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疫情得到进一步控制，旅游市场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近程周边游、周末游、乡村游等持续升温，乡村民宿成为市场恢复后增长较快的领域。近日，Airbnb即爱彼迎联合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宣传当地精品乡村民宿和民宿旅游线路，以乡村游和城市周边游为抓手，共同促进旅游产业恢复活力，发挥旅游业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 据悉，此次爱彼迎联合了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以及浙江、桂林等地的旅游民宿协会，将政府和协会推荐的精品乡村民宿在平台上线，进行有针对性的市场推广和展示，把握旅游业回暖趋势，吸引更多游客赴乡村旅游休闲。 “随着中国疫情基本稳定，国内旅游市场正在加速复苏。短期来看，周边游、短途游将成为常态，体验当地生活方式的乡村游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爱彼迎近期数据也体现了这一趋势――超过一半的间夜是在320公里以内的出行，远超去年同期。此次联合两地政府的系列直播活动，总播放量超过400万次，为浙江和桂林两地的民宿产业带来了新关注和人气。我们也期待在未来与更多中国地方政府和有关机构合作，以多种方式探索中国旅游业疫后复苏的新篇章。” 爱彼迎中国总裁彭韬说道。
近日，农业银行携手中国银联面向全国推出农业银行乡村振兴主题信用卡。该卡集惠农费息优惠、支持办理农业贷款等功能于一体，是农业银行面向“三农”客群，助力乡村产业兴旺特别推出的一款惠农信用卡产品，将进一步丰富农业银行服务“三农”产品线，提升服务“三农”质效。该信用卡还联合中国银联向持卡人额外赠送个人意外保险、提供免费法律和医疗咨询。 据悉，目前农业银行乡村振兴主题信用卡已在江苏完成试点发行，现面向全国推广。为做好产品的后续推广工作，该行将依托行内外大数据资源，充分挖掘对接200多万农户贷款客户需求，结合营业网点渠道，实现目标客群精准营销。此外，卡片可搭配中国银联云闪付APP使用，通过在绑卡、消费和还款三个环节对用户进行补贴，实现让利于民、惠利于民的产品设计初衷。 农业银行乡村振兴主题信用卡的发行，标志着该行信用卡产品在服务农村金融的道路上迈出新步伐。未来，农业银行将进一步加大信用卡惠农产品推广力度，整合内外部资源，充分挖掘惠农服务深度，推动各地分行结合当地特色拓宽惠农产品广度，为加快推进乡村振兴、顺利完成脱贫攻坚总体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云南日前出台《云南省2020年开拓农村市场促进农村消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其中明确，2020年云南实现全省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30%以上，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以上。 《方案》提出，云南将依托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加快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的建设。2020年实现全省所有县级物流仓储分拨中心全覆盖、所有乡级快递物流服务站全覆盖、所有村级快递物流服务点全覆盖。 《方案》指出，将大力发展农村夜间经济。利用农村特色自然资源，结合VR、3D等现代技术，借助科技、艺术、创意等手段，打造村庄夜间景观，提升农村自然景观对当地农村居民和周边游客的吸引力，促进夜间消费。有条件的村庄可建设多元化住宿设施，融合当地自然人文环境要素，注重创意性、艺术性、个性化设计，打造集美食、娱乐、购物、休闲为一体的现代化夜宿营地，带动农村夜间经济发展。
6月9日，菜鸟宣布，将新一轮提速全国当日达、全球三日达的物流网络。而就在前一天，京东物流也表示，将升级“千县万镇24小时达”时效提升计划，进一步扩大全国当日达的覆盖范围。作为电商平台重要的基建支撑，物流速度意味着效率，但高昂的成本要如何解决，又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商场亦如此。6月9日，菜鸟宣布，将新一轮提速全国当日达、全球三日达的物流网络。而就在前一天，京东物流也表示，将升级“千县万镇24小时达”时效提升计划，进一步扩大全国当日达的覆盖范围。作为电商平台重要的基建支撑，物流速度意味着效率，但高昂的成本要如何解决，又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剑指乡镇 值得注意的是，菜鸟与京东在提速计划中，均指向了低线城市和乡镇市场。 菜鸟提及，在乡村地区，菜鸟与通达快递一道，对乡村物流的分拨、运输、派送进行优化，来提高操作规范和效率。截至目前，菜鸟已经在全国21个省市、500多个县实现服务升级。与此同时，联合淘宝、天猫、盒马、大润发等平台，为乡村农户提供生鲜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的产供销解决方案。 菜鸟总裁助理熊伟表示，菜鸟新一轮物流提速标志着阿里巴巴新零售按下了快进键，通过实现分钟达、小时达、当日达、定时达，构筑了全新的城市消费需求响应网络。从全国来看，据介绍，超过300个城市可获得菜鸟小时达、半日达和当日达服务。 事实上，其中提及的“小时达”服务，就是淘宝于6月4日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16个城市率先推出的时效服务，实现商品“分钟级”的配送。预计该服务在年底将覆盖至全国。 而京东物流相关负责人则介绍称，今年拟投用的12座“亚洲一号”既包括哈尔滨、沈阳、长春、太原、郑州等省会城市，也包含廊坊、广汉、滁州等物流枢纽城市。“新建设的‘亚一’将瞄准‘新基建’下沉，推动智能物流向二到五线城市快速渗透，这也是京东物流未来‘新基建’布局的重要方向。”该负责人说道。 同时，此次京东物流新建和扩建的13座城市仓和转运仓，也将提升各区域物流辐射能力，服务县镇村三级地址消费者的购物需求。根据介绍，这些城市仓和转运仓的4-6线城市订单占比最高能达到90%。 网点盈利难 企业均在乡镇物流上做足文章，那农村消费者的寄递需求如何呢？ 以百世为例，其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百世快递在农村地区以派件为主，快递包裹主要为农村消费者通过网络购买的衣物、生活用品等，还有不少在外打工群体为留守家乡的父母子女寄送快递，因此对网购及其时效的需求增幅较大。 不过，从部分消费者的网购体验来看，电商乡村物流网络依然还有许多缺口。西南区域一乡村的村长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村子共有人口约500人，村民网购的次数并不少。快递员会提前给收件人打电话，人们需要前往村口拿取，有时候还得前往镇上。部分消费者称，如果亲戚朋友去镇上买东西，会请求对方顺路帮忙取快递。取件时，网点会收取2-5元的费用。 在部分业内人士看来，目前乡镇电商物流网络还有众多区域没有覆盖的原因之一，便是网点的盈利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从业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当前中国邮政能够实现到村到户，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是很难达到的。一些网点能持续运营，都是靠情怀支撑。“我认识一个网点的老板，从最初的几票做到现在的一两百票，他前期一定是一直亏损的，因为看到乡亲取件方便，才把这个事儿坚持了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企业开始尝试与低线市场的企业、超市等进行合作，以克服派件难的问题，并共同分担网点成本。百世快递相关负责人表示，百世将贯彻落实“快递下乡”工程，不断探索“最后一公里”的新业态、新模式，通过自建、共建等方式扩充驿站、服务点数量，并结合直发、共配等多种方式，落实快递到镇、到村。预计到2022年底，百世将在乡镇和农村一级设立5万余个末端驿站。 期待用地支持 对于寄件来说，百世相关负责人介绍称，在农村地区的寄件多以农特产品为主。 不仅如此，对于部分乡村地区来说，农产品还是当地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也就解释了疏通农产品上行物流通道为何会变得至关重要，步伐速度甚至快于乡村快递网络建设。 在采访中，上述从业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希望能在企业用地、网点建设等方面获得国家和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这样企业下乡的速度会变快，效果也会更好。快递企业才敢放手去做，‘快递+电商+仓储+乡村物流’的模式才能走得通，不仅能拉动当地的就业，延伸服务如农货上行等，还能为百姓增收。” 而从政策方面来看，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通知公布了首批农村物流服务品牌，“电子商务+特色农业”等农村物流与特色产业、生产加工融合发展的服务项目将获得更大的政策支持力度。例如江苏丰县“商农公网、统仓统配”、海南海口市秀英区“特色农业+电商快递”等。 交通运输部表示，将加大对上述品牌有关项目的政策投入，为县、乡、村三级物流节点体系建设及有关设备更新、信息化建设等提供财税、金融、用地、用能等方面的支持，促进交通运输与邮政快递、商贸供销等资源整合，引导农村物流与特色产业、生产加工、电子商务融合发展，推动形成“场站共享、货源集约、服务同网、信息互通”的农村物流发展新格局。
以“耕读传家兴文化 脱贫攻坚小康年”为主题的2020“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日前以网络直播形式在京启动，活动将持续至今年年底。 2020“新时代乡村阅读季”由中央宣传部、农业农村部共同主办，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行情601999,诊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出版社等16家单位承办，活动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以农家书屋为平台，旨在提升书屋服务效能、引领乡村阅读风尚。 2020“新时代乡村阅读季”包括主题出版物阅读、“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推荐、“我爱阅读100天”读书打卡、“小康年 读书乐”视频分享、“健康理念 文明生活”阅读推广、“携手奔小康”图书捐赠、优秀农耕文化体验、“发现乡村阅读榜样”和新时代乡村阅读盛典等9项重点内容，推动新兴阅读与传统阅读交融结合、线上活动与线下推广相互促进、阵地建设与知识服务整合优化，力争引导和带动更多农民群众参与建设书香社会。（记者 张贺）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雷丽娜
中央财政资金实行“鼓励发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重点支持以下方向：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农村现代流通服务体系、农村电子商务培训体系。 财政部发布关于做好2020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要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促进形成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进城和工业品下乡畅通、线上线下融合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和现代农村市场体系，培育一批各具特色、经验可复制推广的示范县。中央财政资金实行“鼓励发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重点支持以下方向：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农村现代流通服务体系、农村电子商务培训体系。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赵建 正能量的权威话语体系下，悲情叙事的权利被谁剥夺了？ 地摊经济的溯源是乡村大集，是乡土中国嵌入城市。 地摊经济代表的是不同阶层生存空间的重构，是对底层经济生态的让渡。 后疫情时期发展地摊经济是乡土中国对城市中国的再次救赎。 真正的改变，都是遇到较大的变故之后。人是这样，国家和社会也是这样。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很多——看见的，看不见的。一如十七年前，非典的发生对中国社会的改变。行政体系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得到了淬炼，就像面对一场战争，尸位素餐、昏庸无能、喝茶看报的官员被撕掉了“遮羞布”，可以真刀真枪解决问题的“能臣”得以上位。商业模式也有了巨大的变化。BAT等现在的互联网独角兽，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非典的影响。 “多难兴邦”，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需要很强的场景条件。思想的解放，文明的进步，制度的变迁，从来不是歌曲里浪漫的“栀子花开”，而是现实中大危机过后的“多么痛的领悟”。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称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学”。 因为只有切切实实的灾难，切切实实的伤痛，才会让人幡然醒悟，才会改变改革的惰性和拖延症。那些关于灾难的记忆，以及之后的叙事，会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源，让人们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直到记忆消退，变色，遗忘，然后历史悲剧继续轮回。而现代人关于一生的记忆，大部分是在城市中完成的。其中，粗暴城管与地摊小贩的猫鼠驱赶与追逐，成为最鲜明、最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印记。 瘟疫在显著的影响着城市。城市的经济、生活、治理，城市的气象、温度、脉动，都因一场疫情而发生突然的或悄然的变化。 与明显的突变相比，我们更想思考和看见那些悄然无声的变化——城市人群心理的变化。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大灾难之后，心灵的创伤更容易让人彼此温柔以待。 但有时候，也会让人更加暴戾，更加相互猜忌和相互伤害。 瘟疫在城市产生，同是又在城市治愈。一场疫情，可以让城市贴上某种伤痕的标签。在等待樱花绽放的春天里，一个城市每天上演的一幕幕组成了一部史诗级的伤城故事。 然而，这样的记录被一再曲解。文学的深刻性恰恰就在于它的悲剧式反思。当作家失去了为这个城市记录悲伤的权利，只剩下空洞词汇填满的时候，那这一城悲伤的故事，又如何向后世言说？一个染上疫病的城市，原本不幸，为何又失去了哭泣和倾诉的权利？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恐怕是叙事者深深的寂寞和痛苦。生活在一个城市，因为爱惜心才会疼，才会有无尽的忧伤。瘟疫对一个城市的伤害，最深的可能并不是身体上的。灾后的城市心灵重建可能同样重要——该如何医治，才能回到从前的人间烟火。 城市应该更宽容，更有温度，更有叙事的自由和空间。如果城市可以治愈伤痛，那首先是要看到、听到伤痛。 真正有力量的正能量，不是强颜欢笑、漠视病痛，而是直面悲剧、含泪向前。这次大疫情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感动来自最平凡的坚守和付出。一刹那偶然的善念，都可以成为一个无名的英雄。英雄的城市，也将如同她灿烂如血的樱花。落花无声，一个城市的春天就这样过去，似乎从来就没有来临。如同生命的逝去，总是落花无声。 然而城市也充满韧性和希望。如同澳大利亚残酷无情的山火，过后不就就有新的绿色倔强的破土而出。在疫情“洗劫”过后的城市，也在慢慢的生长出不一样的颜色。原来被禁止的地摊经济，就像野火后的小草，开始在各个城市，在政策春风的吹拂下，重新生长出来。 那么该如何站在后疫情时期的角度，去思考城市、城市化，以及“地摊经济”这种原始的乡土商业模式在城市的复苏。地摊经济，不仅是就业压力下的临时举措，更是城市化的一种反思，更深刻的说是对“乡土中国”底色的再尊重、再探寻。 在过去，城管与地摊小贩的斗争，本质上是城市生存空间的争夺，也是城市中国对乡土中国的排斥。城市是谁的城市？它脱胎于乡村，受惠于乡土，却在一直拒绝着乡村。城市在抗拒它最初的乡土身份！ 然而五千年的乡土中国底色，不是十几年城市化大跃进能改变的。房地产开发，商圈和新城建设，完成的只是物理空间、地理区位的建构，却不能建成一个真正成熟的、有温度的城市。 有人情味、烟火味道的才叫城市，否则就只是钢筋混凝土堆砌的空洞空间。对一个城市的爱和眷恋，往往只是因为一张无意的笑脸、一次热情的寒暄和一场温暖的遇见。城市通过一幕幕每天上演的悲欢离合，塑造生命个体的张力和韧性。 从城市学的角度，城市的第一本质，不是空间的拓展，而是空间的积聚。因为种种“吸引力”，或是生活和工作条件便利，或是政治和社会资源分享、或是经济和文化氛围的渲染，人们积聚在一起，工作、生活、学习、社交、娱乐。城市重塑了空间，提高了人口密度，当然也就为病毒的产生和传播创造了条件。 马尔萨斯、加斯凯、赫拉利等诸多学者都曾指出，城市是传染病的温床，人类历史绝大多数的瘟疫都发生在城市。根据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数据统计，黑死病发生的时候，城市和乡村人口的死亡比例是30：1。所以当疫情发生后，人们普遍到乡村躲避瘟疫。薄伽丘在乡村躲避黑死病，写下了不朽的《十日谈》；牛顿在乡下躲避瘟疫，发现了伟大的万有引力。 瘟疫让伟大的思想者从城市还乡，并在乡村成就不朽和伟大。瘟疫从文学和哲学角度重构了城乡关系，让一直在城市浮躁的心灵和思想，回到乡村沉下心来在孤独宁静中重寻智慧。海德格尔说，哲学的重建过程，本质上就是从离乡到返乡的一段艰难路程。 所以海德格尔要从城市躲回乡村研习存在。奈保尔回到故乡才找到文学的真义。在疫情和危机时期，城市才希望重新找回乡土。就像在外漂泊的人，生病的时候最思念家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疫情是反城市、去城市化的：城市在积聚，疫情在解聚；城市的意义在于提高人口密度，疫情防控需要降低和稀释人口密度；城市在拉进距离，疫情防控需要拉开距离；城市在深化社交关系，疫情防控在逃避社交关系。城市对距离和空间的定义，不只是地理学、物理学意义上的，更是社会学、生态学意义上的。但一旦大疫情发生，这些意义终将消解。 城市是先进文明的典型空间表征。而先进的文明往往又有脆弱性一面。当危机发生后，乡村往往成为城市缓释危机的重要地带。人在失败的时候总想着回到故乡，城市也一样。 且不论其它国家，中国建国后七十年，每次发生重大危机，都是乡村中国对城市中国的拯救。三年自然灾害的2000万人口下乡，十年非正常时间的2000万知识青年下乡。以及次贷危机后也是几千万农民工返乡。乡村就像无私无声的母亲，一次次承受受伤的孩子归来。 然而今天，中国的城乡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按户籍算，如果按常住人口算会更高），最好的资源也都集中在城市，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城市国家的基本条件。所以当疫情发生后，在以前历次危机时期可以缓释城市失业人口的乡土空间已经变得非常逼仄。因此，这次新冠疫情造成的危机，需要新的缓释空间。 我在很多文章和讲座里提到过，次贷危机后，乡土中国的危机缓释能力虽然削弱，但是互联网中国的承载能力开始增强。人们失去传统的城市工作后，可以做微商、网店、网约车司机、快递、外卖等。4G以后，又有了大量的人在做直播和网红。我简单的测算，互联网中国创造的增量就业至少2亿人。 互联网中国在这次疫情危机中继续发挥着作用，但是边际效果已经越来越弱。虽然外卖类互联网企业在疫情期间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网约车企业却快速收缩。总体来看，互联网行业对本次就业危机的吸纳能力虽然也有，但是已经力量不足。 此时，原始商业味道的“地摊经济”在高层的呼吁下成为了热议的焦点。如果高大上的商场、shoping mall、购物广场等代表着城市中国的商业景观，那么地摊经济代表的则是乡村商业在城市的呈现——地摊经济最初来自原始的“乡村大集”。 所以再一次，在疫情造成的大危机中，乡土中国仍然承担起缓释风险的责任，就像历次乡土母亲做的那样。 既然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既然曾经的故乡已很难像以前那样有能力容纳受伤的“游子”，因此乡土中国对城市中国的拯救，成了另外一种形式：地摊经济。 地摊经济可以看作是城市对乡土的认可和接受，是不多见的乡村对城市的“攫取”（大多数时间是通过剪刀差城市攫取乡村）。在过去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是拒绝乡村商业的——中国特有的城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回到文章的开头，疫情的发生改变了很多，让城市更加宽容，更有人情味和烟火气息，而不是盲目的追求高楼大厦林立、道路宽广整洁但底层生活购物很不方便的现代景观、表面工程。 无论如何非议，地摊经济构建起了一个底层社会生活生存的空间闭环。低收入或失业人群在此摆摊，同时在此消费（比如卖廉价小商品的在小吃地摊便宜解决吃饭问题）。如果城市存在着不同阶层的空间之争，那么地摊经济是城市生存空间的再分配： ——给城市低收入和失业群体留一个生存机会。 可以说，地摊经济是“后疫情+后城市化”结合的产物。已经有学者多次呼吁，城市化不宜太激进，城市化需要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支持，否则政府人为建构的庞大城市，只会更加脆弱——既没有能力防范疫情等重大危机，又没有能力缓释和解决危机。城市也是街头暴力的温床，这在当前的美国等国已经得到很好的证明。 当然，地摊经济导致的卫生、交通等问题，需要城市管理者在发展地摊经济之前就通盘考虑，但这不应该是拒绝它的理由。另外，还要考虑一窝蜂搞地摊经济，地摊商户过度增加库存，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导致亏损的问题。这样地摊经济不仅没有起到解困的作用，反而制造了更大的贫困，这些问题都需要城市管理者和地摊商户提前意识到。然而，城市化仍然是大方向，城市中的问题需要城市发展来解决，而不是靠去城市化来解决。城市里的地摊经济体现的则是发展中的、更宽容、更加以人为本的城市化： ——它容纳了乡土，理解了底层，自己也在乡土的烟火气息里得到安慰和救赎。 (本文作者介绍：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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