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增长经济学之迷猜想之一 读孙林林和任若恩《世界经济》2005年第12期“中国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一文，1981到1984年产出增长率9.56%，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45%，TFP对经济增长部分的贡献高达67.47%。1984~1988年、1988~1994年和1994~2002年三个时期资本投入都是首要的经济增长来源，TFP占增长率比率分别下降为29.37%、42.23%、12.19%和34.58%。而据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李京文和郑友敬主编《技术进步与经济效益》中的计算，改革开放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52—1957年为27.78%，1957—1965年只为8.24%，1965—1976年间更是降低到仅为4.12%。 传统的认识，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的TFP主要来源于教育普及、人力资本增加、知识进展和技术进步。而且随着经济发展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变动，TFP在GDP增长中的比率是一个从低到高的变动过程。改革开放初这样高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后来又下降一半，甚至更低。是一个经济变动规律的悖论，也是一个经济学之迷。 我认为，其并不主要来自于广义的技术进步，而是体制从一元向二元改革释放的红利。从一元利益向个人和企业利益二元利益并存，从一元计划（土地如生产资料、产品、实物如住宅）配置向二元计划与市场（要素、资产、资源、商品）并存，从一元计划价格向一些产品由市场定价并存等转型。 一是利益分配从一元国家和集体谋划再分配给企业和个人的体制，向承认个人和企业利益并用其调动劳动生产积极性的二元利益体制转型，释放了劳动者的工作效率。这种二元利益体制，形成了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和企业经济主体。农村土地承包给农户，自己劳动，出售产品后自己分配，多劳多得；城镇企业实行计件等工资制，多出产品、工作质量高，工资奖金多。这与集体和单位过去劳动、工分平均、工资差距不大，干多干少、干差干好，年终所得或者工资数量一样相比，农村劳动力多劳动所得通过自己出售自己的产品得以实现。1977年农业劳动力平均播种面积为12.31亩，亩产为313斤，劳均为1927斤，1979年联产承包后，劳均播种面积为12.49亩，亩产371.3斤，劳均为2320斤/人，亩均和劳均产量分别提高18.63%和20.37%；1984年劳均播种面积为10.97亩，亩产提高为452.77斤，劳均为2639斤，更是比1977年增长了44.41%和36.93%。因此，TFP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自于土地承包后的劳动效率提高。 二是农业内部不同产品生产劳动力配置改善释放的增长潜能。农业内部，不同的产品，其劳动投入的收益率不同。在一个即使劳动力出工又出力的产品领域中，如果其比较收益率较低，农业总增加值增长潜能的释放也会遇到瓶颈。农村改革后，劳动力投入（配置）除计划种粮外，联产承包后，更重要的是有了自己种植和养殖的选择及决策权。种粮效率提高后，腾出了更多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力；改革后农民利益最大化动机使其可以选择价格和收入较高的经济类农产品生产。1978年到1985年间，果园种植面积从2486万亩增加到4140万亩，茶园面积在1570万亩左右变动不大；水果产量从657万吨增加到1184万吨，茶叶产量更是从26.8万吨增加到42.3万吨。肉类产量从1062万吨增加到1927万吨，油料从402万吨增加到1578万吨，奶产量从114万吨增加到250万吨，水产品从470万吨增加到了705万吨，蜂蜜产量从1980年的9.63万吨增加到15.5万吨，禽蛋产量从1982年的281万吨增加到了535万吨。棉花从205万吨增加到415万吨。其他蔬菜、中药材、花卉、食用苗菌等农产品在改革后都大幅度增长，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从951亿元增加到2564亿元。农业农村计划生产放开后，农民将土地和劳动力投入于比粮食单一产出高的农业其他行业和产品生产中，投入数量没变，但产出却大幅度提高。 三是农村农业内部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改革开放初乡村土地使用灵活，集体有一定的建设权，通过乡镇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乡镇企业占地办厂，劳动力和土地得到了组合，在内部纠正了土地不能交易流动的体制扭曲，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农村劳动力除了提高自身劳动效率，以及在农业内部改善其配置外，还可以在农村从事第二产业，实际上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开放来以来的工业化过程。从要素投入来看，一是农业中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到农村的工业中，开始从工分制改革为工资制，劳动力被定价，劳动力要素被货币化，但是有成本较低的优势；二是农村中的土地为生产和生活资料，实物分配投入，禁止交易，但是有土地成本几乎为零的竞争力。劳动力和土地要素被乡镇企业所组合，集体所有土地不允许交易的扭曲可能的损失，被其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收入所纠正。机器设备可以由城镇国有企业淘汰转移到农村，生产技术可以聘请星期日工程师和国企退休技术人员培训和指导。可以在农村产业间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和不允许交易及没有价值的土地，其生产潜力在乡镇企业的组合下，得到了释放，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 从乡镇企业这种生产被容纳的可能性边界看，改革开放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但生产力还不发达，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国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中，供给短缺的时期较多，这样一种供需格局，加上计划与市场并存，给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工业化，提供了一个20年左右时间的市场机遇期。农村乡镇企业1978~1984年，就业从2827万人增加到3848万人，增加值从208亿元增加到633亿元，占GDP的比率从5.7%上升到8.7%。 总之，从一元体制向二元体制转型，本身就是一个过去被压抑增长潜能释放的过程，TFP在80年代初的大幅度提高，主要还是源于一元体制的开始改革。
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7月份，国家能源集团煤炭经营分公司完成煤炭销售4137.4万吨，刷新月度销售历史记录。 进入7月以来，煤炭经营分公司主动出击开发煤源，深入开展调研走访，立足现有煤矿和铁路资源向周边进行渗透，积极寻找潜在合作伙伴，努力拓宽资源获取半径，提升资源掌控能力；持续加强调运协调，统筹平衡一体化运营要求和市场需求变化，科学调整调运结构，精准高效对接产运需各环节，深入挖掘煤炭中转效率，全力保障了一体化系统高效安全平稳运行；灵活开展市场营销，以优质客户服务稳步扩大内部市场供应量，以灵活的销售模式对接外部客户个性化需求，多点布局蓄力发展，不断增强用户黏度，以点带面促市场开发。 据悉，煤炭经营分公司在黄骅港全月接卸车1882万吨、组织装船1859.2万吨，月度卸车及装船量双双创历史新高；外购煤单位日装车量屡创历史新高，全月完成外购煤发运804.7万吨，刷新历史记录；朔黄全线日调运量接连创历史新高；华南区域自营煤销售创单月历史新高。7月份，该公司完成外购煤补欠142.4万吨，追回年度销售欠量228.4万吨，采运销协同配合，保迎峰度夏、推增量补欠取得显著成效。
中国石油网消息7月30日，四川石化首批10车铁路航煤罐车成功发运出厂，标志着西南地区以四川石化为中心的航煤公路、管输、铁路全网通物流运输体系整体打造建成。 随着西南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航煤需求量逐渐增加。四川石化及时调整产品结构，稳步提升航煤产能。从实现川内支线机场航煤独家供应，到不断扩大成都双流机场民用航煤市场份额，再到打通保税航煤业务流程跨进国际市场，四川石化航煤产能实现从50万吨/年到90万吨/年再到160万吨/年的跨越。 据四川石化总会计师廖洪伟介绍，航煤是四川石化应对市场变化、走长远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拳头产品。四川石化始终致力于提升航煤产能与拓宽航煤市场的战略部署与实施，为有效释放产能以及进一步提高西南区域航煤市场占有率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川石化与西北销售公司、中国航空油料公司、成都铁路局等单位协同联动，构建精准匹配的物流发展布局，发挥地区资源协同整合效应，打造共享、共赢的全网通综合物流运输体系，赋能产业新价值。四川石化在已有的公路、管输、铁路运输基础上，新增航煤发运线路，打通航煤铁路产运销全流程，更加高效、安全地保障航煤出厂供应，且能够有效降低发运成本。中国航油也可通过四川石化铁路发运航煤至重庆、贵州、云南等地。 今年前7个月，四川石化航煤总发运量共计44.7万吨，仅7月份的出厂量就达10.1万吨，创历史新高。
近日，55102次首列1.6万吨重载列车由神池南站发车，驶往黄骅港站，标志着国家能源集团朔黄铁路1.6万吨重载组合列车开始常态化开行。 开行1.6万吨重载组合列车是朔黄铁路应对运量高位运行、提效增益的一项重要举措，实现了交流机车与直流机车互联互通、C80型车体万吨列车与C64或C70型车体普通货物列车混编，提高了重载组合列车编组的灵活性，有利于行车组织，提高机车车辆周转效率，缓解神池南站“咽喉”区段接发车能力紧张的压力。 按开行4对1.6万吨重载列车测算，日均最大节约4对运行线，年运量可提升约1000万吨，经济效益提高3%，对完成集团既定运输任务、经济指标具有积极作用。 此次开行列车采用交直流1+1组合列车编组方式，列车编组为神华号7145号交流机车+108辆C80重车+SS4B0065号直流机车+66辆C64重车+可控列尾。 为保证1.6万吨重载列车安全平稳、可靠开行，朔黄铁路公司先后对交直流机车互联互通性能进行了20余项优化，对机车无线通信信息接口进行了统一、操作控制指令进行了兼容化处理、牵引制动特性进行了优化匹配，并邀请专业机构进行了5列1.6万吨重载组合列车动力学性能试验，验证了列车动力学性能指标和被试机车、车辆运行稳定性指标均满足安全性指标要求。 目前，朔黄铁路公司已经结合试验数据制定了列车行车作业办法，制定了开行计划，通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估、加强人员培训和现场盯控，开展运用数据写实分析，不断完善行车作业组织，有效保障了列车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7月12日，五粮液公告称将启动12万吨生态酿酒项目（一期），总投资约12.68亿元。 这是五粮液自2017年以来又一次进行产能扩张。按照五粮液的规划，2020年五粮液将达到30万吨纯粮固态产能，其中普五产能达3万吨。而本次五粮液再次扩建12万吨产能，未来五粮液总体产能将突破40万吨。 五粮液方面表示，扩建产能是为未来持续健康发展做基础。而在扩产背后，五粮液与茅台在高端酒市场的竞争态势越发激烈。 实际上，五粮液高端酒产品为优中选优，能使用的优质酒仅占比产量的10%，以五粮液2019年20万吨的白酒总产能估算，五粮液高端酒产能仅2万吨，而同年五粮液高端酒的销量已经达到2.5万吨。 显然五粮液高端酒产能已达瓶颈，扩产能后，五粮液高端酒产能也有望随之翻倍，加强其在高端酒市场的竞争力。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产能扩张，五粮液也将面临普通白酒产能过剩的新难题。 五粮液再投12亿扩产能，产能将翻倍 7月12日晚间，五粮液发布公告，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启动12万吨生态酿酒项目（一期），总建筑面积约16.58万平方米，拟建酿酒车间5栋；同时建设相关配套建筑和工程，总投资估算为总投资估算为12.68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扩产能是五粮液自2017年以来又一次进行产能扩张。2017年，五粮液正式启动建设10万吨酿酒生产技改项目一期工程。 据了解，目前五粮液的总体白酒产能在20万吨左右，已经为白酒行业产能最高的企业。五粮液2019年半年报显示，公司拥有独有的“十里酒城”规模（4万吨级特大型单体酿酒车间、年产白酒20万吨的生产能力和40万吨原酒储存能力）。 2020年将是五粮液10万吨酿酒生产技改项目完工时期。根据五粮液此前的规划，通过新增10万吨改扩建项目，2020年五粮液将达到30万吨纯粮固态产能，其中普五产能达3万吨。 而本次五粮液再次扩建12万吨产能，未来五粮液总体产能将突破40万吨，其中高档产品的产品也将随之突破4万吨。 五粮液方面告诉搜狐财经本次产能扩建项目将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建设；扩建产能是为未来持续健康发展做基础。 酒业营销专家蔡学飞表示，像五粮液一样的高档名酒目前在一个快速的上升期，随着市场需求增大，五粮液对于优质酒的产能的需求量业越来越大。“在未来行业挤压态势下，企业的战略应该也是向高档酒扩容，高端白酒产能的需求量会增大。” 扩产为提升高端酒产能 虽然五粮液表示扩产的目的是为了未来可持续发展，可在扩产背后，其与茅台在高档白酒市场加强竞争的意图却十分明显。 在投资者交流平台，有投资者提及，五粮液可否像茅台一样，将当年生产的新酒也存放3年再卖出。 五粮液回应称，由于工艺原因，酱香型新酒味杂、不协调，因此酱香型必须存放三年以上才能出厂。浓香型新酒比较舒适顺口，储存一年即可出厂，但五粮液目前储存时间已达两年以上，将逐步达到3年以上。 为此五粮液还在2017年投资了8.57亿元建设30万吨陶坛陈酿酒库一期工程项目，效仿茅台原酒储存三年后再包装投放市场。 在高端酒产能和销量方面，茅台也处于领先地位。数据显示，2019年，茅台酒基酒产量约4.99万吨，销售量3.46万吨，产能和产量均高过了五粮液高端酒。 虽然目前五粮液白酒的整体产能能达到20万吨，为白酒行业产能之首，但实际上高端酒五粮液的产能只有2万吨左右。 销量方面，此前在业绩说明会上，五粮液表示，2019年五粮液销量约2.5万吨，其中经典五粮液产品占比近七成，高端五粮液产品2019年实现了量价齐升。 五粮液也曾对外界表示，公司普五、1618等高档酒产品是优中选优，高档产品能使用的基酒占比总体产能的10%左右。 以五粮液目前的整体产能估算，五粮液高端白酒2万吨左右的产能已达到上限，而五粮液目前只有通过扩产能实现高端酒产能和销量的提升，为未来高端酒的进一步量价齐升提供支撑。 显然，为了紧跟茅台在高端酒市场的竞争，五粮液也需要通过扩产能提高高端酒产能。 根据五粮液的规划，通过技改扩建项目，2020年五粮液将达到30万吨纯粮固态产能，其中普五产能达3万吨。本次五粮液再次扩建12万吨产能，未来五粮液总体产能将突破40万吨，其中高档产品的产品也将随之突破4万吨。 普通白酒产能或面临过剩 在五粮液为提高高端酒产能而扩产的同时，也面临着白酒总体产能过剩的难题。 年报显示，五粮液2019年销售量16.54万吨，同比减少13.67%；生产量16.82万吨同比减少12.34%；而库存量1.58万吨，同比增加22.06%。 而实际上2019年是五粮液近五年来首次销量下滑。2015至2019年，五粮液的销量分别是13.73万吨、14.87万吨、18万吨、19.15万吨和16.54万吨。可见五粮液销量低于两年前的水平。 对于2019年的销量下滑，五粮液表示，主要系系列酒品牌清理所致，同时通过系列酒产品的结构优化（清理低价位产品），推动中高价位产品销量增加，实现价格上升；高端五粮液产品量价齐升。 茅台五粮液等高端酒市场量价齐升，但白酒行业整体产量近年来却连年下滑，白酒行业产能过剩也十分明显，而这一情况也将给扩产的五粮液带来影响。 受制于浓香型白酒“分段摘酒”的工艺限制，一方面，五粮液需要提高总体白酒产能才能确保高端五粮液产品的产能提升，保证高端白酒的市场供应。 另一方面，除了10%左右的五粮液高端酒被利用之外，五粮液其余白酒产能将面临过剩。在白酒行业整体过剩，且五粮液大量清理系列酒的背景下，未来五粮液在扩产后如何利用过剩的白酒产能成为新的难题。 以扩产后，五粮液总体产能40万吨计算，其中大约只有4万吨可以用于高端酒生产，而至少还将有35万吨普通白酒需要市场销售。对比来看，2019年，五粮液高端产品销售2.5吨，其他产品仅销售14.3吨，五粮液未来将面临普通白酒的消化难题。
据金联创数据监测显示，6月底，螺纹钢周度表观消费量在368万吨，环比降15万吨，同比下降4万吨，5月底表观需求量480万吨，短短一个月降幅超过百万吨，可见当前需求萎缩明显。南方长达一个月的阴雨天气对需求的影响还是十分明显的。并且到目前为止，市场已经出现了累库的情况。5月的市场成交均量在24-25万吨/天，6月到现在基本上在21-22万吨/天，所以成交是下降的。7月行情应该不会太乐观。 总的来说，7月受疫情及暴雨影响，需求将持续下滑，钢厂在有利润的情况下，生产率持续上升，厂库以及市场库存均开始积累，市场价格上行的阻力加大，出现震荡下滑。而此时原材料的强势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压力。目前国内需求虽然整体表现不错，但是阶段性的回落会导致需求偏紧，供需矛盾更加明显。外矿方面产量没有降低，目前已经恢复发运，所以后期铁矿石的供应将逐步恢复正常，价格也有走跌预期。
联合国近日发布《2020年全球电子废弃物监测》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产生的电子废弃物（带电池或插头的废弃产品）总量达到了创纪录的5360万吨，仅仅5年内就增长了21%。 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产生的电子废弃物将达到7400万吨，在短短16年内几乎翻了一番，这使得电子废弃物成为全球家庭垃圾增长最快的品种。这一现象主要是由更高的电气和电子设备消耗率、短生命周期以及维修选择屈指可数等因素所致。 报告显示，2019年只有17.4%的电子废弃物被收集和回收。这意味着黄金、白银、铜、铂和其他高价值、可回收材料大多被倾倒或焚烧，而不是被收集起来经过处理后再利用。据保守估计，这些未回收的电子废弃物价值可达570亿美元，超过大多数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报告指出，2019年亚洲产生的电子废弃物数量最多，约为2490万吨，其次是美洲（1310万吨）和欧洲（1200万吨），非洲和大洋洲分别产生了290万吨和70万吨。按人均计算，欧洲人均电子废弃物产生量排名全球第一，为16.2公斤。大洋洲名列第二（16.1公斤），其次是美洲（13.3公斤）。亚洲和非洲则要低得多，分别为5.6公斤和2.5公斤。 报告强调，电子废弃物危害健康和环境，含有有毒添加剂或汞等有害物质，会损害人脑和身体协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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