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给很多业务模式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包括支付系统现代化和数字货币的出现。12月13日，在“2020上海金融论坛”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就“IT发展促进智慧体系现代化和跨境支付的便利化”发表了主旨演讲。 周小川认为，利用当前互联网技术、移动终端以及云计算的处理能力，可促进支付体系现代化和跨境支付便利化，既可以向前承接，同现有的以及之前所形成的体制较好地衔接，向后也有相当好的适应性。 在支付的瞬间，尤其是零售支付，要做两件事情，一是获取一定的信息，二是做一定的数据处理。周小川表示，如果利用交易瞬间所具有的信息获取和信息处理能力，那么就能在支付系统现代化和跨境支付便利化方面做很多工作。 在他看来，过去由于通信设施和计算能力的限制，能够获取的信息可能有限，处理的内容也不能太多，处理主要分为两种：第一，在现场能够处理的东西，比如POS机或者是用手机作为移动终端能处理的事情；第二，传输数据信息到数据处理中心。 在通讯能力、信息获取能力以及数据处理能力大大提升后，工作量的分布将可以得到调整，这个调整可以使交易的时刻做更多事情，也可能会使支付，尤其是跨境支付，更加便利化。 周小川提出“交易时刻能完成更多事情”的一个可能性就是把汇率工作放在交易这个环节来执行，即用户交易的时候，将自己原有账户中某一个币种的货币进行兑换，兑换的量和所要购买的商品或服务正好完全一致。此外，信息可以比以前更方便地获得，其中最主要的信息就是汇率信息。 而另外一个好控制的就是交易场景。因为商户是有代码的，可以知道交易的用途是什么，也可以比较清楚地判别是否为经常项目的支付，不管是按照哪个国家汇兑的规则，判断该规则是否合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智能合约。 周小川进一步解释道：“应该说最简单的智能合约就是条件语句，即if-then-else，就是什么情况下可以汇兑，什么情况下不可以汇兑完成支付，这样就可以进行控制。”如此一来，许多事前、事后的工作量在交易瞬间就可以通过IT技术完成，这也比较符合亚洲，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目前，我国各个邻国的发展水平非常不一样，各国的宏观管理水平也不一样，再加上国际收支平衡的原因，会影响国家在外汇体制方面的选择。因此周小川认为，在这方面开展工作要尽量避免取代别人的货币主权，以免导致他国的货币政策、外汇政策不再生效。 另外，对于未来全球货币的发展方向，周小川表示，如果将来真的有一种世界货币在全球适用，不管是SDR（特别提款权）还是SDR的变种，技术的适应能力应该不成问题，而且很多方案可以及时调整以适应未来全球金融格局变化的需要。
过去十年中，G20领导人峰会提出了多个重要的全球普惠金融发展倡议，亚洲国家在这方面也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在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则在提供快速、无接触金融服务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7月2日举行的“亚洲普惠金融生态建设与数字化发展圆桌会”期间，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在发表主旨演讲时称，和全球一样，中国也特别重视普惠金融生态建设，既取得了不少成绩，也面临众多挑战，包括要为普惠金融提供切实有效的激励机制，建立并保持简捷和有效的公司治理，不断改进对普惠金融的监管与指标体系等。 周小川认为，需要进一步鼓励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并预计后疫情时代，用户会更加认同无接触式金融服务，金融数字化转型可能会进一步加速。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各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支付体系、征信系统、反洗钱系统和金融服务技术标准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要重视解决“数字鸿沟”问题，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中国普惠金融的实践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促进市场繁荣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到2019年，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法人和个体工商户占市场主体的90%以上，贡献了80%以上的就业、70%以上的专利发明权、超过60%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 “不过，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中国的小微企业一直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这一方面源于小微企业自身经营风险高、竞争力不强和资信不足的普遍特征，另一方面则与包括营商环境、金融基础设施在内的整个金融生态密切相关。”周小川称，多年来，中国通过持续的制度变革来推动普惠金融生态改善，花大力气改革农村信用社，增强服务农村小微企业和农户的能力，逐步建立起大中小型金融机构都参与进来的多元化、广覆盖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同时，加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国际交流合作。2015年，中国制定了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发展五年规划。 周小川也谈及了从中国普惠金融的实践和发展进程中得出的体会。在他看来，六方面内容尤为重要。 首先，全社会应强化、深化普惠金融认识，推动普惠金融实践。这需要建立清晰的概念，包括目标、组织形态、工具、效绩度量和政策支持等。统计和指标体系的建立十分重要，不仅用于业绩评估，更有助于从跨国比较、跨地区比较中认识自己的优缺点，看清发展与改进的空间。 其次，扎根并面向基层的机构及组织形式应该财务健康、可持续，实力不断增强、脚踏实地，这包括资本、资产负债表、金融工具、识别和吸收风险的能力等多项指标，同时也需要有吸引和稳定人才的机制。 同时，要为普惠金融提供切实有效的激励机制。周小川说，有针对性的（并非慷慨无度的）财政和结构性金融政策，及某些社会导向政策是必要的。所谓激励，重点不在于补贴，而在于机制，如对小型机构有利的存款保险机制，气候与病疫风险的保险产品和定价机制等。 还要建立并保持简捷、有效的公司治理。周小川认为，需要不断探索、改进机构的自身治理和内控，辅之以适度有效的监管和社会（或社区）监督。已经有大量的机构失败的实例，是与公司治理失效相关的。 此外，周小川认为，需要改进对普惠金融的监管与指标体系。虽然对普惠金融机构或业务的监管原则并非不同于一般金融监管原则，但应特别关注其有特点的业务模式、健康性和风险。特别要识别扎根基层、面向普惠的数据，并为激励机制提供依据。 周小川说，减少扭曲、防范道德风险也是发展普惠金融的关键。普惠金融带来的监管复杂性是不可回避的，包括对待大中型金融机构的普惠业务成分。 疫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 今年以来，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断加速。周小川认为，疫情加大社交疏离，数字普惠金融体现强大优势。 事实上，中国一直鼓励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2016年，G20杭州峰会明确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中国的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企业更是把普惠金融服务作为重要的业务突破口。 过去，传统的普惠金融业务往往把焦点放在小微企业和居民个人获得贷款的难易和成本上；现在，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大大延伸了金融服务的半径，而且大大拓展了金融服务的类别，从账户开立、支付、存款、理财到贷款、保险甚至期货交易，基本金融需求和升级的金融需求全部涵盖，而且几乎可以足不出户地通过移动终端完成。周小川说，我们知道，世界银行在编制全球普惠金融指标时就十分重视多类别的普惠金融服务，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对小微企业和居民的贷款。疫情也进一步突出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优越性。 周小川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帮助克服信息不对称，为小微企业纾困；无需线下分支机构，零距离接触长尾客户，提供低价、便捷的服务；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生成个人信用信息，减少对不动产等传统抵押物的依赖，降低金融机构信用管理成本。 “预计后疫情时代，用户会更加认同无接触式金融服务，金融数字化转型可能会进一步加速。”周小川说。 但周小川也指出，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各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支付体系、征信系统、反洗钱系统和金融服务技术标准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各国和各地区更要重视解决“数字鸿沟”问题，防止边远山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或老年人由于无法接触或有效使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成为信息弱势群体，被排斥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之外。这个问题在疫情下尤其不容忽视。此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还要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需要在普惠性与安全性和隐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
一个月前，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对外国公司在美上市提出额外的信息披露要求。这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在美国上市企业退市风险可能加大，国内国有企业赴美融资也将面临一些障碍。 “从‘卢比奥法案’开始，去年以来，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政策，都与中概股有关。”6月18日，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说，这次的事和瑞幸咖啡很有关系，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虽然有一些中概股公司出了问题，但总体来讲，中国GDP增长高于全球平均的增长水平，从供给侧角度来说，中国上市公司的优质资源依然存在。 中概股公司国内融资空间很大 实际上，“退市”与“摘牌”概念有所不同。目前，中概股现存250家左右。 周小川指出，比较准确地说，中概股中某些少数企业想通过主动的私有化从纽约交易所退市，再寻找其他地方二次上市。就纽约交易所来讲，这些企业是摘牌。摘牌和退市虽然很接近，但是技术细节是不一样的。 周小川表示，如果按照上述法案要求企业进行摘牌的话，国际投资者，特别是美国投资者和一些机构投资者的利益会受到损害。对美国方面，特别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来说，如何体现他们保护美国以及其他国际投资者的利益将是一个考验。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企业来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否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接替美国资本市场所起的角色作用？ 周小川认为，应该是比较乐观的。 第一，资金面来看，中概股公司并不一定非要依靠国际市场融资，国内空间也很大。中国是个高储蓄的国家，储蓄率非常高。中国历年总储蓄占GDP比重超过40%。因此只要机制做得好，很容易找到资金投资新兴和成长的公司。 第二，虽然一些中概股公司出了问题，但总体来讲，中国GDP增长高于全球平均的增长，从供给侧角度来说，还有不少好公司，上市公司的优质资源依然存在。 第三，资本市场有一个培育发展过程，中国经过了30年左右坎坎坷坷的路径，到目前为止资本市场发展已经取得了一个很好的动能。虽然仍有差距，但包括市场建设、监督以及围绕资本市场的机构成长都有很强的内在动力。 第四，在透明度问题上，中国方面在公司治理、外部审计质量等方面也有愿望和动力。这么多年来，中国也在资本市场上打击了很多欺诈上市、操纵市场、虚假信息、内幕交易等行为。广大投资者对这些不良行为十分憎恨。当然，提高监管水平、逐步改进公司治理也需要一个过程。 第五，这些年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在不断提高。2016年底，国际货币基金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目前距离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坚持反洗钱、反恐融资和一些基本规则情况下的可控的可兑换）差距并不是很大。 第六，从2014年开始，我们陆续搞了沪港通、深港通，后来又有沪伦通，开放性大幅度增强，这方面还可以进一步提高。 第七，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出台了一系列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的政策，包括了很多和资本市场有关系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等方面改进。 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要注重国际化 当然，对于中概股在美上市遇到的难题也存在不太乐观的观点。 比如，瑞幸事件以及前一阶段出现的若干个中概股公司被查做空，都暴露出我们在会计、审计和透明度上和国际化的要求还有差距。 对此，周小川表示，“有个别人把这个问题和国家经济安全联系在一起，认为不可能找出解决办法。对此我个人是不太认同的”。 此外，在公司治理方面，中国很多公司治理外面的人看不太懂。过去外界对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的公司治理疑问比较多一点，最近两三年有一批民营企业在公司治理上出了不少问题，也有相当一部分因此出现倒闭、违约等等情况。 周小川认为，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需要努力使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能够被国际上看明白，同时能够接受我们这种实践，我们的实践肯定也是整个国际市场公司治理的一个部分。 另外，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对外开放多数是先搞一些试点然后逐步开放，愿望上是要把中国建成开放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方面的措施还不够，还需要下更大的决心。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还是很不错的，但在国际化的路上还有空间。 “有一种说法，国际资本市场中心都是实施普通法的，比如纽约、伦敦、新加坡，认为只有普通法情况下才能使资本市场顺利发展。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可以讨论的。中国实际上制度规则的演变还是很快的，许多试点、政策、都有自己特色的东西，这方面可以继续探索。”周小川强调。 周小川说，美国出台《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特别是资本市场中心是否能够接受和承担这个挑战？能否借这个机会加快发展，真正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这既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一个挑战，具有不确定性。“中国如果真正下决心，要在这方面有长足的发展，必须注重国际化，加强国际合作，在推动上海继续发展国际机构、国际资本往来方面上一个大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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