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罗伯特 ·席勒（Robert J． Shiller）诺奖得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我们现在焦虑，不仅是因为一场大流行——而是两场。首先是新冠病毒疫病大流行，它使我们感到焦虑的原因是：我们或我们所爱的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能（在感染后）很快患重病甚至死亡。其次是普遍焦虑：焦虑前者造成的经济后果。 这两次大流行是相互关联的，但所呈现的现象不同。在第二场大流行中，和恐惧有关的故事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以至于我们会不断地想起它们。股市像石头落地直直往下跌，明显因为这样一些故事——除非我们有所行动，疫病会耗尽我们一生的积蓄。但是，与应对新冠病毒不同，我们焦虑的根源是我们不确定该采取什么行动。 两场大流行同时爆发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一个可以助长另一个（的发展）。企业倒闭、失业率飙升和收入减少加剧了人们对金融形势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又阻止了迫切需要工作的人们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来应对疾病的传播。 此外，当这两场大流行变成全球流行时，也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一个国家需求下降而对该国出口需求并没有减少时，损失就会部分地扩散到国外。但这一次，由于经济衰退威胁着几乎所有国家，这个天然的“安全阀”便不会起作用。 许多人似乎认为，对金融形势的焦虑不过是新冠病毒疫病大流行直接导致的“副产品”，这是对这场疾病大流行的一种完全合乎逻辑的反应。然而，焦虑并非因逻辑而生。金融焦虑大流行，是借着价格下跌的恐慌反应、不断变化的叙述散播开来，而这种焦虑存在许久。 对股市震荡导致的金融焦虑的影响，或许可以由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及其同事所称的“情感启发法”（affect heuristic）现象来解释。即当人们因为悲剧事件而情绪低落时，即使在没有理由害怕的情况下，他们也会表现出恐惧。 在威廉•戈茨曼（William Goetzmann）和达索•金（Dasol Kim）合著的一篇论文中，我们发现附近的地震会影响人们对1929年或1987年股市崩盘可能性的判断。如果在过去的30天（距被调查者）30英里（48公里）内发生了的大地震，那么被调查者对坠机可能性的预估要（比平日）高得多。这就是工作中“情感启发法”（affect heuristic）的实例。 与最近的地震相比，预计股市会因为一场疾病的流行而下跌可能更有道理，但最近或许不会出现这种规模的崩盘。如果人们普遍认为，一种治疗方法可以将新冠肺炎疫病（COVID-19）大流行几个月内、甚至一到两年，便将结束，那对长线投资者来说，股市风险不是那么大。人们可以购买、持有股票并等待股市震荡的结束。 但金融焦虑的传染与疾病的传染是不同的。这中对金融的焦虑情绪部分是由于人们注意到其他人对价格下跌而缺乏信心，以及其他人对下跌现象的情绪反应。股市出现消极泡沫时人们会发现价格在下跌；此时人们便会并试图找出并强调股价下跌的原因。然后，价格在随后的几天里不断下跌。 看到股价持续下跌，会让那些没有卖出股票的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后悔，同时还会让他们担心自己可能会在价格最低的时候抛出。这种后悔和恐惧激发人们去描述这两场大流行。市场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描述的性质和演变。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来举个例子：1918年9月至10月，新闻媒体首次开始报道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当时美国股市并没有崩盘。事实上，从1918年9月到1919年7月美国市场的月度价格呈上升趋势。而这场流感最终夺去了67.5万美国人的生命（全世界超过5000万人） 为什么股市没有崩盘？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场主要战役，即1918年7月至8月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接近尾声时，特别是在当年11月停战之后流感爆发。而当时战争的事情比流感更具有“传染性”。 另一个原因是那时流行病学才刚刚起步。疫病爆发是无法预测的，公众也不完全相信专家的建议，以至于人们对社会疏远措施（social-distancing）的持“草率”态度。此外，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危机是银行危机，而美国并没有银行危机，毕竟有美国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在——虽然这个系统于1913年才建立，但人们却认为该系统消除了这种风险。 但在1918年的流感流行期间，对金融（危机）的叙述之所以被淡化，或许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个世纪前拥有股票的人要少得多，并且对为退休储蓄问题的关心也不比今日。部分原因是那时人们活得不长；即使他们活得长久，也更多地依赖家人。 当然，这一次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在当地的杂货店看到的顾客的恐慌与1918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当时战时物资短缺的情况时有发生。“大萧条”（Great Recession）刚刚过去，我们当然很清楚资产价格有发生大幅下跌的可能性。而这一次美国关注的不是悲惨的“世界大战”，而是其自身的政治两极分化——对联邦政府处理疫病大流行的失当措施已有了许多不满的言论。 在这样的时刻预测股市是困难的。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预估新冠病毒疫病大流行对经济的直接影响，以及“金融焦虑”大流行对所有人所带来的现实中的和心理上的影响。两者虽是不同的，但又密不可分。
本文作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福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当新型冠状病毒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时，它并未留意到国界或特朗普口中那道“又大又美丽”的边界墙，也不会去关注随之产生的经济影响。这场疫病大流行从一开始就显然是个全球性问题，因此也需要一个全球性解决方案来应对。 在世界先进经济体中，同情心应该足以成为支持一个多边应对方案的推动因素，但是全球行动同时也有自利方面的考虑，因为只要疫情仍在各地肆虐，它就将对世界各地构成一个——同时在流行病和经济意义上的——威胁。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国家遭受的疫情破坏要与发达国家严重得多。毕竟低收入国家的人们往往居住环境比较密集，也有较高比例的人口先前存在各类健康问题，致使其更容易感染疫病，同时这些国家的医疗卫生系统也比（运行不畅的）发达经济体更缺乏控制疫情的准备措施。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3月30日发表的一份报告让我们得以一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未来境遇。其中一些最成功的经济体依靠出口来实现增长，而这类增长也会随着全球经济萎缩而崩溃。不出意外，全球投资流以及大宗商品价格都在暴跌，说明自然资源出口国未来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而这些事态发展早就体现在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券的收益利差上了。对于那些要借新债去偿还本年度到期债务的政府来说，想在今年以合理条件贷款可决非易事。 此外，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本次疫情方面的选项越来越少，也越来越艰难。当人们在缺乏适当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勉强度日时，失去收入可能意味着挨饿。这些国家也无法仿效美国的应对措施，该国（到目前为止）推出了总额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使财政赤字相对GDP的比率增加了约10%（加诸于疫情前5%的赤字之上）。 在3月26日举行的虚拟紧急峰会之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发表了一份公报，承诺“竭尽所能，使用现有一切政策工具，降低此次大流行病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损害，恢复全球增长，维持市场稳定并增强经济韧性”为此至少可以针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所面临的可怕状况做两件事。 首先，必须充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这是该机构在成立之初就被授权创造的一种“全球货币”，也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所倡导的国际货币秩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念是鉴于所有国家显然都希望在危机期间保护本国公民和经济，因此国际社会应该设立一种无需影响国家预算就可以帮助那些最急需救援国家的工具。 一次标准的特别提款权发行（同时将其中约40%的特别提款权分配给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就能带来巨大的变化。但如果像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将其特别提款权捐赠或（以优惠条件）出借给致力于帮助较贫穷国家的信托基金，那就更好了。有人可能会预期提供这种援助的国家会附加一些条件，尤其是不得将其用于救助债权人。 而债权国也有必要通过暂停让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偿还债务来提供帮助。而此举的重要性可以参考美国经济。上月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宣布不会在60天内对有联邦担保抵押的房屋进行断供止赎。该政策从本质上讲就是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危机而对整个美国经济实施更大范围“暂停偿还”政策的一部分。既然劳动者们都待在家里，餐馆停业，航空公司几乎全面停航，那么为何还要让债权人继续积累收益，特别是在他们收取的利率本来就能和提供足够风险缓冲的情况下？除非债权人能实施这种暂停偿还措施，否则许多债务人将因无法还债而暴露于危机之下。 这类暂停措施在国际上也和国内一样重要。在当前条件下许多国家根本无法偿还其债务，如果缺乏全球暂停措施就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滚雪球式违约。对此许多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政府的唯一选择就是将更多收入分配给国外债权人进而让更多本国民众丧命。但后者显然是大多数国家都无法接受的，因此国际社会的真正选择就是在有序或无序暂停之间二选其一，而后一种情况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严重社会动荡以及对全球经济的深远影响。 当然，如果我们能构建一个制度化的主权债务重组机制那就更好了。国际社会曾试图在2015年实现这一目标，当时联合国大会在压倒性的支持下通过了一套共同原则，但不幸的是该框架缺乏主要债权国的必要支持。虽然要建立这样一套可以用于当前危机的系统可能为时已晚，但未来总会有新的危机降临，这意味着在疫情后的反思总结中主权债务重组应该被列为优先事项。 英国诗人约翰·邓恩（John Donne）写过一句不朽的诗句：“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而正如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已经充分展现的那样，没有任何国家是一座孤岛。为此国际社会不能再做那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是时候正视现实了。
6月9日周二，沪深两市在外围市场大涨的带领下出现大幅反弹的走势，美股走势特别强劲，可以用疯狂来形容，隔夜美股全线大涨，三大股指涨幅均超过1%，道琼斯指数连续6个交易日上涨，纳斯达克指数更是创出历史新高，首次突破9，900点历史记录。美股的强势走势带动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反弹，A股市场也逐步开始向3，000点整数关口发起进攻，6月份实现开门红，6月1号沪深两市大涨，宣告了6月份A股市场将迎来大幅反弹的机会，上证指数有望收复3，000点失地。美国股市近期强劲回升，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股神巴菲特也没想到美股反弹如此强劲。纳指在科技龙头股不断创新高的背景下率先创出新高，连巴菲特清空的航空股也大幅上涨。 为什么在美国当前经济仍很差、疫情快速扩散时，美股却走出深V走势，大幅上涨？有两点原因。第一点，美联储大量放水，带动全球央行放水，美联储将基准利率降到零及采取无限量化宽松，给市场释放了大量流动性，造成流动性严重过剩；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实施负利率，同时实施大量的宽松措施，也给市场带来了大量的流动性。流动性过剩，实体经济投资机会少，导致大量资金流入股市，使得美股大反弹。第二个原因是对美国经济复苏的提前反应，尽管现在美国经济仍然非常低迷，失业率依然较高，但股市往往提前3-6个月反映经济变化，因此虽然现在经济尚未恢复，但股市却走出了强势上涨的走势。经济复苏的迹象已经显现出来，美国推出2万多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加上美联储放水，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回升，美国大部分州已经提前复产复工，也提振了经济增长。根据最近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5月新增非农就业数据250万，相比4月减少2070万，有了明显的改善迹象，大幅好于市场预期的800万。由此可见美国很多人仅是暂时失业，一旦经济复苏，这些失业人口将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使得新增非农就业数据比较理想。 从行业来看，餐饮行业贡献的新增就业最大，其次是建筑业和教育医疗行业，这种现象非常好理解，因为一旦复产复工，疫情得到一定控制，首先餐饮行业会复苏，餐馆重新开张，直接带来就业人口的增加。美国航空股上涨的逻辑也受益于边际改善，就业回暖、新冠疫苗的研发进展都提振了市场对航空股的信心。6月4日美国四大航空公司之一的美国航空公司公布了复航计划，表示7月航班将恢复55%，这与之前的计划相比已大幅提升。巴菲特此前在底部清空航空股，主要逻辑是疫情导致航空公司的生意发生巨大变化，航空公司在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情况之下存在破产倒闭的风险。第二个逻辑是即使客流量恢复到七八成，但航空公司航班数量不便，会造成大量飞机闲置。总的来说，巴菲特卖航空股的逻辑即为他长期以来坚持的逻辑：买股票就是买公司，如果公司生意不好，未来利润可能被吞噬，只能止损认错。实际上这与股市本身关系不大，巴菲特本身就不太喜欢航空等周期股。 虽然美股出现了大幅反弹的走势，但美国经济复苏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验证。周一世界银行发布了半年度全球经济展望，明确表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约5.2%，成为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与IMF在4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相比，世界银行的估计更为悲观。而中国经济在今年有望实现正增长，一季度我国GDP下降了6.8%，但二、三、四季度会逐步恢复，弥补一季度的下滑，世界银行预计我国全年经济可能实现1%的净增长，2021年会大幅反弹6.9%；预计2020年美国经济将萎缩6.1%，明年将增长4%；欧元区今年将萎缩9.1%，明年增长4.5%。由此可见，从全球经济面来看，我国经济会率先复苏，且明年会继续回升。 但相对于美股的强劲表现来看，A股市场表现相对较弱，大盘探底后缓慢复苏，这一定程度上也属于我之前给大家提到的镜面效应，即急跌指数反弹一般也为急涨，慢跌指数反弹起来也是慢涨，就像镜子一样。美股3月份出现断崖式下跌，半个月内见到了4次熔断，而反弹时资金急于补仓，加上美国大部分投资交易已是量化交易，有机器人下单，因此美国股市反弹时会出现V形反弹，当然这也与美国上市公司，特别是龙头公司的盈利能力强有关。美国科技龙头股率先创出历史新高，反映出公司基本面和长期股权价值是最重要的，吸引了大量资金配置，此外美国股市质量好的上市公司比例明显较高。 A股市场反弹时较缓慢，原因是此前下跌缓慢，反弹时没有强劲补仓的需求，反弹较慢，从上市公司质量来看，与美股相比A股市场龙头公司的投资吸引力和美国龙头公司有差距，另外，具有投资吸引力的好公司的占比也较少。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是美股始终维持较高退市率，只要上市公司触犯退市条件，无论是交易条件还是盈利条件，都会被及时从市场上清理出去，美股退市率一度高达8%左右，这会形成优胜劣汰，及时把绩差股、不适应经济转型的股票清理出市场，留下经过考验的优质股票。A股市场在过去三十年未严格贯彻退市制度，很多地方政府以上市公司数量作为考核标准，一旦有上市公司可能触犯退市条件，例如连续两年亏损，就会想各种办法来保壳。 一些股市不死鸟历经十几年，不断改名、改主营业务，这些公司没有太大投资价值，特别是新证券法将规定将全面推行注册制，将来这些资源的价值会越来越低。在这种环境下，很多上市公司本应被清理出市场，但一直留在市场上，造成垃圾股占比较多，这也是A股指数过去十年涨幅较少的原因，一部分消费白马股、科技龙头股不断上涨，但又有大量股票不断下跌来拖累指数，这两者效用抵消后指数看起来没有表现。因此完善退市制度，及时将绩差股清理出市场，是未来实现赚钱效应、提高A股上市公司质量、提高指数表现的重要途径。 资本市场本来就是一个资源配置的市场，将资源配置给优质的上市公司，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这也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最好途径，也是资本市场存在的最根本的理由。因此完善退市制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才能切实提高A股市场的赚钱效应，改变A股市场脱离经济基本面的现状。我国经济在过去十年实现了大踏步的发展，新经济大量出现，以BATJ为代表的新兴企业成长为世界级龙头企业，但A股市场与之失之交臂，A股投资者未享受经济转型成果，却承担了经济转型成本，A股大量上市公司还是传统行业公司，在经济转型中，占比不断下降，造成A股的表现落后于经济基本面。将来随着资本市场的改革深化及注册制的推行，不断吸收代表经济发展方向的新经济的企业上市，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目前股市表现落后于经济的现状，让我们拭目以待。
今年两会部署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力度如何？财政政策理念是保民生还是稳投资？投资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在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办的“两会解读暨经济形势与政策展望”专题会议上，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针对以上问题作出解读。 祝宝良表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要改革、要开放，给其很大信心。他认为，今年的改革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土地制度的改革，二是城镇化和城市群建设。此外，今年改革最大的亮点还在于“放管服”以及放开灵活就业。以下为发言全文：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力度如何？ 总的来看，财政和货币政策在疫情应对方面的力度是足够的。 财政政策方面，这次两会公布的财政政策总量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甚至超出预期。我们当时预计财政赤字超过3.5%，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的用途跟市场预计的不完全一样，这次特别国债直接下达给市县两级政府，用于必要的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保民生。第三部分是专项债，专项债的规模超过了我们的预想。考虑到去年减税降费政策翘尾5000亿，今年为企业新增减负2.5万亿，财政政策总规模达到11.5万亿，占GDP的比重超过11%，财政政策总量是非常大的。 货币政策方面，政府工作报告对货币政策的描述比市场预期的更加积极，社融和货币供应总量要明显高于2019年，要创设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的理念更多是保民生还是稳投资？ 这一轮扩大财政支出里面，用于投资的部分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中央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增加6000亿，比去年多增224亿，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地方政府一般性预算，财政赤字9800亿，比2019年增加500亿，地方政府一般性财政赤字不能用于经常性支出，必须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另外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其中3000亿划入一般性预算，7000亿用于基建和保企业、保民生。整体来看，将有5万多亿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接近财政政策总规模的一半，这个量是很大的。 在保民生方面，我有些担心。对于城镇居民，去年的社保盈余5000亿，今年社保预计短收5000亿，这1万亿可以用在城镇居民的失业保险上，对缴纳社保不超过一年的城镇中的农民工，也可以纳入失业保险，这样就可以覆盖有社保的城镇居民。我最担心的是农村的民生保障问题。农村现在有1700多万农民工没有返城，还有在本地的农民工1.2亿人，这部分人因为疫情受到的损失比较大，用于这部分人的保民生的资金规模可能略显不足。 保市场主体方面，我认为政府应当偿还拖欠企业的两笔钱。一部分是增值税留抵退税，到去年年底预计超过1万亿。另外一部分是新能源企业的补贴款。如果这部分款项能偿还给企业，相当一部分企业可能就可以保住，如果迟迟得不到解决，前期大量投资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将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地方政府应当按时偿还企业这两部分款项，但问题在于地方政府是否有能力偿还，目前这部分资金还没有着落。此外，还有政府对一部分银行的注资如何解决的问题。 总的来说，财政政策的力度足够大，其中将近一半资金用于投资也是可行的。但是，用于保企业、保民生的这两部分资金的规模是否足够？这是我比较担心的。 投资“新基建”还是“老基建”？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两新一重”，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可能实际执行中会以老基建为主，包括城市群的建设和老旧城区改造等。这对于长期拉动经济有好处，但是对于投资的方向还是要做好引导工作。 新基建方面，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引导企业投资，引导产业数据化。 要发挥市场的作用 坚持改革开放 这次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给我很大信心的一点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要改革、要开放。我认为，今年的改革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土地制度的改革，二是城镇化和城市群建设。这两方面应该出台更加细化的政策，把改革推动下去。在推进过程中可能传统基建投资会比较多，要注意将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问题。此外，今年改革最大的亮点还在于“放管服”以及放开灵活就业。 今年经济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我们要留有政策空间，相机抉择，根据疫情走势进行应对。希望下一步政策可以在保民生、保企业方面做得更多、更细。
概要 价值股将跑赢。2020年5月19日，价值股跑输成长股的程度已达到2000年3月9日互联网泡沫顶峰时的水平。这是纳指的一个分水岭。虽然标普500指数也在2000年3月见顶，但它随后在顶部徘徊了约6个月，才最终开启历史性的暴跌。至于现在这些指数是否已见顶，尤其是在乐观情绪极端高涨的情况下，我们比市场共识更为谨慎。但无论这些指数是否已见顶，价值股都将跑赢。 市场荒谬的预期。价值股和成长股之间的盈利增长预期差约为25%，与2000年3月的水平大致相同。其中，价值股盈利增长预期为-23%，成长股为2%。如果价值股盈利每年增长-23%，并每年落后于成长股25%，那么价值股将在3年内消失，而成长股将占据整个市场——这是不可能的。2000年3月，价值股的盈增预期在15%左右，而成长股在40%左右。按照当时的速度，成长股将在10年内消灭价值股。如果2000年是一个泡沫，那么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泡沫。 无论利率水平如何，这一观察都是正确的。因为市场相对表现反映的是增长预期差，而对于价值股和成长股来说，折现率都是相同的。利率变为负值才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在贴现率为负的情况下，传统金融中的机会成本将变成“机会收益”。如是，市场要付钱给投资者去持有股票，股票价格将会变成负数。因此，负利率无法解释当下如此高的估值。降息并没有阻止中国股市泡沫在2015年6月破裂，也没有拯救日本和欧洲的经济。 周期股有价值，但市场可能将误解它们的强势。价值股现在基本上与周期股有很多交集。这些都是又老又无人问津的股票，例如工业和金融。它们的强势表现可能会被交易员误解为经济复苏初期的信号，从而推迟了标普500和道指见顶的时间。由于道指是一个等权重指数，从而更受市场乐观情绪的追捧，因此道指甚至可能会表现得更好。2000年3月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尽管随后美国经济衰退，但价值股仍继续跑赢。 A股和港股都有长期投资价值。上证与标普500指数的相对表现达到一个拐点，预示着未来上证的相对回报会更好。2000年3月之后，中国股市的表现确实远远好于美国。我们维持去年11月对上证未来十二个月2700 – 3200点交易区间的预测。在3月的暴跌中，恒指也触及了当前周期的低点，且这个低点不太可能被突破。A股和港股也可能会受到美国成长股泡沫破灭的影响。但即便是有影响，价值投资者也不会拒绝更好的价格。 ----------------------------------------- 2020年下半年展望：潜龙欲用 价值投资将回归；价值股将跑赢 2020年的每一天都将被载入史册。我们不必再赘述全球市场史诗级的波动，以及各国央行为遏制经济崩坍而采取的史无前例的联手行动。这些新闻一直在各大报纸的头版。结果，美联储资产负债表随着美国失业率飙升到了历史高点（图表1）。 图表1： 历史上最糟糕的美国失业率和破纪录的美联储扩表 资料来源：彭博，交银国际预测 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与美股市值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性（图表2）。这种相关性自2008年以来一直存在。当时美联储启动了量化宽松，以把美国经济从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中拯救出来。至今，市场对美联储托底任何经济衰退的决心已经深信不疑。 与此同时，股票交易员信奉“不与美联储作对”和“趋势投资”的交易信条。小盘股相对于标普500预期估值的高涨充分体现了市场的极端乐观情绪。自3月以来，小盘股的相对预期估值一直随着美联储扩表而飙升（图表3）。 图表2： 美联储扩表，市场上涨 资料来源：彭博，交银国际预测 小盘股的持仓并不是市场的主流，这些公司的发展由于缺乏研究覆盖也未被市场很好地理解。因此，小盘股的交易流动性很难与大盘股同日而语。通过价格与远期盈利预测的比率来计算的远期估值，是对未来预期的一种度量。小盘股的相对预期估值飙升，显示了市场弥漫着投机情绪。毕竟，如果不是为了获得可观的潜在资本利得，谁还会愿意持有流动性低，且充满盈利预测风险的小盘股呢？ 图表3： 小盘股相对预期估值与美联储扩表高度相关 资料来源：彭博，交银国际预测 美联储是万能的吗？不计后果的盲目印钞是没有任何代价的吗？随着所谓的MMT现代货币理论的出现，许多人似乎对当前流动性泛滥的影响不屑一顾，并将对恶性通胀和公共财政的合理担忧抛之脑后。当然，这些恶果将不会是立竿见影的，因为短期内需求的崩坍会暂时抑制通胀压力。但即便如此，什么会第一个倒下？ 图表4： 5月19日，价值相对于成长的弱势已达到了2000年3月的极端水平 资料来源：彭博，交银国际预测 我们注意到，价值股与成长股的相对表现在2020年5月19日跌至历史低点，与2000年3月9日纳斯达克泡沫破裂时的水平相当。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从那以后直到2007年，价值一直跑赢成长。尽管价值股的回归已经令人翘首以待数年了，但是由“FANG+”（脸书、亚马逊、奈飞、谷歌、微软、苹果）领衔的成长股持续上涨，一直在挑战着市场均值回归的进程。如今，成长股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让人想起2000年3月互联网泡沫见顶时的情景。与此同时，MSCI美国指数的市销率在今年3月暴跌之前也达到了2000年3月的高位（图表5）。 利率确实是很低。因此，根据永续增长估值模型，即使潜在增长率在下降，但只要利率下降速度快于增长率，股票就能维持非常高的估值水平。即使我们采用两阶段或三阶段的股票估值模型，只要利率下降速度快于增长率，那么股票估值里的终值部分还是可以非常高，最终产生非常高的估值倍数。 但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历史上每一次泡沫。有观点认为，这次不一样，因为利率处于历史低点，甚至可能变为负值。然而，正是因为利率处于历史低位，这意味着除非继续跌入负利率区间，否则低利率将无处可去。如果负利率成真，使用上述的永续增长估值模型，负利率甚至会导致估值的崩溃。这是因为，在负利率的世界里，机会成本将变为负值，实际上变成了机会“收益”。因此，没有人会愿意购买风险资产。相反，每个人都希望拿着补贴去借钱，或者相当于以上不封顶的溢价出售债券。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股价可以变成负值，或者投资者必须持有股票还可以获得补贴。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图表5： MSCI美国指数的市销率也已见顶 资料来源：彭博，交银国际预测 我们还可以一步一步地理清新冠疫情、美联储和实体经济是如何相互作用影响，以及对价值与成长投资的影响（图表6）。在图表6中，我们展示了各种可能的情景组合。例如，我们的决策树的第一条分支线估计，因为即使流行病学家都没有可靠的估计，新冠疫情二次爆发的几率是50/50；如果新冠疫情二次爆发，而美联储也因此加大宽松力度，那么这种情景下，经济复苏的几率估计为1/3。 在对每个分支情景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估计价值股不跑输成长股的机会为13/18，价值股跑赢成长股的机会为11/18。也就是说，价值型投资者比成长型投资者表现更好的机会，约在2/3到3/4之间。直观来看，新冠疫情不可能不影响经济的运行。只要经济不够景气，价值跑赢的可能性就很大，尤其是考虑到价值跑赢在2000年泡沫后的历史先例和价值股现在非常低的估值。 图表6： 价值可能会跑赢成长 资料来源：交银国际预测 潜龙欲用 在全球央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表之际，全球最重要的央行之一——中国央行却明显缺席。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央行现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其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但自2020年初以来却未再继续扩张（图表7）。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央行已经小幅下调了贷款利率，启动了面向中小企业的定向贷款，并向某些小型银行提供资金，以帮助它们补充资本金。学界的确有关于赤字货币化的讨论，但这些讨论仍然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远未到付诸于实践的程度。中国央行是最为冷静克制的，不像全球同行那样在公开市场上买买买。中国央行还在等待什么？ 图表 7： 中国央行是全球央行中最有节操的 资料来源：彭博，交银国际预测 可以说，中国是第一个从新冠疫情中恢复过来的国家，而这次疫情恰恰在春节淡季重创了中国的经济。近期高频数据显示，经济复苏正在顺利进行，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基本恢复至正常水平。然而，由于对病毒的恐惧挥之不去，服务业的复苏步伐相对缓慢。中国的金融市场顶住了这场全球风暴。因此，中国央行似乎没有必要对中国金融市场进行大规模干预，而是正在努力缓解实体经济的流动性状况。 在我们之前题为《估测中国失业率》（2020.03.30）的报告中，我们讨论了上证综指的表现如何与市值和GDP比率的变化高度相关。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比率的变化在过去10年一直停留在一个非常明确的区间内——即+7%到-20%之间。历史上，只要中国的市值和GDP比率的同比变化达到7%，上证综指就会遭遇阻力；而只要这一比率的同比变化降至-20%，上证综指就会找到支撑，甚至触底反弹——除了2015年股市泡沫时期（图表8）。 图表 8： 除非中国央行大幅扩表，否则上证综指仍将受困于一个区间内 资料来源：彭博，交银国际预测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以7%左右的平均增速扩张。由于GDP是季度发布的，而市值和GDP比率则是根据每日股价计算的，当这个比率的变化超过7%时，就表明市场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上证综指会遭遇阻力。但当这一比率的变化下降到-20%甚至更低时，就意味着市场已经足够便宜，足以反映出经济的潜在困境，就像2016年初泡沫完全破裂后，以及2018年底贸易战前景恶化时那样。 当前，市值和GDP比率的变化仍在上升，但尚未达到7%极限。在我们于2019.11.09发表的报告中，我们预测未来12个月上证综指的交易区间为~2700至3200点。过去7个月，上证综指的实际交易区间为2，646至3，127点。也就是说，我们去年11月估计的交易区间是有效的，并且在下半年的11月前应持续有效。如果上证综指靠近这个区间的下沿，投资应该主动一些，而反之类推。 关于上证综指的长期前景，我们在之前的报告里也曾讨论过，今年2月上证综指相对标普500指数的表现再次达到历史极端水平。虽然这一相对表现是由相对估值推动的，但在对比期开始时，这两个指数的实际指数水平大致都在1000点左右。这个巧合使得比较这两个指数之间的相对表现变得非常方便。上证现在相对于标普如此糟糕的表现意味着这两个指数之间的表现将均值回归，就像历史先例一样，尤其是在2005年上证跌到了1000点之下。因此，长期，上证综指将跑赢标普500指数。长期投资者应该开始关注上证的长期投资价值。 图表 9： 上证综指相对标普500指数的弱势达到极端。长期投资者应该注意这一点。 资料来源：彭博，交银国际预测 与此同时，香港恒生指数也处于一个关键的时点。 2018年初以来，贸易战、社会事件、新冠疫情等一系列影响香港市场运行的不利因素层出不穷。在今年3月全球股市暴跌期间，恒生指数最低跌至21，139点，并自此找到了支撑。不过，与2018年1月33，484点的峰值相比，恒指已大幅下跌。 我们已经写了大量的文章论述了我们的3.5年短经济周期理论，并讨论了几个短周期是如何叠加起来形成一个7 - 11年的较长的中周期，甚至一个更长的17.5年和35年的长周期。这些中周期与长周期的长度都是3.5年短周期的倍数。一般来说，2 - 3个3.5年的短周期形成一个7 - 11年的中周期。五个3.5年的短周期形成一个17.5年的中周期，而两个17.5年的中周期则等同于一个35年的长周期。 我们接着也讨论了这些经济周期对资产配置的重要性。简单地说，市场价格长期移动均值的走势反映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计算市场指数移动均线的时间长度应与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相一致。我们已经证明事实的确如此。。请注意，我们的周期嵌套理论并非技术分析。相反，这是对经济周期理论的应用，以推导出资产配置的规律和原则。我们先建立了周期嵌套理论，再从这个理论里的周期长度反推出市场价格移动平均线计算的时间窗口。 图10：恒指在3月崩盘后已跌至中周期的底部。 资料来源：彭博，交银国际预测 我们发现，恒生指数的10.5年和17.5年长期移动平均线是该指数的重要支撑位（图表10）。这些移动平均线的窗口时长与经济中周期的持续时间相吻合。我们在许多主要市场指数中已发现并验证了这一交易原理，包括上证综指、标普500指数和道琼斯指数。这绝不是巧合。 在三月的暴跌中，恒生指数最低点一度距其17.5年的长期移动平均线只有100点左右，而现在徘徊于10.5年移动平均线附近。因此，我们认为，在当前周期中，3月份的最低点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低点；即便不确定性持续上升，恒指也不太可能再次跌破这个低点。加之恒生指数的估值处于历史低位，我们认为长期投资者也应关注恒指。这将是一次很好的长期投资。
我们很容易找到美国新型冠状病毒应对措施的纰漏，或着更准确地说是严重缺失。否认、拖延，政治内斗和系统性失灵导致超过10万名美国人死亡并加剧了社会和经济危机。自三月以来已有超过4000万劳动者（占总量的四分之一）提交了失业救济申请。但如今美国人却被告知自己的国家应当回到“正常状态”，而且是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美国的应对失据也已经超越了当今严重党派政治的范畴，这场国家灾难其实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 首先要说明的是，大部分的错误都应归因于党派政治，只有民主党人尝试去（在共和党人反对下）通过直接支持失业者、穷人，已患病者和其他弱势群体来修补美国的社会安全网。但是民主党人也未能成功促使美国政府去指导——和支付——私营部门生产那些社会需要但市场本身无法也不会去交付的商品和服务。 每当提到必须促使国家“交付产品”总会让人联想起那种决定鞋子应该生产哪种样式，形状甚至尺码的苏联式中央计划者。国家显然不会以这种方式去干涉私人产品市场，这样做只会导致让人回想到指令性经济所导致的人为短缺，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政府在提供某些商品方面其实也扮演着直接角色。 公共产品（例如国防）显然应该由政府提供，但实际上在美国公共部门自身并不生产国防产品；而是由政府指示私营部门去做。援引1950年美国《国防生产法案》——该法案以在二战期间授予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极大权力去掌控美国经济的《战争权力法案》为蓝本——的做法并非罕见。军方每年会根据该法案下达约30万份订单，而这一做法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依然延续。 但是特朗普政府一直不愿依靠这项法案去缓解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仅仅在特定案例中动用过，比如指示3M公司优先处理美国政府的N95口罩订单并禁止将其出口国外，或是命令通用汽车公司制造呼吸机。 特朗普政府动用《国防生产法案》的方式既过分干预但又不够干预。它依赖于人们所谓的硬性命令和控制条款并使用法案来“强压” 3M和通用汽车，也就是政府给私营部门下死命令。 而动用国家巨大权力的更佳方式其实是下达软性指令：政府为私营部门提供激励措施以生产有益于社会的产品。比如德国就将政府购买担保作为更广泛支持方案的一部分，其目标很明确：不去命令德国企业生产医疗设备，而是设置适当的激励措施去让它们进行生产。 这并不是想抹煞有机的企业创新和企业家创造力。我们应当赞扬本地烈酒酿造者转产洗手液或者咖啡滤纸制造商转产口罩的举动，但只靠市场自身调节显然是无法生产足量个人防护设备，呼吸机和治疗药物的，未来也难以确保人们能普遍接种相关疫苗。 相对德国来说美国政府也不存在任何束缚。它可以根据《国防生产法》第三编动用相同的工具：联邦购买担保。而政府不愿动用这一权力则反映了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认知混乱。 须知口罩，呼吸机和疫苗既不是私人物品，也不是公共物品。它们不像鞋子：某个人对超大号紫色高跟鞋的偏爱可能会冒犯他人的时尚品味，但不会产生负面或正面的外部影响；它们也不像空气那样是种无可替代且非排他的公共物品。口罩，呼吸机和疫苗都是社会产品：供应这些产品对社会有利，同时政府必须毫不犹豫地确保充足的供应。 社会产品的供应常常需要政府提供强有力的激励措施去鼓励私营部门。新型冠状病毒应对并不是唯一的案例。缓解或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也是如此，而这也另一个私营部门本身不会服务于所有人利益的系统性问题。 无论问题是新型冠状病毒还是气候变化，仅靠企业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都是无法解决的。为了充分利用美国享誉世界的私营部门活力，就需要集结联邦政府的权力以重新引导私人资本和能量去支持大规模的社会事业。 到目前为止，美国联邦政府的应对接连错失了许多时机，首先是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以检测和遏制疫情，也没有解决经济下行问题。 虽然一开始被扩展到了2万亿美元的救济方案，却未能动用这些资金去创设正确的激励措施以动员私营部门力量解决经济崩溃的根本原因。毕竟没什么刺激方案能比击败新型冠状病毒更好了。 而实现这一成果——正如应对气候变化——需要重新思考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苏联式的指令性经济在大多数时期都是行不通的，但是正如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所明确展现的那样，美国式资本主义经济也不足以满足人们的社会产品需求，而确保实现这一点则需要一个积极行动且认真对待私营部门的国家政府。
近年来，消费升级作为一个热门词汇，频繁地出现在消费研究领域。我们都在说消费升级，何以定义消费升级？ “用户不再会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付钱，但会为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而买单，茶的故事和意义已经超越喝茶的本质需求。” 消费升级的主要逻辑体现在对生活质量的提升上，当人们在消费时，不再只追求商品，而是追求品质和服务，不再买“更便宜”，而是买“更好”，这就是消费升级。 自2014年始，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一方面，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在居民消费中，必选消费与可选消费一降一升，2019年居民旅游消费占消费总支出比例达到18.8%；另一方面，消费对我国产业升级的赋能作用极为显著，以文化产业、信息咨询、电子商务、养老服务、旅游等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加快增长，比重不断提升，消费升级倒逼产业升级。 可以看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和产业创新应用技术的发展，势必会带动新一轮的消费升级。而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我国亟需把握住消费升级的持续推进。 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中最重要的一员，又该如何助推消费升级或者为消费升级服务？ 消费升级中，银行是一个什么角色？ 谈及消费升级，必然关系到产业升级，虽然二者的先后顺序就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一样难解，但毫无疑问的是，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并驾齐驱的关系。而对于银行而言，则分别从两个方面支撑和带动着消费升级。 在需求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主导，银行主要以提供多样化消费金融产品的方式，促进着消费的升级。而对于供给端的产业升级，银行则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以银行的信贷产品为例，银行通过加大对企业（生产）和消费者（消费）的信贷支持，影响储蓄和投资，进而带动资本流量和存量的变化，改变生产要素的分配结构，影响资本的供给和配置，最终助推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见图1）。 银行支持直接作用于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在供给端提供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进一步作用于消费升级。而消费升级又可以再次引导产业升级的方向。因此，银行支持不仅是消费升级的必要条件，也是消费升级的充分条件。 由此可见，以产业升级为中介，银行支持与消费升级之间存在着“银行支持↔产业升级↔消费升级↔银行”的互动关系。这一点在发达国家消费升级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为此，我们不妨来看看，国外银行是如何支持消费升级的。 国外银行支持产业升级的经验 “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约翰·希克斯的这句话道出了产业革命和金融的关系。 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在历次消费升级伴随的产业结构的演进变化中，银行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银行不仅采取风险投资、私募业务、低息贷款等手段引导资金投向，还通过全面化的综合服务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助力消费升级。 当然，各国银行体制的不同，也使得银行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 1、美国：保障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银行支持路径 作为全球消费市场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拥有一整套有利于消费增长和产业升级的文化、制度和政策环境。银行作为最重要的资本和资金持有者，在不断的消费升级中扮演着“关键先生”的角色。 其一，全力支持高新技术产业。1983年，美国成立了专门服务于高技术企业的商业银行——硅谷银行，为当时尚处于艰苦创业、资金缺乏、信贷无门的硅谷科技公司服务，此后硅谷银行也一直专注于高科技投资，为促进产业升级提供了金融创新空间。 其二，混业经营下的投资产业战略。银行在消费升级的趋势下，采用多样化的投资战略，在需求端，通过建立或跨界入股消费信贷类公司，进一步刺激消费，满足市场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填补金融服务的空白；在供给端，则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开展基金承销业务、参与风险投资、购买市政债券等手段，催化了一大批以咨询、金融、信息、软件等高端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快速崛起，促进了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 以硅谷银行为例，其成立以来，通过风险投资的方式，直接投资了200多家风险投资基金，成为股东或合伙人。通过建立风险投资咨询顾问委员会，为企业和风险投资机构本身提供商业银行服务。这些服务既降低了融资成本，又优化了企业的经营管理，使其得到更好的发展。而这些小规模的新兴企业正是美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关键。 据统计，二战以来，美国95%的科技发明和创新与小型新兴企业有关。英特尔、微软、雅虎、网景、亚马逊、苹果等都曾受益于银行业风险资本的介入而得以快速发展。美国银行业参与风险投资的60%~70%集中于知识技术密集度较高的产业，如信息、计算机和通信产业、生物工程等，正是这种投资结构有效提高了美国整个产业体系的质量，成功推动了美国产业的升级和新经济的形成。 而相比于银行资本的风险投资，银行与企业的合作则体现的更加直接。例如，2018年JP Morgan（摩根银行）与亚马逊联合开设混合账户，从而帮助亚马逊做大贷款业务；亚马逊则将贷款贷给其平台上进行销售活动的小卖家，进一步加快版图扩张的脚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走上消费金融之路。同年，Capital One（美国第一资本银行）与沃尔玛合作，推出改版后的新信用卡，为在线购物和使用移动应用结账的消费者提供更好的回报。第一资本利用其在产品多样化方面的优势，突破了信用卡领域的局限，为合作伙伴沃尔玛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促进其线上支付的业态升级。 从实践结果来看，美国银行在以支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为重心的主方向上，采用风险投资等为主的有效路径，在过去几十年内，成功促进了美国新经济的形成、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顺推了消费升级。 2、日本：长期低息贷款的银行支持路径 相比于美国，日本是一个后发的、赶超的、政府主导型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以，与美国以风险投资为主导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不同，日本产业在升级转型之路中长期受益于低息贷款，因此十分依赖银行，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主银行体制（主银行制度下，银行不是单纯作为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而是与作为其主银行的企业结成很深的、几乎成为一体的关系）。 根据日本消费社会研究专家三浦展的解析，日本的消费文化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所谓的“四个消费时代”。毋庸置疑，在历次消费升级中也都伴随着产业升级，日本在这方面典型的发展模式是，先低价大量购买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然后进行模仿式创新，通过“后发效应”在短期内达到产业现代化。在此过程中，银行为了切实保障追赶欧美所需要的低成本的巨额资金和企业生产活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为企业提供巨额资金。在日本产业升级的快速发展时期，日本企业来自银行的融资超过90%，形成了日本金融中的“超借”现象；而与企业“超借”现象相对应的是银行的“超贷”，银行直接贷款充当企业的流动资产和准备金。同时，日本银行为产业政策重点发展的产业部门和新兴产业部门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为“倾斜式生产方式”的产业政策的推行提供资金支持。主银行根据政府制定的《临时利率调整法》，通过限定最高利率、窗口指导等方式引导民间金融机构，令它们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巨额资金，此举不仅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还确保了产业投资效益。 第二，优化信贷方向，在产业类别上选优逐劣。进入日本的经济稳定增长时期，由于传统产业的萎缩，法人企业部门的资金不足减少，而第三产业却成了最大的资金短缺部门，这一现象成了产业升级的巨大短板。日本银行通过对信贷结构的调整，优化信贷投向，支持先进产业，引导衰退产业有序退出，护航产业结构的转型。例如，日本政策投资银行通过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对文化企业的研发和技术引进提供资金支持。建立融资担保体系，以日本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在中小企业融资中主要承担信用保证人职责，保证文化产业知识产权的抵押融资，为轻资产属性的文化产业提供融资便利，推动文化产业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正因如此，日本以动漫、游戏、影像、新闻出版业、音乐产业为主的文化产业在国际上的发展遥遥领先，是其产业升级的中坚力量和消费升级的重要方向。可见，日本银行对第三产业的资金投向支持在产业升级和甚至消费升级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充分利用主银行体制的优势。主银行体制有效促进了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紧密结合，成就了日本经济发展中的大型企业集团，为日本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赶超战略的实现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主银行体制中，银行与企业共同分享信息资源，有效地克服了银行和企业信贷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降低了贷款的信用风险的同时，降低了交易费用和潜在威胁成本，避免了交易中的机会主义倾向，从而保障了银行对企业的长期设备投资和大规模贷款。日本的主银行体制在其特定的经济环境与国情下发挥了极大的优势，有针对性地帮助日本快速完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追赶欧美国家的步伐。 3、德国：全能银行制度下的银行支持路径 德国是世界上实行金融混业经营最为典型的国家，其金融体系采用的是混业经营的全能银行制度。政府给予银行极大的经营空间。德国银行业在企业融资中的作用大大超过了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德国企业75%的债务融资来自银行，全能银行的业务模式不受金融业务分工限制，既能提供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服务，又能全面经营证券、金融衍生品、保险业务和其他新兴金融业务，同时还可以开展实业投资，进而为德国产业升级提供动力。可以窥见，德国银行在其产业与消费的双升级时代背景下，扮演着全能而至关重要的角色。 德国银行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全面参与企业融资和公司治理，更深入了解企业信息，有助于银行优化信贷资源，制定差别化的信贷政策。全能银行可以通过长期贷款、发行股票和债券、持有股份、人事渗透、代理投票等方式，在企业融资和参与公司治理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据资料显示，1992年，在德国最大的24家上市公司中，由银行所控制的投票权高达84%，德国三大银行的代表在工商业兼任的职务高达1500多个。 另一个特点就是德国银行对初创企业的融资支持。从某种角度来说，发达国家几乎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这一手段以促进产业升级。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专门负责支持产业开发、教育和科研机构振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初创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除了为新兴产业提供优惠贷款外，KfW还通过风投的形式，支持中小企业选择股权融资。如在ERP初创企业基金和高科技种子基金两项计划下，仅2012年KfW就提供了7400万欧元的资金支持。 最后一点则是全能银行强大的服务功能。银行对中小投资者形成了最直接有效的保护，与企业进行了更加直观深入的互动，解决了一定的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问题，利用其明显的资金优势对新兴产业降本增效，为产业升级持久赋能。 以美、日、德三国银行支持产业升级的路径与经验分析，可以发现，虽然在不同的国家中，各国银行的主导性、所扮演的角色、在产业升级中的贡献、采取的支持方式参差有别、各具特色，但相同的是，银行都在激发产业升级和维持经济平稳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山之石，如何攻玉 如前所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升级与优化离不开银行业的资金和资本，随着我国新一轮消费的升级，银行的支持也当然尤为重要。 虽然国情不同，银行体制不同，但其他国家银行在消费升级中的作用，仍然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第一，开展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信贷业务。美国作为消费金融的发源地，在面对消费金融的蓬勃发展时，与时俱进地深度挖掘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设计了多种专属金融产品。根据消费者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提供服务型的消费金融产品，像出国旅游、个人健康、出国深造、参加境外培训等，弥补服务型消费金融领域的空白。 第二，大力支持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发展。针对这一点，美国建立了中小企业管理局和硅谷银行，日本优化信贷投向支持先进产业，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参与初创企业基金的投资。相比之下，目前我国虽然重点强调金融对于中小企业的支持，但不论是资金、资本的支持上，还是企业管理上，都远远不足。 第三，采取多样化的投资产业战略。一直以来，国内银行信贷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显现，或许可以借鉴美国适当采用多样化的投资产业战略：在需求端，通过建立或跨界入股消费金融公司刺激消费；在供给端，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开展基金承销业务、参与风险投资、购买市政债券等手段有效支持产业结构的升级，以消费升级的趋势为导向为供给端赋能。 第四，差别利率政策和信贷选择政策。日本银行追求信贷投向的前瞻性与引导性，用资金投票，支持先进产业，淘汰衰退产业，对企业选优逐劣。我国银行可以采用差别利率政策和信贷选择政策，从而实现优化资金导向，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可以根据其发展阶段和特点，采取不同的信贷配置方式，有针对性地投入信贷资金。 第五，开发创新型金融产品。我国的文化产业落后于发达国家，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文化内容相关的知识产权、版权等无形资产难以被评估，这导致银行难以展开对文化产业的信贷服务。因此，我国银行亟需根据文旅产业的特点和文化产业融资特征，开展金融创新。例如设计以无形资产质押的金融产品，日本动漫产业中基于产业链的融资模式也是一种值得学习的金融模式，有助于实现资本与资源的整合开发与利用。 第六，全面的服务功能。不同于美国要建立中小企业保障制度，德国银行利用其全能特性对中小投资者形成了最直接有效的保护，不仅能够全面参与企业融资和治理，还具有强大的资金聚集能力。我国银行可以从中选择性借鉴，通过优化服务手段，提高服务水平，更近距离地对接中小企业，克服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难题，从而助力产业的生产活力，顺应消费升级的积极导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消费升级浪潮，均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消费结构的演变也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消费升级的浪潮会是精彩纷呈还是来势汹汹，我们不会知晓。但是再一次站在消费升级的风口，我国的银行有责任也有激情，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中获得灵感，并通过不断追赶与创新，建立与现代消费市场相适应的银行支持体系，有效促进和护航消费结构的升级，沉稳地迎接消费升级大潮的到来。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