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布鲁塞尔12月24日电 历经9个多月拉锯谈判,欧盟与英国在12月24日终于“破局”,宣布达成“脱欧”贸易协议,英国得以避免在明年1月1日“硬脱欧”。布鲁塞尔时间24日下午4时左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携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举行记者会,宣布正式与英国达成“脱欧”贸易协议(全称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议),以此界定明年1月1日英国结束“脱欧”过渡期后的欧英关系。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公告,协议核心为一份“欧英自由贸易协定”,覆盖欧英商品和服务贸易、投资、竞争、禁止国家援助、税收、交通、能源、渔业乃至数据保护、社保协调等方方面面。协议明确,明年1月1日后,双方将对适用原产地规则的所有商品实行零关税和零配额;对于一度成为谈判“瓶颈”的渔业问题,双方将就共同管理欧英水域渔业资源制定新框架,兼顾彼此渔业和渔民的利益。在交通领域,协议指英国正式“脱欧”后英国企业将失去欧盟单一市场的准入资格,但双方将确保航空、公路、铁路及海运通道的畅通;在能源领域,协议称双方将构建能源交易和互联互通新模式,不过未给出更多细节。就另一谈判焦点“公平竞争”,协议称双方承诺在环保、气候变化、劳工权利、税收透明度、禁止国家援助等领域提供高水平保护,通过有效执法、建立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动用贸易救济措施等手段,有力维护欧英公平竞争环境。为落实上述内容,欧英在协议中承诺建立一个“伙伴关系联合理事会”,负责阐释协议内容并监督执行情况;如一方违反协议,例如给予企业不当补贴或扭曲竞争,另一方可进行“跨部门报复”。欧盟委员会公告又指,除商定在反恐、打击跨境犯罪等领域进行合作,由于英方无谈判意愿,24日达成的协议不涉及外交、对外安全、国防合作等领域;明年1月1日后,双方将无框架协调应对外交政策挑战,如对第三国公民或实体实施制裁。赶在最后时刻达成协议,冯德莱恩在记者会上坦言感到“解脱”,又援引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诗句说,“我们称为起点的地方常常是终点,结束亦是另一个开始”,英国正式“脱欧”将为欧盟掀开新的一页。按照欧盟议事程序,“脱欧”贸易协议其后要交由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审议,然而由于欧英在最后时刻才达成协议,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几无可能在明年1月1日前完成审议,欧盟委员会在公告中称“基于特殊情况”,建议从明年1月1日至2月28日临时落实这一协议,一边等待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批准,一边确保英国不会“硬脱欧”。(记者 德永健)
文 / 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 钟山“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面对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等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商务部门开拓进取、迎难而上,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开放型经济发展成就辉煌“十三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扎实推进经贸强国建设,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加快形成,中国商品、中国投资、中国服务的全球影响力持续提升。贸易大国地位更加巩固。我国对外贸易加快优化升级,实现稳中提质。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从2015年的3.95万亿美元增加至2019年的4.58万亿美元,连续3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连续11年保持第一出口大国地位。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从2015年的6542亿美元增加至2019年的785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贸易结构持续优化,2019年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提升至58.4%,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保持较高增速;国际市场布局更加优化,对新兴市场出口占比增加至49.2%;国内区域布局更加均衡,中西部地区出口占比增加至18.3%;民营企业出口占比2019年首次超过50%,增加至51.9%;一般贸易出口占比增加至57.8%。贸易新业态成为新增长点,2019年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额比2015年增长4倍、市场采购贸易出口额增长2.2倍。外贸对国民经济贡献愈加突出,带动就业约1.8亿人,2019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11%,有力保障了国际收支平衡。利用外资大国地位提升。我国利用外资水平不断提高,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在全球跨境投资持续低迷背景下,我国利用外资逆势增长,20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在2016—2019年期间吸收外资合计达5496亿美元。利用外资质量进一步提高, 2016—2019年,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年均增长23.9%,2019年占比达27.7%,比2015年提高15.5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资企业研发投入占比约为1/5。对外资企业吸引力不断增强,我国营商环境国际排名不断提升,尤其是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战略成果,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对国际要素资源形成巨大“引力场”。外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明显,创造了2/5的对外贸易、1/6的税收收入,带动了近1/10的城镇就业。对外投资大国地位稳定。我国对外投资有序发展,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 2016—201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合计达6344亿美元,稳居世界前列。截至2019年年末,共在18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4.4万家企业。投资结构更加均衡,主要投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等领域, 2019年制造业投资占比14.8%,全球产业布局进一步优化。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2020年,有117家内地企业入选《财富》杂志世界500强、74家企业上榜“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企业数量和市场份额均居世界前列。经济社会效益充分显现,2016—2019年,我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合作,累计带动出口5000多亿美元。截至2019年年末,“走出去”企业外籍员工超过220万人,部分项目填补了当地产业空白,促进了当地发展。开放型经济发展举措有力“十三五”时期,我们推动实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新举措,特别是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全力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深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行稳致远。完善经贸合作机制平台,认真落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经贸成果和中非合作论坛“八大行动”,设立中国—上合组织等经贸合作示范区,累计建立90多个贸易投资等双边工作组,与14个国家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出版《共同梦想》 “一带一路”故事丛书,成为宣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建设成就的特色名片。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加快外贸转动力调结构,着力提升贸易质量。深入推进国际市场布局、国内区域布局、商品结构、经营主体、贸易方式 “五个优化”,加快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贸易促进平台、国际营销体系“三项建设”。强化贸易领域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和业态创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增加到105个,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增加到31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不断深化。促进双向投资协调发展。坚持高质量引进来、高水平走出去,不断提升双向投资水平。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取消外资逐案审批制,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健全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完善联络服务平台和境外中资企业商会联席会议机制。加快建设对外开放新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鼓励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胆试、大胆闯,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打造开放新高地”;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要“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不断开拓创新,全力打造对外开放新平台。充分发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平台作用,办成国际一流博览会,树立了新时代对外开放里程碑。创新广交会、服贸会办展模式,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推动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提出中国改革建议。加快建设面向全球的自贸区网络,累计与25个国家和地区签署17个自贸协定,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整体结束谈判,推进中日韩自贸区、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开放型经济发展启示深刻“十三五”时期,我国开放理论持续创新,开放制度更加完善,开放实践不断深化,在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积累了重要经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作出了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等一系列重大部署,为推进对外开放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对外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在开放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通过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坚持开放发展理念。开放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坚定不移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坚持互利共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实现了自身发展,为各国提供了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加强了南南合作,为国际减贫事业作出了贡献,以实际行动推动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赢得了广泛国际支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独立自主与扩大开放有机结合,不断健全开放安全保障体系,着力增强风险防控能力和开放监管能力,为发展开放型经济构筑安全防线。“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提高开放水平,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多作贡献。(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 钟山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署名文章,有删减)
越南总理阮春福与特朗普通话(越通社)海外网12月23日电 据路透社报道,白宫发言人称,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与越南总理阮春福通话,特朗普对美越两国的贸易逆差表示担忧,并敦促阮春福采取“大胆行动”,确保美国和越南之间维持“公平与互惠”的贸易关系。特朗普上周曾将越南列为“货币操纵国”,商界认为,此举将为美国贸易代表处对越南商品加征关税扫除障碍。当时越南国家银行回应称,将与美国政府协作,以确保“和谐而公平”的贸易关系。特朗普与阮春福资料图(路透社)另据越通社报道,阮春福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强调,越南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仍有限,实施货币政策调控的目的在于抑制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和进行汇率调控,而不是创造国际贸易竞争优势。越通社还称,在通话中,双方一致同意责成越南和美国各部门和行业继续合作,全面解决美国和越南关注的问题,从而保持稳定贸易关系,走向贸易平衡、贸易和谐、可持续贸易和互利贸易。特朗普强调十分热爱越南和越南人民,表示希望未来时间将能再次造访越南。据了解,在2020年前10个月,美国公司从越南进口的商品价值约650亿美元,2019年全年的进口额为666亿美元。美国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今年前11个月占越南总出口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它对美国的主要出口包括服装、电子产品和木制产品。(海外网 刘强)本文系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海外视野,中国立场,浏览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海外网www.haiwainet.cn或“海客”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
欧英达成贸易协议。历经9个多月拉锯谈判,欧盟与英国在12月24日终于“破局”,宣布达成“脱欧”贸易协议,英国得以避免在明年1月1日“硬脱欧”。 布鲁塞尔时间24日下午4时左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携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举行记者会,宣布正式与英国达成“脱欧”贸易协议(全称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议),以此界定明年1月1日英国结束“脱欧”过渡期后的欧英关系。 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公告,协议核心为一份“欧英自由贸易协定”,覆盖欧英商品和服务贸易、投资、竞争、禁止国家援助、税收、交通、能源、渔业乃至数据保护、社保协调等方方面面。 协议明确,明年1月1日后,双方将对适用原产地规则的所有商品实行零关税和零配额;对于一度成为谈判“瓶颈”的渔业问题,双方将就共同管理欧英水域渔业资源制定新框架,兼顾彼此渔业和渔民的利益。 在交通领域,协议指英国正式“脱欧”后英国企业将失去欧盟单一市场的准入资格,但双方将确保航空、公路、铁路及海运通道的畅通;在能源领域,协议称双方将构建能源交易和互联互通新模式,不过未给出更多细节。 就另一谈判焦点“公平竞争”,协议称双方承诺在环保、气候变化、劳工权利、税收透明度、禁止国家援助等领域提供高水平保护,通过有效执法、建立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动用贸易救济措施等手段,有力维护欧英公平竞争环境。 为落实上述内容,欧英在协议中承诺建立一个“伙伴关系联合理事会”,负责阐释协议内容并监督执行情况;如一方违反协议,例如给予企业不当补贴或扭曲竞争,另一方可进行“跨部门报复”。
经过通宵达旦的文本修订,欧盟与英国谈判代表24日终于就包括贸易在内的一系列合作细节达成一致,为英国按照原计划在2020年结束“脱欧”过渡期扫清障碍。 当天下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英国首相约翰逊分别在位于比利时的欧盟总部和唐宁街的首相府举行记者会,宣布协议达成。约翰逊在社交媒体上发照片,他双手竖起拇指展现胜利姿态。欧盟委员会也上载组图,列举欧盟在谈判中争取到的权益。 约翰逊在记者会上说,英国重新掌控了自己的命运和法律,相信这份协议对整个欧洲有利,为英欧关系带来了新的稳定性,尤其是为企业带来了确定性。冯德莱恩则表示,谈判之路漫长而曲折,但双方终于达成了一份“公平和平衡”的协议。 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新闻公告,这份协议涵盖贸易、投资、竞争、渔业、交通、能源、数据保护、社会安保等广泛的合作领域。 根据协议,2021年开始,双方的商品贸易将继续享受零关税、零配额的待遇,这超过欧盟此前与加拿大、日本达成的贸易协议,避免了大规模贸易成本增加。对于受疫情冲击的英、欧经济而言,这无疑是利好消息。 渔业问题上,欧盟渔民需在5年半内将赴英国海域捕捞的产值减少四分之一,英国媒体称这低于英方最初提出的减少80%的要求,认为英国做出了大幅让步;公平竞争方面,经济纠纷可诉诸第三方仲裁,而不必完全遵从欧盟司法体系,这被认为是英国的胜利。 接下来,协议草案仍需得到双方议会批准。英国议会将于下周开会投票,而欧洲议会议长萨索利表示,将于明年审议草案。在此之前,欧盟各国需要批准从明年1月1日起到2月底临时执行该协议。 英国2020年1月31日正式脱离欧盟,双方进入为期11个月的过渡期,并着手就未来关系展开谈判。原定于10月中旬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一延再延。虽然协议姗姗来迟,但是冯德莱恩表示,“欧洲从此可以把英国‘脱欧’问题抛在身后,开始展望未来”。
摘要: 将贸易顺差不顺收都视作隐藏的资本外逃,显然言过其实。相反,贸易渠道的资本外逃更应主要是出口低报、进口高报价格。不能排除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的情况,但这是非法逃汇,属于监管严打对象(逃汇罪列入了刑法),且早有成熟的信息化、电子化的监管体系,恐不会太普遍。 去年,在全球贸易大幅萎缩的情况下,海关统计的中国进出口额较上年增长1.5%,创历史新高;进出口顺差5350亿美元,增长27%,仅次于2015年的5939亿美元。然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统计显示,同期海关口径的涉外贸易收付顺差为1717亿美元,较海关统计的进出口顺差少了3634亿美元,“贸易顺差不顺收”的负缺口同比增长47%。 出口少收、进口多付导致贸易顺差不顺收 去年,海关统计的出口额2.59万亿美元,外汇局统计的海关口径贸易收入2.32万亿美元,企业出口少收款2661亿美元,贡献了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的73%;海关统计的进口额2.06万亿美元,外汇局统计的海关口径贸易支出2.15万亿美元,企业进口少付款973亿美元,贡献了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的27%。 2010年以来,中国企业出口收入长期低于海关出口额(即出口少收款),出口收款比率维持在90%左右。去年,该比率为89.7%,较上年低了1.3个百分点。2013年以前,中国企业进口付款低于海关进口额,但2014年之后开始大过海关进口额(即进口多付款),企业进口付款比率持续高于100%。去年,该比率为104.7%,较上年高出3.6个百分点。 受此影响,近年来中国贸易顺差不顺收状况越来越突出。2014~2019年,这个负缺口与同期进出口额之比平均为6.5%,高于2010~2013年平均1.4%的水平。去年该比例为7.8%,高出上年2.4个百分点,高出2014~2019年均值1.3个百分点。 现实中海关进出口与贸易收付款本就难以一一对应 企业进出口往来中本身就有些正常的出口不收款和进口不支付。如对外无偿援助和捐赠物资出口没有对应的出口收入,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记录在对外投资项下也无对应的出口收入,来料加工仅收工缴费等。再如,接受境外无偿援助或捐赠物资进口没有对应的进口支出,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口不用付款而是在出口环节收工缴费,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和物品是作为外商的实物出资不用付汇等。这些数据均可以从海关进出口的贸易方式统计中获得。 剔除正常的不收款因素后,导致企业出口少收的原因还有:一是境外进口商对境内出口商的赊账行为(如出口推迟收款);二是2011年1月1日起,境内企业出口收入在核定的规模内可以存放境外用于对外支付;三是企业出口出现坏账不能收汇;四是企业可能为完成业绩考核虚报出口价格;五是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等等。而导致企业进口多付的原因有:一是企业提前对外进口支付(如进口延迟付款);二是利用存放境外的出口收入对外进口支付;三是支付由于避税等原因导致的价格低报进口,等等。 由此可见,将贸易顺差不顺收都视作隐藏的资本外逃,显然言过其实。相反,贸易渠道的资本外逃更应主要是出口低报、进口高报价格。不能排除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的情况,但这是非法逃汇,属于监管严打对象(逃汇罪列入了刑法),且早有成熟的信息化、电子化的监管体系(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在金关工程下推出了海关、外汇局、银行联网的电子口岸系统),恐不会太普遍。 贸易顺差不顺收的统计和经济含义 首先,进出口顺差不代表涉外收付款顺差,更不代表外汇供求顺差。去年,银行代客贸易结售汇顺差2396亿美元,较银行代客涉外贸易收付款顺差多出680亿美元(上年为少了109亿美元),该缺口相当于海关进出口顺差的45%,虽高于上年的39%,却小于2017~2019年的均值55%。这反映了当年人民币汇率先抑后扬、宽幅震荡,市场风险偏好逆转。 从企业进出口报关到贸易收付款通常有1至3个月的时间差。去年外贸出口增长前低后高,四季度出口额占到全年出口的30%,进出口顺差占到全年顺差额的近40%;贸易顺差不顺收的缺口也主要出现在年底,四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负缺口1750亿美元,占到全年负缺口的48%。因此,不排除去年底的贸易顺差不顺收部分,有可能转为今年初更多贸易项下的跨境资金净流入乃至净结汇。 其次,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统计是现金收付制的编制原则,而国际收支统计是权责发生制的编制原则。二者的区别在于,在海关进出口报关后,如果当期没有发生贸易收付款行为,在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统计中就不记录,但在国际收支中却要记录。其中,前述出口延迟收款(包括部分被监测到的出口不收汇)或进口提前付款的行为,要记为“其他投资”资产方的贸易信贷资产净获得增加,或负债方的贸易信贷负债净产生减少;企业出口收入存放境外,则要记为“其他投资”资产方的货币和存款净获得增加,若企业用境外存款支付进口,则应该在相应的项目下记为净获得减少;如果企业核销出口坏账,应借记“经常项目”二次收入的经常转移;如果高报出口价格却没有对应的出口收入,以及低报进口价格却要支付对应的进口,这将反映贸易顺差的高估,会被记录为“净误差与遗漏”负值。 显然,在贸易顺差不顺收情形下,贸易顺差自带与贸易有关的资本流出,只是有的反映在前述线上项目中,有的反映为线下的净误差与遗漏负值。但不论反映在线上还是线下,都不会影响“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必然逆差”的基本逻辑。理论上讲,按照“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原则,如果与进出口相关的每笔交易(包括进出口走私和内部价格转移等非法交易)都可以追踪到的话,就可以按借贷记账法做会计分录,最终借贷双方就一定能够做平。因为统计就是统计,是对经济活动的客观反映,统计不是监管。而且,相关部门掌握了大量内部信息,包括过程中的信息中间产品,外部简单由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推论所谓“消失的贸易顺差”也要慎重。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中国国际收支统计主要依靠银行间接申报,长于现金收付制下的逐笔数据采集。而权责发生制情况下,因为企业在银行没有发生收付款行为,故只能通过抽样调查或者估算方式获得数据。如贸易信贷的资产和负债统计,外汇局就是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采集数据。但受制于样本数的局限性和抽样的频率,贸易信贷统计的质量难以保证。比如,去年前三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负缺口1883亿美元,其中相当部分本应反映为贸易信贷资产净获得增加、负债净产生减少,但同期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贸易信贷资产与负债合计仅净流出145亿美元,国际投资头寸表中的贸易信贷净负债余额也仅增加68亿美元。这显然与当期贸易收付款差额与进出口顺差的偏离相去甚远。 然而,一方面,贸易信贷抽样调查的方法在找到更加可信的替代方案之前不可能随意改动;另一方面,贸易信贷资产负债与进出口额的正常比例多少合适,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标准或经验值(如净误差与遗漏额的国际合理标准为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的正负5%以内)。鉴于中国进出口规模每年四五万亿美元,一两个百分点的偏离就是成百上千亿美元,这可能是导致近年中国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偏大的重要原因。2010年一季度至2020年三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与净误差与遗漏净值之间为强正相关0.719。 在扩大开放过程中统筹安全与发展,不断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能力,是我们的“必修课”。今年初外汇管理工作会议提出夯实外汇管理基础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完善国际收支统计体系。这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本文原发于《第一财经》
摘要: 将贸易顺差不顺收都视作隐藏的资本外逃,显然言过其实。相反,贸易渠道的资本外逃更应主要是出口低报、进口高报价格。不能排除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的情况,但这是非法逃汇,属于监管严打对象(逃汇罪列入了刑法),且早有成熟的信息化、电子化的监管体系,恐不会太普遍。 去年,在全球贸易大幅萎缩的情况下,海关统计的中国进出口额较上年增长1.5%,创历史新高;进出口顺差5350亿美元,增长27%,仅次于2015年的5939亿美元。然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统计显示,同期海关口径的涉外贸易收付顺差为1717亿美元,较海关统计的进出口顺差少了3634亿美元,“贸易顺差不顺收”的负缺口同比增长47%。 出口少收、进口多付导致贸易顺差不顺收 去年,海关统计的出口额2.59万亿美元,外汇局统计的海关口径贸易收入2.32万亿美元,企业出口少收款2661亿美元,贡献了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的73%;海关统计的进口额2.06万亿美元,外汇局统计的海关口径贸易支出2.15万亿美元,企业进口少付款973亿美元,贡献了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的27%。 2010年以来,中国企业出口收入长期低于海关出口额(即出口少收款),出口收款比率维持在90%左右。去年,该比率为89.7%,较上年低了1.3个百分点。2013年以前,中国企业进口付款低于海关进口额,但2014年之后开始大过海关进口额(即进口多付款),企业进口付款比率持续高于100%。去年,该比率为104.7%,较上年高出3.6个百分点。 受此影响,近年来中国贸易顺差不顺收状况越来越突出。2014~2019年,这个负缺口与同期进出口额之比平均为6.5%,高于2010~2013年平均1.4%的水平。去年该比例为7.8%,高出上年2.4个百分点,高出2014~2019年均值1.3个百分点。 现实中海关进出口与贸易收付款本就难以一一对应 企业进出口往来中本身就有些正常的出口不收款和进口不支付。如对外无偿援助和捐赠物资出口没有对应的出口收入,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记录在对外投资项下也无对应的出口收入,来料加工仅收工缴费等。再如,接受境外无偿援助或捐赠物资进口没有对应的进口支出,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口不用付款而是在出口环节收工缴费,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和物品是作为外商的实物出资不用付汇等。这些数据均可以从海关进出口的贸易方式统计中获得。 剔除正常的不收款因素后,导致企业出口少收的原因还有:一是境外进口商对境内出口商的赊账行为(如出口推迟收款);二是2011年1月1日起,境内企业出口收入在核定的规模内可以存放境外用于对外支付;三是企业出口出现坏账不能收汇;四是企业可能为完成业绩考核虚报出口价格;五是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等等。而导致企业进口多付的原因有:一是企业提前对外进口支付(如进口延迟付款);二是利用存放境外的出口收入对外进口支付;三是支付由于避税等原因导致的价格低报进口,等等。 由此可见,将贸易顺差不顺收都视作隐藏的资本外逃,显然言过其实。相反,贸易渠道的资本外逃更应主要是出口低报、进口高报价格。不能排除出口后不收汇、境外截留资金的情况,但这是非法逃汇,属于监管严打对象(逃汇罪列入了刑法),且早有成熟的信息化、电子化的监管体系(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在金关工程下推出了海关、外汇局、银行联网的电子口岸系统),恐不会太普遍。 贸易顺差不顺收的统计和经济含义 首先,进出口顺差不代表涉外收付款顺差,更不代表外汇供求顺差。去年,银行代客贸易结售汇顺差2396亿美元,较银行代客涉外贸易收付款顺差多出680亿美元(上年为少了109亿美元),该缺口相当于海关进出口顺差的45%,虽高于上年的39%,却小于2017~2019年的均值55%。这反映了当年人民币汇率先抑后扬、宽幅震荡,市场风险偏好逆转。 从企业进出口报关到贸易收付款通常有1至3个月的时间差。去年外贸出口增长前低后高,四季度出口额占到全年出口的30%,进出口顺差占到全年顺差额的近40%;贸易顺差不顺收的缺口也主要出现在年底,四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负缺口1750亿美元,占到全年负缺口的48%。因此,不排除去年底的贸易顺差不顺收部分,有可能转为今年初更多贸易项下的跨境资金净流入乃至净结汇。 其次,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统计是现金收付制的编制原则,而国际收支统计是权责发生制的编制原则。二者的区别在于,在海关进出口报关后,如果当期没有发生贸易收付款行为,在银行代客涉外收付统计中就不记录,但在国际收支中却要记录。其中,前述出口延迟收款(包括部分被监测到的出口不收汇)或进口提前付款的行为,要记为“其他投资”资产方的贸易信贷资产净获得增加,或负债方的贸易信贷负债净产生减少;企业出口收入存放境外,则要记为“其他投资”资产方的货币和存款净获得增加,若企业用境外存款支付进口,则应该在相应的项目下记为净获得减少;如果企业核销出口坏账,应借记“经常项目”二次收入的经常转移;如果高报出口价格却没有对应的出口收入,以及低报进口价格却要支付对应的进口,这将反映贸易顺差的高估,会被记录为“净误差与遗漏”负值。 显然,在贸易顺差不顺收情形下,贸易顺差自带与贸易有关的资本流出,只是有的反映在前述线上项目中,有的反映为线下的净误差与遗漏负值。但不论反映在线上还是线下,都不会影响“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必然逆差”的基本逻辑。理论上讲,按照“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原则,如果与进出口相关的每笔交易(包括进出口走私和内部价格转移等非法交易)都可以追踪到的话,就可以按借贷记账法做会计分录,最终借贷双方就一定能够做平。因为统计就是统计,是对经济活动的客观反映,统计不是监管。而且,相关部门掌握了大量内部信息,包括过程中的信息中间产品,外部简单由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推论所谓“消失的贸易顺差”也要慎重。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中国国际收支统计主要依靠银行间接申报,长于现金收付制下的逐笔数据采集。而权责发生制情况下,因为企业在银行没有发生收付款行为,故只能通过抽样调查或者估算方式获得数据。如贸易信贷的资产和负债统计,外汇局就是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采集数据。但受制于样本数的局限性和抽样的频率,贸易信贷统计的质量难以保证。比如,去年前三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负缺口1883亿美元,其中相当部分本应反映为贸易信贷资产净获得增加、负债净产生减少,但同期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贸易信贷资产与负债合计仅净流出145亿美元,国际投资头寸表中的贸易信贷净负债余额也仅增加68亿美元。这显然与当期贸易收付款差额与进出口顺差的偏离相去甚远。 然而,一方面,贸易信贷抽样调查的方法在找到更加可信的替代方案之前不可能随意改动;另一方面,贸易信贷资产负债与进出口额的正常比例多少合适,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标准或经验值(如净误差与遗漏额的国际合理标准为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的正负5%以内)。鉴于中国进出口规模每年四五万亿美元,一两个百分点的偏离就是成百上千亿美元,这可能是导致近年中国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偏大的重要原因。2010年一季度至2020年三季度,贸易顺差不顺收缺口与净误差与遗漏净值之间为强正相关0.719。 在扩大开放过程中统筹安全与发展,不断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能力,是我们的“必修课”。今年初外汇管理工作会议提出夯实外汇管理基础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完善国际收支统计体系。这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