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故事：让万物发电 “让万物发电”，这是李河君为汉能薄膜太阳能市场打造的一个宏大愿望，也是李河君的商业故事里描述的终极图景。 在汉能进入光伏市场的2009年，光伏行业就存在着薄膜和晶硅两条技术路线，相比薄膜技术，晶硅技术对光能的转换率更高，是当时市场的主流技术。 不过李河君最终选择的是薄膜技术。因为与晶硅技术相比，薄膜技术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除了应用在发电厂之外，薄膜技术还有可能被应用于新能源车、屋顶、玻璃等更多的分布式场景之中，而“让万物发电”。 但是要被运用到这些场景中，薄膜技术不仅需要解决光能转换率低的问题，还要寻找到让薄膜技术应用落地的真实场景。 为此，2013年之后，汉能集团先后并购了四家技术领先的海外公司，以掌握能够实现更高转换率的铜铟镓硒和砷化镓薄膜技术，另一方面，汉能薄膜也研发出汉墙、汉瓦、汉伞等应用薄膜技术的产品，以扩展薄膜技术的实际应用场景。 然而，从2018年的年报数据来看，尽管大力投资技术研发和产品应用，汉能薄膜产品下游的实际销售情况仍然与上游设备的销售数据不成正比。年报显示，2018年，汉能薄膜来自于上游业务（既研发、设计、销售薄膜太阳能的 高端装备产线）的收入为195.5亿港元，而下游直接面向消费市场的多元化创新应用产品收入，仅有17亿港元。 至此，李河君的三条故事线已经开始收束，励志故事能否再次上演，需要看李河君能否顺利走出当前的困境；而能否继续获得资本的青睐，就要看汉能能否向市场证明公司具有自我造血的能力；至于能否实现自我造血，则要看汉能集团的薄膜技术，是否真能实现“让万物发电”了。 但如今，在下游业务依旧难以实现自我造血的情况下，资金已经开始出现紧张迹象的汉能集团，是否真能撑到那一天呢？
思·辩丨公积金存废之辩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郑秉文 这次参加两会，我带来了三个提案：一个是“关于发挥失业保险作用、尽快修订《失业保险条例》的提案”，一个是“关于将网络互助行业应尽快纳入监管的提案”，第三个是“关于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提案”。没想到，第三个提案在媒体上受到广泛关注，仅两三天，在百度认证号上阅读量已超过830万，评论的很多，绝大部分评论是支持我的观点，转载的也很多，找我采访的媒体很多，接应不暇，但会议安排紧张，没有足够时间接待媒体采访。这又引起了我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热情，于是，我把这个关于公积金改革的提案扩展成目前这个万字长文，算是对媒体的进一步答复，也是我进一步研究的体会，供感兴趣的人和媒体参考。我现场聆听了《工作报告》，感触更多，一万字的篇幅可以用一个词来归纳，那就是“千方百计惠及民生”，并且再次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这使我更加感到住房作为一项基础性民生，住房公积金是解决住房问题的一个很好的“互助金融”工具，它有利于“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主张废除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观点主要有三条理由： 一是认为增加了企业负担，如果取消了这个制度，可明显减轻企业负担； 二是认为住房公积金制度存在不公平，因为很多私企没有加入进来，即使加入进来的人群，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购房的需求； 三是认为住房公积金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很多人已经有了自己的住房，这个制度过时了，是当初学习新加坡结果。 我认为，住房公积金制度目前还有存在的价值，应继续保留，它的历史使命并未完结；这个制度还存在很大的需求，尤其对中低收入群体来说，这个制度还很管用；这个制度的公平性确实存在问题，主要覆盖面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正在改变；这个制度确实给企业造成了一定负担，但没有企业抱怨它，因为它应成为法定福利的一部分，企业抱怨的是社保费太高。 本文第一部分主要是我的提案内容，从《全国住房公积金2018年年度报告》给出的数据来看看这个制度的4个效率和4个公平问题；第二部分从5个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制度历史使命到底是否已经完结；第三部分谈谈我对住房公积金的改革前景，提出了由易到难的4个改革选项。 一、住房公积金的制度效率与制度公平 从住建部官网公布的《全国住房公积金2018年年度报告》可对住房公积金的制度效率与制度公平做个鸟瞰，对这个制度有个大致的了解。根据公积金的“年报”，公积金的制度效率可归纳为4个特点，制度公平方面也可归纳为4个特点。先看住房公积金的4个制度效率特征。 第一，受益率比较高。建立公积金制度以来，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3335万笔（含2套2次以上贷款），其中双职工职工占三分之一，合计大约有5500万人受益，在1.44亿实缴职工中，38%的人成功成为住房贷款人。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本质是一项互助制度，作为互助制度，能有38%的成员受益，这个比例是不低的。 第二，房贷水平适宜有效。2018年发放个人住房贷款253万笔，发放金额1.02万亿元，平均下来每笔房贷大约40万元，在二、三线城市够交首付就基本上可以解决贷款的问题而无须再另外组合商业性贷款了。 第三，为职工减轻沉重利息负担。公积金贷款利率较低，五年期以上3.25%，比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基准利率低1.65-2个百分点。2018年发放的房贷可为贷款职工节约利息支出2020亿元，平均每笔贷款按10年期计算，可为贷款人节约利息支出8万元。20多年来，公积金制度为职工减轻上万亿的利息负担，这是公积金制度生命力之所在。 第四，行政管理成本完全来自提取的管理费。全国有342个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网点3439个，全国公积金从业人员4.4万人，其中40%是非在编人员，2018年提取管理费117亿元，每亿元资产的综合管理成本21万元，包括所有从业人员的工资奖金、办公场地办公设备、公务费用等，整个公积金系统是一个自收自支的系统。在全国缴费型福利制度里，比如社会保险系统，甚至包括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其所有运行管理成本（人员工资和办公场所办公设备等）都来自财政经费，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管理成本完全自我消化，这在我国目前缴费型福利制度里是非常少见的。本来，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是一个大型机构投资者，应该是一个企业，持有2.4万亿人民币资产的大型机构投资者应该很好地发挥社会责任，可是，它却一分钱责任也发挥不出来，前些年主办召开国际研讨会时竟然找一些企业给赞助，这在全世界也是没有现象。 下面，我们从《全国住房公积金2018年年度报告》再考察一下住房公积金的4个制度公平特征。 第一，覆盖面逐渐扩大。截至2018年，公积金缴存职工数1.44亿人，在我国缴费型福利制度里，覆盖面算是很大的了，例如，在具有可比性的社会保险制度中，除医疗和养老以外，失业保险覆盖1.96亿人，生育保险2.04亿，而它们强制性要大于住房公积金。其他一些缴费型制度覆盖人数很少，例如，企业年金覆盖不到2400万人。从发展速度看，也是令人满意的，例如，实缴单位在2014年是207万个，实缴职工人数仅是1.19亿人，但到2018年分别提高到292万个和1.44亿人。 第二，房贷率越来越高。在1.44亿缴存职工中，机关事业单位人员31%，国企20%，私企31%，外资8%，其余10%为民非、集体企业和其他类型单位等。我国的正规部门就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指城镇公司制机构和城镇集体单位，就业1.7亿人；广义是指还要加上1.4亿城镇私营就业人员，即经营地址设在县城关镇以上的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公积金覆盖的主要是狭义的正规部门就业人员。公积金的房贷率逐年提高，2014是是69%，2018年提高到86%，说明这个制度的效率越来越高，这与覆盖面逐渐扩大都可说明，这个制度的效率都是说的过去的。 第三，制度透明性很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信息披露和透明性始终做的比较好。2015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通知》（建金〔2015〕26号）。此外，住建部、财政部和央行每年联合向全社会公布的“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信息齐全，非常透明。例如，缴存职工员按单位性质划分比例情况（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按类型公积金提取情况（提取原因、人数、比例金额）、各种类型贷款情况（房屋类型、面积、套数等）、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贷款情况、业务收支及增值收益情况、各省住房贷款和增值收益分配情况、资产风险情况等，在全国的缴费型福利制度里，公积金的透明度是最高的。 第四，住房公积金作为一只互助性质的基金对我国住房建设发挥了3个外溢效应。 一是在住房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例如，2018年住房公积金住房消费类提取、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和公转商贴息贷款共2.2万亿元（含将近一半的偿还贷款本息提取），占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额的17%，在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16%。再如，支持贷款职工购建住房面积2.87亿平方米，占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的19%。 二是在租房市场、房屋修缮市场中作用明显。公积金对暂时没有购房需求的职工在他们的租房和房屋修缮等需求方面提供了支持，已有766万租房职工提取金额达730亿元，人均年提取金额为1万元。 三是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作用巨大。住房公积金为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提供贷款支持，截至2018年末累计向373个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项目发放贷款872.15亿元。此外，部分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也为城市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建设提供了补充资金，累计共提取公租房建设资金3365亿元。再如，北京住房公积金至今累计发放项目贷款36个，贷款额度201亿元，建筑面积94万平方米，潜在解决中低收入职工家庭住房困难达9万多户。 二、住房公积金的使命并未完结 上述公积金制度的效率和公平两个角度看，它在诸多缴费型福利制度里是表现较好的，起码不是很差的，为住房制度转型和解决职工住房难发挥了作用。在未来一段时期里，住房公积金的历史使命尚未完结，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需求端来看，住房公积金还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三、四线城市对工薪阶层缓解住房难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最具说服力的是房贷率即年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年末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的比率。例如，中西部大部分省区的房贷率都是70%至80%，低于70%的只有西藏（68%）、青海（69%）和新疆建设兵团（38%）。一、二线城市几乎都是85%以上，例如，北京是95%，上海96%，天津几乎100%，江苏、浙江、安徽、福建、贵州是95%以上。重要的是，一、二线城市房价高，机关事业单位每年录用的员工的买房压力太大，而这些群体都是百里挑一通过“国考”考进去的，他们承担着国家机器运行的职能，在科研教学第一线，住房公积金对他们的边际效用最高，在二、三线城市可完全依靠公积金解决购房问题。如果取消公积金，对中央部委或有些部门来讲就意味着他们录用优秀人才存在较大障碍。中的收入群体是大多数，这才是“大需求”，如果取消了这个公积金制度，机关事业单位的精英和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将永远失去这个法定福利。我们不应从个别人的感受出发，也不应该从个别能够给员工分房子的企业的角度出发，认为住房公积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归根到底这还是个小角度。 第二，从我国初次收入分配的格局看，保留公积金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众所周知，在我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收入份额太低。改革开放以来，劳动收入份额指标发生过波动，从上世纪90年代60%以上，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下滑到50%以下，后来又有所回升，这10年来有所改善，但比发达国家要平均低15到20个百分点，甚至比有的发展中国家还要低。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2020年5月18日刚刚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再次指出：“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从贯彻落实中央精神角度看，公积金制度本是一件好事。主张取消公积金的观点主要是出于为企业减负的考虑，出发点也是好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重点应该是减税和降低社保费。我国的税收收入主要来自间接税，直接税只占10%左右，长期看，应该逐渐向以直接税税收收入为主，但如果劳动收入份额始终太低，那就始终是一句空话。所以，从整个国民除此收入分配的格局来看待公积金的定位和功能，这才是“大格局”，是“大思路”。 第三，从职工的获得感来看，公积金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在缴存公积金时，老百姓从来也没抱怨说基数太高了，比例太高了，他们抱怨的是社保费费率和基数太高了。老百姓和企业社保“逃费”现象非常严重，而公积金不是这样，几乎没有人和企业对公积金“逃费”！为什么呢？因为公积金的“税收楔子”是“零”，百分之百都成为职工及其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私人属性十分明显，就是说，这个制度“直来直去”，用《工作报告》的话来说，就是“资金直达县市基层”，企业主缴纳的都完完整整地成为缴存职工的一项法定收入，雇主没有理由去藏匿，也不敢藏匿，不敢逃费，职工就更欢迎了，每缴纳1万元就获得雇主1万的缴费配比，再加上利息，获得感当然是满满的了，有什么反对的理由呢？正是由于获得感满满，所以，雇主才不敢藏匿，也不敢抱怨，因为是“愿打愿挨”。剔除公积金，我国社保缴费（包括工薪税）的税收楔子高达30.81%，正好等于OECD国家平均值，相比之下，北欧福利国家丹麦的税收楔子才仅是30.99%，仅比我国高出一点点。税收楔子比我们低的发达国家有很多，比如，有日本（29.64%）、澳大利亚（26.96%）、英国（26.51%）、卢森堡（26.29%）、爱尔兰（24.66%）、加拿大（24.12%）、美国（23.95%）、新西兰（17.09%）、以色列（16.08%）、瑞士（16.08%）等。重要的是，在个人和企业的社保缴费中，企业的缴费税收楔子高达19.22%，个人缴费和个税的税楔分别为6.41%和5.19%，就是说，在税收楔子的结构中，企业的社保缴费占比竟高达62.36%（个人缴费是20.79%，个税是16.85%），这么大的税收楔子，与职工利益割裂开来，企业当然可以“名正言顺”地逃费了，职工得不到实惠，没有获得感，当然也愿意“配合”企业逃费了，所以形成职工和企业的“合谋”，全国人民一起“逃”社保费就成为一个潜规则，最终“吃亏”的就是社保制度。这就是缴存公积金比缴纳社保费更受欢迎的主要原因。 第四，公积金的中低收入阶层贷款人占95%，在贫困地区尤其受到欢迎。 主张废除公积金的主要理由之一是认为这个制度不公平，穷人补贴了富人。2018年发放的1万亿元的253万笔房贷中，95%的借款人是中低收入者，高收入者只占5%。根据《全国住房公积金2018年年度报告》，这里的中低收入是指收入低于上年当地社会平均工资3倍，高收入是指收入高于上年当地社会平均工资3倍（含）。再看年龄和购买房屋情况：40岁以下的借款人占76%，购买144平方米以下的建筑面积占89%，首套占85%。很显然，上述这些数据说明购房者基本都是刚需阶层，公积金制度实实在在的为中低收入群体购房提供了保障和支持。再用2017年几个典型的贫困地区缴存基数来看看他们对公积金的态度和行为（数据均来自他们官网发布的住房公积金报告）：甘肃定西的缴存基数是其社平工资的101%，广西百色市是其社平工资的110%，甘肃张掖的实际缴存基数最高，是其社平工资的113%。这说明，贫困地区职工的缴存基数是非常“实”的，甚至都超过了当地社平工资，因为他们得到了实惠。 第五，缴存职工人数越来越多，尤其私企职工缴存人数占比越来越大。 我们再看看“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公平问题。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对概念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指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被视为“体制内”，其他被视为“体制外”。在1.44亿实缴职工中，机关事业单位4452万人，国企2928万人，合计7380万人，这说明，“体制内”的缴存职工数量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另一种理解是“体制内”指正规就业部门，“体制外”指非正规就业部门，而正规就业部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基本处于饱和状态下，私企将成为当前和未来参加公积金的主力军，例如，2018年公积金新开户1990万人，其中私企占50%（994万人），这说明，在未来的扩大时覆盖面过程中，私企占比逐渐提高，而且速度还是挺快的，在2014年，当年新开户的缴存职工中，来自私企的比例仅占13%。在正规就业群体中，对没有参加公积金的职工来说是不公平的，但覆盖面的扩大需要一个过程，国家在扩大公积金覆盖面方面多次发布文件，需要雇主和雇员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社会保险覆盖面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例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20年前覆盖人口只有1.36亿，而2019年高达9.67亿。但如果取消了公积金，没有加入的职工和已经加入的职工就都永远失去了机会，只要这个制度存在，机会就存在。 三、住房公积金制度存在的2个主要问题和4个改革方案 上面我们对保全公积金制度存必要性做了分析，下面我们考察一下公积金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2020年3月18日刚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央对住房公积金最有权威的最新的定调，态度是十分明晰的，那就是“改革”，而绝不是什么“取消”，我表示完全赞同。既然中央态度依然明朗，要改革，我们就应该先明确公积金存在问题是什么，然后再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而不是什么取不取消的问题，也是什么改不改革的问题，问题是已定要改革，只有改革才有出路。 公积金存在的问题可能很多，比如，无购房需求的年龄偏大的职工是否有权利退出、在上限之内缴存比例职工个人是否有权利选择，等等。但是，我觉得，住房公积金一直以来存在的最大问题有两个： 一是投资手段单一，收益率太低，例如，2018年增值收益率仅为1.56%；增值收益率太低直接导致的后果是职工缴存款利息太低，仅按1.5%计息。如按市场化投资收益率来算，损失巨大。以2018年结余资金8023亿元为例，假如将其委托给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来投资并假定收益率按6%来计算，这一年的利息收入将高达280亿。所以，二十多年下来，利息损失要有几千亿元。对职工个人来讲，1.5%的计息水平远没能跑赢通胀率，贬值风险十分明显，账户缴存资金眼睁睁看着每年在缩水；1.5%的计息水平低于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至少10个百分点，造成的“福利损失”每几年就翻一番，在过去的22年里，单位配比缴费几乎相当于“白交”。在过去的22年里，工资增长率加上人口增长率超过14%，这是“生物收益率”，也叫做“内部收益率”（我们大致可将其理解为实际购买力），减去1.5%的计息水平，每年的“福利损失”至少要在12%以上，22年下来，职工的福利损失是天文数字。从全社会的角度看，这是巨大的社会福利损失，是社会财富的“转移”。 第二个问题是统筹层次太低，贷款率高的地区（比如，天津99.5%）和低的地区（比如，青海78%）之间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调剂使用结余资金，从全社会的角度看，资金管理层次太低和地区割据降低了结余资金的“互助”效率。 鉴于上述分析，我的看法是，公积金制度存在问题，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对公积金存在的问题要尽快解决，不能视而不见，否则就是对缴存职工的不负责任，从某种角度讲，是用价格低廉的优质资产“养肥”了国有银行。既然有学者提出了取消公积金的动议，决策者就应该有紧迫感，抱着对人民利益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尽快行动起来，不要让一个很好的民生制度长期成为一个“软肋”。为割除上述两个主要弊端，我提出四个改革思路或说四个改革选项，这四个选项由易而难，第一个改革思路最容易，最后一个改革最难。 第一，在不改变住房公积金中心目前行政事业单位性质的条件下扩容功能和优化结构。 这是一个改良方案，是最容易、最便捷的方案，现存体制机制不做任何改变。“改良”的领域包括：在目前体制机制一切都不变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搞协议存款，这样起码可将利率提高到3.5%左右，实行起来很容易，很简单，完全是决心问题，不是体制机制问题。待过渡一段时间之后，可进一步改革投资体制，比如，可采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的模式，由各省分别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签约并商定投资收益率等具体事项，真实投资收益全部作为利息分配给缴存职工。在业务范围上，允许一、二线城市公积金中心利用增值收益等资金直接投资持有租赁住房，支持缴存职工通过租赁解决住房问题；在缴存上扩大覆盖面，覆盖城市务工者、甚至自由职业者等人群；在统筹层次上提升到全国统筹，加强各城市间资金互融互通，缴存职工可以异地接续缴存、异地提取使用、贷款；在提取使用上建立新的配贷机制，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加大对租赁住房支持力度；在运行机制上提升效率，简化提取使用手续；在监管上加强依法公开，定期披露信息。 第二，改组成立全国独立法人的政策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国家住房公积金管理公司”（美国“两房和吉利美”的思路）。国家住房公积金管理公司以国家信用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和证券，做大资金池，为老百姓使用住房公积金提供流动性支持和政策性担保；在资金使用上，国家住房公积金管理公司不直接发放贷款，而是采用为缴存职工提供低息、长期信用担保的方式支持缴存职工基本住房需求，缴存职工在获得公积金管理公司担保后可以选择任何一家公积金中心和商业银行获得贷款。此方式可促进公积金中心和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提升缴存职工获得住房贷款的效率和服务水平。同时，国家住房公积金管理公司通过批量收购公积金中心和商业银行的住房抵押贷款资产为其源源不断的提供资金。在房价较高的一、二线城市，通过贷款或直接投资方式支持租赁住房建设运营，促进“租购并举”。建立全国统筹机制和全国住房公积金资金管理平台，实现全国通存通兑和同业拆借；在运行机制和监管机制上，按照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的方式运行，并接受监管。 第三，改组成立政策性国家住房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思路）。这是在借鉴发达国家住房储蓄银行模式的基础上，将全国公积金中心改组为全国统一的独立法人金融机构，各省市公积金中心改组为国家住房银行的分支机构，并以国家信用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和发行证券；开展政策性住房储蓄业务，建立差别信贷机制，向中低收入群体提供更优惠的住房金融支持，可异地缴存接续，异地提取使用、贷款；向租赁住房建设发放项目贷款。在运行机制上按照现代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运行，建立激励机制，促进效率提升、风险可控；在监管机制上按照政策性金融的监管机制，住建部负责住房政策规则的制定和监管，央行、银监会负责银行业监管规则的制定和监管。 第四，与企业年金合并，整合为综合公积金制度（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的思路），这是最难的一个选项，因为涉及到部际协调。凡是涉及部际协调的，都是难度非常大的。这项改革还难在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的属性存在很大差异性，因为职业年金对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来说，属于工资的组成部分，为了改革，从工资里硬是人为分离出来一个层级“职业年金”，所以，它可以被视为是“强制性”的职业年金，是人手一份的。而企业年金则是“外生”的，是自愿的，是附加上去了一个福利，重要的是，覆盖范围很小，目前参与职工全国还不到2400万人，尤其是，近五年来，扩大覆盖面的进程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五年了几乎处于“零增长”状态。从理论上讲，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应遵循全生命周期原则，公积金制度可以兼顾城镇居民在住房、养老两方面资金需求，在全国建立统一的个人公积金账户，按照住房和养老分设两个子账户，住房账户实行“低存低贷”，租赁住房或购买住房的可提取使用住房账户资金，当职工无公积金贷款或无住房消费需求时，住房账户资金转移至养老账户。成立政策性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负责综合公积金资金池的投资运作，发挥目前住房公积金和企业年金的双重作用。但是，事实上，由于这项合并设计到两个部委，很难协调，别说涉及到两个部委，就是职业和企业年金都属于一个部门负责的事情，合并也是很难的，因为他们的属性存在较大差异性。 鉴于上述分析，我的意见是先易后难，从最容易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入手，就地改革，原封不动，体制机制和单位属性都不做改变，只是增加功能，这可以叫做“功能性”改革，这种改革，在住建部内部就可以实施，基本不用申报批准，过渡一段时间，在这个过渡期内，在中央统一部署之下，看下一步如何改，是准银行金融机构的路子，还是一步到位改组为国家住房银行，或强行与企业年金合并？到那个时候听中央的决定。那么，眼下，刻不容缓地是立即就地改革，先把协议存款等业务高起来，这容易上吗，完全不用批准，如果这么容易的改革都懒得动，看着一亿多人的存款每天在贬值，那就是不作为、是懒政！
阿里巴巴副总裁刘伟光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新基建并非单纯着眼于以投资拉动经济发展，还可以侧重连接供需两端，注重发掘消费升级带来的巨大市场潜力，推动技术创新。新基建将加速金融行业的数字化变革，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不是信息系统建设，而是组织的全面转型。在实践中，各金融机构因其业务规模、战略目标及科技实力不同，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也不同。 着眼布局2030年发展 中国证券报：新基建在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刘伟光：当前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方向是在线化、生态化和智能化。今年的疫情则进一步加快了数字化转型的节奏，远程办公、在线教育、无接触式金融服务、在线医疗、在线政务服务等发展大大加速。无论是融通各方数据进行疫情监测和态势研判，还是广大中小微企业依托各类平台拓展获客渠道、整合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实现组织在线管理，可以看到，政府精准管理和企业高效运营都需要技术能力和数据资源，像需要水、电能源一样，“呼”之即“来”，“来”之能“用”。此类由技术和数据构建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相对于传统基建，新基建并非单纯着眼于以投资拉动经济发展，而是侧重连接供需两端，注重发掘消费升级带来的巨大市场潜力，推动技术创新，着眼于布局2030年的发展格局；从内容来说，新基建是硬件基础设施和平台化软件能力的充分融合；从内容和参与主体来说，新基建具有平台化的典型特点，将融入更广泛的行业领域，推动各行业的数字化进程，并鼓励更多市场机构参与，进行技术和业务模式创新，结合各领域的运行构建多层次相互支撑的技术体系。新基建从多个层面为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由新技术和新架构武装起来的强大底座，是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器”。 中国证券报：新基建将带来哪些新的改变或影响？ 刘伟光：新基建将推动产业边界、格局和方向发生一系列变化，一是边界模糊：信息技术产业融入各产业，产业之间及产业链上下游的机构间融合度加深；二是格局分化：产业链的核心机构将成为信息汇聚和技术服务的主体，具有面向同业机构和上下游机构提供信息服务和具有行业特色的技术服务能力，中小机构则可以依托大机构的平台服务，专注于细分业务领域的创新，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三是发展方向具有更多不确定性：数据要素成为与资本、土地、劳动等并列的生产要素，数据融合和交换产生的价值将为各产业带来更多可能性。 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方面，数字新基建将为各产业机构提供便捷、弹性的服务，帮助各产业机构实现业务在线运营和组织在线管理；同时，可以降低信息化成本，缩短建设周期，做好安全保障，屏蔽底层技术细节，能够更专注于产业本身的运行。当然，对于新基建的观察和理解，社会各界都还在逐步深化和迭代的过程中。 孵化金融服务新模式 中国证券报：金融业是数字化转型的先头部队，新基建对金融领域将带来什么影响？会有哪些新的机遇？ 刘伟光：新基建将加速金融行业的数字化变革。一是金融科技对业务的全面赋能。随着一系列数据智能，区块链，生物识别等Fintech技术的发展及分布式技术架构等技术的发展演进，科技与业务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数据驱动型的业务会层出不穷，很多传统业务也将被逐渐重塑，云和Fintech的相互结合能够给业务带来能力和模式的双重改变，并能有效降低金融机构的合规运营成本。各个领域的金融机构都将大踏步拥抱云计算和Fintech的技术。从云计算发展的角度看，混合云模式将有利于形成集约化、精细化、专业化管理的规模优势，并能充分支撑好未来线上和线下结合的金融业务发展趋势。 二是万物互联激发创新活力。5G+IOT（物联网）等技术的成熟度提高将让金融业务和传统产业的连接更加紧密，围绕产业办金融服务将更加平滑和通畅，同时能让传统金融场景有足够的创新空间。新的IOT技术和生物识别技术的结合运用，会对金融的网点数字化转型起到巨大助力作用，通过新的数据安全和数据隐私保护等技术的结合，金融服务能力将更广泛、便利前置到生产生活等交易场景。多方安全计算促进数据资产的价值红利，让更多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变得完全数字化和快捷化，而且衍生出今天不存在的业务形态，催生更丰富的业务和产品创新。 三是数据处理能力的增强将提升风控和监管能力。数据治理体系将进一步完善，整合金融机构的全量数据为业务提供准确的支撑，数据实时计算和AI建模能力需要提升，不但为各类业务提供有效的风控和营销支撑，同时为跨业态、跨市场的数据穿透式分析提供了技术支撑，金融机构的风控合规和监管机构的科技监管将以更为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形式呈现。 四是新基建孵化金融服务新模式。5G的信息高速，催生远程视频服务、AR、VR等沉浸式技术提供新型场景化服务体验，创新银行与客户的交互模式，创造全新客户体验；IOT产生丰富而真实的数据，打通了数据溯源的最后一公里，结合区块链实现跨节点的无损传递和智能合约，实现资金流、信息流、实体流、商流的“四合一”，让生产经营数据全流程可视化、可控化。产品改进、营销、运营监控、商业决策通过更精准的数据，让决策变得更有效。数字信用让风险管理更全面、智能、高效和精准，让金融服务更便捷普惠和无摩擦。 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路径各异 中国证券报：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型金融机构在实践数字化转型路径和能力方面存在哪些差异？ 刘伟光：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不是信息系统建设，而是组织的全面转型，需要结合业务发展战略，建立起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规划，融入数字化管理理念和组织文化，配套数字化的管理和决策流程，打造出一支专业化人才队伍。在实践中，各金融机构因其业务规模、战略目标及科技实力不同，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也不同。 大中型金融机构，寻求科技创新引领数字生态建设。大型金融机构，本身具有较大的客户基础与市场规模，信息系统规模大，科技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多，应用场景丰富；其转型的战略目标多为以技术引领构建智慧化、平台化、生态化体系。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例，数字化转型常伴随组织架构的调整，各大银行陆续设立了数据管理的专业部门，逐步完善数据资产管理和数据分析利用的流程；优化科技体制，设立市场化运行的金融科技公司，突出技术研发和应用的自主性，全面升级IT规划，通过数据中台、智能网点、智能营销、数据风控、组织在线等不断提升服务效能。同时，搭建平台为中小机构和政府机构提供多层次技术服务，开展政务与金融数据的综合利用。证券行业，各大交易所的数字化程度也比较领先，并已着手构建行业云，为行业机构提供多层次云服务，帮助中小机构有效控制IT成本。 中型金融机构包袱轻、转身快、能够充分融合内外部的科技力量打造双模IT管理模式。兼顾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和满足监管要求，为推动产品服务创新，一些券商机构已经建立全新的互联网业务能力，包括全新的移动前台、融合产品中台、资产中台、客户中台等业务中台，依托分布式技术，快速响应产品和服务创新对技术和数据能力的需求。 小型金融机构，以商业模式实现差异化竞争。小型金融机构面临大中型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等多层挤压，既要满足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金融需求支撑地方的建设与发展，又要满足地方零售业务的个性化服务要求，比如进行本地化城市缴费、支付、社保、公积金等特色服务。因此，小型金融机构逐步开展局部转型，比如以精准营销拓展获客渠道、打造精品和差异化服务，以AI等新技术实现高效风控，运营好存量客户防止流失。有些机构会通过构筑行业联盟与各类外部渠道开展合作业务。
意见领袖丨韩玮（泰石投资董事总经理） 2020年3月新型冠状病毒出人意料地在欧美地区快速蔓延，继而引发全球股市和商品市场下跌。然而危中有机，投资者的恐慌性抛售行为，也同时创造出大量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机会。白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首先，白银价格出现非理性暴跌。2020年3月12日之前的十年间，白银的价格一直都在每千克3000元以上，2011年还曾经突破过万元。在上述日期之前的半年间，白银的价格始终都在每千克4000元以上，在2020年2月28日还曾冲高到4450元以上。在疫情爆发、美联储大量放水的背景下，白银追随黄金出现了诡异的暴跌行情，4个交易日就下跌到每千克2621元。市场传言石油大亨赎回美元基金资产导致金银“躺枪”。 其次，白银的供求关系相对稳定。首饰和传统的电子行业需求稳定，光伏产业对白银的需求与日俱增，5G、电热膜等新兴领域用银量也前景可期。此外，白银现货的投资需求也有明显的升温趋势。虽然新冠疫情对生产及需求端都会造成一定的消减，但湖北抗击疫情的胜利已经证明，从历史角度来看，疫情的影响终究会消退。 再次，金银比价创造历史记录。在古代，金银比价多数在5至15倍之间，中国古代的金银比价相比海外要低一些。十九世纪美国曾规定金银比为16倍，此后全球金银比有所提升，近几十年金银比常在50至60倍之间，1979年金银比价曾达到12倍的低位。今年3月18日金银比突破125倍创造了5000年人类历史最高纪录，意味出现了千年一遇的投资机会。 最后，投资白银的安全保障及获利目标价。因为全球白银生产成本的中位数在每千克3700元，而白银价格不可能长期运行在成本价之下，否则就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所以白银价格必将回归到成本价以上。在3700元之下买入白银的风险极低，属于典型的安全区域。考虑到银价回归的惯性因素和之前六个月的白银价格运行区间，投资白银的获利目标价设定为每千克4000元。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买入白银的时点该如何确定呢？即在市场极度恐慌、投资白银的杠杆资金被迫斩仓而出现极端行情的时候。上金所3月17日公告，自3月13日起，Ag（T+D）合约持续大幅波动并连续三个交易日触及单边市，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上金所决定对Ag（T+D）合约暂停交易一天。显然，3月18日就是投资白银的最佳时点。 实盘操作对白银投资机会的验证。研究团队中的90后同事于经理，于2020年3月18日在某银行APP开通双向纸白银权限并在当日果断买入纸白银，买入均价为每千克2710元，随后按照设定的目标价挂卖出单。后于2020年5月18日将全部持仓白银在每千克4000元价格卖出成交，两个月获利47.6%，验证了白银千年一遇的投资机会，也再次验证了2018年11月5日在本专栏发表的《投资周期股逻辑的三大要素》中对大宗商品分析框架的有效性。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商洛6月1日综合报道 据陕西商洛市人大常委会官方网站消息，5月31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会，市委副书记李豫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张凯盈出席会议并作表态发言。据了解，这是张凯盈首次以商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身份公开亮相。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张凯盈，1963年3月生，曾任定边县委书记，2013年任榆林市委常委、纪委书记，2018年任榆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张凯盈简历 张凯盈，男，汉族，1963年3月生，河南巩义人，198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8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 1980年9月至1983年8月，渭南师范学院物理系物理专业学生； 1983年8月至1985年5月，白水县职中教师； 1985年5月至1987年1月，渭南地区教育局干事（其间：1986年3月至1986年12月在华县杏林村参加农村整党试点工作队）； 1987年1月至1990年6月，渭南地区财政局副主任科员； 1990年6月至1993年3月，渭南市政府办副科级研究员； 1993年3月至1996年12月，渭南市政府办正科级研究员（其间：1993年3月至1995年12月在临渭区杜桥办挂职副主任）； 1996年12月至1997年3月，渭南市政府办文教卫生科科长； 1997年3月至1999年3月，华县副县长； 1999年3月至2002年10月，华县县委常委、副县长（其间：1999年9月至2002年7月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学习，1998年9月至1999年7月在省委党校中青班学习）； 2002年10月至2006年6月，潼关县委副书记、县长； 2006年6月至2010年8月，靖边县委副书记、县长； 2010年8月至2013年6月，定边县委书记； 2013年6月至2017年12月，榆林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榆林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榆林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2018年3月至2020年5月，榆林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2020年5月至今，商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谈转型 何振红：2005年到现在，深圳地区的人工成本增长了10倍，但联想深圳工厂单品制造的成本下降了50%，是不是也跟联想这些年提出的智能制造有关系？ 杨元庆：对。我们把智能制造放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因为我们希望不仅仅自己能够实践，而且将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可能给更多制造型企业去提供智能制造的服务。 联想智能制造的范畴也是比较广的，不仅仅是在制造这一个环节上，我们是把它放在了研、产、供、销、服这五个环节里面，全面地在考虑智能化。比如，在服务领域，我们不仅引入了服务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而且还开发了“魔方”系统，它可以让呼叫中心的服务人员坐在家里享用整个公司的信息系统、知识库支持回答客户的问题。 “魔方”不仅仅是联想自己在用，我们还把它变成了一个产品提供给了很多企业客户，在疫情期间我们甚至免费给他们使用。 智能化覆盖了联想所有的价值链，甚至是像人力资源、法务都在智能化，比如人力资源甚至可以用人工智能工具预测哪个员工有离职的风险。 何振红：联想在“3S”战略里面有一个“S”是垂直行业，垂直行业有一块就是要做智能制造，联想本身在生产领域已经有这么多年的实践积累，比起其他互联网公司，这个故事讲起来会不会更容易？ 杨元庆：联想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不管怎么样，联想扎根在制造业，尤其是这次疫情更让我们明白了这一点。过去，可能很多联想自己的人也未必认识到我们是个制造业公司，也未必理解我们的生命线是什么。 疫情期间可能大家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要是不出产品了，那联想这个公司就倒了。因为哪怕研发终止一个月两个月这个要不了命，但是一两个月不出货、不生产东西那就不行了。 何振红：所以，制造是联想的生命线？ 杨元庆：对。另外，我们是一个在IT领域里的高科技企业，现在是用自己的技术、产品、工具来武装自己，要想去武装别人首先要武装自己，在自己身上要见到效果。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率先垂范。 何振红：我们专门做了一个研究，把华为和联想的业务、营收做了一个对比，之前不相上下，拐点出现在2015年，华为的营收到了3000多亿，联想是2800多亿，之后华为有一个很大的增长。接下来的智能时代，会在一个什么样的竞争格局下？ 杨元庆：我们过去几年手机做得不是最成功的，当然我们在海外还可以。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关系，企业总是有起起伏伏的，总是有这一波赶上，下一波没赶上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战略并不依赖于手机，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更有前景的发展战略，围绕着智能化我们确定了“3S”战略，智能物联网、智能基础架构和行业智能这样三个方面，每一块都是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企业比的是长跑，一时的上上下下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另外，企业的战略，还要考验的是定力和持久性。没有任何一个战略是一蹴而就的，几个季度甚至一两年就能把它完成的，肯定是要经过几年的努力，甚至通过整个一代人的努力才把它做成。 何振红：很多人认为联想错过了移动互联网，但到了智能时代，它的核心竞争力是否会厚积薄发？ 杨元庆：联想也是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现在终于有一些我们可以骄傲，而且可以赖以依靠的竞争力。比如全球化布局为我们将来在全球化结合本地化的时代已经打下了基础；再有，我们实际上是科技创新与生产制造协同发展的策略，不仅专注在销售，同时也关注生产制造、协同发展、高效运营，这些也都变成了联想核心的竞争力。 在智能时代，联想现在要落实“3S”战略的转型，另外，我们还要再打造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服务，我们要用服务来带动我们“3S”转型。 何振红：在您看来，联想为全球商业文明进步作了哪些贡献？ 杨元庆：要我总结的话，有两点是很重要的贡献。 一个是为电脑的普及尤其是为电脑在中国的普及，联想有独特的贡献，包括对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也是有独到的贡献。我开始领导联想PC时，中国市场被国外厂商所垄断，而且他们卖的基本上是上一代的产品，国外主流产品价格昂贵，联想及时发现了机会，采取“小步快跑”的策略，使得中国消费者能够在第一时间和世界同步地使用到最先进的终端设备。 第二，联想对中国企业在新型全球化起到一个率先垂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我们已经是一个全球化企业，而且在于我们是与众不同的全球化企业。可以说联想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全球化组织。像疫情期间大家通过电话、网络办公，其实我们过去的十几年、二十年都是这样的，联想员工分散在全球各个地方，早就是一个全球化结合本地化的企业了。 何振红：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企业能够长青？ 杨元庆：我自己的看法有三点：第一个是有主人的企业；第二个是有愿景的企业；第三个是有良好治理的企业，良好治理就是管理能力。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杨畅 从2月底以来，需求扩张是经济运行的主线，包括消费回补以及基建拉动等政策措施，目的也在于实现需求的扩张。但从5月下旬开始，经济运行的供给侧出现了新的变化，供给收缩似乎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关键变量。 供给收缩体现在“搬石头”（铁矿石）上，新冠疫情在巴西的蔓延，可能会对外部供给产生收缩的可能性，二三季度基建扩张会否对“保供给”提出需求值得关注。 供给收缩同样体现在“运人头”（国际航空客运量）上，由于前期疫情的管控，对国际客运量采取的“五个一”的措施，畅通经济循环的重点侧重于“内部”，现阶段在国内疫情可控背景下，会否把畅通经济循环的重点从内部转向外部，值得关注。 供给收缩也体现“等拐头”（住宿酒店业）上，住宿酒店业是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行业，根据4月用电量数据显示供给收缩仍未结束，由于住宿酒店业具有明显的周期属性，红利会在下一轮需求修复阶段予以释放，那么等待住宿酒店业的供给拐点就较为重要了。 搬石头（铁矿石）—— 打通堵点会否从“促需求”兼顾“保供给” 5月31日PMI数据中，原材料购进价格为51.6，较上月提升9.1个百分点，指向4月PPI环比回升。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的差值2.9，较上个月扩大2.6个百分点，指向原材料价格上涨后的企业利润或被压缩。 而在典型的原材料品种中，5月29日，铁矿石2009合约上涨6.44%，自4月初以来涨幅已经超过40%。其实从4月份开始，铁矿石上涨的逻辑不断切换。4月初到5月初的逻辑在于下游需求的修复，从2月底开始复工复产到4月初，可以发现迹象非常明显，主要钢材品种的库存去化极为明显。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月期间，存在部分省市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导致复工复产难以恢复到正常水平。而钢材库存去化速度，在总量上与去年、前年几乎在同一水平，只能说明已经开始复工复产的部分省市，开始了极为明显的赶工。 图表1 主要钢材品种库存去化与去年同期接近，表明区域结构性分化严重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在水泥上也能观察到同样的现象，从4月初开始，水泥价格出现了明显上涨，但上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例如河南、甘肃、贵州等省份，价格上涨明显，而吉林、黑龙江等省市，或许受疫情防控影响，下游需求还没有完全修复。 在下游需求赶工的同时，如果上游供给无法跟上，就会导致价格的上涨。根据全国45个港口铁矿石库存数据观察，库存持续走低。截至到5月29日，库存量为10784万吨，是自2016年10月21日以来的新低。而2019年本土铁矿石产量为7.4亿吨，而进口量是本土产量的1.6倍，主要从澳大利亚与巴西两个国家进口，这两个国家的疫情变化会对铁矿石的供给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图表2 港口铁矿石库存持续走低，供给收缩值得关注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尽管澳大利亚疫情得到了控制，每日新增病例在20以下，但问题较为严重的是巴西，5月28日单日新增病例超过26000例，整体疫情形势防控不容乐观。而中国自巴西进口的铁矿石数量占进口总量的比重超过20%，巴西疫情变化有可能引发供给端的减缩，传导至铁矿石价格以及中游钢材品种价格上，会引发下游基建投资成本的抬升，进而对实物工作量形成压制。 因此，以消费回补、基建拉动为代表的“促需求”或将持续，但如何在外部供给面临收缩可能性的情况下，确保供给的持续性，值得关注。 运人头（客运量）—— 畅通经济循环的重点会否从内部转向外部 从2月底开始的复工复产，是以内需作为主要驱动方式，畅通经济循环的主要着力点在“内部”，无论是通过消费回补，或者基建拉动，目的都是通过内部需求的带动，畅通经济循环。而在外部循环的资金、货物与人员三种方式中，处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人员的外部往来被阶段性压缩。 例如3月26日开始，民航总局实施国际航班“五个一”政策（国内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一国家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且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外国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我国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且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大幅调减了国际客运航班量。 应该说，截至到5月末，前期执行的“五个一”政策，效果明显，面对艰巨的疫情防控任务，针对“外防输入”发挥了关键作用。1-2月份民航国际航线总周转量下降到去年同期的73.3%，到3月进一步下降到去年同期的39.6%。从客运量数据则体现得更为充分，2月民航国际客运量105万人，3月份大幅缩减为55万人，约为去年同期的9.1%。 图表3 3月国际航线客运量不足去年同期的10%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武汉解除管控后未出现疫情反弹，且新增确诊病例始终在低位运行，表明国内具备较强的防控能力。4月8日零时，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有序恢复对外交通。截至到5月29日，国内新增病例呈现出逐级回落并保持在低位运行的特点，反映了国内的疫情防控措施是有力和有成效的。 另一方面，民航国内客运量较低位翻番，但并未引发本土新增病例提升，表明国内航空运输已经具备较强的防控能力。数据显示，国内客运量从2月份的728万人，翻倍至3月份的1459万人，约为去年同期的30.8%。但尽管民航国内客运量翻倍，但本土新增病例并未出现明显提升，这意味着国内管控手段是非常有效的。 在内部循环基本畅通的情况下，有序打通人员的外部循环，或许有望成为推动内需的重要变量。 图表4 国内航线客运量低位翻番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等拐头（住宿酒店业）—— 供给收缩会否出现拐头 毫无疑问，住宿酒店业是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行业。由于缺乏高频数据的跟踪，从行业用电量数据可以发现较为明显的特征，3月住宿餐饮业的用电量约为去年同期的一半，这表明至少有一半的住宿餐饮业并没有营业，即使已经营业的住宿餐饮企业，也难以保持满负荷运转。 而4月用电量数据出现了回升，约为去年同期的73.3%，这表明住宿餐饮业的供给仍在收缩，只是收缩的节奏出现了放缓。这与教育行业迥然不同，教育行业更多是服务场景的转移，从原来固定的教育场所，转向了“居家教育”，这体现在居民生活用电量保持相对刚性的数据中。 图表5 住宿餐饮业用电量低位回升，但仍在收缩区间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大陆地区尚未出现明显的关店迹象，但周边以旅游作为主导产业的区域，受损较为明显。例如5月28日，澳门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由于3月下旬澳门入境检疫措施进一步收紧，4月澳门的酒店及公寓住客共10.7万人次，同比减少90.6%；客房平均入住率仅有12.9%。 由于住宿酒店业具有明显的周期属性，往往受强劲需求拉动，刺激行业投资，投资过热、供给过剩导致行业进入下行周期。相反，行业需求下降，投资放缓，带来供给收缩，短期若需求难以充分修复，会导致供给出现弹性更大的收缩。红利会在下一轮需求修复阶段予以释放，那么等待住宿酒店业的供给拐点就较为重要了。 风险提示事件：政策变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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