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的翘楚，吴晓波频道的资本化运作一直备受关注。 6月11日，浙江证监局公示杭州巴九灵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巴九灵”)辅导备案文件。公司实控人为吴晓波、邵冰冰夫妇，两人合计持股26.68%；吴晓波担任公司董事长，邵冰冰担任公司总经理。 已签订上市辅导协议 备案文件显示，今年6月，巴九灵与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辅导协议》，聘请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公司作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辅导机构。辅导期大致为2020年6月至11月。 巴九灵是一家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知识产品服务提供商，专注于泛财经领域知识产品及服务的生产与提供，其服务内容包括泛财经知识内容输出、新商学培训、社群运营服务等。 股权结构显示，吴晓波、邵冰冰合计直接持有公司1921.18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68%。安徽上市公司新华传媒持股1117.8万股，持股比例15.53%。 吴晓波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先后担任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等，是知名的财经作家，著有《大败局》《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等。吴晓波还曾担任绿地控股的独立董事。 全通教育15亿收购失败 吴晓波与资本市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发生在5年多前。 2014年11月，皖新传媒宣布，与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及其股东签订《股权收购意向书》，拟使用现金约1.57亿元购买蓝狮子向公司定向增发的新股和蓝狮子老股东转让的股份。交易完成后，皖新传媒将获得蓝狮子45%股权，成为后者的第一大股东。 蓝狮子委身皖新传媒后，孵化出的业务“吴晓波频道”经过分拆，成为了吴晓波讲的新故事。 2014年7月，杭州巴九灵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成立，2015年12月，吴晓波成为杭州巴九灵法定代表人，吴晓波、邵冰冰、曹国熊、皖新传媒进入巴九灵股东名单。 2019年3月，全通教育公告披露，拟作价15亿元收购巴九灵96%股权。根据当时方案，收购将通过发行新股的方式进行。交易完成后，全通教育的实际控制人陈炽昌、林小雅夫妇的持股比例将从36.81%稀释为26.69%；吴晓波等人将持有全通教育10.35%的股份。 被称为“中国最有钱记者”、“最会赚钱财经作家”的吴晓波，到底有多赚钱，全通教育收购公告中，可以一窥巴九灵的盈利状况。 数据显示，巴九灵2018年营收2.3亿元，净利润7537万元，净利润率高达32.8%；与此同时，营收同比增长23.7%，利润同比增长超过50%。 然而，巴九灵与全通教育的这场姻缘，在半年后最终以失败告终。 曾被深交所尖锐问询 为何巴九灵与全通教育的这场姻缘会失败？ 在终止重组公告中，全通教育称，受宏观经济环境、上市公司及标的资产经营情况、重组政策变化以及股票二级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交易双方未能就本次重组方案所涉交易定价、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等要素达成最终共识，经慎重研究并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签订有关终止协议。 其实，全通教育公布收购巴九灵的重组方案后，深交所的问询函也火速下发，条条问题离不开收购自媒体的风险事项。 问询内容涉及八个方面共28个问题，在全通教育发布公告不到一个小时后，监管层的快马加鞭充分提醒了这场交易的不确定性和存在的风险。问询的焦点集中在交易是否吴晓波个人IP的证券化，巴九灵业务经营的独立性，吴晓波频道IP是否存在法律风险，甚至直截了当问是否为“忽悠式”重组。 花钱买粉的行为，也一度引来媒体的热议。据披露，吴晓波频道2018年通过外部渠道累计新增公众号关注用户41.74万人，占 2018 年全年累计新增公众号关注用户的36.45%，占345.88万总关注用户数的12.07%，2018年采购增粉服务所产生费用账面合计约 40.02 万元。 另外，当时的重组方案显示，交易后将成为全通教育第二大股东的吴晓波本人，需要被绑定至少5年：任职不少于5年，任职期间和离开巴九灵后两年内，不得从事相同或竞争的业务。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吴晓波就等于吴晓波频道，等于巴九灵。这种以个人IP为主的财经服务，严重依赖于吴晓波个人及其原始团队，后续的持续变现能力惹人堪忧。
李国庆11日上午在个人微博宣布，将于6月13日开启淘宝直播首秀。李国庆还宣布将拍卖自己一小时的午餐时间。拍卖成功者，可以与李国庆一起聊聊读书感悟、创业故事和人生经验，起拍价为1000元。李国庆此次上直播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推荐早晚读书的会员卡和图书，给自家产品带货。截至发稿，拍卖价已达12255元。 众所周知，股神巴菲特每年都会拍卖“巴菲特午餐”，“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慈善拍卖活动自2000年开始至今，此项拍卖所得悉数捐给位于旧金山的慈善机构葛莱德基金会，用于帮助当地的穷人和无家可归者。2000年起每年拍卖一次，并从2003年起转为网上拍卖。所得善款全部捐给美国慈善机构。
酝酿打磨许久的微信支付分终于正式开放，入口位于微信->我->支付->钱包->支付分。 据官方介绍，微信支付分从身份特质、支付行为、守约历史三个维度，基于微信支付大数据，对个人的消费、守约等行为进行综合评估、计算得出，旨在为用户提供更简单便捷的生活方式。 微信支付分已开通1000多个相关服务，涵盖免押租借、先乘后付、先玩后付、便捷住宿、优惠先得等等各种权益。 有意思的是，据微信支付团队官方爆料，微信支付分全面上线后，腾讯员工各种晒支付分的动态。没想到，马化腾现身晒分——835的成绩力压众人，一时间无人超越。 不过很快，腾讯微信团队晒出了大神级别人物的存在：“848！仅仅10分钟后，超越马化腾的女人出现了！” 到底微信支付分有啥用？引来马化腾和众人PK？今日，微信官方制作了一张图，一起来了解一下。 据悉，目前已有超过1000种服务支持微信支付分，赶快打开微信钱包，看看你的微信支付分有多少吧。
摘要 【董登新：央企划转亟待加码 下半年国资划转社保料进一步提速】近期，青海、江苏、河北等多地出台国资充实社保实施方案，明确了划转任务。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指出，根据改革部署，2020年底要完成双目标，即地方层面要基本完成划转工作，并完成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下半年国资划转社保尤其是地方层面的划转将进一步提速。 近期，青海、江苏、河北等多地出台国资充实社保实施方案，明确了划转任务。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指出，根据改革部署，2020年底要完成双目标，即地方层面要基本完成划转工作，并完成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下半年国资划转社保尤其是地方层面的划转将进一步提速。 央企划转亟待加码 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明确表示，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促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长期平衡。全面推开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 财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央层面已经完成四批81家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国有资本的划转工作，划转的国有资本为1.3万亿元。国资委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家企业已经完成了向社保基金划转股权的工作，累计划转1.1万亿元。 “按照改革要求，中央层面具备条件的企业于2019年底前基本完成，确有难度的企业可于2020年底前完成。从央企层面来看，至少还有三分之一的央企需要在下半年加快完成划转。”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表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资产研究中心主任文宗瑜指出，受疫情影响，央企利润降幅较大，对划转工作带来了一定影响。一些央企处于亏损状态，即便划转也难以实现股权分红，此外，国企的混改等改革正加速推进，国资划转社保需要与这些工作衔接好。 地方国资划转加速推进 近日，江西省首批9家省属国有企业按10%股权划转社保基金，为加快推进国有股权划转工作，江西省财政厅明确了有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要求在6月份完成股权变更登记。 5月16日，青海省出台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并提出“三步走”步骤。 此外，河北、河南、江苏、宁夏、广东、广西等多地国资划转工作正加速推进。 董登新指出，地方层面要于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划转国资充实社保，目前比较繁琐的工作就是对国资的清产核资，尽快实现股权明晰，建议成立专门的督查小组来统筹推进。 刘兴国认为，全面推开以后，划转给社保基金的国有资产总量将大幅增加。如果所有国有企业都根据要求严格按规定比例划转，按照当前178万亿元的国有资产总量，排除掉部分产权不清晰，以及长期亏损缺乏划转意义的资产，可划转的国有资产数量应该有将近10万亿元的水平。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杨柘最为人乐道的才华，是他的哲学营销。“不简简单单拿产品功能当铁棍横扫”，是他在2012年加入华为后的营销逻辑。代表作品华为P7“君子如兰”，Mate7“爵士人生”，之于一家硬件厂商，这些富有人文关怀与中式美学的slogan，很大程度上，成为上述品牌开拓C端市场的哨声。6月2日，杨柘加入小米公司，出任小米集团中国区首席营销官。雷军在微博致欢迎辞：“我米又添一员大将！”“复仇者联盟”的戏谑随之而至。杨柘之前，金立卢伟冰、联想常程、暴风TV刘耀平也陆续加入。曾经供职于友商、位至核心高管、最后跳槽至小米，这是“复联”的共通特质。雷军的解释是，小米要放下已取得的成绩，有重新创业的决心，并以海纳百川的心态吸纳最优秀的人才。也很难否认，职业经理人们的鱼贯而入，对应的恰是小米开启新十年的步伐。“复联”的号角吹响，也正像另一种攻城略池的哨声。哨声四起，小米寻找新机遇。01“复仇者”的B面其实是“失意者”。招徕勇士如同一场赌博，要想最大可能取得胜算，不甘心的“失意者”是最值得押注的。卢伟冰便是典型。你很难想象，这位如今外号“卢怼怼”的男人，是典型的B型血，拥有温和平静、霸气不外露的特质——至少在加入小米之前是。2014年，卢伟冰接受记者采访，谈及自己的生活，动情提及天语创始人荣秀丽。“荣总是一位很朴素的老板，这点非常影响我。”这位时任金立合伙人的高管，尚未配专职司机和专职秘书，只有一位兼职助理帮忙，日常许多工作均由自己安排。他偶尔还会去坐地铁，研究用户的手机使用行为。卢伟冰1998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加入康佳通信，时至今日，辗转康佳、天语、金立和小米，二十多年里未曾脱离圈子。你能清晰地看到他的成长。十年康佳职业生涯，成为康佳通信销售公司总经理，因英语不错成为公司负责海外拓展的第一批员工；逐渐拥有野心和梦想，希望在天语独立掌控一个项目——这个目标最终在金立如愿以偿。2010年4月，卢伟冰入职金立，主管海外业务并为国内业务提供意见。加入金立次年，金立手机的全球出货量就超过2000万台，成为中国最大的功能机制造商。“印度所有的 local brand 我都非常熟，他们第一天开始做手机，百分之百都会找我，包括 Micromax、Karbonn 和 Lava 等，还有一些已经死掉的厂商。”卢伟冰一度意气风发。在金立的那些年，卢伟冰抓住机会，对金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立志“金立要从‘煤老板’变成‘小清新’”，秉持“渠道为王”的理念，不仅请代言人、做自制剧，还做了互联网手机品牌IUNI，而口号正是“以小米模式来反小米”。无奈的是，时势造英雄，互联网+4G的打法和之前有了很大不同，没有抓住时代机遇的金立逐渐走向没落，卢伟冰也难挽狂澜。02与卢伟冰分享同一种失意的还有刘耀平。这位从创维走出来的电视行业老将，在加入暴风时，恐怕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还能喝上一碗小米粥。刘耀平是陪暴风TV走到最后的那个人。去年5月，暴风TV向员工发出“遣散”通知，刘耀平还出面向股东解释，“暴风TV公司目前还在正常运营，没有解散，也不会解散。”然而，稳定军心的话术之下，暴风TV正面临花费越来越多，融资却越来越难的绝境。刘耀平也许很难忘记，2015年，他加入暴风TV时的激情。“据说每个人从零开始到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需要7年时间，我从大学毕业开始从事电视行业，已经15年，我还要继续为此奋斗。”这位中国第一台互联网电视的定义者，曾期待通过暴风 TV 真正实现互联网电视革命的创新与突破，怀着对产品的挚爱，和对未来的好奇，“在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为追求品质生活、奋斗的青年做电视”。这段理想主义的故事，最终在暴风集团的狼藉中黯然落幕。去年年终，暴风集团创始人冯鑫被采取强制措施，暴风TV被传已解散。刘耀平的微博更早地停留在2017年。直到转战到江湖传闻“发微博有KPI”的小米，他才在微博“复活”，言语间也多了轻松。相比刘耀平的沉寂再活跃，原联想“万磁王”常程基本实现了微博的无缝对接：2019年12月31日，感恩在联想的19年，2020年1月2日，官宣入职小米。常程不算彻底的失意者。在联想手机节节退败的过程中，这位打造过 ZUK 品牌的联想老人，以拥抱年轻人的良好姿态，在用户中赢得不错口碑。只是，在中华酷联时代终结的大背景之下，身处联想阵营的他，如同立于一艘正在下沉的巨轮之上，难以改变故事的最终结局。毕竟，成功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要需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小米成为历史进程的受益者。过去半年多里，小米公司空降高管的频率在加快，由此也引发关注。有人奚落这是“失败者联盟”，有人嘲讽他们“有着丰富的公司倒闭经验”。杨柘也没逃过这样的待遇。其实这样的嘲讽未免苛刻。以杨柘为例，在三星中国，他主导推出了心系天下系列商务机型，在华为，他从营销层面助力 Mate 系列打开高端市场，这样的履历，已经足以吊打手机圈里的多数职业经理人。他们并非失败，只是暂时失意，所处环境的变化限制了他们才能的发挥。识人无数的雷军显然清楚这一点。03雷军在出走金立的卢伟冰身上，可能看到了当年背包离开金山的自己。雷军曾在金山上市两个月后辞去一切职务，投身投资。当时与雷军交好的周鸿祎曾这样评价他：“金山有太多历史包袱，把他漩在里面。”“他为什么要去做小米呢，不是挣钱，大家能感觉到他其实有种不服气。”卢伟冰的方向一直都是“智能手机行业的领导者与决策者”，也因此，他渴求独立项目，也在金立拥有机遇时，努力成为“横跨多领域”的人，因为“智能手机行业是横跨多个原本背离领域的产业”。2018年8月31日，两个已结识多年的人，在这天晚上畅谈了三个小时。卢伟冰回忆，“我们喝着啤酒、吃着花生米，雷总给我讲了这些年小米的不易”。卢伟冰入局了。小米特定的文化激出了卢伟冰的另一面。他拥有了“卢怼怼”、“卢十瓦”的名号。它们来自于卢伟冰强硬、幽默、接地气的营销风格——这与雷军是相似的。譬如每次的 Redmi 手机发布会，卢伟冰的PPT总是贴身肉搏荣耀。有人统计过，在K30发布会上，卢伟冰怼友商的次数达到58次，至于“卢十瓦”，这是他怼“友商2000元以上机型仍然只有10瓦充电效率”时，被网友安上的新称号。一卢=十瓦，这也成了机圈新的“计量单位”。卢伟冰并不讳谈这个称号——下一次发布会时，他干脆把“卢十瓦”放大摆在了PPT上。口水战只是这场战争的表象，业绩才是决定胜负的真正武器。小米在2019年调整产品线，Redmi品牌独立，由卢伟冰操盘。后者通过明确数字系列、Note 系列和 K 系列定位等措施，让 Redmi 实现了保住小米基本盘的职责，其中，Note8上市仅三个月销量就突破一千万。雷军看人很准。这些过往的“失意者”，的确在小米展现了独特的才华，带给了小米新的活力。常程在1月2日正式加入小米，两天后，他火速规划好一整年的产品。这位曾经的联想手机符号式人物，因为其令人印象深刻的营销风格，被机圈网友称为常掌柜。喜欢和网友做交流，互道早安，即使偶尔遇到不友善回复，“常掌柜”也回复得不卑不亢。入职小米之后，常程延续了这个习惯，只是与网友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或者说变得更“小米”了。在雷军的规划里，实际上，“复仇者联盟”正是调用每个人的长处，去补小米之短。2019年中，原努比亚联合创始人之一苗雷加入，其深厚算法经验解的是小米“相机”燃眉之急。相机的成像质量、有无广角、光学防抖等直接影响了对手机影像系统的评价。这之前是小米的短板。雷军的目标一度是“干翻华为”，如今，这个目标也终于实现了——小米两次登顶DxO Mark榜单。苗雷便是肱骨功臣之一。刘耀平未来对小米电视的助益也很明显。此前在暴风TV时，刘耀平就利用原有线下资源推动了出货量，线下市场，对于试图突破互联网电视天花板的小米电视来说尤其重要。营销老人杨柘的优势，或许会在小米今后的高端商务旗舰机上得以体现。这也是小米的一场硬仗，此前，MIX3 通过与故宫联名营造高级感，而小米10则是通过定价和外观来区分用户，但对于大众而言，想更加完整地建立对小米旗舰机的识别度，显然还需要一段时间——这成为历史留给杨柘的空间。04雷军本人并不太喜欢“复仇者联盟”这个称号，他更愿意以“重新创业”定义招募这一行为——尽管招募的正是曾经友商们的核心高管。外部来看，卢伟冰的前东家金立，常程的联想，刘耀平的暴风TV，于小米而言，已经是不再需要关注的过去式，内部来看，站在新十年的路口，这家公司正在经历一场关键的转型。这场选择里，属于职业经理人的时代到了。大多人都知道，2010年小米创办时，包括雷军、林斌、黎万强在内的一众创始团队，就着一口锅，一人喝下一碗小米粥，就此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创业。十年后的今年，“小米粥”里的材料已经极为丰富。5月7号，长达三年没有在微博活跃的刘耀平，破天荒发布了一张照片，“小米粥加苹果”，宣布了自己的归属。刘耀平加入小米后，雷军说，小米将坚持海纳百川的人才政策，持续引进更多牛人——清淡的小米粥固然养胃，但食材丰富的杂粮粥，才能更好的能量来源。与“牛人”陆续进驻的同时发生的，是老人的隐退。去年年底，小米完成一轮组织架构调整，入职小米整一年的卢伟冰升任中国区总裁，与此同时，联合创始人黎万强卸任离开。后者感谢了一切，包括雷军，包括米粉，以及老爸凌晨五点摸黑熬出来的小米粥，更重要的是，“感谢这滚烫沸腾的10年”。这位联合创始人离开发表的感言，以及掀起的公共话题性，是整个小米高管更迭的象征——与黎万强一起卸任的还有小米集团高级副总裁祁燕。雷军对于新旧交替的评述是，明年（注：2020年）是小米5G业务的冲锋年，也将是小米推动“手机+AloT”的关键年，我们需要更强有力的集团管理支撑，需要干部轮岗机制持续带来的组织革新活力。在新人招募与旧人退任的大动作之上，意义不言自明。于雷军而言，这位已知天命、以勤奋著称的创业者，如陀螺般，要让小米持续维系最初创业时的热情。如今看来，雷军赌得不算差。曾分别就职金立和 OPPO 的卢伟冰和王腾，正在让 Redmi 成为4000元以内价位中最有竞争力的品牌之一。以去年的明星机型 K20 系列为例，上市半年销量450万，即使在官网下架后，在第三方的店铺上仍然有300元以上的溢价，大有赶超一代传奇小米6之势。小米内部提拔的高管表现，也体现了小米人才培养体系的逐步完善。作为内部培养的高管，李肖爽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他从小米电视拓荒者王川手中接过接力棒，通过性价比和差异化竞争，在线上和海外市场一路狂奔，让小米电视成为国内最成功的互联网电视品牌，2019年出货量超过1000万台。如今，李肖爽已经成为大家电事业部负责人，背负了小米在家电品类上全面突破的期望。目前专注海外业务的周受资也证明了雷军的用人策略合理性，据市场调研机构Gartner数据显示，一季度前五大手机厂商中只有小米维持了正向增长，这与海外市场的稳定不无关系。小米宣布人事任命的当天，杨柘将微博认证更为小米集团副总裁，中国区CMO。清空内容后，他把首条动态奉献了一首纯音乐，“Joie de vivre”，意为生活之乐，仿若已开启小米科技产品美学的探索。于小米而言，杨柘自然不会是最后一位引入的“牛人”。他或许只是小米开启职业经理人时代的注脚之一。新的时代，轰隆展开。
终于达成了一个小目标，站上2950点了。 人家纳斯达克都创历史新高了，我们连3000点都还没收复，还在为站上2950而沾沾自喜，真是人穷志短…… 说是人穷，其实不差钱，只是不敢往里进而已，才导致步履蹒跚，一步三回头。 但人家外资胆子咋就那么大呢？今天又加快了进场抢筹的步伐，沪深港通合计净流入达60亿元，而且是从开盘之后就没闲着，到尾盘再次直线加速流入。 而且场外资金也虎视眈眈，昨天又出现一只爆款基金，一天狂卖200亿。估计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股市慢点涨，好让他们能够进场捡便宜。 所以呀，如果场内的资金不争气，不仅是外资抢筹的事了，场外各个新基金也要加入抢筹的大军，内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肥肉进了别人的嘴里。 这就是现状，也是历史规律，每次都给人家抬轿，是内资最喜欢干的事，这种神操作，能挣到钱才怪呢！ 昨天冲高回落之后，今天能弹起来，也不仅是人家美股继续上涨的原因，是因为A股实在是没啥下跌的理由了。 所以盘中的走势和昨天正好相反，回落几次都跌不下去，已经有了蠢蠢欲动的感觉了…… 但还需要成交量的配合，今天可以不放量，因为分歧和抛压盘不大，不需要放量，但后市想要继续往上反弹，就必须得放量了，因为每往上走一步，抛压盘都会增多，没有足够的量，是撑不起来的。 今天的成交额只有6200亿元，又创下上周以来新低，后面要密切留意量能的情况，不能再萎缩下去了，必须得稳步放大才行。 而成交量要起来，就得有热点板块的烘人气，但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热点不足，今天虽然也是普涨，但并没有出现特别有力的领军板块，所以也没能把人气烘起来。 单靠炒概念是炒不起行情的，地摊经济概念就是如此，这两天跌得简直是一地鸡毛，必须得有主流板块拉升才行。 所以还需要金融、消费为代表的传统行业，以及芯片、手机、5G为代表的科技行业发力才行。哪怕不能齐涨，但能像以前那样，像跷跷板一样轮涨也行呀！ 只要这些主流板块起来了，人气自然能带起来，到时候也就不缺成交量了，就能形成正向循环，才能逐步缩小和人家外盘的差距！ 反弹来了，怎能少了抢反弹利器期权？通过杠杆作用，可将盈利成倍放大！而且可以涨时做多，跌时做空，双向操作，再加上T+0交易机制，盘中可以多次波段操作，及时落袋为安，避免股票T+1的尴尬。
依照主导权是在财政还是货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方式分为“财政主导”和“货币主导”两种模式。在“财政主导”模式下，货币政策从属于财政政策，是补财政收入窟窿的“钱袋子”。而在“货币主导”模式下，货币政策独立于财政政策，可以相对自由地调节货币增长。1995年之前我国处在“财政主导”模式下，“财政赤字货币化”时有发生，货币增长和通胀因而时常失控。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确立了我国“货币主导”的财政货币协同模式。“财政赤字货币化”不等于“财政主导”——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主导权如果在财政手中，它就是财政政策；主导权如果在央行手中，它就是货币政策。后危机时代需求不足的宏观环境下，央行越发需要借助财政政策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在理论上，也有不少经济学家从货币政策操作思路中提出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设想。因此，用反对“财政主导”来反对“财政赤字货币化”是难以立论的。财政部官员设想的是“财政主导”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而非“货币主导”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面对来自财政的压力，人民银行守住“货币主导”底线的立场是清楚的。在政策博弈中，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是央行的首要任务。“适度宽松的基础货币”和“宽信用”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两个手段。此外，显性“财政赤字货币化”不太可能会有，但隐性“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约束可能会被放松。 2020年4月27日财科院院长刘尚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建议引发了热议。刘院长说：“可以用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适度地实现赤字的货币化，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成一种新的组合，以缓解当前财政的困难，也可以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对这一建议，支持与反对者都有之，各方辩论至今仍未取得共识。刘院长的提议再次把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博弈引到了聚光灯之下。博弈的进行已经对货币政策取向产生了影响。 1． 从“财政主导”到“货币主导” 依照主导权是在财政还是货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方式分为“财政主导”和“货币主导”两种模式。 在“财政主导”（fiscal dominance）模式下，货币政策从属于财政政策，是补财政收入窟窿的“钱袋子”。这种情况下，财政如果收不抵支，有了赤字，央行需要增发货币来弥补。此时，中央银行受到财政政策的约束，无法自由地调整货币政策（货币发行量），更谈不上独立调节货币政策来稳定通胀——如果人们知道货币政策随时可能被用来填财政的窟窿，自然会怀疑未来货币增长和通胀是否能稳定下来——从而容易导致通胀失控的局面。 而在“货币主导”（monetary dominance）模式下，货币政策独立于财政政策，可以相对自由地调节货币增长。此时，财政部没法把中央银行当成自己的“钱袋子”，只能靠发行国债来弥补财政赤字。把央行从补财政窟窿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之后，货币政策就可以围绕其最终目标（通常是保持通胀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来开展，从而更好维护货币增长和通胀的稳定。 1995年之前我国处在“财政主导”模式下，“财政赤字货币化”时有发生，货币增长和通胀因而时常失控。在那段时间，我国财政赤字时常通过向人民银行透支来弥补（即财政赤字货币化）。比如，1984年我国财政赤字总共50亿元（占当年我国GDP的0.7%），都是人民银行发行货币来弥补的。这种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干扰容易导致货币的过量发行，让通胀失控。我国改革开放后的三次高通胀时期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分别是1985年（CPI通胀9.3%）、1988年（CPI通胀18.8%）、以及1994年（CPI通胀24.1%）。 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确立了我国“货币主导”的财政货币协同模式。这部法律第29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这条法条关上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大门，大大提升了我国货币政策相对财政政策的独立性，有效遏制了财政干扰货币政策的情况，让货币和通胀的运行平稳性显著增强。数字不会说谎：财政主导下的1978年到1994年，我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平均为0.8%，同期CPI通胀率的平均水平却有7.7%；而在货币主导下的1995年到2019年，我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平均为1.8%，同期CPI通胀率平均值则只有2.8%。 “货币主导”确立之后的时期，有三点值得说明： 第一，“货币主导”之下，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仍有协调。毕竟，财政部和人民银行都是我国政府的一部分，都需要贯彻国务院的宏观政策方针。当整体宏观政策基调转向宽松时，财政和货币往往会同步放松。但在这样的政策协调中，央行与财政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政策决策机构，共同落实国务院的政策导向，不存在谁指挥谁的问题。 第二，1995年之后，人民银行虽然不能直接向财政部购买国债，但仍可以通过第三方转手间接购买国债。《人民银行法》第29条明确规定人民银行不得直接（向财政部）认购国债，但间接购买国债并不受此条款的约束。2007年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公司）成立时，财政部发行了1.55万亿元的特别国债为中投公司注资。这1.55万亿元国债经由农业银行转手，最终间接由人民银行所购买（人民银行为此掏了2千亿美元的外储）。直到今天，这1.55万亿的国债仍然趴在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 第三，人民银行的铸币税收入仍然要转移给财政部。伴随经济增长，市场的货币需求会自然增加，从而允许央行在不推升通胀的前提下增发货币收铸币税。因此，即使在货币主导的框架下，央行仍然会有铸币税收入（人民银行并不披露其数量，但每年的数额估计应该在千亿规模）。《中国人民银行财务制度》第44条规定：“人民银行全行利润等于各项收入减去各项支出。全行利润按财政部批准的比例提取总准备金后，净利润由总行全部上缴中央财政。净亏损首先由历年提取的总准备金弥补，不足弥补的部分由中央财政拨补。” 这里的净利润上缴就是铸币税向财政部的转移。不过，这种铸币税转移与财政主导下货币填财政窟窿是两回事。在货币主导下，铸币税是央行独立进行货币政策操作而自然产生的，数量多少不受财政政策的影响——财政部只是铸币税的被动接受者。 2． 作为货币政策的“财政赤字货币化” “财政赤字货币化”不等于“财政主导”——主导权如果在财政手中，它就是财政政策；主导权如果在央行手中，它就是货币政策。财政赤字货币化本质是一个国债购买行为——特殊的只不过是买家是可以自己印钞票的央行。如果财政部可以命令央行来买（央行不买不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一个填补财政窟窿的财政政策工具。但如果是央行自己决策来买——买不买、卖多少都是央行说了算——那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一个货币政策工具。财政赤字货币化究竟应该算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判定标准在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主导权在财政部还是央行。 后危机时代需求不足的宏观环境下，央行越发需要借助财政政策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在2020年5月17日发表的文章《从破窗理论看财政赤字货币化》中，笔者已经论述过：“经济中的需求不足往往与高储蓄率相伴随，并容易演变成为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阻塞。此时，货币数量论失效，货币总量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力降低。这种情况下借用财政的支出能力，可以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需求不足的倾向越发明显，使得在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边界越来越模糊。而在理论上，也有不少经济学家从货币政策操作思路中提出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设想。 早在2002年，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就把“财政赤字货币化”列为了货币政策抵抗通缩的终极一步。2002年11月，伯南克在题为《通缩：确保它不会在这发生》的演讲中给出了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抵抗通缩的货币宽松四步路线图。这个路线图后来成了发达国家央行进行非常规货币宽松的政策指南。伯南克给的四步是：（1）将短期利率降至零；（2）央行直接买入长期国债以压低长期无风险利率；（3）央行直接购买风险资产，直接压低长期风险利率；（4）终极大招，货币化财政赤字。到了第4步，政府自己印钞票自己花，必然能将货币导入实体经济，带来总需求的扩张，最终战胜通缩。显然，在伯南克的路线图中，财政赤字货币化是货币政策的工具之一。 费希尔在2019年提出了“常备紧急财政便利”（SEFF）的货币政策工具构想。斯坦利·费希尔是宏观经济学的泰斗，是包括伯南克、曼昆在内的多位宏观经济学大家的老师，也曾任以色列央行行长和美联储副主席。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费希尔提出了“常备紧急财政便利”（Standing Emergency Fiscal Facility，简称SEFF）的设想。这个工具本质上是“财政赤字货币化”，但何时动用这一工具（央行何时直接找财政部买国债）、动用这一工具的规模（买多少国债）都由央行决定。央行使用这一工具的目的是让物价水平回到央行设定的目标上。显然，费希尔设想的这个SEFF也是一个货币政策工具。 3． 财政货币博弈下的货币政策取向 财政部官员提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观点并非临时起意。刘尚希院长2020年4月有关“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发言并非财政部官员首度发表这样的看法。早在2019年1月16日，当时任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副主任的郭方明在“2019年债券市场投资论坛”上曾表示：“准备研究将国债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衔接起来，同时扩大国债在货币政策操作中的运用……强化国债作为基准金融资产的作用，使国债达到准货币的效果。”郭主任的发言虽然没有那么直白，但“将国债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衔接起来”与“国债达到准货币的效果”的措词已传递出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意味。对郭主任那番言论的分析可见于笔者2019年1月27日发表的文章《量化宽松可以有，财政主导不能有》。 财政部官员设想的是“财政主导”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而非“货币主导”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正如前文分析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可以是财政政策、也可以是货币政策，关键在于主导权在谁手中。毫不奇怪地，财政部官员设想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是“财政主导”下的财政政策。刘尚希院长说得很清楚：“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成一种新的组合，以缓解当前财政的困难，也可以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在刘院长的设想中，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首要目的是缓解当前财政的困难。只要将财政的考量纳入了进来，货币政策就从属于了财政政策，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成为了财政政策工具。 “财政赤字货币化”可以有，但“财政主导”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不能有。“财政赤字货币化”并不一定是财政政策。但在财政部官员的设想中，“财政赤字货币化”是以为财政纾困为目的的财政政策，带有“财政主导”的意味。我国1995年之前的历史已经充分地表明，把央行当成财政的“钱袋子”后患无穷。在这一点上，我国理应守住底线，维护1995年后我国建立起来的财政与货币之间相互独立、各司其职的清晰分野。 政策博弈中，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是人民银行的首要任务。面对来自财政的压力，央行守住“货币主导”底线的立场是清楚的。但因为“财政赤字货币化”也可以是货币政策，所以对这一工具的简单反对是无效的（辩护者可以说是拿它当货币政策工具来用，并不是要重回“财政主导”）。别忘了，刘院长也说到了“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援引《人民银行法》来做反对也缺乏力度（因为《人民银行法》的约束可被绕过）。人民银行如果要对“财政赤字货币化”做真正有力的反驳，必须要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以表明目前货币政策并不需要“财政赤字货币化”来帮忙。 “适度宽松的基础货币”和“宽信用”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的两个手段。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包含基础货币投放（央行有直接掌控力）和广义货币派生（央行只有间接影响力）两个环节。广义货币靠银行体系向实体经济投放“信用”（银行发放信贷、购买企业信用债等方式）来派生。而银行体系要首先得到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作为“种子”，才能够向实体经济投放“信用”。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不畅的时候，基础货币（种子）的投放并不会带来广义货币（信用）的相应扩张，容易形成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因为基础货币多）和实体经济融资难（因为广义货币增长慢）并存的反差局面。为了疏通传导路径，央行在基础货币投放和广义货币派生两个环节都要有动作。 （1）通过“适度宽松的基础货币”来保证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基础货币投放是广义货币派生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因此，基础货币的投放需要有一定的宽松度，以保证银行体系有足够的“种子”货币来向实体经济投放信用。但过于宽松的基础货币投放却容易在金融市场造成流动性泛滥的局面，催生资产价格泡沫、杠杆交易等风险。更重要的是，如果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过于明显的多于实体经济，就为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受阻，资金积压在金融体系提供了口实。要是再被人解读成“资金空转”，那就更是不妙了。 （2）通过“宽信用”来促进广义货币的合理增长，让宽松政策直达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流动性是否充裕是货币政策传导路径是否通畅最直接的证据。从2019年开始，人民银行越来越倾向于创设作用点更接近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以便更直接地将自己的宽松意图体现在实体经济融资量和融资成本上。2019年8月进行的LPR改革给了人民银行更直接调控贷款利率的能力。2020年6月创设的“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则给了人民银行精准刺激实体经济贷款的更强能力。这些工具的背后，人民银行“宽信用”的政策态度非常明显。有了这些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就不需借助财政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了。 显性“财政赤字货币化”不太可能会有，但隐性“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约束可能会被放松。考虑到存在的巨大反对声音，显性“财政赤字货币化”（即使是央行主导下的）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后危机时代需求不足的全球环境中，财政和货币之间曾经清晰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我国其实一直有隐性“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工具在发挥良好作用——这一工具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平台承担着地方政府公共项目投资的功能（有财政支出的属性），其融资又间接来自央行（通过商业银行或政策性银行）。可以说，平台是政府自己出钱自己花钱的工具，有“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影子。过去，平台所做的基础设施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但2018年以来对平台的打压显著压低了基建投资的增速，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沉重的下行压力。对这一隐性财政赤字货币化工具的打压，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央行承受的显性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融资平台这一隐性工具的政策约束应该会被逐步放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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