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人民币将延续升值态势，同时过快升值也面临政策约束。人民币在2021年是否会创下新高？年内“破6”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2020年人民币涨势如虹。在因汇改、资本外流和中美贸易战接连承压几年后，人民币兑美元走势逆转，下半年接二连三突破7.0、6.8、6.5的心理关口，全年累计涨幅接近7%。2021年新年伊始，人民币升值势头不减，兑美元中间价一度升至6.46。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经济成绩单也非常亮眼，全球范围内一枝独秀的经济基本面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否将使人民币在2021年创下新高？年内“破6”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 2021：人民币将延续升值态势 纵观2020年，人民币总体走势先抑后扬。一、二季度，国内对疫情严防严控，汇率从年初的6.96一度跌至7.13。6月初拐点出现，之后人民币基本呈现单边上行，至2021年首周已经涨至6.46，接近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前水平。 在笔者看来，2020年人民币大幅升值，主要与以下几方面因素有关： 第一，中国经济在疫情下交出优秀成绩单。中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大关，全年经济增速达到2.3%，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逆势向好殊为不易。从季度经济增速来看，中国经济自二季度走出疫情阴霾，率先实现复工复产之后，季度GDP不断走高，四季度反弹至6.5%，甚至超过2019年单季的最高值。 第二，出口远超预期，经常账户盈余创新高。商品贸易方面，新冠疫情大流行重创全球经贸活动，WTO预计全球贸易量下降近10%，但中国出口却逆势增长3.6%。出口高增的总体逻辑是，各国应对疫情的财政补贴和货币宽松支持了居民消费，但疫情致其国内生产能力恢复缓慢，消费高于生产的供需缺口需要由中国来填补。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5350亿美元，同比上升27.1%，在历史上仅次于2015年。服务贸易方面，由于疫情导致线下旅行、教育等服务业活动急剧萎缩，去年前三季度服务贸易逆差为1168.4亿美元，较2019年同期水平下降42.1%。随着货物贸易顺差上升和服务贸易逆差下降，2020年经常账户盈余估计将创下新高，有力支撑了人民币汇率。 第三，中国货币政策相对克制，中美利差扩大。疫情在美国爆发后，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超出预期。先是实施紧急降息和流动性纾困，其后承诺“无限量”资产购买，到年底时资产负债表已经膨胀到年初的1.76倍，远超欧央行的1.50倍和日本央行的1.23倍。 相比之下，中国货币政策同样积极，但主要为实体经济纾困，未诉诸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等非常规政策，并且在疫情得到控制的下半年，货币便有边际收紧迹象。在此背景下，中美十年期利差迅速扩大，至2020年11月升至249bp的历史高位。利差高企提高了中国境内资产的吸引力，债市尤其受益，国际收支数据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债券投资流入较2019年同期增长41%。 第四，中国持续推进开放。一方面，金融部门开放加速，除各类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外，中国债券市场进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债券指数，富时罗素上调A股纳入因子，吸引被动资金达千亿美元以上。 另一方面，面对疫情逆境和潜在“去中国化”风险，中国积极参与多边谈判，先后签署RCEP，原则上达成中欧投资协定，这些协定都蕴含进一步开放的承诺，也提振了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 ➤ 人民币过快升值面临政策约束 2021年，中国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经济层面，经济疫后复苏或由供给端拉动的结构性复苏向供需联动的全面回暖方向迈进，考虑到2020年的低基数效应，预期全年GDP增速将超8%。 贸易层面，随着全球疫苗接种步入快车道，出口动能将从防疫需求拉动转向海外回暖拉动。货币层面，中美利差可能收窄，但美债利率上行可能会被中国向“紧货币+紧信用”的边际转变所部分抵消。对外开放层面，RCEP批准、中欧投资协定落实要求配套改革继续提速。 在此背景下，预期2021年人民币汇率整体升值，但破6需要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接近8.8%，在笔者看来，如此快速的升值可能性不大。原因在于： 一方面，2021年美元跌幅或有所放缓。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更多取决于美元强弱，2020年全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广义美元指数的相关系数达到0.84，较2019年的0.67有显著上升。当前美元指数位于90附近，比年内103的高点下跌超过12%。2020 年美元整体下行与美国抗疫不力、“无上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国大选政治不确定较高有关。 展望2021年，伴随拜登上任，美国将抗疫作为头等大事，民主党“横扫”参众两院有助于更有力的经济支持计划，淡化“美国优先”政策，重新修复盟友关系，重塑国际领导力等，预期整体美元保持弱势，但跌幅会明显收窄。 另一方面，汇率升值过快不利于贸易，影响出口竞争力。疫情供给侧冲击造成全球贸易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出口成为“卖方市场”，中国作为“最后出口商”有较强议价能力，2020年人民币升值暂未殃及中国出口。不过，出口企业利润率已经受损。随着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商品供给竞争料将加剧，强势人民币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不利影响将逐渐显现。 政策层面，近几个月金融部门已经出台若干逆周期措施，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和企业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显示出防止汇率过快升值的政策取向。实际上，当前中国资本管制并不对称，整体上鼓励流入、限制流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人民币的上涨。 当前汇率升值仍处于合理区间，外部环境趋于平稳，企业出海投资意愿上升，而疫情冲击下不少海外优质资产凸显投资机遇。在此形势下，政策层面可能将更为积极地尝试推进改革，放宽资本流出，鼓励双向波动，推动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水平靠近，为扩大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更为有利的环境。预计2021年人民币波动幅度将加大，兑美元中间价年内或达到6.1左右，“破6”概率不大。
2020年人民币涨势如虹。在因汇改、资本外流和中美贸易战接连承压几年后，人民币兑美元走势逆转，下半年接二连三突破7.0、6.8、6.5的心理关口，全年累计涨幅接近7%。2021年新年伊始，人民币升值势头不减，兑美元中间价一度升至6.46。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经济成绩单也非常亮眼，全球范围内一枝独秀的经济基本面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否将使人民币在2021年创下新高？年内“破6”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2021：人民币将延续升值态势 纵观2020年，人民币总体走势先抑后扬。一、二季度，国内对疫情严防严控，汇率从年初的6.96一度跌至7.13。6月初拐点出现，之后人民币基本呈现单边上行，至2021年首周已经涨至6.46，接近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前水平。 在笔者看来，2020年人民币大幅升值，主要与以下几方面因素有关： 第一，中国经济在疫情下交出优秀成绩单。中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大关，全年经济增速达到2.3%，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逆势向好殊为不易。从季度经济增速来看，中国经济自二季度走出疫情阴霾，率先实现复工复产之后，季度GDP不断走高，四季度反弹至6.5%，甚至超过2019年单季的最高值。 第二，出口远超预期，经常账户盈余创新高。商品贸易方面，新冠疫情大流行重创全球经贸活动，WTO预计全球贸易量下降近10%，但中国出口却逆势增长3.6%。出口高增的总体逻辑是，各国应对疫情的财政补贴和货币宽松支持了居民消费，但疫情致其国内生产能力恢复缓慢，消费高于生产的供需缺口需要由中国来填补。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5350亿美元，同比上升27.1%，在历史上仅次于2015年。服务贸易方面，由于疫情导致线下旅行、教育等服务业活动急剧萎缩，去年前三季度服务贸易逆差为1168.4亿美元，较2019年同期水平下降42.1%。随着货物贸易顺差上升和服务贸易逆差下降，2020年经常账户盈余估计将创下新高，有力支撑了人民币汇率。 第三，中国货币政策相对克制，中美利差扩大。疫情在美国爆发后，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超出预期。先是实施紧急降息和流动性纾困，其后承诺“无限量”资产购买，到年底时资产负债表已经膨胀到年初的1.76倍，远超欧央行的1.50倍和日本央行的1.23倍。 相比之下，中国货币政策同样积极，但主要为实体经济纾困，未诉诸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等非常规政策，并且在疫情得到控制的下半年，货币便有边际收紧迹象。在此背景下，中美十年期利差迅速扩大，至2020年11月升至249bp的历史高位。利差高企提高了中国境内资产的吸引力，债市尤其受益，国际收支数据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债券投资流入较2019年同期增长41%。 第四，中国持续推进开放。一方面，金融部门开放加速，除各类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外，中国债券市场进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债券指数，富时罗素上调A股纳入因子，吸引被动资金达千亿美元以上。 另一方面，面对疫情逆境和潜在“去中国化”风险，中国积极参与多边谈判，先后签署RCEP，原则上达成中欧投资协定，这些协定都蕴含进一步开放的承诺，也提振了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 ➤人民币过快升值面临政策约束 2021年，中国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经济层面，经济疫后复苏或由供给端拉动的结构性复苏向供需联动的全面回暖方向迈进，考虑到2020年的低基数效应，预期全年GDP增速将超8%。 贸易层面，随着全球疫苗接种步入快车道，出口动能将从防疫需求拉动转向海外回暖拉动。货币层面，中美利差可能收窄，但美债利率上行可能会被中国向“紧货币+紧信用”的边际转变所部分抵消。对外开放层面，RCEP批准、中欧投资协定落实要求配套改革继续提速。 在此背景下，预期2021年人民币汇率整体升值，但破6需要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接近8.8%，在笔者看来，如此快速的升值可能性不大。原因在于： 一方面，2021年美元跌幅或有所放缓。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更多取决于美元强弱，2020年全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广义美元指数的相关系数达到0.84，较2019年的0.67有显著上升。当前美元指数位于90附近，比年内103的高点下跌超过12%。2020年美元整体下行与美国抗疫不力、“无上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国大选政治不确定较高有关。 展望2021年，伴随拜登上任，美国将抗疫作为头等大事，民主党“横扫”参众两院有助于更有力的经济支持计划，淡化“美国优先”政策，重新修复盟友关系，重塑国际领导力等，预期整体美元保持弱势，但跌幅会明显收窄。 另一方面，汇率升值过快不利于贸易，影响出口竞争力。疫情供给侧冲击造成全球贸易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出口成为“卖方市场”，中国作为“最后出口商”有较强议价能力，2020年人民币升值暂未殃及中国出口。不过，出口企业利润率已经受损。随着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商品供给竞争料将加剧，强势人民币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不利影响将逐渐显现。 政策层面，近几个月金融部门已经出台若干逆周期措施，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和企业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显示出防止汇率过快升值的政策取向。实际上，当前中国资本管制并不对称，整体上鼓励流入、限制流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人民币的上涨。 当前汇率升值仍处于合理区间，外部环境趋于平稳，企业出海投资意愿上升，而疫情冲击下不少海外优质资产凸显投资机遇。在此形势下，政策层面可能将更为积极地尝试推进改革，放宽资本流出，鼓励双向波动，推动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水平靠近，为扩大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更为有利的环境。预计2021年人民币波动幅度将加大，兑美元中间价年内或达到6.1左右，“破6”概率不大。 作者：沈建光京东科技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本文首发于FT中文网
进入12月以来，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攀升。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日成交量自12月9日一举突破540亿美元、创下两年多以来的新高后，便一直维持在高位。12月17日，人民币对美元日成交量较前一日大幅增长逾60亿美元，至516.63亿美元，达到周内最高点。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外汇市场人民币交易量增多，折射出当前市场参与者的参与程度正逐渐深入，市场对于人民币的后续升值预期也愈发明朗。尤其是临近春节，受刚性结汇需求影响，人民币后续仍有升值动力，存在技术性突破的可能性。 交易量“水位”持续上升 12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日成交量维持在440亿美元左右，12月9日更是一举突破540亿美元，创下2年多以来即期日成交量的新高。 人民币对美元的交易量“水位”正持续上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近日公布的人民币外汇月度统计数据显示，11月，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成交量升至58099.12亿元，较10月飙升49.9%，即期月成交量创出历史记录。 这一上升趋势在12月得以延续。12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日成交量维持在440亿美元左右，12月9日更是一度突破540亿美元，创下2年多以来即期日成交量的新高。 国际金融专家赵庆明分析称，人民币近期持续走强，带动市场相关结售汇需求增加。“尤其是，随着美元指数走弱，市场对于人民币的走强预期愈发明朗。在此背景下，前期尚处于观望的企业和个人，不再推迟结汇、购汇，而是集中释放外汇需求，从而使得交易量攀升。” 赵庆明认为，近期，出口强劲、外资集中流入，也是促成外汇市场交易量显著增加的因素。 “投资者在更积极地管理外汇敞口。”瑞银分析认为，从过往看，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日成交量一般不足300亿美元，近期显著升高的原因，除了年末季节性因素以外，还因为投资者的参与度正在明显上升。基于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已从20%降至零，瑞银预计，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量明年有望创出新高。 市场看空美元情绪浓厚 有券商预计，在美联储无限量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下，从2020年开始，美元将进入近9年以来的弱势周期。 在投资者更深入地参与外汇市场交易的同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连续6个月上涨。截至12月20日记者发稿时，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分别报6.5385、6.5189，较5月低点双双反弹超过1600点。而美元指数在关键位置90下方低位徘徊，不断创造新低。 市场对于美元的看空情绪渐浓。招商证券认为，在美联储无限量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下，从2020年开始，美元将进入近9年以来的弱势周期。 相较之下，其他资产或将迎来机遇。“2021年，美元疲软可能对投资者较为有利。”渣打银行财富管理部首席投资策略师Steve Brice表示，从历史数据来看，在弱美元环境下，各类资产的回报率都表现不俗。例如，自1999年以来，当美元在12个月内贬值5%至10%时，全球股票的平均年回报率为14%。类似现象同样出现在债券市场和黄金市场。 招商证券认为，美元弱，大宗商品则强，预计从2020年开始，市场将迎来商品牛市，其间伴随库存周期的调整，商品价格会起起落落，但是价格的高点有望逐级上升。 人民币升值趋势短期难改 诸多“降温”举措相继推出后，预计人民币升值速度将减缓，但在基本面未发生明显变化前，升值趋势预计还将持续。 近期，外汇市场逆周期调节工具接连落地，释放“降温”信号。央行、外汇局近日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将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25下调至1。此前，央行将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率调降至零，并宣布将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的“逆周期因子”淡出使用。 业内人士认为，诸多“降温”举措相继推出后，预计人民币升值速度将减缓，但在基本面未发生明显变化前，升值趋势预计还将持续。 “本轮由国内经济率先复苏、货币政策率先收紧带动的人民币汇率升值，有望延续到2021年上半年。”兴业证券汇率商品团队认为。 某外资行交易员对记者表示，临近春节，受刚性结汇需求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动力仍有待释放，存在技术性突破的可能性。
2021年开年以来，人民币表现相当红火。1月7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4608，结束此前两日连升；但就在1月6日，人民币中间价升至6.4604，这是2018年6月20日以来的最高水平。招商证券预计，2021年四个季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分别为6.65、6.45、6.30、6.05。考虑到未来美元仍有望维持疲软走势，预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会继续走强。不过，人民币持续升值对进出口部门和实体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对相关企业的“钱袋子”会有实质影响。 “去年10月份以来接了大量订单的出口企业，在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人民币升值以及物流成本的上升背景下，订单利润被大幅度蚕食；但对进口企业来讲，由于疫情对大宗商品的进口阻断，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发挥出人民币升值的价值。”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付鹏如是表示。 在近日的采访中，不少经济学家对记者称，人民币升值、美元走弱，对于出口导向的电子元器件行业，特别是苹果产业链冲击较大；而航空等行业有美元负债的净敞口，因而从中获益。 专家称供应链错配 “天平”不平加速升值 谈及当前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付鹏对记者表示，在疫情防控期间，中国是唯一做到全民防疫的国家。同时，我国的生产与经营活动恢复得最快、最好，这就导致了全球供应链的转移，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自去年10月份以来的人民币升值与全球供应链错配密切相关，大规模订单向中国转移，与此同时出现了我国的出口顺差，出口增多，推动整个资金流入，也让我们看到了货物等集装箱、等船期的现象。”付鹏进一步说，“人民币承受了巨大的升值压力，这个‘天平’实际上是不平的。资本流入加上经常项下巨额的顺差，这种全球供应链的错配加速了人民币的升值。” 深圳一位不愿具名的券商分析师对记者表示，人民币汇率上升一方面是美元指数大幅下行，另一方面是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我国央行在疫情期间货币政策保持谨慎、维持定力，再加上国内经济指标在全球“一枝独秀”，使得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明显增强，增强了人民币汇率的走强。 一般而言，人民币对美元走强是利好进口企业，对于出口企业亦会带来一定的压力。不少专家也表示，人民币升值、美元走弱，对于出口导向的电子元器件行业，特别是苹果产业链冲击较大；而航空等行业有美元负债的净敞口，因而从中获益。 “对于进口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十分有利，当然有一些出口企业，一方面产品出口会创汇，另一方面原材料也需要进口，这样的话尽量把进口原材料和出口商品的期限进行匹配，从而一定程度上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向记者表示，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贸易企业形成一定的压力，但有利于进口企业。 但在2020年疫情影响下，令进出口企业受到波及的已不仅是汇率。 “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日子确实不好过，”付鹏表示，“因为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人民币升值及物流成本上升，10月份以后的订单利润被大量蚕食掉。也正由于人民币快速升值，订单来得很快，且集中在了去年10月份以后。据我了解，很多企业（比如江浙沪区域）对外贸订单爆发没有做太多的预期和准备，所以基本没有应对人民币升值的方案，多数属于接了单子不挣钱。” 付鹏补充道，“从理论上来讲，人民币升值了应该是利好进口企业，其实由于疫情的特殊因素，再加上国际环境本来不好，很多大宗品的进口出现了阻断，整个供应链上出现了错配，对此类企业的伤害实际上超过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价值。” 出口企业办法多 极力规避汇率风险 正如上文所述，对于部分出口占比较大的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带来压力相对明显。 一方面，去年疫情冲击下外部需求已放缓，叠加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产品成本提高，进而影响出口企业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后，在出口销售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出口收汇不采取措施管理汇率风险，会造成出口收汇的人民币减少，通过汇兑损益、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影响企业盈利水平。“出口企业有必要采取措施，防范和规避汇率风险。”上述券商分析师对记者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产品的出口价格往往低于别国同类产品，尤其是比重较大的农、矿及加工贸易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较低。一旦人民币大幅度的升值，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将大幅上升，产品将失去一定竞争力。 近日，有产品出口占比较高的企业向记者直言：“人民币升值对公司影响比较明显，将在发年报时做彻底复盘，目前不便分析。” 不过，据记者了解，不少出口企业皆备有相应的举措，通过将汇率变化纳入产品报价、采用多币种结算货币、使用金融工具锁定汇率、贸易双方共担汇率风险、外汇套期保值等方式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 作为一家产品出口收入占比高达七成的小家电企业，新宝股份表示，其面临的汇率风险主要来源以美元结算的进出口业务，主要通过加强对汇率变动的分析，运用远期外汇合约等金融工具保值避险：“公司尽可能将外币收入与外币支出相匹配以降低汇率风险；此外，还可能签署远期外汇合约或货币互换合约以规避汇率风险。” 有了解中兴通讯的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中兴通讯则是通过强化基于业务全流程的外汇风险管理，通过商务策略引导、内部结算管理、融资结构涉及与外汇衍生品保值等举措来降低汇率风险。此外，公司还会尝试推进海外项目的人民币计价及结算，以期长远降低汇率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国际市场已相对完善的产品方面，维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也是应对汇率变动的有效措施之一。 “公司主导产品中，大尺寸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产品处于全球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公司具有一定的议价能力，产品报价是按照客户主导的招标等市场竞争机制形成。”从事平板显示材料及触控器件研发生产的莱宝高科曾回复投资者称，“基于全球充分的竞争环境、客户全球市场销售和全球化的供应商体系，近几年来外销产品价格均没有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挂钩调整。” 进口企业迎利好 价值或重估 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多个研究观点认为，原料进口型上市公司及存在海外负债的企业或将获益。 中信证券研究认为，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由于国内企业外债主要以美元标价，对于海外负债较多的行业而言，人民币上涨会引发企业价值重估，降低负债压力；从成本收益端来看，海外进口产品、原料占比越高，成品出口占比越低的行业，受益于人民币升值的弹性越大。 众所周知，国内航空公司购买飞机以进口为主，且存在大量外币债务。中金公司在研报中指出，根据各航司披露数据，截至2020年6月30日，中国国航和东方航空的美元带息负债折合人民币分别为581亿元、442亿元。据中金公司测算，人民币兑美元每升值1%，将增厚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净利润分别约为4.4亿元、3.3亿元。 此外，人民币升值还给国内航司带来了汇兑收益，使得公司财务费用大幅下降。据2020年三季报数据，人民币升值后，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前三季度财务费用分别下降58.06%、47.2%、45.90%。 在原料进口型企业层面，以造纸业为代表，其进口原材料的成本有望降低。从事食品包装纸生产的五洲特纸曾在互动平台表示：“近一段时间以来人民币大幅升值，公司生产所需木浆以进口为主，且基本以美元结算，在木浆采购单价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降低公司以美金结算的原材料采购成本。” 作为国内生活用纸龙头企业，中顺洁柔也曾回复投资者提问称，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公司原材料采购，会致使公司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幅下降。此外，在港股上市的箱板原纸生产商玖龙纸业由于外汇采购量较大，且美元借款占比较高，亦有望明显受益于人民币升值。据浙商证券测算，人民币汇率升值1%，对应玖龙纸业提升净利润为5895万元，参考2020财年净利润，对应净利润提升1.4%。 但也有专家提示称，外界应该更谨慎看待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相关影响。2021年1月6日，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经济学家谭雅玲撰文指出，我国人民币目前依然是本币形式，可兑换或国际货币资质尚未实现。此外，贸易竞争汇率是焦点，我国处于全球化供给方位置已经无法替代，此时人民币升值保住的是规模、损失的是利润。 “对于持有人民币的外贸企业来说，如果持有的美元较少，受到的损失也会较少，”杨德龙向记者补充称，“因此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一定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对冲汇率波动的风险，可以采取汇率远期来进行对冲风险，防止汇率的波动可能会对持有的外汇造成贬值的风险。”
□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震荡，特别是近两日出现较大起伏。分析人士称，这主要是由于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且新推出的相关政策对汇市产生影响。人民币升值行情难言结束，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以震荡偏升态势为主。 近期汇市出现起伏 12月16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16时30分收盘价报6.5378元，较前收盘价涨68个基点。而在15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盘中大跌，在岸人民币最低跌破6.55，日内最大跌幅近200个基点。 上周以来，人民币汇率走出震荡格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于12月9日创近两年半新高，却又在12月10日跌逾百个基点。分析人士称，近来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多空交织，特别是美国财政刺激、英国脱欧等问题存在不确定性，汇市进入盘整期。 央行近期动作也影响了人民币汇率走势。15日，央行开展95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单日MLF操作量创历史新高。市场人士表示，央行超量投放货币，促使资金价格回落，对汇率亦产生向下牵引力。 11日，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公告称，决定将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25下调至1。业内人士认为，这样做的一种考虑可能是在汇率持续升值背景下，防范资金快速流入、外债快速积累而可能引发的顺周期波动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美元走势有所背离。12月9日以来，人民币汇率保持震荡，同期美元指数单边走弱。分析人士称，三季度以来，人民币汇率受美元影响程度减弱，受基本面的影响程度提升。 升值基本面难言反转 截至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仍位于近两年半高位，在岸、离岸人民币汇率均较5月低点涨超6000个基点。此前几个月快速升值，也让一些出口企业大呼“吃不消”，出口订单利润遭受侵蚀，一些锁汇能力差、利润薄的中小企业甚至蒙受亏损。 分析人士认为，央行近期调节参数的举措虽可能会降低升值速率，但由于金融机构外币债净发行额相对于外汇市场即期成交量太小，还难以逆转人民币汇率升值行情。东北证券沈新凤团队认为，长期来看，经济、货币政策等因素决定美元仍将处于贬值周期，而我国经济的相对优势、出口的产能替代效应和货币调控正常化进程都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基本面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扭转。 南华期货发布的研报称，短期内人民币汇率或以震荡偏升为主。建议出口企业抓住时机尽早结汇，短期内进口企业可量入为出，等待更优价格分批购汇。后市需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变化对人民币汇率的扰动。
人民币汇率进入6.40时代 去年6月份以来人民币汇率（如非特指，均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升7个月，年末险守6.50比1关口。但新年首个交易日（1月4日），6.50即应声而破。银行间市场下午四点半收盘价较上年末跳涨1.19%，为2005年“7·21”汇改以来第三高，仅次于2005年7月21日一次性升值2.05%和去年10月9日长假复市首日跳升1.45%。第一周大涨小回，境内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和收盘价分别累计上涨0.84%和1.05%，上周五分别收在6.4708和6.4719（见图1）。 开年人民币汇率高举高打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在无重大实质性利空情况下，去年下半年支持人民币走强的疫情控制好、经济复苏快、中外利差大、美元指数弱等多重利好继续共振。尤其是新年美指跌破90后进一步走低（见图2），甚至有激进者预测美指年内可能跌破80。 二是升值情形下外汇市场的顺周期效应。当周，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累计上涨541个基点，其中收盘价相对当日中间价偏强累计贡献了391个基点，贡献率为72%。同期，万得人民币汇率预估指数在上月下跌0.6%之后上涨1.0%（见图2） 三是离岸人民币汇率（CNH）相对强势加剧升值预期。当周，CNH相对于当日在岸汇率（CNY，境内银行间市场晚上十一点半收盘价）持续在偏升值方向，日均差价为114个基点。同期，1年期无本金交割远期交易（NDF）隐含的人民币汇率预期也总体偏升值方向，日均升值预期为0.36%，高于去年10至12月份日均0.21%的水平（此前总体偏贬值预期）（见图3）。 年初境内人民币较快升值并非特例。2018年1月，中间价和收盘价分别上涨3.2%和3.5%的月度涨幅纪录迄今未破；次高为2019年1月，各上涨2.4%（见图1）。但当月收汇结汇率环比不升反跌，分别回落了1.6和0.4个百分点（见图4），显示汇率升值、市场结汇意愿减弱，汇率调节作用正常发挥。 之所以汇率快速走强未触发升值恐慌，主要是因为这虽然可能侵蚀企业出口利润，但毕竟其后时间还长，市场还存在较多变数，企业可以等待更有利的时机结汇，而不用像年末财务结算，必须结汇以避免蒙受更大的财务损失。去年末，这种年关效应则较为明显。今年初可能延续了上两次年初的情形。从第一周银行间市场即期询价交易的情况看，日均成交额384亿美元，环比回落了12%，同比增长10%（见图5）。 外资恐背不起人民币快速升值这口“锅” 最近，关于人民币升值吸引更多外资流入，外资流入又进一步推高人民币的说法备受市场推崇。但这种追涨杀跌的逻辑值得商榷。于境外投资者来讲，如果人民币升值，将增加其前期投资的收益，却会加大其后期投资的成本。相信，在参与程度还较低的情况下，外资可能更乐于在对汇率影响不大的情况下，逐渐低调地加仓人民币资产。 实际上，新年头两个交易日，陆股通项下连续净卖出，显示外资可能正在乘中国汇市股市冲高，减持人民币股票资产（见图6）。虽然当周陆股通累计录得净买入191亿元，但剔除港股通净买入后，股票通项下跨境资金净流出355亿元，上月为净流入65亿元人民币。 外资买债缺少日高频数据，但观察月度数据也可以得到类似结论。据中央结算公司统计，从2018年12月至去年12月，境外机构连续25个月净增持人民币债券。其间，境外净增持人民币债券与月均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之间为0.097的弱正相关（二者同取自然对数），即人民币越升值（直接标价法，数值变小），外资净增持人民币债券越少。特别是自去年7月份起，人民币加速升值，二者转为强正相关0.632（见图7）。这表明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境外加仓人民币资产的成本提高，边际上抑制了境外增持的冲动。 当然，这并非说外资流入对人民币升值没有影响。由于我国外汇管理坚持实需原则，即依法合规的真实跨境贸易投资活动才能够在外汇市场上买卖。这导致在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增加，跨境直接投资流入，基础国际收支状况强劲的情况下，容易形成单边市场行情。此时，即便是规模不大的跨境证券投资净流入，仍可能在边际上进一步推高人民币汇率。如去年前11个月，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790亿美元，其中，证券投资结售汇顺差298亿美元，但远不及货物和服务与直接投资项下顺差合计1098亿美元。 实需原则不适用于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外汇交易。在离岸市场上，由于市场参与者风险偏好多元化且交易产品多、限制少，故即便出现单边预期，但只要参与者预期的幅度不同，之间就可能达成交易。可见，扩大交易主体、丰富交易产品、放松交易限制，加快发展有深度和广度、有流动性的在岸人民币外汇市场，才能更好防范化解境外输入性风险。 美指走弱的财务影响并非不可以对冲 根据现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公式，美元指数的走向对于境内人民币汇率有着显性的影响，隐含着美元强人民币弱、美元弱人民币强的“跷跷板”效应。目前，市场的主流预期是，今年美指可能进一步走弱。如果美指跌幅较大，将带动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较快升值。 根据激进的市场预测，今年美指下跌11%以上才有望跌破80。用周度数据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2018年1月初至同年8月底（逆周期因子暂停使用期间），美指涨跌相对境内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变动的弹性参数为0.2694，即美指每跌1%，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涨0.27%。鉴于今年初美元在人民币汇率指数中的权重已被下调，且2019年8月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形成更加市场化，将该弹性参数调升至0.30以上是合理假设。这意味着美指跌11%，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将升值3.5%左右。但中间价升破6意味着要涨8%以上，两倍多于前述经验值，难度不低。 需要指出的是，美指变动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变化的解释力并不强，前述回归分析结果的R-square仅为0.22。去年人民币中间价涨幅与美指跌幅大体相当，主要是因为通过逆周期因子调节，人民币汇率在3月份全球金融动荡时保持了基本稳定。从万得人民币汇率预估指数看，3月23日的年内高点95.46直到11月10日才被超过（95.78），同期中间价上涨7.7%（见图1和图2）。 不排除今年收盘价相对中间价偏强的顺周期效应加大，可能令中间价录得更多涨幅乃至升破6。然而，影响汇率升贬值的因素同时存在且此消彼长，人民币持续升值随时可能引起市场的自发调整，或者招致更多的政策调控。况且，在疫情得到控制、世界经济重启的基准情形下，美指调整的时间及幅度均取决于疫后主要经济体经济修复的情况。至少疫情暴发前夕，美国经济基本面要好于欧洲、日本和英国。 此外，即使人民币双边汇率升破6，但只要人民币多边汇率没有大涨，对中国出口竞争力也不会有大的负面影响。此种情况下，境内出口企业主要是要应对人民币升值造成的财务冲击，一个化解之道是外币计价结算币种的多元化或通过银行外汇买卖进行外币对外币的转换。 美指走弱是美元对构成美元指数的六种篮子货币的汇率普遍下跌。去年，人民币对英镑、日元和加元汇率中间价升值，但涨幅均小于对美元；对欧元、瑞士法郎和瑞典克朗汇率则均录得贬值（见图8）。这意味着，如果去年出口用前述货币计价结算，境内企业有一半概率可以降低汇兑损失，另一半概率可以赚取汇兑收益。但遗憾的是，去年前11个月，境内非银行部门跨境外币收付中，非美元币种仅占11.1%，较上年全年还低了0.7个百分点。这与国际支付市场格局相去甚远，但也意味着我们的改善空间巨大（见图8和图9）。 本文选自《第一财经日报》2021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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