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和平与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近日共同发布的《黄河流域电力部门虚拟水转移及2030年电源结构优化研究》报告建议，黄河流域内各省需要积极推进可再生技术发展和储能技术改进，加快其电力行业转型，提高风能、太阳能等能够同时实现节水减碳效益的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占比。 同时，需要加快水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通过水资源高效利用技术、水权市场的建立、水资源费改税等革新举措的推进，确保水资源管理制度得到最严格的实施。 该报告运用虚拟水工具，对中国黄河流域电力部门虚拟水的转移进行研究分析，提出中国2030年电源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 考虑到电力行业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来源之一，该研究通过建立多目标优化模型，对于黄河流域2030年电力行业在面临“水-碳”约束下的电源结构发展进行优化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碳中和”和水资源约束的目标难以同时实现，技术革新势在必行。相较于“碳达峰”约束，黄河流域八省达到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时，碳排放约束将会对黄河流域八省的电力结构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因此水资源约束和“碳中和”两大目标将难以在现行政策路线下被同时满足。
出口表现：消费品出口回落，资本品及中间品出口加速改善 12月出口增速小幅回落；主要商品的出口表现大幅分化，家具、灯具等消费品出口下滑，钢材、集成电路等资本品或中间品出口加速改善。12月出口同比增长18.1%，不及上月21.1%、好于预期15%。主要出口商品中，除了医疗仪器、纺织纱线等防疫物资相关商品出口继续回落外，前期表现强势的玩具、家具、灯具、服装等消费品出口全面下滑。与消费品表现相反，以集成电路、液晶显示板、钢材为首的资本品或中间品出口加速改善。数据显示，12月集成电路、液晶显示板出口同比分别增长39.4%、27.8%，均刷新2019年以来高位；钢材同比增长19.7%，远超前值2.1%。 国别视角来看，对美国、欧盟出口下滑，是中国12月出口回落的主因。12月，中国对美国、欧盟出口增速分别由46.1%、8.6%回落至34.5%、4.3%，未能延续此前连续4个月的改善态势。对新兴市场出口方面，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速由10%抬升至18.4%，但对非洲、拉美出口增速分别由20.3%、29.3%降至4.4%、4.6%。其中，中国对金砖四国出口增速由19.3%大幅下滑至2.4%。 <？XML:NAMESPACE PREFIX = "W" />出口结构分化背后：美欧圣诞需求消退、生产加速修复 中国12月消费品出口回落、中间品及资本品出口抬升，或与美欧圣诞需求消退及生产加速修复等有关。中国消费品出口回落，或与美、欧圣诞需求消退有关。从美国零售销售最新表现来看，随着大部分家庭完成圣诞购物需求，家具、电子及家用电器、服装及服装配饰等前期“热卖”商品的销售均有所回落。与之对应的是，美、欧有序复产，带动了中国资本品或中间品出口的加速改善。虽然疫情再度反弹，但凭借着应对疫情的能力持续提升，美、欧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工业生产加速修复。 未来一段时间，重点关注服务于美欧生产修复的出口活动 未来一段时间，出口链的支撑将由“替代效应”驱动，过渡至“需求效应”支持；服务于美欧生产活动的出口贸易行为等，值得重点关注。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库存周期的重启，以及疫苗的大规模推广，将带动全球经济加快修复。需求扩张下，随着疫情压制逐渐消退、美欧以及其他生产型经济体生产加快修复，中国出口的支撑或将由前期的“替代效应”过渡至“需求效应”。考虑到美欧等生产端的修复弹性较大，以及生产需求对应的中国部分中上游行业出口的“替代效应”已基本消失，未来重点关注中国这些服务于美欧生产活动的行业出口表现。 风险提示：疫苗效果不及预期。
企业利润是成本转换、增值的结果，企业的成本结构决定了其利润率和竞争力。本文基于 Vargo 和 Lusch 提出的“服务主导逻辑”，创新性地将企业成本划分为“受动性成本”和“能动性成本”，认为“受动性成本”的作用是转移价值，“能动性成本”的投入才是企业升级转型、提高利润率的关键。在实证分析 上，本文使用工业企业成本调查数据，应用多元回归模型和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了企业利润率与能动性成本投入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研发费用、职工教育基金、 销售人员薪酬等能动性成本投入对企业利润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效果在大中型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高附加值和低附加值行业也非常明显。 全文下载链接：2020年第8号 成本结构与企业升级转型.pdf 请确认您的计算机系统中已安装了Acrobat Reader 软件，否则可能无法打开。
楼继伟：“双循环”下更需高流动性国债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贺觉渊 12月8日，在中国国债协会主办的“锚定高质量 服务双循环——新格局下政府债可持续发展研讨”政府债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冯健身，财政部原部长刘仲藜、原副部长张弘力出席并就政府债券发展建言献策。 楼继伟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财政收支缺口可能会继续扩大，以帮助这些经济社会目标逐步达成。但是从长期看，财政赤字不可能无限扩大，最终将会收敛。因此，未来政府债还是要在结构上下功夫，关键着力点是在支出结构、债务结构、转移支付结构等方面做文章。一方面要调整支出结构，增加经常性支出结构占比。加大对消费的促进和刺激作用，扩大对医疗、教育、养老、托幼等民生保障设施的投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积极应对老龄化少子化，这些主要靠增加经常性支出占比。 另一方面，要优化债务结构，提高地方一般债占比，降低地方专项债占比。顺应促进消费、投资结构调增和群众美好生活的趋势。多数补短板的投资领域与公益投资相关，不属于专项债项目，部分投资可考虑通过地方政府一般债来满足。此外，还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缩小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不断提升质量和效益。 对于国债的发展，楼继伟表示，当前国债市场规模太小、流动性不足，国债收益率曲线断续，是重要短板。在“双循环”格局下，金融市场会加大对外开放，更需要高流动性的国债市场对冲其他市场波动风险。 “目前较为可行、且相对容易操作的方案，是中央财政发行特别国债，将一部分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购买过来，来解决国债规模、期限和流动性的问题。”楼继伟表示，特别国债购买的外汇储备资产，可继续委托央行管理。同时，央行可考虑主要依托交易国债来调节基础货币投放，减少外汇储备的变化对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冲击，并继续持有一部分外汇储备，用于汇率管理。 楼继伟认为，通过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在现实上是具有操作空间。国债规模打开，能够迅速匹配到对应的期限缺口，交易活跃度和流动性等问题也就大大缓解。特别国债的投资收益应覆盖其利息成本，这就有必要对外披露收益和投向情况。因此，参考各国对外汇储备管理信息披露管理的实践经验和做法，建立向社会公开外汇储备管理情况的披露机制。这对于财政政策，对于货币政策、外汇政策都将提供现代化、科学化的调控支撑，有效缓解货币投放、对外投资、汇率波动的现实压力，有利于真正建立现代化的财政金融体系，有利于提升宏观治理水平，有利于推进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在政府债的可持续发展上，冯健身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方面，可抓住当前国际市场负利率和低利率环境的有利时机，在合理控制海外主权债券规模、规避汇率风险和有效使用好海外主权债券资金的前提下，拓展国债筹资的海外来源，加大海外主权债券发行规模，降低国债融资成本，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另一方面，可参考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对债券的实际需求，不断尝试探索创新，丰富债券品种结构，优化债券期限结构，并提前完善立法进行规范保障，更好服务于新发展格局。 刘仲藜指出，新格局下还应加强政府债券的立法工作，当前我国仍然以1992年制定颁布的《国库券条例》为国债的最高层的法律文件，全条例一共14条。受客观环境的限制，里面有一些规定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容易出现监管重复、监管空白、监管套利等等问题。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政府债券、金融、宏观调控等功能的发挥。我国需要进一步研究政府债券的立法工作，全面构建法治化保障。 此外，对于我国政府债务风险，张弘力认为，从短期来看要控制和减少存量债务规模，调整优化债务结构，集中力量化解存量集中到期的风险，保持债务规模合理可控。可以考虑中央适度增发国债，通过中央加杠杆来缓解地方杠杆过高的困境。通过从中长期来看，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从体制机制上建立起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长效机制。
近期，央行网站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研究文章《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文章对过去十几年来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最新变化进行分析，并从资源配置和风险承担角度，以“谁在承担风险”和“由谁承担风险更好”为主线，测度金融资产风险承担者的分布，揭示其背后的原因及相关经济运行模式的变化。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事实上市场对于金融结构的讨论，主要就是讨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占比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直接融资占比提高有助于风险的分散和分担，有助于降低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推动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的改革，目的就是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占比，降低金融体系风险。”温彬指出：“按易纲行长上一篇文章的看法，2003年至2008年期间，事实上我国直接融资占比有所提高，是在向着金融结构优化的方向发展的。但2008年过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宏观经济的运行对金融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对冲经济下行的压力，在扩大内需过程中，银行的资产快速增长，特别是表外影子银行也在增长，这其中具有债务融资的性质，就导致了金融风险再次向银行集中。” “所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文章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稳定宏观杠杆率，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推进注册制改革以及保护投资者等内容，这些措施都有助于下阶段进一步提高我国直接融资占比、优化金融结构。这不仅仅是为了降低银行体系、金融体系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企业和产业创新发展，进而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温彬说道。 温彬认为，疫情期间，信贷增长明显加大了对实体的支持力度，在这一情况下，整个宏观杠杆率有所提升。不过从下半年开始，央行货币政策回归常态，政策利率保持稳定。 温彬表示：“事实上，宏观杠杆率有所上升有利于我们应对疫情的冲击，使经济保持平稳。现在货币政策回归常态，未来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提高时，整个宏观杠杆率也会下降，使得整个宏观杠杆率水平保持平稳。” 温彬表示，《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一文的重要意义，在于用详实的数据通过四部门详细剖析过去十年来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从而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风险在进一步向银行体系集中。更重要的是，文章指出了目前金融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也为下个阶段金融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特别是防范金融风险、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在支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金融业发展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而研究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就是研究金融结构尤其是金融资产的结构变化。 在中国，这方面研究最权威的专家无疑就是现任央行行长易纲先生。他在过去30年的时间内，每隔10年左右就会在中国经济学领域最权威学术期刊《经济研究》杂志上公开发表一篇关于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的研究论文。最新的一篇文章就是发表在《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上的《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的文章。其它两篇分别是发表于《经济研究》1996年第12期上的《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与《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上的《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1991-2007》。 这三篇文章虽然时间跨度很大，研究内涵和分析范式也持续延展。但基本研究方法论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基于“比较金融研究”的方法，在大量数据统计和分析的基础之上，对过去40年不同时期的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及其结构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测算，并从居民、企业、政府、金融机构、国外等五部门的角度分别测算了其资金来源（负债）和运用（资产）总额及占比情况。通过数据对比、分析和研究，清晰的给我们展示出中国金融资产的总量、结构及其演化的过程。而且作者还将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三者关联起来，通过金融资产结构变化这个视角，阐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 一、从金融资产结构看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成就 1、金融资产总量大幅增长。根据易纲行长文章的测算，截止2018年末，中国金融资产总规模达722.1万亿元，是2007年末的4.54倍，年均增长14.7%。金融资产与GDP之比由2007年末的588.9%上升至2018年末的785.5%，年均增幅为2.7%，较1991年至2007年期间年均增幅降低3.3个百分点，金融资产相对GDP的增速有所放缓。主要与股票、国内主体持有的国外金融资产等增长放缓有关。当然，随着总量增长，基数变大，增速有所放缓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2、金融资产结构日益多元。投资渠道的多元化使居民资产配置不再高度集中于银行存款。2018年末，存款占资金运用总额比重为54.4%，虽仍占一半以上，但较2007年末降低了5.8个百分点，相比1995年末更是大幅下降了21.1个百分点。同时，随着支付电子化的发展，居民持有的通货现金的比例也持续下降，占资金运用总额的比重从1995年末的16.3%下降至2018年末的4.4%。由于股票资产增长较慢，2018年末居民部门持有股票占比较2007年末的15%降低了5.9个百分点至9.1%。随着资管业务迅速发展，居民部门持有的理财、信托、基金等资产规模快速增长。2018年末，居民部门特定目的载体总额自2007年末以来年均增长27.6%，占资金运用总额的比重达17.2%，较2007年末上升11.9个百分点。 3、金融市场深化持续推进。金融工具内生于金融市场，金融资产总量的增长及结构的多元化，其背后反应的就是中国金融市场日益深化的现实。易纲行长的三篇文章无疑是研究近40年以来中国金融市场深化方面的最佳样本：1996年发表的《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一文指出中国金融资产的变化过程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条是货币化过程。另一条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该文主要分析货币化过程。文章分析了我国1978年、1986年、1991年和1995年的金融资产结构后指出，中国M2/GNP迅速提高一方面是改革中金融深化的必然，“货币化”进程加快是重要原因。同时金融资产单一，企业主要依靠贷款，居民主要依靠储蓄存款，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也是重要原因。2008年发表的《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1991-2007》与前文相呼应，以资本市场为主线，研究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新变化。在此期间，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继续快速增长，且结构有所优化，表现为股票和债券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发展加快。股票在国内金融资产中的占比增长明显，1991年股票占比仅为1%，到2007年则达到了28.1%。同时贷款占比下降，企业债务率下行，经营状况好转，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增强。这一时期金融资产结构存在的问题则主要表现在企业债券规模过小，保险市场规模偏小，股票相对金融资产比率波动较大等（2001年上升到12.6%，2005年回落到5.4%，但2006年和2007年分别快速上升至11.8%和28.1%）。再隔12年，最新发表的《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一文发现，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稳步增长，金融深化继续推进。这一时期银行贷款占比明显上升。尽管经历了“严监管”，表外和资管业务与之前阶段相比仍呈现快速发展。近些年来中国深入推进债券市场改革和发展，完善基础制度，夯实基础设施，加快产品创新，中国的债券市场发展取得长足发展。截至2018年末，中国债券市场存量规模约为86万亿元，是仅次于美国、日本的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2018年末，债券与GDP之比为90.9%，较2007年末提高44.1个百分点。然而，在此期间出现了直接融资不升反降，中国金融资产的风险向银行部门集中，向债务融资集中等问题。 4、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程度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企业部门在境外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增长呈现亮点。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程度提高的背景下，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跨境投融资规模稳步增长。2018年末，企业部门国外金融资产和负债总额分别达17.1万亿元、21.9万亿元，分别是2007年末的9.5倍、3.3倍。2007年至2018年末，企业部门海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年均增长30.2%，合计占GDP比重为17.9%，较2007年末提高14.5个百分点；二是国外主体持有的中国金融资产较快增长。在股票市场双向开放方面，2014年和2016年我国分别启动了“沪港通”和“深港通”，为内地与香港相互买卖股票提供了便利。在债券市场双向开放方面，不断扩大境外投资者范围，取消投资额度，并启动“债券通”。此外，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金融法制不断健全，也为金融市场在扩大双向开放过程中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2018年末，国外部门金融资金运用和来源总额分别为35.6万亿元和50.3万亿元，较2007年末年均增长12.5%和10.5%。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和开放程度提升，国外部门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投资增多。2018年末，债券和股票投资占资金运用总额的比重分别为4.8%和13.2%，较2007年末上升4.8个和3.8个百分点。 二、从金融资产结构看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不足 1、直接融资占比不升反降。在1991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直接融资占比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其中股票市场的发展起到了关键带动作用。股票融资与GDP之比从1995年的5.7%上升至2007年的120.1%，年均增速接近10%。2008年后，受内外部多种因素影响，股票融资占比下降。2018年末，股票市值与GDP之比为44.6%，较2007年末降低了75.5个百分点。2018年末包括股票和债券在内的证券资产与GDP之比为135.5%，较2007年末下降31.4个百分点。从分类看，债券融资属于直接融资，但我国债券的持有主体是银行，2018年末银行持有的债券占全部债券的51.5%，其中相当部分实际上是银行通过货币创造为企业融资，也具有间接融资的特点。如果扣除这部分，直接融资占比会进一步下降。 2、宏观杠杆率上升过快。在债权类融资快速增长、股权融资增长较为缓慢、股票与GDP之比下降的背景下，全社会债务水平上升加快。宏观杠杆率（总债务/GDP）从2008年末的145.4%上升至2018年末的248.7%，累计上升超过100个百分点。尤其是企业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2016年末一度升至159.8%，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 3、金融资产风险过度集中。最新发表的《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一文中，易行长还创新性地从资源配置和风险承担角度，以“谁在承担风险”和“由谁承担风险更好”为主线，测度了金融资产风险承担者的分布。测算发现，在2008年以来的10多年里，金融资产风险明显向银行等金融机构集中，而金融机构的风险相当部分最终要由政府承担。2018年末，由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承担风险的金融资产规模分别为365.9万亿元和118.7万亿元，是2007年末的5.85倍和2.60倍，占全部金融风险资产的比重为54.5%和17.7%，总计达72.2%，居民、企业和国外部门承担风险的占比分别为9.4%、13.8%和4.6%。风险向金融机构集中的趋势也十分明显，2018年末，金融机构承担风险的占比较2007年末提高了14.2个百分点。 三、从金融资产结构演变看中国金融业未来改革发展的方向 笔者认为，中国金融业未来改革发展的方向应该是针对以上金融资产结构分析所看到的不足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推进经济转型升级。降低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根本之策在于经济转型。一是要调整经济产出结构。在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的背景下，通过加杠杆来刺激经济增长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只会加剧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固化经济结构的扭曲。要接受经济增速的适度放缓，为经济转型留足空间。二是转变增长方式，从粗放转向集约。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形成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这就意味着未来发展方式必须要摆脱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朝着集约型方向发展。只有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转型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对要素投入的依赖以及对债务的依赖。三是要实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未来经济增长要以科技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形成以创新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创新型国家。未来经济增长不能再依靠投资拉动，而是要靠创新推动，靠发展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型企业来带动。由于创新型企业是技术密集型企业，其一般不依赖间接融资支持，主要靠股权融资等直接投资支持。所以其发展壮大并不会带来企业杠杆率的上升。而一旦科技创新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话，不但可以实现做大GDP规模（做大分母）的目标，至少可以托住GDP增速不出现快速下滑，实现有质量的增长。又降低了增长对负债的依赖（分子缩小），从而成功实现了降低实体经济杠杆率的效果。 2、促进融资结构的转变。造成我国直接融资占比不升反降的主要短板是在股票市场。要想让股票市场长期健康向上，关键是要靠完善股票市场的基本制度。监管层更应该将工作重心放在夯实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制度基础方面。一是要完善退市制度，健全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资源配置功能。退市制度建设必须与注册制一起推进，就像一个健康的人不能只吸收不排泄一样，一个健康的股票市场也绝对不能是只有IPO发行上市而没有退市淘汰机制。二是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此前中国证券市场乱象丛生的关键原因是法律制度不健全，对违法行为处罚过轻导致违法成本很低。乱世应该用重典，要加大对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让相关从业人员对法律产生敬畏之心，就必须进一步完善证券市场相关法律制度。三是要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培育股票市场价值投资的基石。股票市场不同于期货及其他证券市场的根本是股票市场可以通过上市公司的盈利分红实现持续的正收益。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是回报投资者的基本方式，是股份公司制度的应有之义，也是股票内在价值的源泉。同时在我国现阶段，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是也是培养投资者价值投资的一个重要基石。我国投资者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的理念之所以很难形成，就是因为现金分红回报投资的制度不健全，造成市场各方力量更关注价格炒作而忽视价值发现。四是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升科技创新向生产力的转化能力。创新成果要规模化生产必须依赖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的支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来为各个阶段的创新型科技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特别是要发挥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的示范作用，为创新注入资本动能。要力争将国内科创板和创业板打造成能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支持科技创新的资本市场，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来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进而掀起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潮。如果中国资本市场能够孵化出一家像苹果、亚马逊或特斯拉这样的企业，那就说明中国资本市场在支持创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3、推动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既是传统商业银行应对金融科技等新技术变革的外部压力的需要，更是新时期银行业实现第二增长曲线的关键。与此同时，推动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也有利于减少金融资产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因为数字化风控不依赖于房地产等抵押品，可以减轻金融资产与房地产之间的紧偶合关系，缓解金融顺周期影响。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必须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战略上培养数字思维，制定可分解落地的规划。在确定了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方向后，要分解战略目标、建立保障机制、定期检测评估与反馈来确保战略的落地实施；二是组织上提升敏捷程度，培养数字化人才与企业文化。数字化转型不只是银行高管层的事情，而是全体员工思维和能力转变的系统工程。必须全面提升组织的“数字商”，银行内部的关键绩效指标和组织架构要与数字化进程保持一致；三是技术上改进配套机制，探索新技术应用与架构转型。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投入领域聚焦基础设施。积极通过创新组织形式、投资并购等方式，凝聚各方科技人才力量，推动创新研发；四是数据上完善顶层设计，充分释放大数据价值。要强化数据治理的顶层设计，让数据变资产。要通过打破内部数据孤岛，让数据会说话；五是以开放银行建设为突破，推进外部生态圈合作。国家和政府监管部门要通过发布关于开发银行的新政策来积极引导推动银行跨界合作。商业银行则应积极建立开发合作共赢的金融服务生态体系。 4、建立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 房产是我国居民的主要财产，且与金融资产之间存在对偶关系，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变化和波动对全社会财富的影响极大，与其他行业的关联度也最高，保持房地产业的平稳健康发展意义重大。要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会，抑制房地产泡沫。首先，土地方面，在控制土地供应总量的同时，优化供地结构。一个城市的土地供应总量一般可按100平方米/人来控制。同时合理安排工业用地、公开设施用地及住宅用地等的比例。同时控制土地拍卖价格，减轻房价上涨压力；其次，金融方面，在满足开发商合理融资需求的同时，要坚决守住开发商用自有资金拿地这条底线。在个人住房金融政策方面，应该根据不同需求层次和房价走势，实施差别化的抵押制度。第三，财税方面，要形成高端有遏制、中端有鼓励、低端有保障的差别化税收体系。同时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完善地方税体系，建立依法合规、规范透明、自我约束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机制，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最后，立法方面，要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对工商业房地产 和个人住房按照评估值征收房地产税，适当降低建设、交易环节税费负担，逐步建立完善的现代房地产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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