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一轮老旧小区改造正在各地陆续展开。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地的综合整治方案中，无论是出资方式还是改造内容，更加强调多方参与，也更加强调因地制宜。此外，老旧小区改造三分建、七分管。在大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的同时，多地也在后期管理运营上进行了有益探索―― 北京： 探索社会力量参与管理 5月14日，北京市住建委会同北京市发改委等7部门共同印发了《2020年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其中明确提出，2020年，北京年内将开工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80个，完成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50个，固定资产投资12.8亿元。 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经居民申请、各区上报、市级联席会批准，北京市已累计确认243个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涉及295个老旧小区。截至2020年4月底，北京已确认项目整治类内容全面实施，实现改造类进场施工项目98个，完成项目44个，涉及住宅楼395栋，建筑面积293万平方米，居民3.8万户。 今年北京在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方面还要做哪些事？此次披露的《工作方案》还提出，全面开展老旧小区摸底调查，基本建成老旧小区数据库，形成治理项目储备库，成熟一批确认一批；加强制度机制建设，健全完善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统筹协调等机制；探索老旧小区综合治理长效管理机制；试点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后期管理模式等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今年将努力破解政策难题。在充分发挥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联席会作用的基础上，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快速解决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推动项目顺利实施；完善整治资金共担机制，明确政府、个人和企业的出资边界；试点社会资本参与机制，研究探索社会资本参与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的定位、参与方式和投资回报方式。鼓励具备投资、规划设计、改造施工、运营服务能力的民营企业作为投资、实施和运营主体。 目前，我国老旧小区改造资金主要来源仍为财政资金。面对量大面广的城市既有住宅建筑，光靠政府唱“独角戏”肯定不行。而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是一项复杂的综合工程，要想让居民住得舒心，在投入资金升级“硬件”的同时，也要强化管理这个“软件”。北京正在总结既有项目经验，力争形成多种可复制、可推广的管理经验和模式。（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学聪） 杭州： 由居民决定改不改怎么改 5月14日，杭州市召开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民生实事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的信息显示，杭州今年计划改造老旧小区300个，改造面积1200多万平方米，受益居民超15万户。截至目前，已基本改造完成25个，开工42个，完成方案审查或招标工作的160个，其他项目正在完善改造方案。 老旧小区改造是一个老大难。“改什么”“怎么改”，既需政府科学规划、真抓实干，也需居民积极主动、共建共管。杭州市决定由“政府配菜”向“居民点单”转变，让居民真正发挥全过程参与、主导改造的作用。在审批方式上，杭州给审批流程做减法，推行“不见面”审批，实现改造项目审批流程应减尽减。组织模式上，构建“市、区、街道、社区、居民”五级联动机制，推动居民代表、驻点设计师、街社部门三方互动，由居民真正决定“改不改”“改什么”“怎么改”。 改造实施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杭州对多个职能部门的单项工程进行统筹实施，一次性完成基础设施改造、消防安防提升、污水零直排、强弱电“上改下”、电梯加装、养老托幼设施建设等工程，一揽子解决老旧小区面临的难题，尽量降低改造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资金筹措方面，杭州坚持多元筹资方式，建立健全政府与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机制，通过盘活社区资源，激活小区“造血功能”，测算好资本投入和收益，通过市场化方式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改造、共建和运营。比如，物业连片打包经营，施工企业减免费用，居民自筹捐款等。 老旧小区改造三分建、七分管。在大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同时，杭州市在失管、弃管小区治理上做了很多探索。通过党组织搭建平台，多措并举，指导物管企业，引导社区管理，使有的小区物业重回正轨；借助共建共治共享方式，激发居民主人翁意识，搭建起“群众自治圈”“社会共治圈”，实现居民自我管理，充分保障群众在小区治理中的参与机会和权利。（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柳 文）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邵宇陈达飞 随着各项救市政策的实施，从3月下旬以来，全球资本市场进入修复期，外汇市场上美元短缺的状况也有所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和金融的冲击，是否类似于其对人体的影响一样——康复即免疫，是一种一次性冲击？我们认为，不免过于乐观！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特殊之处在于，流动性冲击与实体经济的收缩是同步发生的。美国4月份的失业率达到了14.4%，创下了二战结束以来的记录。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来看，不同群体存在较大差异，高中学历以下群体的失业率达到了21.2%，高中毕业学历为17.3%，大学肄业15%，本科学历失业率为8.4%。失业的这种结构性特征几乎在每一次经济衰退期都是如此，由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或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明显提升，这也是美国贫富分化加剧的一个原因。 虽然在本次疫情发生之前，美国的银行体系相对健康，但数据显示，失业率与银行坏账率的波动有较高的同步性（图1），尤其是消费贷款，以及当中的信用卡贷款，对失业率更为铭感。疫情之后采取的防控措施中断了居民收入的来源，美国政府发放现金给居民，一方面是为了让他们购买必要的生活物资，另一方面也是补贴居民消费贷款。除此之外，企业破产数量也与失业率显著正相关。由此可见，银行资产端将承受显著压力。 图1：美国银行坏账率与失业率显著正相关 数据来源：BLS，FRB，CEIC，东方证券 从资本市场的表现来看，本次冲击之后，银行股的表现与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之后非常类似，其股价下跌的深度甚至超过了能源类受疫情冲击最明显的行业。纳斯达克其他行业指数，如综合、保险和工业等，均有显著反弹，唯独银行股反弹力度最弱。另外，在银行业，那些资产负债表不够健康、盈利能力较弱的银行的信用违约互换利差和融资成本显著提升，信用评级已被降至负面，且覆盖面还将进一步扩大（Aldasoro 等，2020） 基于此，我们认为，虽然美国已经在推行重新启动生产生活的政策，但疫情仍在扩散，必定影响复工复产。对于经济是否已经进入复苏区间，以及复苏的持续性，我们仍持谨慎态度。 接下来的三篇文章（含本文），我们将分别以美国1929-1933年大萧条、日本1990年大泡沫和美国2008年次货危机为案例，来说明从流动性冲击到银行资产负债表调整引发信用危机，再到经济衰退和萧条的传导路径和表现。 繁荣 本文首先阐述大萧条，它与日本1990年大泡沫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技术革命驱动的资产价格泡沫，前者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代表性产业是电话、汽车、电视和收音机等（图2），后者是包含第四次科技革命在内的多次技术革命成果的叠加，除了汽车和家用电器，还有石油化工和电子设备。（邵宇，陈达飞，2020a） 图2：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代表性创新在美国的扩散 数据来源：纽约时报，东方证券 在技术革命的不同阶段，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收益率会有一定的差异，这影响着资本在不同形式之间进行切换。在科技革命的引入阶段，新旧“技术-经济范式”（佩雷斯，2007）更替，大量创新资本会涌向新领域，创新和新的产业集群也因此而诞生，他们也将造就一批伟大的企业和属于那个时代的“科技新贵”。资本市场是为未来定价的，产业的繁荣必然带来估值的提升，而金融资本天然具有投机属性，当越来越多的产业资本转变为金融资本。资本脱实向虚的结果就是资产价格的上涨、泡沫和崩溃，脱虚向实的结果就是产业的扩张、产能过剩和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在不断轮回的周期中，资本的分工会不断地进行着。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是一次财富大爆炸，也必然体现在资产价格上。 1897年前后，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开始进入爆发期，钢铁、石油、电力和汽车等新兴产业开始形成。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是以中心国的身份开始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从1900年到1929年的30年间，美国GDP增长了2.7倍，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增长率为3.4%。这要归功于创新产品的扩散，大量新产品的销量年增长率达到了10%至30%，例如，粗钢在1885年至190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12.5%，汽车在1910年至1925年间的增长率为22.4%，石油消费在1900年至1915年间的增长率为10.4%。此外，从1899年到1929年的30年间，电力消耗增加了31倍，无线电接收机产量增加了28倍。 泡沫 1925年之前，制造业生产指数与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趋势基本保持一致，但在此之后，道琼斯指数的走势与工业生产指数开始背离，资本开始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图3）。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价从1925年的21美元上升到1928年的46美元，3年间涨幅超过100%；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1925年初的120点开始攀升，1929年9月初达到380，涨幅超过20%，而制造业却在大萧条开始之前就出现了疲软的迹象。上世纪20年代中期到大萧条爆发，汽车产量都稳定在370万辆，粗钢产量稳定在490万吨（Hirooka，2006），即在大萧条之前，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代表性产业——铁、石油、电力、汽车的增速就已经出现了拐点。 图3：美国制造业和采矿业增加值指数（1919-1946） 数据来源：美联储，东方证券 财富积累和金融泡沫还体现在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始于1918年，当年新屋开工数量为11.8万套，到1925年，增长到了93.7万套，7年间涨了8倍（图4）。无论是当地产市场还是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价格上涨与债务杠杆的增长是同步的。同样是在1920年前后，美国1户至4户独栋住宅抵押贷款和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快速增长。 图4：大萧条前后的美国房地产市场 数据来源：NBER Macrohistory Database；Chacko et al．，2011；东方证券 实际上，早在1925年，美国房地产市场就开始衰退，这无论是从房价上还是从新屋开工上都有体现，而银行抵押贷款的扩张直到股市崩盘之后才停止。银行之所以对房地产抵押贷款如此狂热，实际上也是一种无奈，因为工商企业开始越来越多地借助于企业内部现金流和债券以及股票市场融资，这使得商业贷款份额从1922年的47%下降到1929年的33%（2019年已经降到了13%）。与此同时，住房抵押贷款从9%升到了18%，证券融资从13%升至20%。这说明，美国银行业受房地产和证券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从那时起，美国银行业的关联程度就非常高了。1932年《美国银行业现状》就指出：“各个国家的银行都相互联系着”，纽约的一家银行与3000多家银行有业务往来。所以，一旦杠杆和资产价格的正反馈得以扭转，银行的流动性就会出现问题。 崩溃 1929年9月3日，美国股市触顶，到10月中旬，因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紧，再叠加悲观情绪的蔓延，股市已经从高位下跌约10%。即使如此，乐观情绪仍占主导，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10月15日声称，“股市似乎达到了永久性的高位。”4日后的10月19日，道琼斯工业指数急剧下跌，创下了周六历史上的最大跌幅，经纪人因此而收到补缴保证金的通知。 杠杆化的交易方式，使得股票市场出现挤兑。与此同时，房价也在加速下跌，引发了全球性大崩溃（图5）。由于商业银行有大量房地产抵押贷款和证券投资，故资产侧严重受损，聚集性的负面冲击导致全市场出现流动性短缺的状况，高流动性资产与低流动性资产价格背离。低流动性资产，如住房和农场，由于集体抛售而出现价值折损，反之，高流动性资产则受到市场追捧而价格上扬，如短期国债和商业票据。如图5所示，不动产价格与短期国债价格的反向变化标志着市场遭遇了流动性冲击。资产侧拥有房地产和股票等相关资产的部门不得不调整其资产负债表加以应对，首当其冲的就是银行。 图5：大萧条时期的房价 数据来源：NBER Macrohistory Database；Chacko et al．，2011；东方证券 资产损失会侵蚀资本金，银行修复资产负债表的方式就是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和质量，如增持现金和国债。从美联储成员银行来看（数量占比76%），商业贷款和证券贷款都出现了显著下降，而联邦和地方政府债券持有量则不断上升；此外，还需收缩资产负债表，抛售一部分资产来还债。如图6（左）所示，从1930年开始，银行信用就开始出现收缩，对私人部门贷款余额从1929年的500亿美元一直下降到1935年的240亿，信用收缩幅度达到了50%。其中，抵押贷款从200亿降到了120亿，收缩40%。那些资产端大幅折损和资本金比率较低的银行只能破产。 大萧条期间，美国破产银行数量接近10000家，占大萧条爆发前的40%（图6，中图），最高峰时一年破产的银行数量接近4000家。从右图中还可以看到，定期存款在向活期存款转化，表明居民部门的流动性偏好也在提升。存款挤兑、银行破产和信用收缩是信用危机的典型特征，这加深了实体经济的萧条程度。 图6：银行资产负债表修复与信用危机 数据来源：NBER Macrohistory Database；Chacko et al．，2011；东方证券 “从华尔街到主街” 从金融泡沫破裂到实体经济衰退，被称为“从华尔街到主街”。银行信用的收缩导致实体经济可贷资金的减少，而且，很多情况下，信用收缩的主导原因在于银行收紧信贷条件，而非实体部门的融资需求。为了解公司信贷可得性，美国国家工业咨询委员会在1932年8-9月作了一项调查。当被问及为什么无法获得银行授信时，66%的案例表明银行提高了贷款条件。所以，一般情况下，在泡沫破裂之后，之前加杠杆的部门一般都会经历一个痛苦地去杠杆过程，大萧条期间去杠杆的主要是家庭和企业部门。1933年罗斯福就职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加杠杆，居民和企业债务存量也进入到一个稳态，美国经济开始缓慢回升。 大萧条的底部为1932年3月。在此之前，美国实体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陷入长期萧条。建筑行业的主要表现为：抵押贷款信用的收缩、房屋总市值锐减、止赎数量的提升和新房开工数量的下降。物价方面，消费价格指数从1929年开始下降，1932年通胀率降至-10%，这是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状况，直到1933年才开始扭转。对GDP和失业的影响经常被看作是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冲击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最末端，也是从1929年开始，工业生产和实际GDP开始下降，失业率飙升，整体失业率一度达到了25%。名义GDP增速低于名义利率的结果就是社会整体债务杠杆率的提升，从1930年的130%提高到了1933年的220%（图7）。也就是说，虽然实体部门的债务存量在下降（主要是居民和企业），但由于GDP收缩的更快，而且还低于债务成本，这导致债务除以GDP的比例反而上升。 图7：美国大萧条与债务积累 数据来源：达利欧，2019 关于大萧条是如何发生的，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前文所描述的现象是客观事实，不一致的仅在于如何解读这些现象，我们认为，从流动性冲击和资产负债表修复的视角来理解不同参与者的行为可以提供一个一致性的分析框架，在本章节中，我们将银行和银行信用置于传导链条的核心节点。那么，从政策的角度来看，防止流动性危机转变为信用危机的关键就在于防止出现资产端的抛售和负债端的挤兑，前者要求中央银行更加灵活地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后者可通过扩大存款保险的覆盖范围（和提高保险额度）来实现。 本文原发于澎湃新闻 (本文作者介绍：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去年，在国内国际形势复杂严峻的背景之下，我国外贸、外资均创造了历史新高。 今年，为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推动我国商务高质量发展，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各级政府、商务部门、企业等做了哪些工作？目前成效如何？小编带大家一一来看。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逆势上扬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下降了4.9%，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逆势上扬，占比大幅度提升；前4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6.1%，但主要经济体和区域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7.9%。 5月18日，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更加低迷。总的来看，目前“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总体保持平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认为，当前，通过设施联通和政策沟通等举措有效促进了“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但合作的稳定有待加强，今后要继续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经贸合作规则制定，形成更便利的自由贸易网络，以此推动与“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便利化和自由化，实现更繁荣的贸易网络。 王炳南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将进一步与共建国家加强沟通协作，形成合力，共同维护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同时，按照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努力打造一批综合效益好、各方都欢迎的大项目，实施一批有助于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援助项目，深度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与更多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不断提升对外投资合作的水平。 18家自贸区成稳外贸“先锋队”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自贸区出台了哪些稳外贸的政策？落地情况如何？自贸区内的企业复工复产情况怎样呢？ “老牌”自贸区——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于2017年4月1日正式挂牌运行。泸州市商务会展局自贸外资科科长刘智宇表示，泸州市商务会展局全面贯彻落实相关政策，并制定出台了《关于支持外经贸企业应对疫情稳定外贸发展十一条措施的通知》，帮助相关企业加速复工复产，稳定境外订单。 “截至3月16日，泸州市内197家外贸企业复工率达到100%。其中，外贸企业3月份订单量基本与2019年同期持平，出口订单履约时效虽因疫情有所影响，但在各项支持政策刺激下，企业复工复产后就积极抢抓生产，目前已执行的订单履约率约为80%。”刘智宇举例道。 百世供应链的部分保税仓分别入驻了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州片区。 百世供应链跨境业务总监吴林浩向小编透露，今年以来，百世供应链的宁波、天津和福州保税仓都享受到自贸区不同程度的政策支持。一方面，自贸区提前兑现（发放）入驻企业前一年（2019年）的贸易额补贴；另一方面，疫情期间对入驻企业给予特殊补贴，如交通费、住宿费等。保税仓内，保税进口方面的订单量较2019年同期上涨约30%；在推出包机业务后，出口订单实现高速增长，具体数据还在统计中。 5月18日，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钟山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要扩大自贸区的范围，赋予自贸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推动出台新的开放举措。同时，要进一步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 外贸企业借力“云展会”做大内贸市场 针对当前外需疲软致使许多企业因没有订单而被迫停产现象，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钟山在5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外贸企业原来多数属于单一做出口，但现在出口受阻后，政府也在支持他们出口转内销。数据显示，仅4月份，出口企业内销额就已增长17%，这说明优质的外贸产品同样受到国内消费者欢迎。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平台等新兴互联网技术的崛起，以及今年以来宅经济的蹿红，已有不少外贸企业瞄准“线上”商机，发力内销市场。 以国内最大内贸批发平台阿里1688为例，阿里巴巴中国内贸事业部运营总经理洛轩介绍称，为进一步帮助外贸企业迅速转内销，阿里巴巴利用平台优势采取了包括帮助工厂获得线上营销资源，集中清理库存，开发新品，打造自有品牌等多项措施。仅就东莞市而言，上个月阿里1688平台帮助其外贸工厂转内销实打实地卖出了9亿元。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琦表示，打造线上“云展会”等新平台，推进展会业态创新是当前抗疫复工形势下的现实需求，也是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然要求。对于外贸企业来说，虽然其直面此次疫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无论是其销售从线下逐步转至线上，或是借此契机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整体上看，都是一次转型升级的新机遇，特别是在当前国外订单锐减的背景下，外贸企业借力“云展会”有望助其进一步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拓展新的市场和空间，而这也是产业数字化的宗旨所在。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哲提醒，外贸企业在借助“云展会”进行自救时，亦需综合考虑疫情导致的短期需求和经济恢复之后的常态需求，综合评估市场规模和持续的客户需要，避免盲目跟风。 全国贸促系统出具7185件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 “截至5月15日，全国贸促系统累计出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7185件，涉及合同金额约7400多亿元。”小编今天从中国贸促会独家了解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贸促系统充分发挥职能和资源优势，通过政策宣传、风险预警等方式助力企业保住订单。 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心商事证明处处长张翰蓉表示，随着我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各地企业大多已复工复产，企业因疫情防控措施无法履行合同的因素逐渐消除，企业申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的需求也大幅减少。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新实施的外商投资法明确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适用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中国贸促会在为内资企业出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的同时，还积极为在华外资企业提供疫情相关事实性证明的咨询服务，持续推动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中国贸促会商事认证中心事业发展处副处长左六六表示，近日，在华美资和韩资两家企业向贸促会提出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申请，涉及合同金额分别为700多万元和500多万元人民币。 此外，小编梳理公开信息了解到，中国贸促会还通过多类在线平台为外贸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 比如，4月28日，中国贸促会境外疫情措施提示地图正式上线，企业可以查询各国对货物贸易采取措施的情况。更早之前，企业跨境贸易投资法律综合支援平台、境外产业园区信息服务平台等也已经上线。同时，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中国贸促会针对海外中国企业需求精准施策，通过驻外机构，将贸促服务送到海外中国企业身边，帮助企业打通供应链“堵点”、补上“断点”，降低企业损失。
银行系基金公司要继续扩容了！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日前表示，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公募基金管理人队伍，继续推进商业银行发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 这是易主席在2020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讲话中做出的表述。除了扩容银行系基金，他还称，要提升市场活跃度，既包括促进交易更加活跃，也包括吸引更多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入市，改善投资者结构，还包括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更好取信于市场。 将继续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立足于提升活跃度，优化交易监管，增强交易便利性，大幅提升交易监管透明度。 同时，积极创造条件畅通各类资金尤其是中长期资金入市渠道。 继续推进商业银行设立基金公司 易会满表示，将进一步发展壮大公募基金管理人队伍。去年以来推动公募基金准入制度改革，市场活力大幅增加。今年前4个月权益类公募基金募集金额4300亿元，是去年同期的3.8倍，对改善市场结构、稳定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将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和引导力度，继续推进商业银行发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支持权益类基金产品创新，进一步拓展基金投资顾问服务，更好满足大众投资者理财需求。 “愉见财经”整理数据获悉，目前市场上合计有148家拥有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公司(含券商、保险资管公司)，其中，银行系基金公司达到15家，绝大多数银行系基金公司成立于2013年之前。 给大家罗列一下。 - 大行梯队：工银瑞信基金、农银汇理基金、中银基金、建信基金、交银施罗德基金； - 股份制梯队：招商基金、浦银安盛、民生加银基金、兴业基金； - 城商行梯队：鑫元基金(南京银行)、永赢基金(宁波银行)、上银基金、中加基金(北京银行占股44%、加拿大丰业银行占股28%)； - 其它梯队：中欧基金(意大利意联银行占股25%)；国泰基金(建银投资占股60%)。 换句话说，仍有很多没有设立基金子公司，而他们中很多也有设立公募基金的业务需求。 从银行系基金公司来看，15家银行系基金公司合计管理的基金规模达到3.69万亿，占整个公募基金行业规模的25%左右。 近年来，银行系基金公司发展速度较快，工银瑞信基金、建信基金、中银基金、招商基金、交银施罗德基金等都是行业内规模排名靠前的公司，而民生加银基金、鑫元基金、永赢基金、上银基金等公司近两年发展速度较快。相对而言，银行系基金公司业务偏稳健，在固定收益类产品上布局较多。 《中国基金报》援引业内人士称，银行系基金公司拥有较好的股东背景，商业银行丰富的渠道和客户资源为旗下的基金公司带来天然优势。未来商业银行设立基金公司步伐可能加快，此类基金公司将迎来新一轮发展。 2019年银行系基金公司略显“掉队” 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和市场能力，银行系基金拥有全行业规模的四分天下。 不过同时需要看到的是，在去年的结构性行情下，货币市场基金份额急剧缩水、权益类基金未能成功突围，造成银行系基金与之前相比也略显“掉队”。 截至2019年底，按资产规模排序的话，工、农、中、建四大国有行旗下基金公司中，建信基金、工银瑞信基金、农银汇理基金、中银基金资产规模均较上年度出现缩水。 据新经济e线整理，以工银瑞信基金为例，截至2019年12月29日，其货币市场型基金份额从2018年年末的4716亿份急降至3339亿份，大降1377亿份，降幅高达29％。同期，公司股票型基金份额也从470亿份减少至389亿份，份额减少81亿份，缩水17％。 从规模变化来看，2014年-2015年是其权益类规模大爆发之年。非货币基金规模从2014年末的700亿元翻倍至2015年末的1511亿元。其中，股票型基金的规模从160亿元飙升至456亿元，翻了近3倍。很显然，在上轮2014、2015年那波行情中，工银瑞信趁势把规模做上去了。 快速扩张把基数带大了么，后面总有些“后遗症”。所以截至2019年12月27日的数据是，其旗下自成立以来总回报为负值的基金共计仍有25只。其中，公司规模最大的股票型基金工银互联网加自成立以来净值增长率为-60.90％，在同类基金三年业绩排名中位列192/201；紧随其后的工银瑞信创新动力自成立至今回报率为-37.20％，在同类基金三年业绩排名中位列199/201。 另一点需要关注的是，近年银行系基金公司高管变更较为频繁。 比如工银瑞信在去年上半年完成了掌门人的交接。2019年5月9日，工银瑞信基金发布公告称，自2019年5月8日起，公司原总经理郭特华转任公司董事长，王海璐出任公司总经理。资料显示，郭特华从工银瑞信初创开始一直担任公司总经理。 其他如农银汇理、兴业基金、民生加银、上银基金等都发生了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级别的人事变动，有的公司同一职位短期内还不止变动一次。 同样，截至2019年12月29日，建信基金旗下货币市场型基金、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规模同比均大幅减少，分别从2018年年末的5237亿份、139亿份、137亿份减少至4257亿份、132亿份、115亿份；农银汇理基金旗下货币市场型基金、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规模同比均大幅赎回，分别从2018年年末的1292亿份、44亿份、94亿份下滑至837亿份、38亿份、78亿份。 新经济e线报道中还提及，从基金公司来看，2019全年新发行基金数量超过50只(A/C分列计算，以下同)以上有三家，分别为华夏基金、南方基金、嘉实基金。此外，易方达、广发基金、汇添富基金、富国基金等全年新发基金数量均超过30只。 相比之下，全年货币市场基金仅发行6只，发行份额为75亿份，占比低至0.53％，与往日大相庭径。截至2019年12月29日，货币市场型基金份额共计74548亿份，较2018年的81629亿份相比，同比减少7081亿份，降幅接近一成。其市场份额也从2018年年末的63.15％下滑至52.37％。 此外，无论是科创主题基金还是特殊指数基金等市场关注度高的几类产品，银行系基金公司参与度都较低，甚至缺席。 面临公募行业白热化的竞争态势，银行系基金的破局之路走得并不轻易。 此次监管方面释放重磅信号表示银行系基金公司要继续扩容，实际效果如何，“愉见财经”将陪伴大家继续观察。 愉见财经
据国家统计局5月15日消息，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原油、电力生产由降转增，天然气生产加快。 原煤、原油和天然气生产及相关情况 原煤生产增长较快。4月份，生产原煤3.2亿吨，同比增长6.0%，增速比上月回落3.6个百分点；日均产量1074万吨，环比减少14万吨。1—4月份，生产原煤11.5亿吨，同比增长1.3%。 煤炭进口增长较快，交易价格有所下跌。4月份，进口煤炭3095万吨，同比增长22.3%；1—4月份，进口煤炭1.3亿吨，同比增长26.9%。港口煤炭综合交易价格继续下跌，5月8日秦皇岛港5500、5000和4500大卡煤炭价格分别为每吨501元、442元和396元，比4月3日分别下跌39元、41元和36元。 原油生产平稳，加工量由降转增。4月份，生产原油1587万吨，同比增长0.9%，增速由负转正，上月为下降0.1%，日均产量52.9万吨；加工原油5385万吨，同比增长0.8%，上月为下降6.6%，日均加工179.5万吨。1—4月份，生产原油6444万吨，同比增长2.0%；加工原油20348万吨，同比下降3.4%。 原油进口下降，国际原油价格低位震荡。4月份，进口原油4043万吨，同比下降7.5%。1—4月份，进口原油16761万吨，同比增长1.7%。4月30日布伦特原油现货离岸价格为18.11美元/桶，比3月31日的14.85美元/桶上涨22.0%。 天然气生产加快。4月份，生产天然气161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4.3%，增速比上月加快3.1个百分点，日均产量5.4亿立方米。1—4月份，生产天然气644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0.3%。 天然气进口小幅增长。4月份，进口天然气773万吨，同比增长1.0%。1—4月份，进口天然气3233万吨，同比增长1.5%。 电力生产情况 电力生产由降转增。4月份，发电量55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3%，上月为下降4.6%，日均发电量184.8亿千瓦时，环比增加6.6亿千瓦时。1—4月份，发电量21388亿千瓦时，同比下降5.0%。 分品种看，4月份，火电增速由负转正，水电降幅扩大，风电增速回落，核电、太阳能(行情000591,诊股)发电增速加快。其中，火电同比增长1.2%，上月为下降7.5%；水电下降9.2%，降幅比上月扩大3.3个百分点；风电增长1.2%，增速比上月回落16.9个百分点；核电增长10.7%，加快3.8个百分点；太阳能发电增长12.3%，加快3.7个百分点。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人大重阳 本文作者：范志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随着近期数字人民币将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等地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的新闻曝光，可以预期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正式应用正在一步步临近。虽然各国数字货币目前尚未正式进入流通，但就人们所关注的几种主要的数字货币出行而言，可以分为私人部门发行的数字货币和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私人部门发行的数字货币如2019年脸书公司（Facebook）提出的天秤币（Libra）。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如人民银行正在测试的数字货币。 理论上，货币具有5个方面的主要职能，分别是价值尺度、交易媒介、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以及世界货币。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职能主要表现在货币可以用于计价和商品交易。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表示货币可以用于清偿债务和贮藏财富。世界货币则表示的是一国货币实现国际化。货币这几个方面的职能大致上呈现递进关系，其中较为复杂的职能以其基本功能为基础。 目前人民银行正在测试的数字货币，英文全称是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数字货币/电子支付）。由此可见，当前人民银行对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定位集中在完成交易媒介职能这个层次。简单来讲，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目前的主要定位是以数字化的人民币取代流通中的现金。 我国央行数字货币与天秤币的区别 虽然都被称为数字货币，但我国央行正在测试的数字货币和脸书公司正在开发的天秤币（Libra）除了在技术上都没有完全依赖区块链和去中心化技术之外，在稳定机制、用途、使用范围以及监管机制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首先从稳定机制上来看，Libra的发行是以发行公司的资产和销售天秤币的收入作为价值基础的。如果脸书的公司价值或者销售天秤币所获收入的再投资收益出现加大波动，甚至再投资资产计价货币之间的汇率出现较大波动，都可能会影响到天秤币价值的稳定。我国央行的数字货币是完全建立我国央行和政府信用基础之上的，以国家法定强制力保证其流动，不涉及和外币的交换，因此更有价值稳定的基础。 第二，从基本用途来看，根据媒体已经披露的信息，天秤币预期将基本覆盖货币的全部职能。不仅可以用于交易媒介，脸书公司更是野心勃勃的将其发展成为具有投资价值的金融资产。从这一点上，天秤币有点类似“货币+共同基金”的概念。脸书公司甚至开始研究天秤币与其他主权货币之间的汇率问题。我国央行的数字货币目前定位主要用于发挥交易中介职能。由于为避免和商业银行的不对称竞争，央行暂不对数字货币支付利息，因此目前尚不具备作为投资资产的价值。 第三，从使用范围来看，天秤币将业务中心地注册在瑞士，再加上其价值基础是各种货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因此天然具有国际货币的属性。我国的央行数字货币目前只是在国内替代人民币现金使用。同时其发行也主要依赖现有的商业银行体系，不会对国内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造成直接冲击。 第四，从监管角度看，天秤币是基于私人部门商业行为发行的数字货币，出于保障投资者利益的目的，需要各国政府联合对其进行监管。我国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虽然通过商业银行渠道发行，但却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行为，监管风险低得多。 央行数字货币进入正式流通之后的影响 央行数字货币进入正式流通之后，将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影响。 第一，央行数字货币将进一步取代现金的使用。近年来随着我国数字技术和移动支付技术的快速发展，非现金交易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极大方便交易的同时，也降低了现金的使用成本。事实上，现金的使用和维护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包括现金发行、运输乃至防伪的巨额支出。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将有利于进一步减低现金的使用。与此同时，随着大额现金交易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将有利于央行和监管机构加强对洗钱、地下经济等非法活动的监管。 第二，与现有的非现金支付工具相比，央行数字货币将进一步促进交易便利化，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与目前主流的支付宝和微信等商业化支付工具不同，央行数字货币是由中央银行提供的数字化支付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成本由国家通过财政负担，降低了个人和中小企业使用数字支付工具的成本。除此之外，央行数字货币对电信基础设计的要求更低。据报道，央行数字货币在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仍然可以使用。央行数字货币的安全性相对支付宝和微信等商业支付工具更高，也更加有利于在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地区的地区普及使用。这对于降低中小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促进落后地区经济进一步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央行数字货币推出将促进我国数字支付产业的健康发展。随着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一些基本的，对增值服务需求较低的支付交易会从现有的支付平台转移到央行数字货币。这将对现有支付企业造成一定的竞争压力，促使电子支付企业开发更具有细分性和针对性的新型数字支付产品和服务。 第四，在初步试验成功之后，央行数字货币在数字经济领域也大有扩展空间。大数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作为交易的副产品产生，并且能用于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在私人企业垄断交易数据的情况下，不仅难以全面发挥大数据的作用，消费者的信息安全和个人利益还可能遭遇侵害。央行数字货币交易所产生的大数据由公共部门控制，在保障隐私和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向全部企业开放，促进数字经济大发展和消费者福利的提升。 最后，央行数字货币在公共支出方面具有广阔的使用空间。通过区块链等技术，央行数字货币的流动具有较高的可追踪性。这种特性可用于对政府公共支出进行追踪，保证实现专款专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近年来，新闻媒体屡屡曝光财政资金被挪用的案例。例如有报道称中央银行为应对疫情所发放的贴息贷款进入楼市，推高了部分地区的房价。如果类似的政府公共支出可以通过央行数字货币支付，将对保证财政资金的正常用途起到很好的保障作用。 本文原发于网易研究局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款2亿元的主要资助项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到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努力实现不同类型地区互补发展、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民族边疆地区繁荣安全稳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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