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旅”将更名为“中国中免”，因为免税牌照最近太火了。 疫情之下，旅游行业受到重创，但令人意外的是，旅游行业的小分支免税行业却在疫情中突出重围，资本争相跑马圈地，相关概念股股价还创了新高。 中国国旅（601888）6月18日晚间公告，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突出公司免税主业特征，提高公司品牌辨识度，将公司证券简称变更为“中国中免”。 6月18日，中国国旅现身沪股通十大成交活跃股，位居沪股通成交额第五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旅股价最近一个月上涨47.52%，上榜沪股通23次，累计净卖出21.73亿元；近两个月上涨58.77%，上榜沪股通35次，沪股通累计净卖出25.54亿元。 垄断国内免税业 中国国旅的母公司中国旅游集团成立于1992年，产业布局涵盖六大业务，其中旅行服务业务就包括大家熟知的港中旅、中旅总社和国旅总社等；旅游零售业务的代表，就是中免集团。上市公司中国国旅是中国旅游集团的二级子公司。 从中国国旅上市以来的业务组成来看，公司免税领域营收占比在不断扩大。在2009年上市之初，旅游服务实现营业收入32.49亿元，而商品销售只有14.36亿元不足其一半。但商品销售业务的收入逐年增长，2017年开始加速增长，2018年商品销售营收163.98亿元，首次超过旅游服务的110.59亿元。进入2019年，经营业务又做了重大调整，呈现去“旅游服务化”的态势，当年旅游服务营收仅录得5.31亿元，而商品销售达到236.96亿元。 今年5月7日，中国国旅公告，公司拟以20.65亿元现金收购中国旅游集团持有的海免公司51%股权。据公告显示，海免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为32.27亿元，归母净利润为3.45亿元。 收购海免之后，中国国旅不仅将牢牢占据三亚和海口两大离岛免税市场，还能将其在整个中国免税市场的市占率由87%提升至93%（以2018年的数据估算）。 在聚焦免税业务后，公司2019年业绩增长强劲。2019年中国国旅实现营业收入479.66 亿元，同比增长2.04%，实现营业利润 71.09 亿元，同比增长 3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29 亿元，同比增长 49.58%，主要受益于国内免税品零售市场规模的持续增长。 享受海南自贸港红利 6月1日，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给了海南诚意满满的政策大礼包。 天眼查资料显示，海南岛内目前有四家免税店。2020年1月19日，海口市内日月广场免税店和琼海博鳌免税店正式开业，与此前海南已有的三亚海棠湾免税城和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共同形成了新的离岛免税格局。 具体来看，海口免税店经营面积2.2万平方米，首期开业面积1.3万平方米，博鳌免税店经营面积4200平方米。有消息称，目前，这两家新开业的免税店已引进的国际品牌总量近200个。所有货品由与海免同属于中国旅游集团的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公司统一从原产地直接采购。 新政策将对中国国旅的业绩产生实实在在的利好。一方面是个人免税额和免税品种上去了，营收规模将会更大；另一方面公司税收会降低10%，此前是25%。 资本跑马圈地抢回流 境外免税店业务停滞，为消费回流国内带来了契机。回流空间有多大？ 2019年韩国免税产业销售额达到21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487亿元，由于中国消费者贡献超过七成，因此消费规模或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 中国消费者在免税渠道偏好购买奢侈品。而据贝恩咨询统计，2019年中国消费者在境外消费奢侈品金额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而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仅约30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345亿元，占比不到一半。 西南证券认为未来国内免税渠道消费占比能够达到35%，到2028年我国国内免税市场规模有望达到30亿美元，复合增速为18%。 这种情况下，资本纷纷跑马圈地，近期行业频繁出现资本大动作。格力地产（600185）拟向珠海国资委、城建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珠海免税集团100%股权；王府井（600859）控股股东拟申请免税牌照；凯撒旅业（000796）与途牛旅游战略合作，加码免税店业务等等。 而资本纷纷布局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免税牌照的稀缺性。据了解，我国拥有免税牌照的企业较少，且多年来并未有新增牌照。目前我国共有中免、日上免税行（已被中免收购）、海免（已注入中国中免）、珠免、深免、中出服、中侨等七家企业拥有免税业牌照。 根据国家政策规定，不具备免税牌照的企业可以参股免税店，只要免税店由具有免税品经营资质的企业绝对控股（持股比例大于 50%）即可。因此，在中国海外消费回流的大趋势中，受益的不仅仅是拥有免税牌照的免税商，还有参股免税业务的相关企业。 也正是因为如此，近期免税相关概念股涨声一片。格力地产公布收购珠免后连收五个涨停；中国国旅股价创历史新高，加入百元股行列。
近十年来，电商凭借在数据采集上的天然优势，让数据分析的力量被大家前所未有地重视。消费者浏览路径、选购偏好等数据，能为电商各种营销决策的制定提供支持。 而对于线下实体零售门店，该如何采集更多数据？“数据赋能”能否真的为实体经营带来收益？这也许是所有实体零售企业心中的困惑。 作为国内石化行业的新零售领军者，宜春中石化于2019年将SandStar视达为加油站量身定制的数据门店分析解决方案投入应用，部署后即开始24小时全域搜集加油站内人、车、场数据，并将数据分析结果灵活运用于多个领域的工作。 时隔一年后的2020年6月，宜春中石化年度工作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销售业绩卓然。在宜春中石化首创的新零售模式下： ·汽油销售同比增长9.3%； ·非油品销售同比增长29.7%； ·加油卡新发卡量同比增长60.3%； ·汽油持卡消费率同比提高8.2%。 这或许可以为所有仍在观望智慧门店解决方案应用效果的实体零售企业带来一些启示。 数字化门店，加油站的定制方案 图灵科技为宜春中石化量身定制的智慧门店分析方案中，搭载了视达Smart Store Analytics算法和技术的摄像头，可以像“眼睛”一样看和收集视野范围内的数据。 在站内加油区、便利店区、停车区、洗车区均有摄像头分布，无论车主在哪个加油机前下车停留、或是下车后去往油站便利店购买商品，包括在本站的加油频次、洗车频次等数据，都可以被摄像头采集。 在实际应用中，这些数据可为各种营销活动提供方向和思路。 以数据在精准营销领域的应用为例，筛选加油站车主出现频次数据，可找出出现频次逐步正在下降的、即将流失的车主人群，针对这批车主，中石化可将车主人群过往消费较多的非油品或洗车服务等作为优惠内容，直发短信吸引再次前来消费。 用最精准的信息、触达到最精准的人群。不仅可以大幅度减少营销费用，还可以增加营销活动的转化率，这正是数据采集在实际应用中的魅力。 接下来，视达将帮助中石化将原有数据与新增采集数据进一步打通，形成上可溯源、下可预测的数据链，让数据采集和分析都进一步发挥实力，为运营决策提供更全面的数据支撑。 多维度消费者画像，多样化的应用场景 在场景的运用中，除了加油站之外，便利店、酒店大厅等同样是可享受智慧门店解决方案深度赋能的线下场景。 以便利店为例，部署视达智慧门店分析解决方案后，摄像头将可以实时采集店内人、货、场数据，构建销售漏斗转化模型。 店门口人流量、进店消费者特征，及行走路径、停留时长、货架区拿取放回动作、结算区排队时长等数据，可帮助获得更清晰的消费者画像； 商品热度、被拿取次数、区域热度等数据，则可以帮助优化选品、定价策略、货架陈列策略，以及智能供销预测； 同样的，店员结算效率、在库房停留时长、是否微笑服务等数据，也同样可被采集，供运营者进一步优化员工管理及服务制度。 基于采集数据，供应商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消费者，了解他们的偏好、行为习惯等，将此用于为营销活动指引方向。 同样以精准营销为例，在上海可口可乐纪念品商店的部署方案中，视达用“定制广告推送”模块，帮助整个商店实现了基于属性、行为、情绪识别的定制式广告推送。女士进店时，最新款的服饰广告会出现在屏幕上；外国友人进店时，广告则会变成全英文界面……这一模块将极大地帮助吸引消费者进店、提升购买转化率。 视达智慧门店分析解决方案带给供应商的是什么？是助力和机遇。 以往供应商手中只有POS交易数据，许多运营决策只能依靠经验去做判断。而如今，依靠更全面的人、货、场数据，供应商可以从数据中寻求答案，抓住其中的蛛丝马迹，揭示更多经营中的客观规律，以此开展工作寻求实现降本增效的更多方法。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零售领域的投资激增。这进一步说明，经过市场的洗礼，人工智能技术证明了自身在零售领域的无限潜力。 作为中国最早开始专注于人工智能赋能零售的企业， SandStar视达将在智慧门店分析解决方案上持续投入，用数据智慧帮更多优质企业实现实体店的数据化运营。 【SandStar视达】 SandStar视达成立于2016年。凭借优秀的商业化落地成果及前沿的技术研发，已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双高新认证，是中国最具商业化潜力的人工智能公司。 基于最先进的计算机视觉技术，SandStar视达通过对线下零售经营中的人（顾客）、货（商品）、场（店铺）等要素的全面数字化，让一切场景智能起来，最终实现从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到数据优化的零售全流程生态体系的闭环。至今已为20家世界500强企业提供AI零售解决方案。
没有一条真理，可以解决人生所有的难题；也没有一项技术，可以帮助一家企业所向披靡。金融科技行业，纵使是一个简单的项目，也需融合算法、专家经验、工程部署、接口打通等一系列环节，才能完成一套解决方案，远不止一项单点技术就可以“打包票”。在这个过于信仰技术的时代，知道技术能做什么固然重要，知道它不能做什么也许更重要。为此，雷锋网《AI金融评论》策划了「AI能否解决金融刚需问题」系列选题，借同一个话题，对不同背景的受访者、产品和客群各异的企业们进行采访，期望在不同的商业和技术认知下捕捉观点碰撞的火花。在前三篇采访中，我们采访了冰鉴科技CEO顾凌云、慧安金科CEO黄铃、品钛执行副总裁李惠科。本系列的第四篇文章，由邦盛科技执行副总裁王雷讲述他从事「AI金融风控」多年旅程中经历的有趣故事。以下为王雷的亲身经历：“头疼”的难题一直以来，银行对「信用卡套现」的行为都十分头疼。信用卡，本质上是一种贷款。银行希望贷款用于消费，而不是炒股、炒房甚至赌博。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并没有合规地使用这笔钱，从而衍生出了「套现组织」。对于银行来说，信用卡里的钱如果不是用于消费，而是用于投资、赌博，一是增大了这笔钱不能返还的风险，二是违背了国家的贷款政策。所以银行会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对套现行为进行识别、监测。邦盛科技之前就接到一个国有大行的订单，他们本身有一个在风控领域积累了很长时间和经验的优秀团队，但是还是希望在这个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于是找到我们，希望通过金融科技公司的AI能力，引入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当时，这家银行已经能很好地识别出哪些个体的行为属于骗贷，但是对于那些变化多端、组织严密的“专业”骗贷团伙，还是有些束手无策。在项目初始阶段，客户对我们的期望很高，认为我们一定能通过更先进的技术和方法，通过对个体骗贷行为的分析，找到某种联系，识别出诈骗团伙。那会儿，其实许多机构还没能达到这样的水准，即使是行业里最好的金融机构投入了大量精力，也没能十分精准的识别出这些诈骗组织。而我们又处于创业初期，经验匮乏，当时并没有信心能完成这个任务。当然，有没有信心和做不做，是两码事。我们决定接受这个挑战。一口气“抓”了几千个犯罪团伙样本，是智能风控想要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想要通过AI识别出诈骗团伙，追本溯源，还是得从高质量的样本入手。而样本的质量高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家的经验。在风控领域，专家的经验是比AI能力更稀缺、更重要的资源。比如薅羊毛是怎么薅的、什么样的行为是薅羊毛，专家会通过多年积累的经验和规则去识别哪些行为是“薅羊毛”、哪些行为属于盗卡、哪些是洗钱、哪些属于申请欺诈等等。我们团队中的优秀专家对这家银行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们的样本质量不是非常好。于是专家们通过在风控领域多年的经验，对样本进行了加工，获得了一些我们认为比较好的样本。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使用了机器学习建模平台和关联图谱平台，把可疑的个人和团伙都甄别出来。那次，我们团队几个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揪出了大几千个「信用卡套现团伙」，几千个账户，并查出几十万张有问题的信用卡。经过那段时间的不断探索后，我们对整个行业的理解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之前，我们在没有开始做“识别套现团伙”的工作时，认为这是一件很难的事。但下一次在做其他的事情，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而且思路非常清晰。其实，那次项目因为涉及到的银行体量非常大，我们面临的风险和压力也非常大。但是我们顶住了压力，积累了许多欺诈团伙的特征和画像，并对模型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后来这家银行通过我们提供的线索进行了调查，确定了这些人的确属于套现团伙，并降低了他们的信用卡额度，并对部分信用卡进行锁卡处理，效果非常好。也是因为这次经历，我对AI在「风控领域」的应用价值，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使得我对AI在风控场景下的应用，更加有信心。如今，邦盛科技为这家国有大行做了一个更大的项目，一个包含申请反欺诈、电子渠道交易反欺诈等全方位、全行级的反欺诈系统。而“识别套现团伙”成为了整个大型项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继续为这家银行提供服务。抓住银行的心思之所想、解其所忧，才能抓住一个人的心。同理，想要获得银行大单，首先要认识它，然后解决它做梦都想解决的问题。在和银行客户打交道时，不一定所有时间、所有产品，它都会觉得满意。这时，我们需要对项目的效果进行量化，沉浸到它的角度思考问题，让它信任你。因此，我们会时时刻刻追踪AI产品的效果，并制定一系列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让它对我们工作的效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建立信任感。比如拦截非法金额数目、对客户的干扰率程度、风险等级，我们会把这些有关风控的数据或者结果记录下来，作为统计最终模型好与坏的一个标准。我们一般建议客户，三个月或者是六个月调整或者优化一次模型。频繁的调整，不是银行的风格。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讲，“稳定”压倒一切，其次才是改善。所以，他们对新技术的应用也是比较谨慎的。银行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现有的风控方法，因为改变意味着不确定的风险。只有观察到技术和效果真的十分稳定，他们才会采用新的技术系统。AI在信贷领域主要防控两种风险，一种是欺诈风险，另一种是我们常见的信用风险，比如我们年轻人十分熟悉的“芝麻信用”和“微信支付分”。一笔贷款的发放，银行得先判断它是否是有欺诈的风险，然后再判断它信用风险的高低。首先，金融机构最担心的事儿是被骗子欺诈，把贷款放给了骗子。当通过反欺诈技术将骗子拒之门外后，银行还要担心普通人能否正常还钱。普通人也有可能因为做生意经营不善、丢了工作或者社会环境的改变等因素，还不上钱，所以要判断他们的信用风险。在评估信用风险上，「评分卡模型」是可解释性非常好、也很稳定的一个模型，现阶段也使用的非常多，各家银行都是比较习惯使用这种传统的方式。所以，我们在这一领域，需要我们金融科技公司技术能力的场景并不多。而在反欺诈领域，越拉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接受机器学习模型。因为欺诈行为更具有隐蔽性，欺诈风险比信用风险更难以控制。而且业内一般需要六个月来训练控制风险的模型，上线模型至少又得三个月，加起来就是九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整个市场的欺诈形式是会发生很大变化的，欺诈团伙发现金融机构会欺诈行为进行防控后，他们还会变换手法。针对这样的情形，邦盛科技专门在模型训练中设立了一个环节——特征工程。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尽量呈现出更多的特征，我们将几千到上万个特征输入到一个模型中，使它覆盖更多的可能性，虽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通过这样的算法调优，欺诈行为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此外，银行需要考虑自己所用的技术，是否符合监管政策的要求。机器学习这类技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不透明、不可解释。它使用的是非线性的算法，当模型说贷款可以放，但是它推理的过程是不可逆、也不可用文字解释的，这样在使用过程中就会受到一些限制。模型本身是一个算法的配合，我们也在尝试通过一些技术方式，来增强模型的解释性。AI不是万能的邦盛科技从创业初始，到如今与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国有大行合作，对行业的理解也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但是AI也存在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刚刚提到AI风控效果的好坏取决于样本。在欺诈等场景中，样本天然比较充足，而信用卡盗刷、账户盗用等场景下，因为银行的防控力度比较强，发生的案件数量较少，能积累到的样本也就较少，使得智能风控的效果也是参差不齐。现在，机器学习和AI应用在金融的各个领域都在尝试，但是每个银行对样本积累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所以有的做的比较好，有的做的一般。目前我们对样本的依赖程度过高，所以业内很多公司也都在尝试无监督或者半监督的技术方式。有监督就是有样本，无监督就是无样本，半监督就是样本质量不够高。有监督的样本，是团队从业务中一点点积累下来，通过规则体系和专家经验，输入到模型，然后模型跑起来。采用无监督的方式，一般是因为团队没有积累样本，又没有这个领域的专家，于是依靠纯粹的算法，通过聚合量、聚类等数理关系，找出高风险的金融交易，提取这些异常的样本后让专家判断。无监督的流程是先通过模型得出结果，让人来判断，然后模型再根据人的判断的结果去优化。在实践中，我们不管用哪种技术方法，我们都会建议客户采用综合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单一的AI产品，这套解决方案包含着专家经验、规则体系、模型体系、图谱体系、大数据计算等，这些元素必须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社会上大部分的问题本身，都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它需要系统化的思路方法和技术才能解决，我们不能单一地认为依赖于某一个高新技术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每年会招很多新人进来，也会接触到很多新入行的创业者，我整体的感觉是，大家有点过于迷信技术，迷信高端的算法。任何一个技术的应用，都有前提条件，比如数据环境、样本质量。每一次对AI模型的调整，少则三个月，多则几年，运营的成本也非常高。如果环境条件不允许，技术就很难达到大家期望的状态。所以对于很多这些新入行的优秀人才，我建议先对这个领域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业务理解，看看没有能力给技术创造出一个好的环境出来。没有对业务足够深刻的理解，不能把没有达到期望的数据转化成高质量的样本，模型很难运转起来。
在科创板开市行将满周岁之际，6月，科创板审核速度明显加快。当外界纷纷被中芯国际仅仅18天的审核速度吸引目光时，一家网络安全企业也成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上交所官网显示，6月23日，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奇安信）将迎来科创板上会。翻开项目进展时间表，该公司的审核速度同样不可小觑。奇安信的科创板IPO申请于5月11日获得上交所受理，经过两轮问询，审核用时为43天。如果顺利过会，该速度将打破寒武纪的审核纪录，仅次于中芯国际。奇安信最先被大众熟知的是“360集团旗下公司”这个身份，实际控制人是曾经360大名鼎鼎的二号人物齐向东。与360“分手”一年之后，齐向东带领这个国内领先的网络安全服务公司，叩响了科创板的大门。无论是曾经“360系”的标签，还是齐向东的名号，抑或是43天的审核速度，都足以引起市场对奇安信的关注。与360分家之后与360集团的这段“爱恨纠葛”，是奇安信避不开的历史。奇安信成立于2014年6月，主营业务是向政企业客户提供企业级网络安全产品和服务。奇安信原是360集团旗下负责企业安全业务的公司，在网络安全领域深耕已久。其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齐向东与周鸿祎搭档多年，此前一直被视为360的二把手。2019年4月12日，360将持有奇安信的22.59%股权转让给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公司，交易金额为37.31亿元，并收回给奇安信的360品牌授权。标志着奇安信与360正式脱钩，并完成网络安全“国家队”的华丽转身。对于外界所称“分家”一说，周鸿祎曾在当年的媒体交流会上解释为：帮助奇安信上市，主要解决上市独立性问题。周鸿祎还透露，齐向东的心愿就是自己能带一家上市公司。齐向东确曾于2019年2月公开宣布奇安信拟科创板上市。由此看来，虽然奇安信科创板上市申请于今年5月才获受理，但实际上准备已久。与360的关系，也是监管重点询问的问题之一。在首轮问询中，上交所问及公司业务开展是否依赖360集团的商标和技术授权、是否具备独立进行技术研发、生产经营的能力；在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中，再度要求公司说明从360拆分的过程，双方在商标、技术授权等业务安排、未来存在的竞争风险。在市场看来，360清仓奇安信股权并非周鸿祎所说的“助力上市”那么简单，双方存在的竞争关系亦为人所关注。尤其是奇安信上市之后，这种竞争或将加剧。齐向东曾表示，“我觉得与360不是竞争对手，但办企业一定会面临竞争。”奇安信也在招股书中坦言，双方存在在政企网络安全领域竞争的风险。公开资料显示，360也在加码企业安全。2019年，360股份“安全及其他”业务收入为4.73亿元，同比增长75.15%，增量主要来源于政企安全业务。同年，奇安信的营收收入为31.5亿元，同比增长75.46%。不过，奇安信目前仍是没有盈利的公司。2017-2019年，公司实现净利润分别为-6.30亿元、-8.72亿元、-4.95亿元，三年合计亏损19.97亿元。对于盈利状态，奇安信的解释是，公司主要布局全面的产品线，重点投入大数据态势感知等新兴领域。简而言之，就是因为有大量的研发投入。奇安信表示，随着公司四大研发平台基本建设完毕，额外研发需求将逐渐降低，研发效率将极大提升，有利于在新兴领域取得先发优势。此外，公司已成为国内收入规模最大的网络安全公司，规模效应逐渐显现，预期未来将实现盈利。43天完成审核除了亏损之外，奇安信应收账款余额较大。2017年末、2018年末及2019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2.25亿元、5.43亿元和12.97亿元，占各期末流动资产比重分别为8.67%、13.60%和32.52%。不过，由于奇安信的客户多为大型政企、信用度良好，业内人士认为对此倒不必过于担忧。反倒是商誉问题引发外界不少质疑。由于收购了行业内及产业链上下游的多家企业，奇安信商誉账面价值较大，截至2019年末，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商誉账面价值为12亿元。公司商誉减值准备余额为3.1亿元，系对10项形成商誉的收购中的5项计提了减值准备。进一步来看，在奇安信一级控股的36家公司中，有26家净利润处于亏损状态，并有15家净资产为负数。其中，网康科技的商誉减值准备达到了2.2亿元，北京云脑的减值准备有7159万元。“在科创板公司中，12亿元的商誉还是比较高的。说明公司一方面高价收购资产，另一方面收购后业绩又不达预期。商誉问题在问询中也被关注到，但只要充分论证未来发展空间，论证减值风险不大，是可以被接受的。市场上对商誉问题比较敏感，上市后确实是需要注意的一个点。”6月17日，一位资深投行人士表示。从上述问题来看，奇安信并不是一家“完美”的公司，但得以快速审核有什么其他过人之处？科创板最为注重的就是公司的科创属性，这或许是奇安信用时43天完成审核的前提之一。奇安信最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占累计营收的比例为41.54%。其中，职工薪酬占比达80%以上。招股书也提到，公司持续亏损的主要原因是选择了高研发投入且人员快速扩张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一位上海的计算机领域分析师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没有大的问题，独立性问题也在上市之前解决了。目前网络信息安全越发受到重视，公司产品在市场上具有优势地位，尤其在党政军客户中优势明显，这或许也是快速审核的原因。”不过，从行业角度来看，也有市场人士认为即便奇安信借助了上市平台，仍将面临激烈的竞争问题。目前，网络安全行业格局分散，细分领域多，即便是占市场份额最大的启明星辰，占比约为5%-6%，且行业进入壁垒高，网络安全行业或很难出现垄断性巨头。
6月18日晚，暴风集团再次发布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称，公司预计无法在2020年6月30日前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股票将于2020年7月1日起停牌，届时公司股票将停止交易，目前距离停牌日期剩余6个交易日（因端午放假2天）。 根据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法定披露期限届满之日（4月30日）起2个月内仍未披露年度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以决定暂停公司股票上市。被暂停上市后1个月内仍未能披露年度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若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将不能在创业板重新上市。 公告显示，暴风集团尚未聘请到首席财务官和审计机构，且存在经审计后2019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同时，公司持续经营困难。暴风集团称，公司与风行在线的合作协议履行存在多方面不确定性风险；公司经营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资金紧张，难以维持公司正常运转；员工仅剩10余人，且存在拖欠部分员工工资的情形；同时，面临向上海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转让价款、违约金等合计4.7亿元，且存在无法支付的法律风险。 公告显示，2019年8月至今暴风集团已经发布44次暂停上市风险提示性公告，此次为第45次。耐人寻味的是，6月18日暴风集团尾盘封至涨停板。而自近期最低点，5月26日的1.33元至6月18日收盘，暴风集团股价区间涨幅高达48.12%。
香港货币金融体系强健，且拥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健全货币制度、审慎财政政策，银行体系具有充足资本、大量流动资金及低杠杆运作模式，都可以应对外部压力和风险。维持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化解长期积累的矛盾，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发展人力资本，加速基础设施建设，是香港进步的关键要素。 6月16日，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2020年《世界竞争力报告》，排名前四位分别是新加坡、丹麦、瑞士、荷兰，香港由去年排名第2位降至第5位，原因在于经济放缓与社会动荡。美国由去年排名第3位跌至第10位，中国由第14位跌至20位。原因在于贸易战破坏中美经济，扭转正面增长的轨道。 3月27日，英国智库Z/Yen集团发布《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纽约、伦敦继续占据前两位，长期排名第3位的香港降至第6位，而东京、上海、新加坡分别由去年的第6、5和4名变成第3、4和5名。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由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发展水平、声誉五个大项20个细项综合加总得分计算。最新排名前6大金融中心的得分都相对去年下降，而香港得分下降最多。如果说社会动荡对香港金融中心的负面冲击属于意料之中的话，香港在金融发展水平这一关键项上排名落后于纽约、伦敦、新加坡、苏黎世、法兰克福，恐怕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了。 每当媒体报道上海和深圳的经济和金融发展迅速，而香港的国际排名下降时，金融业的专家学者都会出来强调香港的一个独家优势：香港法律属于的“普通法系”（也称“英美法系”、“海洋法系”）相比国内实习的“民法系”（也称“大陆法系”、“成文法系”）更加促进金融市场发展。 表面来看，这样的观点似乎有数据支撑，例如《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的前6名有4个实行普通法。部分持有这种观点的专家反复强调，光靠这一区别，上海和深圳在短期内无法超越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但他们却很少告诉我们“短期”到底是多短。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这句话换成“长期”还成立吗？ 这样的观点在去年香港社会持续动乱时期就被人反复强调，立论基础来自于哈佛大学主导的一系列关于“法律与金融”的研究成果，我相信不同领域的专家都有所耳闻。但他们或者不清楚，或者隐瞒的是，这些研究成果早就遭到同行，特别是来自法学界的深度质疑。事实不彰的后果就是绝大部分金融业从业人员和普罗大众都深信普通法的优势。我早就计划梳理清楚这段学术公案，诸事繁忙延拓至今。开篇先阐明我的核心观点： 普通法与民法的确有着多方面的区别，但他们并不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 国际金融中心随着历史进程和政治博弈而此起彼伏，纽约、伦敦和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原因在于美国、英国和中国成为二战胜利国，并在全球化潮流下拥抱开放与竞争，香港尤其得益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崛起。 香港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竞争力排名和保持优势的核心要素是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化解长期积累的矛盾，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发展人力资本，加速基础设施建设。 “法律与金融”研究的兴起 1997年开始，哈佛大学教授Andrew Shleifer与长期合作者Robert Vishny带领两个哈佛毕业的学生Rafael La Porta和Florencio Lopez-de-Silane（他们四人以姓的首字母排名被称为“LLSV”）发表了一系列“法律与金融”的论文。他们先将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进行起源分析，归类成“英美普通法系”，“法国法系”，“德国法系”，以及“斯堪的纳维亚法系”四大类（后三者均属于“民法系”下的分支），再利用大数据统计分析，声称实行普通法的国家在多个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见下文）上相对民法具有明显的优势。 这些听上去并不那么让人激动的研究成果，之所以在短期内如同龙卷风一样获得国际学术界的瞩目，有着特殊的原因： 主流的宏观经济学高度数学化，造成社会科学界交流的巨大障碍。而宏观经济学重点强调的三大要素人力、物资资本以及科技进步，无法解释国家之间发展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以发达国家经验形成的“华盛顿共识”和发展建议，在发展中国家几乎都不成功。由于国家之间的差距在几百年前非常小，随后不断扩大。于是，经济学家开始把焦点放到寻找类似物理学的“第一推动力”上，也就是不同国家原始的自然地理环境、文化宗教、社会组织和制度差异。LLSV探讨的法制起源与金融成为其中一个突破口； 经济与金融发展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今天我们观察到的所有经济现象都是内生而成，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类“因果关系”极其难以分析。而法制是一个少见的外生变量，绝大多数随着国家的征服和殖民而主动移植或者被动引入，其影响具有相当长的持续性，变化缓慢，因此可以把法制对经济和金融的影响清晰地分离出来； 主流的金融学同样高度数学化，但股票和债券在价格上的差别并无法仅仅用现金流、风险等因素来解释，不同证券赋予持有者不同的权利才是他们本质的区别。理论上，债券持有人拥有公司财产分配的优先权，而股票持有人享受公司“剩余”财产的索取权和控制权（因为契约无法将未来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一一列明）。但现实中，权利的保障来自于法律制度的具体规定，以及诉讼过程的难易与成本等因素。当时，“不完全契约”理论（2016年获得诺奖）在哈佛取得重大突破后，急需实证研究来验证其结论； 德国、日本等国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和美国、英国等国以证券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体系，在经济发展、行业结构、危机爆发、风险控制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别。过去学界对背后具体机制的研究重视不足，法律制度差异从来没有被系统研究过。偶尔的研究也没有尝试过量化不同法制的差别，更谈不上大数据层面的跨国比较； Shleifer教授是当时（以及今日）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家（也是我本人最佩服的经济学家），他与Vishny合作，构建了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基础，其贡献远远大于已经获得诺奖的三位行为金融学专家。他们在政治经济学、国家和公司治理、制度和转轨经济学上面都有着首屈一指的成就，而“法律与金融”（Law and Finance）是这对黄金组合在跨学科研究上最新成果，自然是万人瞩目。法制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对金融发展，对其他人类活动同样存在巨大的影响，LLSV把研究扩展成为“法系起源理论”（Legal Origins Theory）。 此外，“法律与金融”、“法系起源理论”研究启发了一大批后起之秀重点研究跨国制度差异，使得“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计量历史学”相继崛起，他们与旧学科的差异体现在运用博弈论和大数据，对制度和历史的经济影响进行严格的“因果关系”分析。这些研究方法和结论也反过来影响政治学，历史学和法学研究。 普通法与大陆法的区别 在LLSV看来，普通法和民法对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处理原则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沿袭了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传统，以支援个人或市场带动的活动为主，以“排难解纷”为目标，支持“无先诀社会条件的私人契约活动”；后者以国家意愿高于个人和市场，以“政策执行”为重点，强调“具先诀社会条件的私人契约活动”。近代法国和德国的民法体系分别由拿破仑和卑斯麦制定，但更早的起源则是罗马法。 各种法制之所以对当地社会产生深远影响，除制订的具体法规以及背后的思想和信念模式之外，还涵盖整个司法架构，处理新问题所应用的法律风格和程序，与法制有关人员的任职、培养和训练制度（例如普通法国家的司法部门更独立于行政机构，法官任职期更长，对解雇的限制更多等）。普通法与大陆法移植至世界各地之后，这一切大多被后世承袭，变动缓慢。 近10年来，国内和香港关于诸多问题存在重大分歧，相互误解很深。除了具体和表面的触发因素之外，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因在于两地不同的法制传统。香港普通法制度下，社会、经济、政治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运作，国内的民法制度则一概自上而下。 普通法的诠释认为凡是没有被法例所禁，以及未经证实或未经定罪，都应视为合法和无罪，民法则不然。在国内人眼中，香港社会中的生活常常处于无政府状态，而在香港人眼中，国内的生活显得事事皆由国家控制。双方都不完全理解对方的思维模式，误解由此不断产生。 在寻求化解社会问题之道的过程中，两套法制都力求在社会秩序失衡和国家括权之间取得平衡，民法系较为关注的是前者，而普通法系更侧重处理国家扩权。香港大学首席副校长，经济系教授王于渐曾经告诉我们，当普通法未能维持市场稳定，阻碍经济破坏行为之时，规管和国家控制措施在恢复秩序上相对奏效。在制订战争或反恐策略方面，任何国家都会毫不犹豫地采用民法风格的策略。 从法系起源的角度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何澳门回归过程较为顺利，因为澳门人早已适应经由葡萄牙殖民统治引入的民法传统，与国内接近。王于渐教授敏锐地指出，有朝一日，也许台湾终能认同国内的做法，因为台湾的民法传统其实与国内同属德国法系，而德国法制源于法国民法。而且，历时半个世纪的日治时期未有对台湾造成重大影响，皆因日本的法制亦源于德国法系。 为什么说普通法促进金融市场发展？ 具体到金融发展水平，LLSV认为，相比民法系，普通法系对公司内部控制人享有的权利有更多的限制，对外部投资人，无论是股权还是债权所有人的保护更好；这样就使得实行普通法的国家的公司控制权更加分散，股票和债券市场规模更大；分红比例和公司估值水平都更高。综合来说，就是普通法更加有利于金融市场发展。 在金融市场之外，LLSV发现，民法系下政府对商业活动和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更加严格。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里的指数编制方法就来自于LLSV与合作者的研究。许多国家从中获得启发，修改管制规定，鼓励市场准入和加强市场竞争。 有意思的是，LLSV的研究显示，普通法比民法更有利于金融市场发展，无论在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都一样成立。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普通法比民法更能促进经济发展，同样也没有充分证据显示民主制度比独裁制度更促进经济发展。这一系列的研究，加上在其他几个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让Shleifer成为经济学界引用率和影响力都最高的学者。 具体来说，LLSV编制的衡量不同法系下对公司董事限制程度的“反董事指数”（董事代表内部控制人，指数越高代表对外部投资人的保护越好），成为后来跨国比较发展研究的标准变量，必须引用和纳入分析。 金融发展“大逆袭”背后的历史进程和政治博弈 首先对普通法有利于金融发展进行质疑的是精通金融发展史的两位芝加哥大学教授Raghuram Rajan和Luigi Zingales（以下简称RZ），他们发现LLSV的结论只是基于特定时间点（主要是1990年代中后期）的数据，如果把时间扩展到历史上不同的年份，原有的结论就很难站得住脚。背后道理很简单，当宋朝的开封，清朝的山西，民国的上海，以及工业革命前的阿姆斯特丹等成为所在国或者地区的金融中心时，纽约、伦敦和香港还没有半点金融中心的影子。而他们最终成为三巨头的原因，当然与美国、英国和中国是二战胜利国密切相关。 RZ通过挖掘24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历史数据，令人惊讶地发现，大部分国家在1913年的金融发展水平（储蓄占GDP比重、股票市场规模占GDP比重、上市公司数量占人口比重、股票公开发行融资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重）要高于1980，甚至1999年，这四个指标的低点通常出现在二战结束时。 以股票市场规模占GDP比重衡量，1913年排名第一的，是古巴，而且比重是并列第二名的埃及和英国的一倍以上，排名接下来依次是比利时、法国、奥地利。除了英国，其他国家均属于民法系。当时，美国这一比重不到古巴的五分之一。 下图显示了这一指标对应的法系随时间的变化。很明显，普通法系的优势开始于二战的胜利，并持续至1980年。民法系国家的股市发展经历“大萧条”和二战的打击，并持续多年低迷之后，也从1980年开始了“大逆袭”，至少在1999年前，德国民法系国家的股市占GDP的平均比重要高于普通法系国家。<img src=https://www.jinhaojiao.cn/skin/default/image/nopic.gif alt="" data-link=""> 综合考虑四个指标，会发现在整体上实行民法的欧洲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在1913年远远优于美国，而英国的得分也落后于多个欧洲大陆国家。 RZ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战后30年时间普通法系相对于民法系国家在金融发展上的优势，并非来自于法制本身的差异，而主要来自于前者的金融市场更加开放和鼓励竞争，特别是支持贸易和资金自由流动。在随后出版的名著《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他们用大量篇幅详细地描述了历史上，民法系国家（特别是法国）的公司内部控制人（即“资本家”）如何为了个人利益，反对市场开放和竞争。他们想到的办法是煽动劳工阶层，以保护就业，排外等“民粹”口号，来影响立法。 受到RZ的启发，后续研究发现，国家在立法议员选举制度上的差异更加能够解释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相比简单多数制，比例代表制更有利于保护资本家和劳工的利益，相对忽视外部投资者的权益。而采取比例代表制和民法系的国家有很大的重叠，事实上，只要在分析中把政治博弈考虑进来，就会发现国家所属法系的差异，已经无法解释他们在金融发展水平上的差异。 1980年开始，全球化升级，开放与竞争，国退民进成为潮流，打着保护旗号的民粹主义退场，这就自然而然地促进金融发展。不管实行哪一种法律制度（通常是变化缓慢），金融发展都出现了同步的“大逆袭”，香港金融市场也在这段时间快速崛起。 类似的，一些学者发现，如果把其他一些可能的“第一推动力”，例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原始自然地理环境，考虑进来，就会发现法制的差异不再具备解释力。以香港为例，靠近内地，受益经济发展；自然环境宜人，港英政府愿意把英国包容型的制度引入。在不适应殖民者生存的地方，英国只会掠夺自然资源，无意于制度建设。 对LLSV的另外一个批评来自于加州洛杉矶分校的两位经济史学家，他们指出在19世纪中期，美国和法国同时进入工业革命，更加具有可比性时，美国的法律在经济契约活动上的灵活度，应变性，自由度，商业组织选择多样性上都落后于法国。实际上，美国的法律直到20世纪后期才在这些维度赶上当年的法国。 顺便说一句，历史因素在金融中心形成上的影响，也可以解释香港和澳门居民对待内地相当程度的差异。澳门和香港分别在1966年和1967年发生暴动事件，不同的结局使得社会形成“亲中”和“反中”的情绪，并延续至今。 来自于法学界的批评 面对RZ的质疑，LLSV以金融历史数据的可靠性作为回应（例如1913年古巴和埃及的股票市场规模可能包括了债券的价值，以及在古巴和埃及上市的最大公司来自美国和英国）。但他们没想到更大，更难应付的批评来自于法学界。 法学家自然要比经济学家更了解普通法和民法各自的优缺点，以他们的学识，他们并不认同LLSV关于普通法为外部投资者提供更多保护的观点，针锋相对地写了不少文章（说起来香港法学界热衷于强调普通法相对民法的优势，就显得不够客观）。法学家认为法律的功能是多元化的，而LLSV只是强调了其中一派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虽然“法律起源理论”研究已经进展了20多年，但其实只算开了个小头，遗留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更多。相比于经济学家批评LLSV过度强调法律的重要性，法学家认为他们对于法律的认识过于“单薄”（thin），以及太不严肃。 一个具体例子就是，LLSV一系列论文里最重要的“反董事指数”由6项指标加权计算，但在6项指标的具体赋值和权重上，LLSV并没有咨询法律专家，而是采取了自己的判断，法学界普遍认为这些指标的定义模糊，赋值并不准确（其中一些数值来自于会计师事务所的宣传材料），而权重也并不合理。 不过，这些法学家的论文仍然以他们熟悉的语言写成，缺乏经济学家习惯的表达和数据分析，因此并没有对经济学界带来太大的影响。经济学家们依然以LLSV为尊，把他们构造的“反董事指数”在跨国比较分析中用得不亦乐乎。 哈佛法学院的Holger Spamann想到一个新的办法，他对“反董事指数”的6个指标进行清晰的定义，然后找到原始研究覆盖国家的顶级律师，来进行判断，再采取一致性的方法进行赋值和加权。他首先发现新的“反董事指数”与原始指数在相关性上只有0.53，在46个国家的样本中有33个国家的指数需要纠正。 Spamann接下来重复了LLSV和其他学者的大数据分析，采取一模一样的方法，他发现数据不支持“法律和经济学”领域三个影响力最大的观点：普通法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要强于民法；更强的投资者保护（即反董事指数越高）会带来更加分散的公司股权和更高的估值；投资者保护弱的国家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货币贬值更加严重。当然，部分结果在新旧“反董事指数”下保持不变，如更强的投资者保护对应更加有效率的市场，也就是资产价格波动更小，交易成本更低等等。 有趣的是，Spamann早在2005年就完成了这份研究，但却一直难以发表。LLSV看到批评意见后，在后续研究中修改了“反董事指数”的编制，包括一些项目的重新定义，并聘请一家独立律师事务所来给各国打分。修改后的指数与他们原始的指数相关性只有0.6，随后他们称之前的主要结论仍然成立。 但Spamann指出LLSV修改后的指数依然存在诸多问题，虽然一些结论可以挽救，但并非全部。Spamann的文章直到2009年才得以发表，他遗憾地指出，许多后续研究者依然在使用原始的指数，让他对这些研究的结论持有怀疑态度。 现有研究对香港的启发 就我目前的知识，很难相信普通法更加有利于金融市场发展这样的结论。Spamann指出跨国研究使用量化指标存在诸多的困难与不严谨，为了结论修改指标编制，其实在经济学界内部早就是公开的秘密。即使LLSV声称结论可以挽救，也依然只是针对一个特定时间段的数据。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现实世界，所属法系都不是促进或阻碍金融中心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我更加相信金融市场的发展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时间可以改变一切，政治博弈和历史进程在决定国际金融中心上的影响力更大。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用大白话来描述Spamann的结论，就是即使纽约、伦敦、香港今天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得益于普通法，那么遗憾的是，其他实行普通法的国家，在金融市场的发展上并不比实行民法的国家有明显的优势。在英国Z/Yen集团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上海和北京的排名在27年里不断上升，也可以看到排名前20名的金融中心，所属普通法系和民法系几乎各占一半。 毫无疑问，上海，北京和深圳在短期内都无法取代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可以高枕无忧。借助历史形成的地位，香港可以凭借所属普通法系的共性，与纽约 伦敦相互促进以维持甚至扩大优势，但也可能重蹈法国高举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旗号排斥外部竞争，阻碍贸易与资本流动，最终导致优势地位丧失的覆辙。社会动乱导致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和世界竞争力排名上的下降，值得警惕。 不过，香港货币金融体系强健，且拥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健全货币制度、审慎财政政策，银行体系具有充足资本、大量流动资金及低杠杆运作模式，都可以应对外部压力和风险。维持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化解长期积累的矛盾，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发展人力资本，加速基础设施建设，是香港进步的关键要素。
6月18日获悉，波奇宠物完成新一轮超过6000万美元境外融资。据悉，本轮融资所得将用于持续深耕一站式宠物综合服务平台的商业化布局。本轮投资方长期看好宠物行业，特别是中国宠物行业的发展，认可波奇宠物的产业布局和发展理念，未来将持续投入宠物产业，期待与波奇建立更多的产业合作。 波奇宠物成立于2008年，是专注于一站式宠物综合服务平台的互联网公司，经过12年的沉淀，波奇宠物打破行业壁垒，以全新的养宠理念，实现“全渠道供应链+新零售+内容生产商”三位一体的全方位互联网平台。 发展至今，波奇宠物已经成长为国内最大的宠物生态平台，波奇宠物旗下拥有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宠物垂直线上零售业务，中国用户最多的线上宠物社区，以及覆盖中国宠物赛道的全渠道生态体系。 波奇宠物认为“过去十年，中国宠物行业发展迅猛，但行业整体仍处于分散的局面，中小企业占据多数，综合实力有进一步提高空间。作为中国宠物领域的头部企业，波奇宠物愿意利用自己的品牌、资本、渠道以及经营实力，带领宠物行业上下游一起“集合发展”，为养宠用户提供更专业、便捷的养宠体验。 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000亿，养宠消费保持持续且快速的增长态势。2019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数量超过1.6亿只，比2018年增长1200万只，过去五年复合增长率达到8.7%，宠物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且持续增长的消费市场。 市场在演变，宠物市场不断推动着新消费朝下一个阶段发展，未来波奇宠物也将持续提升业务端发展，致力于为养宠爱宠人士提供线上线下专业的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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