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2020中国资产管理年会”上，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屠光绍教授受邀出席并发表了主题为“困境资产和资产管理功能”的演讲。 屠光绍指出，困境资产是指因各种原因以各种资产形态在一段时间内陷入困境的资产，但不一定是特别差的资产，当然包括了不良资产。“市场也越来越重视这片领域的需求，因为这个领域市场前景广阔，也更能体现资产管理功能提升的领域。” 01 关注一个突出现象： 当前经济发展状况与困境资产的形成 从全球看，困境资产及处置管理不是一个新事物。在中国，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不良资产及处置伴随着经济金融的改革发展进程。但随着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困境资产在其来源及形成因素方面也会出现变动。 屠光绍表示，当前困境资产的形成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当前经济增速下行，困境资产规模增加较多。经济增长周期、经济增长的状况与困境资产规模负相关。当前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甚至出现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出现回落，困境资产规模有所增加。 二是市场不确定性及风险越大，困境资产越多，是正相关。“当前不确定性及风险不仅来自市场变动本身，更多来自于很多国际国内市场环境的变化，从国际看包括全球保护主义回潮、地缘政治恶化等等。我们现在面临的市场风险是前所未有的，这当然就意味着当前我们的一些企业面临困境。” 屠光绍表示。 三是经济及产业结构变动与困境资产的关系，既有正相关、也有负相关的因素。当前新的产业模式不断涌现，但对过去的企业经营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 02 重视二元分化状态： 金融体系变化与困境资产的分化 屠光绍还表示，当前因为金融体系的变化，困境资产也形成了四重“二元分化”： 一是金融领域与非金融领域：这是最大类的二元分化，金融领域的困境资产我们金融行业都了解，如不良贷款增加形成的不良资产；而随着产业结构和商业模式的调整，非金融领域也出现了大量的困境资产，比如不少城市的商业购物楼，厂房设备等。 二是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中国的融资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形成的困境资产主要是银行不良贷款；随着直接融资的发展，直接融资领域也形成了困境资产，比如债券违约、PE爆雷、股权质押风险及上市公司的退市等。 三是银行机构和非银机构：当前非银机构的困境资产也在增加，比如信托业风险资产率近期出现大幅上升，这也意味着困境资产增加的可能性。 四是大银行与中小银行：四大行上市之前通过AMC剥离不良贷款，加上机构实力，不良贷款管理处置能力较强；而近年来中小银行发展较快，现在全国4千多家银行中中小银行居多，部分中小银行因为经济下行及疫情原因不良率出现较快上升，而小银行对不良贷款处理能力较弱。 03 认识三个阶段性特征： 金融改革开放与资产管理功能深化 屠光绍表示，当前困境资产管理市场发展具有三个阶段性特征： 一是困境资产管理是资产管理的重要内容。在屠光绍看来，金融服务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供水”、“引水”、“排水”：“供水”指金融体系根据实体经济需求提供金融资源，“引水”指通过金融体系即各类金融机构和渠道把金融资源引到合适的领域。此外，“排水”也是金融服务的重要内容，比如处置困境金融资产。 “我们过去对排水不是重视不够。因为我们习惯了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通过不断做大增量来降低不良的比例，此外，主要依赖政府行为去处理困境资产。从金融供给侧改革来看，应该重视金融服务金融市场及资产管理机构在‘排水’中的作用，资产管理市场既要善于发现好资产，也要善于管理困境资产，从一定意义上讲，后者更具挑战，从而更有助于资产管理功能的提升”屠光绍说。 二是困境资产管理市场进入重要阶段：一是主体多元化。资产管理包括困境资产管理的主体从原来的四大AMC扩大到目前的地方AMC，加上其它的各类资产管理，随着金融对外开放加快，外资资产管理机构也不断进入境内市场；二是趋动市场化。困境资产的处置以前主要是政府推动，现在更多靠市场力量的驱动；三是服务方式多样化。各种产品、工具进一步丰富，特别是金融科技在资产管理中的运用，促进了困境资产的处置效率提升。 三是资本市场在困境资产管理中起到重要作用。通过资本市场，困境资产管理在拓展渠道、搭建平台、丰富产品、 提升效率等方面都具有广阔的空间。 04 提供四个基础支撑： 困境资产管理发展与市场生态的互动 屠光绍建议，困境资产管理发展与市场生态的互动要提供四个基础支撑：丰富投资主体及资金来源；健全市场体系及提高中介机构能力；重视司法体系及发展环境建设；提供必要的政府政策支持。
当前，开放银行如火如荼。开放银行的目标，是通过开放服务接口，促使银行产品充分融合于各类场景，以达到“金融服务像水一样无处不在”的目标。既然无处不在，理论上任何一家银行的产品都会无处不在，让用户可选择范围变得无穷大。选择越多，用户越挑剔，只选最好的。最终，用户只会选择少数产品，多数产品成为无关紧要的陪跑者。这么来看，开放银行，反而会消解很多银行产品的用户价值。不开放，是等死；开放，却是找死。开放银行，正陷入囚徒困境。囚徒困境1950年，美国兰德公司的梅里尔·佛勒德和梅尔文·德莱歇提出“囚徒困境”博弈。这种博弈足够简单，也足够经典，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人们都发现了它的影子。很快，囚徒困境就成为自冯·诺依曼开创博弈论之后影响最大的一种博弈。广泛演变后，囚徒困境有很多版本，典型描述如下：两位犯罪嫌疑人A和B被警察逮捕，单独监禁，不能互通消息。警方并未掌握确切证据，只能以较轻的罪名各判两人一年监禁。如果一方与警方合作，坦白罪行，坦白的嫌疑人可免于监禁，不合作的嫌疑人将被判处三年监禁；如果双方都向警方坦白，每人将被判处两年监禁。A和B都是为自己利益考虑的理性个体，对A来讲，如果B拒绝坦白，A坦白会被无罪释放；如果B选择坦白，A的最佳策略还是坦白，2年监禁好于3年。在这个博弈中，无论对方采取哪个策略，对A和B而言，坦白都是更优策略，这在博弈论中被称作“严格优势策略”。由于坦白是双方的严格优势策略，博弈的最终结果就是A和B都会向警方坦白罪行，合计4年监禁。从集体的视角看，这是最差选择，因为如果双方都拒绝坦白，合计只需付出2年监禁的代价。从自己利益出发做出的理性选择，得到的却是最差的结果，这就是囚徒困境的启示意义。困境无处不在囚徒困境最知名的一个延伸，就是公地悲剧。一片公共渔场，渔民定量克制捕捞，所有人都能从生态平衡中受益；单个渔民从自身利益出发，倾向于过度捕捞，致使渔场很快失去价值，全体渔民陷入困境。还有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类似案例，就是电话营销。把电话营销公司比作渔民，我们每个人就像渔场中的鱼。适度的营销不会给我们带来困扰，一旦营销过度，我们就会屏蔽所有营销电话。从行业角度看，营销公司应该克制给用户打电话，但对单个公司来讲，过度营销才是严格优势策略，结果就是过度营销引发用户反感，电话营销成功率急剧下降。这类囚徒困境，引入监管即可解决。如规定渔民的渔网尺寸、制定休渔期，即可避免公共渔场陷入公地悲剧。还有一些囚徒困境，虽然对博弈者不利，却是推动经济发展、造福社会大众的重要力量。立法机构不仅不会阻止，还会施以援手。在市场竞争中，单个企业为获得更多市场份额，往往倾向于降价促销，致使行业竞相降价，谁的市场份额都不会增加，盈利能力还越来越差。但企业竞争形成的囚徒困境，能推动技术进步，也有助于消费者利益最大化，不仅受到立法机构保护，试图合谋走出囚徒困境的行为还会被视作价格操纵，受到严厉处罚。开放银行下的囚徒困境，本质上也是如此，虽然对银行自身不利，用户却乐见其成。囚徒困境下的开放银行2010年之前，银行之间有竞争，却从未陷入“囚徒困境”式的竞争。一方面，线下时代用户选择受地理空间限制，迁移不便，客观上导致用户粘性高；另一方面，没有外来“搅局者”，银行能充分享受“特许经营”带来的牌照红利。2010年之后，金融线上化消解了线下网点的物理屏障，用户有了说走就走的自由；金融产业链的细化分工则削弱了牌照的价值，流量平台、数据服务、风控支持等，没有牌照也能分一杯羹。竞争加剧，囚徒困境很快就出现了。首先，是互联网平台合作的问题。如果所有银行都拒绝与互联网平台合作，互联网平台要么因为缺乏金融牌照无法涉足金融业，要么受限于资本金，金融业务规模也极其有限，不会给传统银行业带来根本性冲击。可单个银行为了市场份额，积极引入互联网平台这个“外援”，结果就是“驱虎吞狼”，反受其害。市场蛋糕未见明显增长，还被互联网平台切走一块。其次，是开放银行问题。开放银行让金融业务越来越便利，结果却导致用户向少数能提供最优体验的银行靠拢。开放银行，反而会淘汰更多的银行。本来银行业深受监管机构呵护，但这种由市场竞争引发的囚徒困境，利好用户，也利好银行业自身的科技转型，只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监管也乐见其成。如果监管机构没有动力出手干预，这个囚徒困境的终局会是什么呢？优胜劣汰自囚徒困境的悖论被发现后，人们就发现只要博弈是动态的、可重复的，博弈者就有多种方式走出困境。整体上有两条路，一条合作之路，一条竞争之路。囚徒困境讨论的就是非合作条件下产生的困境，所以引入各种机制推动博弈者合作，就能从根本上消解囚徒困境。如企业之间建立价格联盟，相互约定谁都不能降价，并对擅自降价行为进行处罚。最成功的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名义上是稳定国际石油价格，本质上是通过控制产量来操纵石油价格，避免走入竞相降价的囚徒困境。还有一条就是竞争之路。当博弈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基础时，就只好硬碰硬，最终也能分出个胜负。博弈论模型假设博弈双方实力均等，但现实中的博弈者不可能完全均等。只要实力存在差距，囚徒困境就会以较弱的一方被拖垮为结局。如冷战期间的美苏争霸，双方隶属不同的阵营，不存在长期合作，最终走上军备竞赛的囚徒困境，结果以实力较弱的苏联被拖垮为结局。此外，前些年的互联网补贴大战也是这类囚徒困境。滴滴与Uber，美团与糯米，一度打得难解难分，亏得昏天暗地，最终都是以一方实力不支退出市场为结局。还有一种竞争，通过品牌定位实现差异化，各吃一块市场，也能避免同质化价格竞争的困境。如衣服、鞋子、化妆品等行业，与文化时尚相关，天然容易通过品牌的差异化定位摆脱囚徒困境，奢侈品、轻奢品、大众产品，各有各的小市场。可见，在非合作情况下，囚徒困境有两个结局，要么同质化竞争，实力强的一方把实力弱的一方拖死，一如美国之于苏联；要么差异化定位，各有各的活法，一如可口可乐之于百事可乐。开放银行战略，显然是非合作博弈，那结局是硬碰硬还是差异化呢？赢者通吃差异化这条路，大概率走不通。银行的产品线很广，不乏具备足够差异化的服务，对公业务、资管业务、同业业务、私行财富业务等业务线中尤其突出；但就零售金融下的消费贷款、大众理财、支付转账、存款、信用卡等基础产品来看，同质化程度高，很难通过差异化定位走出囚徒困境。差异化策略走不通，最终的结局就是大家在囚徒困境中加速内卷化，实力强的把实力弱的给拖死。从这个意义上看，开放银行的大发展本身就宣告了很多中小银行的末路。查理·芒格曾讲过一个例子，有人对巴菲特说，有一种新的纺织机，它的效率是旧纺织机的两倍。巴菲特的回答是：“天哪，我希望这种新机器没这么厉害——因为如果它确实这么厉害的话，我就要把工厂关掉了。”为何要关掉工厂呢？芒格解释道，更好的设备能极大地提高生产力，但受益的是消费者，厂家非但得不到好处，还要承担新设备投入的成本。设备升级后，全行业产能大增，价格下跌，存货积压，很多工厂不得不关闭，既然迟早要关闭，何不趁早关掉呢？开放银行与金融科技之于银行业，也是同样的效果。科技进步，利好的是消费者，却会加速银行的分化，难免优胜劣汰的结局。不要觉得意难平，毕竟银行业的内卷与竞争对用户是好事，对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也是好事。企业虽寻求垄断，市场却鼓励竞争。在《自私的基因》中，道金斯说，“人类是进化的产物，而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想要’进化。”就银行而言，谁不想继续躺着赚钱呢，可市场竞争不允许呀。新的困境在网络支付、消费贷款、零钱理财等领域，赢者通吃的现象已经很明显。对很多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而言，既然没有能力给用户提供最好的体验，不能确保在囚徒困境中走到最后，也就没动力进行科技转型了。毕竟，头部机构是90分的情况下，你是30分还是60分都无法吸引用户，那何不继续保持30分的水平呢？非要加大科技投入变成60分，除了增大成本别无它用不是吗？意识到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中小银行已经暂缓了科技投入，把重心放在助贷业务上，慢慢地向资金管道退化。虽然监管机构三令五申，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具备核心风控实力，但站在很多小银行的视角，它们缺乏这样的动力。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三五年后，这些跟不上科技步伐的地方性银行本身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从历史的视角看，每一次突破性的科技进步，都会催生新的巨头，也会淘汰旧的机构。金融业虽然特殊，却也不能摆脱这个规律；也正因为金融业特殊，又不可能真的放任优胜劣汰的发生。我们会眼睁睁看着金融机构被淘汰吗？要不要为了拯救它们而放缓金融科技转型的速度呢？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新的困境。参考资料：1、[美]威廉姆·庞德斯通，《囚徒的困境》，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2、[美] 戴维•麦克亚当斯，《博弈思考法》，中信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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