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 本文作者：屠光绍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理事、全国政协委员、中投公司原总经理 当前全球有两种疫情，一种是病毒的疫情，一种是保护主义的疫情。在这两种疫情下，要尤其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用自己的行动来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成长壮大，有着很强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短板。未来，加快深化改革和继续扩大开放，是我国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两招。中国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既对中国有利，也是对全球的贡献。 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和变动背后的因素 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性是由其在整个经济体系当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供应链体现的是产品和服务生产环节的连接，按照整个生产流程，把上游、中游、下游构成一个链条，一般来说是企业的协作生产方式。而产业链是不同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组合方式。总体来说，产业链供应链在整个经济体系里面，发挥着“脉络”和“骨骼”的作用，企业是经济体里的“细胞”，产业链供应链把这些“细胞”有机地组合起来，实现资源的有机配置。 在市场经济体系里，因为要素资源的分布和分工的细化，围绕着产品和服务生产形成供应链，产业和产业之间又相互依存，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在整个经济体系里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变动代表了一定的生产能力和水平，既支撑着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转，又影响着无数个微观主体即企业的经营。从链条效应看，企业与企业之间，产业和产业之间，是通过供应链和产业链连接起来的，如果某一个生产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影响上下游的正常运转，整个链条就会出现中断，进而会影响整个链条的稳定，对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都会产生重大的冲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技技术的进步及其它影响因素的变化，产业链供应链也会发生一些变动。那么，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和变动背后的因素是什么？通过我们的总结，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形成和变动过程，有一些基本规律，当中有几个因素特别重要。第一个基本的影响因素就是市场。在市场中实现配置资源，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里面，要讲究投入产出，要优化资源配置，要讲究提高效率，市场就发挥着引导产业链和供应链形成和变动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在供应链中的龙头企业特别重要，因为它处在整个供应链的上游，它对于供应链的形成和变动起着关键的作用。产业链中有些核心行业也是处在上游或核心环节，对整个产业链的形成也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当然参与供应链的其它众多企业和产业链的其它行业也起着支持作用，共同形成维护链条运转的合力。第二个基本影响因素是技术进步。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一些重大的技术进步，会改变整个生产的流程，改变生产和服务的形态，改变整个资源配置的方式，甚至会打破物理和空间的制约，使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发生重组，从而引起产业链供应链的变动，提升整体的能力和效率。第三个基本影响因素是营商环境。法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开放程度等构成营商环境，营商环境的状态如何也会影响市场主体的选择，尤其是空间和区域资源配置，从而也会导致产业链供应链的变动。从历史过程观察，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变动是这些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特别要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经济合作深入推进，全球市场体系不断完善，资源的全球配置成为潮流，产业链供应链突破在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地方的布局，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趋势。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产业链供应链到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区域、一个地区的状态了，已是全球的状态了。 总之，产业链供应链一旦形成，在一定条件下会保持相对稳定，但在市场发展，科技进步，营商环境改变，再加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共同作用下，产业链供应链也处在不断变动的过程中。 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现状 随着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发展和成熟，市场不断扩大，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也在不断成长壮大，体系也在不断健全。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不断成熟壮大，对于支撑整个中国产业和经济体系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引领中国企业能够更好地通过产业链供应链不断提高竞争能力。 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有很强的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中国的市场很大。产业链供应链首先要有巨大市场的支撑，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第二个优势，中国经过70年的发展，有着非常丰富的工业门类，完整和健全的产业体系。第三个优势，中国的基础设施条件也比较好，无论是传统的基础设施，还是现在的新基建，都不断地在完善。第四个优势，就是中国的人力资本优势。中国一直重视教育，重视人力资本，这为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壮大和成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进行分析的话，有不同的观察维度，但概括起来看，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来观察。第一，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自身的发育程度来看，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自身有相当强的基础，也具备很强的能力，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在国际上有很强的优势。第二，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融合程度来看，随着不断开放，外资不断进入中国，中国企业不断地走出去，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中国现在的产业链供应链已经跟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密切地融合在一起。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进入了WTO之后，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密切地融合，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在全球占据很高的比重，同时吸引外资的量也非常大。 为什么当前特别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我们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还是非常有信心的。那为什么在当前特别重视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或者说是遇到什么不利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因素，才如此强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 我想，是不是从两个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作为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国际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比较集中体现在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上。为了控制疫情的传播，防止疫情进一步恶化，各个国家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流动，就使得很多企业没办法正常经营，贸易大幅下降，生产停顿，造成了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尽管有的企业可以复工，但受供应链的上游下游不能复工复产的影响，这些企业即便能复工却不能复产。相对而言，中国比较早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中国的很多企业实现复工复产，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就能够恢复得更快一些。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中国有些企业和产业国际化程度比较高，跟国际的合作比较密切，即使中国的疫情已经控制住，但是全球其他国家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反过来也会影响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恢复和稳定的效果。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大的冲击，而且疫情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就说明产业链供应链在特殊情况下是有其脆弱性的，因此必须重视和提高在突发事件冲击下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能力。 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比现在的疫情更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近年来，国际上一些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出现逆全球化的倾向，有可能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冲击和伤害。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威胁，主要体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会影响全球的贸易投资体系和全球市场秩序，比如贸易保护主义提高关税，投资保护主义对投资进行限制，多边规则包括WTO在内的国际机构的正常运转受到影响。全球市场运转的秩序和环境发生改变，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形成威胁。第二个方面，某些国家的单边贸易投资政策变化不利于全球经济合作，经贸关系政治化，歧视性色彩和非经济因素明显上升，干预企业的非市场行为加大，企业按照市场原则配置资源的行为扭曲，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正常运行必然受到影响。 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很大很严重，但相对来讲随着疫情逐步控制，产业链供应链会不断恢复，但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不利影响则是更深层次的，因为它是人为的，可能更会产生更基础性的破坏。特别是超级经济体的大国，其政策的外部性更强，因而一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随着中国不断扩大开放，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地与全球融合，针对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趋势抬头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尤其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和警惕。 我认为，当前全球有两种疫情，一种是病毒的疫情，一种是保护主义的疫情。在这两种疫情下，我们尤其要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风险已经出现，我们要做好风险的防范。 中国保产业链供应链，究竟该如何做？ 概括起来，根本的应对之策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深化改革，改革我们的体制机制，特别是改革科技体制机制，要更好地来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来促进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有很强的优势，有很好的基础，在不断地成长和壮大。但是，总体来看，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里面的很多企业，特别是一些关键产品和服务方面的企业，还处在中游下游，还没有起到引领作用，还没有取得制高点。这就要通过科技的进步、科技的创新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国科技创新最大的制约，就是体制机制的制约。我们在科技上可以投入很多，但是实际效率怎么样？这和体制机制是有关系的。只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才能激发更多的科技创新活力，有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科技创新里边来，提高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从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往上游走，使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的竞争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这是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支持。 另一方面，是扩大开放。从全球来看，产业链供应链是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也和全球的互动合作越来越深入。在目前逆全球化抬头的形势下，中国不断扩大开放，表明了中国坚持全球化方向的坚定决心。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能够扩大开放，本身就是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一个重要支持。中国坚持开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高质量的外资，也使得中国越来越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配置中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这有利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地强化，同时也有利于全球的资源配置。中国坚持开放，更多地支持我国的企业高质量地走出去。只有高质量地走出，才能真正的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才能够真正跟国际深化合作，从而巩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 中国要用我们自己的行动来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是对全球的贡献，反过来讲，国际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会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形成有效支撑。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既对中国有利，也是对全球的贡献。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咸阳5月29日综合报道 据最高检官网消息，陕西省咸阳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郭中秋涉嫌受贿一案，由陕西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日前，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郭中秋作出逮捕决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郭中秋简历 郭中秋，男，汉族，1952年10月出生，河南武陟人。1970年8月参加工作，197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 1993年3月至1994年10月任咸阳市公安局政治处主任； 1994年10月至1997年12月任咸阳市公安局副局长、政治部主任； 1997年12月至2000年11月任咸阳市公安局政委、政治部主任； 2000年11月至2004年3月任咸阳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2004年3月至2004年4月任咸阳市委常委、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2004年4月至2008年10月任咸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2008年10月至2009年12月任咸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党委书记； 2009年12月至2011年12月任咸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2011年12月至2013年2月任咸阳市委副市级咨询员； 2013年2月退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渭南5月30日综合报道 据陕西《渭南日报》消息，5月29日上午，渭南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召开。会议决定接受李毅辞去渭南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会议决定任命王琳为渭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决定王琳为渭南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王琳，1970年2月生，曾任宝鸡市委常委等职，2018年任西安市委常委、西安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去年8月任西安市常务副市长，近日任渭南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李毅，1970年7月生，2018年任渭南市市长，近日已任黑龙江省副省长。 王琳简历 王琳，男，汉族，1970年2月生，山东临朐人，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士，1992年8月参加工作，199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宝鸡市渭滨区副区长，宝鸡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宝鸡市扶风县委副书记、县长，宝鸡市市长助理、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宝鸡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兼），蟠龙新区党工委书记（兼），宝鸡市委常委，住建部城乡规划司副司长（挂职），西安市委常委、西安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兼）、航空基地党工委书记（兼）、高铁新城党工委书记（兼）、高铁新城管委会主任（兼）。 2019年8月，西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2020年5月，渭南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代市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迅雷 这两天，总理提到我国6亿居民月收入只有1000元被刷屏。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统计公报看，我国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组共5.6亿人的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为965元，而高收入组所包含的2.8亿人口的月可支配收入达到6367元，可见，居民收入分化现象很明显。此外，人口与区域、产业和企业的分化也在扩大，疫情或加剧分化，这将对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的未来走势带来什么影响？ 政策对冲分化：改变斜率而非趋势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与以往相比，最明显的不同是非常强调中央给地方让利、银行给企业让利，同时还提出了“强化扶贫举措落实，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际上是全社会向低收入群体让利。 尽管过去也强调均衡发展，但措辞没有今年那么强烈，如“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决不允许截留挪用。” 又如：“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共生共荣，鼓励银行合理让利。为保市场主体，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支持企业扩大债券融资。” 地方政府的事权繁多，这些年来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财权与事权不对等，因此中央要适度让利给地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贡献了全社会90%的就业，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高，经营压力大，就会对就业造成压力，因此，从解决就业这一角度看，也要扶持中小微企业。 不可否认的是，通过这些年来坚持不懈地努力，我国的城乡差距确实有明显缩小，如十多年前，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最高时达到3.3：1，如今已经降至了2.64：1。但是，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中国经济的存量特征越来越明显，而存量经济下，只有靠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才能获得竞争优势。 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案例归纳研究得出的结论，经济密度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扩大一倍，利润就下降6%。这就是为何我国提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粤港湾大湾区的依据所在——劳动力、资金、技术等都往这些地区聚集。 问题来了，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11年达到峰值9.25亿人，此后逐渐下降，2017年净减少人数最多，达到548万人，至2019年累计减少超过2860万人。这些年来，我国的劳动力主要流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其他地区劳动力数量受到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劳动力流失双重冲击，在这种趋势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如何能缩小呢？ 人口的集中同时也伴随着资金流、货物流和信息流的集聚，使得集聚地区的GDP份额不断提高，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这些年来，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份额在显著上升，与人口流向一致。 例如，广东的GDP一直排全国第一，而人口规模只有广东一半多的浙江经济则后来居上，GDP排名直逼人口第二的山东省，去年人口净流入规模排名全国第一；过去三年中，山东人口累计净流出排名第一。 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政策层面看，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经济目标也再次提及，落实政策需要大量财政投入，但由于资金与人力要素的投入未必能匹配，故投入的乘数效应如何，还是需要评估。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2019年，我国居民家庭中，中等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了19%，但高收入组的累计增长达到29%，显著快于中等收入组。这表明，尽管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在缩小，但全体居民的收入差距却仍有扩大趋势。 尽管政策总是逆向来对冲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分化现象，但随着增量的减少，增量对存量的影响越来越小——蛋糕就这么大，怎么切都不会增加，所以，存量经济下的分化一定是大趋势，这边切多了，那边就切少了，政策恐怕只能改变斜率，而很难改变趋势。 商品价格的趋向：通胀、滞胀还是通缩 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停摆和流动性风险，主要经济体纷纷“放水”，尤以美国为甚。美国不仅采取“无限量QE”政策，还将财政赤字货币化，即美联储直接购买美国国债，替联邦政府买单，而且还买美国的企业债。目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已经高达7.15万亿美元，再度刷新纪录，这令市场担忧巨量刺激会引发通胀和债务危机。 不过，从三月份的数据看，美国贸易库存的压力仍在增大，制造、批发和零售三个环节的库存销售比明显扩大。4月美国CPI环比下降0.8%，创2008年12月以来最大降幅。不过，由于消费者在疫情蔓延期间囤积了大量食品，当月食品价格环比上涨了2.6%，是1974年以来最大涨幅。其中，面包、鸡肉和零食等价格出现创纪录上涨。 数据来源：CEIC，中泰证券研究所 我们在上图中也可以看到，农产品原材料的库存大幅下降，但服装及面料的库存大幅上升。说明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但由于美国的恩格尔系数比较低，食品价格上涨对CPI影响不大。同时，美国公布的4月份的失业率为14.7%，创下大萧条以来最高水平，平均时薪同比上涨7.5%，创下2007年以来最大涨幅。这也反映出此次美国失业人口主要是低薪阶层，低收入者没钱了，通胀也就很难起来。 那么，未来美国通胀会起来吗，会出现滞胀吗？未来的不确定性太多，但至少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疫情趋于缓和，开工率提升的情况下，中短期看，通胀压力并不大。 对中国而言，2020年CPI大概率是前高后低的走势，2月份到5.4%的峰值后，4月份回落至3.3%，PPI则降至-3.1%。5月以来农产品和菜篮子价格指数持续走低，其中蔬菜和猪肉价格已连续多周下降。 4月份CPI和PPI均出现回落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如果全球疫情逐步控制，国内复工复产情况也不断好转，但居民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减少是客观存在的，尤其在5月份以后出口订单减少的情况下，出口货物减少，出口部门劳动力的就业和薪酬都受影响，加上出口转内销，则国内CPI和PPI均可能继续回落，且不排除下半年CPI转负可能。目前，全球仍处在通缩压力中。 但就经济而言，从第二季度开始，将出现正增长，明年一季度的增速有望达到9%左右，因此，在CPI下行、GDP增速上行的短期趋势下，滞胀之说就不成立了。 因此，面对全球性的货币泛滥，对于物价走势的判断，我们不能只去套用所谓“通胀永远只是货币现象”的理论，因为社会经济领域的大部分理论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例如，日本就是长期实行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但却没有出现通胀，也没有发生债务危机。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完全可以精准去分析和预测哪些商品价格会上涨，哪些会跌，而不是见风就是雨。 例如，铁矿石价格上涨，不代表原材料价格都会上涨，铁矿石的价格，与澳大利亚和巴西的供给跟不上和国内需求的报复性反弹有关——属于阶段性的。而国内LV和香奈儿等奢侈品的涨价，既与疫情导致出国购物不便有关，又与疫情导致原产地生产不足有关。 资产价格趋势如何： 股市与楼市分化，债券与黄金走强 根据IMF的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这将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其中发达经济普遍陷入负增长，平均为负6.1%，其中美国GDP增速为负5.9%，而中国和印度也仅仅勉强维持正增长。 但是，4月份以来，美国股市表现非常强劲，其中纳斯达克指数收盘又创下了历史新高，道指和标普指数的反弹幅度也超过了30%，属于技术性牛市。股市走势与经济走势的截然不同，从历史上看确实是非常罕见的。很多人把股市走牛归结为美联储的放水。 确实，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出台了四轮财政刺激计划，总规模达到2.9万亿美元，而第五轮3万亿美元财政刺激方案正在国会讨论当中。货币政策方面则是无限量QE，财政赤字货币化，美联储通过印钱买国债。估计今年美国的财政赤字率和M2增速都将接近二战时期的峰值。 美国大肆印钱首先触发债券牛市，二季度开始，股市也出现了大幅反弹，尽管指数上涨幅度惊人，但分化现象也非常明显，涨幅大的，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科技和医疗健康等领域，传统产业如旅游、酒店、公用事业、航空、能源、金融、地产等在大跌之后都反弹乏力。 纳斯达克指数创新高，与新兴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小有关，但能源、航空、酒店、旅游等在标普500成分股中占比就将近16%，而且标普500成分股的整体海外营收占比高达40%，显然受疫情影响较大，走势就不如纳斯达克指数。 我们认为，通过低利率举债来回购股票是美国十年牛市的重要原因，低融资成本下，公司开始借债扩张。同时，上市公司大量回购股票，甚至通过低成本发债筹集的资金进行回购，将财务杠杆用到极致。2010年后，标普500的杠杆水平稳步提升。标普500成分股中有25%的公司，近10年回购的股本数超过公司当前总股数的45%。考虑到10年内公司的也有增发行为，用回购金额-增发金额计算净回购金额，标普500成分股中有37%的公司，近10年的净回购金额超过公司当前总股东权益的45%。 2010年后美股杠杆逐步提升 数据来源：Bloomberg，中泰证券研究所 此外，我们研究发现，美股（尤其是大公司）的股东都极度分散，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几乎完全占据了绝大多数美股的前几大股东。标普500成分股前20大股东持股占比平均为58%，其中持股最多的前5大股东类型依次是：投资咨询公司、对冲基金、主权财富基金、银行和保险，均为金融投资类机构。其中，投资咨询公司持股更是占据前20大股东持股总数的85%。 相较于产业资本，华尔街的精英们在各种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机制下，对公司的短期财务业绩和股价表现的追求动力更加强烈。如前所述，标普500的负债率近年来稳步提升，即使2016年之后联邦利率有所回升，美股的杠杆水平依然居高不下。 大股东更重视短期业绩目标，这或许是上市公司采取过度加杠杆、回购等短视行为的重要原因。相比公司创始人或继任者，来自华尔街的职业经理人更喜好回购股票。如苹果和麦当劳的回购计划金额分别在2013年和2015年突然增加，与公司的管理层变更也是同步的。 又如，波音公司在加杠杆、获得最大化短期利益上也做到了极致，且为了追求短期财务表现，可能降低了对长期发展很重要的研发支出。因此，过去10年波音的研发支出占比与ROIC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性。 A股的走势明显弱于美股，这与我国的今年的财政、货币政策与美国不是一个量级有关。如今年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只有3.6%，美国则超过15%。不过，与美股有类似之处的，就是创业板指数比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都要走得强，这也是因为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期，而疫情则加速了这样的转型。 实际上，A股市场仍然延续这些年来的分化特征，即科技、信息、医疗健康和食品饮料板块的走势比较强，传统行业中的酒店旅游、金融地产、石油石化等走势比较弱。无论是美股还是A股，都面临着“钱多好资产少”的局面，为此，市场会给好资产更高的估值水平。那么，好资产的有哪些呢？还是稀缺资产和核心资产吧，详见拙作《买自己买不到东西》。 楼市的分化与股市的分化，均为同一个逻辑，即一方面货币大量超发，货币泛滥支撑了大部分资产价格，不因泡沫而破灭；另一方面，货币（资金）的流向和流量，对资产价格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同时，人口的流量与流向，同样对房价产生正相关。 今年以来，深圳和杭州的房价均出现大幅上涨，成为全国房地产最火爆的两大城市，这与2019年杭州与深圳的人口净流入排名全国第一、第二也有关；信息与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一定会带来资金流，信息与科技产业的从业人员的收入同样也会提高，从而拉动了房价上涨。 实际上，美国房地产的分化现象也与中国类似：从去年3月至今，亚特兰大房价涨幅为全美第一，因为它作为科技港湾，以创新为动力的生态系统吸引了很多高科技企业和人才流入。而美国西海岸围绕着硅谷发展起来的那些高科技和信息产业所在城市，其房价也位居美国各大城市前列，如旧金山的房价超过纽约，为全美最高，此外，排名第三到第五的，分别是圣地亚哥、洛杉矶和西雅图，均超过传统的东部金融业发达波士顿。 在我看来，今年价格会继续上涨的确定性较强的大类资产，还是债券和黄金。这是因为，全球正在经历一场长期性经济衰退，经济增速下行，则投资回报率必然下行，债券的收益率也必然下行。 这次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利率持续下行。这意味着下半年依然会有降息举措。而且，欧美的债牛，也给国内利率债打开了上涨空间。 关于黄金，我大约在2016年开始就看好了。逻辑是全球性的货币超发将持续，全球性的经济衰退难以避免，因此黄金兼具投资和避险双重属性。而且，黄金的价格被各国政府长期人为压制，为了就是可以放肆地印钞。 过去的50年中，美元的含金量几乎缩水了97%，其它新兴纸币对美元大都贬值90%以上，在黄金面前几乎变得一文不值。从1929年至今，美元纸币增长了330倍，而美国经济实际增长了16倍，黄金存量只增长了6.7倍。从1971年开始算，美元纸币增长了21倍，美国经济实际增长2.7倍，黄金只增长了1.1倍。 2017年，当不少人在憧憬“新周期”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可怕的时滞》，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仍将下行，欧美日经济也无起色，但“放水”是一贯做法，谁都不敢收紧货币。 很多人认为，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们的投资逻辑。实际上，疫情只是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我们的投资逻辑没有因为疫情有任何改变：经济衰退和经济分化在疫情前就出现了；网购和在线交易、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在疫情来临前就高增长了。事实上，科技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长期和平下形成的经济痼疾，以及各国所采取的“保守疗法”在改变我们的投资逻辑。 因此，在判断商品和资产价格走势上，切勿墨守成规，套用前人理论，而是应该利用大数据，做贴近实际的分析。
意见领袖丨韩玮（泰石投资董事总经理） 2020年3月新型冠状病毒出人意料地在欧美地区快速蔓延，继而引发全球股市和商品市场下跌。然而危中有机，投资者的恐慌性抛售行为，也同时创造出大量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机会。白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首先，白银价格出现非理性暴跌。2020年3月12日之前的十年间，白银的价格一直都在每千克3000元以上，2011年还曾经突破过万元。在上述日期之前的半年间，白银的价格始终都在每千克4000元以上，在2020年2月28日还曾冲高到4450元以上。在疫情爆发、美联储大量放水的背景下，白银追随黄金出现了诡异的暴跌行情，4个交易日就下跌到每千克2621元。市场传言石油大亨赎回美元基金资产导致金银“躺枪”。 其次，白银的供求关系相对稳定。首饰和传统的电子行业需求稳定，光伏产业对白银的需求与日俱增，5G、电热膜等新兴领域用银量也前景可期。此外，白银现货的投资需求也有明显的升温趋势。虽然新冠疫情对生产及需求端都会造成一定的消减，但湖北抗击疫情的胜利已经证明，从历史角度来看，疫情的影响终究会消退。 再次，金银比价创造历史记录。在古代，金银比价多数在5至15倍之间，中国古代的金银比价相比海外要低一些。十九世纪美国曾规定金银比为16倍，此后全球金银比有所提升，近几十年金银比常在50至60倍之间，1979年金银比价曾达到12倍的低位。今年3月18日金银比突破125倍创造了5000年人类历史最高纪录，意味出现了千年一遇的投资机会。 最后，投资白银的安全保障及获利目标价。因为全球白银生产成本的中位数在每千克3700元，而白银价格不可能长期运行在成本价之下，否则就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所以白银价格必将回归到成本价以上。在3700元之下买入白银的风险极低，属于典型的安全区域。考虑到银价回归的惯性因素和之前六个月的白银价格运行区间，投资白银的获利目标价设定为每千克4000元。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买入白银的时点该如何确定呢？即在市场极度恐慌、投资白银的杠杆资金被迫斩仓而出现极端行情的时候。上金所3月17日公告，自3月13日起，Ag（T+D）合约持续大幅波动并连续三个交易日触及单边市，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上金所决定对Ag（T+D）合约暂停交易一天。显然，3月18日就是投资白银的最佳时点。 实盘操作对白银投资机会的验证。研究团队中的90后同事于经理，于2020年3月18日在某银行APP开通双向纸白银权限并在当日果断买入纸白银，买入均价为每千克2710元，随后按照设定的目标价挂卖出单。后于2020年5月18日将全部持仓白银在每千克4000元价格卖出成交，两个月获利47.6%，验证了白银千年一遇的投资机会，也再次验证了2018年11月5日在本专栏发表的《投资周期股逻辑的三大要素》中对大宗商品分析框架的有效性。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对冲基金经理，清华MBA导师、清华MBA校友会金融协会副会长，CCTV2嘉宾，泰石投资董事总经理。具有20多年期货、证券、公募及私募基金投资负责人的专业经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丽江5月30日综合报道 据云南丽江市纪委监委消息：丽江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黄光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梁中华、李俊 新冠疫情冲击全球，本身就疲弱、债务水平较高的欧洲经济面临巨大的挑战，意大利、西班牙的债务风险尤其显著。欧元区各国经济、债务状况都差异很大，众口难调，有统一的货币，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无法实现区域内资源的均衡调配，长期甚至存在解体的风险。 摘要 1、疫情冲击：欧洲债务风险上升。受新冠疫情冲击，欧洲经济大幅受损，其中，意大利受损最为严重。其实，在疫情冲击之前，欧洲各国早已负债累累，财政空间也相对有限。持续低迷的经济叠加不断扩张的债务，欧洲主权债务风险再度上升。 2、问题根源：没有统一的财政。欧洲财政主权归各国政府所有，尽管欧盟出台多项措施维护财政纪律，但过去数年，财政纪律常常被破坏。同时，统一货币的欧洲难以掩盖财政不统一的弊端，尤其是在经济遭受冲击时，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协同的弊端会被暴露并放大。而统一财政迟迟无法形成的关键或在于债务共担的分歧。 3、哪些国家债务违约风险高？为援助经济，欧洲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在不断升级，各国债务负担将不断加剧，尤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同时，2020年和2021年是欧洲主权债务偿还的高峰期，其中，意大利和西班牙是主要债务到期国，而且经济较差、债务负担较重，其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相对较高。欧元区各国经济、债务状况都差异很大，众口难调，有统一的货币，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无法实现区域内资源的均衡调配，长期甚至存在解体的风险。 1 疫情冲击：欧洲债务风险上升 欧洲经济大幅受损。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欧洲各国自3月中下旬开启严格的防控措施，经济大幅受损，欧元区一季度GDP环比下滑3.8%，创1995年有数据以来新低，同比也萎缩3.2%。从主要国家来看，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均受损，而这四个国家占欧元区的经济总量高达75%。其中，意大利经济受损最为严重，一季度GDP同比下滑5.4%；法国次之，下滑5%，创历史新低。 多国政府早已负债累累。疫情冲击之前，欧元区多国政府债务负担较重，据BIS统计，截止2019年欧元区政府杠杆率高达84%，而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政府杠杆率均超过欧元区。其中，希腊最高，一度超过180%。 与此同时，各国财政空间也相对有限。根据欧盟委员会测算（2019），欧元区主要国家中，仅德国和荷兰在规则范围内有一定的财政空间，欧元区的财政自由度将难以应对经济的持续低迷。 主权债务风险上升。持续低迷的经济叠加不断扩张的债务规模，欧洲主权债务风险开始大幅上升。4月28日，惠誉将意大利主权债务评级由BBB下调为BBB-，与“垃圾级”仅一步之遥。同时，疫情以来，欧洲主要国家主权债务CDS利差均呈现走阔的趋势。其中，希腊走阔了近150BP；其次为意大利，也走阔114BP。 在整体经济将陷入衰退，主权债务风险加剧的背景下，部分欧洲国家再度呼吁发行欧洲共同债券，然而财政保守国坚决反对。那么，问题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呢？ 2 问题根源：没有统一的财政 财政不统一，财政纪律难以维护。虽然欧洲形成了统一的货币联盟，但财政主权仍归各国政府所有。为维护财政纪律，欧盟出台了多项措施，如在《稳定与增长公约》中要求成员国政府赤字率不得超过3%、政府杠杆率不得超过60%等，否则要受惩罚；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的“不救助条款”规定欧央行和成员国央行不得向问题国直接购买债券等。但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的差异，财政纪律常常被破坏。如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前，多次出现国家年度赤字率在3%以上的情形，也包括德国和法国等在内。 财政、货币无法协同的问题往往在经济出现问题时暴露。由于欧洲各国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在整体经济相对良好时，财政、货币无法协同的问题尚不明显。而一旦经济遭受冲击，问题国往往只能依靠加大财政刺激来援助经济，一方面，这将面临欧盟相关条款的制约；另一方面，政府债务负担加剧，使得问题国偿债能力下降，将引发主权债务风险，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协同的弊端将被暴露出来。比如08年金融危机时期以及11年欧债危机时期。 索罗斯方案能实现？关于欧洲债务危机问题，索罗斯曾在2011年提出一个方案，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建立欧洲财政部，通过财政部发行全欧债来解决主权债务危机问题，毕竟全欧债比个别国家的国债信用高得多。 其实，在上一轮欧债危机时，欧洲财政部已有雏形，如欧盟成立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M）、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以及欧洲稳定机制（ESM）等，但这些都无法实现财政部的功能。而且，问题国也不愿意申请ESM，因为存在“污点效应”以及事后将面临欧盟严格的监管，这也是为何在前期意大利一直拒绝ESM，并与其他9国呼吁发行共同债券。 欧洲财政部迟迟无法成立的关键在于债务共担分歧。如果成立欧洲财政部则将面临共同征税的问题，欧洲财政稳健国反对为其他国家债务问题买单，认为会破坏自身财政平衡，而且德国等国家法律也禁止无限制地承担他国债务，这也是欧洲共同债券无法发行的关键因素。 例如，5月19日德法支持欧盟成立规模50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通过欧盟委员会发债的方式帮助疫情严重国，但由于受援助的国家未来不需要还款，奥地利、丹麦、瑞典等国强烈反对共同承担债务，这一方案或再度搁浅。 那么，在疫情冲击下，各国无法协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哪些国家将面临更大的违约风险呢？ 3 哪些国家债务违约风险高 经济短期难以恢复。尽管，欧洲各国自5月开始陆续解除隔离，但经济暂停容易、启动难，当前各国复工复产进度较慢，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短期难以修复。据欧盟5月最新预测，2020年欧元区经济增速将下跌7.7%，远超08金融危机时期的跌幅（-4.4%）。其中，跌幅最大的为希腊（-9.7%）、意大利（-9.5%）以及西班牙（-9.4%）等国。 货币政策持续宽松，债务负担将加剧。为援助受疫情冲击的经济，欧元区不断升级货币宽松政策，据惠誉预测，2020年欧央行资产负债表将扩张至6万亿欧元，扩表近30%。同时，各国也推出多项财政刺激政策，据欧盟5月最新预测，2020年欧元区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从2019年的86%大幅上行至102.7%，赤字率也将从2019年的0.6%上升到8.5%。其中，赤字率最高的是意大利（-11.1%）、英国（-10.5%）以及西班牙（-10.1%）等国。 尽管欧盟宣布不会对赤字率超过3%的国家执行超额赤字程序，但多数债务严重国在上一轮欧债危机后，债务问题就一直为“红灯”状态，此次冲击后，债务负担将更重。 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务违约风险较高。从未来5年来看，2020年和2021年是欧洲主权债务偿还的高峰期，2020年5月-12月累计到期1.78万亿美元、2021年累计到期1.82万亿美元，合计占总未偿还规模的22%。其中，2020年7月到期规模最高，达5489亿美元，占全年的30.8%。 进一步来看，2020年-2021年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主权债到期规模最高，占总量比重均超过15%；英国和西班牙也相对较高，占总量比重均超过10%。综合各国经济状况以及债务负担来看，意大利和西班牙在未来债务违约风险相对较高。截止5月21日，意大利和西班牙主权债CDS利差较疫情前上升114BP和64BP；同时，意大利和西班牙与德国的10年期国债利差也大幅走阔至209BP和115BP。 欧元区未来或有解体风险。疫情的冲击，不仅仅是对欧洲经济的冲击，也是对欧洲一体化的再度考验。在全球经贸陷入低迷、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欧洲各国经济政治问题将更加复杂化、矛盾或更加激化，欧盟或面临解体风险，这在历史上也多有先例。据美银美林最新基金经理调查 （FMS） 显示，52%的基金经理认为“第二波疫情爆发”是当前最大的尾部风险，其次为长期高失业率（15%），第三为欧盟解体（11%）。 风险提示：新冠疫情，经济下行，政策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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