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美国那边算是顺利的交接班，78岁的登哥上岗再就业，这也就意味着他之前公布的1.9万亿的刺激经济法案，也叫作美国营救计划，将要开始实施。这1.9万亿美元当中，直接发给美国家庭的就高达1万亿，此外的4000亿用于抗击疫情，4400为小企业和地方政府提供援助。那么问题来了，登哥这笔钱谁出呢？答案是美联储负责印刷，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也突破了7.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联储负责把钱整出来，然后去买美国国债，相当于钱借给了政府。政府借来这些钱，再去搞经济刺激。 这笔钱可着实的不少，当年次贷危机酿成全球金融风暴，那会布什政府一开始也只拿出了8000亿美元，后来经过4轮的量化宽松，持续了4年之久，总共才释放出来了2.85万亿美元，而这次疫情一开始，这才一年时间，美国前前后后就释放了7万亿美元出来。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逼近28万亿美元，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00%，美国政府现在已经是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了，28万亿美元啥概念，如果按照正常的国债利率，10年期3%计算的话，一年他光利息支出就要8400亿，而美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才3.46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他一年的收入的四分之一，全都要拿去还利息了。所以导致钱根本就不够花，每年债务都会扩大，2020年的疫情，让他更是一下就花冒了，于是只能继续扩大债务。市场上也没那么多钱，所以就只能让美联储印美元出来。数据显示历史上21%的美元，都来自于2020年。 看到美国这么印钱，全世界都慌了，因为所有的商品和货币基本都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国拼命印钱，对于我们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观点就认为，美元大量被印出来之后，必然形成全球大通胀。所以很多经济学家建议大家去买黄金，买房子，买股票。美元贬值之后，钱就不值钱了。拿着货币的人必然受损。更有甚者举了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的恶性通胀的例子，吓唬大家，提出了万物暴涨时代开启。 但真的会是这样吗？美元好歹是世界货币，金融和科技就是他的倚天剑和屠龙刀，他拥有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他就永远可以薅世界其他国家羊毛，所以信用很关键，美国人算是搞金融的祖宗级选手了，咱们延禧宫的女人们还在争风吃醋的时候，人家已经开启了现代金融之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是，乾隆57年纽交所就已经成立了。同治皇帝还没死于天花，高盛就成立了。所以这帮人插上尾巴比猴还精，你中国的自媒体都看的出来的事，他们自己看不出来。怎么可能？美联储以及全球央行心里都有一杆秤，这其实就是一个公式， 货币供给X货币流通速度=物价X总产出。 这其中美联储能控制的是货币供给，那边他肉眼可见的就是物价水平，而总产出几乎是稳定增长，不会出现大的变化。所以他之所以敢放水，就是因为物价并没有起来，美国核心物价PCE基本上还停留在0值的水平，所以现在他面临的问题依旧是通缩，而不是通胀。即便拿普通的CPI数据来看，美国当前也就只有1%出头，也是同样的结论。所以说明什么？说明尽管货币供给投放了很多，但是因为货币流通速度大幅下降，所以世界经济中的货币总量并不多，以至于在总产出不变的情况下，物价几乎没变。 有人说不对吧，你看大宗商品，铜铝锌锡，包括石油不都在涨价吗？确实如此，但那是因为前几年他们跌的太多了，现在只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水平而已。或者说，这正是美联储要的效果，他就是要通过增加货币供给，对冲货币乘数下降，提升价格，从而让经济不至于陷入通缩和大萧条，等大家信心恢复之后，物价开始明显上升，就说明货币流通速度开始逐渐恢复了，到时候他那边再逐渐降低货币供给，让经济恢复平衡。这就是央行宏观调控，货币对冲的秘密。所以货币不但能放，还能收，而标准就在于物价这端，物价没有明显上涨，担心通胀不如先担心通缩。 所以老齐并不认为，这次美联储的超级印钞，会引发巨大的通胀，因为大的经济周期并没有到，只是小周期因为要补库存而上升。真正的资本支出周期还在形成压制，大家还都在压缩产能，比如美债收益率现在还是1%左右，依旧没有回到3%的正常值，也就是说，资金虽然很多，但是需求并没有那么多，虽然也在恢复，但离恢复正常还差的很远。所以大家放心，美国是不可能放弃美元信用的，别看他现在玩命印钞票，但是他依旧有把握，让风险可控。反而是资产端，现在大家的预期过于强烈，美股和A股已经都不便宜了， 黄金更是之前涨的太高，美国的房地产可能还好，但中国的房地产已经是史诗级的泡沫了，所以老齐提醒大家，未来不会发生大通胀，这种通胀也不会使你变穷，相反这个时间点去乱投资，买入高估的所谓核心资产，最后可能会让你损失惨重。别忘了2007年之痛！所以我们务必要清醒，不能为了戒烟而去吸毒。孰轻孰重自己心里要有数。 今年别看市场涨的这么好，全都是资金推动的，如果再这么涨的话，就已经进入了情绪驱动阶段，也就是说，牛市下半场的最后阶段即将来临。这个阶段可能会很疯狂，但都属于是脱离价值的末日狂欢。我们可以表面上跟着疯一段，但是内心一定要清楚，也就是说别人都在舞池中央群魔乱舞，咱们至少得找个靠近门口的地方。这样稍有风吹草动，才能第一个夺门而出。
一、经济预测是哲学问题：未来唯一不变的是人性和周期 从事宏观形势分析20多年，看世事变迁，潮起潮落，唯一不变的就是人性和周期。在五年熊市后的2014年预测“5000点不是梦”，在2015年股灾前预警“海拔已高风大慢走”，并预测“一线房价翻一倍”。 未来是否可以预测？这个迷一样的问题长期充满争议，有时就好像我们在谈论占星术。但当我们开始探索经济周期和人性本质的世界时，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甚至掌握事物发展规律。 2018年中国经济十分困难，被称为过去十年最差，资本市场十分低迷。在社会上充满“离场论”“洗洗睡”之际，在市场最为悲观的时刻，我们在2018年底发出了对中长期中国经济改革前景坚定乐观的声音，提出“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很多股票都很便宜”，2019年初提出“否极泰来”。 最黑暗的时候往往孕育着黎明，最光明的时候往往孕育着黑暗。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就是周期，背后是人性的轮回。 二、周期的轮回：我们可能正站在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上 2021年1季度前后，随着经济复苏的顶部区间正在到来，通胀预期抬头，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信用政策结构性收紧，我们正在迎来广义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 经济周期是有自身运行规律的。2020年3月-2020年底，是典型的经济复苏黄金阶段，经济持续恢复，通胀在低位，货币金融环境整体宽松，股市好于债市好于商品。 2020年底以来，由于供需缺口、全球复苏共振、全球低利率等，原油、铜、铁矿石等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开始抬头。2021年1季度之后经济正在告别经济复苏、通胀偏低、货币宽松的舒适区间，迎来经济边际放缓（可能韧性较强）、通胀预期抬头（可能幅度不高）、货币政策正常化、信用政策结构性收紧的周期阶段，属于经济周期的复苏到过热和滞涨的过渡期，广义流动性拐点正在到来。 事实上，2020年11月以来，社融增速开始回落。12月存量社融增速13.3%，环比超预期下降0.3个百分点，12月M2同比增速10.1%，环比大幅回落0.6个百分点。信用扩张进一步放缓，广义流动性的拐点进一步确认。 从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操作看，2019年底-2020年5月，货币政策宽松，降息，通过降准、公开市场操作等投放基础货币。2020年5月以来，货币政策开始回归正常化，宽货币基本结束，上半年的宽货币传导至宽信用。 2020年底以来，由于经济持续复苏，通胀预期抬头，局部热点城市房价上涨，地方债务风险暴露，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从房地产融资、地方债、影子银行等三大方向开始结构性收紧金融信用政策：1）加强房地产宏观审慎管理，落实三条红线、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2）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隐性债务风险。3）治理金融乱象，2021年资管新规过渡期正式结束，推动影子银行健康规范发展。预计未来房地产融资、地方债融资、影子银行融资面临放缓，信用收紧带来流动性拐点的强化。 三、“不急转弯”：这轮流动性拐点的顶部不会太尖，斜率较缓 中国货币当局表态“不急转弯”，事实上经济复苏的基础也不支撑货币金融政策的明显收紧，更多是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结构性信用政策调整，即在收紧房地产融资、地方债融资和影子银行融资的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新基建、“三农”、科技创新、小微和民营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 2021年，经济环比韧性较强，但面临全球疫情严重、小微企业困难、就业压力大等挑战。全球复苏共振，库存回补，出口、消费、制造业投资和补库存可能会部分对冲基建投资和房地产链条的下滑。 通胀整体温和。当前是猪周期下行叠加经济周期上行，猪周期下行抑制CPI上涨，经济周期上行推动PPI环比正增长。PPI恢复好于核心CPI，表明疫后中国经济恢复的供给侧好于需求侧。预计2021年物价温和上涨，经济基本面和货币环境不足以支撑通胀大幅上涨。 这是中国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而不是全球的，中国经济复苏领先于全球，美欧日由于深陷疫情，货币政策仍将保持宽松格局，导致中国和美欧日货币政策的分岔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拜登上台的财政刺激计划和重回全球化，可能会推动美国经济复苏以及美元扭转颓势。 2020年中国货币政策表现值得肯定，精准把握了力度、节奏和结构，我国成为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也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2020年，相对于美联储快速降息至零利率、开启无限量QE、向各部门直接注入流动性，无底线ALL IN，中国央行采取克制式、结构性宽松，根据疫情发展阶段把握政策的重点、力度、节奏，适时向常态模式回归，珍惜有限的常规货币政策空间，值得肯定。 四、如果要给这轮牛市起一个名字，我觉得是“改革牛” 如果要给这轮牛市起一个名字，我觉得是“改革牛”，准确的说是由于注册制改革、鼓励创新、加大对外开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落地攻坚带来的改革红利牛市，而2014-2015年的“改革牛”是改革预期带来的。 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中国在抗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大攻坚战、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等展现的强大体制优势和经济韧性，尤其在面对前几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坚持更大力度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持了市场化的正确方向，把握住了历史的航道，成功化危为机。 我们维持“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的长期判断，这一判断在近年引发了史诗级论战。 在中国经济最低谷、市场流行“洗洗睡”“离场论”的悲观言论之际，我们旗帜鲜明地发出最强音。现在，终于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对中国经济改革转型前景的长期乐观，尤其是前几年观点悲观的学者和投资人开始转向。 所谓的机构抱团龙头，不过是我们在2017年就提出的“新周期”：随着市场自发出清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叠加，行业集中度提升、剩者为王、强者恒强的时代正在到来。 五、全球货币超发：主要是资产通胀，而不是实体通胀 与货币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传统教条不同，过去几十年，全球性货币超发、低利率，却没有引发普遍的严重通胀，主要导致了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大涨，进而导致社会财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进而导致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泛滥。 过去几十年全球范围的“低利率、低通胀、高泡沫、高债务”不仅是经济金融问题，更是深刻的社会治理和收入分配问题，“消费降级与消费升级并存” “穷人通缩，富人通胀”。因此，调节收入分配、精准扶贫、加大教育投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征收房产税遗产税等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后分析通胀问题，除了经济基本面和货币金融角度，必须增加结构性和收入分配视角。 近几十年货币超发，并未引发严重的实体通胀，主要是资产通胀，但本质都是货币现象，这一度导致了货币政策的误判。近年开始强调金融稳定、双支柱、宏观审慎等等，就是把资产通胀纳入货币金融政策的目标范围。 资产通胀比实体通胀的收入分配效应更强，这是更大的课题。美国1980-2014年，前1%的人口拥有的总收入从10.7%大幅上升到20.2%，拥有的总财富从22.5%大幅上升到38.6%。中国2000-2015年，个人财富排名前10%的人群占社会财富的比重从47.75%迅速攀升至67.41%。 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疫情，幸运的是，我们做好了准备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去杠杆，精准拆弹，力挽狂澜，提前树起了篱笆，保障了我国金融安全。这都展示了其专业素质和丰富经验，以及在重压下坚持信仰的意志。天下安注意相，天下乱注意将。中美贸易摩擦一战打的也漂亮，顺势推动了久拖不决的改革开放，国有将相。 七、如果你干正确的事，运气就会在你这边，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 本来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开始遏制中国，新冷战。但现在，美国一开始对疫情麻痹大意，现在大面积爆发，自顾不暇，懂王下野。美联储大放水，中国搞新基建，高下立判。 中国这次应对疫情是加分的，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全球前面，中国的成功经验为全球点亮了希望。而且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面对美国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借机推动了改革开放，维护全球化，在国际上也是加分的。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七大改革为突破口，开启新周期、新格局： 1、大力推进“新基建”，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 2、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人地挂钩，要素流动。 3、尽快全面放开生育，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实在不行先放开三胎。 4、打通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的“双循环”，加强科技自立自强，用资本市场的钱支持科技创新的大国重器和“卡脖子”技术攻坚。 5、大规模减税降费，从碎片化、特惠式减税转向一揽子、普惠式减税，全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制造业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 6、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大力推进对内对外开放。 7、确立新的长期立国战略——新战略，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
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2020年各主要经济体（除中国外）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财政刺激与量化宽松幅度更大，央行的扩表速度达到历史新高。且从当前疫情演变和货币与财政政策实走向看，全球性的宽松还将持续。 经验数据显示，在过去数年中，美日等大规模使用量化宽松政策的国家均未出现显著的通胀趋势的倾向。这是因为（1）供应链全球化的时代廉价的生产成本使本土市场供给充沛，压低物价；（2）发达国家的流动性陷阱，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对资本的吸引小于金融投资品，流动性脱实向虚导致资产价格上涨。 本轮疫情过后，由经济复苏与量化宽松持续导致的货币流通速度回升，叠加劳动力增长拐点和逆全球化效应下生产成本的提高，各国债务货币化带来的狭义通胀风险将大概率上升。 一、疫情之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联动带来流动性过剩 2020年初以来，新冠疫情的蔓延导致部分国家实体经济基本停摆、金融市场剧烈动荡、跨国供应链支离破碎、国际贸易大幅度萎缩。为了减缓疫情冲击，各大经济体先后推出多轮超常规经济救助政策予以应对。从救助方案的具体内容看，各国抗疫时期的经济策旨在支持物资供应，缓解家庭、企业和社会的压力。大量专项补助不仅有助于帮助家庭和企业渡过因疫情期间停工停产带来的收入下滑造成的短期现金流压力，还能防止由此导致的资金链断裂带来的一系列违约风险，有助于防止转化为金融危机。 庞大的经济援助计划和专项补贴支出造成各国政府部门负债的大量增加，与之相适应，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一定时间内确保了政府高杠杆运作的可持续性。央行一方面通过大举购入资产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并稳定资产价格，另一方面大幅降息，降低政府债发行成本，进一步支持政府通过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复苏。 各大主要经济体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速度显示：除中国外，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量化宽松力度大幅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以美国为例，自年初新冠爆发以来，美联储的资产购买规模已接近金融危机后四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总规模，至今扩表达金融危机时期的近三倍，12月末联储总资产同比增长76.9%。与此同时，日本与欧洲央行的扩表速度亦达到历史新高。 从目前抗疫进程和货币与财政政策实行进展看，全球性的宽松还将持续。3月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失业人数在一个月内从737万增长至2250万，失业率从4.4%飙升至14.7%，其后，随着第三、第四轮救济法案出台，中小企业的就业岗位成为重点救助对象，在近3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下，失业率逐步回落，目前维持在7%，12月末，美国两党达成一致的新刺激协议，这意味着美联储将继续维持量化宽松、9000亿美元的流动性即将注入市场。 欧洲方面，年末疫情的再度爆发令经济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欧洲央行于12月增加了5000亿欧元的购债计划额度，各国协调步调并采取更多政策刺激的需求同样迫在眉睫。 中国方面，有效的疫情控制使经济在4月份就步入复苏进程，因此政策刺激力度也相对温和。在经济发展首要目标从“快速修复”转向“稳定防风险”之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了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将更加稳健，但依然保证流动性充沛的信号。从货币供应量看，M1与M2的剪刀差持续收敛，反映出经济活力逐步提升。2021年，随着经济修复的进一步深化，货币活性可能会进一步提升。 二、近十年来的货币洪水为何没有推升物价导致通胀？ 在传统经济学逻辑认为：市场的流动性过剩将指向通货膨胀。但是，自2008年以来，中、美、日三国的央行总资产分别扩张2.2、7.8和6.7倍，基础货币量增长302.9%、613.2%、和670.1%，与此同时，以CPI和PPI为代表的通胀指数在十年内并未有明显的中枢抬升迹象。其背后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CPI和PPI指数受供需关系的影响。过去近20年中，随着生产技术与全球供应链的日益成熟，劳动力外包、生产资源的跨国流动和新技术的引入缩减了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进口商品低廉的成本和价格有助于压低本国市场物价，缓解通胀指数上升压力。 另一方面，宽松的货币政策创造的流动性并未完全流向实体经济。央行能通过扩表操作向商业银行投放货币以增加基础货币总量，但实体经济是否能够有效受惠还取决于银行的货币派生环节和实体经济部门实际的资金运用环节。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面对生产率下降、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缺乏吸引力的市场环境，向实体经济放贷的意愿相对偏低。新增货币一部分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重新回归央行（以美国为例，2008年后美联储开始为准备金支付利息，极大鼓舞了存款机构回存资金的积极性），另一部分则流向资本市场，导致股市的资产价格一路攀升，从2008至2019年，日经500与标普500指数分别上涨61%和123.2%，远高于其GDP增长幅度（3%、45.7%）。 与此同时，还有大量流动性涌入投资收益率更高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根据瑞士银行的统计，自08年以来，EM-103（10个新兴经济体代表）政府债券的非居民持有比例从约11%大幅上升至约32%，投资外流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发达国家的通胀倾向。因此，近十年来，虽然货币不断超发，中美日等主要国家的PPI和CPI却相对平稳。 三、后疫情时代 债务货币化可能导致货币废纸化 本轮疫情过后，由各国史无前例的债务货币化带来的通胀风险将大概率上升。 首先，本轮流动性投放的规模和速度远高于后金融危机时代。数据显示，2008至2018年，美联储共扩表3.5万亿美元，伴随准备金最大增长约2.7万亿美元。疫情爆发至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急速扩展约3.3万亿美元，准备金最大增长为1.5万亿美元。从各国救济政策的具体施行内容看，更多的财税支持将直接作用于企业与家庭部门，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效率显著提升。但由于隔离、停产等特殊原因对旅游、娱乐及商务消费形成阻碍，且预防性储蓄在经济下行风险中有所上升，导致消费需求没有出现相应的高涨，因此超发货币对物价上涨没有直接的作用。 2021年，在疫苗普及、隔离解除和企业复工复产等多重因素叠加作用下，拜登政府推出的1.9万亿刺激计划大概率将有效促进消费和投资，货币流通速度也将因此得以快速回升，而欧美等国的宽松货币政策短时间内不会立刻退出，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通胀快速上行。 其次，全球各主要区域经济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人口增长率下滑和老龄化迹象。以过去半个世纪来持续为全球规模化生产提供劳动力支撑的东亚与东南亚地区为例，其劳动人口增长率已由90年代的15%跌至1.3%，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不可逆转。加上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对全球产业链和跨境贸易的影响，也将打破原有的供求关系，抬高商品价格。加剧通胀风险。 最后，尽管货币洪水不一定会直接推升CPI与PPI指数等典型通胀指标，但资产价格上涨在所难免。而房价、股指等资产价格的上升会影响市场对于通胀预期的判断，水涨船高将是资产价格和消费价格之间必然的联动效应。
经历上一轮金融危机后的漫长熊市，大宗商品今年下半年以来的亮眼行情令市场瞠目。从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到铜，再到煤炭、铁矿石，大宗商品似乎正以“齐飞”的势头宣告正式杀回。 12月21日开盘，铁矿石期货主力开盘涨超7%，焦煤、焦炭涨超5%，热卷涨停。 问题在于，尽管市场的通胀预期高企，但全球的实际和核心通胀都尤为低迷，通缩压力高于通胀风险，大宗商品这种暴涨真的可持续吗？ 通胀预期反弹商品暴涨 目前，通胀预期已从3月的低点反弹了近150个基点，美国10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目前为1.95%，处于2019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铜价也已从3月的低点上涨75%，达到2013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总规模已超22万亿美元，我们正在目睹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财政扩张。人们普遍认为，明年全球经济将恢复积极势头。我们预测，在2020年全球GDP萎缩3.8%之后，2021年将增长4.8%。然而，尽管有关再通胀（reflation）的说法令人兴奋，但全球通胀基本上仍未出现，而市场总是先行一步。”渣打全球首席策略师罗伯逊（Eric Robertsen）对表示。 未来全球经济复苏以及通胀率上升的预期，为商品价格提供了支撑。贝莱德认为，春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在亚洲购买狂潮刺激下，铜、铁矿石和大豆价格已升至6年多最高水平。如今随着疫苗取得进展，更大范围经济复苏的期望提振了全球投资者对大宗商品的乐观预期。 也有机构认为，随着各国以交通电气化、可再生能源增长为目标的政策导向提振对金属的需求，转向大宗商品的投资仍处于初级阶段。 供给瓶颈或推升价格 除了通胀预期上升支撑大宗商品价格，供给短缺也导致意外的价格上涨。 “我们预计到2022年，美国通胀率将保持在2%以下，核心个人消费物价指数（PCE）为1.8%。事实上，自2010年以来，PCE只有两个时期保持在美联储的目标值2%以上，而这两个时期都只持续了几个月。同样，近期高涨的通胀预期（10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也很难一直维持在2%以上。”罗伯逊称。 但在他看来，供应方面的限制可能导致更高的运输和原材料成本。例如航空公司等许多相关行业都被迫在2020年大幅削减运力，未来需求的激增可能导致供应瓶颈和价格上涨。在某些情况下，供应瓶颈已导致货运成本上涨，而随着需求趋紧和明年贸易流量进一步增加，这可能成为通胀的一个来源。疫苗交付速度快于预期也可能导致全球需求改善速度快于预期。 事实上，前述以可再生能源增长为目标的政策导向提振金属需求，这一现象在恢复生产的中国市场已经凸显。 例如，6月至今各类铜箔普遍涨价30%，加工费涨幅也在30%左右。铜箔价格从7万～8万元/吨涨到9万～10万元/吨。东吴证券认为，不排除年底涨到历史峰值14万元/吨左右，出现下游厂商提着现金去拿货的情况。涨价的核心原因主要还是新兴领域需求预期的增长，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爆发，以及消费电子需求大超预期。 “目前整个行业的龙头都在酝酿涨价，因为下游确实订单来不及接。涨价至少能看到明年年底，可能未来两年半到三年仍然是偏紧的状态。”该机构表示。下游新能源汽车的高增长，中国及欧洲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爆发式增长，拉动了锂电铜箔产能利用率的迅速提升，从而部分抢占了原来供给电子铜箔的产能，使得整体铜箔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得到了很大提升。同时，从3月开始，国内外的平板电脑、智能终端以及IDC、5G基站需求超预期增长。 实际通胀不够，政策刺激来凑 大宗商品疯涨已成事实，但市场的担忧在于，既然没有实际的通胀复苏，这种大涨能持续多久？ “即使是在全球增长反弹最明显的中国，通胀水平也远未构成威胁。在整个疫情期间，中国PPI一直处于负区间，而CPI由于猪肉价格暴跌大幅放缓。我们预计，猪价下跌将在2021年初将CPI拖入温和通缩，然后在下半年出现温和复苏，预测2021年的平均CPI涨幅为0.9%，这对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GDP占全球的60%以上，而且亚洲许多国家都存在低通胀或通缩问题，因此这种压力可能将继续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通胀水平构成压力。”罗伯逊称。 他认为，为“再通胀交易”奠定基础的是政策刺激预期。“大宗商品的上涨可能更多与有利的金融环境有关，而不是对实际通胀的预期。各国央行官员们已在无数场合重申，在经济复苏前，政策将保持宽松。美联储此前引入了平均通胀目标(AIT)，并不遗余力地表示，2016～2018年的政策正常化(包括加息和缩表)可能为时过早。即使是在率先开始经济复苏的中国，央行也没有快速收紧的意愿。” 在货币宽松的同时，全球财政刺激的力度还在加大。12月21日，美国终于通过了最新的9000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政策制定者的宽容态度主要出于以下原因——让经济有时间去慢慢消化闲置产能，在此期间通胀并不会大幅走升；即使更广泛的劳动力市场有所改善，但结构性失业的格局可能会使工资水平维持低位，价格水平可以维持稳定；随着越来越多的自由现金流被用于偿债（公司债和主权债），由此可能会看到金融资产通胀和潜在经济通胀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断层。
摘要： 央行在因应新的阶段和导向中，对于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思考对我们理解和把握政策逻辑和走向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虽然货币政策多目标动态均衡，但是重点就是三个方面：通胀、汇率和就业，目前看就业是重中之重，从这个角度是否可以外推，即使通胀有所走高，只要就业依然表现不佳，央行仍然会保持稳健的姿态，政策未必会进一步收紧。 其次，从中介目标而言，数量工具依然是主导，而且社融与M2的一个重要锚，就是能反映经济潜在产出的GDP名义增速，实际上就是稳杠杆。这意味着我们观察今年的宏观图景，一定要考虑宏观数据在剔除基数效应之后的真实水平。 最后，从价格工具指引上，央行总体的方向还是以稳为主，那么对于债市，最坏的图景就是加息，目前看这个可能性极小。 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发表孙国峰司长文章《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对未来货币政策思路进行了全面阐述，其中一些表述值得关注，本篇报告也试着谈一谈我们的理解。 更加重视就业目标，通胀容忍度更高？ 《中国人民银行法》确立了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增长”。具体而言，“中国央行采取的多目标制，既包含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等四大年度目标，也包含金融改革和开放、发展金融市场这两个动态目标”[1]。 货币政策目标的转变。中国央行早期更加注重刺激经济增长，过量货币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是牺牲货币稳定并导致通胀高企，同时国民经济也出现大幅调整。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目标得到重新审视，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币值稳定成为货币政策的根本目标。 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也经历过这种转变：“大萧条”以来货币政策通过相机抉择刺激经济增长，最终出现严重“滞胀”，20世纪80年代之后反通胀成为货币政策主要目标。 通胀目标制本身亦有其局限，2020年8月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框架：实施平均2%的通胀目标，并表示其货币政策对就业形势的响应将取决于实际就业“与最大化就业水平之间的缺口”，而不再是“与最大化就业水平之间的偏离”，同时强调需多维度综合研判就业形势。直观的理解是，未来美联储会更加注重就业目标，可以暂时容忍较高的通胀水平。 2020年以来央行多次强调“更加重视就业目标”，而就业和经济增长重叠较多，这种回归是否意味着，中国央行对未来通胀的容忍也有所提高？这需要关注，毕竟2021年的通胀问题可能会引起市场的持续关注。 [1]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090366/index.html 中介目标：M2、社融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经历了由贷款规模到货币供应量的转变，每年政府工作报告都会设定货币供应量（M2）的具体目标，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设定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目标。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未设具体目标，2019年开始设定相对目标——“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 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下，中介目标的设定原则是，“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 具体而言：（1）基本匹配并不意味着完全相等；（2）匹配是中长期概念，按年度做到基本匹配；（3）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时，中介目标的设定要参照潜在增速，以体现逆周期调节，因而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近两年潜在GDP增速在5.5%附近，对应2020、2021年名义GDP增速均在7%左右。2020年M2、社融增速是10.1%、13.3%。孙国峰文章明确“2018-2019年实现了大致相当”，2019年名义GDP增速7.24%，对应M2、社融增速8.7%、10.69%。因而，按照7%左右的反映潜在增速的名义GDP增速来看，2021年M2、社融增速虽有下行但大概率还是维持在一定水平，政策以稳杠杆为主。 如何理解币值稳定目标？ “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币值稳定包括两个方面：对内保持物价稳定，对外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信用货币制度的维系有赖于公众对于货币未来价值的稳定预期（对内或对外），因而主要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目标虽有差异（单一或多目标），但至少会关注货币稳定，具体可以通过通胀目标制、货币供应量、汇率目标制等实现。 通胀指标看哪个？——GDP平减指数。我们在《未来通胀怎么看？（一）》等多篇报告中提到，2015年以来货币政策更加关注PPI及其背后的经济基本面，综合而言GDP平减指数是更全面的指标（虽然频率较低）。此外，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关注度也在提升，例如周小川在《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提到了资产价格和广义通胀问题。 2019年10月孙国峰在答记者问中表示，“物价其中有很多指标，刚才财新的朋友谈到了有CPI、核心CPI、PPI，还有GDP的缩减指数，这个指标是比较多的，从央行的货币政策角度来看当然所有的指标都要重点关注，我想其中对于涉及到国计民生的，从国际上来看关注最多的还是CPI指标”，“当前中国并不存在持续通胀或者是通缩的基础，但是也要防止通胀预期扩散，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央银行需要关注预期的变化，更多是通过改革的办法来降低融资成本”。[1]。 整体而言，我们的看法，对于货币政策而言，更关注的应该还是整体物价指标，但央行实际执行过程中显然还是更偏向于PPI，虽然政府工作报告中通胀目标以CPI来设定。 对于人民币汇率，目前阶段央行对汇率和资本流动的关注度在提升，“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市场预期”，“维护外汇储备规模基本稳定”，与此同时考虑汇率升值压力，央行虽然以宏观审慎工具为主，但是具体货币政策还是会有所回应，毕竟在稳定币值稳定的首要目标下，至少需要适度控制升值节奏。 [1]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904475/index.html 如何看待价格工具？ 政策利率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政策利率影响市场利率，例如货币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同业存单利率围绕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另一方面，LPR在MLF基础上加点影响实际执行的贷款利率。 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显著提升，价格工具的细微变化即可产生明显的效果（美联储零利率其实也是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表现）。这意味着，未来我们可能很难看到政策利率出现大幅度的调整，这种设计使得中国央行能够较长时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即使疫情期间也仅降息30bp）。 当然，可以观察到在整体框架中数量手段和价格手段并重，可能是当前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虽然价格工具的作用在上升，但是作为货币中介目标，数量工具依然尤为重要。 总结与展望 央行在因应新的阶段和导向中，对于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思考对我们理解和把握政策逻辑和走向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虽然货币政策多目标动态均衡，但是重点就是三个方面：通胀、汇率和就业，目前看就业是重中之重，从这个角度是否可以外推，即使通胀有所走高，只要就业依然表现不佳，央行仍然会保持稳健的姿态，政策未必会进一步收紧。 其次，从中介目标而言，数量工具依然是主导，而且社融与M2的一个重要锚，就是能反映经济潜在产出的GDP名义增速，实际上就是稳杠杆。这意味着我们观察今年的宏观图景，一定要考虑宏观数据在剔除基数效应之后的真实水平。 最后，从价格工具指引上，央行总体的方向还是以稳为主，那么对于债市，最坏的图景就是加息，目前看这个可能性极小。 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经济走势超预期，外部形势变化，政策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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