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跻身“万亿俱乐部”的城市界定为明星城市,那么GDP突破2万亿大关的,一定算得上是城市中的超级明星。 而今,这样的超级明星又多了一个,那就是苏州。 1月19日,苏州市市长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整个“十三五”时期,苏州GDP年均增长速度预计将达到6.1%,现已迈上2万亿元的新台阶。 2万亿是个什么概念? 根据最新的统计结果,2020年贵州省GDP为1.78万亿元,山西省1.765万亿元,黑龙江1.37万亿元……换句话说,苏州的经济体量比很多省份都要大。 排在苏州前面的城市都有谁呢?答案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和广州——这五个城市当中,上北深广都是笑傲群雄多年的老大哥,直辖市重庆则是西部的龙头。 反观苏州,既不是直辖市,也不是省会,更不是计划单列市,相比之下少了很多政策光环的照耀。然而,即便是没有太多的仰仗,苏州依然从全国数百个城市里脱颖而出,将杭州、武汉、成都、天津等一众明星城市都甩在身后,无愧于“地表最强地级市”的美誉。 苏州凭什么能有今天的成就?我们不妨来做一番讨论。 1 虽然不是省会城市,但在江苏,苏州的风头一点都不逊于南京。 早在300多年前,苏州和南京就开始暗暗较劲了: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江苏”一称问世,其名源于“江宁府”与“苏州府”的首字,江宁府是南京的古称,可见彼时的南京和苏州一字齐肩、携手并进;时至今日,南京虽然贵为省会,但江苏的简称“苏”,仿佛又在不断提醒着人们,苏州的地位举足轻重。 论经济实力,苏州放眼全国都鲜逢敌手:论总量,苏州GDP于2011年突破万亿大关,成为第六个“万亿俱乐部”成员,只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和天津之后,2020年再度成为第六个“两万亿俱乐部”成员;论人口,苏州早在2010年就突破了千万大关;论人均,苏州2019年人均GDP高达 17.9万元,遥遥领先于全国的7.1万元(见图1),如果按照国际标准,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即为初等发达国家,超过3万美元即为中等发达国家,那么苏州的人均GDP(约合2.6万美元)已相当于初等发达国家水准。 苏州经济体量之所以如此庞大,其发达的县域经济可谓居功至伟。2019年,由苏州市代管的昆山、张家港、常熟和太仓四个县级市,联手贡献了苏州1.92万亿GDP中的1.02万亿,占比高达53%;而根据苏州各区最新的政府报告测算,四个县级市在2020年均实现了可观的增长,并仍将贡献整个苏州GDP的53%左右(见下表)。另外,在赛迪顾问发布的《县域经济100强(2020年)榜单》之中,这四个县级市悉数位列前十名;其中,昆山已是连续多年高居榜首,而张家港和常熟也分列第三、五名,足见苏州各区域经济发展之全面,苏州“地级市之王”的江湖地位也得以成就。 除此之外,苏州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现已实现了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达到了52%,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分别达到51%和55.7%,这样的成绩在全国难逢敌手。 在如此特殊的2020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疫情防控的到位自然是直接因素。公开信息显示,苏州是中国十大经济城市中疫情最轻的,虽然常住人口达1000多万,但苏州确诊病例低于90个,治愈率为100%,其他同等人口量级的城市恐怕都做不到这一点。得益于此,苏州经济在短时间内重启,并迅速回暖,这也是苏州2020年多个经济指标能实现逆势上扬的原因。 不过正如前文所说,苏州只是一个地级市,既没有深圳那样的特区优势,也没有南京杭州那样的省级首府的地位,但依旧能稳扎稳打地走出一条颇具特色的“苏州模式”,这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种缺乏先天禀赋、更多依靠后天努力而崛起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我国其他城市更具借鉴意义。 2 总结起来,“苏州模式”的精髓主要有三: 一是拥有以工业为核心的强大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综合国力与社会财富最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命脉,拥有发达的实体经济,对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抵御各种风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说,都具有深远意义;其中,工业又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州,正是这样一个工业大市。改革开放以来,依托自身的区位优势与上海浦东开发的契机,苏州大力吸引外资和台资入驻,以包括苏州工业园区、昆山经济开发区在内的多个产业园区为支点,不断致力于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现如今,苏州已经拥有了35个工业大类,涉及167个工业中类、489个工业小类、16万家工业企业,是我国工业体系最完备的城市之一。从最新发布的数据来看,202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48万亿元,稳居全国前三名;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四大先导产业产值达到了8718亿元。而这些,也成为了苏州经济稳健发展的根基。 二是注重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它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科技的渗透作用放大各生产要素的生产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进而提高社会整体产出实力,并带动整个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苏州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可小觑,前文提到的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分别达到51%和55.7%,就是最有力的佐证。此外,苏州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惊人的3.7%,显著高于全国2.23%的整体水平(2019年数据),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6.5%,登陆科创板的企业数量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三名,无不彰显出苏州的科技创新能力之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工业园区,在仅仅2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出了苏州近1/8的GDP,截至2019年底,这里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1400家,累计培育独角兽及独角兽(培育)企业50家,科技创新型企业6000多家,“国字号”科研院所15家;通过学习新加坡的先进管理经验并持续改进完善,现已形成了“以注重规划先行、突出先行先试、坚持开放创新、强化亲商服务、创新社会治理”为主要内涵的园区经验,以及“引进高层次人才、创办高科技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链式效应,更是连续数年在商务部公布的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评中位列第一,并跻身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行列,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典范案例之一。而这一“园区经验”,与“昆山之路”和“张家港精神”并称为苏州现代化建设的三大法宝,共同为苏州工业乃至整体经济发展贡献着力量。 三是形成了发达的民营经济。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是拉动经济增长、推动转型升级、促进市场化改革、吸纳城乡居民就业的关键力量。而组成民营经济的众多民营企业,又是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的主体,它们经营灵活,效率更高,拥有较强的市场应变能力,追逐利润的动机也极为强烈,对提升区域市场活力来说至关重要。 苏州民营经济的发达,可以从以下数据里得到佐证: (1)2020年上市公司数量144家,稳居全国前五名,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其中有3家入围世界500强; (2)共有26家企业入围“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8家企业入围“2020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上榜企业数双双位居江苏省第一,上榜民营企业500强企业数仅次于杭州,与深圳、无锡并列第二; (3)在“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活动中,苏州得分位居全国第三。 除此之外,苏州发达的民营经济以及众多民营企业还提供了更为灵便、包容、广阔的就业机会,不仅解决了720多万户籍人口的就业问题,还吸纳了350多万外来人口来此谋生,这也反映出,苏州对于外来人口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恒大研究院和智联招聘发布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0》显示,全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00强中,苏州高居第九位。 实体经济+科技创新+民营经济,共同为苏州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内生动力,也为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 3 当然,苏州经济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被诟病得最多的地方,莫过于苏州对于外贸的过度依赖。 回顾历史,外向型经济的崛起和腾飞,在整个苏州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苏州从国外引入先进的资本、技术和管理来为本土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另一方面,苏州又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充分发挥自身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环节的比较优势。 事实证明,外向型经济给苏州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不但加速了苏州的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完备齐全的工业体系,还大大提升了本土产业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典型如苏州工业园区,就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的重要合作项目,还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然而,外向型经济蒸蒸日上的另一面,却是苏州对于外贸和外资形成了较强的依赖,而且愈演愈烈。数据显示,近些年苏州对外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100%(见图2)。 要知道,外向型经济的弊端,恰恰在于受海外政策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如果过度依赖于此,那么经济增长的主动权很难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仅如此,由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长此以往难免会导致本地低附加值行业的不断扩容,既不利于本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增加了自己提高外贸竞争优势、抢占全球价值链上游的难度,甚至还会威胁到自身经济安全。 事实上,这一弊端已经有所显露。近年来,关于“外资撤离苏州”的讨论时常出现在网络之上,从数据上看,自2011年起苏州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累计同比呈现出明显的下滑之势,其中2013~2017年更是表现为负增长(见图3)。虽然2018年以后有复苏迹象,但鉴于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一旦发生贸易摩擦或是单边制裁行为,难免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冲击。这对苏州来说,是个不可忽视的隐患。 正因为如此,经济体量迈上新台阶的苏州,未来更应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尽快摆脱过去以外贸外资为主体的发展阶段,并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施进口替代和外资替代,同时推动外贸结构的优化升级,继而打造经济更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局面。在此过程中,既需要夯实实体经济、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又需要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不断提升经济发展韧性。 而这些,不正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精髓所在吗? 苏州,真的是观察和反思中国经济的最好样本!
江苏省迎来了历史性一刻! 1 1月26日,江苏省省长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2020年,江苏地区生产总值为10.27万亿元,同比增长3.7%——这是继广东之后,全国第二个GDP突破10万亿元的省份,并大幅度领先于排名第三位的山东(7.3万亿元)。 10万亿是个什么概念?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富可敌国。 如果按照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2020年美元兑人民币的平均汇率来计算,江苏省2020年的GDP约为1.49万亿美元。 这一数据放在全球是什么水平? 眼下,2020年世界各国的经济数据尚未完全公布,不过考虑到新冠疫情肆虐海外,其他国家普遍负增长已成为大概率事件。在此,我们不妨采用2019年与2020年的预测数据来加以对比。Wind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与中国高居世界各国经济排行榜前两位,日本、德国、印度、英国紧随其后;韩国、西班牙和澳大利亚分别位列全球第12~14名(见图1)。 可以清晰地看到,江苏2020年的GDP数值超过了2019年的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直追2020年的韩国。如果江苏省有资格参与排名的话,那么它应该处在全球第13位,凌驾于世界180多个国家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江苏经济在2020年并非一路坦途,与其他地区一样,江苏也经历了新冠肺炎的冲击。不过,凭借着超强的社会动员力与执行力,江苏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实现了本土确诊病例零增长,再用不到一个月实现了本土病例全部治愈清零,为复工复产的顺利推进与经济社会运行的重回正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数据显示,江苏2020年第二季度就实现了GDP增速的由负转正,全年更是创下了3.7%的增长幅度,显著高于全国整体水平(见图2),彰显出强大的经济韧性。 不仅如此,江苏还坚持全国“一盘棋”,始终积极参与全国和国际抗疫,在抗疫大局中展现出了名副其实的大省担当,并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在年中时期的雨季,面对严峻复杂的汛情形势,江苏再次展现出众志成城和科学调度的精神风貌,夺取了防汛抗洪、抢险救灾斗争的全面胜利,将财产损失降到了最低。 “苏大强”,果真名不虚传。 2 江苏的经济实力之所以如此雄厚,省内各城市的贡献不容忽视,而“万亿俱乐部”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视角。 所谓“万亿俱乐部”,是指全年GDP达到或者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的城市。虽然“唯GDP论英雄”的时代已渐渐远去,但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硬指标,GDP突破万亿仍然是令许多城市梦寐以求而又倍感荣耀的事情。 与此同时,当一个城市的经济体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不仅在吸引人才、集聚资源以及辐射周边等方面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还将有更多的精力去发展公共服务、交通、环保等民生领域,从而带动整个城市更高质量的发展,这也是“万亿俱乐部”的意义所在。 全国“万亿俱乐部”榜单上都有哪些城市?这里简单做个盘点: 上海、北京、广州分别在2006年、2008年、2010年突破万亿; 2011年,深圳、重庆、天津、苏州跨进万亿行列; 2014年,成都、武汉突破万亿; 2015年,杭州突破万亿; 2016年,南京和青岛超过万亿; 2017年,无锡和长沙突破万亿; 2018年,宁波与郑州携手撞线; 2019年,佛山突破万亿; 2020年,泉州、南通、福州、西安、合肥和济南6座城市成功迈过万亿门槛。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23座城市的经济体量突破万亿,它们个个都是中国经济版图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值得注意的是,这23座城市里,江苏占据4个,分别是苏州、南京、无锡和南通,数量在全国一马当先,比头号经济大省广东还要多。而这四个“万亿俱乐部”成员,各自“身怀绝技”,很好地支撑了江苏全省经济的发展: 苏州,享有“地表最强地级市”的美誉,工业实力雄厚,GDP刚刚迈上2万亿元的新台阶,体量甚至盖过了贵州、山西、黑龙江等省份; 南京,省会城市,坐拥雄厚的科教实力、全面的产业布局与繁荣的消费市场,现已形成了地跨苏皖两省、覆盖8个地级市32个市辖区的南京都市圈,影响力极大; 无锡和南通,都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前者乡镇企业充满活力,后者则背靠上海完成“逆袭”。 更令人称奇的是,除了以上4个“万亿俱乐部”成员外,江苏省内还不乏多点开花的“潜力股”。江苏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经济规模达到5000亿~10000亿元量级的城市有5个,分别是常州(7400.9亿元)、徐州(7151.4亿元)、扬州(5850.1亿元)、盐城(5702.3亿元)和泰州(5133.4亿元)。 相比之下,隔壁的浙江GDP过5000亿元的城市,除去“万亿俱乐部”的杭州和宁波,只有4个,而湖南、湖北、四川、陕西、吉林等诸多省份,更是有着极为明显的“一城独大”特征。 不仅如此,江苏还拥有实力雄厚且令其他省份艳羡不已的县域经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20)》,在全国百强县的排行榜单中,江苏占据其中的23个席位,全国十强县中更是独占6席,其中昆山、江阴、张家港和常熟牢牢霸占了榜单的前四位,足以佐证江苏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笑傲全国各省。 “多极驱动+县域支持”的经济发展格局,赋予了江苏经济强大的增长动力,也是江苏经济的可怕之处。 3 当然,江苏经济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被讨论得最多的地方,莫过于省内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均衡。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一直以来,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地区的发展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2019年各城市数据来看,苏南五市(苏州、南京、无锡、常州、镇江)的经济总量占全省GDP的比重高达57%,而苏中和苏北的八个城市只占有43%;从城市来看,苏北的宿迁在全省经济排名中垫底,其2019年的GDP尚不及苏州的1/6;从人均GDP来看,2019年苏南、苏中和苏北同样差距悬殊。此外,在人才吸引力、政策倾斜、企业活力、工业总产值、科教资源等诸多方面,苏南地区也明显占据优势。 以上种种无不反映出,江苏省经济实力的强大,更多是依靠苏南地区的引领,而苏中和苏北地区相对要落后得多。 然而,若是换个角度来看,区域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恰恰可以作为推动江苏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禀赋。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一般逻辑,伴随着发达城市经济增速的放缓与市场的逐渐饱和,反倒是那些相对落后的区域更有可能利用后发优势进入高速增长期,典型例证就是近些年我国中西部地区省份的GDP增速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这也意味着,今天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苏中与苏北,明天很有可能会成为推动江苏经济持续发展新的动力引擎。 在接下来的“十四五”期间,苏中和苏北会强势崛起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2020年,尽管经历了新冠肺炎突袭带来的短暂停滞,中国经济仍然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这一年,中国GDP首次超越100万亿元,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到综合国力都跃上一个新的大台阶。水大鱼大。中国城市GDP“万亿俱乐部”也在2020年实现了历史性的扩容。各个地方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2020年泉州、福州、西安、南通、合肥、济南的经济总量均已突破了10000亿人民币。这意味着,此前只有17名成员的中国城市GDP“万亿俱乐部”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不仅成员数突破了20个,晋级数量也实现了历史新高——超越了2011年由深圳、天津、苏州、重庆创造的最多4个城市一起“撞线”的辉煌。不过有些令人惋惜的是,2019年在“万亿俱乐部”候补城市中经济总量排名靠前的东莞并未能达到万亿。日前媒体报道,广东省人大代表、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肖亚非在参加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十三五”期间,东莞GDP从6000多亿增至9650亿,年平均增速超过6.5%。广东省省情调查决策咨询专家、暨南大学教授胡刚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从2010年开始,东莞的产业已经逐步成功转型,最近几年发展比较快。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2020年增速较慢是一个例外。2021年,如果国家整体疫情控制较好,复工复产快速推进,东莞很有可能跻身“万亿俱乐部”。历史性大扩容最近,多个城市公布了2020年的GDP数据。其中,福建省首次有了两座GDP总量突破万亿的城市,泉州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158.66亿元,福州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020.2亿元。江苏省南通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036.3亿元,安徽省合肥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045.72亿元,这意味着,长三角地区的GDP万亿城市从6个增加到了8个。而北方也有两座城市晋级,分别是陕西省的省会西安和山东省的省会济南:西安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0020.39亿元,济南地区生产总值为10140.91亿元。而山东也在2016年青岛跨过万亿GDP大关后,时隔4年在“万亿俱乐部”中拥有了第二个位置。分区域来看,长三角仍是万亿GDP城市最多的地区,有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宁波、南通、合肥8个,在全部的万亿GDP城市中占据三分之一。而京津冀仅有北京、天津两座直辖市GDP破万亿,并且已经有十年未出现有力争夺者。河北省GDP最高的城市为唐山,2019全市GDP为 6890亿元。粤港澳大湾区则有广州、深圳和佛山三座城市跻身“万亿俱乐部”,其中佛山是2019年新近晋级的。由于2020年首次有7个城市同时接近撞线,今年“万亿俱乐部”的竞争格外引人关注。2020年12月28日出版的《安徽日报》文章《“链长”护航创新发展的“合肥力量”》写道,合肥2020年生产总值跻身“万亿城市俱乐部”之列。起初,这篇文章被外界认为是“官宣”破万亿的表态,不过很快合肥官方就对此予以了否认。合肥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2020年GDP要等2021年元月中下旬才能核算出来。对于合肥经济而言,既要力争量的合理增长,也要力争质的稳步提升,过万亿固然重要,发展要高质量才最为关键。不过最终,合肥还是成功“过线”,成为“万亿俱乐部”的一员。东莞为何还差“临门一脚”?而备受瞩目的新贵东莞,却成为此次距离“万亿俱乐部”唯一差了“临门一脚”的城市。事实上,东莞近几年间确实创造了惊人的成长速度。从2010年的4246.45亿到2020年的9650亿,十年间经济总量翻了一倍多,尤其在“十三五”期间,东莞的年平均增速超过6.5%。在第四次经济普查后,东莞2018年生产总值被修订后为8818.11亿元,比初步核算数还增加539.51亿元,增幅为6.5%。尤其是在华为研发中心搬到东莞松山湖后,为原本以外贸代工为主、具备完整产业链条的东莞注入了高端制造业,包括蓝思科技、歌尔智能、中软国际等上下游企业也同时被吸引到了这里。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东莞在2018年一跃进入全国经济竞争力前十名。2019年虽然排名下降,但仍然保持在全国前20名当中。胡刚认为,2020年东莞之所以增速放缓,主要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双重影响。作为广东省第二大外贸出口城市,东莞的外贸数据未能实现由负转正。根据东莞市统计局公布的信息,1-12月东莞市进出口总额为12038.5亿元,同比下降3.2%,其中出口总额为7486.1亿元,也下降了3.2%。不过,无论东莞还是整个广东省,都在全力稳住外贸基本盘,并实现高质量发展。2020年10月,东莞发布了被称为“452外经贸振兴计划”的《关于推进外经贸高质量发展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积极作用的意见》,将通过重点开展“东莞制造”品牌提升行动、出口产品转内销三年行动等六大行动计划,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复工复产不断推进,2021年东莞有希望进入万亿,这是迟早的事情。”胡刚说。十强城市门槛提升除了“万亿俱乐部”扩容以外,“2万亿俱乐部”也有新成员加入。长三角的工业大市苏州以20170.5亿元的经济总量成功升级,和深圳、重庆、广州一起,组成“2万亿俱乐部”四巨头。这一成绩殊为难得。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给整个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强烈冲击,特别是第一季度,GDP下降了6.5%,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低。不过,在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下,从第二季度开始经济出现了“V”字反弹,到第四季度回归了增长,最终全年以2.3%的增速收尾,更是成为新冠肺炎大流行一年以来,全球唯一一个经济正增长的国家。“我国经济在极不平凡之年取得了极不平凡的成就,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而城市经济实力的提升,既是宏观经济增长的动力,又是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重要体现。早在10年前,经济学家张五常就提出,地方政府的竞争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奥秘”。未来,这一竞争将更加激烈。目前,中国GDP十强城市中,上海和北京已经迈入“3万亿俱乐部”,直逼4万亿大关。深圳2020年GDP为2.8万亿,也是“3万亿俱乐部”的后备军。再加上重庆、广州、苏州,中国经济前6名的城市GDP都已经突破了两万亿。7-10名之间,成都GDP为17716.7亿元,成为下一个有望冲击“2万亿俱乐部”的城市。武汉尽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经历了76天封城,但仍然创造了15616.1亿元经济生产总值,列全国第8名。杭州和南京还未公布最终的GDP核算数据,预计数据在1.5万亿和1.48万亿。这意味着,在过去五六年的时间里,中国GDP十强城市的“门槛”已经从1万亿提升到了1.5万亿左右。
2020年中国GDP增长破100万亿的事实,很快有了另外一种解读方式。2020年,到目前的统计为止,全国已经有了23个万亿GDP城市,简单加总,就超过了100万亿总GDP的四分之一,甚至接近了三分之一。中心城市,都市圈,以及新兴的万亿GDP城市,正是撑起中国经济的增长极。根据陆续揭晓的各地2020年经济成绩单,目前已经有6座城市宣布GDP首次突破万亿大关,分别是福州、泉州、南通、合肥、西安和济南,这个数字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而在2019年,“万亿俱乐部”城市的“会员”数还只是17个。可以看一下这些城市的“入会”时间:2006年上海,2008年北京,2010年广州,2011年深圳、天津、苏州、重庆,2014年武汉、成都,2015年杭州,2016年南京、青岛,2017年无锡、长沙,2018年宁波、郑州,2019年佛山。虽然2020年总GDP全年同比增长不过2.3%,但万亿GDP城市从17到23的增长却显然更为突出。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GDP的增长,我们不再简单分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而是围绕着新兴城镇化的新格局来看待。“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的实现,关键是要构建新发展格局,而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又在于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要解决各类“卡脖子”和瓶颈问题,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着力打通堵点,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实现供求动态均衡。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越来越热闹的万亿GDP城市俱乐部,将起到明显的核心作用——先以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牵头,打通小堵点,完成小循环;然后再全国一盘棋,打通大堵点,实现大循环;最终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就是要形成一批新增长极,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以这些万亿GDP城市形成的都市圈为抓手,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等机制,优化区域分工,深化区域合作,更好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共同发展。建设现代化都市圈,除了形成一批新的增长极,还让中国的城市群具备了和全球大城市群一较高下的竞争力。在新增了合肥和南通之后,长三角的万亿GDP城市已经达到了8个,根据复旦大学吴波教授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的分析,长三角城市群,在人口规模和地域面积上,远远超过了世界前五大城市群,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五大城市群的人口规模都不到一亿,地域面积也远小于长三角城市群。这样的一个超大规模的城市群,不仅是国内大循环的基础,更是国际大循环的基础。根据《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目标就是培育一个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极,到2030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而在国际大循环的开放领域,该规划提出了大力吸引外资,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区等等。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去年底曾经发表署名文章,详解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内涵及其实施路径。其中就阐述了,要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形成一批新增长极。并且,刘鹤还进一步强调,国内大循环绝不是自我封闭、自给自足,也不是各地区的小循环,更不可能什么都自己做,放弃国际分工与合作。要坚持开放合作的双循环,通过强化开放合作,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经济联系互动,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围绕着阵容越来越大的万亿GDP城市,建设一批现代都市圈,这些都市圈,不仅是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增长极,更是国际大循环的桥头堡。
很多历史性的跨越,事后看来,更多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但是,中国GDP突破100万亿元,我们绝不能这样简单去理解。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全年同比增长2.3%,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国家。也许你会认为,如果没有新冠疫情干扰,全年经济增长远不止2.3%,100万亿的GDP,照样是轻松一跃。可事实上,这轻轻一跃,就是那么不轻松,这样的成绩,来得并不容易,不能因为结果上的唾手可得,就忽视了过程的艰难不易。GDP破百万亿意味着什么?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的回答,简单明确,“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又跃上一个新的大台阶。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如果加深一点,对宁吉喆这番话的理解,可以换一种说法,GDP破百万亿意味着,我们有了一个更好更坚实的基础,意味着我们要继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今天,GDP破百万亿;明天,人均GDP可以迈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后天,GDP总量还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任何数量上的增长,都不能离开一个更有意义的目标,那就是高质量的发展。高质量发展,不是意味着一个单纯的GDP数字,更意味着,经济增长结构的优化,人均GDP的可持续增长,人民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自然环境的优化,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高质量发展,是进入新阶段、新征程之后的新目标。高质量发展,首先应该是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中国经济而言,就是要在保证高效投资和合理进出口顺差水平的情况下,做大消费,做大国内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但是,要提高消费,并不容易,在2020年GDP破百万亿的情况下,国内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3.9%,全年负增长,这当然也是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所致。按照宁吉喆的说法,尽管全年消费增长为负,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季回升,三四季度增速已转正,并且接近前几年正常水平,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达54.3%,高于资本形成总额11.2个百分点,为近年来最高水平,“消费仍然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尽管如此,未来如何激发消费潜力,应该会是一个长期的课题。对于今年,甚至以后很多年来说,寄望于出口如此强劲是不现实的,要把消费增长放在第一位。要真正持续促进消费,就必须激活国内的超大规模市场,要激活一个国内大市场,当下最关键的,还是要打通国内大循环中的堵点和难点。最近,有经济学家提出了国内要素市场中还存在的很多结构性的障碍或堵点。比如,在金融市场上,实体经济中的农户和民营的中小微型企业,税收占全国50%,GDP占70%,就业占到80%以上,但他们的金融需求得不到很好满足;比如,在劳动力市场上,还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让人才合理流动;比如,要解决高房价问题,让房价回归“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再比如,在土地市场上,要落实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增加土地供给。应该说,这些堵点和难点,都和促进消费息息相关,尤其房住不炒,如果居民储蓄都去加杠杆炒房,如何促进消费?总之,高质量发展是长远之计,是双循环的核心,尤其是以国内大市场大循环为主的核心,而建立一个国内大市场,促进国内大消费,则是核心中的核心。GDP破百万亿,轻轻一跃,只是一个新起点。
最近的经济数据,相信市场对中国经济复苏已经没有分歧了。而且和国内疫情刚得到控制时,也就是3-4月份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是,经济似乎没有靠政策驱动,也没有依靠房地产。7月以后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内生性力量,如果用钢价来佐证,可以发现卷板表现明显强于螺纹,可见制造业(比如汽车和家电)才是三季度以来支撑经济复苏的主力。 从三季度开始,出口一直很强劲,中国是全球唯一在正常生产的国家,以至于集装箱飘到海外都回不来。即使往后看,全球大放水后流动性充裕,宽松也很难退出,加之发展中国家大面积接种疫苗要滞后于发达国家,海外供需缺口还会拉动中国的出口。 出口好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订单多了,甚至现有产能都满足不了需要时,就有动力去做技改和扩产能。出口产业链和制造业投资又会向就业传导,就业改善后,进而带动更广谱的消费。 这些在统计数据上,也有很明显体现。11月出口同比高达21.1%,对美出口甚至冲到了40%以上,11月制造业投资大幅上扬,累计增速从-5.3%回升到-3.5%,单月增速更是从3.7%飙升到12.5%。名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从10月的4.3%提高到5.0%,考虑到消费品在通缩,剔除掉物价因素后,实际社消增速是从4.6%回升到6.1%的,这要比疫情前的水平还要高。 即使中国率先控制住了疫情,就业也不能说完全没压力,毕竟一些线下的文旅和服务消费至多也就恢复到去年的8成左右,比如有媒体报道乌镇出现了农民工提前返乡,说明旅游业还是不景气的。但是,看城镇调查失业率的数据,失业率从4月的高点6.0%一路降到11月的5.2%,和去年的水平差不多了。 要知道,就业问题在“六保”和“六稳”里,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回到了正常水平,说明在出口和相关产业链投资的推动下,经济恢复得确实还算不错。 经济内生性复苏,和政策刺激需求的副作用是不一样的。以往的需求刺激,基本是围绕房地产-基建的产业链来做的。 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房地产-基建产业链,其实所谓房地产-基建产业链指的就是大家通常说的“走老路”。 为了对冲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默许了地方政府通过企业(城投)大规模举债发展经济的权限。以土地作为抵押品,抵押给银行换取融资发展基建,形成土地抵押-信用创造-基建改善-土地价格上涨-更多的土地抵押融资的闭环。 这个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刺激确实是很明显的,但副作用同样也很大。 最突出的肯定是高杠杆率。房价上涨,让贷款买房的人,需要加更多的杠杆。房价涨还会带动地价涨,地方政府有了土地这个抵押品,在地方官员GDP竞争的机制下,容易导致地方债务扩张。 所以,以往每一次需求刺激后,都会看到宏观杠杆率的上升。这让经济抵御外生冲击的能力越来越弱,信用风险和经济周期的关联度上升,增加了金融体系的风险敞口。在易纲行长11月发表的央行政策研究论文《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中,也指出“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金融资产风险向银行部门集中”。 买房是中国普通家庭最重要的支出,但房价并没有直接进入CPI统计里。过去十几年里中国房价这么涨,而且比大多数人的工资涨幅更大,把房价考虑进去后的广义通胀率,要比所公布的物价指标高得多了。在高房价面前,不少人的幸福感并没有跟随名义收入上涨而提高。周小川行长近期关于通胀的文章,也提到了这些问题。 以房地产-基建产业链为主的增长模式还有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融资端需要刚兑才能滚动下去。因为地方的项目很多都是公益性的,不能说公益性项目没什么用,公益性项目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对降低企业要素成本是不能忽视的,但是公益性项目没有明面上的现金流,这些项目要获得融资就只能刚兑,靠政府的信用背书。 但问题是每次杠杆率上升后,债务规模和偿债压力增加,投资人所承担的信用风险是扩大的,尤其是经济处于下行周期的时候。要是打破刚兑,比如11月的高评级国企债券超预期违约,很容易让风险扩散,如果政策干预不及时,甚至有可能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避免系统性风险,就得延缓出清,不能让信用风险在纯市场力量下真实暴露。但刚兑不打破的话,一是要素很难市场化流动,投资者永远偏好城投、国企,民企在资本市场尤其在信用债市场很难融资;二是刚兑导致长期资金被无风险高收益产品分流,动不动就有两位数的无风险回报的产品存在,长钱怎么可能投入到资本市场?“刚兑不破,资本市场不兴”的说法,其实也有些道理。 老马不能拉新车,围绕土地产业链再来做文章,已经难以为继续了。目前经济内生性动力恢复得还可以,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是被削弱的,短期放松地产调控和地方债务监管几乎不可能。 政策释放的信号也是如此。12月政治局会议首提“需求侧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然提的是“需求侧管理”,但在具体部署上,和以往有很大不同。比如在促进消费方面,指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结构这些,而且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再比如投资方面,更加注重投资的效率,典型的如避免新兴产业重复建设等。 可见,再走老路的可能性非常小了。 今年一季度疫情发生后,货币环境明显转松,保市场主体目标下加大了对实体的信贷投放。社融和M2的同比增速都明显回升,加上今年GDP同比低于往年,结果是社融同比和名义GDP同比之间的缺口明显走阔。今年前三季度宏观杠杆率上升了近25个点,升到了270%,上升幅度仅次于2009年四万亿时期。 现在由于经济复苏,尤其是经济内生性动力在恢复的时候,货币和信贷政策回归常态是必然的。 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我们可以平滑这两年名义GDP的波动,仅考虑分子的波动,来测算杠杆率合意的水平,以及背后对应的社融增速。 2017年开始大力去杠杆,假设2017年到2019年这段时间的杠杆,是中央认可的保持宏观杠杆率稳定的杠杆。这三年,分子也就是债务增速平均在11.5%左右,那么我们以这个增速做线性外推,假设明年的债务增速也在11.5%左右的水平,根据稳定的社融和债务增速关系,可以测算出社融大约在11%左右,杠杆率大约在263%左右。 按11%的增速计算,2021年社融增量,相比于今年差不多少了2万亿。这有哪些影响呢? 首先,需要关注明年信贷到期的压力。由于疫情冲击,上半年央行对小微企业是有明显的结构性货币宽松支持的,有4.7万亿的到期贷款本息被延后偿还。到了2021年,这些被延期还本付息的贷款,一部分可能就需要偿还了。这会对信贷产生收缩效应,具体规模要看明年需还本付息的比率,以及经济内生动力恢复后的增量融资需求到底有多强。 其次,政府债券新增规模将有所下降,不过堵了偏门就要开个正门,这块下降的规模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 今年1-11月,公共财政收入17万亿,公共财政支出21万亿,缺口3.8万亿,跟今年安排的预算赤字3.76万亿差不多。但如果再加上《关于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里面提到的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3万亿元,今年安排的财政赤字很有可能用不完。如果明年的财政赤字率降到3%,对应的赤字规模为3.46万亿,和今年相比少了3000亿。 专项债方面,今年前11个月政府性基金收入7.27万亿,支出9.56万亿,两者缺口2.29万亿,和新增专项债额度3.75万亿相比少了1.46万亿。而今年的新增专项债额度基本用完了,政府性基金没花出去的钱可能被用来平衡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但和今年的3.75万亿相比,明年新增专项债额度可能不会有大的缩量。一方面,2021年估计还得用政府性基金账户的盈余来调节财政赤字。另一方面,压降影子银行后,地方政府融资的偏门被堵了,需要开正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了,政策“不急转弯”。 所以,我们预计2021年新增专项债额度在3.5万亿。尽管规模尚可,但缓解企业信用风险的作用有限,专项债的性质主要对的是项目,专款专用,能直接出钱来维持刚兑的部分有限。 最后,影子银行规模将持续压降,这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政策“不急转弯”不代表“不转弯”,转弯是目的,急不急是方式,转弯的方向没有变化。我们认为明年大概率政策压降的主要部分就在影子银行。 其实今年影子银行的规模就已经在压缩了,银保监会相关领导在11月份的会议上,表示当时的影子银行规模,和历史峰值相比压降了约20万亿。据此可以推算出,今年前11个月影子银行压降的规模在4万亿左右。 另外就是融资类信托规模还将压降,去年年底融资类信托规模大约在5.8万亿,今年高点到了6.4万亿,三季度末是5.9万亿,如果按照媒体报道的全年要压降1万亿目标,四季度融资类信托要压1.1万亿。 保守估计,明年信托贷款项将减少1万亿。 更重要的是,明年是资管新规过渡期的最后一年,先不考虑老产品是否能存续更长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明年年底后新的产品是净值型的,期限匹配的压力会增大。净值型的产品更注重流动性管理,对流动性不好的一些非标以及长久期、低评级信用债的配置力度会明显削弱。 2017年11月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出来后,2018年就出现了不少城投、民企债再融资困难的状况。因为产品改为净值型后,银行理财都往现金管理型产品转型,加上同业去杠杆导致央行释放的流动性无法通过大行传递到风险较高的非银机构,所以也没有资金去配置低评级和长久期城投和民企的债券。 当时企业自救的方式主要是结构化产品发行,但永煤事件也暴露出该模式的一些问题,结构化产品新增明年难度也会比较大。所以,对部分非标以及长久期、低评级的发行人来说,可能会碰到和2018年类似的融资环境。 除了堵房地产-基建产业链的融资渠道,估计还会堵房地产-基建的融资需求。因为融资需求不堵住,可能会有新的融资工具被创造出来满足上述主体的融资需求。治标还需治本,还需要压降房地产-基建产业链的融资需求。 今年出台的“345”新规,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行为做出了较大限制。根据这一新规,即使房企满足所有条件,其有息负债规模增速也不能超过15%。而我们计算得知,上市资产规模前50的房企,过去3年里的平均有息债务增速在18%左右。 使用2020年三季报的数据,发现大部分上市房企都不能同时满足三条红线的要求。资产规模前30的房企中,仅有1家满足了三条监管要求,有2/3的房企至少有2点不能满足监管要求。这意味着大部分房企的有息债务增速不会超过10%,这一增速明显低于过去几年的有息负债增速,可以预见2021年房企的外部融资会受到明显限制。 地方隐性债务监管,城投平台的融资需求也会下降。经济内生性动力强了之后,对平台融资的监管易紧难松。刘昆部长近期发表的《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中,释放了严监管信号,比如要求绝不允许通过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目、铺新摊子,要求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剥离其政府融资功能,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严禁向地方政府违规提供融资或配合地方政府变相举债等。 经济内生动能对应的制造业融资需求会回升,再叠加政策对制造业投资的金融支持,制造业投融资需求回升将成为明年支撑社融的主要推动力。在这一背景下,政策会去堵偏门,部分中低评级城投和产业债再融资压力会比较大。 2021年企业部门的付息规模增加,对债务滚动的诉求上升。我们定量测算了一下2016年到2021年,企业部门的付息压力,包括信用债、银行贷款和非标这三类,它们是目前企业最主要的债务融资来源。 具体来说,统计的信用债包括企业债、公司债、中票、定向工具和资产支持证券这五类。没有将短融统计进去,主要是因为短融尤其是超短融,可能在当年发行、当年到期,对测算结果有比较大的扰动。银行贷款就是平时所说的企事业单位贷款。非标统计了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这三类。 计算发现,这几年企业付息规模逐年攀升。明年需要付的利息高达8万亿,相比于今年增加了4000亿。 综合来看,2021年可能是顺周期经济动能继续复苏和信用风险释放叠加的一年。明年信用收缩整体压力也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政策退出是渐进的,还有顺周期的推动力量,但问题在于结构,在顺周期动能崛起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上游价格不断上涨,这会传导到下游,形成通胀压力(CPI的口径明显低估了通胀)。正如前文所讲到的,未来社融压降更多是结构上的,以压降影子银行新增融资规模为主。 影子银行的崛起很大程度上缘于表内对房地产-基建产业链的融资限制,表内融资被约束了但融资需求还在,所以这部分融资需求以利率市场化为名转到了银行表外,以银行理财资金池和信托、资管等通道承接。而且,随着表外规模的持续扩大,更多的区县一级的(行政级别相对较低)的城投、房企和产能过剩获得了融资,融资主体的评级还是不断下沉的。 我们看到2013年和2014年,有债项评级的新发信用债中,债券评级为AA和更低的占比,都接近六成。2015年和2016年占比虽有所下降,但依然在四成以上。 2017年和2018年金融去杠杆的时候,其实不少中低评级的城投压力就已经很大了,但由于当时有棚改货币化安置,三、四、五线房地产当时行情好,地价上涨对三、四、五线城市的城投、产能过剩偿还有保障。而且当时还有结构化产品融资,明年这块的新增是会控制的,资管新规整改期到了后,新产品也要符合净值型要求了。 尽管如此,去杠杆政策对企业融资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个是低评级信用债发行越来越困难了,债项评级为AA及以下的占比,从2014年的59.4%,一路下滑到今年的17.2%。另一个是长期限信用债的发行难度上升,3年期以上的新发信用债占比,从2016年的41.4%降到今年的28.3%。 换句话说,2018年以后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信用分层。投资者喜欢AA+以上的评级,喜欢3年以下的信用债,久期长的、评级低的债要么卖不出去,要么只能找风险偏好高的玩家,AA以下和长久期的债一直都在被挤出债券市场。 明年的问题在于,评级挤泡沫后,有更多的企业发行人可能会出现评级下调的风险,而在相对偏严的监管环境下,不太可能再出现类似结构化产品融资的模式来救场。因此,AA以下和长久期发行人很难找到债务滚动资金。 虽然经济是复苏的,但顺周期复苏呈现出更多的结构分化的特征。比如尽管顺周期的经济动能是恢复的,但由于顺周期的经济动能根源于出口,出口产业多聚集于沿海和少部分内陆地区,他们的财政收入恢复会好一些,而多数省份的财政收入恢复的状况可能会低于预期,经济恢复和财政收入的好转更多呈现出结构性特征。 而且房地产市场的恢复也呈现出结构性特征,而卖地收入又是地方财政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注意到今年以来,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上涨压力是存在的,30城市的数据也体现出一线城市房地产销售的同比增速要远高于二、三线城市。这可能与上市公司数量多集中在一线城市有关,股票市场上涨的财富效应对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支撑要更强一些。 因此,这些过去依赖影子银行融资、依赖土地价格上涨偿债的融资主体,明年确实会遇到比较大的债务偿还压力。从债券投资者的角度来说,相较于利率风险,信用风险可能是更需要关注和防范的。 未来大概率会出现明显的信用分层。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和企业之间,都会这样。还款能力和兑付意识强的,会因为市场对安全性的追逐,信用利差可能被压得更低。反之,信用利差可能会明显走阔。 信用风险的释放搞不好刚兑就顺带打破了。刚兑打破这事从长期来看有利于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对经济转型有利,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经济转型不得不走的一步。但如果弄出较大的金融风险肯定也得不偿失。因此,即使刚兑打破,政策层面也会切断风险传导机制,尽量把风险控制在一个较窄的局部范围以内。 即使刚兑真的打破,全局的风险暴露概率比较低,可能还是会锁定在特定地区和特地标的物上,比如非标、非公开、私募债等,也很难排除部分AA及以下的发行人。 对市场和金融机构来说,其实也是风险和机遇并存,也没有必要太悲观。 首先,对民企债一刀切的问题可能有所缓和。最近一两年,一直在强调要让要素市场化流动,但在债券市场上,并没有这样做,大多数时候还是根据发行人的属性来做策略的。 有序打破刚兑,才能减少“信仰”在做投资决策中的分量,更加关注企业自身的基本面。对民企债来说,这未尝不是个机遇,优质民企发行人可能得到投资人更多的关注。从投研的角度来说,也能让大家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基本面研究。 其次,对资本市场来说是好事。过去,在刚兑结构下,很多理财动辄就两位数回报,而且完全没有风险溢价。这样的话,长期资金怎么可能对资本市场感兴趣。传统增长模式高度依赖土地这个金融加速器,房子只涨不跌,居民财富也更愿意配置在房地产里。 一旦刚兑体系被动摇后,才有可能有真正的长钱进入资本市场。其实在这次永煤事件后,不少投资者就已经开始抱怨信用债跌起来真有可能比股票还狠,所以更多地关注权益和固收+的投资机会。如果后续高收益的金融产品有了风险溢价,肯定会推动居民资产搬家到资本市场上。 最后,风险对冲型基金将迎来空前的发展机遇。过去有这么多无风险刚兑且高收益的资产,对冲类产品的吸引力就没那么强了。很多时候再怎么努力,收益还比不上一个刚兑的信托产品。 刚兑的无风险、高收益资产少了后,稳健型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将更多的考虑风险对冲型产品,能够为投资者实现稳健回报、回撤较少的资管产品,将有很大的蓝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