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税务工作会议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2021年要进一步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效促进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助力高质量发展。建成并上线全国统一的电子发票服务平台，逐步稳妥扩大改革试点范围。 会议指出，2021年应持续优化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的机制和做法。加强税收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运行、深化市场化改革、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以及支持乡村振兴、调节收入分配、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政策研究，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稳妥实施发票电子化改革，推进信息化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建成并上线全国统一的电子发票服务平台，逐步稳妥扩大改革试点范围。充分发挥增值税发票等税收大数据优势，深化税收经济分析，打造权威性、可信度高的税收经济指数，进一步提高数据服务大局的能力。 深入推进精诚共治，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推动形成多方协同治税格局。深化国际税收交流合作，积极配合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相关规则的衔接与实施，做好税收协定修订和谈签等工作。
印花税虽然是一个“小税种”，但一直颇受关注。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草案)》，规范印花税征收的暂行条例有望尽快上升为法律，显示出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和完善现代税收制度步伐加快，有利于稳定社会、市场预期。 作为被公众特别是股市投资者广为熟知的税种，印花税对书立、领受合同、产权转移书据等应税凭证的单位和个人征收，1988年8月国务院公布印花税暂行条例明确相应规范。近年来，由于证券交易活跃等原因，印花税收入增幅较大。统计显示，2020年前11个月，印花税收入2906亿元，同比增长27.9%。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1728亿元，同比增长49.2%。 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印花税草案获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接下来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财税领域立法的一大新进展，是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一步。“十三五”期间，已有环境保护税法、耕地占用税法、车辆购置税法、资源税法等8部税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目前，增值税、消费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等税收立法正在稳步推进。原有的印花税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有利于完善印花税法律制度，增强其科学性、稳定性和权威性。 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印花税立法总体保持现行税制不变，并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纳入法律规范，既保持税制的平稳，同时着力完善制度、减轻税负。比如，草案适当简并税目，降低部分税率，减轻企业税负，这与近年来我国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总体思路一脉相承。本次印花税立法还使得税收征管更加科学规范，减少自由裁量权，堵塞任意性漏洞。 此外，草案规定买卖、技术等合同和证券交易的税率维持不变，降低加工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货物运输合同和营业账簿的税率，取消许可证照等印花税税目，同时明确现行印花税税收优惠政策总体不变。通过推进税收立法，将税制改革、减税降费的经验做法制度化，更好稳定市场预期，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有利于企业减轻负担，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税收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做出重要部署，明确要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推进印花税等税种立法，建立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将更好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为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公平是税收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大规模减税降费让众多符合条件企业切实获益，但同时，也有一些不法分子打起“歪主意”，比如虚开发票、骗取退税，有的甚至还钻政策空子骗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税收优惠。为此，国家税务总局会同公安部、海关总署、人民银行决定将已开展两年的打击虚开骗税专项行动延长至2021年6月底，合力捍卫税收公平。 “虚开增值税发票和出口骗税造成了企业间税负的不均衡，容易形成市场不公平竞争，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表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在优化执法方式、规范税务执法、打击偷骗税方面持续发力，充分发挥税务稽查“利剑”作用，切实保障国家税收安全，维护减税降费成果，捍卫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据了解，自2018年8月份以来，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多部门紧盯“假企业”“假出口”，持续开展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截至2020年10月底，共检查出口企业4092户，挽回税款损失270.88亿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一些不法分子恶意利用涉疫税收优惠政策及“非接触式”办税便利措施注册空壳企业，大肆虚开品名为“防疫物资”“口罩”等涉疫物资的发票，或者将不符合优惠条件的收入进行虚假申报，从而违法享受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 “骗取疫情防控税收优惠的行为，既扰乱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秩序，也破坏了经济税收秩序，影响十分恶劣，必须依法严查。”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副局长金鑫表示。为此，国家税务总局于2020年3月中旬组织开展了打击骗取疫情防控税收优惠等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截至11月中旬，各地税务部门共对7038户骗取涉疫税收优惠的违法企业实施立案检查，对其中涉嫌犯罪的4230户企业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联合公安部门抓捕犯罪嫌疑人1933名。 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如何避免接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鑫提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提高防范意识，购进货物时，了解交易公司的基本情况，包括经营范围、经营规模、企业资质等，评估风险。二是交易时，使用公对公的银行账户结算。三是仔细核对发票信息，包括货物品名、数量、金额等，保证票、货、款一致。四是保留交易过程中的各类资料凭证。如果在后续发现问题可以给税务机关甚至公安机关调查时提供依据。“最根本的还是不要心存侥幸、不贪小便宜，保证全部业务的真实性。”金鑫表示。
本报记者 董碧娟 “今年前10月，香雪制药享受社保费阶段性减免、疫情防控捐赠支出全额扣除、增值税留抵退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费优惠共计超过1500万元。”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卢锋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他们将这些优惠进一步用于研发投入、生产基地建设、员工工资及原材料采购，增强了企业发展能力，提振了信心。 香雪制药只是今年以来享受大规模减税降费红利的众多企业之一。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今年我国出台7批28项优惠力度大的减税降费措施帮助企业渡难关。前11个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达23673亿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完善？在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减税降费如何挖潜？记者就此采访了业内专家。 “减税降费作为逆周期调节政策，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是在今年疫情期间，减税降费政策聚焦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应对了经济下行压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认为，2021年应进一步巩固减税降费成效，尤其是可以适当保持针对疫情防控的相关政策，例如小微企业减税、社保费减免等，进一步实现“六稳”“六保”。 今年受疫情影响，财政减收增支明显，一些地方特别是基层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前11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5.3%，支出则同比增长0.7%。“大规模减税降费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也间接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带来财政收支压力加大的风险，从而对财政可持续性构成挑战。”李旭红认为，未来减税降费的趋势将不再是一味扩大规模，而是提质增效，在保持宏观税负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开展结构性减税降费，使受益主体集中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多位专家表示，要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巩固和拓展减负成效，就需要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中山大学税收与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杨小强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因此，协调好减税降费与财政支出的关系是一个体系性考量。李旭红认为：“财政资源统筹管理是‘十四五’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如何开展结构性调整，使财政资源在减税降费方面优化配置，是确保政策发挥效用的关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这也为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指明了方向。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白彦锋表示，在促进就业、扩大内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方面，我国有望围绕个人所得税等群众非常关心的政策开展深入改革，特别是针对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改革实施一年来的情况作全面总结，进一步完善汇总税收政策，使广大纳税人获得更多实惠。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和‘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方面，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国家减税降费政策有望继续精准发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白彦锋表示。 让减税降费与税制改革协同发力也很重要。李旭红认为，实施减税降费是迈向现代税收制度、适应经济全球化外部环境的重大举措。因此，未来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可以在税制建设与完善过程中发力，推动实现税收体系现代化。既要在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中体现减税要求，以改革促减税，又要瞄准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现代税制大方向。 持续优化税收服务，不断完善税收营商环境也是让减税降费提质增效的关键。今年，税务部门大力推行“非接触式”办税缴费，帮助纳税人缴费人足不出户、直达快享政策优惠。今年1月至11月，全国累计办理主要涉税业务中“非接触式”办理的占比已近九成，且纳税人缴费人对网上办税缴费的满意度达97.3%。 “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是对经济发展最好的激励，我们应通过纳税服务实现税收公平。”杨小强认为，一揽子税收优惠出台后还须落实好，应实际考虑纳税人的知识与能力，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帮助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等掌握税收政策，更便捷享受税收优惠。 最近，税收营商环境领域改革又有大动作。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印发公告，决定在前期开展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试点的基础上，分两步在全国新设立登记的纳税人中实行专票电子化。专家认为，此举将让企业领用发票更快捷、远程交付更便利、财务管理更高效，将有效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在新办纳税人中实行专票电子化后，税务部门将推出更多便利化举措，持续提升纳税人的体验感和满意度，进一步推进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无论是政策调整，还是服务优化，都需要更加聚焦市场需求。“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减税的同时，还应该加强对需求侧减税的管理，全方位服务于新发展格局下对投资、消费、出口的要求，更精准服务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李旭红表示。
财政部网站17日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信部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明确集成电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 公告称，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线宽小于28纳米(含)，且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第一年至第十年免征企业所得税。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珂表示，此次税收减免办法重点针对芯片“卡脖子”领域，通过资金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补给，提升集成电路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和软件企业的财政资金支持，将进一步提升相关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中高端芯片产业化发展。下一步，财税资金支持可以面向中高端芯片的产业链上下游进一步延伸拓展，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发展。(孙韶华 郭倩)
距离美国大选已经过去一个月，特朗普仍在挣扎。 他不想输，他不能输，他输不起。 家族行骗避税、假装与美国劳动人民站在一起、哪怕是选举时依然谎话连篇。 特朗普主义让美国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族群对立空前恶化，进而党派之争走向极端，国际地位风雨飘摇。 克鲁格曼，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称为这一代人中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他的新作《克鲁格曼的经济学讲义》中，深度剖析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困局，全力阻击特朗普主义。 1.特朗普家族行骗历史 关于特朗普家族行骗历史的《纽约时报》轰动性报道, 其实包含两种相互关联却不同性质的欺诈。 一方面, 特朗普家族从事了大规模的税收欺诈,利用各种洗钱手段以逃避本应缴纳的税收。 另一方面, 特朗普讲述的关于他自己的故事———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从出身低微到亿万财富的自我奋斗型企业家———从来就是谎言: 他不仅继承了巨额财富, 从父亲那里获得超过4 亿美元的资产, 而且在他把交易搞砸之后也是老爹弗雷德·特朗普挽救了他。 这些报道内容的一个启示是, 特朗普的支持者原本以为找到了一位心直口快的卫士, 会清理掉华盛顿政治沼泽地里的污泥, 同时依靠其商业精明让美国再次强大, 结果被大大地欺骗了。 不过特朗普的金钱传说只是更宏大叙事的一部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不平等急剧恶化、财富日益集中的时代, 即使对此感到不满的人也始终存在一种倾向, 认为巨额财富更多时候是用较为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只是到今天, 推动我们走向寡头社会的公开腐败与违法行为的大量增加才开始成为关注的焦点。 我推测直到最近, 包括税收专家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会认为: 公司与富人群体的合法避税行为是个大问题, 而逃税行为, 即向税务人员隐瞒财产没有那么严重。显然, 某些富人在钻税法中的合法 (尽管道德上存疑) 漏洞, 但通行观点认为, 直接对税务机关乃至公众实施欺诈在发达国家并不普遍。 然而, 这一观点始终是立足于脆弱的事实基础。毕竟从定义来看, 逃税不太会出现在官方统计数据里, 而豪富人群并不习惯夸耀自己是多么伟大的税收骗子。要了解税收欺诈的真实情况, 你要么得像《纽约时报》那样对某个家族的财务状况做彻底调查, 要么得依靠幸运的曝光机会揭示之前隐藏的秘密。 两年前, 一次幸运的海量曝光以《巴拿马文件》的形式展现出来, 研究人员把《巴拿马文件》及其他泄露文件的信息同国家税务数据做了匹配对比, 发现直接逃税在顶层人群中是个严重问题。真正的富豪最后缴纳的实际税率比一般的富人低得多,不是因为钻了税法中的漏洞, 而是因为他们直接违反了法律。研究发现, 最富有的纳税人平均而言比应纳税收少缴了25% ,而且, 其中有许多人显然缴纳的更少。 这是个很大的数字。如果美国的富人以同等规模逃税 (几乎肯定是这样), 他们给政府造成的损失大致相当于食品券福利计划的支出。另外他们还利用逃税巩固自己的特殊地位, 并把财富传递给继承人, 这就是特朗普的真实故事。 我们由此获知, 美国社会发生的事情的真相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糟糕。不仅像老牌税收领域记者戴维·约翰逊所说的那样, 美国总统是个 “金钱吸血鬼”, 欺骗税务官员, 一如他欺骗与之做生意的所有人。 2.别再把特朗普称为平民主义者 给那些在新闻媒体中继续把特朗普称作 “平民主义者” 的人传个话: 我认为那个词汇不是你们理解的意思。 的确, 特朗普偶尔会装装样子: 作为美国普通工薪阶层的利益代表, 对抗精英群体。但也许他对白人民族主义的拥抱, 可以说为同样支持种族主义却苦于无法公开表达自己偏见的普通美国人发出了心声。 然而, 在特朗普上任的时间里，足以让人们通过他的实际行动而非言辞做出评判。 他的政府在所有方面都不遗余力地干着反劳工阶层的事情。特朗普作为平民主义者, 就好比他作为信神的人, 说穿了, 根本不是。 首先来看税收政策, 特朗普的重大立法成就是减税, 其主要受益对象是税负急剧降低的公司, 却对提高工资完全没有帮助。该税收法案对普通美国人的作用微乎其微, 以至于共和党人已停止了这方面的竞选宣传。 然而, 特朗普政府依然在考虑采用行政手段为富人再减去1 000 亿美元税负的(可能非法的) 想法。 再来看医疗政策, 特朗普未能废除奥巴马医改计划———那样做可能会给工薪家庭带来沉重打击———却采取了某些破坏行动, 导致医疗保险费比之前或许提高了近20% 。不可避免的结果是, 保费提高的负担主要落到上层工薪阶层头上, 他们的收入略高于申请补贴的资格标准。 还有劳动力政策,特朗普政府从多个方面取消了过去保护劳动者免受剥削和伤害的监管制度, 等等。 短期的政策措施并非故事的全部内容, 你还需要看看特朗普的人事任命。在涉及劳工的政策领域, 他打造了一个亲信团队, 几乎所有重要职位都安排给了游说活动者, 或与产业界有密切财务关系的人士。完全没有人代表劳工方面的利益。 卡瓦诺的任命一旦被批准, 其影响会延续很长时间。考虑到这一点, 上述极端主义表现已足以说明应当否决其提名。 尤其是他还支持不 受限制的总统权力, 以及共和党人极力掩盖的其履历中的其他所有秘密。 那为什么自诩为美国工人利益捍卫者的特朗普会挑选这样一个人? 为什么他会做目前推进的所有那些事情伤害把他抬进白宫的民众? 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但我认为传统解释———特朗普较为懒惰, 对政策细节极其无知, 不自觉地被共和党正统派俘获———既低估了这位总统的能力, 又美化了他的形象。 从行动上看, 我们很难不留下这样的印象: 特朗普非常清楚他是在伤害自己的基层选民。 但他是个喜欢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侮辱别人的人。因此也许看到拥护者在遭到背叛时依然追随着自己, 他实际上非常享受。 事实上, 他有时会公开表露对工薪阶层选民的蔑视。 还记得吗, “我喜欢没有什么教养的人”? 还记得吗, 他吹嘘说自己可以在纽约第五大街对人开枪而不会因此失去任何选民的支持? 无论其动机如何, 特朗普在行动上都是平民主义者的对立面。另外, 他的贸易战也不会改变这一结论。击败平民主义挑战者而当选的美国镀金时代的典型总统威廉·麦金莱也是位贸易保护主义者。 而特朗普式贸易战的打法, 则是为了最小的收益让美国的工人承受最大的痛苦。 虽然特朗普绝非平民主义者, 却是有史以来占据美国最高领导职位的最缺乏诚实的人。他所谓同美国劳动者站在一起的宣言就是其最大的谎言之一。 3.对特朗普有利的，就是对的 在2016年美国中期选举以及共和党人对投票舞弊的无根据的叫嚣里，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听说了如下消息：特朗普决定向自己的大额捐助人、赌场老板谢尔顿·阿德尔森的太太米莉亚姆·阿德尔森颁发总统自由勋章。这一勋章通常是对杰出成就或公共服务的褒奖，偶尔也会包括对慈善事业的肯定。但是会有人觉得阿德尔森家获得该荣誉是因为慈善行为吗？ 当前，这似乎只是件琐事。但它提醒我们，特朗普对于真相的态度取决于能给特朗普及其朋辈带来何种好处，而非可验证的事实，这也适用于道德。不存在英雄主义，不存在杰出工作，除非是为特朗普服务。 再说一下真实情况：特朗普自然谎话连篇，在2016年中期选举的助跑阶段，他每周在公开场合说谎的次数不下百次。但他对真相的打击比撒谎的频率更为沉重，因为特朗普及其盟友并不接受所谓客观事实的概念。“假新闻”并不代表真正的虚假报道，而是指伤害特朗普的任何报道，无论它有多少充分证据。反之，帮助特朗普的任何说法，不管是关于就业还是选票，都是绝对准确的，因为给他帮了忙。 特朗普及其政党试图阻止佛罗里达州合法的重计选票行动，借口是存在大规模投票舞弊，却没有任何证据，这非常符合共和党的认识论。共和党人真的以为存在大量欺诈或伪造的投票吗？提出这种问题本身就属于归类错误。他们并不“真正相信”任何事情，除非是相信他们应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任何对民主党有利的计票结果对他们都是坏事，因此就存在欺诈，不需要证据。 同样的世界观可以解释共和党人对阴谋论的痴迷。归根到底，如果有人坚持有损他们党的某个事实真相，那就不可能是尊重事实，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根本没有中立的事实。 所以，讲不好听的话的人必然是被某些邪恶势力雇用。在亚利桑那州，民主党人基尔斯滕·西内马依靠迟滞计票赢得了参议员席位。但你知道吗，该州的共和党人随后提出了信息公开要求，以了解选举官员跟乔治·索罗斯(你懂的)之间的往来情况。 另外还有必要指出，拒绝接受任何客观事实以及坚持认为讲不利真相的任何人都是左翼阴谋参与者，在特朗普登场很早以前就支配了共和党人的灵魂。其中最突出的案例是宣称有关全球变暖的压倒性科学证据是个惊天骗局，是世界各地数千名科学家共同参与的庞大阴谋，这种说法已多年占据共和党的正统。 确实，共和党过去的总统候选人在拒绝事实和支持阴谋论方面通常显得更含糊其词，而非高声大气的疯狂外露。但特朗普也不过是走向该党的大人物长期以来所处的立场而已。 总之，拒绝接受其他任何标准，一切以帮助还是伤害特朗普为准绳，他们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已超越了真伪之辩，而融入其核心价值观。在特朗普的世界(如今已经与共和党的世界不分彼此)里面，善恶只取决于是否为伟大领袖的利益服务。所以他才会攻击和侮辱我们最紧密的盟友，同时对拍马屁的残忍独裁者赞许有加，甚至宣称新纳粹分子是“很好的人”。 民主党人也是人，有时带有偏见，有时会做动机性推理，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抛弃客观事实的概念与超越政治的美德。共和党人则相反。 所有这些意味着，美国今天发生的事情并非寻常的政治角力，而是关乎生死存亡。除非陷入幻觉，你应该能够看清：共和党在中期选举挫败后的反应完全是准备通过走向独裁统治的政治运动来夺取权力，由此把任何反对乃至批评都斥为非法。美国的民主制度依然危险重重。 书名：《克鲁格曼的经济学讲义》 作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简介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城市大学杰出教授。《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专栏作家。曾出版《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兜售繁荣》《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流行的国际主义》等畅销著作。
日前，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表示，当下应对数字税收进行总体研究。除了国际数字税收问题，拥有大型科技公司的国家，国内税收的研究应该适时提到议事日程。特别是针对拥有大型科技平台、拥有大型数据平台、拥有巨大消费者流量平台的数字税收研究需要提上日程。 数据税被频频提起，有其发生的必然性，不过，虽然数字税引起热议，但它的概念是比较含混的。 首先要弄清楚数字税是什么。从研究层面上来说，数字税包含两个含义，就国际层面而言，备受关注的是OECD经济数字化的税收解决方案，其关注点在于跨国的互联网公司、数字巨头所创造的巨额利润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问题，这需要国际间多方协调解决。而我国引起热议的数字税，是一种国内税的概念，是一种数字服务税，关注点在于对对拥有大型科技、数据、消费者流量平台的国家的针对性研究。 那么为什么各方对数字税越来越重视？近十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在持续扩大，质量效益明显提升。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市场规模为358402亿元，数字经济占中国GDP的36.2%。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7.7%。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数据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已经逐步渗透在整个实体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随着数字经济的日益发展，数字税可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 一方面，数字税有利于消除负外部性。数据”作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基。但由于产权的缺失，企业或个人不当地使用个人隐私数据，就会容易产生负外部性，即企业或个人的滥用数据的行为会对这项活动参与者以外的人造成负面影响，在负外部经济的情况下，滥用数据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数据也可以成为数字经济前进路上的拦路虎，而征税则是消除负外部性的良方。 另一方面，是否征收数字税还关乎税收公平和效率。如果数字企业的用户遍布全国各地，但是只有数字企业所在地和数字企业本身获得了可观的税收和收入，用户数据是平台的价值来源，不应是免费的，不征收数字税显然损害了公平和效率。 但是，当前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应该做等于马上做吗？征税有利于税收公平，但是公平不是绝对的，我们期望数字税既要尊重市场规律和技术创新发展所带来的数据流动的趋势，也要在数据税收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平衡，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就目前而言，我国推行数字税还存在诸多困难，也没有必要为了税收的公平和效率盲目采取行动或做出牺牲。 一方面科学的税收规则难以确定。首先税收基数就难以确定。数据流通产生价值，这种价值来源于用户，因此用户理应享受平台创造的收益，利润的大头应该国家拿来全民共享。而要让用户能够享受这种收益，那么首先关于用户数据销售的收入就应纳税，听起来合情合理，但是落实起来却略为困难，科学计算应纳税收入是一件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如何监管、向谁征收、应该征多少税”都难以界定。 另一方面，数据税也无法发避免成本转嫁的问题。虽然目前数字税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税收尚未明晰，但就其性质来说，更像间接税。税负能否转嫁取决于供求关系，强势的一方总是可以转嫁税负，当前，数字化企业存在技术优势且竞争着较少，相对具有垄断性，垄断就具有定价权，这意味着这些数字化企业可以人为抬高定价以转移收入，最终承担税负的还是用户。 这几年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迅猛，可以说在电子商务、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工业智能化等领域，都处于世界前列，这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税收政策、行政政策与环境上的宽松，发挥了重要的鼓励作用。当前数字经济已经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如果在规则尚不成熟时，贸然征收数字税，将导致我国互联网等数字化企业在国内外都面临更大的税收负担。同时征收数字税可能难以在税收公平和支持创新之间寻求合适的平衡，稍有不慎就会打压我国数字经济欣欣向荣的好势头。 因此，就目前而言，我国还没有到大规模征收数字税的阶段，税负公平、社会福利等多方面条件都还不成熟，征收成本会比较高，征税难度会比较大，可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探索数字税的落地，就维护国际市场而言，中国需要和国际接轨，共同推进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进程。就国内数字经济发展而言，未来，数字经济的体量会很大，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税收可以作为一个调节手段，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这关系到国内税制进化。 因此，现阶段数字税作为一项研究还是合适的，可以开始进行试点。积极借鉴国际经验，立足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市场规模、技术水平等国情，加强研究，因地制宜，但落实到具体行动层面，实际上还未完全成熟，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摸索。（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