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在支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金融业发展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而研究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就是研究金融结构尤其是金融资产的结构变化。 在中国，这方面研究最权威的专家无疑就是现任央行行长易纲先生。他在过去30年的时间内，每隔10年左右就会在中国经济学领域最权威学术期刊《经济研究》杂志上公开发表一篇关于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的研究论文。最新的一篇文章就是发表在《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上的《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的文章。其它两篇分别是发表于《经济研究》1996年第12期上的《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与《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上的《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1991-2007》。 这三篇文章虽然时间跨度很大，研究内涵和分析范式也持续延展。但基本研究方法论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基于“比较金融研究”的方法，在大量数据统计和分析的基础之上，对过去40年不同时期的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及其结构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测算，并从居民、企业、政府、金融机构、国外等五部门的角度分别测算了其资金来源（负债）和运用（资产）总额及占比情况。通过数据对比、分析和研究，清晰的给我们展示出中国金融资产的总量、结构及其演化的过程。而且作者还将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三者关联起来，通过金融资产结构变化这个视角，阐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 一、从金融资产结构看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成就 1、金融资产总量大幅增长。根据易纲行长文章的测算，截止2018年末，中国金融资产总规模达722.1万亿元，是2007年末的4.54倍，年均增长14.7%。金融资产与GDP之比由2007年末的588.9%上升至2018年末的785.5%，年均增幅为2.7%，较1991年至2007年期间年均增幅降低3.3个百分点，金融资产相对GDP的增速有所放缓。主要与股票、国内主体持有的国外金融资产等增长放缓有关。当然，随着总量增长，基数变大，增速有所放缓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2、金融资产结构日益多元。投资渠道的多元化使居民资产配置不再高度集中于银行存款。2018年末，存款占资金运用总额比重为54.4%，虽仍占一半以上，但较2007年末降低了5.8个百分点，相比1995年末更是大幅下降了21.1个百分点。同时，随着支付电子化的发展，居民持有的通货现金的比例也持续下降，占资金运用总额的比重从1995年末的16.3%下降至2018年末的4.4%。由于股票资产增长较慢，2018年末居民部门持有股票占比较2007年末的15%降低了5.9个百分点至9.1%。随着资管业务迅速发展，居民部门持有的理财、信托、基金等资产规模快速增长。2018年末，居民部门特定目的载体总额自2007年末以来年均增长27.6%，占资金运用总额的比重达17.2%，较2007年末上升11.9个百分点。 3、金融市场深化持续推进。金融工具内生于金融市场，金融资产总量的增长及结构的多元化，其背后反应的就是中国金融市场日益深化的现实。易纲行长的三篇文章无疑是研究近40年以来中国金融市场深化方面的最佳样本：1996年发表的《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一文指出中国金融资产的变化过程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条是货币化过程。另一条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该文主要分析货币化过程。文章分析了我国1978年、1986年、1991年和1995年的金融资产结构后指出，中国M2/GNP迅速提高一方面是改革中金融深化的必然，“货币化”进程加快是重要原因。同时金融资产单一，企业主要依靠贷款，居民主要依靠储蓄存款，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也是重要原因。2008年发表的《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1991-2007》与前文相呼应，以资本市场为主线，研究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新变化。在此期间，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继续快速增长，且结构有所优化，表现为股票和债券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发展加快。股票在国内金融资产中的占比增长明显，1991年股票占比仅为1%，到2007年则达到了28.1%。同时贷款占比下降，企业债务率下行，经营状况好转，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增强。这一时期金融资产结构存在的问题则主要表现在企业债券规模过小，保险市场规模偏小，股票相对金融资产比率波动较大等（2001年上升到12.6%，2005年回落到5.4%，但2006年和2007年分别快速上升至11.8%和28.1%）。再隔12年，最新发表的《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一文发现，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稳步增长，金融深化继续推进。这一时期银行贷款占比明显上升。尽管经历了“严监管”，表外和资管业务与之前阶段相比仍呈现快速发展。近些年来中国深入推进债券市场改革和发展，完善基础制度，夯实基础设施，加快产品创新，中国的债券市场发展取得长足发展。截至2018年末，中国债券市场存量规模约为86万亿元，是仅次于美国、日本的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2018年末，债券与GDP之比为90.9%，较2007年末提高44.1个百分点。然而，在此期间出现了直接融资不升反降，中国金融资产的风险向银行部门集中，向债务融资集中等问题。 4、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程度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企业部门在境外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增长呈现亮点。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程度提高的背景下，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跨境投融资规模稳步增长。2018年末，企业部门国外金融资产和负债总额分别达17.1万亿元、21.9万亿元，分别是2007年末的9.5倍、3.3倍。2007年至2018年末，企业部门海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年均增长30.2%，合计占GDP比重为17.9%，较2007年末提高14.5个百分点；二是国外主体持有的中国金融资产较快增长。在股票市场双向开放方面，2014年和2016年我国分别启动了“沪港通”和“深港通”，为内地与香港相互买卖股票提供了便利。在债券市场双向开放方面，不断扩大境外投资者范围，取消投资额度，并启动“债券通”。此外，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金融法制不断健全，也为金融市场在扩大双向开放过程中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2018年末，国外部门金融资金运用和来源总额分别为35.6万亿元和50.3万亿元，较2007年末年均增长12.5%和10.5%。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和开放程度提升，国外部门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投资增多。2018年末，债券和股票投资占资金运用总额的比重分别为4.8%和13.2%，较2007年末上升4.8个和3.8个百分点。 二、从金融资产结构看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不足 1、直接融资占比不升反降。在1991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直接融资占比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其中股票市场的发展起到了关键带动作用。股票融资与GDP之比从1995年的5.7%上升至2007年的120.1%，年均增速接近10%。2008年后，受内外部多种因素影响，股票融资占比下降。2018年末，股票市值与GDP之比为44.6%，较2007年末降低了75.5个百分点。2018年末包括股票和债券在内的证券资产与GDP之比为135.5%，较2007年末下降31.4个百分点。从分类看，债券融资属于直接融资，但我国债券的持有主体是银行，2018年末银行持有的债券占全部债券的51.5%，其中相当部分实际上是银行通过货币创造为企业融资，也具有间接融资的特点。如果扣除这部分，直接融资占比会进一步下降。 2、宏观杠杆率上升过快。在债权类融资快速增长、股权融资增长较为缓慢、股票与GDP之比下降的背景下，全社会债务水平上升加快。宏观杠杆率（总债务/GDP）从2008年末的145.4%上升至2018年末的248.7%，累计上升超过100个百分点。尤其是企业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2016年末一度升至159.8%，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 3、金融资产风险过度集中。最新发表的《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一文中，易行长还创新性地从资源配置和风险承担角度，以“谁在承担风险”和“由谁承担风险更好”为主线，测度了金融资产风险承担者的分布。测算发现，在2008年以来的10多年里，金融资产风险明显向银行等金融机构集中，而金融机构的风险相当部分最终要由政府承担。2018年末，由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承担风险的金融资产规模分别为365.9万亿元和118.7万亿元，是2007年末的5.85倍和2.60倍，占全部金融风险资产的比重为54.5%和17.7%，总计达72.2%，居民、企业和国外部门承担风险的占比分别为9.4%、13.8%和4.6%。风险向金融机构集中的趋势也十分明显，2018年末，金融机构承担风险的占比较2007年末提高了14.2个百分点。 三、从金融资产结构演变看中国金融业未来改革发展的方向 笔者认为，中国金融业未来改革发展的方向应该是针对以上金融资产结构分析所看到的不足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推进经济转型升级。降低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根本之策在于经济转型。一是要调整经济产出结构。在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的背景下，通过加杠杆来刺激经济增长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只会加剧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固化经济结构的扭曲。要接受经济增速的适度放缓，为经济转型留足空间。二是转变增长方式，从粗放转向集约。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形成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这就意味着未来发展方式必须要摆脱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朝着集约型方向发展。只有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转型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对要素投入的依赖以及对债务的依赖。三是要实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未来经济增长要以科技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形成以创新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创新型国家。未来经济增长不能再依靠投资拉动，而是要靠创新推动，靠发展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型企业来带动。由于创新型企业是技术密集型企业，其一般不依赖间接融资支持，主要靠股权融资等直接投资支持。所以其发展壮大并不会带来企业杠杆率的上升。而一旦科技创新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话，不但可以实现做大GDP规模（做大分母）的目标，至少可以托住GDP增速不出现快速下滑，实现有质量的增长。又降低了增长对负债的依赖（分子缩小），从而成功实现了降低实体经济杠杆率的效果。 2、促进融资结构的转变。造成我国直接融资占比不升反降的主要短板是在股票市场。要想让股票市场长期健康向上，关键是要靠完善股票市场的基本制度。监管层更应该将工作重心放在夯实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制度基础方面。一是要完善退市制度，健全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资源配置功能。退市制度建设必须与注册制一起推进，就像一个健康的人不能只吸收不排泄一样，一个健康的股票市场也绝对不能是只有IPO发行上市而没有退市淘汰机制。二是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此前中国证券市场乱象丛生的关键原因是法律制度不健全，对违法行为处罚过轻导致违法成本很低。乱世应该用重典，要加大对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让相关从业人员对法律产生敬畏之心，就必须进一步完善证券市场相关法律制度。三是要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培育股票市场价值投资的基石。股票市场不同于期货及其他证券市场的根本是股票市场可以通过上市公司的盈利分红实现持续的正收益。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是回报投资者的基本方式，是股份公司制度的应有之义，也是股票内在价值的源泉。同时在我国现阶段，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是也是培养投资者价值投资的一个重要基石。我国投资者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的理念之所以很难形成，就是因为现金分红回报投资的制度不健全，造成市场各方力量更关注价格炒作而忽视价值发现。四是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升科技创新向生产力的转化能力。创新成果要规模化生产必须依赖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的支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来为各个阶段的创新型科技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特别是要发挥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的示范作用，为创新注入资本动能。要力争将国内科创板和创业板打造成能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支持科技创新的资本市场，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来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进而掀起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潮。如果中国资本市场能够孵化出一家像苹果、亚马逊或特斯拉这样的企业，那就说明中国资本市场在支持创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3、推动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既是传统商业银行应对金融科技等新技术变革的外部压力的需要，更是新时期银行业实现第二增长曲线的关键。与此同时，推动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也有利于减少金融资产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因为数字化风控不依赖于房地产等抵押品，可以减轻金融资产与房地产之间的紧偶合关系，缓解金融顺周期影响。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必须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战略上培养数字思维，制定可分解落地的规划。在确定了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方向后，要分解战略目标、建立保障机制、定期检测评估与反馈来确保战略的落地实施；二是组织上提升敏捷程度，培养数字化人才与企业文化。数字化转型不只是银行高管层的事情，而是全体员工思维和能力转变的系统工程。必须全面提升组织的“数字商”，银行内部的关键绩效指标和组织架构要与数字化进程保持一致；三是技术上改进配套机制，探索新技术应用与架构转型。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投入领域聚焦基础设施。积极通过创新组织形式、投资并购等方式，凝聚各方科技人才力量，推动创新研发；四是数据上完善顶层设计，充分释放大数据价值。要强化数据治理的顶层设计，让数据变资产。要通过打破内部数据孤岛，让数据会说话；五是以开放银行建设为突破，推进外部生态圈合作。国家和政府监管部门要通过发布关于开发银行的新政策来积极引导推动银行跨界合作。商业银行则应积极建立开发合作共赢的金融服务生态体系。 4、建立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 房产是我国居民的主要财产，且与金融资产之间存在对偶关系，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变化和波动对全社会财富的影响极大，与其他行业的关联度也最高，保持房地产业的平稳健康发展意义重大。要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会，抑制房地产泡沫。首先，土地方面，在控制土地供应总量的同时，优化供地结构。一个城市的土地供应总量一般可按100平方米/人来控制。同时合理安排工业用地、公开设施用地及住宅用地等的比例。同时控制土地拍卖价格，减轻房价上涨压力；其次，金融方面，在满足开发商合理融资需求的同时，要坚决守住开发商用自有资金拿地这条底线。在个人住房金融政策方面，应该根据不同需求层次和房价走势，实施差别化的抵押制度。第三，财税方面，要形成高端有遏制、中端有鼓励、低端有保障的差别化税收体系。同时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完善地方税体系，建立依法合规、规范透明、自我约束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机制，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最后，立法方面，要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对工商业房地产 和个人住房按照评估值征收房地产税，适当降低建设、交易环节税费负担，逐步建立完善的现代房地产税制度。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应的金融资产结构也有深刻的转变。正如易纲行长在《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的文章中所言，“金融结构是经济结构的映射，又反作用于经济结构”。对比不同时期中国金融结构的差异，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特别是时间跨度超过10年以上的对比更有启发意义。 上次易纲行长分析的数据是截止到2007年，当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实际GDP增速达到14%，而且连续6年经济增速上行。文章中最新的数据是截止到2018年，在那之前连续多年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从2007年到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11年的欧债危机，房地产的迅速发展，热钱大量的流入和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等等重大事件与变革。此期间多年份经济增长总量上有差别，结构上的差别也非常大。2005年到2007年，净出口对GDP的拉动都超过了1个百分点，而2018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为负。经济增长总量和结构的差异，都会在金融资产结构上得到反映和体现。文章从总体、分部门和风险承担的三个视角分析中国的金融资产结构，最后提出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2018年与2007年相比，中国金融资产总量上保持年均两位数的增长。从金融资产结构来看，银行贷款增速超过整体水平，而直接融资占比减少。表外和资管业务在2007年还处于起步阶段，到了2018年占GDP的比例已经接近60%。与资产变化密切相关的是负债变化。金融资产占GDP比例上升反映的是金融深化，而负债占GDP比例快速增长则反映了中国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国外的经验表明，杠杆率快速上涨往往蕴含着风险。因此去杠杆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从政策制定者到金融市场参与者，分析国内杠杆率快速上升的原因，多数会提到直接融资较少而间接融资较多。直接融资占比减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股票融资增长的放缓。 2007年国内股票市场处于牛市上涨阶段，当年企业从股市的融资规模占GDP比例达到1.6%，2007年末股市市值占GDP的比例达到120%。2018年国内股市进入熊市，当年企业的股票融资占GDP比例只有0.4%，股市市值占GDP的比例仅45%，明显低于2007年。与整体金融资产高速增长相比，股票融资和股市市值增长缓慢。当然，200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当时多家大型国企上市，IPO规模达到非常高的水平。2018年也较为特殊，资管新规的实施与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带来较大影响，当年股票的融资规模也创下了多年的低点。从2007年到2018年，平均来看每年股票的融资规模占当年GDP的比例为1%左右。今年新冠疫情虽然对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国内股市整体上表现较好。科创板的迅速发展为科技类成长型企业的融资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沪深两市的融资规模有望超过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中国很可能成为今年全球股票融资规模最大的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如此，全年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的融资规模与从银行借贷相比仍然相距甚远。过去几年企业从银行的借贷占GDP的比例在7%左右，仍然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2007年之后债券市场发展迅速，每年企业的债券融资占当年GDP平均达到3%。个别年份企业的债券融资规模与银行贷款规模基本接近。可以预计未来10年直接融资的发展仍然有较大的空间。特别是在科技创新的战略重要性更加突出之后，发展直接融资意义更大。 2007年是过去几十年国内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200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此后十年明显减弱，而地产和基建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两点在金融资产结构上体现为居民的负债和地方政府的负债开始快速增长。 对于房地产来说，以每年销售的房地产金额占GDP的比例来看，2000年到2007年从2%逐渐上行至11%，2009年到2015年在13%左右，2016年至2019年在16%左右。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居民债务的快速增加高度相关。截止到2019年末，居民房贷余额占居民的贷款余额比例接近60%，其中住房公积金贷款占比接近10%。居民每年新增加的贷款占GDP比例的中枢在2007年之前为3%，2009年之后上升到6%。其中在2009年和2016年即房地产市场最火爆的两年，国内居民新增的贷款占GDP的比例接近9%。 总结过去40年全球发生过的几次房地产泡沫，包括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房地产泡沫，90年代中后期的香港房地产泡沫，以及2003年到2007年的美国、英国、西班牙的房地产泡沫，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在房地产市场最狂热的阶段，居民新增的债务占GDP的比例都超过（略高于）9%。在那个阶段居民有大量的借贷是用来买房，而且其中投机的比例可能较高。以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房地产泡沫作为参照，过去10年国内两次房地产市场过热其实已经隐含着一定的风险。作为应对，国内的房地产调控机制也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在房住不炒和因城施策的政策调节下，从2018年下半年至今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已经明显减小。居民信贷增长的速度也逐渐放缓。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财政收入主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与税收制度的改革有较大关系。在2007年财政收入超过财政支出，实现了财政盈余。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内每年都是财政赤字。以相对GDP来衡量，2010年到2016年国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比较稳定，维持在21%左右。2016年营改增的政策实施之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逐渐降低，2019年为19%。今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进一步减税降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或降低到18%。在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减少的同时，财政支出一直保持稳定。中间的收支缺口就要通过发债来弥补。从结构上来看，近年来政府债务管理更趋严格、规范，地方政府的债务置换使得政府部门贷款余额下降，通过债券发行融资的规模上升。 回顾从2007年到2018年国内的经济发展，与金融资产结构的变迁，可以深刻的认识到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对未来的政策制定也有很多启示意义，特别是在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当下。过去十年在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时候，信用宽松，居民、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是扭转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举措。但是杠杆率快速上升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风险。因此我们会发现在经济景气度下行阶段政策以稳增长为主，而在经济景气度上行阶段政策强调的是防风险。 对于国内杠杆率的问题，既要看总量，也要看结构。从总量看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中国的杠杆率并不算高。从结构上看，政府部门的杠杆率还有上升的空间，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政府债券加大发行规模成为了对冲下行压力的重要手段。而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增长在2018年之后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中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与其他国家比较高，这里面又要进一步划分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国企相对容易获得信贷资源，杠杆率较高，而民企的融资相对较难。这与国企背后有政府信用和财政的支持密不可分。另一方面，部分国企的生产经营效率偏低，这种情况下应对国企的杠杆问题应该是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出清“僵尸企业”的力度，清除无效供给，减少无效资金占用。而对于民营企业特别是普惠小微企业，仍然要加大金融的支持力度。 今年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跨周期调节，最近易纲行长也表示“适当平滑宏观杠杆率波动，使之在长期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轨道上”。笔者认为，跨周期调节与平滑杠杆率的波动有着紧密联系。前者主要关注经济增长，后者更多关注金融资产结构。只有兼顾经济增长与金融资产结构，才能更好的实现长期发展目标。
9月17日，在开源证券2020年度秋季投资策略会上，开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表示，当前债券收益率总体在低位、股票市场以估值驱动为主，结构特征持续凸显。 他认为，从经济转型角度出发，市场“结构牛”行情持续存在，是转型中后段的共性特征。结合当前全球科技趋势、政策导向来看，关键材料和高端设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及两化融合，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 赵伟表示，我国在家电、消费电子、交通运输等诸多领域的技术水平已居于全球领先地位，但在半导体、生物技术、医药研发、系统软件等前沿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近年来，产业政策引导这类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加大“从0到1”的基础研究力度，助力核心技术加快突破。 同时，消费升级是大势所趋，服务消费潜力较大，实物消费升级存“长尾效应”。参考发达国家经验，服务消费中改善趋势最为明显的莫过于金融服务、医疗服务等为代表的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我国在这类消费领域提升空间较大。
大循环要创造多层次的就业机会，仅仅关注就业数量是不够的。 在近日举行的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提出，当前形势下，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经济的发展能否提供适合人口知识和能力结构的就业机会？ 他认为，技术进步会创造更多简单的劳动岗位，这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产业空心化对就业结构带来变化；二是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收入增长却基本停滞。“对于目前一些996阶层的产生，在双循环的形势下要提前进行关注。对收入结构分化的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尤其是专家和研究机构，应未雨绸缪、重点研究，避免出现其他国家发生的民粹主义现象。” 刘晓春还建议，普惠金融应该更多考虑普惠保险，要让低收入群体没有后顾之忧，敢于花钱，乐于消费。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然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当我们提起就业机会时，更多关注的是就业的数量，但从我这些年的观察来看，光讲数量远远不够。因为每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都不同，实际上对就业岗位有各自的诉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应该也包括了对就业需求的满足问题。 随着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劳动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已经很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越来越多，他们对就业岗位的需求已经不再仅是满足养家糊口，还关注个人的职业规划，个人知识和能力的发挥。因此，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可能要考虑这一需求。有了这样的需求，经济的发展能否提供适合人口知识和能力结构的就业机会？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第一，要关注人口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变化。 关于人口结构，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劳动人口的年龄问题，还需要关注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问题。从我过往工作中的观察来看，一些国家和地区产生民粹主义的重要原因就与就业有关，劳动人口知识结构与劳动岗位技术含量结构存在错位。在经济结构变化当中，特别是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许多劳动岗位的技术含量，或者说对个人的能力要求和准入门槛实际上可能在降低而不是提高。尤其在跨国大公司主导的情况下，员工晋升的渠道基本上没有。 此外，技术的发展让好多人担心低层级的岗位会就此消失，但我觉得并不会，反而会创造更多简单的劳动岗位。即便是为我们提供高科技产品、服务和享受的科技公司，它们在创造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也应用了大量重复、简单的劳动力。“码农”一词据说就是开发人员的自嘲用语，每天没日没夜做的就是简单的重复劳动，而真正的高科技岗位是在此之上做设计或架构等，底层的开发实际上都是体力劳动。 这会产生什么现象呢？一是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将对就业结构带来变化。二是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收入增长却基本停滞了。我们国家现在可能还没有到这一程度，但在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已经出现了。例如香港爆发SARS的时候，大学毕业生进银行的月工资大概是1.2-1.5万港币，最近新冠期间还是1.2-1.5万港币，但香港的物价、房租都在涨。也就是说，香港的中产阶层在分化，而且是向下迁移的，这意味着贫富差距拉大了。 因此我认为，对于目前一些996阶层的产生，在双循环的形势下要提前进行关注。对收入结构分化的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尤其是专家和研究机构，应未雨绸缪、重点研究，避免出现其他国家发生的民粹主义现象。 第二，要巩固和发挥好我国产业结构齐全的优势，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 除了设定一些优先战略性发展的产业和行业，地方政府在规划中应当避免对传统产业和行业进行行政性挤压。过去，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并不是在市场中被淘汰，而是在地产政府的产业规划调整中被挤压掉了，这实际上对多层次就业岗位的提供形成了伤害。 特别是县域经济，毕竟不可能全国每个县都搞金融中心、基金小镇、新能源、高科技、互联网金融……相关行业的人才不可能去所有的县域。因此，大部分县域应该考虑让市场去决定，让企业家自己去投资，发展各类产业和行业，以满足就业的多层次需求。 第三，普惠金融更多应该考虑普惠保险。 一般来说，提起普惠金融，大家就会想到贷款，但实际上普惠金融要更多考虑普惠保险，例如就业保险、医疗保险。靠消费金融不能提高和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只能是雪上加霜，反而应该是提供普惠保险。要让低收入群体没有后顾之忧，敢于花钱，乐于消费。 第四，要大力发展知识性的服务行业，增加高知识型、高智能型的就业岗位。例如律师、会计师、设计师、工程师等，这可能是双循环中需要补的短板。 最后，我想简单强调一下，我们在波动和稳定之间要考虑的是，让政策、法规，尤其是执行政策、执行法规能够保持稳定，让市场去波动。 市场本身就应该是波动的，不是始终平衡的，但我们执行监管政策应该要稳定，要严格执行，不应该是变通执行。比如我们的一些监管政策和法律规定随着形势的变化做一些调整，这是应该的；但调整以后，执行当中必须是严格的。所以执行法规、执行政策不应该是宏观调控的手段，或者是宏观调控的补充手段。只有这样，我们的企业家才会有稳定的预期，可以去进行方方面面的投资，创造更多的层次丰富的就业机会。
发挥科技创新“主引擎”作用，本钢集团自主研发的非调质超高强结构用钢BG960热轧卷板，不仅实物抗拉强度达1200MPa，成为国内热轧产线生产强度级别最高的冷成型用钢产品，而且在轻量化、安全性上备受用户青睐。该钢种的成功开发，填补了本钢集团高强结构用钢产品空白，标志着本钢集团高强结构用钢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近年来，本钢集团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主引擎”作用，在做精优质产能上下功夫，积极推进钢铁主导产品向高附加值供给端迈进。在实际工作中，本钢集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品种研发为抓手，依托国家级技术中心、国家级实验室、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和板材技术研究院等研发平台，在多个领域精准布子，瞄准下游产业链发展趋势超前研发，从战略储备、同行业先进、降低生产成本等方面出发，大力做好新产品研发和质量提升与稳定攻关工作。非调质超高强结构用钢BG960热轧卷板就是本钢集团瞄准行业未来发展趋势、不断做精优质产能、抢占行业制高点的具体体现。 “该钢种研发之初，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开发先进钢铁材料在未来必然会成为钢铁行业发展的主旋律。而先进的超高强结构用钢材料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可广泛应用于建筑、工程机械、汽车领域，未来的应用前景很大。为此，我们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通过收集客户的产品需求和未来应用信息，围绕工程机械大型化、轻量化及重载荷的发展要求，确定了该钢种轻量化、高强度、高韧性等特点，并在板型控制、成形性能、成本控制等方面不断优化。”板材技术研究院工程结构用钢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刘志璞在采访中介绍。 在产品研发过程中，板材技术研究院工程结构用钢研发团队眼睛向内、目光向外，以抢占行业制高点为目标，利用近3年的时间，紧密围绕本钢集团现有高强结构用钢实际，收集大量客户应用信息，针对钢种使用的特殊特性，制订了详细的成分和工艺设计研发方案。经过夜以继日的大量数据研究、上百次的实验模拟、2000多个试样的检验分析，最终完成了实验室的开发和工业化试制的各工艺参数的确定。同时，在板材热连轧厂2300生产线一次性成功轧制非调质超高强结构用钢BG960，其屈服强度达1100MPa，抗拉强度达1200MPa，具有良好的低温冲击韧性及冷弯成形性能。同时，本钢BG960非调质超高强结构用钢采用低成本的成分设计，免调质工艺，大幅降低生产成本，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目前，本钢集团生产的4.5mm和6.5mm两个厚度规格BG960钢板已分别由不同汽车厂商进行试制，效果良好。其中，某汽车厂应用本钢BG960钢板制作挂车底梁，替代其原使用的700MPa级高强钢，整车减重达300公斤；某厂商应用本钢BG960制造自卸车车厢整体减重约40%，在实现了轻量化的同时，增加了该车型的载重量，延长了整车使用寿命。 此外，在2020年冶金科学技术奖评审中，以此钢种为基础申报的《商用车用1200MPa级非调质高强结构钢开发与应用》项目，荣获冶金科学技术奖三等奖，为本钢集团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抢占行业制高点、赢得市场话语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8月19日，世茂股份发布2020年中期业绩报告，报告显示，世茂股份财务结构安全稳健，资金充裕，公司有息负债率进一步降低，财务结构不断优化。 上半年，世茂股份持续拓宽融资渠道，依托多元化融资方式使得综合融资成本降至5.46%；同时，资产规模稳步增长，总资产规模达到1348亿元，归母净资产265亿元，资产负债率64%，有息负债率20%，负债率管控有效，财务结构安全稳健。 8月20日下午，世茂股份在上海举行2020半年度业绩发布会，并首次对外公布了“千亿600823”战略，计划目标于2024年公司销售签约达到约10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约40%左右，争取为公司股东带来更大收益。 在稳健经营的同时，世茂股份积极与全体股东分享成长红利。2019年度分红率达到40%，这是世茂股份连续两年维持稳定的高分红。 事实上，世茂股份已深耕商业地产领域多年。商业运营专业能力和成果日益显现。2020上半年，世茂股份净利润率为19%，销售均价再创新高，达2.38万元/平米，新增土地储备183万平米，现有土地储备约1900万平米，为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报告期内，世茂股份在手货币资金159亿元，现金/短债比为1.46倍，流动性充裕，偿债能力良好。在业绩会上，世茂股份方面表示将持续优化融资结构，探索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提升资金运用效率，为公司的发展提供充沛的资金保障。 2020上半年，在行业监管力度提升、监管政策频出的背景下，世茂股份充分利用债券市场，实现融资结构的整体优化。世茂股份的稳健经营，获得债券市场的充分认可，公司近三年主体评级均为AAA，债券发行利率也持续走低。截至2020年6月末，公司债券融资余额145亿元，占期末有息负债的比重达56%，整体平均融资成本为5.46%，处于行业较低水平。 在业绩发布会上，世茂股份首次发布了“千亿600823”全新五年发展战略，计划到2024年，公司销售签约力争达到约1000亿元，权益后签约力争达到约600亿元以上，实现年复合增长率约40%左右。与此同时，自持及经营管理收入也将实现年复合增长率约30%左右。 世茂股份方面表示，公司拥有的四大优势将有效助力千亿目标的达成。首先，公司的资产结构健康，具备深蹲起跳、向上发展的空间。其次，近三年来保持AAA主体信用评级，为多元化、低成本的融资渠道提供了保证。与此同时，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下，商业地产作为驱动内需的重要场景，将有望获得政府更大力度的支持。最后，随着多个标杆项目的相继入市并屡获世界级奖项，世茂股份已逐步在市场上树立了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为持续打造标杆精品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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