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创始院长） 此次不是金融危机，因为金融危机是富人的危机，是有资产的、有股票的、华尔街人的危机。而这次是穷人的危机，穷人没工作、没市场，无法出门，没有收入。但是有钱人在家里呆着，有互联网，还有储蓄。 不能理解成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把任务难度降低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也是一个亮点。为什么说是一个亮点呢？因为现在国内、国际的经济形势，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不止今年，可能未来两三年都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把两三年整体的工作放在一块规划，而不是一年一年地规划，更不应该在短期内制定一个固定目标。所以，这是政府工作变得更加实事求是、更加理性的表现。但是需要强调，尽管没有GDP增长的目标，但是有就业的目标。900万以上新增就业、6%左右调查失业率、5.5%左右登记失业率，这些是硬指标。所以，这次是把简单的增长速度目标转换成了民生和就业目标。 今年要保基本民生、保就业、保市场主体等，这是一个底线。以前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新增就业、失业率、CPI等这些目标提要求，那么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目标，当然比保底线的目标要高一点。去年GDP是增速6.1%，对应这个增速，1100万新增就业的目标就很容易完成，最后实现了1300多万的新增就业。今年的经济遭遇巨大的不确定性，就不能按照去年的就业目标来规划了。今年如果能保证900万的新增就业，加上其它的就业流转，供找工作的人所参考的总体工作岗位不止是900万。如果能够达到900万的新增就业，加上“老工作”腾挪出来的，比如腾挪两三百万，那么工作岗位就超过1000万。这些岗位就和新增800多万高校毕业生基本能够对应上。再加上其它的非大学毕业生的新增就业，根据这样的测算，900万是保证社会稳定的一个底线。 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去年肯定是下降的，在下降的过程中，还要保6%的失业率，难度是很大的。所以肯定要采取一些特殊的社会措施，来提供就业岗位。不是简单地靠财政的、货币的刺激，还要加上一些社会政策，才能够稳定住失业的情况。实现调查失业率6%的目标还是相当硬的任务，所以，我们不能理解成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把任务难度降低了。 目前中国的财政赤字率提升到甚至7%都是可以的 3.6%的赤字率是比较保守的，是留有余地的。如果真是为了保民生、保就业，还需要增加财政赤字的话，那么3.6%这个数值是较低的。今年赤字率、特别国债、地方建设债这些数字都是留有余地的，所以，实际的政策的空间是有的。目前，中国的财政赤字率如果提升到5%，甚至7%，都是可以的。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也不缺流动性。累计的政府财政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也比美国低，还有很多国有资产，所以是有政策空间的。总体来看，今年赤字率、特别国债、地方建设债，这三组数字贯穿的一个原则就是谨慎。万一不够，可以再向上调。但是，就业是硬任务。 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如果用好了，对于保民生、稳就业是非常管用的。假设调查失业率就是6%，就业人口稍微算宽泛一点，比如5个亿。5个亿的1%就是500万，6%就是3000万。一年给这3000万没有工作的人每人一万块钱，就是3000亿。这个数字还没加上失业保险的基金，所以，即使额外对所有6%的调查失业人口，每个人都给1万块钱，也不过就3000亿。而且这3000亿还是往高了算的结果，中国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口，除了农民，并没有5个亿。所以，这1万亿，如果真是用来保民生的话，只要用好了，是非常管用的。 今年报告提出，新增的赤字和发行的国债筹集的2万亿将会通过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将资金直达市县基层。这种特殊的转移支付就是想直接给地方政府纾困，而且纾困的方式是不搞建设和项目，老老实实地抓民生，稳就业，或者是给退休人员补助。所以，这是个创举。 地方政府不用到中央打报告，中央直接拨给地方，要求地方政府直接花到中小企业和失业人口身上。这次和上次的4万亿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次的每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转移支付是非常管用的，报告提出的各种财政的支出，似乎比预期的要小，但是这次要求用到实处、绝不浪费。 甄别中小企业的真正需求是关键 报告提出的对中小企业的扶助政策力度还是很大的，资金支持是很多的，但问题是怎么甄别中小企业真正需要的和不需要的是什么，这是难点。对中小企业的扶助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有的中小企业是不需要钱的，但有的是真需要钱，有的企业是即便没有疫情也干不下去了。对于如何甄别企业需求这个问题，地方政府、相关的监管部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有人讲看电表、看账本、看互联网支付的信息等等，总之，还得靠地方政府创新举措，借鉴在社会治理和管理上比较有经验的地方的做法。政府报告中提出的对中小企业的扶助政策力度已经达到了，但是要注意精准，这需要地方政府创新。 今年拟安排3.75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并提高专项债券用于项目资本金的比例，此次的做法跟2008年不一样，这次希望能够精准、精准、再精准，而且希望“四两拨千斤”。中央政府拨的钱是给地方项目的资本金，地方政府利用资本金做基础，再去向金融市场融资。这个机制比以前有经验，是一种创新，是想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不是政府大包大揽。 明年各国经济恢复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 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得到改善，疫情也没得到控制，现在只是资金面变得很宽松。所以，美国股市现在这么着急地去反弹，很大程度上是资金拉动的。但是仅靠资金的拉动，恐怕难以为继。一旦美国的债券市场能够稳定住，有些资金可能就会从股市流向债券市场。这时，股票市场就可能下跌。 全球范围来看，今年是个衰退年。中国可能是少有的能够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明年经济的恢复可能也是曲折的，我相信明年可能会出现一个两极分化的情况：在疫情前财政情况比较好的国家，比如德国、中国，恢复得会相对比较好；财政情况不太好的，如意大利、西班牙，和其它一些新兴市场的国家，可能会碰到雪上加霜的情况，经济在恢复，但是政府的财政出现危机。现在花了这么多钱救助，而且税收也没起来，明年又出现债务危机，所以，这些国家经济恢复的道路是非常曲折的。现在疫情期间，大家还顾不上财政问题，但是疫情过去以后，资本市场就会开始研究财政了。 明年从全球范围来看，经济总体上可能是恢复的，但是可能会分化得很厉害。这样就会导致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抬头。针对中国的很多指责、很多误解、很多污名化的态势还会演变。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疫情是很顽固的，即便研发出疫苗，能不能快速生产出来还是个大问题，疫苗有没有用，更是个大问题。所以，世界经济的恢复是很曲折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今年经济不提具体的增长目标，以及应该把未来两三年拢在一块规划的原因。我们要提这样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经济在当前大形势下，短期是“六保”，未来我们希望经过两三年调整，中国经济能回到6%左右的正常的增长态势，这个应该是给我们自己定的目标。在这两三年中，不追求任何的增长目标。但是，希望利用两三年时间，调整到位。 不排除未来还有会发生大规模的金融震荡的风险，但是这个金融震荡跟2008年可能不太一样。因为美联储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保金融市场。所以，金融震荡可能有，但是这个震荡恐怕是结构性的，不是总体的。因为如果总体的金融市场发生震荡，美联储就要印钞票了。可能是美国之外的某些地区有震荡；美国国内的某些市场，比如页岩气的、能源的产业破产；或者有可能是由于美国要制裁华为，美国国内的很多高科技企业短期内失去客户。所以，不排除未来发生大规模结构性金融震荡的可能性。 如果美国股市的道琼斯指数从现在的25000左右又回到18000左右，美联储又开始印钞票，那么全盘大跌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但是结构性的震荡很难解决。 危机之后，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点 此次不是金融危机，因为金融危机是富人的危机，是有资产的、有股票的、华尔街人的危机。而这次是穷人的危机，穷人没工作、没市场，无法出门，没有收入。但是有钱人在家里呆着，有互联网，还有储蓄。 这次危机带来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2008年。2008年无非是华尔街有几个机构破产了，政府一补助，美联储一救助，危机就稳住了，经济很快就反弹了。这次是穷人倒霉了，小企业破产，穷人失去工作。政府当然可以救助，但是能救多久呢？所以，这一次的后果可能比2008年要严重得多，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危机，而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它会带来一系列政治上的动荡，国外的政治家很可能会将危机转嫁给中国，中国是首当其冲的。所以，这将考验我们的应对能力。 这次疫情之中，新科技不断地发挥了作用，远程办公、物流、电商确实很厉害。所以，毋庸置疑，科技仍然是增长点。增长点还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坦率地讲，这一轮危机过去之后，中国仍然是一个拉动全球增长的国家，因为中国体量大，而且中国的相对体量比2008年又高了一个层次。 一看科技，二看中国。对于这一点，我真心希望西方稍微有点智慧的领导者能够明白。中国还是有潜力的，中国的城镇化还没有完成，工业化还没有停顿。 制造业重回美国部分能实现。以后可能有两大类制造业，一类是以中国的市场为目标的制造业，比如宝马、通用汽车，这类企业无法撤出中国。第二类就是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利用中国的低成本生产，这类企业早晚会撤走。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中等收入的门槛，要进入高收入国家队列。我们应该尽量做好对外商的服务，但是大势所趋，中国也该“毕业”了，不能净搞一些低端的加工。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提升内需，给中低工资的劳动力提供更好的就业渠道。 民粹主义抬头，“去中国化”可以理解，但是不太可能完全成功。因为西方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远远高过中国这样的国家。要搬回去的话，将需要大量的政府补贴。政府的财力又是有限的，真要去执行的话，也很困难。所以企业有可能向东南亚这些劳动力更低廉的市场转移，不可能完全回美国。 疫情加快了原来可能需要十年才发生变化的步伐，企业向东南亚这些劳动力更低廉的市场转移的时机到了，中国应该顺势做好自己的内需开发、产业升级的工作，主动迎接世界劳动力转型的挑战。 我相信未来若干年，全球化可能会被区域化所代替。未来世界上可能是三大贸易圈：第一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包括东南亚；第二个是德国、欧盟；第三个就是北美，包括墨西哥、巴西。这三个朋友圈“三国演义”，估计是这样的趋势。由于国际上的互相不信任，发达国家希望自己的民众有工作，所以会把一些贴近自己市场的产业搬回去，然后会形成三个大区域、三个大市场。比如宝马就是在不同市场上布局的，宝马要把沈阳三期工程作为整个亚洲的生产基地，现在是完全自给自足的，不需要德国开工，其供应链是完整的。 基于以上分析，疫情之后不可能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全球会分成三个区域，相互有一定的独立性。 本文原发于网易，已获作者转载授权
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召开，全国人大代表、阳光控股董事局主席林腾蛟提交《关于加快养老产业立法，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规范发展的议案》。 以下为议案全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老有所养，提高全社会保障水平，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内涵。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养老服务，近年来出台一系列政策，着眼建立“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但实际中，养老服务业发展仍存在用地、融资、从业人员待遇等诸多制约因素，应完善相关法律，保障在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基础上，能够有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以提高老年人及其子女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现状】 一、老龄化程度加剧，市场需求巨大。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我国老年人口每年都在持续增加，截至2018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达2.5亿人，占总人口的17.9%。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二、养老服务基础设施供应严重不足。目前，我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15.5万个，注册登记的养老服务机构达2.9万个。随着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的增加，每个老人拥有的床位数整体趋于上升，但增长速度逐渐下滑。 三、家庭养老功能遭遇挑战，养老产业成新趋势。在计划生育长期作用下，“四二一”式的家庭结构逐渐成为主流，劳动人口开始减少。2016年起，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下降，到2018年为3.8%。2018年中国就业人员为77586万人。过去那种依靠子女养老的认识，显然不符合时代潮流。 四、政府对养老用地的供地政策限制逐步放开。为了让养老产业与养老事业加速分离，国家在土地供应方面也为养老产业市场化做了充分的准备，颁布了一系列养老地产优惠政策：对符合规划的养老服务机构和项目，优先审批；对新建养老服务业项目用地，在地价上适当给予优惠；经民政部门审批认定的养老服务机构，免缴城市建设和房屋建设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费酌情给予减免，免交水电气增容费和供排水设施使用费；对于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免征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耕地占用税。 五、传统养老机构和养老服务仍备受青睐。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运营成熟的养老机构纷纷被并购，优质养老标的成为资方眼中的“唐僧肉”。2018年中国养老产业融资共18起，有6家养老服务机构获得融资，涉及旅居养老、医疗健康、养老服务、智慧养老、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和老年文娱七个细分领域的企业受资本市场追捧。截止目前，沪深两市共有53只养老概念股，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国养老概念股涉及养老产业多个领域，但没有一家企业仅靠发展养老产业相关业务上市的，这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养老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养老市场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问题】 一、传统观念对养老服务业的认识形成误区。一是福利化养老的认识误区，影响了养老服务社会化、产业化的进程。有关老年产业的性质究竟是盈利还是福利，仍是个长期争论的话题。二是社会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不足，害怕民营企业进入养老产业领域会损害老年人的利益。三是老年人的传统观念影响养老产业市场的形成。老年人重积累、怕花钱，重子女、轻自身的传统观念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直接影响养老产业的增长。 二、养老服务业发展存在一定的体制性障碍。养老服务业的性质徘徊在事业和产业之间，非竞争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区分不明确，缺乏政府介入还是市场介入的边界划分；在养老服务行业，民营资本在融资服务、财政支持、土地使用、医保定点等方面先天不足，享受不到公办机构的优惠政策，无法平等参与竞争；政府职能部门在养老产业的管理上处于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局面，容易造成管理上的真空和职权的交叉，缺乏相互协调，政策制定和执行效率较低。 三、中国老年人消费能力仍然不足。与一些国家相比，我国老年人消费能力有限，虽然老年人口数量巨大，但实际有效需求受到多方面因素削弱。比如，老人消费来源不多，主要靠退休工资，退休职工处于相对“贫困”境地；农村老人消费水平更低，大多农村老人最初没有养老金，现在逐步实现“农保”，保障水平低，制约了消费。 四、养老服务业产品品质整体不高，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老年人消费的积极性。缺乏强有力的行业监管机构，缺乏统一的市场规范和行业标准，市场处于无序竞争状态。 五、养老服务业人才缺口巨大，服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据统计，全国需要1000万养老产业人才，但目前仅有22万人从业人员，其中具有养老护理资格的只有2万人。 【建议】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牵头加快养老产业立法。从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以及养老产业化发展等方面进行规范和引导，以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推进养老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将养老服务业打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二、鼓励更多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拓宽社会资本参与的渠道、领域，特别是加大对民营医护型养老机构的投入。这样不仅能够弥补家庭养老服务和政府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的短板，而且对激活社会养老服务市场，提升社会养老服务品质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完善投资养老项目配套支持政策。优先将养老服务设施用地纳入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完善土地支持政策，落实养老用地供给；在建设规划标准上，针对养老需求差异，综合考虑交通、医疗、生活便捷等因素，研究出台适合民营养老产业发展的建设规划标准规范；在税收减免上，研究出台相应政策予以适度减免。 四、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养老服务业结合，对接户籍、医疗、社会保障等信息资源，促进养老服务公共信息资源向各类养老企业开放。 五、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力度。给予高校更多招生和补助政策，如放开养老服务相关专业招生计划和招生地区限制、与扶贫扶智相结合，鼓励贫困地区相关人员报考、减免相关专业学生的学费、给予养老服务岗位从业人员相应补贴等，统筹解决医养专业人才匮乏问题。加强对生活和医疗结合型护理人员的培训和政策支持，对家政等生活护理人员通过资格认证培训、考试等提升医疗实用护理技能。建立一个养老志愿服务互换平台，依托平台成立志愿者服务培训机构。鼓励大型养老机构发展综合型专业护理人才培训业务，探索建立养老行业院长、管理人员、护理人员的人才储备库，制定精神与物质相结合的长效激励和补贴制度。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安邦咨询 美国金融业的发展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部分，在长期的发展中，它积累了很多的财富，也有着自身的价值取向和长期策略，反映了作为一个大国发展的特点。冷眼旁观美国金融，可以对美国金融行业的特点有更充分和系统的认识。 从1653年到1999年，美国金融行业从华尔街的一条普通街道，一路发展成为世界金融的核心产业，对全球的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美国金融业机构众多，银行、保险、资管、投行、对冲基金等等各式各样；外汇、货币、股票、债券、期货等金融市场也五花八门；还有着繁杂复杂的各式法律法规和专业而权威的监管体系。这一庞大而复杂的体系有着非凡的效率和高效的生产力，但也往往爆发出出人意料的风暴，产生损失惨重的危机。这既让人羡慕又令人心惊的金融业常常令人难以捉摸。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美联储也警告美国面临严重的金融风险，但在美元货币政策的支撑下，现在的金融市场又快速的修复。很多人都希望从美国金融业的研究和分析中找到一些规律予以借鉴。实际上，美国的金融在不断的成功和失败的积累中，仍能够不断的自我修复和自我改革，逐步发展壮大，其原因在于美国的金融业有着很深的根基，和美国的经济、社会捆在了一起。因此，研究美国的金融，还是需要保持一定距离，才能看的更清楚，才能摸准它的脉络。有的时候越是深入其间，越是不得要领。冷眼旁观，反倒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第一，保险是美国金融的基础。保险一直是美国金融业的根基。美国金融市场似乎不缺钱，反而钱多的“能淹死人”，到处都是亿万富翁。这些钱从何来呢？实际上，美国金融机构的钱，除了美联储放出来的那点钱之外，更多的是历年积存下来的“老钱”，这些钱都放到保险公司，巴菲特说是投资者，实际是干保险的，保险才是源源不绝的水源。保险业动摇了，那美国金融业的根基就动摇了。如果从这个基础来看，美联储对负利率态度，为什么摇摆不定？主要就是负利率对于保险业是一大利空因素。美国人每年像缴税一样，把大量的金钱交给保险公司，再由保险公司稀释给各个投资阶层和环节，这样的资金体系，一直就是美国金融业的基本模式。 第二，热点造就了美国金融的不断繁荣。美国的金融业不仅善于发现经济活动中的热点，而且更善于创造热点。可以说，美国是一个疯狂追逐热点的社会。别看所有的投资机构有漂亮至极的研究报告，但所有这些研究报告其实都是滞后于热点的。马斯克的股票价值数百美元，为什么？就是这个人能够创造热点，一旦你创造了热点，就不用发愁了，有人会用研究报告来捧你，有人会用资金来撑你。美国是一个热点社会，政治家甚至会凭空创造热点，一帮人就会支持你。美国的第四极新闻界，好像很独立，其实这个独立也是以创造热点为基础的，一旦有了热点，新闻才有号召力。热点，就是趋势；热点，就是事实；热点，就是权力，这在美国似乎就是真理。至于怎么创造热点？那就有技巧了，要有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对经济活动的把握和敏感。但往往不是靠真实学问，而是那种对美国社会的入骨三分的了解和认识。 第三，持续的“以钱生钱”。金融业是服务业，实际这个时代基本就过去了，只不过还有一点残余，但美国金融业主要是玩的以钱生钱的把戏，也就是虚拟经济。所以，金融业实际是自己服务自己，资金在金融业体内闭环运行的部分很多，这种情况下，只要有流动性，那么就不会出大问题。而规矩，也就是法律，是维持这个闭环系统的根本基础。游戏能否进行下去，就看这个规矩是否被破坏，否则游戏当然没法玩了。那些坏了规矩的人，在美国都没好下场，比如那个玩Ponzi scheme的麦道夫，进了监狱，都80多岁的人就是不让出去。要他死在里面，谁让他坏了规矩！此外，美国现在对付现代金融危机越来越有办法了，只要注入流动性即可。原因也在于金融业的改变，这是个虚拟经济体，唯一的资源就是钱，只要疯狂注入流动性，它就能转起来的。 第四，多层次的市场体系。美国的股市看着很完善，但实际就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价值几美元的股票也能上市，但这属于最底层的“看戏群众”。没有这些众多的小盘股票不行，但它们实际上不起决定作用。过去很多老牌公司如福特汽车，这么大的体量，现在也在这个层次里面，因为它没热点，但一时也死不了。第二个层次是价值几十美元的股票，这是一个可上可下的层次，有希望但也可能一沉不起，处在中间层。这个层次里面的公司很多，也有一定的实力，很多都是中国人很感兴趣的、在中国有知名度的公司，不过它在美国不算高层次的。第三个层次，这是真正的核心层次，就是有热点的股票，股价可以达到数百美元。如马斯克的特斯拉，如苹果公司、谷歌、亚马逊，现在的微软都在这个层次里面。这个层次是交易的重点，真正的核心交易，赚到钱的交易，凝聚资金多的交易，就在这个层次。 第五，老牌资本作为精神支柱。美国社会的真正支柱还是作为“老钱”的老牌资本。新钱有热度，但它们不掌握权力。社会就是一个大舞台，搭起柱子的是“老钱”，新钱是舞台上唱戏的，很热闹，但毕竟是“戏子”，要成为“老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比尔·盖茨，过去是新钱，但路走的多了，他也变成“老钱”了。而且从“新钱”变为“老钱”，从心态到作为都会发生变化，不再玩过去“热点”的套路，开始奔着思想、奔着艺术去了，开始考虑世界性问题。比尔．盖茨过去可不是这样，当年他给自己建个高科技住宅，轰动一时。现在让他做，他就不会那样干了。玩投资的也是这样，开始的时候是考虑赚钱，后来就会拉帮结伙，成为投资银行，接着就开始考虑“老钱”应该考虑的事情。 真正的美国不像表面上的样子，这是一个大国，理解起来不易。需要时间和耐心，需要层次，当然更需要理解的能力。只有长期的观察和跟踪，才能慢慢理解这个国家。 美国是虚拟经济比重高的大国，金融业复杂而完善，不容易理解。但假以时日和冷静观察，也能抓住其核心和结构，看懂了金融业，就看懂了美国经济的关键。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沈建光（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院院长）、朱太辉（京东数科研究院研究总监）、张晓晨（京东数科研究院研究员）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疫情对企业造成的实际冲击到底有多大，当前政策应该如何应对？笔者基于2308家A股民营上市公司最新公布的2020年一季度财报数据，设计并分析民营中小企业的经营、盈利和偿债方面的重点指标，就疫情对企业经营发展和银行不良贷款的冲击做了跟踪测算，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今年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中国经济遭遇休克式下滑，一季度GDP骤降至-6.8%，前所未有的供给侧冲击给广大市场主体、尤其民营及中小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生存挑战。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六保”，其中“保居民就业”居于首要位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 疫情对企业造成的实际冲击到底有多大，当前政策应该如何应对？笔者基于2308家A股民营上市公司最新公布的2020年一季度财报数据，设计并分析民营中小企业的经营、盈利和偿债方面的重点指标，就疫情对企业经营发展和银行不良贷款的冲击做了跟踪测算，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 企业经营情况和盈利水平显著恶化 生产“休克”导致企业经营规模和收入大幅收缩。以2020年一季报计算，样本企业报告期内总和营业收入同比增速约为-8.6%，而过去5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18%。营业收入与生产经营规模变化直接相关，营业收入的大幅下滑表明疫情期间民营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大幅收缩。分行业来看，各个行业的营业收入变化与疫情期间的停工停产表现了较高的一致性。按照申万一级分类，除农林牧渔、食品饮料、电子、房地产、综合等少数行业之外，多数行业呈现负增长态势。其中，休闲服务受冲击最大，一季度营收同比下滑超过50%，交通运输、纺织服装、汽车、建筑装饰、家用电器等行业的跌幅也较大。 盈利水平的恶化程度更为明显。2020年一季度全部样本企业总和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28.7%；分行业来看，农林牧渔受益于疫情期间的必需品需求，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其余除电子和综合以外，所有行业均为负增长，休闲服务同样受冲击最大，一季度净利润同比下滑超过140%，交通运输、纺织服装、汽车、建筑装饰、商业贸易等跌幅均超过70%。 国有企业的收入与盈利变化也印证了疫情的巨大冲击。2020年一季度，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11.7%，利润总额同比下降59.7%。但到4月份，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1-4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同比降幅收窄到9.2%，但利润总额的降幅还在拉大，同比下降63.0%。其中，中央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53.1%，较一季度降幅增加了4个百分点，地方国有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高达85.5%，降幅较一季度收窄0.8个百分点。 2． 盈利下滑导致部分企业暴露偿债风险 疫情冲击下企业的偿债能力快速下降。一季度随着样本企业的盈利下滑，上市民营中小企业的利息保障倍数从2018年和2019年的5.18、5.11倍，骤降至2.88倍，企业的潜在违约风险明显抬升。其中，处于亏损状态导致利率保障倍数为负值的样本企业占比超过40%，利率保障倍数低于1倍的超过半数。 各个行业的偿债能力降幅与疫情冲击大小基本一致。分行业来看，除食品饮料、农林牧渔、医药生物、家用电器等行业的偿付安全边际仍然较高外，其他多数行业的利息保障倍数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尤其休闲服务、建筑装饰、交通运输、商业贸易等风险敞口较大。例如，休闲服务行业样本企业的总和利息保障倍数为-1.63，超过77%的样本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3． 广大中小微企业的情况更加严峻 本次评估分析的对象是A股民营上市公司，是民营企业中经营发展的佼佼者，代表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相对而言，在新三板挂牌的民营企业以及广大未能在公开市场融资的中小微企业群体，风险抵御能力更弱，受到的冲击可能更大，所处的情形将更加严峻。 疫情爆发之初，笔者曾利用2000多家A股上市公司、近8000家新三板挂牌企业近五年的财务数据，对疫情冲击下的经营压力、偿债压力进行了压力测试和比较分析。当时的研究发现，若疫情导致“停工停产3个月”，则3个月的固定成本支出将使A股民营上市公司年度净利润分别下滑30%，而新三板挂牌民营企业的下降幅度高达50%左右；与此同时，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利息费用保障倍数将会下降至3.5，而新三板挂牌民营企业会下降至更低的1.8。由此推测，广大中小微企业盈利下滑程度可能更加明显，面临的债务偿还压力可能更加。这应该也高层强调一定要“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背后的原因所在。 4． 高度警惕后续银行不良率的上升 企业负债与银行信贷是一体两面，企业的经营压力和偿债风险将最终反映在银行业机构的不良率上。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91%，增长幅度有限，较上季末仅增加0.05个百分点。考虑到为应对疫情和为企业纾困，前期银行大量延迟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还本付息的期限（根据银保监会最新披露数据，截至4月末银行机构已对超过1.2万亿元中小微企业贷款本息实行延期），当前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可能尚未完全反映企业的违约状态。 笔者针对所有上市民营企业近似计算了银行的“隐含不良贷款率”（EBIT为负或小于利息支出企业的负债之和/全部企业负债之和），来分析银行不良率的后续变化。“隐含不良贷款率”由IMF本世纪初提出，在预测银行不良率变化上具有较好的前瞻性。相对于一季度银行不良率的变化，“隐含不良贷款率”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上升，提示应高度关注企业偿债压力加大向银行业不良贷款转化的风险。 5． 守住企业生命线需要货币、监管、财政政策协同发力 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长期来看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释放企业活力，当前则应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监管政策“三箭齐发”，全力缓解民营及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和偿债压力，守住生存线。 一是持续加强对民营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缓解资金链压力。自5月6日国常会以来，决策层多次强调“强化稳企业保就业的金融支持措施”；5月22日《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的相关措施。鉴于疫情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民营企业经营和偿债的冲击存在差异，应考虑根据不同地区、行业的情况将延长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有针对性地实施到位；同时，推动银行机构补充资本，利用好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充分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 二是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扩大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有效需求。随着生产和投资的加速恢复，短期内的真正挑战，已从经济“休克”下的供给侧冲击，转化为有效需求不足。上述背景下，财政政策应当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已经确定上调赤字率至“3.6%以上”、新增专项债3.75万亿并发行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应充分利用好上述举措增加的地方政府财政空间，加强对中低收入群体和中小微企业的定点帮扶，做好减税降费、用好消费券、发力新基建，让资金直接惠企利民。 三是注重货币、监管、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提前防范风险。在企业偿付能力恶化的背景下，货币、监管政策可能在未来面临更大的防风险压力，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特殊时期不抽贷、断贷、压贷，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的同时，也应前瞻性做好拨备和不良贷款处置的政策储备。此外，财政政策需要重视加大对于政策性融资担保、金融风险处置等方面的投入，为银行不良率上升提供必要缓冲。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现任京东数科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海外网26日消息，据香港“东网”报道，当地时间5月26日，港澳知名爱国企业家、第9届至第11届全国政协常委何鸿燊逝世，享年98岁。 何鸿燊于1921年11月25日在香港出生，祖籍广东。他家庭背景显赫，是香港商人何东爵士的侄孙。其旗下的主要企业包括：澳门博彩控股有限公司、香港新濠国际集团、香港信德集团有限公司、澳门国际机场专营公司、澳门诚兴银行等。 何鸿燊是澳门举足轻重的人物，曾任第9至11届全国政协常委，多次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接见，曾参与见证中英、中葡谈判及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他生前积极参与对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文化慈善等事业，为澳门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据中国之声，2019年11月13日，圆明园马首铜像捐赠仪式在国家博物馆举行。马首由港澳爱国企业家何鸿燊先生于2019年11月正式捐赠国家文物局。捐赠后的马首将划拨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收藏，回归原属地，为其百年回归之路画上圆满句号。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海外网、中国之声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盘和林 两会开始进入“国家级”时间，从此前各省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发现，“新基建”成为地方两会的高频词，可以预计，在全国两会上，“新基建”必将再次成为热点和重点讨论议题。今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司长伍浩表示，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会涉及诸多产业链。 其实，“新基建”并不是今年的新词汇，早在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新基建”的概念就已经被提及。在会议上，明确了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定位。这次发改委明确“新基建”的具体概念，同时各地方两会频繁提及“新基建”，可见政府的决策层已经清楚的认识到“新基建”对于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各大企业在“新基建”领域也激烈竞逐，例如：“腾讯云”在营收方面多年保持100%以上的增长，并在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及IUS（基础设施公用事业服务）领域增速全球领先。 从概念上来看，新基建具有“技术新”、“模式新”、“领域新”、“体系新”等多个特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 新基建之所以受到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一方面是因为“新基建”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拉动效应。“新基建”的带动面极广，能撬动广泛的上下游产业链环节，具有很强的“乘数效应”。以5G为例，据中国信通院预测，预计2020年至2025年，我国5G商用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出达10.6万亿元，间接拉动的经济总产出约24.8万亿元。5G能够实现机器间大规模互联，将大大促进互联网经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产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作为重要的基础产业和新兴产业，“新基建”一端连着巨大的投资需求与丰富的产业链，另一端牵着不断升级的强大消费市场，未来“新基建”将会渗透到人们吃穿住用行的各个方面，每个人都会成为新基建的潜在消费者，势必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另一方面，“新基建”引领着未来产业升级的发展方向。“新基建”依托源源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升级，在应用方面对各产业的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改造，会极大的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给各广泛行业的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今年疫情期间大火的各大“云平台”，便是在“新基建”的基础构架下对各行业带来的颠覆性改变，如腾讯倾力打造的“腾讯云”，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安全等先进技术与智慧产业业务场景相结合，对政务、金融、工业、教育、医疗、出行、文旅、建筑等领域进行全面升级。在“新基建”的支撑下，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甚至智慧建筑等未来场景都将会加速实现。 可见，无论是从产业结构到就业结构、从商业形态到呈现方式，以及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都将出现颠覆性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仅体现在外部可见的呈现形态上，某些思维方式、企业运营生态、政府管理模式都将发生根本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各类复杂的新生事物会层出不穷，“新基建”的发展也不会一帆风顺，机遇和挑战会长久并存。在迫切发展“新基建”的同时也必须时刻警惕新风险降临，在安全可控的范围内迎合新时代各应用场景的需要。
一代传奇落幕，赌王何鸿燊逝世，享年98岁。 北京时间5月26日，港澳知名爱国企业家、第9届至第11届全国政协常委何鸿燊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享年98岁。 何鸿燊于1921年11月25日在香港出生，祖籍广东。他家庭背景显赫，是香港商人何东爵士的侄孙。其旗下的主要企业包括：澳门博彩控股有限公司、香港新濠国际集团、香港信德集团有限公司、澳门国际机场专营公司、澳门诚兴银行等。 何鸿燊是澳门举足轻重的人物，曾任第9至11届全国政协常委，多次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接见，曾参与见证中英、中葡谈判及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他生前积极参与对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文化慈善等事业，为澳门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作为一名爱国的港澳同胞，他对国家建设的支持也体现在实际行动上。2001年，当时身为奥申委顾问的何鸿燊在得知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后，随即捐资用于兴建奥运场馆——国家游泳中心。 2003年9月，何鸿燊先生把价值600多万元的圆明园猪首铜像捐赠给保利艺术博物馆。2007年9月，何鸿燊再次以6910万港币购得圆明园马首铜像，并在港澳地区公开展示，希望借此带动更多人参与保护中国文物的工作，共同宣扬爱国爱民族意识。 2007年9月，何鸿燊将5件纪念香港回归的珍贵艺术品捐赠给国家博物馆，包括油画《南京条约》《世纪大典》《毛泽东会见希思》，青铜雕塑《毛泽东》《邓小平像》。他在捐赠仪式上表示，作为港澳同胞，他亲眼目睹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在港澳的成功实践。作为中国人，他期盼祖国尽快实现和平统一。 2019年11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澳门回归20周年，何鸿燊决定将圆明园马首铜像捐赠给国家文物局，为其百年回归之路画上圆满句号。 何鸿燊曾表示，自己大半生在澳门度过，从事博彩业近50年，见证博彩业由专营走到开放，最值得欣慰的是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通过发展博彩业，积极参与建设澳门，相信施比受更为有福。 说起何鸿燊，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他“赌王”的标签，但他个人最喜欢别人称他为“爱国商人”。 何鸿燊，1921年11月25日生于香港，著名港澳企业家，拥有犹太、荷兰、英国、中国，多个民族血统，有“澳门赌王”之称。他是澳门博彩史上权势最大、获利最多、名气最响、在位最长的赌王，澳门人称他为“无冕总督”。 何鸿燊出身于香港赫赫有名的何东家族，是港英政府时代的香港四大家族之首。 何鸿燊的爷爷何福是当时香港的顶级人物，做过怡和洋行、沙宣洋行买办，任过定例局（立法局）议员，是当时的华商五巨头之一。而何福的哥哥何东、即何鸿燊的伯公，是香港开埠后的首富，还是东南亚最大的实业家之一，与孙中山蒋介石都是朋友。 何鸿燊的父亲何世光是香港著名富商，担任渣甸洋行的买办，是立法局议员及华东三院主席。母亲冼兴云是冼德芬家族之人。 前排左起：何福（何鸿燊祖父）、何东（何鸿燊伯公）、何甘棠（燊叔公，李小龙外祖父） 由于家庭背景优渥，何鸿燊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少爷生活，就读于香港最好的学校——皇仁书院，还与霍英东成为了同学。小时候的何鸿燊不爱学习，当时成绩很差，被分在D班。 然而何鸿燊13岁那年，父亲与三位叔伯炒股血本无归，家产全部化为泡影。二伯与叔叔自杀身亡，父亲何世光逃往越南，何鸿燊与母亲留守香港。 父亲走后，母子流落街头，每天晚上委身在别人的店铺门下，妈妈哭着对他说：“我没钱支持你读书，除非你拿到奖学金。” 经过苦读，何鸿燊的成绩突飞猛进，以第一的成绩获得学校奖学金，开创了书院内最差班级获得奖学金的纪录，并随后考入香港大学理学院。 本想靠知识改变命运，可就在大学毕业前三个月，日军轰炸香港，20岁的何鸿燊揣着10块钱，以难民的身份来到澳门讨生活。 由于抗战爆发，香港失守，何鸿燊在香港大学的学业中断，1941年手持10港元来到澳门，进入澳门联昌贸易公司工作，每天干着“提头来见”的押船生意。 到了澳门，他先是在贸易公司工作，因为一口流利的英文，很快成为老板的得力助手。他发现只会中英文还不够，又拼命学日语、葡萄牙语…… 凭借聪明努力和语言优势，何鸿燊很快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100万港元，又用这一笔钱自立门户，开煤油公司、建筑公司，到五十年代中期，他已经成为颇有名气的富豪。 因为敢于冒险的魄力，1943年，他从公司分到了100万澳元红利。随后涉足煤油等领域，很快，落难公子何鸿燊成为港澳巨富。 1961年，葡萄牙政府把澳门辟为恒久的博彩区，澳门博彩业正式合法化。何鸿燊抓住时机，与霍英东、叶汉（赌神）、叶德利等联盟合作，竞投澳门赌场专营权，迈出“赌王”之路的第一步。 60年代初，澳门的博彩业正式合法化。何鸿燊嗅到了商机，与霍英东等人组成财团竞投得到博彩专利权，在澳门垄断式经营赌场，迈出“赌王”之路的第一步。 赌场生意红火，也为何鸿燊赢得万贯家财，“赌王”的名号享誉香江，刘德华主演的《赌城大亨》，影射的就是何鸿燊的传奇人生。 90年代初，又在澳门建立“皇宫赌场”等多个赌场，澳门的赌业王国诞生了。他旗下的赌场每年的投注在1300亿港币，相当于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6倍，每年上交给政府的赌税超过40亿港币，占澳门总财政收入的 50%以上。有30%左右的澳门人直接或间接受雇、受益于他的公司。何鸿燊直接把握着澳门的经济命脉。 除香港和澳门外，何鸿燊亦在多个国家投资，包括越南、北韩、菲律宾、葡萄牙等。除博彩业之外，何鸿燊的产业还涉及房地产、建筑、船务、投资等多个领域。2008年，澳门集团成功在香港上市。 至2011年，其旗下的企业包括：澳门博彩控股有限公司、香港新濠国际集团、香港信德集团有限公司、澳门国际机场专营公司、澳门诚兴银行等。 上一页123下一页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