧洲的企业家群体、社会组织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在G20会议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中国能不能成立一个全球公共卫生基金，短期能够帮助应对疫情，长期来看，这次疫情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帮人才能帮助到自己，如果在疫情下，其他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另外的群体也无法独善其身。 所以我觉得从国际合作的趋势、从国际合作的融资方面，能不能构建一些机制，成立一些这样的组织、基金，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国的学者是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作者介绍：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今日，中国足球协会公布了2020赛季三级职业联赛（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参赛名单的通知，深圳市足球俱乐部符合中超联赛准入要求及成绩要求，将征战2020赛季中超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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