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中国企业家十大法律风险】 过去四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四十年，也是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的四十年。中国企业的成功，用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的观点是“水大鱼大”，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广阔的市场成就了中国的企业。因为市场和人口红利，使得中国企业早期管理比较粗放，更看重规模、利益等有形价值，相对忽略企业文化和制度等无形价值的建设。规则意识不强限制了企业的发展，也引发了公司的内部争斗。内斗的症结，某种程度上都是公司章程制定和执行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但是对于每一个创业者而言，建立一些基本认知是十分重要的。 1、祸起萧墙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重人情轻契约。合伙人往往基于感情、信任走到一起共同创业，还没开干，就字斟句酌，寸步不让的谈规则约束，谈权益分配，甚至是谈如何散伙，不仅伤感情、伤面子，甚至可能被视为不吉利。具体到公司经营，股东与董事、高管的关系可能也通过家族、友情等关系来维系。这种脆弱的关系纽带遇到现实的利益冲突和观念分歧，很容易陷入公司僵局，严重的则是相互举报，不择手段铲除异己。 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实践中举报公司高管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的，大部分都是内部人，因为外部人很难知道这些隐秘信息。当股东的矛盾激化，利益冲突到严重程度，没有内部的解决机制或内部解决机制不灵时，借助公权力之手，铲除对手就成为很多人的选择。“真功夫”董事长蔡达标与潘敏峰、潘宇海之争，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小舅子誓死要把姐夫送进监狱，当然有姐姐与姐夫的恩怨，更主要的还是公司控制权之争。在重大利益面前，人情都会败给人性。 这虽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这样的悲剧一再上演，就有其深层且带有普遍性的原因。就像大家一起下棋，事先没有把游戏规则说好，出现问题时，就免不了悔棋、掀桌子，甚至手撕对方。由此而观，大家一起创业，不能仅凭热情和感情，一开始要就把规矩定好。这个规矩，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司章程，它是公司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被称为公司的宪章。在问卷中，对于“公司治理以章程为根据，根据公司具体情况和发展阶段，制定或修改公司章程”的选择率为75.58%，说明被调查者们对于公司章程的重要性有比较充分的认识。 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股东间的合意不同等，都决定了公司的股权结构、组织形式、决策机制、利润分配等不同，所以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章程，有限责任公司套用工商局推荐的“标准章程”，股份有限公司套用证监会推荐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没有针对性的标准章程很容易为日后的矛盾和分歧埋下伏笔。公司章程它不可能在制定之初就能预见所有的问题，滞后性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根据发展阶段和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改公司章程也是十分必要的。 在此有必要强调“创始合伙人和大股东之间相互了解、认同，有相似的价值观和行为操守”，该问题的选择率为67%，说明被调查者对这一问题也有深刻认识。在发生分歧时，能不能大家坐下来协商解决问题，能否放弃各自部分利益和立场达成一致意见，最底层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操守。 海底捞的控股股东张勇，在1994年公司成立之初，没有出资一分钱，其他三人凑了8000元，各占25%的股份。后四人结成两对夫妻，在发展的过程中，张勇认为其他三个股东都跟不上公司的发展，首先让各自的妻子退出了管理。在公司高速发展的2007年，对公司立下汗马功劳的施永宏也退出了管理，并将18%的股权，以13年前原始出资的价格转让给了张勇，成就了今天的海底捞。施永宏说“后来我想通了，股份虽然少了，赚钱却多了，同时也清闲了。还有他是大股东，对公司就会更操心，公司会发展得更好。”以“公司发展”为取舍，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如果不是三个股东的退出，这个故事的版本可能改写为四个平分股权的股东长时间鏖战，公司陷入僵局，最终解散。也可能任何一方举报揽权干事的张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海底捞的成功，得益于三个股东的行为操守和“公司发展”的价值观，豁达和隐忍，成全了海底捞，也让自己最终获益。找对了人，就找对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问题就没有那么可怕。如果人不对，再好的制度也难以执行。所以，任何时候，强调人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2、权益平衡 公司是由人组成的，而人都会有自私的本性，这就会导致公司运营过程中，个人的权益可能与公司的整体利益冲突。如何平衡或解决这种冲突，体现在公司章程中，就是对以股东为中心的各主体之间权力、利益的配置。章程设计合理，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因权益失衡导致的各种矛盾冲突。好的公司章程设计就是处理好三重关系：即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管理层之间，以及创始团队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 （1）大股东与小股东 首先要强调的是，股权设置最好要有控股的核心股东。在中国民营企业的早期，平分股权是比较常见的情形，但是，在公司实际运营过程中，股东们的能力和贡献却不是均分的，势必会导致能力强和贡献多的人心里不平衡，引发矛盾。另一方面，股权代表决策权，股权平分极大地增加了公司的决策成本，滋生公司内部派别，内耗和内斗完全可以摧毁一个公司。 但是任由大股东专权，也容易出现损害小股东利益的弊端，长久以往，股东之间的矛盾就会通过各种形式爆发出来。在大股东与小股东的矛盾中，最常见的情形就是大股东不分红。在调查问卷中，我们提到：“公司有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选择率63.26%） “对于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情形、频次、范围、方式以及是否允许第三方审计等做出明确规定。”（选择率18.42%）“明确约定公司分红的条件、程序、方式以及分红的依据（按照实缴比例或者约定比例等）。”（选择率22.30%）就是为了避免大股东不公开公司盈利信息，或者利用表决权优势，不给小股东分红。 调查数据进一步印证，公司章程中普遍缺乏股东知情权、分红权等具体制度的安排。如果没有这些制度安排，小股东的权益保障就落不到实处。当然，也不是频繁分红就好，从公司长远发展来看，集聚、沉淀资金做研发、招贤纳士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在盈利的情况下，长期不给小股东分红，导致他们的投资目标无法实现，就很容易出现纠纷。 针对大股东不给小股东分红这种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公司法规定了公司长期不分配利润情况下，股东回购股权的诉讼请求权。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和五又进一步规定了公司强制分红的条件和时间要求，这就是说法律也在不断完善对小股东的保护。如果公司章程不能事先做出善意安排，法律也提供了强制性的解决方案。但是，走到诉讼这一步，对公司和股东来说，可以说没有真正的胜者。股东纠纷是公司最大的内耗，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事先在公司章程中通过各种制度设计，保障小股东的权益是十分重要的。 （2）股东和管理层 2012年，美国上市公司双威教育的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子昂与控股股东产生冲突，宣布辞职。后发现，陈子昂在辞职前从双威教育的下属公司共划出5.1亿元，卷走相关工商执照、公章和财务账册，并将核心资产转让给他人，而该集团董事会竟对此毫不知情。 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陈子昂的行为毫无疑问是违法的。但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为什么陈子昂能够如此轻易地掏空公司？公司的管理层是受公司委托的代理人，由于信息不对称、利益不一致、道德风险等原因，代理人的风险在任何公司中都是存在的。区别在于，我们能否通过公司章程的条款设计来制约高管，防范道德及法律风险。 公司治理结构主要是通过合理分权，彼此制衡来实现的。公司主要涉及人权、事权和财权。所谓“事权”，即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权、会议主持权、表决权（投票权）、决策权，以及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现管权”。在事权中，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决策和监督权与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现管权”，经常处于紧张关系。归根结底，这是由现代公司的代理风险造成的。首席执行官作为企业的代理人，自身的利益和安全经常与股东收益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相冲突。如果公司章程不能通过董事会和监事会来加强对管理层现管权的监督，就会出现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双威教育的例子并不是个例。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知易行难”，知道公司章程的重要并制定，并不能解决问题，最为重要的是，一定要严格按照章程行事。实践中，董事“懂”事而不“董”事，监事“兼”事而不“监”事，董事会盲从实际控制人，监事挂名不做事的情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章程制度再好，也不过是个文件而已，根本无法据此防范代理人的道德风险。 此次调查问卷提示，“对于股东、高管同业禁止、关联交易、泄露商业秘密等权利滥用行为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以及相应的惩戒措施。”（选择率22.09%），实际上也是对董事会和监事会对管理层监督权之外的制度补充，但是这些制度发生效力的关键，仍是按制度实施惩戒所产生的遵从效应。 有必要特别强调的是，法律通过各种责任形式强化董监高的勤勉、忠实义务。公司法明确规定董监高执行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给公司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司和股东都有权提起诉讼。其中，特别提到违反公司章程也是担责的法定事由。刑法则特别规定了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虽然该罪主要关注的是上市公司董监高在交易中的背信行为，造成上市公司损失的情形，但是在现实中，这个罪名也成为争夺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抓手。 2018年8月，A股上市公司康达尔公告，董事长罗爱华、董事李力夫、监事张明华因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被采取刑事拘留，这实际上是康达尔的两方（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林志等，与深圳市华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康达尔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控制权之争。在经过多次临时提案、召开股东大会提议、法院裁决等博弈后，双方又因审计机构的聘用发生分歧，导致股东大会陷入僵局，最后发生了最惨烈的一幕——将对手送进监狱。这生动诠释了公司内斗中，无所不用其极的惨状。公司章程预先设置合理的股东会会议程序、表决制度等，都是十分重要的。 （3）创始团队与投资人 股权融资是现代企业做大做强必不可少的路径，但它同时也会带来公司控制权的变化，创始团队被踢出局的情况不是少数。2008年，于刚、刘俊岭创立了1号店，发展势头强劲，后因资金短缺，平安出资8，000万元收购1号店80%股权，创始团队自此失去公司控制权。失去创始人掌舵的1号店，在此后又经历了沃尔玛入股到完全控制、卖身京东等多次变动，从名动一时的知名电商，沦为现在的寂寂无闻 ，其间的变化不可谓不大。当然，也有相反案例，投资人入股之后，对公司的运营和管理完全无法介入，投资没有回报，不得已举报公司高管挪用、侵占资金犯罪。 要避免这样的悲剧，首先要对投资人和创始团队的目标差异有充分认识。投资人更注重资本回报，创始团队更注重公司的长期发展，这种理念层面的冲突往往不可避免且难以调和。对此分歧有清醒的认识，创始团队对于融资方式的选择就很重要，一般来说，优先排序是：内部融资、债权融资，最后才是股权融资。有人说，华为之所以能在美国封杀下杀出一条血路，在于华为的股权是封闭的，这就排除了资本的控制和干扰，能够长期地投入研发，最后终有所成，这可谓一语中的。 如果选择股权融资，制度设计就很重要，一定要避免你要它的钱，它要你的公司的最坏结局，俏江南的张兰就是这样的悲局。通过公司章程规定，使得公司财务透明，利益分配合理，创始人团队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资本回报，投资人自然就没有必要过多插手经营和决策，彼此间矛盾就会大大减少，双方处于各美其美的最佳关系。 法律赋予章程设计很多的自治空间，创始人团队完全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如相对控股、同股不同权、一致行动人协议、有限合伙持股等，掌握公司的决策权；在经营权方面，董事会的把控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投资谈判中，投资人通常会要求投资人特权和一票否决权，过于宽泛的特权和一票否决权的约定，又让创始人团队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曾经声名赫赫的爱国者公司，就因投资人委派的董事滥用一票否决权，导致决策无法落地，最终归于无闻。 一言以蔽之，合理分权、有效控权是公司的重要生命线。好的公司章程就是约束权力、平衡利益，做到公平、透明，化解矛盾，避免公司僵局和高管自身的法律风险。 3、寸辖制轮 2020年4月26日，当当网联合创始人李国庆，带人“抢走”几十枚公章，向自己的妻子俞渝公开“宣战”，声称全面接管公司。5月8日，比特大陆联合创始人詹克团在海淀政务中心领取营业执照，执照却被一群不明身份的大汉从工商行政人员手中公然抢走。自此，比特大陆创始人控制权之争公之于众。5月14日，小雨伞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徐瀚、光耀，在24小时内，围绕公章、营业执照、董事会的控制，展开了一场“闪电战”。6月10日，ARM中国区CEO吴雄昂的人事任免事件也卷入了“公章罗生门”剧情。 短时间内，如此高频出现以企业证照、公章归属、人事任免为焦点的争议事件，看似纷繁复杂，究其根源，都是公司章程制定和执行的问题。公司章程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而言，解决的是公司控制权的问题。从现实的角度而言，决定公司控制权的因素主要有：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印章管理、董监高的构成、财务资料的掌控等。其中，法定代表人和印章管理又是公司控制权中小而最关键的部分，因为它们是公司权力的象征，这就是为什么公司出现控制权之争，首当其冲的，往往是争夺法定代表人的位置和印章的管理权，以上 案例已经充分说明了这点。 法定代表人是公司对外的代表，一般是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总经理担任。由谁担任，就决定了公司的权力格局。总经理担任法定代表人可能会架空董事会和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董事长担任，管理层的权力就会受到很多制约，难以展开手脚。同时，公司对外文件一般需要法定代表人签字，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所以，法定代表人任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实践中，大家很容易忽视法定代表人更换的重要性。因为更换法定代表人，一般发生在公司内部有矛盾或者法定代表人不称职的情况下，在公司章程中明确更换是否需要原法定代表人签字就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做出特别约定，就需要原法定代表人签字。如果原法定代表人不签字，公司就可能陷入法定代表人不能顺利更换的困境。 印章也是公司意思表示的象征，这就是李国庆抢公章的原因，某种程度上谁控制了公章，谁就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与此类似的，还有营业执照，它是公司从事经营活动的法律许可。所以，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公章和营业执照的保管和使用，是完全必要的。如果出现公章和营业执照被非正常地占有或使用的情况，可以依据公司章程提起返还之诉。 同时，印章的使用还直接关系到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问题。如果不严格公章的管理，滥用公章就会导致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不可控。有必要强调的是，即使公章是未经同意使用的，如果对方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盖公章的人能够代表公司，该文件在法律上还是有效的。公章使用中的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对外免责。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如何强调印章的管理都是不为过的。 最后，从我国目前公司章程的普遍约定而言，法定代表人、印章和证照，三者之间往往是相互牵制的关系，如果申请原公章作废，刻新公章，就必须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三个要素中有一个失控，就会处处受到掣肘。我们曾受理一个案件，两个股东为了争夺公司控制权，用尽所有手段抢夺公章，一方举报对方侵占资金，另一方举报对方父亲收受巨额贿赂，最后弄得两败俱伤。 在问卷调查中，“明确规定公司证照、印章的保管、使用制度和流程，永久保存使用记录。”（选择率为58.82%）及“对于法定代表人的任免程序、权限范围、变更程序（是否需要原法定代表人签字）等做出明确规定。”（选择率为35.63%）说明被调查者们对于此中的风险还不够重视，这也就是今年集中发生“公章闹剧”的直接原因所在。 公司章程就像是一个国家的宪法，对于公司的治理而言，无疑是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但是，就像是一部好的宪法，一定反映一国各个阶级的力量对比关系，且随着这种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好的公司章程也应平衡各方利益主体关系，并随着变化而调整。更重要的是，公司章程一定要行之有效，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等才能各司其职，实现真正的公司治理，也才会有公司的健康发展和各方利益主体的安全。 注：本文摘自于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与《财富》（中文版）共同发布的“2020中国企业家法律风险报告”。 相关链接： 【序言】好的公司是通过制度制约人性之恶 而不是以恶制恶 信息时代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 合规是社会和企业的系统工程 个人信息保护应确立产权观念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主要股指期货延续涨势，创下30多年来华尔街最佳表现。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本月创下数个纪录高位，而在此前美股还刚刚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熔断行情。 所以，这是为什么？ 为了解答这个让人迷惑的话题，我们请到的嘉宾是Jack Gao，他是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INET）的经济学家 ，希望能给你一些启示。 【主播】 丁教，声动活泼联合创始人 【嘉宾】 Jack Gao，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经济学家 【后期】 迪卡普里鑫 【主要话题】 「01:08」INET 介绍及嘉宾的研究方向 「02:59」为什么美国股市在触底后还能一路高歌 「06:37」美国央行给大家发钱到底合理吗 「09:00」股票疯涨源于科技大公司的泡沫 「11:27」美国的疫情+政府的救助=史诗级的财富转移 「14:44 」为什么 CARE 法案只是让富人收益 「20:11」为什么美国新生代开始支持社会主义而反对资本主义 「26:25」美国的经济什么时候崩盘 「30:18」如何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吸引力 【延伸阅读】 适应性市场，英文名 Adaptive Markets，是美国作家罗闻全（Andrew W. Lo）的著作。 Robinhood Markets，一家美国金融服务公司，使人们能够通过 Robinhood Financial 投资股票，ETF 和期权，并且完全在线上免费运营。 亚当斯密在北京，英文名 Adam Smith in Beijing，是意大利作家乔万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的著作。 Yelp，一家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跨国公司，它开发 Yelp.com 网站和 Yelp 移动应用程序，类似于中国的美团&大众点评。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其主旨为，囚徒们彼此合作，坚不吐实，可为全体带来最佳利益（缩短刑期），但在无法沟通的情况下，因为出卖同伙可为自己带来利益（无罪开释），也因为同伙把自己招出来可为他带来利益，因此彼此出卖虽违反最佳共同利益，反而是自己最大利益所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1945年12月27日成立，与世界银行同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由189个国家组成，致力于促进全球货币合作，确保金融稳定，促进国际贸易。 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它依据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进行分配，可以供成员国平衡国际收支。 注意力商人，英文名 The Attention Merchants ，是台裔美人吴修铭（Tim Wu）的著作。 【音乐】 Stripping Down Nude (Instrumental Version) - ELWIN Counting the Days-Cody High 【关于我们】 网站：shengfm.cn 新浪微博：声动活泼 邮件：admin@sheng.fm 支持我们：https://www.shengfm.cn/donation 声小音微信：shengfm1
2020年8月13日，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与美国国会议员举行视频对话，美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主席、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贝拉，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首席成员、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胡，众议院少数党助理督导、西弗吉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米勒等出席。 郑泽光指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紧迫挑战，美方应立即停止对中国的诬蔑抹黑，为双方开展抗疫合作创造条件。疫情突如其来，给世界各国都带来巨大冲击。在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中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中方始终保持公开透明，及时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信息，尽己所能为其他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这一切凝聚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非凡领导力。事实已经一再说明，流行性疾病不分国界和种族，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国际社会应该合作应对。今年2月，美国社会各界包括多位国会议员以各种形式向中国抗疫表达了支持、提供了捐助。疫情在美国蔓延后，中国许多省市、企业和机构踊跃向美国州市、企业和各界提供了捐助和支持，中方并为美国在华采购医疗物资提供了各种便利。我们真诚希望美国能早日战胜疫情，愿与美方开展抗疫合作。但我们坚决反对美方对中国搞污名化、向中方“甩锅”推责的无理做法。这种做法已激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也受到国际社会有力抵制。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为中美抗疫合作创造有利条件，推动疫情防控成为中美合作点而不是摩擦点。 郑泽光指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必须坚定不移维护和稳定两国关系。一个时期以来，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采取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严重破坏中美关系的言行。美国一些政客出于一己政治私利，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蓄意歪曲并全盘否定近50年来中美关系历史，企图用谎言蒙蔽美国人民、欺骗国际舆论。美方上述错误言行严重毒化两国关系氛围，导致中美关系出现建交以来异常复杂严峻的局面，对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造成极其严重挑战。对此，中国政府已经并将继续采取正当、必要行动，坚定不移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不移维护和稳定中美关系。 郑泽光指出，要牢记中美关系的历史启迪，坚决阻止美国一小撮政客的倒行逆施。近50年来中美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给予人们许多宝贵启迪。中美合作符合两国和世界的利益，中美对抗只会给两国和世界带来灾难。要坚持从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全人类前途命运出发考虑和处理两国关系，始终牢牢把握中美合作这一正确方向。要始终建设性管控分歧，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和精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当前形势下，各界有识之士要本着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精神，携手采取积极行动，坚决阻止美国一小撮政客出于一己私利继续疯狂破坏中美关系，坚定不移维护两国关系的根基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郑泽光强调，中国的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历来公开透明，不容任何人蓄意歪曲抹黑。中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我们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国际社会对此已有公论。今日之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定力和韧性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稳步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目前中国正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中国经济在向好发展。我们继续鼓励中美两国企业开展互利合作。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打压中国企业的霸凌行径，为两国经贸合作营造有利环境。美国内那些鼓吹人为割裂与中国经济联系的人，违背了基本常识和经济规律，损害的是两国企业和消费者的根本利益。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歇斯底里的反华鼓噪，停止损人害已的做法。 郑泽光强调，中国的对美政策一以贯之，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我们致力于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同时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发展的根本目标不是为了取代谁，而是为了让14亿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内政。美国应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立即停止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中方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加强各层级接触对话，寻找双方利益汇合点，保持正常人员往来，维护两国关系民意基础，推动中美关系回到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正确轨道上来。郑泽光表示，美国会对美内外政策具有重要影响，中方愿与美国会议员加强对话交往，加深了解、扩大共识。希望各位众议员为维护中美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 郑泽光还就美众议员提出的问题阐明了中方立场。 贝拉等众议员表示，美中关系对两国和世界至关重要，双方应共同努力，保持美中关系稳定发展，这符合两国和世界人民利益。尽管美中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不同，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两国应通过坦诚对话沟通增进彼此了解，有效管控分歧并寻求扩大在抗疫、经贸等领域互利合作。美国国会愿继续同中方保持沟通交流，期待开展更多类似对话。 这次视频对话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美国美亚学会合作举办。上述两机构负责人等出席了对话。
据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网站公告，因违规利用开展保险业务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阳光财险台州中心支公司被罚款19万元。 图片 同日，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网站还公布了对该公司员工张明会的处罚。因对违规利用开展保险业务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负管理责任，张明会被警告并处罚款5万元。
GPS栏目主播扎卡里亚采访时表示，中美作为对自身和世界都肩负重责的世界大国，制定政策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在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性挑战中存在共同利益，要因应国际社会对两国的共同期望，不应让怀疑、恐惧甚至仇恨来绑架外交政策。 以下是这次专访中涉及中美关系的问答实录。 扎卡里亚：我想先问一个宏观的问题。我观察华盛顿现在的辩论，发现共和和民主两党都有同感，认为正面对一个全新的中国，中国近几年来变得更加强硬、更具扩张色彩并咄咄逼人，这就需要美国以有别于以往几十年政策的方式加以应对。您对此有何回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崔大使：我认为大家对当今世界的现实要有全面的认知。事实上，中华文明的历史长达5000年，比美国历史要长得多。中华文明有很强的延续性。中国人民仍在坚持不懈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不论是在过去的70年还是在过去的7年，这一点从没改变过，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我们跟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有权利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 对美国而言，根本性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美国是否准备好或者说愿意同另一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应对众多且仍在不断增加的全球性挑战。这是一个必须作出的根本性选择。 扎卡里亚：大使您参加过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的许多会谈，也一直和本届美国政府高层打交道。您认为特朗普总统是中国的朋友，还是对手？因为他本人目前对华表态很强硬，但今年一、二月也曾大力称赞习近平主席。对中国而言，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特朗普？ 崔大使：对中国来说，特朗普总统是美国人民选出来的。因此，中方愿同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开展合作，致力于在中美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间建立更加稳定、强健的关系。当然，任何一届美国领导人和政府都致力于维护本国利益，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亦是如此。关键在于我们要找到两国日益扩大的共同利益，开展有利于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更广泛利益的合作。同时，必须以建设性的方式管控好分歧。这是中国一以贯之的政策。 扎卡里亚：您对特朗普总统近期（对华）公开表态的转变感到惊讶吗？ 崔大使：中方愿同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打交道，对此持开放态度。特别是，我们对美国人民的善意依旧充满信心，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也抱有同样的善意。我认为，中美作为对自身和世界都肩负重责的世界大国，制定政策时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在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性挑战中存在共同利益，要因应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共同期望，不应让怀疑、恐惧甚至仇恨来绑架外交政策。
讯 7月14日消息，银保监会衢州监管分局公布的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显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山支公司因存在给予投保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其他利益的行为，被处7万元罚款。同时，相关责任人徐亨文、徐亨梅因对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山支公司给予投保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其他利益负有直接责任，受到警告处分并分别被罚2万元和1.5万元。 以下为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原文：
这些年，公司治理越来越有了 “万能解药”的气质。但凡公司企业有点“头疼脑热”，几乎都能从公司治理中找到病根与解药。远有国美黄陈之争、真功夫小舅子斗姐夫，近有当当“庆俞年”公章大战。不管事件情节如何纷繁复杂，最终都归因是公司治理问题。对不对呢？对。但很多时候，我们并没弄明白为什么对，对在哪儿。这也是为什么，事事都谈公司治理，但现实中治理得好的公司却是凤毛麟角。 那么，当我们在谈论公司治理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 公司治理，乍一看，很容易理解；但仔细琢磨，似乎又并不是十分清楚。究竟治什么？为什么治？ 股权分配、控制权之争，是公司治理；三会一层、董监高，是公司治理；议事规则、行为准则，是公司治理；就连“门口的野蛮人”也涉及公司治理。那么，公司治理是一套方案设计、制度模板吗？那为什么掌握了 “九条生死线”的股比分配原则，理解了章程自治，企业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呢？ 对公司治理的理解，既要落实到“术”层面的结构设计、制度运行；更要懂得体会“道”层面的核心精髓。不能充分理解公司治理的“道”，也很难践行公司治理的“术”。 公司治理，是在治什么？ 2020年，不少公司都在“忙着”抢公章、夺执照。一时间，把从来没觉得是个问题的问题——公司的公章该如何安放，生生弄成了一个学术论题。 这个问题很难吗？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答案应该很简单：谁是老板谁说了算。一个简简单单的公司管理层面的问题，为什么闹出这么大动静？原因只有一个：到底谁是老板成为了一个问题。 所以，公章搁在哪儿不重要，别裤腰带上也行，藏被窝里也行，重要的是谁有权决定使用它。我们把这个问题归属为公司治理问题。 明明看起来是个管理问题，为什么都说病根在治理？ 管理，是如何使用被赋予的权力，把事情做好的问题。所以，维持公司机制运行的规则、制度、执行、监督是公司管理；治理，是都想把事情做好，但各方意见不一致，这时候该听谁的问题。在公司管理运营过程中，各方主体一定会围绕责任、权力、利益产生博弈，形成冲突。这时候，如何协同各方关系，通过顶层机制设计，实现权力的制约、利益的平衡，才是公司治理。所以，公司管理是“表”，公司治理是“本”。 商业的世界，公司是不二主角，准确的说，是有限责任制公司。什么是有限责任制？就是出资人仅以自己的出资额为限，为公司承担有限度的债务责任。出资额之外的财产不会因公司的经营债务受到牵连。这一小步的机制创新，实现了自然人企业到公司制现代企业的进化。没有了倾家荡产的顾虑，更多的人，甚至彼此陌生的人，解开束缚，投身商海。但正如有阳光就会有影子一样，有限责任制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埋下了权责无法对应匹配的隐患：当企业的所有者、实控人躲在有限责任制背后，利用信息优势、权力优势，中饱私囊，掏空企业，侵犯中小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权益时，用什么去制约这种恶？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铁路公司在不懂专业的老板管理下，发生了列车对撞事件，从而引发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离的企业管理革命。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出现又将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可以说，是管理能力与货币财富的共同作用造就了今天公司创造的伟大经济奇迹。但与此同时，它也同样留下了迄今无解的挑战：对于企业的所有者来说，巨大的投入与风险，对应的却是可能失控的权益；对于经理层来说，实际的打工地位与真实的付出、获得感之间也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对此，亚当•斯密在两百多年前就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经理们管理的不是他们自己的钱，而是别人的钱，所以不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信息不对称，利益不一致始终横亘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托责任潜藏的冲突与矛盾如何解？ 随着公司的发展演进，问题远不止如此。有限责任制缺陷需要股东治理，职业经理制度缺陷需要经理治理。公司还会面临创始人与投资人之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利益冲突；共同创业者之间，也会出现能力、贡献与权益不匹配的矛盾隐患。企业从初创到发展直至壮大，组织结构、利益主体日趋复杂，股东关系、信托责任、利益冲突，相互叠加，相互影响，形成熵増。 一言以蔽之，企业面临的所有的问题，本源都是各方利益主体“责权利”不对等、不平衡导致的问题。公司治理，就是企业用失败的经验教训给出的问题解药。 所以，公司治理究竟在治什么？——企业组织的熵増与企业各方主体权益的制衡。 二、透过风险看治理 今天，随着融资渠道的日渐多元，公司规模巨量扩张。企业涉及的利益主体越来越多。那么，公司走向复杂、混乱、无序、失控，亦是个大概率事件。今天公司制企业面临的风险是过去自然人企业所无法企及的，特别是战略风险、经营风险。从瑞幸咖啡财务造假撕开冰山一角，到贾跃亭掏空乐视，大股东道德风险给企业及中小股东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令人触目惊心。 但风险远不止如此，真正的风险来源于对抗。这是今天企业家最容易忽视，却又最不应该忽视的问题。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斗争与博弈。公司，既创造了财富，也袒露了人性。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随着参与主体的增多，愿景价值观的差异，广泛的利益分歧，各方主体在博弈过程中，轻则失和、违约、利益受损；重则同室操戈、夫妻反目、兄弟成仇，一损俱损。甚之更甚，是将纷争从民商事法律对抗升级为刑事举报，使得刑事法律风险成为了我国民营企业家面临的现象级重大风险。 为什么我们的商业文化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第一，追求效率重于尊重规则。现代公司制度引入我国的历史不长，企业家对现代公司管理理念认识不足。在公司的运营过程中不能做到严格贯彻对制度、规则、法律的合规遵守，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比如，企业家英雄主义意识盛行，漠视正当程序，以企业控制人的个人意志取代公司决议；对公司独立法律人格的认识不足，企业家将其控制的公司财产视为其个人资产，随意调用；公司与关联公司混同管理，随意拆借资金等等。这些做法背后反映的是企业对效率、利益的追逐，对规则法律的漠视。这些潜存的违法行为，为企业及企业家面临刑事犯罪风险埋下了伏笔。 第二，重视把饼做大，忽视把饼分好。盈利、扩张，是企业的基因。但是，如果一味考虑企业如何盈利、如何快速扩张，甚至将其作为唯一指挥棒，而忽视了事前对各方参与主体愿景价值观的考量，就特别容易在利益主体中形成意见分歧与矛盾冲突。就如同，离婚如果很痛苦，结婚就需很谨慎，没有考虑好如何散伙，就不要开始合伙；企业经营尤其需要未雨绸缪的意识。创业之初，分配机制、退出机制和憧憬未来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但在我们的企业文化中，这样的意识还很欠缺。 第三，讲人情多，谈治理少。公司初立，利益关系相对简单，人合性的特点突出，人际间的情感、信任比制度信任更具有凝聚力，没有问题。但随着公司的成长，新的力量不断卷入，利益关系逐渐复杂。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就很难持续。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企业面临的很多问题，面对的很多风险都与企业家对于公司治理的认识既不够深入，也不够及时有很大的关系。没出问题的时候，没人关心治理问题，出了问题，再去考虑构建平衡，甚至是重构平衡，很多时候，这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企业创立前没有充分考虑保障“责权利对等”的制度建设，就极易在各方主体间出现权益失衡的风险，为以后的矛盾纷争埋下隐患。 显而易见，我们的商业文明还远不够成熟。企业创立之时，对事、对人都缺乏未雨绸缪的顶层设计。公司治理，就是运用一整套制度设计来实现权益的制衡，通过制度控制，达到对风险的管理。为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如果将公司比作一棵大树，公司治理就是深埋大地的树根。什么样的树，需要什么样的根。树成长了，根就需要扎得更深。根出问题了，树也就走向了终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也是为什么，公司呈现出来的问题，本质都是公司治理问题。没有良好的公司治理，就不会有好的制度建设，没有良好的制度做保证，很多隐患，其实在企业迈出第一步时就暗暗潜藏，风险的变现只是一个时机的问题。 当我们谈论公司治理时，其实是在反思我们对商业的理解、对人性的理解。公司治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人性风险的控制。当责任得到了有效的落实，权力得到了有效的制约，利益得到了公平合理的分配。规则才能被敬畏、被遵守，人性的风险才有可能被约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公司治理结构呈现的，是各方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只要是博弈，无外乎三种结局：零和博弈、正和博弈和负和博弈。然而，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零和博弈、负和博弈之下，没有企业可以存活。所以，公司治理是实现共赢和正和博弈的妥协智慧。制约一个权力的不是另一个更大的权力，而是一整套智慧的系统。而良好的公司治理就是这套系统的载体。公章不是问题、控制权也不是问题，公司治理结构是否公平合理才是问题。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