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6月1日讯，郑商所第八次会员大会近日以视频会议方式召开。会上，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通过视频发表讲话。方星海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证监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始终把期货市场发展融入抗击疫情、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来谋划和推进。期货市场正常开市并实现常态化运行，为坚定市场信心、稳定社会预期作出积极贡献。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赵建 正能量的权威话语体系下，悲情叙事的权利被谁剥夺了？ 地摊经济的溯源是乡村大集，是乡土中国嵌入城市。 地摊经济代表的是不同阶层生存空间的重构，是对底层经济生态的让渡。 后疫情时期发展地摊经济是乡土中国对城市中国的再次救赎。 真正的改变，都是遇到较大的变故之后。人是这样，国家和社会也是这样。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很多——看见的，看不见的。一如十七年前，非典的发生对中国社会的改变。行政体系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得到了淬炼，就像面对一场战争，尸位素餐、昏庸无能、喝茶看报的官员被撕掉了“遮羞布”，可以真刀真枪解决问题的“能臣”得以上位。商业模式也有了巨大的变化。BAT等现在的互联网独角兽，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非典的影响。 “多难兴邦”，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需要很强的场景条件。思想的解放，文明的进步，制度的变迁，从来不是歌曲里浪漫的“栀子花开”，而是现实中大危机过后的“多么痛的领悟”。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称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学”。 因为只有切切实实的灾难，切切实实的伤痛，才会让人幡然醒悟，才会改变改革的惰性和拖延症。那些关于灾难的记忆，以及之后的叙事，会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源，让人们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直到记忆消退，变色，遗忘，然后历史悲剧继续轮回。而现代人关于一生的记忆，大部分是在城市中完成的。其中，粗暴城管与地摊小贩的猫鼠驱赶与追逐，成为最鲜明、最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印记。 瘟疫在显著的影响着城市。城市的经济、生活、治理，城市的气象、温度、脉动，都因一场疫情而发生突然的或悄然的变化。 与明显的突变相比，我们更想思考和看见那些悄然无声的变化——城市人群心理的变化。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大灾难之后，心灵的创伤更容易让人彼此温柔以待。 但有时候，也会让人更加暴戾，更加相互猜忌和相互伤害。 瘟疫在城市产生，同是又在城市治愈。一场疫情，可以让城市贴上某种伤痕的标签。在等待樱花绽放的春天里，一个城市每天上演的一幕幕组成了一部史诗级的伤城故事。 然而，这样的记录被一再曲解。文学的深刻性恰恰就在于它的悲剧式反思。当作家失去了为这个城市记录悲伤的权利，只剩下空洞词汇填满的时候，那这一城悲伤的故事，又如何向后世言说？一个染上疫病的城市，原本不幸，为何又失去了哭泣和倾诉的权利？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恐怕是叙事者深深的寂寞和痛苦。生活在一个城市，因为爱惜心才会疼，才会有无尽的忧伤。瘟疫对一个城市的伤害，最深的可能并不是身体上的。灾后的城市心灵重建可能同样重要——该如何医治，才能回到从前的人间烟火。 城市应该更宽容，更有温度，更有叙事的自由和空间。如果城市可以治愈伤痛，那首先是要看到、听到伤痛。 真正有力量的正能量，不是强颜欢笑、漠视病痛，而是直面悲剧、含泪向前。这次大疫情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感动来自最平凡的坚守和付出。一刹那偶然的善念，都可以成为一个无名的英雄。英雄的城市，也将如同她灿烂如血的樱花。落花无声，一个城市的春天就这样过去，似乎从来就没有来临。如同生命的逝去，总是落花无声。 然而城市也充满韧性和希望。如同澳大利亚残酷无情的山火，过后不就就有新的绿色倔强的破土而出。在疫情“洗劫”过后的城市，也在慢慢的生长出不一样的颜色。原来被禁止的地摊经济，就像野火后的小草，开始在各个城市，在政策春风的吹拂下，重新生长出来。 那么该如何站在后疫情时期的角度，去思考城市、城市化，以及“地摊经济”这种原始的乡土商业模式在城市的复苏。地摊经济，不仅是就业压力下的临时举措，更是城市化的一种反思，更深刻的说是对“乡土中国”底色的再尊重、再探寻。 在过去，城管与地摊小贩的斗争，本质上是城市生存空间的争夺，也是城市中国对乡土中国的排斥。城市是谁的城市？它脱胎于乡村，受惠于乡土，却在一直拒绝着乡村。城市在抗拒它最初的乡土身份！ 然而五千年的乡土中国底色，不是十几年城市化大跃进能改变的。房地产开发，商圈和新城建设，完成的只是物理空间、地理区位的建构，却不能建成一个真正成熟的、有温度的城市。 有人情味、烟火味道的才叫城市，否则就只是钢筋混凝土堆砌的空洞空间。对一个城市的爱和眷恋，往往只是因为一张无意的笑脸、一次热情的寒暄和一场温暖的遇见。城市通过一幕幕每天上演的悲欢离合，塑造生命个体的张力和韧性。 从城市学的角度，城市的第一本质，不是空间的拓展，而是空间的积聚。因为种种“吸引力”，或是生活和工作条件便利，或是政治和社会资源分享、或是经济和文化氛围的渲染，人们积聚在一起，工作、生活、学习、社交、娱乐。城市重塑了空间，提高了人口密度，当然也就为病毒的产生和传播创造了条件。 马尔萨斯、加斯凯、赫拉利等诸多学者都曾指出，城市是传染病的温床，人类历史绝大多数的瘟疫都发生在城市。根据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数据统计，黑死病发生的时候，城市和乡村人口的死亡比例是30：1。所以当疫情发生后，人们普遍到乡村躲避瘟疫。薄伽丘在乡村躲避黑死病，写下了不朽的《十日谈》；牛顿在乡下躲避瘟疫，发现了伟大的万有引力。 瘟疫让伟大的思想者从城市还乡，并在乡村成就不朽和伟大。瘟疫从文学和哲学角度重构了城乡关系，让一直在城市浮躁的心灵和思想，回到乡村沉下心来在孤独宁静中重寻智慧。海德格尔说，哲学的重建过程，本质上就是从离乡到返乡的一段艰难路程。 所以海德格尔要从城市躲回乡村研习存在。奈保尔回到故乡才找到文学的真义。在疫情和危机时期，城市才希望重新找回乡土。就像在外漂泊的人，生病的时候最思念家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疫情是反城市、去城市化的：城市在积聚，疫情在解聚；城市的意义在于提高人口密度，疫情防控需要降低和稀释人口密度；城市在拉进距离，疫情防控需要拉开距离；城市在深化社交关系，疫情防控在逃避社交关系。城市对距离和空间的定义，不只是地理学、物理学意义上的，更是社会学、生态学意义上的。但一旦大疫情发生，这些意义终将消解。 城市是先进文明的典型空间表征。而先进的文明往往又有脆弱性一面。当危机发生后，乡村往往成为城市缓释危机的重要地带。人在失败的时候总想着回到故乡，城市也一样。 且不论其它国家，中国建国后七十年，每次发生重大危机，都是乡村中国对城市中国的拯救。三年自然灾害的2000万人口下乡，十年非正常时间的2000万知识青年下乡。以及次贷危机后也是几千万农民工返乡。乡村就像无私无声的母亲，一次次承受受伤的孩子归来。 然而今天，中国的城乡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按户籍算，如果按常住人口算会更高），最好的资源也都集中在城市，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城市国家的基本条件。所以当疫情发生后，在以前历次危机时期可以缓释城市失业人口的乡土空间已经变得非常逼仄。因此，这次新冠疫情造成的危机，需要新的缓释空间。 我在很多文章和讲座里提到过，次贷危机后，乡土中国的危机缓释能力虽然削弱，但是互联网中国的承载能力开始增强。人们失去传统的城市工作后，可以做微商、网店、网约车司机、快递、外卖等。4G以后，又有了大量的人在做直播和网红。我简单的测算，互联网中国创造的增量就业至少2亿人。 互联网中国在这次疫情危机中继续发挥着作用，但是边际效果已经越来越弱。虽然外卖类互联网企业在疫情期间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网约车企业却快速收缩。总体来看，互联网行业对本次就业危机的吸纳能力虽然也有，但是已经力量不足。 此时，原始商业味道的“地摊经济”在高层的呼吁下成为了热议的焦点。如果高大上的商场、shoping mall、购物广场等代表着城市中国的商业景观，那么地摊经济代表的则是乡村商业在城市的呈现——地摊经济最初来自原始的“乡村大集”。 所以再一次，在疫情造成的大危机中，乡土中国仍然承担起缓释风险的责任，就像历次乡土母亲做的那样。 既然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既然曾经的故乡已很难像以前那样有能力容纳受伤的“游子”，因此乡土中国对城市中国的拯救，成了另外一种形式：地摊经济。 地摊经济可以看作是城市对乡土的认可和接受，是不多见的乡村对城市的“攫取”（大多数时间是通过剪刀差城市攫取乡村）。在过去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是拒绝乡村商业的——中国特有的城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回到文章的开头，疫情的发生改变了很多，让城市更加宽容，更有人情味和烟火气息，而不是盲目的追求高楼大厦林立、道路宽广整洁但底层生活购物很不方便的现代景观、表面工程。 无论如何非议，地摊经济构建起了一个底层社会生活生存的空间闭环。低收入或失业人群在此摆摊，同时在此消费（比如卖廉价小商品的在小吃地摊便宜解决吃饭问题）。如果城市存在着不同阶层的空间之争，那么地摊经济是城市生存空间的再分配： ——给城市低收入和失业群体留一个生存机会。 可以说，地摊经济是“后疫情+后城市化”结合的产物。已经有学者多次呼吁，城市化不宜太激进，城市化需要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支持，否则政府人为建构的庞大城市，只会更加脆弱——既没有能力防范疫情等重大危机，又没有能力缓释和解决危机。城市也是街头暴力的温床，这在当前的美国等国已经得到很好的证明。 当然，地摊经济导致的卫生、交通等问题，需要城市管理者在发展地摊经济之前就通盘考虑，但这不应该是拒绝它的理由。另外，还要考虑一窝蜂搞地摊经济，地摊商户过度增加库存，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导致亏损的问题。这样地摊经济不仅没有起到解困的作用，反而制造了更大的贫困，这些问题都需要城市管理者和地摊商户提前意识到。然而，城市化仍然是大方向，城市中的问题需要城市发展来解决，而不是靠去城市化来解决。城市里的地摊经济体现的则是发展中的、更宽容、更加以人为本的城市化： ——它容纳了乡土，理解了底层，自己也在乡土的烟火气息里得到安慰和救赎。 (本文作者介绍：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研究中心主任。)
文/意见领袖专栏机构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 本文作者：王亮亮 病毒从不含情脉脉，以排山倒海之势影响人类生活。人们从中不仅深刻体会到健康、安全之宝贵，更有对信任的殷切期待，要求政府依法履职。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表现，成绩有目共睹，其中一大亮点就是技术赋能带来的信息收集能力，例如全国互联互通的健康码，对疫情防控，复产、复工等立下了汗马功劳。病毒终受控制，因疫情防控而收集的个人信息何去何从，仍是个未知数。 近日，杭州市卫健委给出回答：计划实现健康码常态化，通过集成电子病历、健康体检、生活方式管理数据，关联健康指标和健康码颜色，形成数值为0到100的渐变色健康码，进而推行个人健康指数排行榜。同时，通过大数据对楼道、社区、企业等群体健康进行评价、排名。“杭州方案”一出，引发热议。这是个人信息使用的常态还是“变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除了常识判断，还需法律定性。 一、政府收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 “新冠病毒”肆虐，政府为了公共安全和传染病防治的需要，收集个人信息；民众出于对政府的信任和理解，扫码填表，积极主动提供相关信息；双方互信互动，使得疫情防控成效显著。但民众理解配合不是收集合法的依据，否则就有“因果倒置”的危险。“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治政府的底色是依法行政，政府因疫情收集个人信息需遵循两个原则： 一是，比例原则。为了公共利益，政府及授权机构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对个人信息进行采集、调查，必要时对个体采取控制、隔离等措施。但公共利益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极容易限制甚至侵犯个人权利，因此需要结合具体情景限缩，只有为了某个特定的、具体的公共利益牺牲个体权利才具有合法性的可能，而不能漫无边际的以公共利益为由涉足私权领域。 本次“新冠”病毒传播场景下的公共利益，就是疫情防控。对相关个人信息收集有利于疫情防控，才具有正当性。如果收集个人信息所获得的利益与疫情防控这一公共利益无关，或对个体隐私的损害远超过这一公共利益，就失去了合法性。这就是目的与手段要协调的“比例原则”，权力行使不仅要有法律依据，还必须选择对公民权利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 二是，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政府或者政府授权的其他机构，因新冠疫情，开发相关网络系统，采集个人信息，承担着网络运营者的角色。根据《网络安全法》，对于网络运营者收集个人信息，要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此外，不得收集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和双方约定使用个人信息。包括健康码在内的个人信息收集系统，主要依托微信或支付宝等软件采集信息，在采集时系统均会提示收集信息的目的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 由此，政府基于新冠病毒爆发、防控疫情这一公共利益的需要，基于比例原则与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对相关个人信息采集，履行了基本的告知义务，因而具有合法性。 但是，收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不代表长期存储个人信息的合法性，防控疫情收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也不代表把已收集个人信息“挪作他用”具有合法性。随着新冠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疫情防控常态化，这一公共利益必然逐渐限缩，乃至最后消失。这些收集的个人信息就面临合法性危机，如何善后是值得严肃对待的问题，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能否“自愿退出”，考验着相关机构对法治的态度与智慧。 二、《民法典》对个人信息保护提出的要求 个人信息保护也是今年“两会”的热议话题，原因至少有二，一是疫情期间大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的非常情形，这一话题不可回避。二是《民法典》不仅在总则编民事权利章设置了个人信息保护专条，还在人格权编设置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专章。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若没有“牙齿”，则难免尴尬。 《民法典》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具有“类宪法”性质，法典对依法行政提出了更高要求，即行政权力必须尊重个体权利，无法（宪法、法律）定事由，不得任意克减。《民法典》第111条，确认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个人应依法取得个人信息并确保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第1034、1035条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了具体规定，个人信息中的敏感（私密）信息适用隐私权条款，其他个人信息，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条款。这不仅肯定了网安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还特别强调不得过度处理个人信息，不得违反双方约定使用个人信息。 “杭州方案”或许有千万好处和便民利益，但当你因为抽烟、喝酒、熬夜被健康码“拉黑”的时候，当你的居住地被定义为“不健康”社区的时候，甚至当你相亲、找工作、购买保险、银行贷款都要出示健康码的时候，法律上的那个“人”就消失了，只有呈现出各种颜色背后的歧视。 更为重要的是，谁才能拥有这样的“健康定义权”？算法吗？谁的算法？法律从未赋予任何人这样的定义权，与此相反，法律的存在就是为了抵制这样的定义权，从而使得个人自由、平等、安宁地活着。依法行政要求对公民“无罪推定”，也就是说政府不经法律授权和比例原则检验，不得对个体权利干涉，对个体自由限制，对个体选择干预，对个人信息窥视。 个人信息收集因疫情而起，自然应随疫情而终。这不是政府管理效率衡量的单方选择，而是数据背后的每个人，权利是否被尊重的法律问题。收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都是围绕疫情防控这一公共利益展开，公共利益不存在，个人信息也就无所依附，应被删除，这是法律的底线，甚至无需讨论。个人信息在疫情之后“挪作他用”或许能带来更大的管理效益乃至经济利益，问题在于一旦出于功利考量，个人就不再是作为法律目的而存在，而成为效益或利益的手段。 如果说《民法典》提供了私权堡垒，那么个人信息保护条款就再一次砌高了堡垒的高墙。高墙外围，群敌环伺，个人信息的巨大商业价值使得企业不断挖掘灰色地带，甚至违法犯罪。这一现代性的治理难题，治理还未有起色，政府更应该做好表率，做砌墙的砖，而非攻城的箭。浓厚的“家长主义”兴趣背后，不仅隐藏着对公民权利淡漠的心，还有若隐若现的“全景敞式主义”的影子。 三、警惕“全景敞式主义” 英国法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在1785年提出了“全景敞式建筑”（panopticon）的概念，它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圆形监狱”。panopticon一词源于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阿耳戈斯（Argus Panoptes）。传说中他拥有一百只眼睛，遍布浑身上下，即使在睡着的时候，也有两只眼始终警惕地睁着。 “圆形监狱”的构造原理十分简单：四周是环形建筑，被分成很多囚室，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各个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瞭望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使光线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在环形监狱里，人彻底地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到监视者；在中心瞭望塔，监视者监视着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按边沁的设想，瞭望塔的窗户还应装上百叶窗，这样就使得监视者更加神秘莫测，由于罪犯不知是否被监视以及何时被监视，所以不敢轻举妄动，长此以往，就实现了被监视者的“自我监禁”。 这一故事被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发展为“全景敞视主义”，他认为现代文明社会中有无处不在的“圆形监狱”，我们正像在环形建筑中的“囚犯”，我们在“囚室”里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在中间的瞭望塔上监视着：上班途中乘坐地铁无数的摄像头注视着你，来到单位测量体温、人脸识别、钉钉打卡定位。坐在办公桌前，无数垃圾短信出现在手机屏幕上，还时不时地有电话打进几个贷款广告，打开微信压压惊，文章推荐“朋友在看”，朋友圈广告直指你用完的洗发水。下班地铁太挤，滴滴打车，行踪轨迹一览无余……，我们已经生活在几乎透明的房子里，无可遁形地被窥视。 如果你抽一支烟，或者深夜因工作难以入眠，都会影响健康码颜色，导致你健康排位靠后，甚至拖单位后腿时，我们无疑就更进一步地实现了“自我监禁”。新冠病毒一定会被控制，因疫情被大量收集的个人信息，乃至被克减的隐私能否恢复如初，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状态的一个表征。如果在抗击新冠病毒的同时，仍不忘个人信息保护，《民法典》中宣告的权利就落实为生活中“鲜活”的权利。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是一家以刑事辩护和刑事风险防控为主的专业型、研究型律师事务所)
文/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人大重阳 本文作者：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编者按：近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山东考察时表示，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一时间，地摊经济又重新被点燃，各地政府陆续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教授在采访时称要转变观念，实事求是，民生、就业才是当前最紧要的，并看好地摊经济。本文刊于6月3日《广州日报》，原标题为《“六保”是重中之重，摆地摊炒板栗我看挺好》。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了重大影响。在上周闭幕的两会上，中央也提出了一系列提振经济的举措。就如何预判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如何准确理解中央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昨日，本报全媒体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教授。他表示，“六保”是今年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做好了“六保”，“六稳”才能实现。所以，当前要想尽一切办法助企业渡过难关，对小微企业也应该大幅度减税甚至免税。同时，地方政府也要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本地建设，助力本地经济恢复“元气”。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 “重中之重是让企业活下去” 广州日报：今年“六稳”“六保”被提到一个突出位置，这背后体现出今年经济政策的哪些新特点？ 吴晓求：“六保”是今年工作的着力点。“六保”中的前三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是最重要的，后面三保则是战略性的保护。“六保”是今年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做好了“六保”，“六稳”才能实现。所以，我们所有的政策，都应向“六保”倾斜，所有工作的重点都应放在如何把就业保住。 保民生的核心是保就业，没有就业，一切都无从谈起。保就业，就是要保中小微企业，尤其小微企业经受不住疫情的冲击。今年的政策重点是非常清晰的，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和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提的都是很具体的政策，讲的都是接地气的大实话。我们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虽然这些年大家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我们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不能大谈如何扩大内需，如何通过大消费来刺激经济。当人们的生活都出现了困难，那么谈发展和刺激都是奢谈。如何让企业克服当前的困难活下来，才是当务之急。 广州日报：在你看来，当前企业需要哪些帮扶？ 吴晓求：应该从供给侧方向思考，来降低企业成本。至于说需求的扩大需要结合国际环境改善、国际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国际秩序的构建等因素，这不是我们单方面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提出我们的设想，但需要较长时期的努力。所以，我们要从供给侧发力，只有收入增加了，内需才能被刺激。 因此，为企业纾困，首先也要从供给侧出发：减少企业经营成本，减轻企业生存压力。就像李克强总理强调的，要在减税降费方面做很多努力。过去对企业来说，税、费的水平都是比较高的，现在必须下大决心降下来。企业一旦进入到破产清算，再让其重新启动是非常困难的。而如果企业垮掉了，收税的对象也就没有了。所以，企业综合税负必须大幅下降，哪怕我们今年先降低，接下来根据企业的生存状况再做适当的上调都是可以的，但当前必须先下调这些税费。 第二，降低企业的利息成本。国外都零利率了，我们的利率还是比较高的。我国商业银行的利差太大，上市的商业银行占据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这是不正常的，需要改变和调整。 第三，要改善中小微企业的信贷环境。疫情之下，很多企业没有订单，在银行贷款的企业可能要断供了，需要推出一些“暖企”措施，比如延期还贷，这对企业而言很重要。 第四，要大幅下降中小微企业的房租成本。因为房价高带来的房租高，对中小微企业带来的负担很重。这种高房价也给经济运行增加了风险。我注意到一些理发店因为房租太高都要关门了，要知道，理发也能带来很多就业。 第五，人工成本也可以适当下降，共渡难关。政府、企业、股东、从业者，大家都是在一条船上的，要共克时艰。 广州日报：如何让中央的政策真正惠及中小微企业？ 吴晓求：关键是要中小微企业能从中受益，因为中小微企业是提供工作岗位最多的。我认为，对小微企业应该大幅降税或直接免税，比如免一年。 积极财政政策保基层运转 广州日报：今年的财政赤字多了1万亿元，加上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3.75万亿元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这是不是要强刺激的信号？ 吴晓求：今年不是要大放水、强刺激，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比如，今年我们对企业减税降费超过2.5万亿元，而政府的很多支出是刚性支出，比如说通过财政给人员发工资、公共卫生支出、教育支出，这些都是不能减的。这样就会有缺口，这就需要发行一些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券来做出平衡。所以说，今年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是为了保证基层运转。这也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之策，如果基层税收难保障，一些地方政府的运行都会出问题，所以，包括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在内的政策，也是为了保证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行。这些国债不是用来做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我也不赞成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还是要让人们能就业，保住饭碗，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 广州日报：疫情会影响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吗？ 吴晓求：从宏观上讲，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变，中国经济正处于稳定的中速发展的轨道上，中国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投资国之一，中国有巨大的内需市场，完备的产业体系，疫情之后，中国仍将是全球产业链重构之后的重要一极。但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要看到，疫情过后，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都将发生重大变化。疫情不仅影响短期的经济发展，而且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关系都带来很大影响。 “地摊经济我看挺好” 广州日报：大家有一个感觉，今年我们提出的经济政策都很接地气，包括总理在记者会上提到的那些措施。 吴晓求：我们把当前面临的困难想得很充足，并不意味着我们没信心，而是我们更加接地气，更加让老百姓知道我们的政策是有效的。比如地摊经济，我看报纸上说成都发展地摊经济，一下子解决了10万人就业，这就很好。老百姓要吃饭，没有现金流，出来摆个摊，卖烤红薯、炒板栗，我看挺好的。我们要转变观念，实事求是，民生、就业才是当前最紧要的。 广州日报：所以，今年扩大内需的难度也会很大。 吴晓求：现在还谈不上扩内需，首要是要让人们有收入。券用完了，没工作，怎么办？这不能成为我们国家经济政策的主基调。地方政府必须创造好的营商环境，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为本地经济恢复“元气”。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是改变地方政府收支状况的一个重要思路，不能再继续大包大揽。 对广东经济发展充满信心 广州日报：对于广东的经济发展你有何建议？ 吴晓求：这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比2008年严重，主要是金融市场的巨大震荡对实体经济的破坏性以及由于疫情所带来的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对中国和广东而言都是一次挑战。当然，广东也面临着很多有利的条件，比如广东有非常完备的制造业基础，科技创新实力强劲。 第一，我相信国际经济环境会向好的方面发展；第二，中国产业链完整，产业基础强大，中国产品在国际上还是有竞争力的；第三，中国有庞大的内需市场，适当的时候，出口转内销也是不错的选择。所以，广东永远会有出路，会一直走在中国的前列，我对此充满信心。 广州日报：在你看来，疫情之后哪些行业会迎来大发展？ 吴晓求：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还在进行中，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是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新兴产业转型。疫情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观念的变化，比如以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网络配送、物流和线上产业等，都是让人耳目一新的领域。 此外，和公共卫生相关的产业，预计在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发展机遇，比如像生产口罩、呼吸机的这些企业，过去一段时间都有高速的发展，包括医药行业，肯定也会被空前重视。当然，更多的还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新基建”所涉及的新产业，比如说“两新一重”建设。此外，中国汽车保有量已经很高，就业有保障后，汽车产业当然会回升，这也可能是一个新亮点，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提升经济的技术竞争力。 文章原发于《广州日报》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款2亿元的主要资助项目。)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赵建 正能量的权威话语体系下，悲情叙事的权利被谁剥夺了？ 地摊经济的溯源是乡村大集，是乡土中国嵌入城市。 地摊经济代表的是不同阶层生存空间的重构，是对底层经济生态的让渡。 后疫情时期发展地摊经济是乡土中国对城市中国的再次救赎。 真正的改变，都是遇到较大的变故之后。人是这样，国家和社会也是这样。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很多——看见的，看不见的。一如十七年前，非典的发生对中国社会的改变。行政体系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得到了淬炼，就像面对一场战争，尸位素餐、昏庸无能、喝茶看报的官员被撕掉了“遮羞布”，可以真刀真枪解决问题的“能臣”得以上位。商业模式也有了巨大的变化。BAT等现在的互联网独角兽，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非典的影响。 “多难兴邦”，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需要很强的场景条件。思想的解放，文明的进步，制度的变迁，从来不是歌曲里浪漫的“栀子花开”，而是现实中大危机过后的“多么痛的领悟”。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称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学”。 因为只有切切实实的灾难，切切实实的伤痛，才会让人幡然醒悟，才会改变改革的惰性和拖延症。那些关于灾难的记忆，以及之后的叙事，会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源，让人们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直到记忆消退，变色，遗忘，然后历史悲剧继续轮回。而现代人关于一生的记忆，大部分是在城市中完成的。其中，粗暴城管与地摊小贩的猫鼠驱赶与追逐，成为最鲜明、最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印记。 瘟疫在显著的影响着城市。城市的经济、生活、治理，城市的气象、温度、脉动，都因一场疫情而发生突然的或悄然的变化。 与明显的突变相比，我们更想思考和看见那些悄然无声的变化——城市人群心理的变化。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大灾难之后，心灵的创伤更容易让人彼此温柔以待。 但有时候，也会让人更加暴戾，更加相互猜忌和相互伤害。 瘟疫在城市产生，同是又在城市治愈。一场疫情，可以让城市贴上某种伤痕的标签。在等待樱花绽放的春天里，一个城市每天上演的一幕幕组成了一部史诗级的伤城故事。 然而，这样的记录被一再曲解。文学的深刻性恰恰就在于它的悲剧式反思。当作家失去了为这个城市记录悲伤的权利，只剩下空洞词汇填满的时候，那这一城悲伤的故事，又如何向后世言说？一个染上疫病的城市，原本不幸，为何又失去了哭泣和倾诉的权利？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恐怕是叙事者深深的寂寞和痛苦。生活在一个城市，因为爱惜心才会疼，才会有无尽的忧伤。瘟疫对一个城市的伤害，最深的可能并不是身体上的。灾后的城市心灵重建可能同样重要——该如何医治，才能回到从前的人间烟火。 城市应该更宽容，更有温度，更有叙事的自由和空间。如果城市可以治愈伤痛，那首先是要看到、听到伤痛。 真正有力量的正能量，不是强颜欢笑、漠视病痛，而是直面悲剧、含泪向前。这次大疫情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感动来自最平凡的坚守和付出。一刹那偶然的善念，都可以成为一个无名的英雄。英雄的城市，也将如同她灿烂如血的樱花。落花无声，一个城市的春天就这样过去，似乎从来就没有来临。如同生命的逝去，总是落花无声。 然而城市也充满韧性和希望。如同澳大利亚残酷无情的山火，过后不就就有新的绿色倔强的破土而出。在疫情“洗劫”过后的城市，也在慢慢的生长出不一样的颜色。原来被禁止的地摊经济，就像野火后的小草，开始在各个城市，在政策春风的吹拂下，重新生长出来。 那么该如何站在后疫情时期的角度，去思考城市、城市化，以及“地摊经济”这种原始的乡土商业模式在城市的复苏。地摊经济，不仅是就业压力下的临时举措，更是城市化的一种反思，更深刻的说是对“乡土中国”底色的再尊重、再探寻。 在过去，城管与地摊小贩的斗争，本质上是城市生存空间的争夺，也是城市中国对乡土中国的排斥。城市是谁的城市？它脱胎于乡村，受惠于乡土，却在一直拒绝着乡村。城市在抗拒它最初的乡土身份！ 然而五千年的乡土中国底色，不是十几年城市化大跃进能改变的。房地产开发，商圈和新城建设，完成的只是物理空间、地理区位的建构，却不能建成一个真正成熟的、有温度的城市。 有人情味、烟火味道的才叫城市，否则就只是钢筋混凝土堆砌的空洞空间。对一个城市的爱和眷恋，往往只是因为一张无意的笑脸、一次热情的寒暄和一场温暖的遇见。城市通过一幕幕每天上演的悲欢离合，塑造生命个体的张力和韧性。 从城市学的角度，城市的第一本质，不是空间的拓展，而是空间的积聚。因为种种“吸引力”，或是生活和工作条件便利，或是政治和社会资源分享、或是经济和文化氛围的渲染，人们积聚在一起，工作、生活、学习、社交、娱乐。城市重塑了空间，提高了人口密度，当然也就为病毒的产生和传播创造了条件。 马尔萨斯、加斯凯、赫拉利等诸多学者都曾指出，城市是传染病的温床，人类历史绝大多数的瘟疫都发生在城市。根据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数据统计，黑死病发生的时候，城市和乡村人口的死亡比例是30：1。所以当疫情发生后，人们普遍到乡村躲避瘟疫。薄伽丘在乡村躲避黑死病，写下了不朽的《十日谈》；牛顿在乡下躲避瘟疫，发现了伟大的万有引力。 瘟疫让伟大的思想者从城市还乡，并在乡村成就不朽和伟大。瘟疫从文学和哲学角度重构了城乡关系，让一直在城市浮躁的心灵和思想，回到乡村沉下心来在孤独宁静中重寻智慧。海德格尔说，哲学的重建过程，本质上就是从离乡到返乡的一段艰难路程。 所以海德格尔要从城市躲回乡村研习存在。奈保尔回到故乡才找到文学的真义。在疫情和危机时期，城市才希望重新找回乡土。就像在外漂泊的人，生病的时候最思念家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疫情是反城市、去城市化的：城市在积聚，疫情在解聚；城市的意义在于提高人口密度，疫情防控需要降低和稀释人口密度；城市在拉进距离，疫情防控需要拉开距离；城市在深化社交关系，疫情防控在逃避社交关系。城市对距离和空间的定义，不只是地理学、物理学意义上的，更是社会学、生态学意义上的。但一旦大疫情发生，这些意义终将消解。 城市是先进文明的典型空间表征。而先进的文明往往又有脆弱性一面。当危机发生后，乡村往往成为城市缓释危机的重要地带。人在失败的时候总想着回到故乡，城市也一样。 且不论其它国家，中国建国后七十年，每次发生重大危机，都是乡村中国对城市中国的拯救。三年自然灾害的2000万人口下乡，十年非正常时间的2000万知识青年下乡。以及次贷危机后也是几千万农民工返乡。乡村就像无私无声的母亲，一次次承受受伤的孩子归来。 然而今天，中国的城乡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按户籍算，如果按常住人口算会更高），最好的资源也都集中在城市，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城市国家的基本条件。所以当疫情发生后，在以前历次危机时期可以缓释城市失业人口的乡土空间已经变得非常逼仄。因此，这次新冠疫情造成的危机，需要新的缓释空间。 我在很多文章和讲座里提到过，次贷危机后，乡土中国的危机缓释能力虽然削弱，但是互联网中国的承载能力开始增强。人们失去传统的城市工作后，可以做微商、网店、网约车司机、快递、外卖等。4G以后，又有了大量的人在做直播和网红。我简单的测算，互联网中国创造的增量就业至少2亿人。 互联网中国在这次疫情危机中继续发挥着作用，但是边际效果已经越来越弱。虽然外卖类互联网企业在疫情期间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网约车企业却快速收缩。总体来看，互联网行业对本次就业危机的吸纳能力虽然也有，但是已经力量不足。 此时，原始商业味道的“地摊经济”在高层的呼吁下成为了热议的焦点。如果高大上的商场、shoping mall、购物广场等代表着城市中国的商业景观，那么地摊经济代表的则是乡村商业在城市的呈现——地摊经济最初来自原始的“乡村大集”。 所以再一次，在疫情造成的大危机中，乡土中国仍然承担起缓释风险的责任，就像历次乡土母亲做的那样。 既然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既然曾经的故乡已很难像以前那样有能力容纳受伤的“游子”，因此乡土中国对城市中国的拯救，成了另外一种形式：地摊经济。 地摊经济可以看作是城市对乡土的认可和接受，是不多见的乡村对城市的“攫取”（大多数时间是通过剪刀差城市攫取乡村）。在过去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是拒绝乡村商业的——中国特有的城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回到文章的开头，疫情的发生改变了很多，让城市更加宽容，更有人情味和烟火气息，而不是盲目的追求高楼大厦林立、道路宽广整洁但底层生活购物很不方便的现代景观、表面工程。 无论如何非议，地摊经济构建起了一个底层社会生活生存的空间闭环。低收入或失业人群在此摆摊，同时在此消费（比如卖廉价小商品的在小吃地摊便宜解决吃饭问题）。如果城市存在着不同阶层的空间之争，那么地摊经济是城市生存空间的再分配： ——给城市低收入和失业群体留一个生存机会。 可以说，地摊经济是“后疫情+后城市化”结合的产物。已经有学者多次呼吁，城市化不宜太激进，城市化需要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支持，否则政府人为建构的庞大城市，只会更加脆弱——既没有能力防范疫情等重大危机，又没有能力缓释和解决危机。城市也是街头暴力的温床，这在当前的美国等国已经得到很好的证明。 当然，地摊经济导致的卫生、交通等问题，需要城市管理者在发展地摊经济之前就通盘考虑，但这不应该是拒绝它的理由。另外，还要考虑一窝蜂搞地摊经济，地摊商户过度增加库存，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导致亏损的问题。这样地摊经济不仅没有起到解困的作用，反而制造了更大的贫困，这些问题都需要城市管理者和地摊商户提前意识到。然而，城市化仍然是大方向，城市中的问题需要城市发展来解决，而不是靠去城市化来解决。城市里的地摊经济体现的则是发展中的、更宽容、更加以人为本的城市化： ——它容纳了乡土，理解了底层，自己也在乡土的烟火气息里得到安慰和救赎。
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近2个小时的时间内，李克强总理共回应了11家中外媒体的提问，对各界关心的中国是否会出台更大规模的刺激措施、是否有足够的政策工具来应对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如何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等问题，总理一一作出了详细解答。总理指出，这次所采取的规模性政策，用了70%左右的资金比较直接地去支撑居民收入，因为这样做就可以促进消费、带动市场。 留住市场主体 赢得未来 对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出经济增长速度量化目标，李克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可以说是史上罕见。最近不少主要国际组织都预测，今年全球经济的增长是负3%，甚至更低。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不可能置身事外。所以今年没有确定GDP增长的量化指标，这也是实事求是的。 但总理同时强调，经济增长并不是不重要，这样做实际上也是让人民群众对经济增长有更直接的感受，使经济增长有更高的质量，发展还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李克强指出，如果统算一下，实现了“六保”的任务，特别是前“三保”，我们今年就会实现中国经济正增长，而且要力争有一定的幅度，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前行。 李克强表示，宏观政策提出的稳和保是通过市场主体去支撑的，而且是围着市场主体的困难和关切去做，这本身就是市场化改革的做法。中国目前有1.2亿市场主体。这些市场主体就是青山，留住他们，就会赢得未来。 李克强指出，首先是要让市场主体活下来。政策的真金白银主要是为市场主体纾困，激发他们的市场活力，同时要通过“放管服”改革把他们激活起来。再有是要让新的市场主体更多地长出来。“今年我们还是要努力做到平均每日新注册企业2万户左右，这是观察中国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不搞大水漫灌 要放水养鱼 谈到宏观政策时，李克强强调，过去说不搞大水漫灌，现在还是这样，但是特殊时期要有特殊的政策。“我们叫作放水养鱼。没有足够的水，鱼是活不了的。但是如果泛滥了，就会形成泡沫，就会有人从中套利，鱼也养不成，还会有人浑水摸鱼。” “所以我们采取的措施要有针对性，也就是说要摸准脉下准药。不论是筹钱或者说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都要走新路。”李克强说。 这次规模性政策筹措的资金分两大块，一块是新增赤字和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共两万亿元。另外更大的一块是减免社保费，动用失业保险结存，推动国有商业银行让利，自然垄断性企业降价，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 李克强表示，要推动这些资金用于保就业、民生和市场主体，支撑居民的收入。使居民有消费能力，有利于促消费、拉动市场。这可以说是一条市场化改革的路子。 “这次所采取的规模性政策，用了70%左右的资金比较直接地去支撑居民收入，因为这样做就可以促进消费、带动市场。”李克强说，钱是可以生钱的，用之于民的钱可以创造新的财富，涵养税源，使财政可持续。一定要稳住当前的经济，稳定前行，但也要避免起重脚，扬起尘土迷了后人的路。 李克强还特别强调，如果经济方面或其他方面再出现大的变化，我们还留有政策空间，不管是财政、金融、社保，都有政策储备，可以及时出台新的政策，而且不会犹豫，保持中国经济稳定运行至关重要。 扩大消费的同时，并不是说不要投资。李克强表示，要扩大有效投资。这次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16000亿元，再加上一些国债，有2万亿元的规模，这在规模性政策当中占到百分之二三十。 “我们投资的重点是‘两新一重’，就是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和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而且要用改革的办法，用这些资金来撬动社会资金的投入。项目要有效益、有回报，要经过科学论证，按规律办事，不留后遗症。” 保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就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李克强表示，疫情的确给世界造成了严重冲击。现在因为疫情防控，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明显减少，如果再持续下去，世界经济衰退会更加严重，这是危险的。如果世界经济不能够恢复增长，可能将来连疫情都很难防控。 他指出，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特别需要公共产品，需要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实际上更需要开放，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这样我们才能共同战胜疫情给世界带来的冲击，把损失减少到最小。 “关起门来搞发展行不通，那就回到了农耕时代。”李克强说，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这不会也不可能改变。会继续扩大与世界的合作，自主出台更多扩大开放措施。我们在开放当中还要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对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能出现的调整，李克强认为，应当按市场规律办事，不能违背市场规律，凭空做设计。 李克强表示，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市场，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的规模性举措会进一步扩大消费市场。希望中国还是大家看好的投资沃土。中国愿意进口更多国外商品，成为面向世界的大市场。 对于当前中美两国商贸往来，李克强以一家美国高科技公司前不久在中国武汉宣布并且实质性投资开工为例，认为中美商贸互有需要，可以实现合作共赢。 “中美之间的商贸合作应该遵循商业规则，由市场来选择，由企业家判断、拍板，政府起到搭平台的作用。中美有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历史背景，两国之间存在分歧、发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怎么对待。” 李克强表示，中美关系几十年来风风雨雨，一方面合作前行，一方面磕磕绊绊，这需要智慧去扩大两国的共同利益，管控分歧与矛盾。“总之要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寻求合作共赢。”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文/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人大重阳 本文作者：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编者按：近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山东考察时表示，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一时间，地摊经济又重新被点燃，各地政府陆续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教授在采访时称要转变观念，实事求是，民生、就业才是当前最紧要的，并看好地摊经济。本文刊于6月3日《广州日报》，原标题为《“六保”是重中之重，摆地摊炒板栗我看挺好》。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了重大影响。在上周闭幕的两会上，中央也提出了一系列提振经济的举措。就如何预判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如何准确理解中央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昨日，本报全媒体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教授。他表示，“六保”是今年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做好了“六保”，“六稳”才能实现。所以，当前要想尽一切办法助企业渡过难关，对小微企业也应该大幅度减税甚至免税。同时，地方政府也要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本地建设，助力本地经济恢复“元气”。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 “重中之重是让企业活下去” 广州日报：今年“六稳”“六保”被提到一个突出位置，这背后体现出今年经济政策的哪些新特点？ 吴晓求：“六保”是今年工作的着力点。“六保”中的前三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是最重要的，后面三保则是战略性的保护。“六保”是今年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做好了“六保”，“六稳”才能实现。所以，我们所有的政策，都应向“六保”倾斜，所有工作的重点都应放在如何把就业保住。 保民生的核心是保就业，没有就业，一切都无从谈起。保就业，就是要保中小微企业，尤其小微企业经受不住疫情的冲击。今年的政策重点是非常清晰的，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和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提的都是很具体的政策，讲的都是接地气的大实话。我们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虽然这些年大家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我们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不能大谈如何扩大内需，如何通过大消费来刺激经济。当人们的生活都出现了困难，那么谈发展和刺激都是奢谈。如何让企业克服当前的困难活下来，才是当务之急。 广州日报：在你看来，当前企业需要哪些帮扶？ 吴晓求：应该从供给侧方向思考，来降低企业成本。至于说需求的扩大需要结合国际环境改善、国际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国际秩序的构建等因素，这不是我们单方面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提出我们的设想，但需要较长时期的努力。所以，我们要从供给侧发力，只有收入增加了，内需才能被刺激。 因此，为企业纾困，首先也要从供给侧出发：减少企业经营成本，减轻企业生存压力。就像李克强总理强调的，要在减税降费方面做很多努力。过去对企业来说，税、费的水平都是比较高的，现在必须下大决心降下来。企业一旦进入到破产清算，再让其重新启动是非常困难的。而如果企业垮掉了，收税的对象也就没有了。所以，企业综合税负必须大幅下降，哪怕我们今年先降低，接下来根据企业的生存状况再做适当的上调都是可以的，但当前必须先下调这些税费。 第二，降低企业的利息成本。国外都零利率了，我们的利率还是比较高的。我国商业银行的利差太大，上市的商业银行占据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这是不正常的，需要改变和调整。 第三，要改善中小微企业的信贷环境。疫情之下，很多企业没有订单，在银行贷款的企业可能要断供了，需要推出一些“暖企”措施，比如延期还贷，这对企业而言很重要。 第四，要大幅下降中小微企业的房租成本。因为房价高带来的房租高，对中小微企业带来的负担很重。这种高房价也给经济运行增加了风险。我注意到一些理发店因为房租太高都要关门了，要知道，理发也能带来很多就业。 第五，人工成本也可以适当下降，共渡难关。政府、企业、股东、从业者，大家都是在一条船上的，要共克时艰。 广州日报：如何让中央的政策真正惠及中小微企业？ 吴晓求：关键是要中小微企业能从中受益，因为中小微企业是提供工作岗位最多的。我认为，对小微企业应该大幅降税或直接免税，比如免一年。 积极财政政策保基层运转 广州日报：今年的财政赤字多了1万亿元，加上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3.75万亿元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这是不是要强刺激的信号？ 吴晓求：今年不是要大放水、强刺激，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比如，今年我们对企业减税降费超过2.5万亿元，而政府的很多支出是刚性支出，比如说通过财政给人员发工资、公共卫生支出、教育支出，这些都是不能减的。这样就会有缺口，这就需要发行一些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券来做出平衡。所以说，今年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是为了保证基层运转。这也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之策，如果基层税收难保障，一些地方政府的运行都会出问题，所以，包括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在内的政策，也是为了保证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行。这些国债不是用来做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我也不赞成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还是要让人们能就业，保住饭碗，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 广州日报：疫情会影响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吗？ 吴晓求：从宏观上讲，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变，中国经济正处于稳定的中速发展的轨道上，中国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投资国之一，中国有巨大的内需市场，完备的产业体系，疫情之后，中国仍将是全球产业链重构之后的重要一极。但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要看到，疫情过后，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都将发生重大变化。疫情不仅影响短期的经济发展，而且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关系都带来很大影响。 “地摊经济我看挺好” 广州日报：大家有一个感觉，今年我们提出的经济政策都很接地气，包括总理在记者会上提到的那些措施。 吴晓求：我们把当前面临的困难想得很充足，并不意味着我们没信心，而是我们更加接地气，更加让老百姓知道我们的政策是有效的。比如地摊经济，我看报纸上说成都发展地摊经济，一下子解决了10万人就业，这就很好。老百姓要吃饭，没有现金流，出来摆个摊，卖烤红薯、炒板栗，我看挺好的。我们要转变观念，实事求是，民生、就业才是当前最紧要的。 广州日报：所以，今年扩大内需的难度也会很大。 吴晓求：现在还谈不上扩内需，首要是要让人们有收入。券用完了，没工作，怎么办？这不能成为我们国家经济政策的主基调。地方政府必须创造好的营商环境，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为本地经济恢复“元气”。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是改变地方政府收支状况的一个重要思路，不能再继续大包大揽。 对广东经济发展充满信心 广州日报：对于广东的经济发展你有何建议？ 吴晓求：这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比2008年严重，主要是金融市场的巨大震荡对实体经济的破坏性以及由于疫情所带来的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对中国和广东而言都是一次挑战。当然，广东也面临着很多有利的条件，比如广东有非常完备的制造业基础，科技创新实力强劲。 第一，我相信国际经济环境会向好的方面发展；第二，中国产业链完整，产业基础强大，中国产品在国际上还是有竞争力的；第三，中国有庞大的内需市场，适当的时候，出口转内销也是不错的选择。所以，广东永远会有出路，会一直走在中国的前列，我对此充满信心。 广州日报：在你看来，疫情之后哪些行业会迎来大发展？ 吴晓求：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还在进行中，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是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新兴产业转型。疫情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观念的变化，比如以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网络配送、物流和线上产业等，都是让人耳目一新的领域。 此外，和公共卫生相关的产业，预计在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发展机遇，比如像生产口罩、呼吸机的这些企业，过去一段时间都有高速的发展，包括医药行业，肯定也会被空前重视。当然，更多的还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新基建”所涉及的新产业，比如说“两新一重”建设。此外，中国汽车保有量已经很高，就业有保障后，汽车产业当然会回升，这也可能是一个新亮点，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提升经济的技术竞争力。 文章原发于《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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