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5月24日讯，周末，坊间一条八卦消息热传，消息指向了最近新上市的“人气妖股”华盛昌。 该消息最先始于侯安扬于2020年5月22日在小红圈投资社群发布的一篇文章，随后被个别自媒体不断臆测、转载，进而关联到华盛昌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华盛昌公司招股说明书，董事长袁剑敏与董事车海霞的确生有一儿一女，但未曾存在婚姻关系。 不过，公司也在招股说明书里表示，自然人袁剑敏与车海霞之间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动的安排，双方按各自所持股份行使股东权利，在发行人的决策与经营管理上并未形成一致行动关系，不存在共同控制发行人的情形，因此未将车海霞认定为共同实际控制人。 针对“一男四女”的夸大传闻，华盛昌今日很快发布澄清公告。公告称，关注到相关媒体刊登转载标题为“一男四女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私募大佬惊呼：特别罕见！”等新闻。经核实，相关报道严重不实，公司已经委托律师锁定证据，将追究法律责任。 华盛昌针对不实传闻澄清称：除招股说明书中已披露的公司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关联关系外，公司董事长和上述文章中提到的其他3位女董事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华盛昌表述，媒体所传播的董事长与女董事的关系与事实不符，严重的伤害了相关当事人及其家人。 公司高管、来自华盛昌招股书 华盛昌称，公司本届董事会成员共8人，其中男董事3人，女董事5人， 公司董事因其良好工作能力、专业知识背景、相关从业经验被选举为董事。公司上市以来按照法律法规、 相关规定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进行公司治理，规范运作，不存在公司治理违法违规的情形。 上述不实传闻对公司已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对于造谣诽谤中伤公司、 损害公司形象的恶劣行径， 公司已经委托律师锁定证据， 将根据事态发展追究其法律责任。 稍早之前，华盛昌董秘任欢即对媒体称，传言是子虚乌有，正在准备澄清公告，同时不排除走法律途径解决。 蹭上抗疫概念 业绩暴增、股价翻两番 天眼查显示，华盛昌成立于1991年，是集专业自主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各类测量仪器仪表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已开发了红外热像仪、颗粒物PM2.5空气质量检测仪、激光测距仪、非接触式人体测温仪、工业红外测温仪、数字万用表、数字钳形表、电力测试器、照度计、噪音计、风速计、气体检测仪、酒精测试仪、甲醛测试仪、涂镀层测厚仪、工业内窥镜、差压计和多功能测试仪器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产品。主要客户包括美国 Flir、Ridge、HT、C.A等。 据4月28日披露的2020年第一季度财报，华盛昌实现营业收入2.09亿元，同比增长90%，归母净利润8959万元，同比暴增322.89%。 华盛昌股价走势 今年4月15日，华盛昌于在深交所上市，自上市以来，搭上“防疫概念股”快车的华盛昌股价一路攀升，截至5月22日收盘，每股报69元，相比14.89元的发行价上涨了363%，市值飙升72亿元，总市值达92亿元。 由于流通盘小，容易被资金操作，自4月29日以来，华盛昌累计登顶龙虎榜15次，成为市场人气最旺的次新股，甚至成为市场炒作的风向标。互动平台上也不少投资者主动“蹭”各种“高大上”的科技概念。 比如，有投资者询问：公司股价涨势喜人，深入看了一下基本面才发现公司原来是硬核高科技，入选了大国重器。中华昌盛就需要像贵司这样的硬核高科技公司来支撑。 而华盛昌回复称：在《大国重器》第二季中介绍沙特阿拉伯吉赞经济城循环用水系统建设时，出现了工程建设人员使用公司生产的风速测试仪测量当地复杂施工环境风速的场景。
全国人大代表、华北制药(行情600812,诊股)董事长杨国占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加快落实小品种药品生产、供应和采购相关政策，保障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本报记者 昝秀丽 倪铭娅 保障短缺药品供应 中国证券报：请介绍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方面的建议。 杨国占：我们期待在统筹生产方面，一方面实行小品种药品清单制管理，药品生产企业有针对性对清单内品种采取相应保障措施；另一方面发挥小品种药品生产基地优势，培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短缺药面临的问题是用量小或交易价格低，企业生产动力不足，希望在政策上给予一定支持。比如，在采购政策和采购方式方面，综合考虑生产企业数量、行业规模、临床应用和产品特性等因素，尝试“定点生产”的稳定药物供应形式和采购方式。由国家相关部门审定“定点生产”的可行性，并协助解决政策、资金、采购量、采购价格和货款支付等问题。同时，选择小品种药品生产基地内成员，对“定点生产”方式进行探索和论证。 中国证券报：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方面，华北制药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 杨国占：党的十九大以来，华北制药践行“健康中国”战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聚焦生物产业，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企业大变化、快变化。依托生物药技术和产业化优势，华北制药加快在研产品的上市步伐。华北制药已形成“谋划一批、在研一批、申报一批、上市一批”的梯次化新品研发结构。 推进资产重组相关工作 中国证券报：公司曾承诺“将以华北制药作为医药业务运营的最终唯一平台，实现华药集团医药业务整体上市的目标”，请谈谈进展情况。 杨国占：近年来，公司充分利用资本市场，保障公司健康发展。一方面，加大直接融资力度，调整优化融资结构，通过发行公司债，短期及超短期融资券等手段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资金成本。另一方面，通过战略合作，实施股权融资，降低资产负债率。 今年，我们开始将华药集团的医药业务和相关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积极履行整体上市承诺，实现与上市公司的业务整合。2020年4月16日，公司已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相关的重组预案及相关议案，目前正在加快推进资产重组相关工作，公司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资产重组的正式方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峰建议，从完善优化质押登记和查询制度、建立统一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健全知识产权评价体系、建立完善风险分担机制等四方面着手，优化知识产权融资政策环境。 建立统一知识产权交易市场 刘峰认为，目前知识产权融资存在几方面问题，包括知识产权质押登记和查询便利度不高，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制度不完善，知识产权质押物处置存障碍，知识产权的贬值易产生较大信用风险。 为优化知识产权融资政策环境，刘峰建议，完善优化质押登记和查询制度。包括：统一质押登记程序和规则，建议尽快建立全国统一、高效便捷的知识产权在线登记公示系统，简化程序和材料要求，提高登记效率，便利出质人；建议主管部门进一步下放质押登记权限，方便出质人和贷款银行进行质押登记，以降低质押当事人的成本；实现在线免费查询，建议有关部门加快推动知识产权权利信息查询服务，增强查询服务的公益性。 刘峰建议，建立统一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由政府制定政策、搭建平台、营造环境，推动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制定知识产权交易和流转的各项配套制度，对知识产权交易和流转给予相应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畅通知识产权处置和变现通道；建立便捷交易方式，实现全国联网、网上交易。 他还建议，健全知识产权评价体系。建议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或科技主管部门牵头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价值确定机制和标准，推广采用科学的知识产权价值测算体系，突破对原有价值评估体系的依赖。向银行提供知识产权的综合评价信息，使商业银行能够合理确定知识产权价值。 另外，刘峰建议建立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建议中央财政牵头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专项风险补偿机制，地方政府制定配套风险补偿、贷款补贴和相关奖励政策，构建政府、银行、保险、企业及评估中介机构等共同参与的风险分担机制。建议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作用，牵头各地融资担保机构与银行合作，提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担保服务。 延长金融领域行政处罚追诉时效 刘峰建议，充分考虑金融领域监管执法的特殊要求，修改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相关规定，延长金融领域的行政处罚追诉时效至5年。 他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金融机构的数量、业务品种、资产规模快速上升，随之也出现了一些违法违规行为甚至案件，部分涉案金额大，危害后果严重，且违法违规行为隐蔽性强，不易在短时间内发现。这对监管部门行政处罚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关于“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已不再适应当前形势，不能满足当前执法所需，需要对法定追诉时效期限进行相应延长，使更多的违法违规行为得到应有处罚。 刘峰强调，延长金融领域行政处罚追诉时效是打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客观要求。近年来银保监会持续加大金融市场乱象整治力度，严肃查处一批涉案金额巨大、案件性质恶劣、社会关注广泛的重大案件，行业性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基本杜绝，银行业保险业经营管理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但监管机构受诸多因素制约，检查频次和覆盖面相对有限。适当延长金融领域的行政处罚追诉时效，加大对市场乱象和金融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是持续深入遏制大案要案高发频发势头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客观要求。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表面上，新华医疗的2019年的净利润同比增速在医药生物行业内高居首位，3680.33%的数值表现远远超过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然而在这亮眼的同比业绩增速背后，非经常性损益的贡献巨大，若剔除这一因素影响，公司实则亏损。更为重要的是，该公司扣非后的净利润还存在失真的可能，其中不排除公司为避免过大的亏损而存在虚减成本的可能。 A股公司2020年一季报和2019年年报披露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作为医药生物行业中的新华医疗，其净利润同比增速在行业内高居首位，2019年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8.61亿元，同比增长了3680.33%；紧随其后的是屈居“榜眼”位置的天目药业，其2019年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速为520.94%，与新华医疗业绩增速差了很大的距离。然而，若从营业收入表现来看，新华医疗2019年仅实现了87.67亿元，不仅没有实现同比增长，相反还大幅下滑了14.75%。 为何在公司营业收入大幅下滑下，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却能迅猛增长呢？究其原由可发现，在公司业绩华丽增长的“外衣”之下，非经常性损益贡献巨大。2016年至2019年，新华医疗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实际上已经连续四年亏损。 那么，2020年情况又是否有所改变呢？从最新发布的一季报营收业绩来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3亿元，同比下滑了14.66%，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3339.59万元，同比下滑94.04%。就这一组数据来看，新华医疗的营收和业绩表现不太乐观。 既然公司连续四年都靠着非经常性损益来扭亏为盈，那么导致2019年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3680.33%的非经常性损益，又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 长期依靠非经常性损益扭亏 年报披露，在新华医疗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中，当年最大一项收益为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金额达到了9.61亿元，此外还有4100多万元的政府补助和将近3200万元的金融资产公允值变动、处置收益等。其中新华医疗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的主要来源是依靠出售子公司股权所产生的收益。 在2019年一季度，新华医疗将其全资子公司华佗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佗国际”)持有的威士达医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士达)60%的股权作价12.34亿元转让给华检医疗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检医疗”)，其中8.23亿元以华检医疗向华佗国际发行华检医疗股份(每股25.44元)支付，剩下的4.1亿元则由华检医疗以人民币或等值美元支付。在此次交易中，截至评估基准日(2018年8月31日)，威士达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20.3亿元，较威士达(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增值13.02亿元，增值率为178.87%。 除了对威士达股权的出售，2019年，新华医疗还以1.07亿元为转让底价，挂牌出售了长光华医8.20%的股权，同年5月13日，南京毅达汇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1.13亿元价格获得上述股权；同年12月，新华医疗又以1780.41万元为转让底价公开挂牌出售新华执信51%的股权，2020年3月13日，北京联合执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底价获得交易股权。 正是通过一系列出售子公司股权等方式，新华医疗2019年主营业务虽然依旧不振，但其净利润却实现了大幅增长。 《红周刊》记者发现，2019年新华医疗并不是首次依靠非经常损益来扭亏转盈的，其2018年的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也有8800多万元，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达4500多万元，而当年的政府补助更是高达8900多万元。在巨额费非经常性损益的助力之下，2018年其扣非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亏损6500多万元的情况下，实现净利润1.22亿元。 同样是在2018年，公司还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的方式，以6436.05万元的价格将全资子公司山东新华医疗(上海)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上海方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方承”)58%的股权，出售给了聚赢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新华医疗在2020年4月25日发布的年度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相关公告中，就投资者关于未来是否还会继续出售有关子公司的问题进行答复时表示：“公司后续将根据‘整合、升级、提效’的工作方针对资产进行梳理，突出主业，根据公司各子公司的发展情况制定具体方案，实现资产价值的提升，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如此表述意味着，未来年度，新华医疗仍然存在不断出售子公司的可能。 “卖子”的得与失 正如上文所述，2019年新华医疗正是靠着对子公司的出售才大幅盈利的，那么新华医疗为什么要将威士达卖掉呢？难道是该公司业绩不好吗？事实上，从新华医疗披露的威士达的审计报告来看，情况绝非如此。 从2015年到并购前的2018年1~8月，威士达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1.46亿元、14.20亿元、15.96亿元和10.60亿元，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1.16亿元、1.41亿元、1.71亿元和1.02亿元。从威士达的经营业绩表现来看，其营收和利润在以上周期内，均有不错的增长趋势。 此次交易前，威士达共有两位股东，除了持股60%的华佗国际外，华检医疗则是威士达的另外一名股东，其持有40%的股权，此外，华佗国际还持有华检医疗9.92%的股权，为华检医疗的大股东，同时新华医疗的监事陈心刚是华检医疗的董事，因此，此次股权转让，实际上是一项关联交易。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华检医疗实际上自2018年第二季度就启动了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计划。既然要上市，就需要有足够的资产规模和盈利资产，然而华检医疗本身只是一家投资控股公司，自成立以来并无实际经营收入，其主要资产便是长期股权投资，其主要投资的公司就是威士达和达承医疗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承”)。 从上市公司2019年1月24日披露的问询函答复来看，华检医疗投资的达承公司的主营产品为仪器和试剂产品，截至2018年8月，该公司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仅有3.81亿元，而参股威士达40%股权的评估值却有8.12亿元，因此，控股威士达就成了其能否顺利登录联交所的关键。 新华医疗作为大股东，华检医疗成功上市，其自然也会受益不少，这点从此次交易完成后的持股情况就可见一斑。本次交易完成后，威士达成为华检医疗的全资子公司，同时新华医疗全资子公司华佗国际持有华检医疗的股权比例从9.92%猛增加到44.37%，同时，新华医疗通过出售威士达，2019年业绩也着实猛增不少。而华检医疗也如愿以偿，于2019年7月12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然而，问题在于，威士达对新华医疗也是相当重要的，正如前文所述，从2015年到2018年1~8月，威士达每年持续盈利均超过亿元，所实现的净利润占新华医疗净利润的比例分别高达32.04%、116.53%、114.77%和69.39%，考虑到新华医疗2015年到2018年合并报表扣非净利润均为亏损，这意味着，威士达是新华医疗绝对的“业绩担当”，2019年出售威士达股权，虽然在短期内让新华医疗获得了巨额非经常性损益，抬升了当年业绩，但在失去威士达后，新华医疗又将靠什么来盈利则成了令人担忧的问题。 成本有虚减之嫌 2019年，新华医疗靠着非经常性损益成为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增速“状元”，但扣非后的净利润金额则亏损了2934.69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如此不堪的扣非后净利润，其真实性也依然存在一定疑点的，让人怀疑其主营业务成本存在虚减的可能。 根据年报披露，新华医疗2019年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24.48亿元，占年度采购总额的比例为37.09%，也就是说，新华医疗经营相关的年度采购总额为65.99亿元。 作为生产型企业，与采购总额相关的成本一般为材料成本和能源成本。那么其材料成本情况又如何呢？在年报中，新华医疗将其主要产品分为4大类，分别是医疗器械制造产品、医疗商贸产品、制药装备产品和医疗服务，根据披露，2019年其医疗器械制造产品的原材料成本为13.8亿元，燃料动力费为1264.83万元；制药装备产品的的材料成本为7.21亿元，燃料动力费为490.28万元；医疗商贸产品属于商品贸易范畴，不涉及生产，因此不存在材料成本和燃料动力费，该项的采购成本为37.27亿元；医疗服务为医院的成本，似乎也不涉及采购总额相关项目。总体来算，其主营业务涉及采购相关的就是前三类产品，材料成本及燃料动力费用金额共计52.47亿元，相比当年发生的65.99亿元的采购总额少了13.52亿元。这意味着这13.52亿元的材料在2019年并未转化为商品被销售出去，理论上应该结转到存货中，导致当年存货金额的增加，由于部分原材料可能已经被加工成为在产品或者完整商品，因此当年存货新增金额应该会超过13.52亿元，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 从年报披露的内容来看，2019年末新华医疗的存货并未出现增加，反而相比期初金额减少了5.93亿元，一增一减之下，前后相差了19.45亿元。 2019年一季度，新华医疗将其子公司所持威士达60%股权出售给了关联公司，威士达的财务报表也不再合并，因此新华医疗期末存货金额有可能会因为剥离该子公司的存货而减少，使得上文计算的当年存货新增金额出现偏差，不过从威士达的审计报告来看，其2018年8月末的存货金额仅有5.93亿元，即使2019年剥离其报表时，其存货有所增加，也不应该太离谱，而若按照6亿元的存货金额计算，则差额仍然超过了13亿元。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存货差异到底如何产生的，显然令人很生疑。 除此之外，其2018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年报披露，2018年新华医疗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为31.53亿元，占年度采购总额的38.82%，因此可知公司年度采购总额为81.22亿元。而成本方面，其当年三大类产品的材料成本及燃料动力费用合计为73.05亿元，两者相差8.18亿元。理论上，其2018年存货新增金额应该超过8.18亿元才对，不过根据公司披露的期初和期末存货金额核算，实际上新华医疗2018年的存货仅增加了6250多万元，相比8.18亿元理论应增加金额存在7.55亿元的差异。 2018年，新华医疗同样存在出售子公司股权的情况，其当年以 6436.05万元的价格出售了子公司上海方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58%股权，而根据方承医疗的审计报告，其2018年5月末的存货金额也不过1.97亿元，即使扣除因剥离该子公司存货产生的影响，其2018年的存货与理论金额之间仍然存在至少5.58亿元的差异。 连续两年出现巨额数据差异，其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如果公司披露的存货数据的无误的话，那么问题很可能就出在其披露的成本数据上，如果其披露的原材料成本过低则会出现上述异常，因此从上文出现巨额数据异常的结果来看，不排除该公司存在虚减成本的可能。■
21日，全国政协委员、东航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刘绍勇表示，航空物流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未来这一行业应向着更高价值、更快集散、更加智能的方式转变，实现更有质量和效率的运输。 打造世界一流航空物流企业 刘绍勇指出，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保证国际供应链稳定至关重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国际航空货运“进不来、出不去”的矛盾凸显，航空物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世界工厂”地位不匹配。 他表示，对于未来我国的航空物流，建议向着更高价值、更快集散、更加智能的方式转变，从而实现更有质量和效率的运输。具体建议包括：首先，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航空物流企业。建议以国有货运航空公司为基础，组建航空物流龙头企业，推动多式物流联运，形成大物流发展格局。其次，建设航空物流枢纽。再次，搭建综合性航空物流信息平台。依托5G、物联网等前沿技术，将机场电子货运信息平台、智慧安检信息系统与民航局行业级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有机融合。最后，从研发、运行、服务等方面加大对国产飞机的政策支持力度。 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 刘绍勇建议，在此次疫情防控实践的基础上，尽快完善民航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体系建设，有效降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和损失，进一步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民航应急管理能力。 在具体建议方面，刘绍勇表示，明确一个原则，针对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短板和不足，由国务院授权民航局代表行业出台应急政策，地方政府和各地机场要统一执行；建立一套机制，明确民航系统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组织领导、责任分工、工作流程、业务接口，建立健全联防联控机制，不断提升民航系统应急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完善一个预案，梳理整合现有各类应急预案要求，结合此次疫情防控的经验教训，修订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民航应急控制预案》；建设一个平台，建设民航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信息化平台，加强大数据分析处理能力，对内信息共通共享，对外实现对接传递；完善一部法规，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民航法律体系。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文 | 周月明 编辑 | 承承 长期以来，福田汽车一直依靠非经常损益来粉饰公司业绩，若剔除这一因素影响，公司已经连续6年亏损。曾经被上市公司引以为傲的宝沃品牌在公司2019年转手后，在兜兜转转下又被以低债方式收回，“吞金兽”的回归让公司再度面临失血窘境。 回顾汽车行业2019年的年报可发现，很多A股上市车企的日子并不好过，有11家公司需要靠非经常损益来扭亏，而在这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福田汽车。该公司已经连续6个年头要靠非经常损益来“装点门面”，若扣除这项收益，则福田汽车扣非后的净利润连续6年亏损。那么，福田汽车为何总是能在“恰到好处”的时候，产生不小的非经常损益来为其弥补不佳的业绩呢？ 靠政府补助和售卖子公司弥补业绩 单看福田汽车营收，2015年至2019年这几个年份，除了2018年有所下滑之外，其余年份都还处于同比增长状态，2017年时曾达到一个峰值，即517.1亿元，同比增长11%；2018年、2019年时，则分别为410.5亿元、469.7亿元，均未赶超2017年营收。 然而，相对于营收还有所增长的情况，福田汽车的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却自2014年以来一直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处于亏损状态，比如原材料价格上涨令成本上升，比如新能源补贴标准下降令新能源汽车销量降低，又比如某款车销量减少销售费用大增，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一些新的状况。值得注意的是，自2017年之后，扣非亏损额已经出现了大幅增长，分别亏损了8.3亿元、41.8亿元和16.14亿元。若不是每年都存在6亿~18亿元的非经常损益的弥补，则福田汽车按照退市标准很可能早就已经退市了。 那么，福田汽车每年金额不少的非经常损益从何而来的呢？ 《红周刊》记者查看了自2014年以来福田汽车的年报，发现其非经常损益基本来源于两部分：一是高额的政府补助，另一是其售卖子公司所得。2014至2019年，福田汽车获政府补助金额达7.27亿元、9.02亿元、8.57亿元、3.74亿元、2.01亿元和1.43亿元，可以看出，自2017年之后，政府补助已经开始大幅缩减了，这显然与国家新能源补贴标准下降有关。既然政府补助不再成为主要依靠来源，福田汽车2017年之后就开始从其他地方努力“挤出”钱来。 2017年，福田汽车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突然增加了5.68亿元，至于来源，公司并未在年报中做更多解释。2018年，上市公司靠转让中车信融、商业保理这两个子公司股权，获得约4.07亿元。到了2019年，福田汽车的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大增至18.39亿元，虽然公司未在年报中对此项目做更多解释，但应该是售卖重要子公司宝沃汽车所获得的收益。 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年来，福田汽车的业绩表现一直都没有太大的起色，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所“绊住”。之前还能依靠大量的政府补助扭转亏损，而一旦政府补贴大幅减少，则其就开始走上了“卖子求生”的道路。不过，这种方式能维持多久？是令人担忧的，若此后福田汽车为了扭转亏损，还要陆续变卖资产的话，则公司核心资产很可能会越卖越少，届时，主营业务是否会更加萎缩，是否会慢慢变得“空心化”，都是让人担忧的。 截至2019年，福田汽车还盈利的子公司多数也不属于主营的汽车业务，而是售卖发动机以及做融资租赁的公司，其中，销售发动机的福田康明斯已然成为福田汽车的业绩担当，2019年为公司贡献净利润9.08亿元。要知道，发动机业务并不是福田汽车的主营业务，仅占其总营收的8%左右。那么在如此情况下，福田汽车的主营业务未来是否还有机会好转呢？ 从公司近期的表现来看，又出现变卖资产的迹象。2020年的3月31日，福田汽车准备开始拟公开挂牌转让北京欧曼重型汽车厂(冲压工厂)冲压业务涉及的资产及负债，挂牌价格为19620万元，要知道的是，北京欧曼重型汽车厂是福田汽车集团下属唯一的车身冲压件制造工厂，属于福田汽车商用车资产，然而福田汽车又在公告中称“将聚焦商用车核心业务、夯实商用车领域的优势”，这仿佛与卖资产的行为存在矛盾，令人不解。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欧曼重型汽车厂售卖的价格增值率高达10倍，其本身净资产仅1719万元，挂牌价格却为19620万元，为何能增值10倍令人疑问。不过，这项资产一旦转手，预计将为福田汽车带来资产转让收益约1亿元，届时又将成为公司新的非经常损益了。 宝沃汽车已成甩不利落的“包袱” 由上文可以看到，2019年福田股份靠售卖宝沃股份获得了不少非经常损益，又一次扭转公司大幅亏损局面，但资产转让所获得价钱对于福田汽车而言是否真的赚到了呢？仔细分析宝沃股份与福田汽车的“爱恨情仇”，可发现结果似乎并不乐观。 2014年，一直专注于商用车领域的福田汽车，为了进军乘用车领域，花费了500万欧元收购德国宝沃，当时的德国宝沃已然破产，虽然曾经一度辉煌过，但生产、技术已经停滞，业界一直认为，福田汽车花500万欧元买回来的是宝沃汽车的“空壳子”，而宝沃汽车仅向福田汽车输出了品牌和设计，在实际经营过程中，研发和生产还是要靠福田汽车来完成，在“德系车”的外表之下还是福田汽车的“老路子”。 2016年，宝沃汽车推出了首款SUV车型，并以“纯正德国血统”的称号一度取得过月销5000辆的业绩，当年总体斩获了30015台；2017年，第二款车型销量同比增长48%，达44380台。然而正是因实质上还是要靠福田汽车来研发、生产，宝沃汽车之后的销售就出现了后劲不足的情况，且在2018年中国车市整体遭遇大幅下滑下，宝沃汽车当时的车型虽然已增加至3款，但总销量月均已不足2000台，同比下滑了25.8%。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销售辉煌的时候，宝沃汽车也并没有为福田汽车挣到钱。《红周刊》记者查看自2014年以来收购宝沃汽车之后福田汽车的财务报告，发现其自宝沃汽车2016年推出首款车型以来，净利润就一直在亏损，2016年至2018年，分别亏损了4.84亿元、9.85亿元和25.45亿元，仅三年时间，宝沃就亏掉了40亿元，而且在2019年福田汽车卖出部分宝沃汽车股权之后，宝沃汽车仍然亏损了34.28亿元，若按权益法核算，福田汽车投资收益亏损了9.67亿元，继续拖累福田汽车的业绩。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福田汽车来说不只亏损了这么多钱，其前期还对宝沃汽车进行的大量投入也无法收回。2015年，福田汽车曾在北京密云建设了号称按照德国工业4.0标准打造的柔性智能工厂，投入高达120亿元。此外，因为宝沃汽车的亏损，福田汽车自2016年之后开始大量借债，2015年至2018年，短期借款从13.3亿元一度增至92.7亿元，长期借款也由12.8亿元一直上升至53.08亿元。福田汽车也因此背上了高额的财务费用，单是2018年的财务费用就高达7.68亿元。这样来看，当年花500万欧元收购宝沃汽车本来成本并不高，但随后在大量投入后却成为了福田汽车的最大“包袱”。 为了甩掉这一“烫手山芋”，2018年10月，福田汽车开始售卖宝沃汽车67.7%的股权，“接盘”方为厦门一家公司长盛兴业，以39.73亿元的价格收购，不过其幕后的真正操作方则是神州优车。在长盛兴业以39.73亿元收购完成两个月之后，神州优车又以41.1亿元的价格接手，对于神州优车来说，不仅要付收购股权的费用，还要接手宝沃汽车欠福田汽车的股东借款等债务40多亿元。 表面上，福田汽车大部分包袱已经卸下，但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却并不那么顺利。首先，部分股权款就已出现逾期，截至2020年1月15日，长盛兴业有14.81亿元没有交付给福田汽车。除此之外，福田汽车向宝沃汽车的借款也暂时无法收回，变成了以资抵债，而这些波折，都与神州优车被卷入瑞幸咖啡财务造假案有关。 神州优车的董事长陆正耀也是瑞幸咖啡的董事长，而且通过一系列收购成为了北京宝沃的董事长。然而，陆正耀背后的集团已经陷入较大危机，瑞幸咖啡面临退市，神州优车开始变卖股份筹措资金，这一连锁负面事件也间接影响到了福田汽车，不仅导致部分股权款暂时拖欠，而且本应得到偿还的40亿元债务也变成以宝沃汽车所拥有的机器设备及相关资产抵债。 这样看来，对于福田汽车来说，宝沃这个“包袱”并没有完全甩出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19年，福田汽车还对宝沃汽车有约8.1亿元的担保，一旦宝沃汽车陷入债务危机，对福田汽车来说也是一个沉重打击。 营收数据连续两年大额异常 《红周刊》记者还根据近两年年报核算了福田汽车2018年和2019年的营收数据，发现该公司的财务数据存在不小的异常。 财报显示，2018年、2019年，福田汽车营业收入分别为410.54亿元、469.66亿元。同期的合并现金流量表数据显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分别为305.99亿元和273.14亿元，此外，同期预收款项新增金额分别为10.06亿元和-2.27亿元，对冲同期与现金收入相关的预收款项影响，则与2018年、2019年营收相关的现金流入分别达到了295.93亿元、275.41亿元。 若暂且不考虑福田汽车的增值税因素，只将同期的未含税营收与现金收入数据勾稽，则2018年至2019年，未含税总营收比现金收入要分别多出114.61亿元和194.25亿元(若考虑到增值税因素，则这一差额还将大得多)，理论上，同期的应收款项至少也应该新增这些金额。 然而，在这两年的资产负债表中，福田汽车的应收账款(包含坏账准备)、应收票据合计分别为107.44亿元、99.76亿元，而2018年和2019年应收款项都比上一年未增反减，分别减少了29.66亿元和7.69亿元，与理论金额相差甚远，分别存在高达144.27亿元和201.94亿元的差异。 虽然，2018年和2019年福田汽车都披露了应收票据背书金额，分别大约为84.6亿元和124.56亿元，但仍然无法完全解释这两年存在的大额营收疑点。那么这些差额为何会出现，公司是需要作出更多解释和披露的。同时，公司又是否存在特殊的会计方式或者并表等因素也是需要解释，否则就可能存在大额营收虚增或虚增应收款项的疑点了(近几年福田汽车的应收款项都占到营收的20%左右)。■
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化(行情600028,诊股)集团公司总经理马永生建议加快推进石油石化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 □本报记者 刘杨 加强攻关力量归口管理 马永生指出，重大技术装备是国之重器，事关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近年来，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有力推动下，我国石油石化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目前，中国石化千万吨级炼油装置装备国产化率达到94%，百万吨级乙烯装置装备国产化率达到87%。但部分关键核心装备仍依赖国外制造，成为制约我国石油石化行业高质量发展、影响产业链安全的瓶颈。其突出表现在部分特殊条件井下测控装备等存在空白，先进地球物理装备、大型压缩机等方面与国外制造存在一定差距。 为此，马永生建议国家层面明确牵头部门或在相关部门设立专门机构，归口管理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创新攻关工作，统一制定政策，统筹协调相关力量，形成产学研用“一条龙”的攻关机制。马永生表示，重大技术装备创新攻关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科研机构、装备制造、大专院校、示范工程等多个系统，这些系统目前分别归口国家不同部门管理，造成一些项目多头申报、资金分散使用等问题。 统筹国家级试验平台建设 马永生建议，加强统筹国家级试验平台建设。试验能力是衡量研发能力的重要因素，检验能力是产品质量的重要保障。目前，制造企业各自建设试验装置，有些试验装置投资上亿元，只供制造企业自身使用，造成资金、资源浪费，增加企业成本。为此，马永生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牵头统一管理国家级试验平台建设和认证工作，对已具备条件的抓紧组织认证，推进资源共享，形成一批国家级试验平台。 此外，马永生建议，国家行业协会应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协同推进标准制定和提升工作，组织开展关键核心领域基础研究，促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在政策支持层面，特别是针对高端材料、关键装备、核心部件等“卡脖子”项目，马永生建议，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不仅补贴科研、制造单位，也要补贴承担使用风险的建设单位，激发使用单位的积极性。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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