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快讯 据黑龙江卫健委消息，12月14日0-24时，黑龙江省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绥芬河市本土2例)，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截至2020年12月14日24时，现有确诊病例11例(东宁市本土2例、绥芬河市本土8例、塔河县境外输入1例)，现有无症状感染者2例(绥芬河市本土2例)。新增确诊病例情况：病例1：女，50岁，无业，现住绥芬河市锦绣城小区，为无症状感染者张某某的密切接触者。病例2：女，46岁，售货员，现住绥芬河市锦绣城小区，为确诊病例薛某某密接的密接。12月14日，在对所有集中观察的密切接触者核酸筛查时，此2人核酸检测呈阳性，专家诊断为确诊病例。现已转至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有关部门对病例所有排查出的密接者和密接的密接落实隔离管控措施，对病例曾活动过的场所进行终末消毒和封闭管理。疫情当前，提醒大家必须始终保持防范意识，做好个人防护。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急性呼吸道症状，要及时到当地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各级疾控和医疗机构要抓好疫情监测、院感防控工作，做好定点医院、发热门诊管理、预检分诊、医务人员、陪护人员防护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按照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领导小组会议要求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有疫情地区要做好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者的追踪排查和信息推送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全面落实领导责任、部门责任、属地责任和岗位责任，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持续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全面落实人物同防要求，严格执行入境人员、货物和冷链产品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加强重点领域、重点人员和关键环节管控，严格制度执行，强化闭环管理，及时消除风险隐患，特别是重点景区要把疫情防控工作责任抓在手上，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实落细。切实提高个人防护意识，保持良好防疫卫生习惯。要总结经验教训，查漏洞、补短板，健全快速应急反应机制，有针对性地完善应对突发疫情防控预案，加强物资储备，加固筑牢疫情防控防线，保障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不受疫情影响。来源：新京报
2020年是被新冠肺炎疫情定义的一年。 回顾这一年的全球资本市场，各国在疫情防控与经济复苏中挣扎。跨境航班停飞，国际航运、旅游前途未卜，周边游、线上云旅游却逆势增长，美国共享住宿独角兽爱彼迎（Airbnb）乘风破浪成功上市。社交距离、封锁催生数字经济繁荣，学生用互联网上课，白领在家远程办公，云会议软件ZOOM股价暴涨。外卖业务、生鲜电商流量暴增，国内商家赚得盆满钵慢，国外外卖业务也风生水起，美国外卖巨头DoorDash今年上市首日一度大涨100%。相比之下，线下餐饮和零售仍在疫情的阴影下步履维艰。 生活和工作方式的改变，将在疫情平息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后疫情时代，当各国探讨未来经济将走出V型、W型还是K型趋势时，新一波疫情卷土重来。但与年初不同的是，各国积累了防控经验，防疫物资充足，在疫苗普及之前，大规模核酸检测成为疫情防控的标配。越来越成熟的防控经验，增强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经济将陷入严重衰退，并预计2021年经济增长将部分反弹，回升至5.2%。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率先实现恢复性增长。面对疫情“大考”，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助力“十三五”圆满收官。为稳住经济，欧美等国在疫情爆发后出台万亿级刺激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50家央行降息或多次降息。我国则通过安排疫情防控资金、减免中小企业社保缴费、发行特别国债等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危机的同时，将目光放在有利于中长期发展的改革上。 临近岁末，我们总结了20个关键词回顾2020年重要的财经事件，包括10个国际财经关键词和10个国内财经关键词，从宏观层面上总结今年披荆斩棘、充满挑战与变革的资本市场。迈入2021年，期待疫苗，迎接挑战，相信未来。 上一篇我们总结了国际财经的十大关键词，这篇是关于国内财经的十大关键词。
导言：新冠疫情是人类社会进入纸币体系后经历的第一场全球性大疫情。纸币体系下政府所拥有的无限货币创造能力，与中国庞大过剩产能的结合，让经济社会有了快速从疫情冲击中复苏的能力——这是新冠疫情与之前全球大疫情最大的不同。 截止2020年12月22日，新冠肺炎已经在全球累积感染了超过7700万人，并造成了170多万人的死亡。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1918-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之后的全球最大疫情。不过，在疫情肆虐之时，希望也正在增加。全球已经有几款看起来效果不错的疫苗开始接种，并且还有更多的疫苗在研发的过程中。相信全球疫情的受控只是时间问题——尽管何时受控仍然相当不确定。 疫情对全球经济已经造成了伤害——除中国外，全球主要经济体在2020年都会负增长。而由于2021年的疫情状况大概率会好于今年，且2020年留下了较低的基数，2021年全球各国经济增速都会显著快于2020年——这也没什么悬念。但疫情可能对经济造成什么样的长期影响，则是一个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 Jorda、Singh与Taylor三位经济学家在2020年6月完成的一篇文章中【注1】，研究了从14世纪至今共19场人类社会曾经历过的大疫情。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他们以资本回报率为指标研究了疫情对经济的持续影响。他们研究发现，大疫情的爆发会在其后的几十年里持续压低资本回报率。他们将其原因归结为两点：其一是疫情造成的劳动力损失；其二是疫情带来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随之而来的需求的萎靡。显然，Jorda等三人的研究结果让人沮丧——依据他们的结论，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的伤害可能会持续几十年。 不过， Jorda等三人的结论并不能套用到新冠疫情的分析之上。与他们研究的绝大多数疫情不同，新冠疫情发生在医疗条件更好的现代社会，并且发生在“纸币”经济社会中。现代社会更好的医疗条件，以及国家对社会更强的控制力，使得新冠疫情所导致的死亡情况好于之前的多场大疫情。目前，新冠所造成的死亡率大概在2%，低于西班牙流感2.5%至5%的死亡率，与夺走了欧洲1/3人口的“黑死病”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这意味着新冠疫情对全球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会相对较小。 与良好医疗条件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新冠疫情爆发在“纸币”经济社会中。在1971年之前，货币要么由金银这样有内在价值的物品所充当，要么与这些有内在价值的物品挂钩。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人类社会彻底进入了“纸币”时代。所谓“纸币”，是没有内在价值，仅依靠国家（或地区）的强制力而流通的价值符号。人民币也好、美元也罢，本质上都是政府用极低成本印刷出来的纸片（或者是无成本的记账符号）。人们接受他们，只是因为有政府强制力为其背书。所以，“纸币”又被叫做“法定货币”（fiat money）。 “纸币”的使用给了国家无限量发行货币的权力，赋予了国家无限量利用货币扩张来刺激名义总需求的能力。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金本位或其他非纸币的货币体系中，国家的货币发行能力受到自身所拥有黄金或其他物品数量的限制，从而使得国家难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更不存在无限量发行货币的能力。因此，在前纸币社会，面对经济需求萎缩的情况，国家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在Jorda等人研究的19场大疫情中，18场都发生在1971年之前，其数量结论自然反映的是前纸币社会中疫情的长期影响。在前纸币体系时代，面对疫情所造成预防性储蓄动机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支出意愿下降和总需求下降，政府没法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因此，总需求的衰弱会在疫情结束之后持续很长时间。 但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的情况大不一样。在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之后的短短半年时间里（2020年3月至8月），美联储、欧央行和日本央行三大央行联手大量投放基础货币，使三大央行的总资产增加了5万亿美元，增量比同期美欧日GDP的20%还多。央行如此规模的货币增发前所未有，甚至让次贷危机时的“量化宽松”也相形见绌。在美欧日三大央行增发的货币中，有很大一部分流到了三个经济体的政府那里（央行购买国债），并又通过政府财政刺激政策流入了居民和企业手中；此外还有很大部分变成了信贷，也被投放到了实体经济中。 受益于宽松宏观政策对需求的刺激，到2020年11月，尽管疫情仍在美欧日肆虐，这三个经济体的商品零售总额均已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美国的商品零售更是已经比疫情之前高点还多出了6%。美欧日因疫情而来的总需求衰弱期连一年都没有维持到，更不用提几十年了。在这背后，是纸币体系给政府带来的无限量货币发行能力。这样的总需求刺激武器是过去几百年大疫情时期政府所不具备的。 不过，纸币终究是符号，增发货币并不能凭空增加商品。在供给不足的时候，纸币增发只能令物价上升，而无法让实体经济活动更活跃，也无法让（扣除了价格因素后的）真实经济规模扩张。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之所以能让商品零售规模扩张，重要原因是中国产能向他们的输出。 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全球经济长期处在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状况中。其中，又以我国产能过剩的情况尤为严重。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我国疫情防控措施极为有效，很快就基本消除了疫情对生产活动的影响。在全球其他国家产能受疫情影响而低利用率水平运行的时候，我国正常运转的产能支撑了全球商品需求。截止2020年11月，美欧日工业产出水平仍然比疫情之前低5%到10%。在产出疲弱的背景下，他们的商品零售规模却仍然能够超出疫情之前水平，靠的就是中国产品的输入。 于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全球大循环被重建了起来，一如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的情景。在2003年到2008年的这几年中，中国产能与美国需求相互结合，促成了中美两国的共同繁荣。在那段时间里，我国受益于外需的强劲拉动，经济增长持续加速，最终走向“过热”。类似地，在新冠疫情爆发，全球生产活动受损，而全球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同步大幅宽松的环境中，我国产能有了更广阔的市场，我国出口因而显著走强，我国经济在外需拉动下快速复苏。 历史总是在不断重演，所以人们总是在历史中寻找未来的线索。不过，盲目地对照历史，而不注意关键因素的变化，就容易犯刻舟求剑的错误。新冠疫情是人类社会进入纸币体系后经历的第一场全球性大疫情。纸币体系下政府所拥有的无限货币创造能力，与中国庞大过剩产能的结合，让经济社会有了快速从疫情冲击中复苏的能力——这是新冠疫情与之前全球大疫情最大的不同。 因此，全球经济应该不会像Jorda等人所担忧的那样，在新冠疫情之后陷入长达几十年的低资本回报率时期，而应该能够在2021年迎来经济活动的快速复苏，以及资本回报率的明显回升。这意味着全球通胀水平的回升，利率水平的走高。而中国产品向美国的大量输出，意味着中国产能拥有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应该会带来中国产能价值的向上重估。中国产品向美国的输出也会换回美钞，从而推升人民币汇率。在新冠疫情走向终场的过程中，重估中国将是全球资产市场的一大趋势。中国股票价格的上升，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都将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完） 【注1】Jordà， Òscar， Sanjay R． Singh， Alan M． Taylor． 2020． “Longer-Run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andemic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Working Paper 2020-09． https：//doi.org/10.24148/wp2020-09。 本文原发于每日经济新闻
12月27日消息，滴滴旗下花小猪平台今日发布公告表示，北京市第193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无症状感染者李师傅是花小猪平台司机，目前李师傅身体状况良好，在地坛医院接受治疗。花小猪称，已与李师傅进行联系，将进行必要帮助。 花小猪表示，12月25日李师傅被确定为密切接触者当日，平台立即暂停司机接单。目前已主动向北京疫情防控主管部门提交了司机行程信息，并配合关联乘客流调工作。 花小猪称，目前，花小猪已经按照北京市防疫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求，加强值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每一位司机出车全程佩戴口罩、上报体温、核验健康宝。 今日，北京市召开第193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顺义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支现伟介绍了1例无症状感染者病例情况及行程轨迹。 无症状感染者的具体情况为：李某某，男，40岁，安徽人，现住顺义区南法信镇东海洪村，为“花小猪打车”平台网约车司机。因曾搭载确诊病例张某某，12月25日被确定为密切接触者，同日进行核酸检测，12月26日顺义区疾控中心反馈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当日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报告要点 近期，市场对政策“不急转弯”的理解争议较大。就“不急转弯”是不是“不”转弯、“不急转弯”在哪、政策如何搭配三个问题，本文做一定梳理，可供参考。 一问：政策“不急转弯”，是“不”转弯？政策“退潮”，早已有序推进 百年不遇的疫情影响下，2020年的托底政策，是应急之策、并非常态。应对疫情影响，托底政策积极发力，通过提高赤字率、增加专项债等，广义财政“赤字”规模较2019年提高3.6万亿元；央行通过降息、再贷款再贴现等，加大货币支持。与此同时，财政部实施阶段性、结构性减税降费等措施，央行运用直达实体货币政策工具等，重点加大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保护。 政策“不急转弯”，并非“不”转弯；实际上，政策“退潮”，早已有序推进。政策“不急转弯”也是转弯，“调结构”背景下，应以结构视角理解政策转弯。托底过程中，资金空转、违规流向等问题凸显，使得国内疫情刚平复、经济活动修复伊始，当局即加大对相关行为的打击力度，5月以来压降结构性存款、地产调控“三条红线”，及频繁提及“防风险”、“稳”杠杆等，政策逐步回归“常态”。 二问：“不急转弯”，不急在哪些地方？疫情冲击较大、尚未有效恢复的领域 政策“不急转弯”，主要是为了在疫情不确定性仍存、经济恢复尚不牢固的背景下，保护那些在疫情冲击中“受伤”较重的微观主体。10月以来，国内多次出现本土病例、海外疫情“二次爆发”，全球疫情变化、疫苗进展仍存不确定性，使得政策需留有余地，应对可能变化。部分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中小微企业、中低收入群体等，抗风险能力较弱、资产负债表修复偏慢，至今尚未恢复至正常状态。 政策“不急转弯”，或指向针对中小微企业等，减税降费、贷款延期之类的阶段性定向支持措施。2020年的托底政策，大多在2020年底前后到期或者使用进度接近尾声，例如，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税减免等政策，在2020年底到期；支持银行给中小微企业贷款的再贷款再贴现、两项直达实体货币政策工具等，多在2021年1季度前后到期。其中，两项直达实体货币政策工具已明确适当延期。 三问：“不急转弯”下，政策搭配和影响？财政退潮、货币对冲，信用“收缩” 从“加”杠杆到“稳”杠杆，是“后疫情”时代政策回归常态的必然，财政“退潮”等带来信用“收缩”，货币适时适度对冲。政策托底加码下，实体杠杆率大幅提升，导致债务风险进一步累积、资金利用效率越来越低。疫情期间的非常态托底措施，尤其是低效率“加”杠杆，“退潮”乃大势所趋，信用“收缩”已然开始。相应地，货币流动性环境不宜收紧，甚至可能需要阶段性适度宽松来对冲。 2021年，信用“收缩”之年。但信用“收缩”带来的影响或与2018年大为不同，结构分化会非常明显。政策“退潮”、信用“收缩”预期收敛过程中，资金风险偏好或有所回落，进而对股市形成阶段性压制；但不同于以往，行业之间、公司之间的分化或非常明显。对债市而言，信用“收缩”开启时，利率债左侧时机就已到来，但操作难度较大；对于负债相对稳定的机构，左侧机会相对较好把握。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债务风险加速暴露 报告正文 一问：政策“不急转弯”，是“不”转弯？ 百年不遇的疫情影响下，2020年的托底政策，是应急之策、并非常态。应对疫情影响，托底政策积极发力，通过提高赤字率、增加专项债等，广义财政“赤字”规模较2019年提高3.6万亿元，财政刺激规模占2019年支出的比重高达10.9%；央行通过降息、再贷款再贴现等加大货币支持，货币市场利率与政策利率一度倒挂。与此同时，财政部实施阶段性、结构性减税降费等措施，央行运用直达实体货币政策工具等，重点加大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保护。 政策“不急转弯”，并非“不”转弯；实际上，政策“退潮”，早已有序推进。政策“不急转弯”，也是转弯；“调结构”背景下，应以结构视角理解政策转弯。政策托底过程中，资金空转、违规流向房地产等问题凸显，使得国内疫情刚平复、经济活动修复伊始，当局即加大对相关行为的打击力度，5月以来压降结构性存款、地产调控“三条红线”，及频繁提及“防风险”、“稳”杠杆等，政策逐步回归“常态”。 疫情期间的政策微调，反映转型攻坚阶段，政策重心在“调结构”；对托底过程中“结构问题”积累的容忍度，远低于传统周期。传统增长模式，属于典型的负债驱动型增长模式，会导致债务压力的不断累积，进而使得微观主体的现金流自由度不断受到挤压，资金利用效率、经济活力持续下降。有别于传统周期，本轮政策托底加码，为“调结构”创造相对平稳的宏观环境，更加注重“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调结构”背景下，政策对“结构性问题”累积的容忍度，远低于传统周期；结构性存款的压降、地产调控措施的密集出台等，均是印证。 疫情期间的“非常政策”，在“后疫情”时代或逐步“退潮”，尤其是低效率“加”杠杆行为。政策托底下，实体杠杆率大幅提升，截至2020年年中，地方政府和房地产相关杠杆合计较2019年底抬升约12个百分点，债务风险进一步累积、对经济行为和微观个体的压制增强。7月以来，政策对防风险的关注明显上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8月以来提出房企“三道红线”，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 二问：“不急转弯”，不急在哪些地方？ 政策“不急转弯”，主要是为了在疫情不确定性仍存、经济恢复尚不牢固的背景下，保护那些在疫情冲击中“受伤”较重的微观主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10月以来，国内多次出现本土病例，海外疫情“二次爆发”，疫情仍存在不确定性，使得政策转弯仍需留有余地，应对可能的变化。而“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指向的是部分“受伤”较重的微观主体，比如小微企业、中低收入群体等，尚未完全修复到疫情前的状态。 全球疫情变化、疫苗进展等，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10月以来，全球疫情出现了2次爆发，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和新增死亡病例均持续攀升、创下新高；12月，英国确认出现传染性更强的变异病株，变异后的病毒传播能力比原先高出70%，进一步加大了外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全球疫苗大范围推广尚需时日，且疫苗订单和人口高度不匹配，疫苗效果和疫情演化仍有待观察。 小微企业在疫情冲击中“受伤”严重，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困难较大，大多至今尚未完全恢复至正常状态。小微企业风险承受能够相对较弱，疫情期间受冲击更为明显。比如疫情期间面临固定成本压力的小微企业占比近60%，这一比例是大中型企业的2倍；小微企业的失业情况，也较大中企业更为严重。“后疫情”时期，小微企业的修复也更为困难；比如截至11月，限额以下企业的零售额增速为3.1%，比限额以上低5.2个百分点、比2019年底低7.4个百分点。 中低收入的劳动群体，受疫情冲击也较大，且收入等修复相对偏慢、抗风险能力偏弱。疫情对线下消费等领域形成持续压制，如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交通运输等，这些行业至今尚未修复至疫情前的水平。同时，这些行业也是中低收入劳动群体较为集中的行业，贡献了30%以上的居民就业；这部分人群受疫情冲击更多、收入修复更慢。例如，农民工在疫情后未再进城务工，部分农民工在返程后甚至又二次返乡，2020年前3个季度外出农民工同比减少384万。 政策“不急转弯”，或指向针对中小微企业等，减税降费、贷款延期之类的阶段性定向支持措施。2020年的托底政策，大多在2020年底前后到期或者使用进度接近尾声，例如，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税减免等政策，在2020年底到期；支持银行给中小微企业贷款的再贷款再贴现、两项直达实体货币政策工具等，多在2021年1季度前后到期。其中，两项直达实体货币政策工具已明确适当延期。 三问：“不急转弯”下，政策搭配和影响？ 从“加”杠杆到“稳”杠杆，是“后疫情”时代政策回归常态的必然。政策托底加码下，实体杠杆率大幅提升，2020年3季度达270%，较2019年底抬升25个百分点，导致债务风险进一步累积、资金利用效率越来越低。2020年前3季度，信用债募资用途中注明“借新还旧”的比例已接近80%，其中钢铁、地产等传统行业超过90%。随着国内经济逐渐修复，政策重心重回调结构、防风险，疫情期间的非常态托底措施“退潮”乃大势所趋，尤其是一些低效率“加”杠杆行为。 财政政策回归常态，必然带来信用的收缩；但市场仍沉浸在非常时期的特殊阶段，对信用“收缩”的认知不足。2020年，信用环境超预期扩张，与政策“加”杠杆行为紧密相关；随着政策逐步回归常态，信用“收缩”通道已经开启。从“加”杠杆到“稳”杠杆，政府行为对信用环境的拉动减弱，及资管新规过渡期到期下非标的加快收缩等，或成为信用“收缩”主要逻辑。2021年，信用“收缩”之年，中性情景下，社融存量增速或回落至10%左右。 信用“收缩”带来的影响或与2018年大为不同，结构分化可能会非常明显。2018年信用“收缩”，对各行业普遍有明显影响，多数行业信托融资和民企债券融资均较上一年大幅收缩。相较之下，2021年信用“收缩”过程中，结构分化可能会非常明显。传统负债模式依赖度高的区域、行业，受到的冲击可能会比较大；而代表转型方向的新兴产业、传统行业中已基本完成出清过程的行业龙头，受到的冲击或非常小。 信用“收缩”背景下，货币流动性环境不宜收紧，甚至可能需要阶段性采取适度宽松的对冲措施。经济仍在修复通道、通胀预期逐步升温，使得货币流动性短期不具备松的条件；但也不适合进一步收紧，最新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强调，“根据宏观形势和市场需要，科学把握货币政策操作的力度、节奏和重点”。同时，信用环境逐步进入“收缩”通道，需要适宜的货币流动性来缓解收缩的负面冲击。此外，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也需要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把握好时度效。 2021年，信用“收缩”或成为市场主逻辑。政策“退潮”、信用“收缩”预期收敛过程中，资金风险偏好或有所回落，进而对股市形成阶段性压制；但不同于以往，行业之间、公司之间的分化或非常明显。对债市而言，信用“收缩”开启时，利率债的左侧时机就已经到来。然而，经济和市场波动性下降、疫情对国内外经济节奏的干扰、机构负债不稳定性等因素，使得左侧操作难度上升；对于负债相对稳定的机构，左侧机会相对较好把握。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 （1）一问：政策“不急转弯”，是“不”转弯？实际上，政策“退潮”，早已有序推进。百年不遇的疫情影响下，2020年的托底政策，是应急之策、并非常态。政府“加”杠杆保护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同时更加注重“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政策托底过程中，资金空转等问题凸显，使得经济活动修复伊始，当局即加大对相关行为的打击力度，政策逐步回归“常态”。 （2）二问：“不急转弯”，不急在哪些地方？疫情冲击较大、尚未有效恢复的领域。全球疫情变化、疫苗进展仍存不确定性，使得政策需留有余地，应对可能变化。部分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中小微企业、中低收入群体等，抗风险能力较弱、资产负债表修复偏慢，尚未恢复正常状态。政策“不急转弯”，或指向针对中小微企业等，减税降费、贷款延期之类的阶段性定向支持措施。 （3）三问：“不急转弯”下，政策搭配和影响？财政退潮、货币对冲，信用“收缩”或成主逻辑。从“加”杠杆到“稳”杠杆，是“后疫情”时代政策回归常态的必然，尤其是低效率“加”杠杆，信用“收缩”已然开始。相应地，货币流动性环境不宜收紧，甚至可能需要阶段性适度宽松来对冲。但信用“收缩”带来的影响，或与2018年大为不同，结构分化会非常明显。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债务风险加速暴露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7月销售整车32.2万辆，同比增长23.2%，延续上半年的增长态势(8月10日摄)。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与蔓延。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既是一场大战，也是一次大考。在这场大战大考中，我国科学防控，精准施策，从逐步恢复生产到全面复工复产，实现经济稳定恢复增长。中国成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显示出我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旺盛的活力。新华社记者 张楠 摄 全球主要经济体唯一正增长 经济总量将迈上百万亿元新台阶 逆风破浪 中国经济迎来里程碑式新跨越 在即将收官的2020年，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总量即将迈上100万亿元新台阶。在疫情大考的特殊之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中国经济经受住了严峻考验，走出一条先抑后扬的“微笑曲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巨大潜能。 2021年，中国经济将阔步迈入新发展阶段。专家表示，明年宏观政策将围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激发并提升内需潜力，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迎来新跨越 经济总量将破百万亿大关 12月11日20：00：02，京东商城诞生全国首单电商平台数字人民币消费。从12月11日20时-12月12日20时，京东场景有近20000笔订单通过数字人民币支付，其中最大单笔线上支付金额超过1万元。这是京东数科12日发布的数字人民币双十二电商平台消费战报。 仅仅一个月前，各大电商平台“双十一”交易额刷新纪录，其中天猫实现成交额4982亿元，京东录得销量2715亿元。无论“双十一”亦或“双十二”，都只是一个引信，真正的爆发性力量，潜藏在加速回暖的中国经济中。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升温趋势仍在延续。11月三大采购经理指数位于年内最高点，实现“九连荣”，市场预期不断增强；11月出口增速高达14.9%，外需市场加快改善；11月金融数据多项指标回暖，狭义货币(M1)再创新高，显示企业活力持续增强。 不断增加的转正指标，超出预期的经济表现，这背后是内需持续回暖，生产加快复苏，新兴动能崛起。 “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走在了全球前列，彰显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旺盛的活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指出。国家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报告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20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复苏速度快于预期，该行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预测的1.8%上调至2.1%。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不断迈上新台阶，预计2020年GDP突破100万亿元，人均GDP已迈入一万美元门槛，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 育新机开新局 政策红利激发强劲动力 回望这一年，中国经济在疫情“大考”下，经受住了各种风险挑战，从重启到复苏，从走出阴霾到重拾活力，经济增速从一季度的“-6.8%”到二季度、三季度的“3.2%”和“4.9%”，走出一条先抑后扬的“微笑曲线”。 特殊之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不过数月时间，中国经济就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交出一份令人民满意、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单。 12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果，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民生得到有力保障，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心力、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不平凡的成绩背后，是不平凡的努力。 今年以来，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加快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增加赤字规模1万亿元，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一揽子对冲政策对稳定经济基本盘形成强大支撑。 牢牢抓住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推进“两新一重”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个部门联合发文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培育新业态、增强新动能的政策举措次第发布。 强化援企稳岗和就业帮扶，全年减税降费超2.5万亿元，推动金融机构全年向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餐饮、旅游等行业企业给予政策支持……一系列聚焦“六稳”“六保”、纾困企业的政策密集落地并取得积极成效。 数据显示，今年前10月，全国共清理拖欠民营和中小企业无分歧欠款近1500亿元，清偿进度超9成。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调查显示，由于供需同步改善，加之惠企纾困政策持续落地显效，中小企业效益状况略有改善。10月中小企业发展指数连续4个月持平或上升，目前已升至今年2月以来最高点。 迈进新阶段 明年经济将持续回升向好 展望2021年，专家表示，宏观政策将围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激发并提升内需潜力，为“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打下良好基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疫情对我国经济产生的短期影响，主要在2020年上半年已显现出来，在疫情防控得到有效控制和强力逆周期调节政策对冲下，经济逐步向潜在产出附近恢复。 在刘向东看来，“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形势下，综合考虑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全球疫情控制的不确定性等影响，2021年中国经济将延续2020年下半年恢复性反弹势头，因较低基数和刺激政策见效落地的影响，全年经济增速有望达到7.0%以上。 “在着力扩大内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将是一个持续回升向好的发展态势。全年增速有望达到8%以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 光大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经济学家高瑞东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一方面，面对日益严峻的外部形势，通过RCEP等一系列自由贸易安排，将有效提高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增强中国同东盟和区域伙伴的一体化水平，服务于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 另一方面，当前国内有效需求仍然不足，制造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恢复相对乏力，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巩固。在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国内供给和国内需求对于经济循环起到主要的支撑作用，明年将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注重需求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记者 孙韶华 班娟娟)
导言：新冠疫情是人类社会进入纸币体系后经历的第一场全球性大疫情。纸币体系下政府所拥有的无限货币创造能力，与中国庞大过剩产能的结合，让经济社会有了快速从疫情冲击中复苏的能力——这是新冠疫情与之前全球大疫情最大的不同。 截止2020年12月22日，新冠肺炎已经在全球累积感染了超过7700万人，并造成了170多万人的死亡。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1918-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之后的全球最大疫情。不过，在疫情肆虐之时，希望也正在增加。全球已经有几款看起来效果不错的疫苗开始接种，并且还有更多的疫苗在研发的过程中。相信全球疫情的受控只是时间问题——尽管何时受控仍然相当不确定。 疫情对全球经济已经造成了伤害——除中国外，全球主要经济体在2020年都会负增长。而由于2021年的疫情状况大概率会好于今年，且2020年留下了较低的基数，2021年全球各国经济增速都会显著快于2020年——这也没什么悬念。但疫情可能对经济造成什么样的长期影响，则是一个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 Jorda、Singh与Taylor三位经济学家在2020年6月完成的一篇文章中【注1】，研究了从14世纪至今共19场人类社会曾经历过的大疫情。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他们以资本回报率为指标研究了疫情对经济的持续影响。他们研究发现，大疫情的爆发会在其后的几十年里持续压低资本回报率。他们将其原因归结为两点：其一是疫情造成的劳动力损失；其二是疫情带来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随之而来的需求的萎靡。显然，Jorda等三人的研究结果让人沮丧——依据他们的结论，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的伤害可能会持续几十年。 不过， Jorda等三人的结论并不能套用到新冠疫情的分析之上。与他们研究的绝大多数疫情不同，新冠疫情发生在医疗条件更好的现代社会，并且发生在“纸币”经济社会中。现代社会更好的医疗条件，以及国家对社会更强的控制力，使得新冠疫情所导致的死亡情况好于之前的多场大疫情。目前，新冠所造成的死亡率大概在2%，低于西班牙流感2.5%至5%的死亡率，与夺走了欧洲1/3人口的“黑死病”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这意味着新冠疫情对全球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会相对较小。 与良好医疗条件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新冠疫情爆发在“纸币”经济社会中。在1971年之前，货币要么由金银这样有内在价值的物品所充当，要么与这些有内在价值的物品挂钩。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人类社会彻底进入了“纸币”时代。所谓“纸币”，是没有内在价值，仅依靠国家（或地区）的强制力而流通的价值符号。人民币也好、美元也罢，本质上都是政府用极低成本印刷出来的纸片（或者是无成本的记账符号）。人们接受他们，只是因为有政府强制力为其背书。所以，“纸币”又被叫做“法定货币”（fiat money）。 “纸币”的使用给了国家无限量发行货币的权力，赋予了国家无限量利用货币扩张来刺激名义总需求的能力。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金本位或其他非纸币的货币体系中，国家的货币发行能力受到自身所拥有黄金或其他物品数量的限制，从而使得国家难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更不存在无限量发行货币的能力。因此，在前纸币社会，面对经济需求萎缩的情况，国家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在Jorda等人研究的19场大疫情中，18场都发生在1971年之前，其数量结论自然反映的是前纸币社会中疫情的长期影响。在前纸币体系时代，面对疫情所造成预防性储蓄动机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支出意愿下降和总需求下降，政府没法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因此，总需求的衰弱会在疫情结束之后持续很长时间。 但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的情况大不一样。在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之后的短短半年时间里（2020年3月至8月），美联储、欧央行和日本央行三大央行联手大量投放基础货币，使三大央行的总资产增加了5万亿美元，增量比同期美欧日GDP的20%还多。央行如此规模的货币增发前所未有，甚至让次贷危机时的“量化宽松”也相形见绌。在美欧日三大央行增发的货币中，有很大一部分流到了三个经济体的政府那里（央行购买国债），并又通过政府财政刺激政策流入了居民和企业手中；此外还有很大部分变成了信贷，也被投放到了实体经济中。 受益于宽松宏观政策对需求的刺激，到2020年11月，尽管疫情仍在美欧日肆虐，这三个经济体的商品零售总额均已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美国的商品零售更是已经比疫情之前高点还多出了6%。美欧日因疫情而来的总需求衰弱期连一年都没有维持到，更不用提几十年了。在这背后，是纸币体系给政府带来的无限量货币发行能力。这样的总需求刺激武器是过去几百年大疫情时期政府所不具备的。 不过，纸币终究是符号，增发货币并不能凭空增加商品。在供给不足的时候，纸币增发只能令物价上升，而无法让实体经济活动更活跃，也无法让（扣除了价格因素后的）真实经济规模扩张。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之所以能让商品零售规模扩张，重要原因是中国产能向他们的输出。 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全球经济长期处在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状况中。其中，又以我国产能过剩的情况尤为严重。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我国疫情防控措施极为有效，很快就基本消除了疫情对生产活动的影响。在全球其他国家产能受疫情影响而低利用率水平运行的时候，我国正常运转的产能支撑了全球商品需求。截止2020年11月，美欧日工业产出水平仍然比疫情之前低5%到10%。在产出疲弱的背景下，他们的商品零售规模却仍然能够超出疫情之前水平，靠的就是中国产品的输入。 于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全球大循环被重建了起来，一如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的情景。在2003年到2008年的这几年中，中国产能与美国需求相互结合，促成了中美两国的共同繁荣。在那段时间里，我国受益于外需的强劲拉动，经济增长持续加速，最终走向“过热”。类似地，在新冠疫情爆发，全球生产活动受损，而全球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同步大幅宽松的环境中，我国产能有了更广阔的市场，我国出口因而显著走强，我国经济在外需拉动下快速复苏。 历史总是在不断重演，所以人们总是在历史中寻找未来的线索。不过，盲目地对照历史，而不注意关键因素的变化，就容易犯刻舟求剑的错误。新冠疫情是人类社会进入纸币体系后经历的第一场全球性大疫情。纸币体系下政府所拥有的无限货币创造能力，与中国庞大过剩产能的结合，让经济社会有了快速从疫情冲击中复苏的能力——这是新冠疫情与之前全球大疫情最大的不同。 因此，全球经济应该不会像Jorda等人所担忧的那样，在新冠疫情之后陷入长达几十年的低资本回报率时期，而应该能够在2021年迎来经济活动的快速复苏，以及资本回报率的明显回升。这意味着全球通胀水平的回升，利率水平的走高。而中国产品向美国的大量输出，意味着中国产能拥有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应该会带来中国产能价值的向上重估。中国产品向美国的输出也会换回美钞，从而推升人民币汇率。在新冠疫情走向终场的过程中，重估中国将是全球资产市场的一大趋势。中国股票价格的上升，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都将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完） 【注1】Jordà， Òscar， Sanjay R． Singh， Alan M． Taylor． 2020． “Longer-Run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andemic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Working Paper 2020-09． https：//doi.org/10.24148/wp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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