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报道： 央行：储蓄国债发行对象仅为个人投资者 央行：储蓄国债以人民币100元面值为起点 以100元的整数倍发行 原标题：人民银行与财政部联合出台管理办法 规范储蓄国债(凭证式)业务发展 为加强储蓄国债(凭证式)业务管理，规范储蓄国债(凭证式)业务发展，2021年1月22日，人民银行与财政部联合发布《储蓄国债(凭证式)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储蓄国债(凭证式)是我国储蓄国债的首个品种，最早可追溯到1981年我国恢复国债发行以来发行的国库券。1994年以来，为满足政府筹资需要，我国开始面向居民个人和社会各类投资者发行凭证式国债，采用填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凭证式国债收款凭证”方式记录债权关系，并逐步取代了国库券。2012年开始，凭证式国债仅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2017年，为了便于国债分类管理，凭证式国债正式更名为储蓄国债(凭证式)。 储蓄国债(凭证式)具有安全性高、起买点低、收益较高、变现灵活等特点，深受广大投资者欢迎，为筹集财政资金、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投资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当前储蓄国债(凭证式)的相关管理制度不够健全，难以适应储蓄国债(凭证式)业务的发展需要，亟需出台统一规范的管理办法。人民银行与财政部联合出台《办法》，将填补储蓄国债(凭证式)管理制度空白，为储蓄国债(凭证式)的业务管理提供有效制度保障，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储蓄国债(凭证式)业务管理，促进储蓄国债(凭证式)健康持续发展。 《办法》共五章、三十二条，主要明确了储蓄国债(凭证式)的概念和范畴、发行方式、发行对象、计息方式、销售渠道等内容，规范了储蓄国债(凭证式)购买限额的设置方式和方法；规定了投资者购买储蓄国债(凭证式)、提前兑取和兑取本金利息的一般情况及特殊情况处理流程；设置了承销团成员在具体办理储蓄国债(凭证式)业务、销售额度管理、手续费收取、为投资者提供相关服务等方面的原则、职责权限和禁止性规定等内容。 下一步，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将着力做好《办法》宣传工作，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等平台，有针对性地向广大投资者宣传《办法》和国债知识，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和自我权益保护意识。同时，针对《办法》出台后的执行情况、实施效果开展跟踪和评估，确保《办法》出台后取得理想效果。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联合印发《储蓄国债(凭证式)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储蓄国债(凭证式)的概念和范畴以及相关业务管理作出明确要求和统一规定。为做好《办法》的宣传工作，引导广大投资者正确认识和理解《办法》中的相关内容，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办法》出台的有关背景、主要内容、投资者如何办理认购及兑取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办法》所指的储蓄国债(凭证式)是什么？ 答：《办法》所指的储蓄国债(凭证式)是指财政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行，通过承销团成员面向个人投资者销售的，采用填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储蓄国债(凭证式)收款凭证”方式记录债权关系的不可流通人民币国债。 “中华人民共和国储蓄国债(凭证式)收款凭证”是储蓄国债(凭证式)的债权确认依据，是确认投资者债权的唯一合法凭证，也是承销团成员为投资者提供的交易凭证，其印制、使用和管理应当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的相关规定。 问：制定《办法》的意义是什么？ 答：储蓄国债(凭证式)作为我国国债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债品种，对我国筹集财政资金和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个人投资理财市场也备受青睐，特别是深受中老年投资者欢迎。但储蓄国债(凭证式)的制度建设却比较滞后，储蓄国债(凭证式)的业务管理仍不够规范，在具体办理发行和兑付业务的过程中容易出现损害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况。因此，出台《办法》，完善储蓄国债管理制度体系，为储蓄国债(凭证式)的业务管理提供有效制度保障，有利于从制度层面解决上述问题。 问：《办法》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办法》共五章三十二条，包括：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基本规定；第三章业务管理；第四章发行兑付管理；第五章附则。其中：总则一章，明确了制定《办法》的目的和依据，储蓄国债(凭证式)的概念和范畴，以及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各级财政部门对承销团成员相关业务的监管职责；基本规定一章，规定了储蓄国债(凭证式)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面值、计息方式、销售渠道、提前兑取及还本付息方式等相关内容，规范了储蓄国债(凭证式)购买限额的设置方式和方法；业务管理一章，规定了投资者购买储蓄国债(凭证式)、提前兑取和兑取本金利息的一般情况及特殊情况的处理流程；发行兑付管理一章，设置了承销团成员在具体办理储蓄国债(凭证式)业务、销售额度管理、会计核算、缴纳发行款、手续费收取、为投资者提供相关服务等方面的原则、职责权限和禁止性规定等；附则一章，明确了《办法》的最终解释权以及《办法》的施行时间。 问：《办法》对投资者认购储蓄国债(凭证式)有哪些规定？ 答：储蓄国债(凭证式)发行对象仅为个人投资者，任何组织、机构不得认购。投资者可以在发行期内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营业网点柜台或者通过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相关规定的其他销售渠道办理认购。 投资者成功认购储蓄国债(凭证式)后，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应当为投资者填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储蓄国债(凭证式)收款凭证”，并加盖业务印章(或者打印电子印章)，不得使用其他凭证。 问：《办法》对投资者兑取储蓄国债(凭证式)有哪些规定？ 答：储蓄国债(凭证式)到期前(发行期的最后一日除外)，投资者可以凭“中华人民共和国储蓄国债(凭证式)收款凭证”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原购买国债的承销团成员营业网点办理提前兑取，也可以到该承销团成员指定的营业网点或者通兑范围内的任一营业网点办理。投资者办理提前兑取时，只能按规定的当期国债提前兑取条件计息，并且要按规定比例向承销团成员支付手续费。承销团成员审核并确认相关手续无误后，须立即向投资者支付本金利息，不得无故拒绝办理。 储蓄国债(凭证式)到期后，投资者可以凭“中华人民共和国储蓄国债(凭证式)收款凭证”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原购买国债的承销团成员营业网点办理到期还本付息业务，也可以到该承销团成员指定的营业网点或者通兑范围内的任一营业网点办理。承销团成员审核并确认相关手续无误后，须立即向投资者支付本金利息，不得收取手续费，不得无故拒绝办理。 问：《办法》对有关承销团成员在具体承销方面有哪些规定？ 答：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按规定可以办理以下储蓄国债(凭证式)业务:为投资者办理储蓄国债(凭证式)认购、还本付息、提前兑取、开立财产证明、质押贷款等业务，并根据本单位情况开展约定转存业务；开展储蓄国债(凭证式)政策宣传，对储蓄国债(凭证式)的认购、还本付息、提前兑取、开立财产证明、质押贷款、约定转存等业务开展信息咨询等服务；向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财政部及地方财政部门报送储蓄国债(凭证式)销售、还本付息、提前兑取、质押贷款、约定转存等业务数据信息；配合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财政部及地方财政部门开展储蓄国债巡查工作；《办法》明确提出的其他相关规定等。
编者按：本文根据作者在2021年1月5日安信证券2021年度策略会上的演讲发言整理而成。发言内容共两部分，本文为第一部分。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了新冠疫情下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的变化。 我们强调，面对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大幅上升。这些增加的储蓄先是集中流向存款等避险资产市场，随后转向了股票和房地产等领域，成为疫情以来驱动金融市场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风险提示：（1）疫情发展超预期；（2）地缘政治风险 一、疫情冲击与预防性储蓄变化 新冠疫情对人类的经济行为造成了空前冲击和巨大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调整是导致经济数据变化以及金融市场起伏的底层原因。 面对疫情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大幅上升，这是其经济行为调整的重要方面。 例如，在正常条件下，居民每获得100元可支配收入，会储蓄20元、消费80元。但是面对疫情的冲击，储蓄也许会从20元上升到30元，而消费开支会从80元下降到70元，这也就使得储蓄率从20%上升到30%。我们把这种储蓄率的变化定义为预防性储蓄的上升。 预防性储蓄的上升对应着消费开支的大幅下降，进而导致了宏观经济的剧烈收缩。尽管这不是疫情导致经济收缩的全部原因，但是这一变化对经济的冲击相当显著，其影响可能排在首位。 为了理解预防性储蓄的变化，可以观察2003年“非典”时期北京城镇居民的储蓄情况。 如图1所示，2002年后北京城镇居民的储蓄率整体处于上升的趋势中，而在“非典”疫情最严重的两个季度，储蓄率要显著高于长期趋势水平。随着疫情的消失，9月份以后，储蓄率逐步回落到长期趋势线上。 不难发现，居民在“非典”时期为了应对不确定性积累了预防性储蓄，尽管“非典”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到夏季以后就消失了，但是预防性储蓄并没有马上被消费掉。直到2004年的夏季，在“非典”疫情已经确定消失的三个季度后，城镇居民储蓄率才出现反向的补偿性下降。 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的背景下，我们来观察中国以及在全球范围之内居民储蓄率的变化。 如图2所示， 2020年前三季度居民储蓄率相比往年均出现显著抬升，反映了居民面对不确定性时预防性储蓄的上升。 为了刻画预防性储蓄的上升幅度，我们可以进一步对历史上储蓄率的季节性数据计算平均值，进而得到2020年居民部门储蓄率相对正常模式的背离。这一背离充分反映了由于新冠疫情爆发所导致的预防性储蓄变化。 如图3所示，2020年一季度预防性储蓄的上升接近6个百分点，二季度也上升近5个百分点。尽管疫情在三季度得到了相对彻底的控制，经济社会生活也迅速回归正常，但是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仍有3个百分点的上升。 需要补充的是，考虑到新冠疫情的全面爆发出现在1月20日以后，所以从1月1日到1月20日的居民储蓄行为应该相对正常。由于以季度数据来划界，因此对2020年一季度预防性储蓄上升的刻画存在低估。 但是无论如何，一季度都是预防性储蓄最高的时候。二季度的预防性储蓄有一定下降。 对这一下降的一个技术性解释是，2020年一季度存在非常严格的供应限制。由于存在严格的社交隔离措施，很多意愿消费行为无法发生，进而造成被动储蓄。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不能把一季度储蓄异常上升都归结于预防性储蓄，可能有部分还来自于隔离导致的被动储蓄。但二季度及以后的时间，社交隔离基本消失，这期间储蓄率的异常上升可以更加确定地归结为预防性储蓄。 尽管在三季度，经济社会多数领域基本恢复正常，但是预防性储蓄仍然达到3个百分点。四季度的数据还没有公布，但四季度预防性储蓄应该仍然存在。 此次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中国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的变化是否具有普遍性？其他国家居民部门的储蓄情况如何？他们在面对疫情冲击时又是如何调整的呢？ 我们先来观察一些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居民部门的储蓄率情况。 在正常条件（2019年）下，如图4所示，东亚国家居民部门储蓄率最高，达到30%左右，欧洲大陆国家和地区的居民部门储蓄率也比较高，处于10%-15%，但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居民储蓄率都相当低，普遍是个位数。 如图5所示，在疫情爆发最严重的时候，各个国家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都在上升。东亚国家的预防性储蓄上升了3-6个百分点。欧洲大陆国家和地区的预防性储蓄上升略多于10个百分点。而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预防性储蓄上升多达18-26个百分点。 放在全球范围来看，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均显著上升，这在宏观层面造成了强烈的经济紧缩效应。但是，不同国家的预防性储蓄率上升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异。 如图6所示，把各个国家正常条件下的储蓄率放在横轴，把预防性储蓄的变化放在纵轴。一个非常清晰的模式是：在正常条件下储蓄率越高的国家，预防性储蓄的上升幅度越小；反之，储蓄率越低的国家，预防性储蓄的上升幅度越大。 进一步观察中国城镇和农村的居民储蓄率，如图7所示，在新冠疫情发生以后，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率上升了3—4个百分点。尽管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城市居民相比有较大差距，社会保障程度也不尽相同，但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率的上升也是3个百分点，与城镇居民非常接近。 通常认为，发达国家具有较好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在面对新冠疫情这种突如其来的严重冲击后，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的上升幅度似乎没有明显受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 例如，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相较中国更好，但其预防性储蓄的上升幅度比中国还要大一些；加拿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很好，但其居民部门储蓄率非常低，所以在面对灾难冲击时必须选择大量储蓄。 在这一背景下，直至2020年三季度，疫情才在很多国家出现了阶段性缓解，而预防性储蓄也因此出现下降。但即使下降过后，居民部门的储蓄率仍然处在历史上相对较高的水平。 换句话来讲，尽管恐慌正在消退、社交隔离所造成的被动储蓄也出现下降，且经济活动正在不断恢复正常，但是，对于低储蓄率的经济体而言，预防性储蓄仍然要高得多；对于高储蓄率的东亚经济体，预防性储蓄总体上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中国城镇居民所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比农村居民更好，而且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更高。但尽管如此，面对疫情冲击，城镇和农村居民在预防性储蓄行为上的表现非常接近。 总结而言，新冠疫情的爆发导致居民部门储蓄率上升。尽管储蓄率早期的上升有恐慌的色彩、以及受社交隔离措施的影响，但当这一影响大幅弱化后，居民部门储蓄率仍旧处于相当高的水平。居民储蓄率的异常上升对应着消费支出的削减，这也是疫情影响经济的重要渠道。 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的上升在全球有普遍性，储蓄率越高的国家，预防性储蓄上升越少；而储蓄率越低的国家，预防性储蓄上升越多。与此同时，社会保障体系对预防性储蓄的影响不明显。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的表现接近。 二、预防性储蓄流向何方 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上升后，这些储蓄流向了何方？当我们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时，就自然地把居民部门经济行为的调整与金融市场的变化联系起来了。 如图8所示，图中数据反映出，相比历史上同期，2020年居民部门在银行体系的存款变化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的偏离程度。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存款变化，已经扣除了居民从银行体系获得的贷款的变化。 在2020年一、二季度，居民部门提供给银行体系的存款相比正常水平出现大幅上升。以二季度的极端情况来看，居民部门提供给银行体系的存款相对于正常水平上升了12个百分点，一季度也接近12个百分点。 可以说，2020年一、二季度预防性储蓄基本上都转化成了银行体系的存款。而作为银行存款的替代，货币基金新增的规模在2020年一季度相对正常情况也有明显上升。 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细究这个问题，有个重要的细节值得讨论。 在2020年上半年，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上升接近6个百分点，而居民部门存款的上升幅度有12个百分点。存款的上升幅度显著高于预防性储蓄的上升幅度，这中间6个百分点的差距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图9所示，相对正常情况而言，一季度居民住房的购买减少了6个百分点。存款的增加超过了预防性储蓄的上升，是因为居民同时减少了住房、直接投资、以及股票和其他资产类别的配置。这些行为共同导致存款的上升幅度明显高于预防性储蓄的上升幅度。 所以，面对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巨大不确定性，人们表现出极强的风险回避倾向。回避风险的倾向在消费这一端表现为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从而导致预防性储蓄上升了3至6个百分点。在资产配置这一端，厌恶风险的倾向表现为大量增持现金、货币基金以及银行存款，并系统性地降低对风险资产的暴露，比如住房、股票、直接投资等。 进入三季度以后，中国疫情基本得到了控制，社会经济生活逐步恢复正常。在此背景下，实物交易端表现为预防性储蓄从6个百分点下降到3个百分点，四季度可能为正。随着预防性储蓄的下降，实体经济层面表现为经济的强劲恢复。 居民部门除了在实物交易端的预防性储蓄下降以外，在资产配置端也出现了同步的变化。自三季度开始，居民部门把资金从人民币存款、货币基金转出，进入股票市场、房地产、直接投资等领域。 如图9所示，2020年三、四季度，居民部门购房的支出比正常情况多2-4个百分点。 观察另外一个重要变化，剔除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以后，居民部门在公募基金市场上购买股票基金的变化。如图10所示，为了控制净值变动的影响，这一计算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计算购买的公募基金份额的变化；第二部分，去估算公募基金资金量的变化。 三季度以后，如果以趋势线为基础，相比正常模式，居民部门把接近5个百分点的收入配置到了公募基金市场上。 在观察居民部门资产端配置的同时，我们可以分析负债端的情况。 如果说居民部门持有存款是资产配置行为，那么居民部门的贷款则可以理解为资产配置的反面，看成是负的资产配置。 如图11所示，在2020年一季度，面对新冠疫情，居民部门一方面大量地增持存款和货币基金，另一方面大量地减持贷款。相对正常水平，一季度居民的贷款减少了5个百分点。增持存款、减持风险资产、减持贷款，这与我们在上文观察到的居民部门行为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 二、三季度以后，随着经济逐步恢复正常和风险偏好的回升，在增加风险资产配置的同时，居民部门也在逐步扩大贷款增加杠杆。 相对于正常条件，三季度居民部门多获得了3个百分点的贷款，另外还有3个百分点的预防性储蓄，居民部门额外增加了6个百分点的资金，而这需要配置到住房、股票市场以及实物投资上。这就是我们三季度以来所看到的经济和市场变化。 观察实物投资领域的变化。由于无法获得居民从事直接实物投资的高频数据，我们做出一个粗略的假定，即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的趋势与居民部门投资的趋势接近。需要说明的是，根据资金流量表数据，正常情况下中国居民部门的储蓄中有大约有一半用于实物投资。 如图12所示，实物投资的明显加速主要发生在2020年8月份以后。 也许可以这样说，在2020年6月份以后，随着居民部门风险偏好的回升，一方面存款和货币基金开始流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另外一方面居民部门增加的预防性储蓄和贷款也进入这一市场。但与此同时，居民部门的直接投资还没有快速上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大量资金集中涌向了股票市场，进而导致了7月份股票市场的急速上涨。 进入8月份以后，为什么这一上涨势头明显减缓？至少部分原因是居民部门的直接投资开始上升，这对资金形成了明显的分流。 总结而言，人类在面对重大的不确定性时，一方面表现为预防性储蓄的上升，另一方面表现为强烈的风险回避行为。当人们的风险偏好重新恢复的时候，一方面资金从存款市场回流到权益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端，另一方面增加的预防性储蓄也将继续流入这些市场。 对权益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而言，恐慌消失后并非回到恐慌前水平，因为增加了预防性储蓄，流入这些市场的资金量比正常时候显著更多，所以这些市场会经历明显的资产重估。 同时由于预防性储蓄的存在，消费受到抑制，宏观经济存在收缩倾向。货币政策有宽松的倾向来对抗这一力量，进而带来了额外的信贷。这些额外的信贷也有一部分流入了上述资产市场，从而共同形成了资产市场估值提升的局面。 回顾北京城镇居民在2003年“非典”期间的表现，我们可以观察到，疫情在当年7、8月份就已经消失了，但是直到年底，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才逐步恢复正常；直到2004年的夏季，居民部门才发生了补偿性的储蓄率下降。 以这一历史模式为参考，即使我们走出了新冠疫情的隧道，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都不会很快恢复到0。 进一步，在走出疫情隧道足够长的时间后，有可能发生反向的储蓄率下降。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形，储蓄率的下降会导致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加速，这种加速会诱发货币政策的收紧。如果这一情形的确在未来发生，那么2020年下半年以来我们所经历的市场情形也会反向发生。 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北京当年的这种变化模式如今是否具有借鉴意义？我们拭目以待。但持续追踪居民储蓄行为的变化，无疑对我们理解未来可能发生的趋势反转具有重要意义。
促进居民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金融监管部门进行系统谋划、顶层设计、多方联动、畅通渠道。 欧永生 近日，证监会提出了明年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重点提出着力加强资本市场投资端建设，增强财富管理功能，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助力扩大内需。今年年初，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各类健康和养老保险业务，多渠道促进居民储蓄有效转化为资本市场长期资金。这一切都表明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已是金融监管部门共识，也是对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的积极回应。 我国经济长期以来高储蓄和高投资相互支撑。足够多的储蓄，才能有较高的投资增长和(港股00001)经济增长；只有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才能有足够的储蓄来源。资本市场作为资金融通、资源配置的枢纽，增强“投资端”建设可以更有效地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率，提升直接融资比重，投资端的增强进一步传导到生产、消费，会极大助力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我国居民储蓄规模巨大。央行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11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218.64万亿元，同比增长10.7%。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212.78万亿元，同比增长10.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4个百分点和2.3个百分点。其中居民存款不在少数。如此大规模的储蓄资金若能有一定比例转化为投资，将对实体经济发展大有裨益。可以说，目前储蓄转化为投资面临多重有利条件。一方面，从大类资产配置上讲，房地产已从过去20年间的第一地位逐步滑落，投资回报率下降，而股市的相对吸引力在提升。在“房住不炒”政策基调下，房地产告别全民炒房时代，逐步回归居住属性，而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增强股市活力是重要的监管目标。从国际比较来看，美国等发达市场的居民金融资产配置占比在六七成，股市和基金投资占比约为三成，而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配置多为现金和存款，股市方面投资占比约为2%。一方面，从市场环境来看，近两年资本市场有所回暖，指数稳中有升，积累了一定的赚钱效应，有利于进一步培育居民财富管理意识；尤其是今年新证券法实行以来，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亮点不少，包括创业板全面实行注册制，对信息披露违规的查处，最近更是出台了退市新规，这些都在逐渐改变市场的生态环境，资本市场正在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其财富管理功能正不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开正路、堵偏门”，在整顿同业市场、打破银行“刚性兑付”之后，引导理财子公司等主体加大权益类产品布局；由于金融脱媒与利率市场化的加快，居民财富逐渐多元化配置，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银行已经进入低利率时期，也有利于吸引居民储蓄以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参与资本市场投资，促动实体经济中的资金供求双方实现更好匹配。另一方面，居民整体消费意愿不断提升。近年来，我国政府逐渐加大了民生领域的保障支出，客观上促使居民消费倾向有所加强。随着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变迁，我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已逐渐下降，而新一代年轻人的消费意愿明显更强。储蓄和消费主要取决于当前可支配收入，通过资本市场增加财产性收入将成为更多人的选择。 我国证券市场上散户格局凸显、投机行为活跃，转化为资本市场上的长期投资资金并不容易。因此，证监会此次提出的几点工作方向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推动加强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与资本市场的衔接”，是鼓励险资入场、引导长期投资；“继续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推动健全各类专业机构投资者长周期考核机制”，是强化专业机构、约束短期行为；“进一步加强投资者保护，增强投资者信心”，既是加强资本市场规范化建设的长期需要，也是激发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迫切要求。促进居民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金融监管部门进行系统谋划、顶层设计、多方联动、畅通渠道。 保持合理的储蓄率。一个经济体要维持经济结构平衡和持续发展，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储蓄率水平。因此，要培育好储蓄资源，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国民收入分配要进一步向住户部门倾斜。此外，要不断完善、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各类健康和养老保险业务，多渠道促进居民储蓄有效转化为资本市场长期资金，满足居民多样化、多层次的保障需求，以应对居民储蓄下降的不利影响。同时，积极引导居民增加储蓄、不过度负债，做好家庭债务的风险管理。 优化金融供给结构。转化好储蓄资源，需要减少碎片化配置，促进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但我国金融市场整体仍不发达，还需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持续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构建中长期资金“愿意来、留得住”的市场环境。打破 A 股“牛短熊长”的格局，增强股市财富效应，提升资金入市意愿。要进一步支持机构投资者发展，丰富投资机构主体，拓宽其投资范围，提升其主动管理能力和跨产品、跨市场、跨境的投资能力，使其真正成为居民值得托付的财富管理机构。 培育理性投资理念。加强对于居民财富管理的观念教育，普及各项理财产品、投资工具的风险收益流动性等特性的知识。有效发挥理财、保险、信托等产品的直接融资功能，培育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理念，改善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如公募基金目前是个人资金入市选择的主要工具之一，但多数投资者并没有把基金作为长期配置工具，平均持有期短。基金持有人缺乏长期投资理念，导致基金行为短期化，进而加剧市场波动。对此，公募基金等产品应坚持长期评价，着力提升长期收益水平，同时引导投资者关注长期收益，推进短期交易型资金转化为长期配置型资金。
你爱投资吗？有人认为“今朝有钱今朝花”，有人认为“若要生活好，勤奋、节俭、储蓄三件宝”，在“月光族”和“存钱党”之外其实还存在另一个群体——“投资达人”。 12月22日，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易会满主持召开党委会和党委（扩大）会，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其中，“着力加强资本市场投资端建设，增强财富管理功能，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助力扩大内需”被定为证监会系统明年要重点抓好的工作之一。 “‘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与我国大力发展科技创新，提升直接融资占比的政策方向相一致，证监会本次表态意味着未来相关政策措施将陆续落地，居民储蓄转移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将成为必然趋势”。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资本市场在支持新经济发展中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我国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借助资本市场渠道大量流向实体经济中的新经济领域，一方面能够为新经济崛起提供充足的融资支持，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另一方面，新经济的高速成长也能为居民投资带来丰厚的回报，产生明显的财富效应，有助于扩大内需，进一步支持经济发展。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监管层今年以来至少2次表态促进居民储蓄“搬家”。那么，各年龄段的居民更热衷于投资还是更倾向于储蓄？距离2021年仅剩3天，热衷于投资的居民明年又有何计划？记者12月27日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身边经常有朋友建议我学习投资理财，由于手头资金有限，作为‘小白’的我只拿出了1000元来‘试水’”。今年刚本科毕业的蒙蒙（化名）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今年10月份她在支付宝APP上购入一款封闭期为18个月的中高风险的基金产品，截至目前已累计收益32.95元，尝到“甜头”她准备再增加投资金额。 今年刚到一家金融行业公司工作的“80末”常女士受环境影响，投资意愿和投资信心明显增强。她告诉《证券日报》记者，“我现在基本上银行卡里只预留1万元左右的流动资金，其余资金全部用来投资，主要购买国债逆回购、银行理财产品和股票等”。谈话间，常女士向记者展示了她今年6月初在某商业银行APP购买的两款限额均为5万元的低风险理财产品，手机页面显示，两款产品七日年化收益率均在3.3%以上。常女士表示，她是稳健型投资者，“虽然投资回报不高，但还是比银行活期存款利息高很多，明年会关注收益率相对高一些的理财产品”。 而与常女士年龄相仿的任先生则更喜欢购买中高风险的基金产品。据任先生介绍，他的资金配置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将少量资金存入银行卡中，主要用于日常消费，另一部分将剩余资金几乎全额放入支付宝内以购买基金，“我目前购入了7万元的中高风险基金产品，另有3万元放入余额宝中用于仓位调整。我个人比较偏好消费和医疗概念的基金产品，因为我觉得从长期来看，其风险较低，收益尚可，目前行情也不错，我购入两个月就已有几千元的盈利。” 谈到明年的投资计划，任先生表示，“我会继续持有当前基金产品，同时打算每月再定投一部分，逢低补仓。由于工作原因，我没时间一直盯着股市，所以暂时不会考虑炒股，计划利用空闲时间多学习相关基金知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手挑选优质基金”。 已有20年工龄的郝女士的投资方式则以基金产品和股票为主，据她介绍，基金产品均在某国有银行官网购入，其中包含低风险的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中高风险的混合型基金，另外每月还会拿出几千元去定投基金，作为孩子的教育金。“目前来看，基金产品的整体收益不错，累计收益率在16%左右，同时我今年股票的投资收益也很不错。我好看中国经济，明年会继续增加对股票的投资比例”。 值得一提的是，《证券日报》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在四五线城市的退休人员中多数人投资理念比较保守，还是以银行储蓄为主，以抵御家中需要用钱的突发状况。 据央行2020年第三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第三季度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0.4%，比上季度下降2.5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占26.1%，比上季度上升2.3个百分点。居民偏爱的前三位投资方式依次为：“银行、证券、保险公司理财产品”“基金信托产品”和“股票”，选择这三种投资方式的居民占比分别为47.5%、24.4%和16.9%。 谈及今后应从哪些方面推动居民储蓄“搬家”的动力？董忠云表示，第一，只有资本市场长期向好，具有较强的财富效应，令投资者能够从投资中分享经济成长的红利，才能吸引居民储蓄主动向资本市场汇聚。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自身制度建设，不断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加强投资者保护和教育工作。第二，要完善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激励，促进金融机构提升金融投资服务能力。如通过考核、评级等机制的改革，引导和鼓励证券、基金、信托等机构不断提升专业投资能力，并更加注重长期投资。第三，要坚持房住不炒的调控基调，只有压低投资房产的预期收益率，才能促进居民在资产配置中逐步降低房地产的比重，促进资金转向支持资本市场。同时，应确保资管新规的顺利过渡，坚持打破刚兑的大方向。大量高收益刚兑产品造成了市场风险定价的扭曲，在打破刚兑的趋势下，权益资产的风险收益比会逐渐凸显，对更多资金形成吸引力。
中国证监会党委22日传达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指出，着力加强资本市场投资端建设，增强财富管理功能，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助力扩大内需。这意味着居民储蓄“入市”渠道有望更宽更畅通，关键点仍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激发财富效应。 中国居民财富增长的过程应是分享经济增长红利的过程。有研究机构测算，目前中国居民可投资资产约200万亿元，高净值人群也接近200万人。这两个“200万”必然会产生潜力巨大的财富管理需求。但我国一直处于居民资产低配权益产品的尴尬局面，原因主要在于投资选择较为有限、专业机构投资能力有待提高、法治供给亟待完善等。可以预期，监管部门屡次强调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背后，将是继续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加速释放改革红利，以解决好居民财富投什么、怎么投、如何保值增值等问题。 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应为投资者提供更为完备、稳定、畅通的投资渠道。借鉴成熟市场经验，以401k为代表的养老金体系将居民财富强制储蓄并投资于股市，形成稳定的资金供给。目前，我国多层次养老体系正加速完善，在推动加强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与资本市场的衔接下，市场有望释放巨大的吸金潜力。此外，持续推动提升权益类基金占比、发挥理财、保险、信托等产品直接融资功能、实现场外股权市场高质量扩容也可为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畅通“入口”。 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还需加快培育居民值得托付的财富管理机构。一方面，注册制全面推广背景下，专业机构应进一步提升投研、定价能力。另一方面，券商分类监管规定增加财富管理指标等加分项，叠加加快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现代投资(行情000900,诊股)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机构应把握机遇加速向财富管理业务转型。此外，在中国家庭资产全球化配置趋势下，监管机构应进一步推进市场、行业和产品高水平双向开放。 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须继续完善投资环境，提振市场投资信心。一是应切实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加快推动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落地，使投资者权利行使、保障和救济的制度机制日渐完善。二是应在更高起点上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积极倡导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理性投资文化，促进居民储蓄有效转化为资本市场长期资金。三是继续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对证券违法活动持续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促进A股市场“出清”，为投资者营造良好投资生态。 可投资范围及品种的扩大、机构服务能力的提高、市场信心的增强，有利于增强资本市场对居民储蓄的吸引力，也有利于资本市场自身发展和居民更多分享经济增长红利。
把大象放进冰箱只需要三步，那么，把习惯了在充满安全感的银行“睡觉”的储蓄“召唤”进资本市场，究竟需要几步？ 近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0年会上致辞时表示，“双循环”对资本市场提出新要求。资本市场要更好发挥将储蓄转化为资本的能力。具体而言：一是将不同风险偏好、期限资金更高效转化为资本，优化直接融资市场结构。二是更好发挥财富管理功能，要让广大投资者分享发展红利、增加财产性收入。 笔者认为，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储蓄资金转化为中长期资金有着时代的必然。不过，从理想到现实，资本市场至少也需要主动作为三步。 首先，资本市场应该对储蓄资金“晓之以理”。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在逻辑在于产业升级和购买力升级的协同，而资本市场无疑是协同的最佳“触发点”。但是，资本市场只是“一个好汉”，还需要“帮手”，这个“帮手”正是储蓄资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笔者认为，从我国目前的社会融资结构来看，间接融资比例非常高，未来有必要充分发挥理财、保险、信托等产品的直接融资功能。因此，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需要储蓄从在银行“躺赚”转化为“勤赚”。 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企业科技研发投入大笔增加，这都需要资金从金融体系流转至实体经济，需要形成“资金、产业发展、财富获得”之间动平衡重心不断上移的良性循环，而具备最高效要素配置功能的资本市场无疑是流转枢纽。因此，储蓄资金借道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最优路径。 其次，资本市场要对储蓄“动之以情”。 仅仅跟习惯于“躺赚”的储蓄讲道理显然是不够的，还可以“动之以情”。资本市场最大的优势在于是一个多层次市场，对于搬家而来的储蓄而言，“总有一款适合你”。 无论是蓝筹、头部企业坐镇的主板和中小板、科创群星璀璨的科创板、创新企业猛增的创业板、成长迅速的新三板（以及各板块对应的打新市场），还是去年引得逾万亿元外资净流入的债券市场，总有一个板块能够满足搬家而来的储蓄对于期限、风险偏好、收益预期等的要求。如此私人定制式服务，储蓄资金自然难以拒绝。 更何况，双方合作幕后还各有推手。近年来，证监会多次发声欢迎中长期资金入市，并推动放宽各类中长期资金入市比例和范围。储蓄资金方面，银保监会去年以来也多次强调“多渠道促进居民储蓄有效转化为资本市场长期资金”。当然出于对风险负担能力有限的储蓄负责任的态度，银保监会强调，“希望居民部门的储蓄通过机构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储蓄直接进入股市”。虽然需要借助机构投资者“安全垫”，但是储蓄的最终目的地线索已经被锁定。 第三，资本市场要对储蓄“诱之以利”。 追求合理利润，是储蓄资金的权利，也是“储蓄搬家”可持续的现实保障，而且风险与收益对等也是“投资圈基本定律”。因此，资本市场也要满足储蓄资金对于收益的合理预期。 资本市场回报储蓄，显然有多种渠道。其一，自然是“最简单粗暴”的常态化现金分红，从近年来的数据看，A股市场股息率已与标普500指数、道琼斯工业指数大体相当，且保持逐年增长势头。其二，与分红总额相比，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才是“多个数字0前面最重要的那个1”，夯实上市公司的质量，是上市公司回报储蓄的常态化和创新化之所在。其三，要进一步强调“大投保理念”，让储蓄增强财富获得感与可预期性，从而促进其“呼朋唤友”主动进入资本市场。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笔者认为，如果说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寄予厚望的“斯人”，那么储蓄将是支撑资本市场行稳致远的最重要力量之一。只要资本市场为储蓄提供最优市场生态、最佳进入路径、最合理财富获得预期，那么，请储蓄大搬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目标将有望顺理成章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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