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长春5月26日综合报道 吉林省政府近日发布一批干部任免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省政府2020年5月22日决定，赵旭东、范树茂晋升为省司法厅一级巡视员。 任命： 邓健为省司法厅副厅长。 免去： 赵旭东、范树茂的省司法厅副厅长职务。 吉林省人民政府 2020年5月22日
意见领袖丨韩玮（泰石投资董事总经理） 无论是股票型、混合型还是指数型基金，只要基金组合中权益类属性的资产超过一半，则投资基金的时机选择就至关重要。为什么对于权益类权重高的基金，选择基金的投资时机十分重要？如何选择基金的恰当投资时机呢？ 一个真实案例反映了投资时机选择的重要性：2015年7月中旬A股出现大幅下跌，此时某明星基金经理公奔私，成立了一支私募基金，并快速买入了一批价格已经被明显低估的股票，到8月中旬基金净值迅速升至1.20元，一个月前认购的投资者都暗暗庆幸自己选对了基金经理，并且有些投资者主动追加投资或者推荐给亲朋好友追加投资这只基金。然而，到了2016年2月上旬，在去杠杆和熔断等一系列因素作用下，市场极度恐慌，基金净值下跌到0.7元，托管机构也数次下达风险警示书。此时基金经理却在季度报告中向投资者提出了明确的追加投资建议，只有极少数投资者听从建议追加了投资，也有一些聪明的新投资者以0.7元认购了这只基金。伴随着蓝筹股的持续走强，到2017年2月基金净值升至1.05元。 处于不同时点的投资者和是否听从基金经理建议追加投资，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大相径庭，而不同的投资收益导致投资者对同一位基金经理、同一支基金的态度也是迥然不同。 甲类投资者持怀疑态度：2015年7月初以1元认购且没有在2016年2月追加投资的投资人，持有基金超过一年半收益只有5%，还不如银行理财收益，对明星基金经理的能力开始怀疑。 乙类投资者持愤怒态度：2015年8月以1.2元申购基金的投资人，持有了一年半时间竟然还亏了接近15%，关键是自从投资这个基金开始就一天都没赚过、始终亏损被套，这算是什么明星基金经理？！ 丙类投资者持满意态度：2015年7月初以1元认购且在2016年2月以0.7元等额追加投资的投资人持有平均成本为0.85元，不到一年半的平均持有期收益率达到23.53%，因此对基金经理相当满意。 丁类投资者则对基金经理奉若神明：在2016年2月以0.7元新认购的投资人，仅仅一年时间基金的收益率竟然高达50%，查一查基金业绩排名，发现这只基金过去一年的收益率在几千只私募基金中名列前茅；再听到周边人炒股惨亏的故事，觉得自己的选择实在太英明、明星基金经理果然名不虚传，自己经常开心的在梦里笑醒。 当甲、乙、丙、丁投资者分别对自己的亲朋好友介绍这一位基金经理的时候，听众会以为在描述四个完全不同的人物。乙类投资者的评价极端负面，认为自己的基金经理蠢笨无能、愚不可及；丁类投资者评价非常正面，认为自己的基金经理智慧过人、机智果断、业绩辉煌。投资者会对同一位基金经理、同一支基金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 这个案例给投资者的启示有三方面：第一，因为波动是股市的天性，导致权益类权重高的基金收益是跳跃的、非线性的，所以基金投资时机的选择对基金的短期收益至关重要。第二，虽然采取价值投资策略的基金经理认为市场永远是错的，基金经理能够准确地判断当下投资时点于长期而言的盈利与否，但是不能判断未来市场是否会错得更严重，从而出现更好的投资机会，就连巴菲特也反复强调自己从不择时。第三，对基金经理能力和业绩的评价需要一个相当长期的观察过程。第四，投资股票等权益类基金必须有能力、有耐心长期持有，通常需要五年以上的持有期。 当出现如下三种情况时往往不是明智的基金投资时机：第一，股市大涨，市场情绪狂热；第二，自己投资的基金净值短期大幅攀升；第三，多数非专业的亲朋好友炒股票或买基金收益颇丰，建议一起投资时。反之，当出现以下三种情况时往往是适宜的基金投资时机：第一，股票大跌，投资者极度恐慌；第二，自己投资的基金出现大幅亏损或者净值出现大幅回撤时；第三，资深基金经理提出明确的加仓投资建议时。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上海5月26日综合报道 上海市政府近日发布一批干部任免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市人民政府决定： 任命徐卫为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 免去高韵斐的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职务。 周小全任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总裁； 免去钱？的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总裁职务。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20年5月19日 免去李宁的上海行政学院副院长职务。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20年5月13日 免去孙建平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20年5月12日 免去高亢的上海华谊集团(行情600623,诊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 免去高亢的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20年4月16日 免去居亮的长江经济联合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职务。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20年4月15日 免去杨维根的上海公安学院副院长职务。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20年4月14日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盘和林 两会开始进入“国家级”时间，从此前各省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发现，“新基建”成为地方两会的高频词，可以预计，在全国两会上，“新基建”必将再次成为热点和重点讨论议题。今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司长伍浩表示，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会涉及诸多产业链。 其实，“新基建”并不是今年的新词汇，早在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新基建”的概念就已经被提及。在会议上，明确了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定位。这次发改委明确“新基建”的具体概念，同时各地方两会频繁提及“新基建”，可见政府的决策层已经清楚的认识到“新基建”对于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各大企业在“新基建”领域也激烈竞逐，例如：“腾讯云”在营收方面多年保持100%以上的增长，并在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及IUS（基础设施公用事业服务）领域增速全球领先。 从概念上来看，新基建具有“技术新”、“模式新”、“领域新”、“体系新”等多个特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 新基建之所以受到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一方面是因为“新基建”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拉动效应。“新基建”的带动面极广，能撬动广泛的上下游产业链环节，具有很强的“乘数效应”。以5G为例，据中国信通院预测，预计2020年至2025年，我国5G商用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出达10.6万亿元，间接拉动的经济总产出约24.8万亿元。5G能够实现机器间大规模互联，将大大促进互联网经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产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作为重要的基础产业和新兴产业，“新基建”一端连着巨大的投资需求与丰富的产业链，另一端牵着不断升级的强大消费市场，未来“新基建”将会渗透到人们吃穿住用行的各个方面，每个人都会成为新基建的潜在消费者，势必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另一方面，“新基建”引领着未来产业升级的发展方向。“新基建”依托源源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升级，在应用方面对各产业的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改造，会极大的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给各广泛行业的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今年疫情期间大火的各大“云平台”，便是在“新基建”的基础构架下对各行业带来的颠覆性改变，如腾讯倾力打造的“腾讯云”，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安全等先进技术与智慧产业业务场景相结合，对政务、金融、工业、教育、医疗、出行、文旅、建筑等领域进行全面升级。在“新基建”的支撑下，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甚至智慧建筑等未来场景都将会加速实现。 可见，无论是从产业结构到就业结构、从商业形态到呈现方式，以及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都将出现颠覆性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仅体现在外部可见的呈现形态上，某些思维方式、企业运营生态、政府管理模式都将发生根本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各类复杂的新生事物会层出不穷，“新基建”的发展也不会一帆风顺，机遇和挑战会长久并存。在迫切发展“新基建”的同时也必须时刻警惕新风险降临，在安全可控的范围内迎合新时代各应用场景的需要。 (本文作者介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意见领袖丨邵宇陈达飞（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 千百年来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再证明，保持财政纪律和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至关重要。 现代货币理论（MMT）在美国的兴起是总统大选，而在国内，是新冠病毒。一场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正在展开。 人类用几百年时间和无数次悲剧证明了印钞的危害性，可我们仅仅用10年时间就忘得一干二净。这场讨论本就是进步，因为在《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诞生之前是不会有这场讨论的。历史交给我们的是财政纪律的重要性，其中之一就是保持央行的独立性。将货币锚定通胀，顶多算是货币失锚之后的一个“发明”。至今为止，维持物价稳定仍被认定为各国央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也因此，好像只要通胀无忧，货币政策就可以“开小差”了。 在开放经济中，承担财政赤字货币化成本的并不是央行，而是财政本身，而最终承担者只能是纳税人。因为，它破坏的是财政纪律和国家信用，因此，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 MMT：主权信用货币时代的货币理论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宣告了商品货币时代的终结和主权信用货币（法币）时代的到来，货币不再需要任何金属储备作为发行的基础。随着信息通信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货币的形态也在发生变化，其主体不是体现为现钞，而是银行账户上的一串数字——银行存款，它构成了广义货币的主体。商品和金融交易等都可通过银行电子系统实现，故货币的“记账货币”（money of account）职能备受推崇，并被认为是货币的本质属性。后凯恩斯（Post-Keynesian）学派经济学家、师承明斯基的兰德尔·雷（Randall Wray）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所推崇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Theory，MMT）就是指主权信用货币理论。 历史上，由于信用缺失，政府发行债券需要有税收作为担保。那么，当信用建立起来了，还需要依赖税收发行国债吗？政府的税收如何保证？ 如果经济中存在大量失业和企业破产，如大萧条那样，或者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企业停工停产，居民居家隔离，又或者像辜朝明（Richard Koo）所说的，经济处在“资产负债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周期中，私人部门（非金融企业和家庭）都在为以债务最小化为目标，投资和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税收也会随之锐减。按照“税收驱动国债”的逻辑，政府的逆周期政策将无法展开。这显然与实践不一致。 MMT的方法论基础是存量-流量一致（Stock-Flow Consistent）分析，从宏观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的动态关系来解释经济运行的逻辑，存量产生流量，流量叠加存量，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是存量和流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宏观会计学原理来看，一个部门的金融资产，必然是另一个（或几个部门）的负债。同时，对于单个部门而言，每一笔交易都会同时等量地记录在资产负债表两侧，任何时点的资产负债表都是平衡的。所以，SFC是建立在实物与金融交易所遵循的等价原则之上的。无论是单笔交易形成的资金流量关系，还是由一笔一笔的交易形成的单个部门和各部门间资产负债表存量关系，都需满足SFC当中的“一致性”规则。 4部门存量-流量的一致性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实体经济可被分为4个部门：政府、非金融企业、家庭和国外，其中，非金融企业和家庭被统称为（国内）私人部门。那么，在任一时间期限内，比如一年，4部门的盈余或赤字相加必然等于零，不可能出现4部门同时实现盈余，也不可能同时出现赤字的情况；一个部门的盈余必然对应着另一个或多个部门的赤字。 基于存量、流量一致性原理，MMT的支持者认为，只有政府部门处于赤字状态时，私人部门才能保持盈余。故主张，在主权货币体系下，应该由政府部门加杠杆，因为政府不会破产，私人部门加杠杆还会导致金融不稳定。在不引起通胀的情况下，可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为政府实施“就业保障/最终雇主”计划融资。当然，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也就没必要如此了，所以，该药方大多适用于非充分就业状态，而在此状态下，政府支出的通胀风险也较小。兰德尔·雷（2017）认为，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的政策都在实践MMT。值得强调的是，MMT并未明确要求央行在一级市场以零利率的方式购买国债。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看起来只是技术上或程序上的区别，但前者却绕开了市场的约束和定价。 一个理想的经济系统对应着相对平衡的政府和国外部门，以及盈余的居民部门和赤字的非金融企业部门，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组合，但正常状态毕竟只是经济周期的一个阶段。在泡沫化阶段，私人部门往往都会处于赤字状态，或家庭部门基本不储蓄，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美国。图1为日本和美国4部门金融账户反映出的资金流量关系，横轴上方表示盈余（金融资产减去金融负债大于零），表示资金提供者，下方表示赤字，故需要借入资金。 日本的典型事实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外部门始终处于赤字状态，即资本净流出；1990年泡沫破裂后，日本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周期，企业部门从原来的赤字部门转为盈余部门，并保持至今；家庭部门盈余规模相对下降。整体上，私人非金融部门处于盈余状态。另一方面，政府则始终处于“借钱”的状态，但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赤字就会增加。在亚洲危机期间，一度突破10%，安倍上台后，显著收窄。 美国的结构与日本不尽相同。20世纪80年代中以来，国外部门一直处于盈余状态，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规模在收缩；家庭部门盈余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30年间持续下降，前10年基本保持平衡，前两年基本处于赤字状态，目前已恢复至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非金融企业部门20世纪末从之前的小幅赤字转为2008年之前的盈余，后危机时代基本保持平衡，但波动性加大；美国政府部门的赤字与日本有较高的相似性，随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呈现出显著的周期性。 量化宽松是MMT的实践 长期以来，日本被认为是量化宽松（QE）的首创，始于2001年3月19日。这实际上是一个误识。如果将QE定义为央行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那这种行为自中央银行诞生以来便有之，自白芝浩（Bagehot，1873）以来便被认定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英格兰银行是为英国国王筹集对路易十四的军费而诞生的，以股份制银行的身份，于1878年首次在一级市场上拍得政府债券；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也是在讨论如何管理国债的一系列讨论中成立的。早在大萧条期间，《1932年银行法》就授权美联储在公开市场购买国债。即使是日本银行，也早在1932年11月25日开始在一级市场认购国债，再将其在二级市场售出。 历史上，几乎很少有例外，每当央行失去独立性而为财政赤字印钞票时，都引发了政府债务的积累和通货膨胀。正是历史的教训，央行需要保持独立性才成为一种共识。1937年，联邦银行首次声明将购买国债的目的限定在稳定国债价格。1951年财政部与美联储的联合声明之后，美联储不再承担稳定国债的任务。针对1932年在一级市场认购国债的行为，《日本银行百年史》（第四卷）记载：“昭和七年秋，本行同意认购国债。这是不久之后剥夺本行作为中央银行功能的第一步。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实在是很遗憾。”并认为，认购国债是史上最大的失败。不过，直到1999年，央行管理日本国债的制度才逐步建立。[1]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似乎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各国央行购买了大量证券，QE在全球范围内铺开，政府杠杆率、广义货币、央行资产负债表及其所持有的政府债券规模都达到了新高度（图2、3）。3次QE 使得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从危机前的不到1万亿美元增加到了4.5万亿美元。峰值时，其占GDP的比例超过14%，高于二战时期。2017年10月开始的缩表仅持续了不到两年，总规模约0.8万亿，之后开启了新一轮扩表周期。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美联储宣称无限度购买国债，总资产规模快速膨胀到了7万亿，当前仍在以每天60亿美元的规模增加。根据最新数据计算，美联储持有的国债规模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36.8%，占国债余额30%[2]，为有史以来的记录。 日本的情况与美国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债务和广义货币与GDP的比重同步抬升。1998年以来的数据显示，政府证券占日本央行的比重一直高于50%，2011年开始大幅增持，该比例一度接近90%。国债在日本央行总资产的比重显著高于美国，比例之高，在全球也是独树一帜的。 反思MMT的实践 与历史经验不同的是，持续扩大的政府赤字和央行海量的流动性投放并没有带来通货膨胀，这让主流宏观经济学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他们曾反对QE，认为会引发通胀。主流宏观经济学在过去十年遭到了广泛的批评，这也是MMT兴起的一个背景。 实际上，MMT仍在重复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前者着眼于危机之后的有效需求不足，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扩张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刺激私人部门的需求，以公共部门的开支弥补私人部门需求的不足。当然，凯恩斯和MMT实际上都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后者则强调危机之前的原因，认为正是因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宽松导致了下一次危机的爆发，故主张让市场自发出清。 显然，“我们仍然是凯恩斯主义者，”尤其是政客们，在危机爆发时，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显得政治正确，这就是罗斯福和胡佛的区别。达利欧在《债务周期》中说：“政治在萧条时期的主要作用方式是，阻碍实施合理经济政策，或者制定极端政策。这些行动造成重大风险，可能导致萧条恶化。”他指的就是胡佛在大萧条初期的不作为。胡佛反对联邦政府提供大规模直接救济，让银行承担成本，以削弱银行的方式惩罚银行，即让市场自发出清。与之相反，罗斯福上台之后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银行暂时歇业，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宣布私人储藏黄金非法，《1933年银行法》授予财政部和美联储空前的权力。多重利好使得道琼斯指数反弹116%。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是研究大萧条的专家，他与另外两位“救火队长”保尔森和盖特纳在新书《救火》中激励宣扬，一旦金融市场“着火”了，美联储应在第一时间救火。显然，鲍威尔也是个反应灵敏的“救火队长”。 换个视角来看，如果说后危机时代的政策是MMT的实践，那么，效果如何呢？它可能避免了另一场大萧条，但即使是在表现的最好的美国，也只是实现了弱复苏。特朗普号称他实现了美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经济繁荣，此言非虚。直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美国本次经济复苏期已经达到130个月，超过了上世纪90年代“大稳健”时期的120个月。但实际上，美国经历的是一场弱复苏（图4，左图），相比于大萧条，政策起到了托底的作用，而在大萧条期间，经济运行类似于自由落体运动，但出清之后却经历了强势复苏，二战形成了第二波刺激。将大萧条与2008年金融危机作比较，在危机发生之后的第12年，大萧条的复苏程度显著高于金融危机。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日本，1990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后，虽然房地产和股市价格大幅下滑，但GDP并未显著收缩（图4，右图）。这些特征事实似乎既可以作为支持MMT的证据，也可以看作是MMT实践的失败。 如果将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视为主权货币时代的开端，那么，从危机发生的频率[3]和社会的贫富分化程度来看，这个时代的我们并不应该比生活在金本位时代的人有多少优越感，或者说，这种优越感只属于一小部分人。政府与私人部门债务的积累、短期资本流动的扰动、汇率波动性的提升、全球失衡的加剧，以及不同类型的金融风险的频发，不同程度上都与主权货币制度有关联。GDP、失业和通胀等实体经济变量的波动性确实因为逆周期调节政策（如财政赤字扩张）而降低，但金融周期[4]被拉长（图5），经济金融化和泡沫化显著提升，金融不稳定性加剧，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等频率显著提高。每一次危机都有财富再分配的效应——社会财富向收入阶层更高的人群集中，收入较低阶层更加贫穷，部分就与QE相关（米恩和苏非，2014），而这种分化，反过来又加重了家庭部门的债务负担。自大萧条以来，富人阶层的储蓄就是财政赤字融资的重要来源。 历史上，如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政府债务的积累是因为有了财政纪律，而现在，只是因为某种“金融炼金术”被发明了。 历史上，为战争筹资是政府发行国债的主要目的，几乎整个税收体系都是应政府偿债的需求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征税范围逐步扩展，税收从临时性变为恒久性。政府财政收支和债务负担在战争与和平的切换中有涨有落。为了给将来的财政赤字融资腾出空间，并降低融资成本，每次战争结束，政府都需要清偿债务，加强预算管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金本位制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定价机制约束了财政赤字、国债的积累和“债务货币化”的政治倾向。财政纪律是构建国家信用的基础性条件，它集中表现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也即货币与国债的关系。 当下，国内正在讨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讨论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在金融改革中的进步，因为在《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诞生之前，关于央行要不要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的学术争鸣是不会发生的。但千百年来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再证明，保持财政纪律和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当今主权信用货币体系下，这对于正在推行的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来说举足轻重。 本文原发于澎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上饶5月26日综合报道 据江西“上饶政协”微信公众号消息，5月25日上午，市政协召开主席（扩大）会议。市政协主席程建平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市政协主席提名人杨文英出席会议并讲话。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杨文英，女，1967年4月出生，此前担任上饶市委副书记。 杨文英简历 杨文英，女，汉族，1967年4月出生，江西樟树人，1984年8月参加工作，198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1981.09-1984.08 江西省宜春师范学校幼师专业学习 1984.08-1984.12 江西省新余市中心幼儿园教师 1984.12-1988.09 江西省新余市妇联干部 1988.09-1989.07 江西省新余市妇联科员 1989.07-1993.02 江西省新余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副主任 1993.02-1993.04 江西省新余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主任 1993.04-1993.12 共青团江西省新余市委党组成员、副书记（试用期一年） 1993.12-2000.05 共青团江西省新余市委副书记（其间：1997.09-1999.12江西省委党校研究生班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学习）（1993.09-1996.07江西教育学院函授教育管理专业学习） 2000.05-2001.02 共青团江西省新余市委党组书记、书记 2001.02-2001.08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正县级） 2001.08-2004.08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委副书记、区长 2004.08-2006.03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委书记 2006.03-2008.05 江西省新余市政府党组成员、市长助理 2008.05-2009.02 江西省广播电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2009.02-2009.08 江西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2009.08-2011.08 江西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2011.08-2015.04 江西省赣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2015.04-2018.01 江西省上饶市委常委、纪委书记（2015.03-2016.01中央党校第16期中青班学习） 2018.01-2019.02 江西省上饶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2019.02 江西省上饶市委副书记 2020.05 江西省上饶市政协党组书记、提名主席
以下为建议详情： 关于加快推进标准化门窗的建议 为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促进门窗产业绿色化、系统化发展，满足装配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由建筑主管部门，或委托全国性行业牵头，加快制定“标准化门窗”标准规范 国办发〔2016〕7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强化建筑材料标准、部品部件标准、工程标准之间的衔接，建立完善覆盖设计、生产、施工和使用维护全过程的装配式建筑标准规范体系，” 经查询，2014年12月01日开始实施的《建筑门窗洞口尺寸协调要求》GB/T 30591-2014对建筑门窗和洞口尺寸进行了规范和协调，将部分常用基本参数尺寸的门窗列为“标准规格门窗”，规定了常用的标准规格门窗洞口尺寸，规定“标准规格门窗”应在工厂完成框、扇组装及五金安装后整体出厂，并在洞口装修阶段或装修完成后整体安装等；但是不足在于：一是由于该标准没有强制性，实施效果不理想；二是标准没有覆盖设计、生产、施工和使用维护全过程。 具体建议：（1）将该标准转化为强制性标准实施。（2）以该标准为基础制定“标准化门窗”专用标准，规范上溯各环节的尺寸规格系列。（3）修订提高上溯各环节的质量要求，性能要求，保证整窗质量，特别是要强调节能环保及安全功能。（4）补充细化检验认证、最终验收等要求。性能可推动建筑门窗的技术进步，有利于实现建筑门窗大批量工业化生产、保证加工质量和安装质量稳定。极大地推动我国系统门窗的发展步伐，加快我国门窗标准化、工业化的速度。 （二）制定鼓励推广应用标准化节能门窗的政策 在扩大被动房试点实践并总结其建筑节能标准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推动节能标准提升。把窗框和玻璃作为一个整体考量，在提高整窗K值标准的基础上，以法规的形式规定建筑的门窗K＜0.5；明确规定在城市的所有新建住宅、公用建筑、旧房改造以及棚户区改造中强制性地使用节能门窗，在农村新建住宅中鼓励使用。对于列入绿色建材推广目录、建材下乡推荐产品等鼓励范围的节能门窗，给予生产企业税收和资金支持，给予使用者价格补贴 （三）将门窗节能纳入工程验收体系，完善并严格执行建筑节能验收规范。 目前的验收规范，只针对整栋建筑的节能指标进行评估验收，并不对玻璃门窗进行单独节能验收，尤其是窗框的节能参数混乱，框与玻璃的面积比在计算评估时取值的随意性较大，从而使得大量民用建筑中的门窗能耗指标居高不下，造成目前玻璃门窗成为建筑节能中的最薄弱环节。为此，应修改和完善建筑节能验收规范，将门窗节能纳入工程验收项目，实行门窗节能验收“一票否决”，门窗节能不合格的新建项目不予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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