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核心观点 相较《CARES》法案下的补贴力度，本轮财政刺激力度更为审慎。多项核心刺激措施均将在1季度末到期，且刺激力度相对有限，难以延续到二季度或下半年，对通胀和需求的提振作用将主要集中在Q1。 本轮财政刺激方案的核心措施仍是收入及就业领域的补贴政策 一是为每个成年人以及儿童一次性发放600美元，该项补助总额约为1660亿美元。 二是将为失业者每周额外发放3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补贴，发放将持续至3月14日。 三是为小企业提供3250亿美元的救助贷款，其中最关键的薪酬保护计划补充了2840亿美元的额度，并将期限延长至2021年3月31日。 四是为租房者提供共计250亿美元的租房补贴，收入不超过所在地区收入中位数80%的均可提出补贴申请；同时将禁止驱逐租房者的期限延长至2021年1月末。 五是提供680亿美元的疫苗开发、疫情检测资金，补助资金的进一步发放有助于美国在2021年上半年实现大面积的免疫目标。 本轮财政刺激方案的重要作用是救济托底，而非锦上添花 本轮财政刺激方案的重要作用是救济托底，不是锦上添花。相较《CARES》法案下首轮财政刺激的补贴力度，本轮刺激力度更为审慎。 从失业救济金的补贴力度来看，疫情前全美平均的失业金水平为374美元/周；平均周薪为972美元，新一轮刺激方案将失业救济金额外补贴力度削减至300美元/周后，失业人群的收入水平将降至就业状态以下。 从一次性现金发放力度来看，对于就业成人来说约为疫前周薪的62%；对于三口之家来说，约为疫前周薪的96%。收入刺激将在短期内提振消费需求但难以长时间延续。如果补贴于1月顺利发放，预计其对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将主要集中于Q1释放。 从PPP的政策条款来看，该项政策是一项托底工具。一是政策条款规定有明显的救火性质。二是此前PPP贷款规模位居前列的行业较多受疫情冲击较为严重；且借款结构中小规模借款占比较高，贷款规模在100万美元以下的占比接近66%，具有较强的救火特征，该政策的主要作用是稳住美国就业基本盘。考虑本轮PPP政策将于2021年3月31日到期，其对居民收入及消费需求的托底作用也将主要集中在Q1。 财政补贴对通胀和需求的提振作用将主要集中在Q1 整体来看，本轮财政刺激方案将在总量上提升2021年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但作用区间可能主要集中在1季度。多项核心财政刺激措施均将在1季度末到期，且刺激力度相对有限，难以延续到二季度或下半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变化与收入变化高度拟合，财政刺激对收入增速的边际作用在上半年逐渐回落后，消费需求也将回归常态，从需求侧来看，不会对通胀起到持续的推升作用，主要作用的时间段或在Q1。 2020年增量储蓄对2021年的需求和通胀拉动可能体现在上半年 美国居民于2020年以来累积大量储蓄，主要得益于财政刺激的超额补贴和消费场景减少的双重因素共振。经计算，2020年至今居民储蓄规模相较疫情前的均值水平共计攀升1.5万亿美元，该部分储蓄可能在2021年部分释放成为推升通胀水平的蓄水池。从购房以及服务分项的报复性消费来看，该部分储蓄的释放规模将不及1.5万亿美元，储蓄规模释放对需求和通胀的刺激作用可能主要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起整体作用将趋缓。 关注1月5日乔治亚州参议院席位选举，将极大影响2021年财政刺激力度 重点关注乔治亚州两大参议员席位的最终选举结果。如果两院继续分立，则全年较难有进一步大规模财政刺激出台。如果小概率情况下民主党抢下两个议员席位，则900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以外可能仍有增量刺激措施出台，对居民的现金补贴以及对地方政府的拨款等措施力度可能增加，美国通胀可能超预期持续。 风险提示 美国印度落地共振带动商品价格上行；新兴市场疫苗不足叠加疫情复发导致上游供给持续受限；病毒变异导致疫苗失效；中美冲突超预期 目 / 录 正 文 新一轮财政刺激方案的核心仍是收入和就业领域的补贴政策 美国国会两院于当地时间12月21日投票通过新一轮刺激方案《Consolidated Appropriations Act，2021》并于12月24日送至特朗普案前等待签署生效。特朗普在经过多次态度反复后最终于12月27日将法案签署生效，避免了法案失效（特朗普如果在10天内拒绝在法案上签字，本轮财政刺激方案便会随着1月3日国会的换届而自动作废，新一届国会需重新对该法案进行投票表决）以及美国政府的停摆风险。 本轮财政刺激方案的核心措施如下： 一是开启新一轮的现金发放，为每个成年人以及儿童一次性发放600美元（此前成人为1200美元，儿童为500美元），2019年收入在75000美元以上的个人或总收入在150000美元以上的家庭将无法获得补贴，该项补助总额约为1660亿美元。 二是将为失业者每周额外发放3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补贴（Federal Pandemic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此前发放力度为每周600美元，发放将持续至3月14日。该项政策于2020年8月首次到期后由特朗普通过签署行政命令以每周450美元的规模进行接续，各州续期部分已于9月中旬附近陆续到期。此外，还将大流行失业救济金（Pandemic Unemployment Assistance）的发放期限延至2021年3月14日，该项目主要适用于自雇员工。 三是为小企业提供3250亿美元的救助贷款，其中最关键的薪酬保护计划补充了2840亿美元的额度，期限延长至2021年3月31日。薪酬保护计划的企业借款人在满足系列要求可以免除还款义务，其中免除全部还款义务的核心要求之一是必须将至少60%的贷款总额用于为员工发放工资。该项政策是疫情期间美国就业领域的最核心政策，此前于8月8日到期未能接续，到期后美国的永久性失业也受之影响出现阶段性上涨（到期当月美国永久性失业人数环比增加19%）。根据小企业管理局统计，PPP在3-8月共计挽救超过5100万个美国工作岗位，而美国当前非农就业人数仅1.42亿人。换言之，PPP出台后挽救了近1/3的美国就业岗位，该政策在新方案中接续后将对美国就业的基本盘起到稳定作用 四是为租房者提供共计250亿美元的租房补贴，收入不超过所在地区收入中位数80%的均可提出补贴申请。同时将禁止驱逐租房者的期限延长至2021年1月末。需要关注的是，《CARES》法案中允许房屋抵押贷款延期还款的救助政策未能在新一轮刺激方案中得以延续。 五是提供680亿美元的疫苗开发、疫情检测资金。当前美国国内已开始推进疫苗注射，辉瑞和MODERNA已先后于12月11日以及12月18日获得FDA的疫苗紧急使用授权，前者适用于16岁及以上人群，后者适用于18岁以上人群。补助资金的进一步发放有助于美国在2021年上半年实现大面积的免疫目标。 整体来看，本轮财政刺激的核心措施仍是收入与就业领域的补贴政策。疫情期间，虽然美国失业率大幅上升，但受益于政府在就业领域的大规模财政补贴（政府转移支付规模明显上升），居民个人收入反而持续高增，4-7月同比增速均高于8%，4月最高曾触及14%。其中，薪酬保护计划发挥托底作用，使得美国就业基本盘不至于过分流失；补充失业救济金以及一次性现金发放则为居民的收入实现了有效补充。虽然失业率上升使得生产供给遭受明显冲击，但财政刺激对个人收入的补给保障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快速修复导致供需修复错位。 财政刺激方案对需求和通胀的影响作用将主要集中在Q1 >；财政补贴对通胀和需求的提振作用将主要集中在Q1 本轮财政刺激方案的重要作用是救济托底，不是锦上添花。相较《CARES》法案下首轮财政刺激的补贴力度，本轮刺激力度更为审慎。 从失业救济金的补贴力度来看，三个阶段额外发放的失业救济金呈现阶梯式下降，由每周额外600美元先后降至450美元和300美元。根据美国劳工部统计，疫情前（2020年Q1数据）全美平均的失业金水平为374美元/周；平均周薪为972美元。因此，一阶段财政刺激每周额外发放的600美元可以实现对疫前平均工资水平的超额覆盖。叠加一次性发放的现金补贴，使得居民收入同比大幅增长。新一轮刺激方案将失业救济金额外补贴力度削减至300美元/周后，失业人群的收入水平将降至就业状态以下。 从一次性现金发放力度来看，相较《CARES》法案，成人的补贴力度下降50%至600美元，儿童的补贴力度上升20%至600美元。鉴于美国人口比例中0-14岁儿童占比仅为19%，整体现金发放力度相较前次规模大幅下降。结合失业救济金来看，额外的现金发放可以在2周时间内将失业居民的收入维持在与疫情前持平的水平。对于非失业人口来说，该部分现金发放将提升其收入水平，可能对该群体的消费需求起到刺激作用，但鉴于本轮现金补贴力度有限，对于成人来说约为疫前周薪的62%；对于三口之家来说，约为疫前周薪的96%。收入刺激将在短期内提振消费需求但难以长时间延续。如果补贴于1月顺利发放，预计其对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将主要集中于Q1释放。 从PPP的执行条款来看，该项政策是一项托底工具。一是政策条款规定有明显的救火性质：如对于希望豁免还款义务的借款人来说，必须说明因本项贷款而能够保留的雇员人数等；对于希望申请二轮PPP贷款的借款人必须展示收入下滑的程度以印证贷款的必要性（在2020年前3季度分别遭受至少25%以上的营业收入下滑）。二是此前PPP贷款规模位居前列的行业较多受疫情冲击较为严重，如卫生保健（运营压力激增）、建筑、制造业、餐饮、零售等；且借款结构中小规模借款占比较高，贷款规模在100万美元以下的占比接近66%，具有较强的救火特征，该政策的主要作用是稳住美国就业基本盘。虽然上一阶段PPP政策的推进过程中曾出现个别资金富裕企业借用PPP的案例并引起较大争议，预计本轮政策推行过程中将针对这一现象加大审核力度。考虑本轮PPP政策将于2021年3月31日到期，其对居民收入及消费需求的托底作用也将主要集中在Q1。 整体来看，本轮财政刺激方案将在总量上提升2021年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但作用区间可能主要集中在1季度。多项核心财政刺激措施均将在1季度末到期，且刺激力度相对有限，难以延续到二季度或下半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变化与收入变化高度拟合，财政刺激对收入增速的边际作用在上半年逐渐回落后，消费需求也将回归常态。从需求侧来看，不会对通胀起到持续的推升作用，主要作用的时间段或在Q1。 >；2020年增量储蓄对2021年的需求和通胀拉动可能体现在上半年 美国个人于2020年以来累积了大量储蓄，疫情爆发后储蓄率持续高企。3月单月个人储蓄率曾突破33.7%，主要得益于财政刺激的超额补贴和消费场景减少的双重因素共振。此后储蓄率逐步回落，截至11月已降至12.9%，接近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根据我们的估算，疫情前14个月（2019年1月-2020年12月），美国居民平均每月储蓄规模为1038亿美元。如按此计算，疫情后（2020年3月-2020年11月）美国居民的储蓄规模相较疫情前的均值水平共计攀升1.5万亿美元，该部分储蓄可能在2021年释放成为推升通胀水平的蓄水池。经分析，我们认为该部分储蓄的释放规模将不及1.5万亿美元，且对需求和通胀的作用力度可能在上半年表现更强（如果全部释放，可能在2020年基础上将个人消费支出水平提高约10%）。原因如下： 一是2020年储蓄增量中的部分可能已经用于年内美国居民购房，2021年上半年住房销售可能继续从居民储蓄中抽水。2020年3季度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火热（具体可参考我们前期报告《美国房地产热潮会推升通胀吗》，下同），根据我们的估算，美国新屋销售和成屋销售金额合计1.5万亿美元，相较2019年同期增加2069亿美元（新屋按销售均价估算，成屋按销售中位价估算，根据美国2020年房地产市场豪宅销售火热的特性，这一数据可能存在低估），可能已经消耗部分居民储蓄。根据我们此前判断，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销售热潮可能在2021年上半年维持相对较高的增速，将继续对居民储蓄的留存进行抽水。 二是2020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主要由服务业拖累，但服务消费需求存在永久灭失的可能，且其报复性消费对储蓄资金的吸引作用难以持续。截至2020年11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当月同比增速-1.26%，同比尚未回正。从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的结构来看，疫情后美国实物消费迅速复苏。其中耐用品消费尤其强势，尤其是7月至今平均单月增速达13.4%，10月增速最高曾触及15.2%；非耐用品消费复苏相对温和，7月至今平均单月增速3.9%，但同样大幅领先整体个人消费支出增速；服务型消费则成为2020年至今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的最大拖累项，3月疫情爆发以来平均单月增速-7.6%，11月同比-4.9%，仍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从服务业消费的内部结构来看，住房（总量占比30%）和金融保险消费（总量占比27%）同比为正，其中住房消费增速居首达2.7%；医疗保健（总量占比13%）接近恢复正常，11月同比增速-1.8%；此外交通、娱乐、餐饮住宿等总量占比相对较小的分项同比仍然处于大幅萎缩状态，增速分别为-26.7%，-28.8%以及-19.2%。整体来看，我们认为服务分项的报复性消费在2021年将同样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走势。 在当前修复较慢的服务型消费分项中，交通消费需求可能永久性灭失，无法产生报复性消费；餐饮、娱乐等分项存在报复性消费，但可能主要集中在Q2，主要得益于疫苗大规模注射后消费场景重新开放。根据美国疫苗注射当前的安排框架（具体可参考我们前期报告《疫苗广泛应用是推动还是抑制全球通胀》），2季度是疫苗注射推进速度最快的时间区间，可能伴随报复性服务消费的集中释放。 综上，从购房以及服务分项的报复性消费来看，2021年储蓄规模释放对需求和通胀的刺激作用可能主要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起整体作用将趋缓。 >； 关注乔治亚州参议院席位选举，将极大影响2021年财政刺激力度 此外，我们认为应重点关注美国时间1月5日乔治亚州两大参议员席位的最终选举，选举结果将在极大程度上影响2021年美国的整体财政刺激力度。当前共和党占据50席、民主党占据48席，共和党仅需拿下至少一个席位便可保证未来两年对参议院的控制权。 整体来看，共和党有较大概率在选举后占据50席以上的多数席位。虽然近期民主党候选人在两大席位的民调均占据上风，但主要是受部分C级民调机构的结果扰动所致。从B级以上民调机构最近的调查结果来看，共和党仍有较大概率把持两大席位中的至少一席，国会将继续呈现两院分立格局。 国会的选举结果将在极大程度上影响2021年美国的财政刺激力度。如果国会最终继续保持两院分立，则全年较难有进一步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方案出台。如果小概率情况下民主党抢下两个议员席位，则900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以外可能仍有增量刺激措施出台，对居民的现金补贴以及对地方政府的拨款等措施力度可能增加，美国通胀可能超预期持续。 风险提示 美国印度基建共振导致商品价格超预期；新兴市场疫苗不足叠加疫情复发导致上游供给持续受限；病毒变异导致疫苗失效；中美冲突超预期。
前 言 2021年通胀显然是引领市场的确定性主题，无论是发达国家央行大扩表下的流动性泛滥，还是在疫情后阶段将逐渐修复的产出缺口，都共同指向了全球通胀回温的可能。展望明年，预计2021年以中美为代表的全球物价温度将会回升，上半年全球通胀共振向上，下半年全球通胀交错回落与平稳，预计美国通胀走势呈倒V型，中国通胀整体呈现先上后平。 然而，通胀对于投资而言显然还是一个过于宽泛且抽象的命题。是普适的大通胀？还是结构性通胀？如果答案是后者，水往何处去？价往何处涨？我们在此时起笔“与通胀共舞”系列，正是希望步步厘清通胀同比数字背后价格上涨的主线。本系列开篇将先着眼于居民部门，本报告首先聚焦于国内CPI的2021年展望。 在本篇报告中，我们先对明年CPI中枢和节奏做出预测，再尝试从三个视角拆解CPI，试图探究三个问题——在通胀中核心消费需求有多大价格拉动？真正超季节性新涨价对当年通胀是拉动还是拖累？环比偏离季节性的关键节点在何时？我们认为，居民部门涨价的不确定性在于CPI修复的节奏和幅度（受到猪、油巨大影响），但可把握的确定性在于反映国内消费需求的核心CPI的稳步回升。 主要观点 2021年CPI趋势展望 2021年，在全球经济修复的归途中，黑天鹅将逐个退场，CPI也有望实现低位反转。总体上，我们预计2021年CPI中枢在1%附近，核心CPI则将升至1%附近。节奏上，上半年CPI呈单边上行，下半年或陷入震荡，年中高点或触及1.5%左右。 此外，我们尝试从三个视角拆解CPI，试图探究三个问题，在通胀中消费需求有多大价格拉动？真正超季节性新涨价对当年通胀是拉动还是拖累？环比偏离季节性的关键节点在何时？我们认为，居民部门涨价的不确定性在于CPI修复的节奏和幅度（受到猪、油巨大影响），但可把握的确定性在于反映国内消费需求的核心CPI的稳步回升。 视角一：核心CPI+食品+能源 从构成分项看，我们可以把CPI拆解为三部分，即CPI=核心CPI+食品+能源。预期核心CPI、食品价格、能源价格分别拉动CPI同比 0.88、-0.32、0.41个百分点。 需求侧，2021年居民杠杆抬升以及存款活化的趋势下，国内消费需求修复带动核心CPI回升或是最为明确的主线。而国际需求修复仍受制于海外疫情反复问题，高不确定性限制了油价上涨空间。供给侧，猪周期产能修复猪价回落则是拖累明年通胀中枢的主要因素。 居民存款的活化情况及居民杠杆变化是我们前瞻观测核心CPI的重要指标。疫情以来，居民活期存款增速以及居民杠杆率均有抬升，我们对明年核心CPI同比修复到1.5%以上水平抱有信心。 视角二：翘尾+新涨价 在翘尾+新涨价视角下，预计全年平均翘尾因素基本为0，季节性因素为1.31%，超季节性因素为-0.32%。从各年份的对比来看，2021年CPI中枢的回落，一是翘尾接近0%（主因2020年下半年猪肉和原油的疲软），二是新涨价超季节性继续为负（主因2021年春节后猪价大概率将明显回落）。超季节性因素中主要考虑的是供给侧冲击，即猪和油，反映中性预期下，猪对通胀超季节性的拖累会大于油对通胀超季节性的拉动。 视角三：环比季节性 最后，再切换到环比视角分析2021年全年通胀上行的节奏，我们认为夏季及年末或是CPI环比较为强势的时段，一则猪肉价格或将季节性回升，二则伴随经济的修复核心CPI也将恢复往常并可能出现过热。而春季（3-5月）以及秋季（9-10月）可能是CPI上行节奏明显弱于季节性的时间点。春季及秋季作为生猪养殖一年内的黄金时期，可能见证猪肉价格的快速下行。 风险提示：海外疫情及疫苗进展变化，国内非洲猪瘟再反复 报告目录 报告正文 一 明年CPI中枢回落，趋势上行 2020年，CPI在黑天鹅因素冲击下从高通胀进入通缩，前有新冠疫情，后有沙特俄罗斯原油价格战，核心CPI萎靡不振，猪、油齐跌拖累CPI一路下行。行至2021年，在全球经济修复的归途中，我们认为黑天鹅将逐个退场，CPI也有望实现低位反转，中枢虽有回落，但全年趋势上行。 总体上，预计2021年CPI中枢接近1%，核心CPI也将升至1%附近。CPI结果主要反映了供给侧冲击的消退，猪周期进入下半场，猪肉产能回升，猪价回落拖累CPI中枢。核心CPI结果主要反映了需求侧冲击的消退，线下消费场景重建，需求加速修复，服务业可期待量价回升。 节奏上，上半年CPI呈单边上行，下半年或陷入震荡，年中高点或触及1.5%左右。2020年上半年猪油齐跌奠定了2021年上半年CPI升温的主基调，而下半年CPI上升的持续性则主要取决于需求侧，即全球经济修复下，国际油价（取决于国际工业生产修复情况）、国内服务价格（取决于线下消费需求修复情况）的上涨斜率。 二 视角一：核心CPI+食品+能源 从构成分项看，我们可以把CPI拆解为三部分，即CPI=核心CPI+食品+能源。预期核心CPI、食品价格、能源价格分别拉动CPI同比 0.88、-0.32、0.41个百分点，可以理解为核心消费需求对价格的拉动在0.88个百分点左右。 需求侧，2021年居民杠杆抬升以及存款活化的趋势下，国内消费需求修复带动核心CPI回升是最为明确的主线，预计核心CPI到2021年Q4回升至1.5%-1.7%。而国际需求修复仍受制于海外疫情反复问题，高不确定性限制了油价上涨空间，中性预计布油全年中枢或为55美元/桶。供给侧，猪周期产能修复猪价回落则是拖累明年通胀中枢的决定性因素，预期猪价震荡回落至30元/公斤，全年中枢同比跌20.6%。 （一）核心CPI：下半年归位 探求CPI趋势之前，先明确什么是前瞻核心CPI变化的有效指标？居民存款的活化情况及居民杠杆变化有较好的指示意义。 我们在研究企业部门投资行为时，常以M1（企业活期存款）前瞻工业企业生产和工业品价格变化，即M1领先于工业企业库存周期1年，领先于PPI同比1年。 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用在分析居民部门的消费行为上，我们可以用居民活期存款前瞻居民的消费积极性、零售业的库存周期和消费品价格变化。从我国的历史数据看，居民活期存款同比稳步领先于零售业库存周期1年，领先于核心CPI同比1年左右。 除此之外，居民杠杆率的抬升也基本领先于核心CPI同比1年左右。居民杠杆率抬升往往意味着居民对可选消费品、耐用品的消费需求将有明显增长，典型如地产后周期（家电）、汽车、高端手机等等。 疫情以来，居民活期存款增速实际上并未明显受挫，甚至对比2019年小幅抬升1个百分点（2020年均同比10.1%，2019年均同比9.1%）。同时居民杠杆率三个季度来也已累计抬升了4.3个百分点。结合这些数据来看，我们对明年核心CPI同比修复到1.5%左右水平仍然抱有信心。 实际上，2020年下半年开始，核心CPI环比与季节性均值间的差距已经开始收敛，至少已经基本与2019年水平同步。假设核心CPI环比在明年完全回归到季节均值，则核心CPI同比将在明年下半年达到1.5%-1.7%左右。 （二）猪价：或震荡回落至30元/公斤 我们中性预计2021年猪周期将真正进入下半场，产能、需求、成本三因素影响下，猪肉价格或在2021年末下跌至30元/公斤左右，难以完全恢复回猪瘟前。则2021年全年猪肉价格中枢或在36元/公斤附近，同比下跌20.6%，结合猪价CPI权重（3.5%左右），预计拖累CPI中枢近0.7个百分点。 首先，从产能修复情况来看，存栏同比趋势向好，只是在夏季冬季遭遇疫病干扰。能繁母猪存栏同比已经在2019年10月初现拐点。按照存栏到出栏10个月左右的培育周期，出栏同比本应在2020年三季度触底反弹，引起价格回落。然而为什么2020年下半年猪肉价格反复震荡，迟迟难以突破40元/公斤大关？这背后或因夏季（6-8月）南方省份非洲猪瘟再次抬头，以及冬季（11月-1月）东北省份传统猪病高发，致使养殖过程中产能反复折损。但长期来看，到11月能繁母猪存栏已经恢复到非洲猪瘟前的88%左右，1-10月猪饲养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86%，明年产能持续修复的大趋势并不会改变。 其次，从需求变化情况来看，年底季节性需求高增只能在短期内推高猪肉价格。从生猪定点企业屠宰量观察往年消费季节性，每年的年末年初都是消费高峰，屠宰量往往比9、10月份高出15%以上。目前恢复至80%的产能或许可以初步满足日常的消费需求，但一到春节前消费旺季，供给明显承压，这也是12月以来猪价低位反弹的原因之一。不过，预计到2021年春节后，需求回落，猪价自然会再次进入下行通道。 最后，从成本上涨情况来看，饲料价格的抬升可能在长期内牵制猪价回落幅度。2020年至今，生猪饲料价格已经环比上涨21.5%，达2015年来的历史最高水平。并且由于生猪存栏的快速修复和海外疫情对生产的扰动，饲料主要制作材料如玉米、豆粕的产需缺口仍有扩大的风险。 综合来看，我们中性判断明年猪肉批发价中枢36元/公斤，对应猪肉价格在明年底跌至30元/公斤。节奏上，春节后（3-5月）以及秋季（9-11月）或见猪肉价格明显回落。另外在悲观和乐观情景中，我们分别假设猪肉批发价中枢为28、42元/公斤，对应猪价在明年底跌至20元、40元的情景。 （三）油价：国际疫情反复下的高不确定性 我们中性预计2021年布油价格中枢在55美元/桶左右，同比2020年（考虑国内地板价调控）上涨20.7%，结合油价CPI权重（2%左右），预计拉动CPI中枢近0.4个百分点。 然而明年原油价格波动具极大不确定性。海外疫情的变化仍是最终决定全球经济修复的关键。一边是市场预期2021年中70%的发达经济体民众可以接种新冠疫苗，12月第一批欧美新冠疫苗已经开始接种；一边是12月来海外新冠疫情再度恶化。12月美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20万，南加州医疗资源紧张。英国伦敦发现变异毒株并导致欧洲对英“锁国”。同时，OPEC+协议自2021年1月开始，成员国决定自愿将减产数自770万桶/日调整至720万桶/日，并将每月召开会议评估市场状况并决定每月的产量调整，每月调整幅度不超过50万桶/日，后续减产持续力度仍有变数。因此，另外在悲观和乐观情景中，我们分别假设布油中枢为50、60美元/桶。 三 视角二：翘尾+新涨价 在翘尾+新涨价视角下，我们将CPI同比走势拆分为三部分，即CPI同比=翘尾（前一年环比累积的确定性涨价）+季节性新涨价（季节性环比累积的正常涨价）+超季节性新涨价（当年非季节性环比累积的特定涨价），得以更好区分当年CPI数字背后的本质。经拆分，预计全年平均翘尾因素对CPI影响接近0，季节性新涨价因素为1.31%，超季节性因素为-0.32%。 从各年份的对比来看，2021年CPI中枢的回落，为翘尾及新涨价的同步拖累，一是翘尾接近0%（主因2020年下半年猪肉和原油的疲软），二是新涨价超季节性继续为负（主因2021年春节后猪价大概率将明显回落）。超季节性因素中主要考虑的是供给侧冲击，即猪和油，反映中性预期下，猪对通胀超季节性的拖累会大于油对通胀超季节性的拉动。 需要注意的是，2020年末-2021年初猪肉和大宗价格的大幅波动将给2021年全年通胀中枢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12月下旬英国疫情失控并导致欧洲对英“锁国”的行为，给国际大宗商品疯狂的上涨浇了一盆冷水。而同时国内黑色价格突破历史新高，猪肉价格反弹。多项价格大幅震荡下，12月CPI环比的最终结果可能使2021年翘尾存在较大变数。 四 视角三：环比季节性 最后，再切换到环比视角分析2021年全年通胀上行的节奏，我们认为夏季及年末或是CPI环比较为强势的时段，大概率会恢复季节性甚至有望强于季节性。一则猪肉价格或将季节性回升，二则伴随经济的修复核心CPI也将恢复往常并可能出现过热。 而春季（3-5月）以及秋季（9-10月）可能是CPI上行节奏明显弱于季节性的时间点。春季及秋季作为生猪养殖一年内的黄金时期，可能见证猪肉价格的快速下行。
内容摘要 气候或自然条件异常导致粮食价格超预期上涨 当前拉尼娜现象已经形成并预计将持续到2021年，干旱或低温气候可能造成粮食供给收缩，加大粮价上涨压力。目前来看，拉尼娜事件造成全球粮食大幅减产概率较小，但若叠加蝗灾、草地贪夜蛾灾等自然灾害，或者原油价格大幅提振导致粮食生产和运输成本上行，粮食价格可能出现持续上涨态势。 原油供给收缩超预期引发输入型通胀 油价长期低迷使得全球原油市场的博弈日趋复杂，若出现超预期事件导致原油供给收缩，油价有可能大幅度上涨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输入型通胀。我们认为，拜登上台以后伊核协议存在较大可能重返，2021年中东大规模军事冲突再现推升油价导致通胀超预期的可能性较小。 美国印度基建投资落地带来需求超预期 印度未来5年1.4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计划和拜登上任之后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若能顺利落地，则将大幅度提振大宗商品需求，从而促成一次从原材料国到消费国的全球经济复苏共振，成为再通胀超预期的一大需求端因素。整体来看，2021年印度基建存在的资金问题将使得基建推进速度慢于计划，拜登的基建计划同样在2021年实际落地的概率较低，两者对经济及大宗商品的拉动作用有限。 疫苗兑现不及预期导致供需缺口持续存在 我们认为，目前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主要由供需缺口导致：疫情蔓延导致海外生产能力受阻，但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放水”的逆周期刺激作用下，海外需求端保持韧性。一旦疫苗大规模应用，全球的供给能力将快速修复，供需缺口弥合，通胀上行压力因而减轻。但是，如果新冠病毒变异导致疫苗失效或者疫苗接种率较低等原因使得疫苗兑现不及预期，那么全球复工复产将继续受到拖累，供需缺口迟迟难以弥合，加大通胀持续上行压力。 风险提示 新冠病毒变异导致疫情二次爆发；中美摩擦超预期变化 目 / 录 正 文 气候或自然条件异常导致粮食价格超预期上涨 气候或自然条件异常可能造成粮食生产收缩，加大粮价上涨压力。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判断，当前拉尼娜现象已经形成并预计将持续到2021年。在发生拉尼娜事件的冬季，我国的寒潮冷空气活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易较常年同期偏低，长江以南大部地区降水易较常年同期偏少。从全球角度看，拉尼娜事件往往导致东北亚地区和非洲西岸异常寒冷，美国西南部和南美洲西岸变得异常干燥，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地区降水增多。拉尼娜事件可能造成导致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玉米单产下降，影响南美部分地区大豆生长，另外东北亚冻害可能造成冬小麦减产。若叠加蝗灾等自然灾害，粮价上涨超预期有可能引发全球通胀持续更长时间。 分品种来看，大豆在低温和干旱气候下会延迟成熟，株矮叶小，结荚数量减少，最终影响大豆单产，2007年8月~2008年5月和2010年6月~2011年5月两次中等强度的拉尼娜现象均造成全球大豆减产，巴西和阿根廷均受到显著影响。相应地，大豆价格在2008年和2011年出现了显著上行。 玉米产量和价格受气候条件影响同样较为显著。2007年8月~2008年5月的拉尼娜现象造成全球玉米主产地巴西和阿根廷玉米的减产；2010年6月~2011年5月的拉尼娜现象时期，阿根廷玉米产量又一次显著下行。因此，玉米价格在2008年和2011年均出现大幅度增长。 上一次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发生在2007~2008年，当时除了拉尼娜事件等自然条件异常导致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的产量有所收缩之外，原油价格高企使得许多国家投入大量农产品发展生物燃料，供需失衡导致全球粮食库存走低、价格飞涨。随着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各国农业生产防范自然灾害的水平也在逐渐提高，主要粮食品种产量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2013年之后库存消费比维持在相对健康水平，因此2013年之后全球粮食价格也保持相对稳定。 整体上来看，拉尼娜事件造成全球粮食大幅减产的概率较小，由此引发的全球通胀超预期可能性也较小。但若叠加蝗灾、草地贪夜蛾灾等自然灾害，或原油价格大幅提振导致粮食生产和运输成本上行，粮食价格可能出现持续上涨态势。 从我国的经验来看，拉尼娜事件对我国粮食生产影响较小。出现拉尼娜事件的几年中，我国粮食供给并未受到显著影响，2003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保持连续上涨态势，因此供给端压力较小，不过冷冬期间的“屯粮”需求可能小幅拉动粮价上涨。实际上，2004年我国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推进之后，CPI粮食项仅在“猪油共振”时期出现大幅上行，其他时期粮价基本保持温和上涨。 原油供给收缩超预期引发输入型通胀 关于原油价格的博弈日趋复杂，若出现超预期事件（如中东局部战争）导致原油供给收缩，那么原油价格有可能大幅度上涨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输入型通胀。 2020年全年原油市场处于低价、低产的状态，原油大国的经济状况受到较大冲击，俄罗斯、沙特等中东国家的GDP大幅收缩。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预期较强，疫苗广泛应用之后原油消费有望迅速提振，产油国俄罗斯、伊拉克、尼日利亚先后表达了在2021年增产的意愿，阿联酋也曾表示目前减产协议下的配额有失公允。因此，在原油需求复苏的大背景下，各产油国有偏离协议增加产能的动力。 另一方面，由于页岩油生产成本较高，美国不希望原油价格持续低迷。原油虽称不上美国的支柱行业，但整个石化产业链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拜登上任后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位于历史高位的失业率和持续走低的劳动参与率，如何使得石油工人走回工作岗位是下一任美国总统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综上所述，原油市场格局的博弈日趋复杂，目前原油大国之间并未发生较大分歧，但若因利益纠纷发生冲突，甚至出现局部战争等超预期事件，那么原油价格上涨存在较大可能性。 历史上，暴恐袭击、地缘冲突，政局不稳等因素都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推动国际油价上涨，市场尤其关心全球原油重要输出地区——中东的地缘局势。上世纪70年代以来，第四次中东战争、第五次中东战争、伊拉克战争、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伊朗核问题、利比亚战争等中东地缘政治事件经常成为油价上涨的重要触发点。以2011年利比亚战争为例，2月17日战争爆发之时布伦特原油价格为103美元/桶，短短53天后布油价格上涨至127美元/桶，上涨幅度超过20%，当年同比涨幅约为40%。 目前来看，2021年中东大规模军事冲突再现的可能性较小。拜登上台以后的外交政策将致力于恢复国际协议并加强与盟友的关系。新的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人选——布林肯和沙利文都曾参与过当年伊核协议的谈判，是该协议的坚定支持者，伊核协议存在较大可能重返。总而言之，中东局势恶化导致原油价格上涨进而使通胀超预期的可能性较小。 美国印度基建投资落地带来需求超预期 若美国和印度基建投资落地，将大幅度提振大宗商品需求，促成一次从原材料国到消费国的全球经济复苏共振，全球通胀将持续更长周期。 印度未来5年1.4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计划和拜登上任之后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若能顺利落地，两国基建超预期推进并产生共振，则从需求侧拉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动拉美、俄罗斯等资源禀赋型国家经济复苏。此类国家大多产业链单一，国内收入上升后将提振进口需求，继而带动中国、越南等加工制造型经济体出口规模增长。这一场景的实质是美国加金砖国家带动全球经济复苏，叠加新冠疫情期间宽松货币政策尚未退出，从需求侧拉动通胀水平上升。 印度总理莫迪在2019年宣布在2020-2025年施行总额100万亿印度卢比（折1.4万亿美元）的国家基础设施管网（National Infrastructure Pipeline，以下简称NIP）基建计划，以实现到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5万亿美元的目标。对比2008~2017年的10年间，印度在基建方面的总投资只有1.1万亿美元，因此这一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如能落地，将大幅拉动需求。 整体来看，2021年印度基建将持续推进，但资金问题使得推进速度慢于计划，对经济及大宗商品的拉动作用有限。其一，私人资本近年来参与基建项目建设的热情逐步减弱。基建项目周期长、收益回报慢，最近6年印度PPP参与基建项目建设的项目总规模迅速下降，2019-2020年参与基建项目的PPP数仅4个，项目总规模仅501亿卢比，两项数据均已降至历史冰点。其二，近年来印度政府财政赤字控制基本稳定但水平较高（且有部分隐性债务），2019年为5.9%，受疫情影响印度央行预计今年赤字率将升至6.1%，整体债务及赤字水平在中等收入群体国家中偏高。印度疫情当前仍未平复，明年可能受持续影响，政府税收可能难有起色（今年税收收入预计萎缩-14%），在此情况下2021年地方政府大兴基建的难度较高，NIP推进速度难以保证。 美国方面，拜登在竞选演讲中曾主张“大规模基建投资+加税”的组合方案。一方面发展传统基建，建造现代道路、桥梁、高速公路、宽带、港口和机场，促进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大太阳能(行情000591,诊股)电池板和与风力涡轮机的建设，普及新能源汽车。胜选后拜登承诺，在控制疫情之后将大力发展经济，有意颁布名为“重建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的经济刺激方案，除向地方提供援助避免更多工人被解雇、增设失业保险外，他提议在10年内投入7.3万亿美元新开支，涉及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保和公平经济等方面。 总体而言，拜登的基建计划在2021年实际落地的概率较低。其一，虽然其政策理念有利于基建落地，但大概率将受阻于国会两党分立格局导致无法推进。一是拜登主打加税和增加财政支出的组合拳，其加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可以有效改善政府财政状况并为基建提供切实的资金来源。但当前国会两党分立，共和党主张减税，拜登的加税方案落地概率较小无法为基建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其二，基建推进的核心仍然是资金来源问题，因此需要加税作为前置方案，而将企业税率由21%提升至28%是拜登税改方案中的核心措施，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在本次疫情中受到重创，2021年立刻开展加税并不现实。其三，美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只有25%的资金出自联邦政府，联邦政府和通过PPP撬动的私人资本是主要的出资方。近年来，地方政府和私人资本参与基建投资的热情同样大幅下降，联邦拨款及投资始终未能有显著增加。其四，美国基建项目面临严格的环保核查，导致“铁公基”等大兴土木的项目在落地建设过程中面临层层阻碍。 疫苗兑现不及预期导致供需缺口持续存在 疫苗兑现不及预期使得供给修复较慢，供需缺口持续存在导致通胀周期持续更久。 我们认为，目前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主要由供需缺口导致。疫情蔓延导致海外生产能力受阻，供给收缩严重；但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放水”的逆周期刺激作用下，海外需求端保持韧性，以美国为例，政府直接向居民发放现金，居民收入不降反升，消费能力反而增强。供给收缩而需求保持稳定，海外主要经济体均出现了明显的供需缺口。我们收集了一些供需缺口显著存在的证据：其一，海外订单修复情况优于生产，如美国耐用品订单修复速度显著快于生产，德国企业未交付订单指数连续数月上升；其二，工业生产能力较弱使得全球工业品库存数据走低，主要经济体的库存指数均位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其三，全球供需缺口需要中国的供给能力来填补，中国出口不断走强，出口集装箱指数CCFI一路飙升。 那么，未来供需缺口弥合的时点也就是通胀出现拐点的重要时间窗口。我们在再通胀系列研究报告《疫苗广泛应用是推动还是抑制全球通胀？—再通胀系列研究之五》中提到，疫苗广泛应用对供给的改善作用强于需求，因此疫苗落地之后供需缺口将快速弥合，通胀上行压力因而减轻。 但是，如果新冠病毒变异导致疫苗失效或者疫苗接种率较低等原因使得疫情并未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全球复工复产将继续受到拖累。一方面，疫情大规模复发有可能导致各国反复“封城”，从而影响企业正常开工。欧洲国家自入冬以来疫情再度爆发，各国屡屡实施二次封锁，复工进度受到显著影响。若疫苗兑现不及预期，各国面临疫情数据抬头之时不得不再次实施“居家令”进行封锁。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强大的工会体系也会在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之时，阻碍复工复产的进行。例如，德国工会曾在11月因工作条件呼吁亚马逊德国物流中心停工；美国工会10月向联合国劳工组织提交申诉，反对特朗普政府激进推进复工。因此，若疫苗不能顺利兑现，全球供给的修复速度将再次被拖累，供需缺口迟迟难以弥合，加大通胀持续上行压力。 目前来看，疫苗推进速度符合预期，医学权威专家也表示目前研发的疫苗不会因为现有的病毒变异而失效，疫苗大概率可以在2021年二季度广泛应用。现阶段，疫苗的普及工作正在积极开展，美国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12月24日，全球各国“预购”的新冠疫苗已达到77亿剂，另外39亿剂目前正在谈判中；世界卫生组织同时发起了一项名为新冠疫苗供应计划（COVAX）的全球倡议，保证中低收入国家也能公平地获得疫苗。另外，疫情防控好的国家，经济正在快速地复苏，疫苗作为防止疫情蔓延的重要“解药”，将得到全球各个国家的高度重视，预计疫苗订单会继续增多，疫苗普及工作也将顺利开展。 风险提示 新冠病毒变异导致疫情二次爆发；中美摩擦超预期变化
近十年来，全球“宽货币”与“低通胀”并存的现象，正在动摇通胀目标制定的理论基础。近期，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的文章《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引起关注。周小川在文章中指出，传统的通胀度量面临不足和挑战，货币政策肯定应考虑通胀指标背后的体验，并认为资产价格需要纳入通胀考虑。 当前低通胀率本身是否存在概念上和度量上的疑问？是否需要从更综合、更丰富的角度进行测度，并考虑将资产价格和居民福利等因素纳入广义通胀？面对这些问题，通胀度量以及货币政策框架又有哪些可行的解决方案？ 为求解上述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近期举办“金思汇”，主题为“货币政策与通胀新度量”。与会专家认为，现行通胀测度存在缺陷，无法全面准确反映实际通胀水平，统计指标和居民实际感受存在明显差距。造成通胀测度失真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调查样本存在偏差导致权重不能反映实际支出结构，二是核算理念滞后无法反映实际的成本变化，三是部分服务行业市场化程度不高造成价格失真。 而基于金融稳定和管理通胀预期两个层面的考虑，央行应关注资产价格，同时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加强跟市场和公众的沟通以稳定通胀预期。 完善通胀测度指标 加强市场沟通稳定通胀预期 现行通胀测度存在缺陷 通胀指标与居民实际感受有明显差距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央行是否应关注并干预资产价格成为学术界和决策层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疫情爆发以来，各国央行都采取了宽松的量化宽松政策，资产价格表现与经济基本面的实际情况形成强烈反差。美国三大股指创下历史新高，国内个别城市房价出现显著上涨。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的CPI、GDP缩减指数反映出的通胀水平普遍较低，没有表现出通胀压力。这与居民实际感受存在明显差距。 与会专家经过讨论并一致认为，现行通胀测度存在多方面缺陷，无法全面准确反映实际通胀水平。 第一，反映居民生活成本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取样层面有偏，通胀指标的权重分配没有真实反映实际的支出结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住户保护隐私的的意识日益增强，部分中高收入住户拒绝接受调查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导致住户调查样本对中高收入户代表性不够，部分支出项目对应的权重往往偏低，如汽车和通讯类产品，化妆品和服务类消费等。 第二，部分指标核算理念相对滞后，不能反映实际的成本变化。核算理念决定了如何理解并度量某种商品或服务的实际价格。以CPI中的居住价格为例，如果从实际成本角度考虑，那么住房支出涉及的费用主要是自有住房维护修理费、物业管理费和固定资产折旧。在经济不发达阶段，这种核算方法可以较好反映居民的实际居住成本。随着经济发展，居民的居住支出逐渐变为以房租为主的支出，这背后还蕴含了房价变化对房租的影响。因此，如果再从成本法去核算居民的居住支出及变化，就会低估其在CPI中的权重，同时也会低估CPI的变化幅度。 第三，部分服务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市场管制导致价格失真。目前，我国部分服务行业仍存在各类管制，服务的价格尚没有形成市场化的定价机制，这会导致实际感受到的生活成本和统计结果出现偏差。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医疗服务，医疗服务的价格并不是市场化形成的公允价格，而是经过医保系统、医院、医药厂商和居民之间反复多次再分配后形成的价格，且受到管制。所以，虽然居民对医疗服务整体感觉是供不应求的，但在实际统计中并没有反映出来这部分成本。 重视资产价格变化对通胀预期造成的影响 与会专家经过讨论并一致认为，央行有必要关注资产价格。 其一，央行承担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需要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并在必要时作出适当反应。资产价格具有广泛的金融联系，如果资产价格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持续、快速的上涨，可能会带来风险偏好上升、金融杠杆提高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加剧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影响到金融稳定。为维护金融系统稳定，遏制投资者过度承担风险的行为，此时央行有必要对资产价格作出适当反应。 其二，资产价格有可能会对通胀造成影响。例如，房价上涨可能会带来房租上涨，而利用成本法核算出的居住支出无法体现这部分影响。养老服务的实际价格也会受到资产价格的影响。养老金是个人收入的跨期配置，当下较高的资产价格就对应了更低的预期收益率，这就意味着居民部门为养老服务提供的当期支出变“贵”了。但是，这种养老服务价格上涨是通过贴现方法体现到当期支出的，没有计入现行的通胀测度指标。此外，资产价格还可能会影响到通胀预期，比如持续上涨的房价可能会提高居民的通胀预期。此时，央行应加强市场沟通来稳定通胀预期，避免预期自我实现甚至自我强化的情况发生。 央行可以通过宏观审慎框架 应对资产价格波动 当前，中国央行应充分发挥双支柱监管的制度优势，在宏观审慎框架下采取应对资产价格波动的政策措施。同时，央行应继续加强通胀预期管理，优化市场沟通的机制和渠道，向市场释放明确的监管信号，提高央行透明度并增强市场对央行的信心。 宏观审慎框架是央行关注资产价格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央行关注资产价格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金融稳定。虽然央行无法判断资产价格的波动是否合理，但央行可以在宏观审慎框架下，综合评估资产价格波动可能给金融系统造成的潜在风险，并以此作为是否政策干预的主要依据。在工具选择方面，央行应在宏观审慎框架下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组合，这些政策工具可能既包括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也包括微观审慎政策。尽量避免使用公开市场操作、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典型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对资产价格做出反应。 同时，央行应密切关注通胀预期的变化，加强市场沟通，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向市场释放明确的政策信号，以稳定通胀预期。具体实践中，各国央行普遍关注一些更具粘性的价格指数，如工资指数或服务价格指数，来判断通胀预期是否发生了显著变化。管理通胀预期的主要方法是加强市场沟通，向公众解释央行对该问题的理解和重视程度，明确监管立场和决心，强化公众对央行的信心并稳定通胀预期。
近十年来，全球“宽货币”与“低通胀”并存的现象，正在动摇通胀目标制定的理论基础。近期，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的文章《拓展通货膨胀的概念与度量》引起关注。周小川在文章中指出，传统的通胀度量面临不足和挑战，货币政策肯定应考虑通胀指标背后的体验，并认为资产价格需要纳入通胀考虑。 当前低通胀率本身是否存在概念上和度量上的疑问？是否需要从更综合、更丰富的角度进行测度，并考虑将资产价格和居民福利等因素纳入广义通胀？面对这些问题，通胀度量以及货币政策框架又有哪些可行的解决方案？ 为求解上述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近期举办“金思汇”，主题为“货币政策与通胀新度量”。与会专家认为，现行通胀测度存在缺陷，无法全面准确反映实际通胀水平，统计指标和居民实际感受存在明显差距。造成通胀测度失真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调查样本存在偏差导致权重不能反映实际支出结构，二是核算理念滞后无法反映实际的成本变化，三是部分服务行业市场化程度不高造成价格失真。 而基于金融稳定和管理通胀预期两个层面的考虑，央行应关注资产价格，同时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加强跟市场和公众的沟通以稳定通胀预期。 完善通胀测度指标 加强市场沟通稳定通胀预期 现行通胀测度存在缺陷 通胀指标与居民实际感受有明显差距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央行是否应关注并干预资产价格成为学术界和决策层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疫情爆发以来，各国央行都采取了宽松的量化宽松政策，资产价格表现与经济基本面的实际情况形成强烈反差。美国三大股指创下历史新高，国内个别城市房价出现显著上涨。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的CPI、GDP缩减指数反映出的通胀水平普遍较低，没有表现出通胀压力。这与居民实际感受存在明显差距。 与会专家经过讨论并一致认为，现行通胀测度存在多方面缺陷，无法全面准确反映实际通胀水平。 第一，反映居民生活成本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取样层面有偏，通胀指标的权重分配没有真实反映实际的支出结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住户保护隐私的的意识日益增强，部分中高收入住户拒绝接受调查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导致住户调查样本对中高收入户代表性不够，部分支出项目对应的权重往往偏低，如汽车和通讯类产品，化妆品和服务类消费等。 第二，部分指标核算理念相对滞后，不能反映实际的成本变化。核算理念决定了如何理解并度量某种商品或服务的实际价格。以CPI中的居住价格为例，如果从实际成本角度考虑，那么住房支出涉及的费用主要是自有住房维护修理费、物业管理费和固定资产折旧。在经济不发达阶段，这种核算方法可以较好反映居民的实际居住成本。随着经济发展，居民的居住支出逐渐变为以房租为主的支出，这背后还蕴含了房价变化对房租的影响。因此，如果再从成本法去核算居民的居住支出及变化，就会低估其在CPI中的权重，同时也会低估CPI的变化幅度。 第三，部分服务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市场管制导致价格失真。目前，我国部分服务行业仍存在各类管制，服务的价格尚没有形成市场化的定价机制，这会导致实际感受到的生活成本和统计结果出现偏差。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医疗服务，医疗服务的价格并不是市场化形成的公允价格，而是经过医保系统、医院、医药厂商和居民之间反复多次再分配后形成的价格，且受到管制。所以，虽然居民对医疗服务整体感觉是供不应求的，但在实际统计中并没有反映出来这部分成本。 重视资产价格变化对通胀预期造成的影响 与会专家经过讨论并一致认为，央行有必要关注资产价格。 其一，央行承担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需要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并在必要时作出适当反应。资产价格具有广泛的金融联系，如果资产价格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持续、快速的上涨，可能会带来风险偏好上升、金融杠杆提高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加剧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影响到金融稳定。为维护金融系统稳定，遏制投资者过度承担风险的行为，此时央行有必要对资产价格作出适当反应。 其二，资产价格有可能会对通胀造成影响。例如，房价上涨可能会带来房租上涨，而利用成本法核算出的居住支出无法体现这部分影响。养老服务的实际价格也会受到资产价格的影响。养老金是个人收入的跨期配置，当下较高的资产价格就对应了更低的预期收益率，这就意味着居民部门为养老服务提供的当期支出变“贵”了。但是，这种养老服务价格上涨是通过贴现方法体现到当期支出的，没有计入现行的通胀测度指标。此外，资产价格还可能会影响到通胀预期，比如持续上涨的房价可能会提高居民的通胀预期。此时，央行应加强市场沟通来稳定通胀预期，避免预期自我实现甚至自我强化的情况发生。 央行可以通过宏观审慎框架 应对资产价格波动 当前，中国央行应充分发挥双支柱监管的制度优势，在宏观审慎框架下采取应对资产价格波动的政策措施。同时，央行应继续加强通胀预期管理，优化市场沟通的机制和渠道，向市场释放明确的监管信号，提高央行透明度并增强市场对央行的信心。 宏观审慎框架是央行关注资产价格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央行关注资产价格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金融稳定。虽然央行无法判断资产价格的波动是否合理，但央行可以在宏观审慎框架下，综合评估资产价格波动可能给金融系统造成的潜在风险，并以此作为是否政策干预的主要依据。在工具选择方面，央行应在宏观审慎框架下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组合，这些政策工具可能既包括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也包括微观审慎政策。尽量避免使用公开市场操作、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典型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对资产价格做出反应。 同时，央行应密切关注通胀预期的变化，加强市场沟通，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向市场释放明确的政策信号，以稳定通胀预期。具体实践中，各国央行普遍关注一些更具粘性的价格指数，如工资指数或服务价格指数，来判断通胀预期是否发生了显著变化。管理通胀预期的主要方法是加强市场沟通，向公众解释央行对该问题的理解和重视程度，明确监管立场和决心，强化公众对央行的信心并稳定通胀预期。 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通胀还是通缩， 已成为阶级性问题了 对于同一组数据，不同的受众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目前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是面临通缩考验，要高度警惕，理由是CPI时隔11年首次负增长-0.5%，上次负增长还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可见当前整体需求不佳，更严峻的是本轮短暂的复苏结束后通缩压力会进一步凸显；第二种观点是要警惕通胀风险，理由是如果看PPI环比增速，增长了0.5%，是近两年以来最高值，经济复苏后企业补库存力度加大，对中上游原材料需求较为旺盛，铁矿石创下七年新高，螺纹钢年涨幅超过30%，大宗商品再现疯狂，股市和核心城市楼市也有不错的表现，再次催生资产泡沫；第三种观点是物价相对合理，既没有通胀风险也没有通缩危机，CPI主要是受高基数和猪价扰动影响，特别是猪价是负增长的主要拖累项，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走势平稳合理，连续五个月都维持为0.5%，无需过度紧张。 之所以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主要是因为选用了不同的度量指标，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通胀度量指标不够全面，甚至会有些失真，这也是上月底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发文完善通胀度量体系，要将资产价格纳入其中更真实反应通胀水平的重要原因。当然更重要的是，大家关心通缩还是通胀，其实更关注的是物价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不同群体看问题的立场和角度完全不同，存在利益分歧，都希望朝着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所以穷人希望看到的是通胀，收紧货币政策对抗通胀，避免资产价格飞上天；富人希望看到的是通缩，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催生资产价格，从中获得可观的投资收益或资产增值，但实际上是穷人通缩，富人通胀。 当前物价水平相对合理， 对货币政策影响不大 其实只有在两种极端情况下，物价才会影响政策取向。一是通缩信号明显需要刺激，比如2015年CPI同比仅增长1.4%，PPI连续四年负增长，且跌幅不断扩大，所以当年货币政策加力宽松，出现了5次降准和5次降息来助力稳增长。二是通胀势头较猛需要遏制，比如2016年的复苏，11月PPI超过3%，2017年2月达到7.8%的高点后，央行紧急行动，一季度就两次上调了逆回购利率，12月继续上调逆回购率，实现变相加息。 目前的形势和上面两种情况不太相同，虽然CPI和PPI均为负，CPI在下行，但CPI主要受猪周期扰动，有些失真，而且经济在复苏，PPI在上行，势头还不错。所以现阶段不用过度纠结通胀还是通缩，整体物价水平还相对合理，政策环境也会相对友好，不会太松，但也不至于太紧，只是降准降息暂缓。 2021年经济复苏延续， 二季度后其实更应该担心的是通胀 2021年经济前高后低，上半年复苏仍将延续，警惕通胀抬头风险。从经济先行指标PMI来看，11月为52.1%，已经连续9个月在荣枯线之上，并创下三年来新高，复苏节奏明显加快，大超预期。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二季度由于复工复产，供给端复苏明显快于需求端；三季度需求回补成效显著，供需两端都很旺盛，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另外需要关注的是，由于下游需求大增带动中上游回暖，补库存力度加大，价格指数出现跳升，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产成品出厂价格指数都回升了3个百分点以上，预计明年一季度PPI年会转正，并受低基数效应和复苏惯性影响，PPI会显著上行，待通胀出现，流动性环境将会趋于收紧，短端利率上行。 长期是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和生产过剩， 宽松成为不得已的选择 但阶段性复苏大部分归因于前期刺激生效，只是暂时的，不具备持续性，长期经济终将回归基本面，萧条性因素将重回主导。从大环境看，全球都处于经济增速换档期，高速增长乏力，逐渐转向中低速增长。更严重的是，逆全球化盛行、人口老龄化加剧、传统的地产和基建刺激空间接近饱和，新一轮科技革命还在孕育过程中，生产严重过盛和需求明显不足并存，所以长期更应该担心的不是通胀，而是通缩风险，这也是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昨天的政治局会议聚焦“需求侧改革”的根本原因。 但无论是供给侧改革还是需求侧改革都是任重而道远，毋庸置疑，我们的确应该把握难得的窗口期全力以赴，坚定改革的决心，释放长期增长潜力，但也可能会远水解不了近渴。比如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对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货币宽松就成为不得已却最有效的对冲手段，全球央行再次开启宽松潮，美联储紧急实行“零利率”和无上限QE，并提高通胀容忍度，欧央行在负利率的基础上加大资产购买力度，英国央行两次降息并增加资产购买规模，已实行负利率的日本央行通过大量购买ETF来加大基础货币投放，中国3次降准2次LPR降息，全球资产负债表加速膨胀。 零利率负利率是最终归宿， 要学会保卫财富 经过数十年大宽松后，全球各国货币政策退出都非常困难，出现了明显货币宽松依赖症，宽松根本停不下来。虽然我们都知道货币宽松会造成资产泡沫、脱实向虚、贫富分化等一系列问题，但货币宽松后，可能未来就很难出现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像今年疫情直接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资产价格、股票市场、房价都涨起来，传统的机构破产情况基本消失了。在这样的背景下，零利率负利率已是最终归宿，贫富分化的社会问题将进一步凸显，财富保卫战已经打响。 虽然中国现在仍然处于正利率时代，还是全球资产高地，也有改革在释放潜力，在为正利率争取时间。但拉长周期看，穷人通缩、富人通胀将成为常态，负利率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在这样的大趋势下，负利率这场资产战争已经打响，尽可能地持有核心资产是保卫我们的财富的一个明智选择，头部的股票、核心的房产、保值的黄金都是值得关注的投资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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