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沈建光（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院院长）、朱太辉（京东数科研究院研究总监）、张晓晨（京东数科研究院研究员）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疫情对企业造成的实际冲击到底有多大，当前政策应该如何应对？笔者基于2308家A股民营上市公司最新公布的2020年一季度财报数据，设计并分析民营中小企业的经营、盈利和偿债方面的重点指标，就疫情对企业经营发展和银行不良贷款的冲击做了跟踪测算，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今年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中国经济遭遇休克式下滑，一季度GDP骤降至-6.8%，前所未有的供给侧冲击给广大市场主体、尤其民营及中小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生存挑战。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六保”，其中“保居民就业”居于首要位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 疫情对企业造成的实际冲击到底有多大，当前政策应该如何应对？笔者基于2308家A股民营上市公司最新公布的2020年一季度财报数据，设计并分析民营中小企业的经营、盈利和偿债方面的重点指标，就疫情对企业经营发展和银行不良贷款的冲击做了跟踪测算，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 企业经营情况和盈利水平显著恶化 生产“休克”导致企业经营规模和收入大幅收缩。以2020年一季报计算，样本企业报告期内总和营业收入同比增速约为-8.6%，而过去5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18%。营业收入与生产经营规模变化直接相关，营业收入的大幅下滑表明疫情期间民营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大幅收缩。分行业来看，各个行业的营业收入变化与疫情期间的停工停产表现了较高的一致性。按照申万一级分类，除农林牧渔、食品饮料、电子、房地产、综合等少数行业之外，多数行业呈现负增长态势。其中，休闲服务受冲击最大，一季度营收同比下滑超过50%，交通运输、纺织服装、汽车、建筑装饰、家用电器等行业的跌幅也较大。 盈利水平的恶化程度更为明显。2020年一季度全部样本企业总和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28.7%；分行业来看，农林牧渔受益于疫情期间的必需品需求，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其余除电子和综合以外，所有行业均为负增长，休闲服务同样受冲击最大，一季度净利润同比下滑超过140%，交通运输、纺织服装、汽车、建筑装饰、商业贸易等跌幅均超过70%。 国有企业的收入与盈利变化也印证了疫情的巨大冲击。2020年一季度，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11.7%，利润总额同比下降59.7%。但到4月份，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1-4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同比降幅收窄到9.2%，但利润总额的降幅还在拉大，同比下降63.0%。其中，中央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53.1%，较一季度降幅增加了4个百分点，地方国有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高达85.5%，降幅较一季度收窄0.8个百分点。 2． 盈利下滑导致部分企业暴露偿债风险 疫情冲击下企业的偿债能力快速下降。一季度随着样本企业的盈利下滑，上市民营中小企业的利息保障倍数从2018年和2019年的5.18、5.11倍，骤降至2.88倍，企业的潜在违约风险明显抬升。其中，处于亏损状态导致利率保障倍数为负值的样本企业占比超过40%，利率保障倍数低于1倍的超过半数。 各个行业的偿债能力降幅与疫情冲击大小基本一致。分行业来看，除食品饮料、农林牧渔、医药生物、家用电器等行业的偿付安全边际仍然较高外，其他多数行业的利息保障倍数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尤其休闲服务、建筑装饰、交通运输、商业贸易等风险敞口较大。例如，休闲服务行业样本企业的总和利息保障倍数为-1.63，超过77%的样本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3． 广大中小微企业的情况更加严峻 本次评估分析的对象是A股民营上市公司，是民营企业中经营发展的佼佼者，代表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相对而言，在新三板挂牌的民营企业以及广大未能在公开市场融资的中小微企业群体，风险抵御能力更弱，受到的冲击可能更大，所处的情形将更加严峻。 疫情爆发之初，笔者曾利用2000多家A股上市公司、近8000家新三板挂牌企业近五年的财务数据，对疫情冲击下的经营压力、偿债压力进行了压力测试和比较分析。当时的研究发现，若疫情导致“停工停产3个月”，则3个月的固定成本支出将使A股民营上市公司年度净利润分别下滑30%，而新三板挂牌民营企业的下降幅度高达50%左右；与此同时，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利息费用保障倍数将会下降至3.5，而新三板挂牌民营企业会下降至更低的1.8。由此推测，广大中小微企业盈利下滑程度可能更加明显，面临的债务偿还压力可能更加。这应该也高层强调一定要“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背后的原因所在。 4． 高度警惕后续银行不良率的上升 企业负债与银行信贷是一体两面，企业的经营压力和偿债风险将最终反映在银行业机构的不良率上。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91%，增长幅度有限，较上季末仅增加0.05个百分点。考虑到为应对疫情和为企业纾困，前期银行大量延迟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还本付息的期限（根据银保监会最新披露数据，截至4月末银行机构已对超过1.2万亿元中小微企业贷款本息实行延期），当前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可能尚未完全反映企业的违约状态。 笔者针对所有上市民营企业近似计算了银行的“隐含不良贷款率”（EBIT为负或小于利息支出企业的负债之和/全部企业负债之和），来分析银行不良率的后续变化。“隐含不良贷款率”由IMF本世纪初提出，在预测银行不良率变化上具有较好的前瞻性。相对于一季度银行不良率的变化，“隐含不良贷款率”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上升，提示应高度关注企业偿债压力加大向银行业不良贷款转化的风险。 5． 守住企业生命线需要货币、监管、财政政策协同发力 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长期来看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释放企业活力，当前则应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监管政策“三箭齐发”，全力缓解民营及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和偿债压力，守住生存线。 一是持续加强对民营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缓解资金链压力。自5月6日国常会以来，决策层多次强调“强化稳企业保就业的金融支持措施”；5月22日《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的相关措施。鉴于疫情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民营企业经营和偿债的冲击存在差异，应考虑根据不同地区、行业的情况将延长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有针对性地实施到位；同时，推动银行机构补充资本，利用好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充分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 二是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扩大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有效需求。随着生产和投资的加速恢复，短期内的真正挑战，已从经济“休克”下的供给侧冲击，转化为有效需求不足。上述背景下，财政政策应当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已经确定上调赤字率至“3.6%以上”、新增专项债3.75万亿并发行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应充分利用好上述举措增加的地方政府财政空间，加强对中低收入群体和中小微企业的定点帮扶，做好减税降费、用好消费券、发力新基建，让资金直接惠企利民。 三是注重货币、监管、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提前防范风险。在企业偿付能力恶化的背景下，货币、监管政策可能在未来面临更大的防风险压力，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特殊时期不抽贷、断贷、压贷，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的同时，也应前瞻性做好拨备和不良贷款处置的政策储备。此外，财政政策需要重视加大对于政策性融资担保、金融风险处置等方面的投入，为银行不良率上升提供必要缓冲。
5月26日消息，全国政协委员、叮当快药创始人兼董事长杨文龙今年两会提交一份提案，主题为《推动“医检药保”互联互通 加快医疗服务创新，实现健康中国》。 当前，各个医疗机构之间都拥有独立的信息数据采集系统和医疗记录系统，这些系统之间数据标准不统一、接口未打通，形成“信息孤岛”。 对此，杨文龙建议，统一医疗健康业务标准和技术标准，建立全国统一、高效、兼容、便捷、安全的医疗健康信息系统，建设国家级“医检药保云管理平台”，推进各省、市、自治区医疗健康数据中心的建设，实现全国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加强数据有序共享。规范数据管理和应用权限，依法保护就诊人员信息和数据安全。 针对医保地域属性与医保跨地域结算问题、互联网医疗与医保在线支付等问题，杨文龙建议，推进医保在线支付，同时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的多角色支撑，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线下实体医院与线上互联网医院多头参与，医保支付与商保支付并行，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医疗服务体系和医保结算支付体系，解决群众挂号难、看病难、买药贵的问题。 同时，杨文龙还建议，从政策上支持、鼓励可穿戴家用医疗设备、智能健康电子产品和健康医疗移动应用服务的发展，推进到家身体检测服务（如唾液检测、粪便检测、尿液检测等无创检测），继续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鼓励医护到家服务，为互联网医疗的开展提供诊断数据支持。 推动“医检药保”互联互通 加快医疗服务创新，实现健康中国 提案人：全国政协委员、叮当快药创始人兼董事长杨文龙 近年来，在国家《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指导下，我国医疗健康领域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医药”的新业态、新服务蓬勃发展，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日益健全，医疗健康服务水平持续提高，健康中国的建设正在稳步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尤其在疫情期间，国家又出台了《关于加强信息化支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关于在疫情防控中做好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工作的通知》、《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等政策，极大地促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和药品“网订店送”服务的发展，各大医院纷纷启动在线预约挂号及在线问诊服务，药店行业也启动了“网订店送”无接触配送服务，越来越多的用户转向线上问诊、购药。这种便捷、安全的健康服务新业态，更好的满足了人民群众居家隔离就医购药的需求，为疫情防控做出了突出贡献。在疫情期间，互联网诊疗最高峰值服务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多倍，无接触的“网订店送”配送到家服务在高峰期增长了50倍，凸显了互联网医疗及药品“网订店送”新业态的核心优势。 疫情防控大力推进了互联网医药健康服务新业态的发展，同时 5G技术的应用也为医疗、医药、医保的三医联动及到家身体检测创造了良好的技术条件。然而，在互联网医药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医疗、检测、医药、医保在全国范围内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完善之处。 第一，医疗健康信息数据采集系统分散、数据标准不统一。各个医疗机构之间都拥有独立的信息数据采集系统和医疗记录系统，这些系统之间数据标准不统一、接口未打通，形成“信息孤岛”。 第二，互联网医药与医保支付相结合还缺乏配套政策法规。绝大部分城市还停留在医保刷卡支付阶段，医保地域属性与医保跨地域结算问题、互联网医疗与医保在线支付的问题，也有待更加细化的配套政策、法规支持。第三，互联网医疗缺乏到家检测服务的支撑。患者到医院就医，除了问诊、购药外，另一个巨大的需求就是身体检测。但目前身体检测主要还是在实体医疗机构内实施，到家身体检测服务的缺失严重制约了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对此，有如下建议： 1. 加快国家级“医检药保云管理平台”建设，建立互联网+健康新服务体系 统一医疗健康业务标准和技术标准，建立全国统一、高效、兼容、便捷、安全的医疗健康信息系统，建设国家级“医检药保云管理平台”，推进各省、市、自治区医疗健康数据中心的建设，实现全国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加强数据有序共享。规范数据管理和应用权限，依法保护就诊人员信息和数据安全。 2、推动互联网医疗与多样化医保支付结合的配套政策落地 推进医保在线支付，同时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的多角色支撑，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线下实体医院与线上互联网医院多头参与，医保支付与商保支付并行，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医疗服务体系和医保结算支付体系，解决群众挂号难、看病难、买药贵的问题。 3、大力发展智能健康检测技术，推进到家身体检测服务 从政策上支持、鼓励可穿戴家用医疗设备、智能健康电子产品和健康医疗移动应用服务的发展，推进到家身体检测服务（如唾液检测、粪便检测、尿液检测等无创检测），继续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鼓励医护到家服务，为互联网医疗的开展提供诊断数据支持。同时加快医护到家服务标准建设，加大对身体检测服务企业的政策性扶持，推进互联网医疗、到家身体检测、医保在线支付、送药到家的健康服务新业态，让人民群众在家就能享受到“医+检+药+保”的全流程便民服务。 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全面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加快建立国家级“医检药保云管理平台”，推动全国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与实时共享，实现医保跨区域结算和在线支付，推进到家身体检测服务，构建医疗、检测、医药、医保相结合的健康新生态，保障人民群众获得高质量、有效率、能负担的医药健康服务。
据央视新闻，北京时间5月26日，港澳知名爱国企业家、第9届至第11届全国政协常委何鸿燊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享年98岁。 企查查数据显示：奚梦瑶名下共有4家企业，均为文化传媒公司。其中一家已注销。 何猷君名下共有5家公司，主要为信息科技公司。 两人目前暂无工商关联信息。 综合央视新闻等报道
文/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尚福林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理事长，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近日接受证券时报书面专访时谈到了我国资管行业转型的成绩与挑战。尚福林建议，资管行业转型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决守好风险底线，严格坚守合规底线，切实恪守服务客户底线。特别是在当前金融业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妥善处理好存量产品的压降与转型接续。既要保持转型定力，也要防止业务断崖式下降，进而引发对实体经济正常生产经营的扰动。 资本市场改革要从融资端和投资端两头发力 我国资本市场30年来的改革发展成就巨大。同时，我国资本市场仍是发展中的市场，改革任务依然艰巨，挑战仍然严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资本市场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指明了方向。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还需要从融资端和投资端两头发力。 在融资端，一是市场建设上，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打通金融资源与科技成果转化的渠道，壮大创新资本总量，激发风险资本活性，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在长期投资和高新技术、关键领域创新活动中的优势。进一步丰富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形成各板块错位发展、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的适度竞争格局，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提高优化资源配置能力和形成创新资本效率中的枢纽作用。二是主体建设上，要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市场上的增量财富来自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披露信息是证券市场健康有序运行的重要基础。要通过不断健全基础性制度，通过市场和行政力量，完善市场约束机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在投资端，一是满足不断扩容升级的投资需求。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财富管理和资产配置的需求日益增长。需要适应金融市场变化，针对不同需求的投资者群体，提供适当的投资产品，增加有效社会投资。二是培育合格投资者。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中小投资者数量众多。随着注册制改革，市场包容性增加的同时，对投资者的专业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培育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为资本市场引入合格投资者和中长期资金。三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把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摆在突出位置，依法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净化市场环境，切实维护市场纪律和市场秩序。 资管转型要注意三方面问题 资管行业是金融业的重要领域，2018年《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印发后，系统性制度框架已基本搭建。一方面，从前期成效看，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监管部门加大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领域乱象整治力度，资管行业治理取得显著成效，资管行业转型有序推进，行业健康度不断提升。以监管套利、隐匿风险为特征的同业通道业务规模大幅下降，借道各类资管计划意图让不良资产非洁净出表的违规问题得到重点整治。通过压缩资金空转和通道业务，累计压缩交叉金融类高风险资产约16万亿，资产高速虚假扩张顽疾得到纠正。以往试图规避宏观调控、着眼监管套利、拉长融资链条、抬高融资成本甚至自我循环的扭曲发展方式已基本丧失了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发展转型进入深水期，任务挑战异常艰巨。新冠肺炎疫情更为资管行业转型增加了不确定性。资产端收益率下行、配置难度加大，非标资产的处置与承接各方都很关注。加强投资者教育，打破“隐性刚兑”，优化资金期限结构任务还很艰巨。 资管行业的参与主体因背景不同，发展进程不一，产品各有特点，在转型中面临的挑战各不相同，也有一些共性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方向。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资管业务同样应当以服务实体经济投融资需求为定位和根本目标。在业务发展战略的方向选择上，主动将国家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战略等作为重要考虑因素，把资金流引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重点满足提高经济社会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促进基础金融服务公平的要求。 第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是由我国国情特点决定的。资管行业转型也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普惠金融理念。充分发挥各自在管理机制、经营理念、激励约束机制、投资运作和人才储备等方面的专业特点和比较优势。提升投研能力，提高风控水平，丰富产品体系，更好实现所托管资产的保值增值，寻求在更高水平上提高储蓄转化投资的效能。为不同群体提供风险偏好、价格合理、方便快捷、成本可担的适当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三是守住底线。在完善制度和推动落实过程中，重点是把住三条底线：一是坚决守好风险底线。这是金融服务可持续的基本前提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随着金融产品结构日趋复杂，资管行业更要坚持严控风险的底线思维，防范金融风险跨行业、跨市场、跨地域传染。二是严格坚守合规底线。依法合规展业是资管行业健康发展的最基本要求。三是切实恪守服务客户底线。资产管理是受人委托，在产品销售、投资标的选择、风险承担、收益分配等方面，应当遵循委托代理的基本规律，充分揭示风险，防止因销售误导等行为引发纠纷。 特别是在当前金融业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妥善处理好存量产品的压降与转型接续，既要保持转型定力，也要防止业务断崖式下降，进而引发对实体经济正常生产经营的扰动。 持续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关于当前金融风险状况和形势，我想谈三个观点。 前期金融风险防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应对风险挑战留出了回旋余地。各部门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决策部署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点整治市场乱象，前期金融风险防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金融风险趋向收敛。一批问题机构得到有效处置，影子银行规模持续压降，网络借贷风险大幅下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逐步化解，一批重大非法集资案件得到严厉查处。同时，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中小银行改革稳步推进，公司治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举措逐步落实，也为防控金融风险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力保障。 疫情对金融业造成的风险冲击总体仍处在预期区间。这次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疫情对经济生产运行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造成了明显影响。金融与经济相互依存，实体经济的困难也会反映在金融领域。一些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因疫情影响，短期内偿贷能力受到较大影响，违约风险、流动性风险有所抬头，信贷资产质量受到一定影响。此外，由于国际疫情蔓延扩散，全球金融市场波动频率提高、幅度增大。随着我们与外部联系越来越紧密，内防风险扩散、外防风险传染的压力加大。这些因素客观上的确增加了金融风险防控难度。总体看，目前冲击仍在预期范围内，为支持疫情防控、推进复工复产，加快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这种代价是银行业乃至金融业必须承受也是值得付出的。 金融业有信心应对疫情冲击做好风险防控工作。这种信心从根本上是来自于对巨大内需空间、雄厚产业基础等一系列中国经济内在韧性和长期向好基本面的认识判断。疫情带来的外生冲击，并未改变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和内在逻辑，以及国内企业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的独特优势。虽然疫情期间，金融资产质量短期承压，但随着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不良上升势头会得到扭转，金融体系运行也将会趋于正常，良好稳健的发展态势没有改变。另一方面，是基于前期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当前金融政策的储备和调节空间仍然比较充足，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增强，都为应对疫情冲击，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和实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目前，银行业拨备能力、保险业偿付能力都处在较高水平，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14.5%，高出最低资本监管要求6.5个百分点，贷款拨备总额超过6万亿元。 稳定经济运行事关全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离不开经济健康增长作为支撑。当前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但全球疫情未来走势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金融风险防控工作应当放在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统筹考虑。 一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精准施策、全力做好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金融部门果断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实施了差异化的金融政策，提供了高效的金融服务。在严峻复杂的形势下，为疫情防控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营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宏观层面，需要更为精准地加大调控力度。继续科学稳健地运用逆周期宏观调节手段，把做好“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着力稳企业、保就业。拉动居民消费，释放潜在需求。中观层面，需要更加聚焦重点地区、行业以及薄弱环节。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帮助因疫情造成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纾困解围，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微观层面，需要采取更加灵活、差异化的措施手段。创新优化服务方式，运用科技手段，提供差异化、针对性、优惠性的金融服务。 二是持续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一方面，积极处置化解已暴露的不良。一季度银行业处置不良贷款达到450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810亿元。要抓住中小银行机构等重点群体分类施策，通过多种手段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提高处置效率。通过债委会、市场化债转股等市场化方式，稳妥有序处置企业债务风险。另一方面，持续关注全球疫情变化情况及对金融业的影响，做好压力测试、摸清风险底数、制定应急预案，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评估、调整、补充相关政策措施。 三是从防范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二者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出发，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前期成果，关注中小机构股东股权、金融创新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止乱象反弹回潮。同时，要将风险防控关口前移。 长远看，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手段破解体制机制难题。深化中小银行改革，培育核心竞争力，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升风险抵御能力，为服务实体经济和防控金融风险提供机制保障和动力支持。继续稳妥有序打击处置网络借贷、私募股权等重点领域非法集资活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本文原发于证券时报。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汾酒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秋喜在两会期间，再次提出建议，“将中国白酒酿造技艺作为我们国家申请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重点工作，尽早排上日程推进。”他指出，包括东亚的日本和食和韩国泡菜在内，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有了六个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中国饮食不在其列。李秋喜强调，中国白酒酿造是一门涉及广泛的综合技艺，完全可以集中表达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科技、传统习俗等多方面的内容。通过中国白酒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能够从技艺到记忆，从内部到外部，从国家到世界，推动中国文化在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继承。 遗憾：六个入选的非遗美食，中华饮食不在其列 酿酒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之一，内涵十分丰富，它与中国的农耕文化、烹饪文化、传统发酵酿造技艺、中医、饮食民俗、饮食文艺等人文、社会生活都息息相关。李秋喜在发言中指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酿酒文化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物质层次、行为层次和精神层次。 值得人们关注的是，2010年至2016年期间，全球骤然刮起世界饮食遗产之风：以法国大餐为代表的饮食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入选的还有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摩洛哥联合申报的“地中海饮食”、“传统墨西哥餐饮”。2011年，土尔其饮食“麦粥传统”入选世界名录。2013年更有东亚两个饮食提案，即“日本和食”和“韩国越冬泡菜”同时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有了六个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饮食不在其列。 进入21世纪以来，短时间内密集的申请和通过了如此多项饮食类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李秋喜分析道，一方面是食品安全问题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了全球少数几个重要的公共事务、公共伦理、公共议题之一；另一方面说明全球各个国家对于文化发展空前重视，民族文化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元素，已经上升为政治高度。食品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但是当食品成了遗产化的文化策略，它展现的就是国家软实力和民族的荣誉感。 同时，李秋喜提到了法国勃艮第葡萄酒产区的气候（Climats）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法国相关部门表示申遗成功是地方政府、国家机关、科学委员会、葡萄酒行业、企业和赞助人以及组成申遗委员会一共64000位从业人员集体努力的结果。而这样的努力也让全世界看到了法国勃艮第葡萄酒产区漫长而丰富、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文化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法国勃艮第葡萄酒产区申遗成功展现了他们对国际社会的责任。由此可见当今世界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文化高地，对进一步稳固国家政治、经济等全球化地位的巨大作用。 价值：中国独有知识产权，民族产业重要符号 据悉，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发酵和蒸馏技术的鼻祖（2016年海昏侯墓考古发现了全世界最早的青铜蒸馏器，将中国的酿酒蒸馏技术起源时间提前到公元前8年）。中国人也正是在西汉时期通过古丝绸之路向世界传播了蒸馏技术，世界蒸馏酒发端于此。 李秋喜谈到，中国白酒作为精神、文化和物质的嗜好性产品，是交际、礼仪消费中最典型的民族文化特征产品，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华民族文化与中国酒这样息息相关、水乳交融。举凡纲常礼仪、诗词歌赋、怀乡情怀等，都与中国酒形成了有趣的酒礼和酒俗。同时，中国人自古都提倡文明饮酒的高雅饮酒风尚，饮酒之时，品味艺术，陶冶情操，形成了独具魅力的中国式文化。 中国白酒还是世界上工艺最复杂的蒸馏白酒，是对人的感官冲击最丰富的蒸馏酒。中国人酿酒遵循“天人合一”与“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这也是中国哲学对万物关系的理解和对理想境界的构思。而历史多次证明，中国哲学已经成为解决当今世界紧张问题的最佳良药，世界也越来越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近代以来，我们国家的陶瓷和丝绸制造技术先后被国际其他国家超越，而中国白酒的酿造技艺仍属于我国独有的知识产权，是可以肩负中国民族产业的最重要符号。 现状：酿酒技艺传承岌岌可危 亟须重视和保护 李秋喜呼吁，随着现代化工业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传统的酿酒技艺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目前，我国白酒各流派传统酿造技艺的国家非遗传承人平均年龄超过62岁，且只有12人；广大的从事传统酿酒工作的酿酒工人平均年龄超过48岁，并且每年酿酒工人呈负增长。因此，如不加以特别重视和保护，长此以往中华古老的酿酒技艺传承将岌岌可危，世界最早的发酵和蒸馏酿酒技术将逐渐遗失殆尽，最终消失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酿酒文化的消失对我们国家的整个民族乃至全世界都是惨痛的损失。 中国白酒酿造是一门涉及广泛的综合技艺，完全可以集中表达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科技、传统习俗等多方面的内容。通过中国白酒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能够从技艺到记忆，从内部到外部，从国家到世界，推动中国文化在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继承。 综上，李秋喜再一次在两会上呼吁：建议将中国白酒酿造技艺作为我们国家申请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重点工作，尽早排上日程推进。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文/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尚福林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理事长，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近日接受证券时报书面专访时谈到了我国资管行业转型的成绩与挑战。尚福林建议，资管行业转型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决守好风险底线，严格坚守合规底线，切实恪守服务客户底线。特别是在当前金融业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妥善处理好存量产品的压降与转型接续。既要保持转型定力，也要防止业务断崖式下降，进而引发对实体经济正常生产经营的扰动。 资本市场改革要从融资端和投资端两头发力 我国资本市场30年来的改革发展成就巨大。同时，我国资本市场仍是发展中的市场，改革任务依然艰巨，挑战仍然严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资本市场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指明了方向。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还需要从融资端和投资端两头发力。 在融资端，一是市场建设上，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打通金融资源与科技成果转化的渠道，壮大创新资本总量，激发风险资本活性，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在长期投资和高新技术、关键领域创新活动中的优势。进一步丰富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形成各板块错位发展、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的适度竞争格局，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提高优化资源配置能力和形成创新资本效率中的枢纽作用。二是主体建设上，要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市场上的增量财富来自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披露信息是证券市场健康有序运行的重要基础。要通过不断健全基础性制度，通过市场和行政力量，完善市场约束机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在投资端，一是满足不断扩容升级的投资需求。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财富管理和资产配置的需求日益增长。需要适应金融市场变化，针对不同需求的投资者群体，提供适当的投资产品，增加有效社会投资。二是培育合格投资者。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中小投资者数量众多。随着注册制改革，市场包容性增加的同时，对投资者的专业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培育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为资本市场引入合格投资者和中长期资金。三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把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摆在突出位置，依法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净化市场环境，切实维护市场纪律和市场秩序。 资管转型要注意三方面问题 资管行业是金融业的重要领域，2018年《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印发后，系统性制度框架已基本搭建。一方面，从前期成效看，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监管部门加大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领域乱象整治力度，资管行业治理取得显著成效，资管行业转型有序推进，行业健康度不断提升。以监管套利、隐匿风险为特征的同业通道业务规模大幅下降，借道各类资管计划意图让不良资产非洁净出表的违规问题得到重点整治。通过压缩资金空转和通道业务，累计压缩交叉金融类高风险资产约16万亿，资产高速虚假扩张顽疾得到纠正。以往试图规避宏观调控、着眼监管套利、拉长融资链条、抬高融资成本甚至自我循环的扭曲发展方式已基本丧失了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发展转型进入深水期，任务挑战异常艰巨。新冠肺炎疫情更为资管行业转型增加了不确定性。资产端收益率下行、配置难度加大，非标资产的处置与承接各方都很关注。加强投资者教育，打破“隐性刚兑”，优化资金期限结构任务还很艰巨。 资管行业的参与主体因背景不同，发展进程不一，产品各有特点，在转型中面临的挑战各不相同，也有一些共性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方向。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资管业务同样应当以服务实体经济投融资需求为定位和根本目标。在业务发展战略的方向选择上，主动将国家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战略等作为重要考虑因素，把资金流引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重点满足提高经济社会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促进基础金融服务公平的要求。 第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是由我国国情特点决定的。资管行业转型也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普惠金融理念。充分发挥各自在管理机制、经营理念、激励约束机制、投资运作和人才储备等方面的专业特点和比较优势。提升投研能力，提高风控水平，丰富产品体系，更好实现所托管资产的保值增值，寻求在更高水平上提高储蓄转化投资的效能。为不同群体提供风险偏好、价格合理、方便快捷、成本可担的适当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三是守住底线。在完善制度和推动落实过程中，重点是把住三条底线：一是坚决守好风险底线。这是金融服务可持续的基本前提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随着金融产品结构日趋复杂，资管行业更要坚持严控风险的底线思维，防范金融风险跨行业、跨市场、跨地域传染。二是严格坚守合规底线。依法合规展业是资管行业健康发展的最基本要求。三是切实恪守服务客户底线。资产管理是受人委托，在产品销售、投资标的选择、风险承担、收益分配等方面，应当遵循委托代理的基本规律，充分揭示风险，防止因销售误导等行为引发纠纷。 特别是在当前金融业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妥善处理好存量产品的压降与转型接续，既要保持转型定力，也要防止业务断崖式下降，进而引发对实体经济正常生产经营的扰动。 持续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关于当前金融风险状况和形势，我想谈三个观点。 前期金融风险防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应对风险挑战留出了回旋余地。各部门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决策部署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点整治市场乱象，前期金融风险防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金融风险趋向收敛。一批问题机构得到有效处置，影子银行规模持续压降，网络借贷风险大幅下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逐步化解，一批重大非法集资案件得到严厉查处。同时，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中小银行改革稳步推进，公司治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举措逐步落实，也为防控金融风险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力保障。 疫情对金融业造成的风险冲击总体仍处在预期区间。这次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疫情对经济生产运行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造成了明显影响。金融与经济相互依存，实体经济的困难也会反映在金融领域。一些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因疫情影响，短期内偿贷能力受到较大影响，违约风险、流动性风险有所抬头，信贷资产质量受到一定影响。此外，由于国际疫情蔓延扩散，全球金融市场波动频率提高、幅度增大。随着我们与外部联系越来越紧密，内防风险扩散、外防风险传染的压力加大。这些因素客观上的确增加了金融风险防控难度。总体看，目前冲击仍在预期范围内，为支持疫情防控、推进复工复产，加快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这种代价是银行业乃至金融业必须承受也是值得付出的。 金融业有信心应对疫情冲击做好风险防控工作。这种信心从根本上是来自于对巨大内需空间、雄厚产业基础等一系列中国经济内在韧性和长期向好基本面的认识判断。疫情带来的外生冲击，并未改变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和内在逻辑，以及国内企业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的独特优势。虽然疫情期间，金融资产质量短期承压，但随着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不良上升势头会得到扭转，金融体系运行也将会趋于正常，良好稳健的发展态势没有改变。另一方面，是基于前期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当前金融政策的储备和调节空间仍然比较充足，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增强，都为应对疫情冲击，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和实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目前，银行业拨备能力、保险业偿付能力都处在较高水平，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14.5%，高出最低资本监管要求6.5个百分点，贷款拨备总额超过6万亿元。 稳定经济运行事关全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离不开经济健康增长作为支撑。当前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但全球疫情未来走势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金融风险防控工作应当放在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统筹考虑。 一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精准施策、全力做好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金融部门果断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实施了差异化的金融政策，提供了高效的金融服务。在严峻复杂的形势下，为疫情防控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营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宏观层面，需要更为精准地加大调控力度。继续科学稳健地运用逆周期宏观调节手段，把做好“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着力稳企业、保就业。拉动居民消费，释放潜在需求。中观层面，需要更加聚焦重点地区、行业以及薄弱环节。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帮助因疫情造成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纾困解围，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微观层面，需要采取更加灵活、差异化的措施手段。创新优化服务方式，运用科技手段，提供差异化、针对性、优惠性的金融服务。 二是持续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一方面，积极处置化解已暴露的不良。一季度银行业处置不良贷款达到450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810亿元。要抓住中小银行机构等重点群体分类施策，通过多种手段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提高处置效率。通过债委会、市场化债转股等市场化方式，稳妥有序处置企业债务风险。另一方面，持续关注全球疫情变化情况及对金融业的影响，做好压力测试、摸清风险底数、制定应急预案，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评估、调整、补充相关政策措施。 三是从防范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二者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出发，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前期成果，关注中小机构股东股权、金融创新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止乱象反弹回潮。同时，要将风险防控关口前移。 长远看，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手段破解体制机制难题。深化中小银行改革，培育核心竞争力，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升风险抵御能力，为服务实体经济和防控金融风险提供机制保障和动力支持。继续稳妥有序打击处置网络借贷、私募股权等重点领域非法集资活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本文原发于证券时报。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监会主席)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曾刚 陈晓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具体措施包括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政府工作报告还强调，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 近年来，互联网贷款已经成为商业银行支持小微企业的重要方式。今年小微企业贷款要实现高增长，互联网贷款将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意味着，促进并规范互联网贷款发展变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互联网贷款已成为部分商业银行的重要业务 互联网贷款业务最早起源于非持牌的小贷公司等机构。2008年，银监会下发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随后，头部互联网企业利用其数据规模和信息服务能力的优势，通过网络小贷公司在线发放贷款，突破了传统金融地域和模式的限制。到2015年，十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大大推动了网络消费金融、网络小额贷款、P2P网络借贷等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其间，头部企业还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手段，大幅度提高了杠杆水平和放贷规模。 业务的快速增长，起到了提高贷款效率、拓展金融服务范围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出现了大量高风险甚至违规业务，侵害了消费者权益，扩大了金融系统风险。 2017年是互联网贷款业务的分水岭。当年12月，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办和P2P网络借贷风险整治办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简称“141号文”），不仅从利率、客群、风控等方面做了明确要求，还对小贷公司业务范畴和资本计提出台了多项规定，并严格约束P2P企业的多项出借行为。此后，P2P开始被逐步清退，网络小贷公司牌照也被停止发放；存量小贷公司的出表资产需要按回表计算资本占用。 在此情况下，头部的互联网金融机构转而通过“助贷”或“联合贷款”的方式与商业银行合作。同时，大量中小银行特别是城商行将此作为切入点。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也积累了通过互联网渠道发放贷款的经验，以互联网为渠道针对自有客群发放的贷款规模也日渐提升，总规模已达到千亿级别。 目前，部分商业银行的互联网贷款业务已成为零售业务、小微企业贷款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情况风险可控，并起到了扩大服务群体、降低服务成本的作用。但是，其间也存在跨区域经营、风控流于形式、消费者保护不足、资金用途监测不到位等问题，部分操作环节同前期规定存在一定程度冲突。 因此，针对互联网贷款业务制定发布专项管理办法，越来越具有必要性。2020年5月9日，银保监会以公开征求意见的方式发布了《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对互联网贷款的范围进行了明确，并在风险管理、风险数据、风险模型、信息科技、合作管理和监督管理等多个方面进行详细政策规定。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办法》的出台不仅能有效补足前期制度短板，更能为传统金融机构主动求变建立良性轨道。 以更加开放和务实的方式实施监管 从《办法》的具体内容看，监管部门的基本思路是，在监管规范的基础之上，打开互联网贷款创新的正门，以全面提高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这得到了市场的普遍认同。 首先，精准施策，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 在互联网贷款业务前期开展过程中，因为存在大量自主支付的模式，导致互联网贷款以“现金贷”为主，资金流向难以监控，存在被投资于金融或房地产市场的情况。另一方面，互联网贷款的对象包括个人和小微企业（主），其用途则包括消费和经营，同对公贷款、住房按揭等业务相比，复杂性和特异性较高，如采用“一刀切”的监管模式，则可能误伤正常融资需求。 《办法》充分体现了精细化管理的思路，对互联网消费性信贷和经营性贷款进行了区分，并设置了差异化的监管要求，既能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又能更加精准地抑制非正常融资需求。针对消费性的需求，将前期30万的上限降低到20万，并要求到期一次性还本的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对于经营性的需求，则由商业银行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审核确定授信额度。 这一安排，既能保证正常大额消费的合理需求，又避免了过高的授信非法流入房市或资本市场，规避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风险。对于个人以及小微企业的经营性贷款，在额度和期限上可以由贷款行合理灵活匹配，在疫情防控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特殊时期，提高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解决其融资贵和融资难问题。 其次，以更加开放和务实的方式实施监管。 对于互联网贷款业务，监管机构的思路是按照“放管服”改革的要求，在保证有效性的前提下简政放权，让微观市场主体在合规框架下充分发挥能动性，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牌照经营曾经是重要的监管方式，但针对互联网贷款，监管则未设置行政许可，商业银行及参照执行机构均可按照《办法》规定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办法》还对跨域经营做了更加开放的规定，虽然要求地方法人银行开展业务应主要服务于当地客户，但允许审慎开展跨注册地辖区业务；而线上开展业务为主的银行更是不受此限制。 将具体业务权限下放至市场主体的同时，监管则以压实责任的方式强化管控，在顶层架构上保障责权利匹配。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机制。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根据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情况、风险水平和业务开展情况等提出审慎性监管要求。例如，针对公司治理层面提出管理要求，强调由董事会或管理层负责审议业务制度、制定业务规划和设计风控指标等工作。 其三，促进并规范贷款合作模式。 此次发布的《办法》，对于商业银行同相关机构的合作持高度开放态度，一是将现有存在合作关系的各类持牌及非持牌机构全部纳入，不仅包括银行业机构、保险公司，还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电子商务公司、第三方支付机构、信息科技公司等非金融机构。二是明确可以采用包括保证保险、信用保险、融资担保等增信方式开展业务。《办法》规定，保险公司和有担保资质的机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向借款人收取合理费用。这实质上是认同了目前极为普遍的“银行+助贷机构+增信机构”的模式。三是联合贷款的合作机构可以承担贷款发放、本息回收、止付等关键环节操作，使合作机构得以深度介入业务运营环节。 针对合作机构的管理，则设计了较为严格和完整的框架，保障业务长期健康发展。包括在总行层面统一准入和名单制管理，从多方面强化对合作机构的评估，禁止向合作机构自身及其关联方直接或变相进行融资用于放贷，加强限额管理和集中度管理，不得开展暴力催收，建立持续管理和退出机制等等。 其四，引导商业银行主动提高风险控制能力。 鉴于互联网贷款在野蛮生长期发生过银行风控流于形式、单纯依靠第三方增信等问题，《办法》用大量篇幅强调了风险控制方面的要求。 首先，商业银行应当针对互联网贷款业务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立适合其特点的治理架构、管理政策和程序、内部控制和审计体系，在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开展身份核验、反欺诈、尽调审查、统一授信、资金用途监测等风控措施，确保互联网贷款业务发展与自身风险偏好、风险管理能力相适应。 其次，强化风险数据和风险模型管理。数据来源必须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授权充分，数据使用依据必要原则，不得向第三方提供借款人风险数据。不得外包风险模型管理职责，加强风险模型的保密管理。 最后，特别强调信息科技风险管理。要建立高效和可靠的互联网贷款信息系统，采取切实措施同合作机构有效隔离敏感数据，加强客户端程序的安全能力，确保各个环节数据的保密性、完整性、真实性和抗抵赖性。 充分发挥互联网贷款服务小微的价值 互联网以其高效、快捷的特点，是商业银行服务零售客户、小微企业的理想渠道。前期受制于面谈面签、实地调查和属地经营等合规风险，商业银行并未放开手脚推动互联网贷款业务。此次《办法》的出台，从政策上确立了银行贷款业务全流程线上化的合规性，商业银行从此可以摆脱业务盈利性和合规性的选择难题，全面互联网化。 而商业银行通过近年大规模的IT系统和渠道建设，不仅对现有零售客户、小微企业的服务实现了深度互联网化，且在场景金融领域也已初具规模，同时金融科技和数字建模能力显著提升，对合作方关于技术和获客的依赖性显著下降。 可以预见，商业银行将成为互联网贷款业务的核心，而互联网贷款也将成为商业银行占比越来越大的业务，成为大量商业银行的发展方向。 风控和服务能力将成为互联网贷款业务的核心竞争力。零售客户、小微企业具有规模小、客户分散、受经济周期影响大的特点。这意味着风险化解的难度大，需要贷款人具有更高的风控能力。而前期被奉为圭臬的“风险模型”等手段已被周期和疫情充分验证了后验性的固有缺点，因此，只有回归风控本源，打造完整的风控体系，才是最有效的风控手段。 在互联网贷款的发展中，消费者权益保护将得到全面强化。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是金融行业投诉和监管处罚的主要来源，而互联网贷款远程验证、电子传输、多方介入等特点更是加大了相关风险。诸如客户信息校验不充分、客户信息泄露和非授权使用、引导或捆绑销售、破坏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等问题都还是行业中的痛点难点。业务效率和消费者保护往往是两难选择。但是，从长期来看，只有以客户为中心，将消费者保护置于头等地位的商业银行，才能实现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从长远看，互联网贷款是金融数字化发展的必然方向，对于监管部门而言，需要全面肯定互联网贷款的定位与价值，并根据其主要特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监管制度。对商业银行而言，安装监管要求建立完善风险管理体系，积极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可以更充分地发挥互联网经营贷款服务小微和个体工商户的价值，促进“六稳”和“六保”目标的实现。 本文首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原标题为《规范并促进互联网贷款发展，助力企业便利获得金融支持》 (本文作者介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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