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用，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 从全球百年强国竞争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比拼是关键，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是推动我国科技纵深化改革，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重要途经。建国至今，我国开展了一五计划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863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科教兴国战略决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启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科技赶超计划，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概念，标志着我国战略科技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2017年十九大战略科技力量首次出现在政府文件中，标志着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意志。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提法，是从地位、作用、贡献等多个维度来定义科技创新机构的，与传统的组织、职能维度定位不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必须在战略全局、战略领域、战略能力、战略影响的指导下，开展创新性研究，必须在国家安全、综合国力以及国际民生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做出重要的贡献。 世界发达国家，为推动科技强国建设，设立具有独特地位和功能的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国家研究中心等，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举措。比如美国国家发展实验室，大多是基于曼哈顿工程等国家战略任务设立的，日本的国立科研机构是国家研发与产业创新的重要力量，还有德法等欧洲国家，均有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的国家实验室或者研究基地，从事高校、企业等研究机构难以进行的研究。 可以看到，虽然各个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具体载体有所不同，但各个国家均是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度培养和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并且在科技创新和发展中发挥着引领作用，与产业科技力量、区域科技力量等基础科技力量形成互补，实现国计民生的良性循环。 需要注意的是，将国家实验室作为增强科技战略力量的重要举措，并不意味着要在现有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外新建一套完全独立的体系，国家实验室作为国家战略力量的重要载体，具有战略导向，战略引导、战略继承和不可替代的特性，除了基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行科技创新和科技研究，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鼎新革旧，在现有的科技创新格局基础上优化存量，创新增量。 具体而言，增强以国家实验室为重点的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必须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首先是博纳贤才与专心致“志”。国家实验室作为增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举措，需要博纳贤才组建基于战略科技目标的优势科研单元，建立战略科技研究基地，专心解决基于国家战略目标的，以国计民生为导向的，一系列“瓶颈”式的科技与创新难题，在促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定位，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在战略性国家科技项目上取得创新型和突破性科技成果。 其次，学科的“百流汇川”与“源远流长”。提高认知深度需要“知识分工”，拓展认知广度需要“知识整合”，国家实验室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定位，有利于知识创新价值链的整合，其和其他创新主体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其为大学、科研机构等基础科技创新力量提供学科交叉、集成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平台，保障了科技创新知识的源头创新，又促进了各个学科边界拓展和延伸。 最后，“无旧无新”与“旧识新交”。国家实验室汇聚顶尖科技人才，是为了国家重要战略发展服务，需要根据国家战略进行状态调整。同时，为了保证国家实验室的活力与创新力，除了稳定的骨干研究团队，引入流动的人才队伍形成竞争机制是必要的，有利于保证我国先进战略科研力量持续性。比如美国的国家实验室，除了核心的骨干科研团队，还有一支流动的科研队伍，一方面有利于科技人才力量联合，攻克科研学术难题，另一方面有助于对创新科技人才储备形成激励与监督。 在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新时代，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形成创新驱动合力，可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举国的制度优势，但强化科技力量的具体方式路径仍待我们进一步探索，比如：如何创造促进科技力量提升的制度、文化、技术、设施等生态环境；如何培养科技人才，增强科技人才的创新力；如何在国家战略目标的引导下，促进科技要素的流动，提高创新科技的共享；如何激发各个战略科技力量活力和创造力，实现不同科技力量间价值链的整合，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科技重塑世界，强化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选择，是我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崛起的关键。增强战略科技力量，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力、增加保障力、注入战斗力，打好科学技术攻坚战，不仅是实现经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更是本质所在。
当前，人口形势日趋严峻，国人生育意愿持续走弱，就连民政部部长都撰文提醒： “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在此背景下，最近“放开三胎”的建议被频频提及，也掀起了网络上一波又一波的讨论热潮。然而，放开三胎真能“催生”吗？恐怕不见得——需知，这届年轻人不爱生娃，绝不仅仅是生育层面的原因。 1 当今社会，生娃与否早已成为广大年轻人的一种理性选择，既不是靠着一腔热情，也不是像过去“多双筷子多只碗”那么简单。 总结起来，年轻人不爱生娃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巨大的经济压力。 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话：“孩子就是行走的碎钞机。”道理其实很简单，从产检到生产、再从出生到上学，孩子成长的任何阶段，父母都要承担大量的花销。 有人算过一笔账，从孕期到孩子高中毕业，总共至少要花掉大约70万元（见下表），其中超过一半的金额都用在了教育支出上，但这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的水平——要知道，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花销200万元以上已是司空见惯，就连长春也要花掉121.5万元（见下图）。难怪会有人说，“养大一个娃，就要消灭一个百万富翁”。 更何况，一二线城市居民还面临着高昂的房贷和房租，而医疗养老的各项支出同样没有计算在内，再想想自己每个月的可支配收入，很多年轻人都会对生娃这件事望而却步。 事实上，不仅我国，其他国家同样如此。以人口形势更为严峻的韩国为例，有媒体机构在对韩国各类人群生育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2017年，收入排在前40%的富人与收入最低的20%人群相比，前者生育率是后者的2.225倍；而在2008年和2013年，该数据分别为1.693倍和2.056倍。 数据反映出这样的事实：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韩国富人与穷人的生育率落差不断扩大，而那些高收入人群非但没有放弃生育的基本权利，其生育意愿依然极为强烈。这也足以说明，经济压力对普通老百姓生育意愿的“压制”程度是多么严重。 第二，“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已渐行渐远。 不少父母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必须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想尽办法加大各种投入，以期让孩子未来能够从竞争中获得优势并脱颖而出；可若是多生一个，孩子身上的各种成本难免会成倍增长，如此反倒成了“多子多负”。于是，“少养精养”成为许多中国父母的首选，他们很难愿意再去生个老二或者老三。 第三，现代女性独立意识觉醒。 如今，我国职业女性与知识女性占比正在扩大，她们崇尚在经济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严，喜欢自我设计和规划以寻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辈子做经济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务为主业的传统家庭主妇。此时，生孩子反倒成为了一种障碍和负担，越来越多的现代女性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否则一旦休产假或者被迫投入大量精力在照顾孩子上，便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升职加薪与职业发展。 说到底，生育问题绝不仅仅是生育问题，仅靠放开三胎来“催生”，是远远不够的。 2 对症下药，方能治本达标。 倘若放眼全球，生育意愿走低几乎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困境，除了我国和上文提到的韩国外，从欧洲的德国、法国、俄罗斯、芬兰、瑞典、丹麦，到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再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无一例外都深陷“少子老龄化”的泥泞之中，由此也带来了劳动力短缺、养老体系运行压力渐增、经济活力不足等一系列棘手问题。 不过，这也倒逼他们在提高生育率方面一再探索，也形成了很多较为成熟的经验，涉及到减税、社会福利、就业支持、社区互助等多个领域。我们不妨做一番梳理，看看国外是怎样鼓励国人生娃的，或许可以从中寻找到一些可行性路径。 首先，提供经济支持，以减轻父母生育抚养孩子的各种负担。 鉴于经济压力是头号难题，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便由此切入，给予生育子女的父母一定的现金奖励。典型如新加坡，对于新生儿的奖励金额可高达每人4万元人民币，如果是第三胎或者以上，该奖励金额还会进一步上升至5.5万元人民币。 现金奖励之外，不少国家还给幼儿提供抚育津贴，主要包括对孩子物质消费成本的补偿与对孩子教育投入的补偿，即养育津贴与教育津贴。 养育津贴方面，瑞典有未满16岁子女的家庭都可以申请，普通儿童津贴每月大约有700元人民币，如果该家庭有三个及以上的孩子，则会另有每月700元人民币的附加补贴，费用由政府承担；在日本，根据2004 年修订的《儿童补贴法》的规定，一个家庭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可以获得每月每人约310元人民币的补贴，如果有三个及以上孩子，则第三个之后的孩子每人每月可以获得约650元人民币的补贴，补贴年限从出生直到小学三年级。 教育津贴方面，法国孩子的托儿费完全由政府报销，如果是双胞胎或多胞胎，政府还会出资雇佣保姆去家里照顾；在新加坡，政府会支付高额的托儿费给生育孩子的家庭，即使是没有工作的妇女也可享有托儿津贴。 与此同时，很多国家还在减税降费上做文章。例如，德国、意大利、瑞典、丹麦和比利时的生育给付和每月的生活津贴都无须缴税；芬兰的生育给付、生活津贴、托儿津贴、育儿津贴等都可以进行税前抵扣；而新加坡税务减免的人员范围不仅包括孩子的父母，还包括祖父母甚至帮助照看孩子的女佣。 其次，是在住房和育儿方面提供福利。 房子对于普天之下的老百姓而言，都是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然而很多地方由于房价过高，严重挤压了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生娃也不得不一拖再拖。为此，不少国家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以求激发出居民的生育热情。 例如，新加坡政府允许有子女的夫妇优先购买政府保障性住房“组屋”，而且年轻夫妻可以分两次支付新组屋的定金；而韩国的《低生育老龄社会基本计划》中明确规定，每年提供5万户的住宅援助，援助目标是没有住宅且收入较低的新婚夫妇。 还有很多国家会着力改善孕期与母婴保健服务，加大对生育困难人群的支持力度。典型如新加坡，政府部门会承担生育困难人群75%的辅助生育技术治疗的各项费用，而韩国则会对于孕妇的产前检查费用予以补贴，对新生儿实施医疗服务援助，且对新生儿的预防接种给予补贴。 此外，不少国家还会基于本国国情，从婚恋等方面入手来营造鼓励生育的社会氛围。以日本为例，政府部门会将政策范围扩展到恋爱与婚姻领域的援助，为年轻人组建家庭提供咨询，并通过大力宣传来纠正性别分工和职场优先的企业氛围。 再次，尽力减少父母工作和家庭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 对于那些担心生育子女而影响自己职业发展的人群，很多国家都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在荷兰，女性员工可以申请最长6个月的育儿假，足够她们安心在家抚养孩子，并且无须担心以后无法重返职场；法国、瑞典、葡萄牙等国家还给予男性带薪假期，以便父亲能够在照顾婴儿方面给予妻子支持和帮助。 而在一些产假或育儿假较短的国家，政府会致力于让照料孩子的父母亲在弹性工作制下就业，或者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居家办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在此方面都有所实践。 最后，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天下父母共同的夙愿，子女教育无疑是他们极为关心的一环。为此，不少国家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 比如日本，自1994起先后制订并施行了“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及《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主要措施包括充实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和保育工作，实施社区育儿援助等；2007年开始还实施“放学后孩子计划”，使得孩子们在放学后也有安全及健康的活动场所；不仅如此，日本还通过上学援助、学费减免、发放奖学金等方式来减轻家庭的教育费负担。 再如法国，不仅出台政策鼓励雇主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还会对那些投资兴建托儿机构的企业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以上内容，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3 虽然世界各国在鼓励生育方面的做法不尽相同，但传递出来的一些共性理念是耐人寻味的，而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参考借鉴的地方。 一则，要全面考虑生命周期各个阶段面临的不同困难。 如前文所说，生娃与否已是广大年轻人的一种理性选择，这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除了一些民族风俗或是文化传统外，经济实力、时间限制、个人偏好、身体素质等都会左右人们的生育决策。因此，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应从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充分考虑。 具体来说，在制定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时，应先将生育和养育子女的过程进行细分，对每个阶段的主要障碍与实际困难做出详细分析，然后再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之道。而在政策设计方面，需要充分秉承“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理念，既要从全局和长远出发，又要兼顾好具体事情。 二则，要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 诚如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所说：“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既然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每一个人必然无法独善其身，因而有必要充分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来予以支持，仅靠政府出台政策是不够的。 欧美国家在制定社会政策时，格外强调企业主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产妇或其配偶休产假和育儿假期间所获得的补贴，有相当一部分由企业承担，有一些育儿设施也由企业兴建，等等。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更提倡构建一个全社会成员相互合作的育儿体系，充分挖掘社区居民互助的潜力与积极性，强调社区在儿童安全保护方面的作用，等等。 三则，要最大限度地考虑孩子的利益。 孩子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若想鼓励生育，势必要从孩子的切身利益出发来给予相应的支持。虽说补贴、减税或假期等福利都落在了父母头上，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孩子获得充分的营养、足够的关爱与陪伴。因此，有关部门应对一个孩子从孕期到出生再到成长各阶段都予以高度关注，并通过提高各种福利待遇来切实解决国民生育的后顾之忧。 此外，我们必须清楚的事实是：一旦人们的生育意愿与行为观念等因素改变，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若要见效，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来发酵。所以，我们理应做好生育水平继续走低的准备，并真正通过各种方式来解决国人面临的困难与障碍，并将其落实到位。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 国家卫健委官员郑忠伟：正做好新冠病毒疫苗大规模生产准备 郑忠伟昨日表示，“我们正做好大规模生产准备。”已经进入Ⅲ期临床试验的疫苗包括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的2个灭活疫苗、北京科兴中维公司的1个灭活疫苗、军事医学研究院和康希诺公司联合研发的腺病毒载体疫苗、中科院微生物所和智飞生物公司联合研发的重组蛋白疫苗。日前，江苏省新冠疫苗采购中标价格为200元/支。 2. 大麻股Tilray大涨19%，与Aphria达成合并协议 据美媒，药用大麻企业Aphria与Tilray宣布达成合并协议，将组建成一家股权价值约48亿加币(约37.7亿美元)的新公司，成为全球最大医药大麻企业。Aphria将以较周二收盘价23%的溢价收购Tilray股票，其股东将持有Tilray 62%的股份。新公司将以Tilray的股票代码在纳斯达克上市。美股大麻股Tilray报收9.330美元/股，大涨18.55%。 3. 全球首个万亿美元股票基金诞生 美国最大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先锋集团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1月30日，其旗下的一只股票基金“整体股市指数基金”资产规模已达1.04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8万亿元，成为同类基金中全球首只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的基金，这也是过去30年指数投资兴起的明证。 4. 比特币突破21500美元/枚，再创历史新高 经过数周调整的比特币重拾升势，日内涨超10%，突破21500美元/枚，再创历史新高。消息面上，英国投资机构Ruffer Investment Management将管理资产中的2.5%转投比特币，以分散黄金等抗通胀债券的投资。根据公开市场资料，该投资机构目前为6600名客户管理约200多亿美元的资产。 5. 台积电董事长︰尊重蒋尚义转投中芯决定 对于，台积电老臣子蒋尚义转职一事。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回应称，尊重其个人去向，本来就是他个人权利。昨日，上交所发布关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涉及对象包括上市公司、董事、中介机构及其相关人员。截至收盘，中芯国际-U收跌5.53%，报55.20元/股，港股中芯国际跌4.94%，报收于20.200港元/股。 6. 医保谈判第三天：PD-1/L1价格混战，国内企业报价低于4万/年 据医药经济报，2020年国家医保目录药品谈判步入收官日。第三日医保谈判重头戏无疑落在4家跨国药企，及君实生物、恒瑞医药和百济神州3家本土药企共同主导的PD-1/L1价格混战上。默沙东的K药最低报价约在10万/年左右，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有两家国内企业PD-1的报价分别为3万/年、3.7万/年。但目前，尚未有具体降幅及谈判结果公布。 7. 美联储维持基准利率0%-0.25%不变 美联储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0.2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承诺在经济恢复完全就业前维持资产购买。美联储扩大了临时的美元互换额度和回购工具。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称，美联储承诺将实现就业和通胀目标。货币政策将继续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8. 嫦娥五号探测器圆满完成我国首次月球采样返回任务 从国家航天局获悉，探月工程嫦娥五号返回器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成功着陆。按计划，回收后的嫦娥五号返回器在完成必要的地面处理工作后将空运至北京开舱，取出样品容器及搭载物。作为我国航天领域迄今最复杂、难度最大的任务，嫦娥五号为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发展规划画上了圆满句号。 9. 仁东控股：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拟被动减持不超6%股份 A股第一“猛庄”仁东控股昨日一字跌停，30亿融资盘一天之内急降14亿，19个交易日狂泻近80%后割肉“出逃”，而昨日的“撬板王”光大证券佛山绿景路其剩余持有部分浮亏超3300万元。晚间又有利空传来，因部分股份可能发生被强制平仓的风险，仁东控股公告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拟被动减持不超6%股份。 10. ST舍得：天洋控股所持公司控股股东股权将被司法拍卖 ST舍得公告，蓬溪县人民法院委托遂宁市聚鑫拍卖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上午10时在四川省遂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蓬溪县分中心，对天洋控股持有的公司控股股东沱牌舍得集团70%的股权进行拍卖。目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射洪市人民政府，若该股权司法拍卖最终成交，可能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1. 发改委：抓好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方案贯彻落实推动早期政策落地 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继续抓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的贯彻落实，抓紧研究提出明年重点工作安排，持续推动早期政策落地，着力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加快集聚优质生产要素，大力培育产业链、产业集群，不断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取得新成效。 2. 香港证监会向首个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发牌 香港证监会宣布已向一个在香港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发出了首个牌照。在证监会的严密监管下，该平台只为专业投资者提供服务，并须受与适用于证券经纪商及自动化交易场所的标准相若的特设规定所约束。 3. 商务部：中国已启动RCEP国内核准程序 据中新网，中国商务部国际司副司长杨正伟透露，中方已经启动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国内核准程序，将努力在六个月之内完成生效准备工作，预计2021年五月底或者六月初就会批准。 4.姚前：对跨国平台企业征收数字税有助于维护来源地税收管辖权 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局长姚前表示，2020年《OECD/G20关于实现包容性数字税框架的“双支柱”路径的声明》认为，用户数据是社交媒体、搜索引擎以及电子商务等数字经济业态价值的创造基础，因此赋予了用户所在国向相关数字平台征税的权力，且无论数字平台是否在本国有实体存在。同时，对跨国平台企业征收数字税，亦有助于维护来源地税收管辖权。 1. 贝恩报告：四大引擎支撑2025年中国将成全球最大奢侈品市场 贝恩16日发布《2020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势不可挡》，今年全球奢侈品市场将萎缩23%，但中国境内奢侈品消费将逆势上扬48%，达到3460亿元。报告预计，到2025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布鲁诺表示：“中国有四大引擎支撑了奢侈品消费市场在4月之后回暖，分别是消费回流、新世代消费者崛起、数字化发展以及海南离岛免税购物。 2. 乘联会：12月前两周零售为日均4.6万辆，同比增长19% 乘联会消息，12月第二周的日均零售是5.3万辆，同比增长15%，环比11月第二周下降10%。12月前两周零售为日均4.6万辆，同比增长19%，但环比11月同期的增速是-4%。12月的车市零售表现平稳较强，原因是去年的年末压力特别大，因此月初偏低。今年是很多经销商没有销量压力，价格也不会月末大放价，月初销量就好了很多。 3. 世界金属统计局：今年1-10月全球铜市供应短缺114.3万吨 世界金属统计局周三公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1-10月全球铜市供应短缺114.3万吨，此前在2019年全年供应短缺38.3万吨。2020年10月末报告库存较2019年12月末水平高出6.4万吨。这一增幅包括LME仓库净交付2.5万吨，COMEX库存增加3.62万吨。1-10月上海库存增加1.61万吨。 4. 国家能源局：11月新纳入国家财政补贴规模户用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为349.72万千瓦 据国家能源局，11月新纳入国家财政补贴规模户用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为349.72万千瓦（10月为133.44万千瓦）。截至11月底，全国累计纳入2020年国家财政补贴规模户用光伏项目装机容量为1012.26万千瓦。 5. 机构：2024年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市场的占比将达到15.6% 据新华社，国际数据公司（IDC）与浪潮集团日前联合发布的《2020-2021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预测，2020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达到约62.7亿美元。2024年，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市场的占比将达到15.6%，成为全球市场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本文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 当前，人口形势日趋严峻，国人生育意愿持续走弱，就连民政部部长都撰文提醒： “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在此背景下，最近“放开三胎”的建议被频频提及，也掀起了网络上一波又一波的讨论热潮。然而，放开三胎真能“催生”吗？恐怕不见得——需知，这届年轻人不爱生娃，绝不仅仅是生育层面的原因。 1 当今社会，生娃与否早已成为广大年轻人的一种理性选择，既不是靠着一腔热情，也不是像过去“多双筷子多只碗”那么简单。 总结起来，年轻人不爱生娃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巨大的经济压力。 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话：“孩子就是行走的碎钞机。”道理其实很简单，从产检到生产、再从出生到上学，孩子成长的任何阶段，父母都要承担大量的花销。 有人算过一笔账，从孕期到孩子高中毕业，总共至少要花掉大约70万元（见下表），其中超过一半的金额都用在了教育支出上，但这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的水平——要知道，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花销200万元以上已是司空见惯，就连长春也要花掉121.5万元（见下图）。难怪会有人说，“养大一个娃，就要消灭一个百万富翁”。 更何况，一二线城市居民还面临着高昂的房贷和房租，而医疗养老的各项支出同样没有计算在内，再想想自己每个月的可支配收入，很多年轻人都会对生娃这件事望而却步。 事实上，不仅我国，其他国家同样如此。以人口形势更为严峻的韩国为例，有媒体机构在对韩国各类人群生育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2017年，收入排在前40%的富人与收入最低的20%人群相比，前者生育率是后者的2.225倍；而在2008年和2013年，该数据分别为1.693倍和2.056倍。 数据反映出这样的事实：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韩国富人与穷人的生育率落差不断扩大，而那些高收入人群非但没有放弃生育的基本权利，其生育意愿依然极为强烈。这也足以说明，经济压力对普通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生育意愿的“压制”程度是多么严重。 第二，“多子多福”的传统理念已渐行渐远。 不少父母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必须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想尽办法加大各种投入，以期让孩子未来能够从竞争中获得优势并脱颖而出；可若是多生一个，孩子身上的各种成本难免会成倍增长，如此反倒成了“多子多负”。于是，“少养精养”成为许多中国父母的首选，他们很难愿意再去生个老二或者老三。 第三，现代女性独立意识觉醒。 如今，我国职业女性与知识女性占比正在扩大，她们崇尚在经济上能自立、生活上能自主、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尊严，喜欢自我设计和规划以寻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不是一辈子做经济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务为主业的传统家庭主妇。此时，生孩子反倒成为了一种障碍和负担，越来越多的现代女性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否则一旦休产假或者被迫投入大量精力在照顾孩子上，便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升职加薪与职业发展。 说到底，生育问题绝不仅仅是生育问题，仅靠放开三胎来“催生”，是远远不够的。 2 对症下药，方能治本达标。 倘若放眼全球，生育意愿走低几乎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困境，除了我国和上文提到的韩国外，从欧洲的德国、法国、俄罗斯、芬兰、瑞典、丹麦，到亚洲的日本、新加坡，再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无一例外都深陷“少子老龄化”的泥泞之中，由此也带来了劳动力短缺、养老体系运行压力渐增、经济活力不足等一系列棘手问题。 不过，这也倒逼他们在提高生育率方面一再探索，也形成了很多较为成熟的经验，涉及到减税、社会福利、就业支持、社区互助等多个领域。我们不妨做一番梳理，看看国外是怎样鼓励国人生娃的，或许可以从中寻找到一些可行性路径。 首先，提供经济支持，以减轻父母生育抚养孩子的各种负担。 鉴于经济压力是头号难题，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便由此切入，给予生育子女的父母一定的现金奖励。典型如新加坡，对于新生儿的奖励金额可高达每人4万元人民币，如果是第三胎或者以上，该奖励金额还会进一步上升至5.5万元人民币。 现金奖励之外，不少国家还给幼儿提供抚育津贴，主要包括对孩子物质消费成本的补偿与对孩子教育投入的补偿，即养育津贴与教育津贴。 养育津贴方面，瑞典有未满16岁子女的家庭都可以申请，普通儿童津贴每月大约有700元人民币，如果该家庭有三个及以上的孩子，则会另有每月700元人民币的附加补贴，费用由政府承担；在日本，根据2004 年修订的《儿童补贴法》的规定，一个家庭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可以获得每月每人约310元人民币的补贴，如果有三个及以上孩子，则第三个之后的孩子每人每月可以获得约650元人民币的补贴，补贴年限从出生直到小学三年级。 教育津贴方面，法国孩子的托儿费完全由政府报销，如果是双胞胎或多胞胎，政府还会出资雇佣保姆去家里照顾；在新加坡，政府会支付高额的托儿费给生育孩子的家庭，即使是没有工作的妇女也可享有托儿津贴。 与此同时，很多国家还在减税降费上做文章。例如，德国、意大利、瑞典、丹麦和比利时的生育给付和每月的生活津贴都无须缴税；芬兰的生育给付、生活津贴、托儿津贴、育儿津贴等都可以进行税前抵扣；而新加坡税务减免的人员范围不仅包括孩子的父母，还包括祖父母甚至帮助照看孩子的女佣。 其次，是在住房和育儿方面提供福利。 房子对于普天之下的老百姓而言，都是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然而很多地方由于房价过高，严重挤压了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生娃也不得不一拖再拖。为此，不少国家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以求激发出居民的生育热情。 例如，新加坡政府允许有子女的夫妇优先购买政府保障性住房“组屋”，而且年轻夫妻可以分两次支付新组屋的定金；而韩国的《低生育老龄社会基本计划》中明确规定，每年提供5万户的住宅援助，援助目标是没有住宅且收入较低的新婚夫妇。 还有很多国家会着力改善孕期与母婴保健服务，加大对生育困难人群的支持力度。典型如新加坡，政府部门会承担生育困难人群75%的辅助生育技术治疗的各项费用，而韩国则会对于孕妇的产前检查费用予以补贴，对新生儿实施医疗服务援助，且对新生儿的预防接种给予补贴。 此外，不少国家还会基于本国国情，从婚恋等方面入手来营造鼓励生育的社会氛围。以日本为例，政府部门会将政策范围扩展到恋爱与婚姻领域的援助，为年轻人组建家庭提供咨询，并通过大力宣传来纠正性别分工和职场优先的企业氛围。 再次，尽力减少父母工作和家庭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 对于那些担心生育子女而影响自己职业发展的人群，很多国家都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在荷兰，女性员工可以申请最长6个月的育儿假，足够她们安心在家抚养孩子，并且无须担心以后无法重返职场；法国、瑞典、葡萄牙等国家还给予男性带薪假期，以便父亲能够在照顾婴儿方面给予妻子支持和帮助。 而在一些产假或育儿假较短的国家，政府会致力于让照料孩子的父母亲在弹性工作制下就业，或者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居家办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在此方面都有所实践。 最后，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天下父母共同的夙愿，子女教育无疑是他们极为关心的一环。为此，不少国家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 比如日本，自1994起先后制订并施行了“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及《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主要措施包括充实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和保育工作，实施社区育儿援助等；2007年开始还实施“放学后孩子计划”，使得孩子们在放学后也有安全及健康的活动场所；不仅如此，日本还通过上学援助、学费减免、发放奖学金等方式来减轻家庭的教育费负担。 再如法国，不仅出台政策鼓励雇主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还会对那些投资兴建托儿机构的企业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以上内容，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3 虽然世界各国在鼓励生育方面的做法不尽相同，但传递出来的一些共性理念是耐人寻味的，而这些也是我们需要参考借鉴的地方。 一则，要全面考虑生命周期各个阶段面临的不同困难。 如前文所说，生娃与否已是广大年轻人的一种理性选择，这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除了一些民族风俗或是文化传统外，经济实力、时间限制、个人偏好、身体素质等都会左右人们的生育决策。因此，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应从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充分考虑。 具体来说，在制定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时，应先将生育和养育子女的过程进行细分，对每个阶段的主要障碍与实际困难做出详细分析，然后再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之道。而在政策设计方面，需要充分秉承“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理念，既要从全局和长远出发，又要兼顾好具体事情。 二则，要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 诚如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所说：“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既然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每一个人必然无法独善其身，因而有必要充分整合社会各界的力量来予以支持，仅靠政府出台政策是不够的。 欧美国家在制定社会政策时，格外强调企业主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产妇或其配偶休产假和育儿假期间所获得的补贴，有相当一部分由企业承担，有一些育儿设施也由企业兴建，等等。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更提倡构建一个全社会成员相互合作的育儿体系，充分挖掘社区居民互助的潜力与积极性，强调社区在儿童安全保护方面的作用，等等。 三则，要最大限度地考虑孩子的利益。 孩子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若想鼓励生育，势必要从孩子的切身利益出发来给予相应的支持。虽说补贴、减税或假期等福利都落在了父母头上，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孩子获得充分的营养、足够的关爱与陪伴。因此，有关部门应对一个孩子从孕期到出生再到成长各阶段都予以高度关注，并通过提高各种福利待遇来切实解决国民生育的后顾之忧。 此外，我们必须清楚的事实是：一旦人们的生育意愿与行为观念等因素改变，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若要见效，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来发酵。所以，我们理应做好生育水平继续走低的准备，并真正通过各种方式来解决国人面临的困难与障碍，并将其落实到位。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用，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 从全球百年强国竞争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比拼是关键，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是推动我国科技纵深化改革，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重要途经。建国至今，我国开展了一五计划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863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科教兴国战略决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启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科技赶超计划，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概念，标志着我国战略科技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2017年十九大战略科技力量首次出现在政府文件中，标志着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意志。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提法，是从地位、作用、贡献等多个维度来定义科技创新机构的，与传统的组织、职能维度定位不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必须在战略全局、战略领域、战略能力、战略影响的指导下，开展创新性研究，必须在国家安全、综合国力以及国际民生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做出重要的贡献。 世界发达国家，为推动科技强国建设，设立具有独特地位和功能的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国家研究中心等，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举措。比如美国国家发展实验室，大多是基于曼哈顿工程等国家战略任务设立的，日本的国立科研机构是国家研发与产业创新的重要力量，还有德法等欧洲国家，均有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的国家实验室或者研究基地，从事高校、企业等研究机构难以进行的研究。 可以看到，虽然各个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具体载体有所不同，但各个国家均是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度培养和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并且在科技创新和发展中发挥着引领作用，与产业科技力量、区域科技力量等基础科技力量形成互补，实现国计民生的良性循环。 需要注意的是，将国家实验室作为增强科技战略力量的重要举措，并不意味着要在现有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外新建一套完全独立的体系，国家实验室作为国家战略力量的重要载体，具有战略导向，战略引导、战略继承和不可替代的特性，除了基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行科技创新和科技研究，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鼎新革旧，在现有的科技创新格局基础上优化存量，创新增量。 具体而言，增强以国家实验室为重点的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必须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首先是博纳贤才与专心致“志”。国家实验室作为增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举措，需要博纳贤才组建基于战略科技目标的优势科研单元，建立战略科技研究基地，专心解决基于国家战略目标的，以国计民生为导向的，一系列“瓶颈”式的科技与创新难题，在促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定位，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在战略性国家科技项目上取得创新型和突破性科技成果。 其次，学科的“百流汇川”与“源远流长”。提高认知深度需要“知识分工”，拓展认知广度需要“知识整合”，国家实验室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定位，有利于知识创新价值链的整合，其和其他创新主体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其为大学、科研机构等基础科技创新力量提供学科交叉、集成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平台，保障了科技创新知识的源头创新，又促进了各个学科边界拓展和延伸。 最后，“无旧无新”与“旧识新交”。国家实验室汇聚顶尖科技人才，是为了国家重要战略发展服务，需要根据国家战略进行状态调整。同时，为了保证国家实验室的活力与创新力，除了稳定的骨干研究团队，引入流动的人才队伍形成竞争机制是必要的，有利于保证我国先进战略科研力量持续性。比如美国的国家实验室，除了核心的骨干科研团队，还有一支流动的科研队伍，一方面有利于科技人才力量联合，攻克科研学术难题，另一方面有助于对创新科技人才储备形成激励与监督。 在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新时代，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形成创新驱动合力，可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举国的制度优势，但强化科技力量的具体方式路径仍待我们进一步探索，比如：如何创造促进科技力量提升的制度、文化、技术、设施等生态环境；如何培养科技人才，增强科技人才的创新力；如何在国家战略目标的引导下，促进科技要素的流动，提高创新科技的共享；如何激发各个战略科技力量活力和创造力，实现不同科技力量间价值链的整合，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科技重塑世界，强化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选择，是我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崛起的关键。增强战略科技力量，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力、增加保障力、注入战斗力，打好科学技术攻坚战，不仅是实现经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更是本质所在。（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12月16日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通过网上方式举行12月份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由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委新闻发言人孟玮主持，介绍发用电指标、投资项目审批、价格运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0年版)》、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际和市域(郊)铁路建设、中国政府与非洲联盟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等情况，并就媒体关注的经济运行态势、煤炭供应保障、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元旦春节保供稳价措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生活垃圾分类与治理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70余家境内外新闻媒体80余名记者参加了本场发布会。 附件：发布会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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