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赵建 正能量的权威话语体系下，悲情叙事的权利被谁剥夺了？ 地摊经济的溯源是乡村大集，是乡土中国嵌入城市。 地摊经济代表的是不同阶层生存空间的重构，是对底层经济生态的让渡。 后疫情时期发展地摊经济是乡土中国对城市中国的再次救赎。 真正的改变，都是遇到较大的变故之后。人是这样，国家和社会也是这样。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很多——看见的，看不见的。一如十七年前，非典的发生对中国社会的改变。行政体系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得到了淬炼，就像面对一场战争，尸位素餐、昏庸无能、喝茶看报的官员被撕掉了“遮羞布”，可以真刀真枪解决问题的“能臣”得以上位。商业模式也有了巨大的变化。BAT等现在的互联网独角兽，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非典的影响。 “多难兴邦”，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需要很强的场景条件。思想的解放，文明的进步，制度的变迁，从来不是歌曲里浪漫的“栀子花开”，而是现实中大危机过后的“多么痛的领悟”。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称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学”。 因为只有切切实实的灾难，切切实实的伤痛，才会让人幡然醒悟，才会改变改革的惰性和拖延症。那些关于灾难的记忆，以及之后的叙事，会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源，让人们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直到记忆消退，变色，遗忘，然后历史悲剧继续轮回。而现代人关于一生的记忆，大部分是在城市中完成的。其中，粗暴城管与地摊小贩的猫鼠驱赶与追逐，成为最鲜明、最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印记。 瘟疫在显著的影响着城市。城市的经济、生活、治理，城市的气象、温度、脉动，都因一场疫情而发生突然的或悄然的变化。 与明显的突变相比，我们更想思考和看见那些悄然无声的变化——城市人群心理的变化。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大灾难之后，心灵的创伤更容易让人彼此温柔以待。 但有时候，也会让人更加暴戾，更加相互猜忌和相互伤害。 瘟疫在城市产生，同是又在城市治愈。一场疫情，可以让城市贴上某种伤痕的标签。在等待樱花绽放的春天里，一个城市每天上演的一幕幕组成了一部史诗级的伤城故事。 然而，这样的记录被一再曲解。文学的深刻性恰恰就在于它的悲剧式反思。当作家失去了为这个城市记录悲伤的权利，只剩下空洞词汇填满的时候，那这一城悲伤的故事，又如何向后世言说？一个染上疫病的城市，原本不幸，为何又失去了哭泣和倾诉的权利？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恐怕是叙事者深深的寂寞和痛苦。生活在一个城市，因为爱惜心才会疼，才会有无尽的忧伤。瘟疫对一个城市的伤害，最深的可能并不是身体上的。灾后的城市心灵重建可能同样重要——该如何医治，才能回到从前的人间烟火。 城市应该更宽容，更有温度，更有叙事的自由和空间。如果城市可以治愈伤痛，那首先是要看到、听到伤痛。 真正有力量的正能量，不是强颜欢笑、漠视病痛，而是直面悲剧、含泪向前。这次大疫情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感动来自最平凡的坚守和付出。一刹那偶然的善念，都可以成为一个无名的英雄。英雄的城市，也将如同她灿烂如血的樱花。落花无声，一个城市的春天就这样过去，似乎从来就没有来临。如同生命的逝去，总是落花无声。 然而城市也充满韧性和希望。如同澳大利亚残酷无情的山火，过后不就就有新的绿色倔强的破土而出。在疫情“洗劫”过后的城市，也在慢慢的生长出不一样的颜色。原来被禁止的地摊经济，就像野火后的小草，开始在各个城市，在政策春风的吹拂下，重新生长出来。 那么该如何站在后疫情时期的角度，去思考城市、城市化，以及“地摊经济”这种原始的乡土商业模式在城市的复苏。地摊经济，不仅是就业压力下的临时举措，更是城市化的一种反思，更深刻的说是对“乡土中国”底色的再尊重、再探寻。 在过去，城管与地摊小贩的斗争，本质上是城市生存空间的争夺，也是城市中国对乡土中国的排斥。城市是谁的城市？它脱胎于乡村，受惠于乡土，却在一直拒绝着乡村。城市在抗拒它最初的乡土身份！ 然而五千年的乡土中国底色，不是十几年城市化大跃进能改变的。房地产开发，商圈和新城建设，完成的只是物理空间、地理区位的建构，却不能建成一个真正成熟的、有温度的城市。 有人情味、烟火味道的才叫城市，否则就只是钢筋混凝土堆砌的空洞空间。对一个城市的爱和眷恋，往往只是因为一张无意的笑脸、一次热情的寒暄和一场温暖的遇见。城市通过一幕幕每天上演的悲欢离合，塑造生命个体的张力和韧性。 从城市学的角度，城市的第一本质，不是空间的拓展，而是空间的积聚。因为种种“吸引力”，或是生活和工作条件便利，或是政治和社会资源分享、或是经济和文化氛围的渲染，人们积聚在一起，工作、生活、学习、社交、娱乐。城市重塑了空间，提高了人口密度，当然也就为病毒的产生和传播创造了条件。 马尔萨斯、加斯凯、赫拉利等诸多学者都曾指出，城市是传染病的温床，人类历史绝大多数的瘟疫都发生在城市。根据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数据统计，黑死病发生的时候，城市和乡村人口的死亡比例是30：1。所以当疫情发生后，人们普遍到乡村躲避瘟疫。薄伽丘在乡村躲避黑死病，写下了不朽的《十日谈》；牛顿在乡下躲避瘟疫，发现了伟大的万有引力。 瘟疫让伟大的思想者从城市还乡，并在乡村成就不朽和伟大。瘟疫从文学和哲学角度重构了城乡关系，让一直在城市浮躁的心灵和思想，回到乡村沉下心来在孤独宁静中重寻智慧。海德格尔说，哲学的重建过程，本质上就是从离乡到返乡的一段艰难路程。 所以海德格尔要从城市躲回乡村研习存在。奈保尔回到故乡才找到文学的真义。在疫情和危机时期，城市才希望重新找回乡土。就像在外漂泊的人，生病的时候最思念家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疫情是反城市、去城市化的：城市在积聚，疫情在解聚；城市的意义在于提高人口密度，疫情防控需要降低和稀释人口密度；城市在拉进距离，疫情防控需要拉开距离；城市在深化社交关系，疫情防控在逃避社交关系。城市对距离和空间的定义，不只是地理学、物理学意义上的，更是社会学、生态学意义上的。但一旦大疫情发生，这些意义终将消解。 城市是先进文明的典型空间表征。而先进的文明往往又有脆弱性一面。当危机发生后，乡村往往成为城市缓释危机的重要地带。人在失败的时候总想着回到故乡，城市也一样。 且不论其它国家，中国建国后七十年，每次发生重大危机，都是乡村中国对城市中国的拯救。三年自然灾害的2000万人口下乡，十年非正常时间的2000万知识青年下乡。以及次贷危机后也是几千万农民工返乡。乡村就像无私无声的母亲，一次次承受受伤的孩子归来。 然而今天，中国的城乡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按户籍算，如果按常住人口算会更高），最好的资源也都集中在城市，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城市国家的基本条件。所以当疫情发生后，在以前历次危机时期可以缓释城市失业人口的乡土空间已经变得非常逼仄。因此，这次新冠疫情造成的危机，需要新的缓释空间。 我在很多文章和讲座里提到过，次贷危机后，乡土中国的危机缓释能力虽然削弱，但是互联网中国的承载能力开始增强。人们失去传统的城市工作后，可以做微商、网店、网约车司机、快递、外卖等。4G以后，又有了大量的人在做直播和网红。我简单的测算，互联网中国创造的增量就业至少2亿人。 互联网中国在这次疫情危机中继续发挥着作用，但是边际效果已经越来越弱。虽然外卖类互联网企业在疫情期间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网约车企业却快速收缩。总体来看，互联网行业对本次就业危机的吸纳能力虽然也有，但是已经力量不足。 此时，原始商业味道的“地摊经济”在高层的呼吁下成为了热议的焦点。如果高大上的商场、shoping mall、购物广场等代表着城市中国的商业景观，那么地摊经济代表的则是乡村商业在城市的呈现——地摊经济最初来自原始的“乡村大集”。 所以再一次，在疫情造成的大危机中，乡土中国仍然承担起缓释风险的责任，就像历次乡土母亲做的那样。 既然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既然曾经的故乡已很难像以前那样有能力容纳受伤的“游子”，因此乡土中国对城市中国的拯救，成了另外一种形式：地摊经济。 地摊经济可以看作是城市对乡土的认可和接受，是不多见的乡村对城市的“攫取”（大多数时间是通过剪刀差城市攫取乡村）。在过去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是拒绝乡村商业的——中国特有的城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回到文章的开头，疫情的发生改变了很多，让城市更加宽容，更有人情味和烟火气息，而不是盲目的追求高楼大厦林立、道路宽广整洁但底层生活购物很不方便的现代景观、表面工程。 无论如何非议，地摊经济构建起了一个底层社会生活生存的空间闭环。低收入或失业人群在此摆摊，同时在此消费（比如卖廉价小商品的在小吃地摊便宜解决吃饭问题）。如果城市存在着不同阶层的空间之争，那么地摊经济是城市生存空间的再分配： ——给城市低收入和失业群体留一个生存机会。 可以说，地摊经济是“后疫情+后城市化”结合的产物。已经有学者多次呼吁，城市化不宜太激进，城市化需要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支持，否则政府人为建构的庞大城市，只会更加脆弱——既没有能力防范疫情等重大危机，又没有能力缓释和解决危机。城市也是街头暴力的温床，这在当前的美国等国已经得到很好的证明。 当然，地摊经济导致的卫生、交通等问题，需要城市管理者在发展地摊经济之前就通盘考虑，但这不应该是拒绝它的理由。另外，还要考虑一窝蜂搞地摊经济，地摊商户过度增加库存，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导致亏损的问题。这样地摊经济不仅没有起到解困的作用，反而制造了更大的贫困，这些问题都需要城市管理者和地摊商户提前意识到。然而，城市化仍然是大方向，城市中的问题需要城市发展来解决，而不是靠去城市化来解决。城市里的地摊经济体现的则是发展中的、更宽容、更加以人为本的城市化： ——它容纳了乡土，理解了底层，自己也在乡土的烟火气息里得到安慰和救赎。
5月21日，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5G将在教育领域带来一场技术革命，为城乡教育均衡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他建议相关部门加大乡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学校5G网络覆盖，利用互联网技术，发展远程教学，让优质教育资源得以共享。 俞敏洪认为，目前从教育场景来看，在5G时代，城市地区已经率先进入自适应教学的智能教育阶段，乡村地区尚未完全进入以互动教学为特征的数字教育阶段。 俞敏洪建议，相关部门大力支持在乡村学校区域搭建5G微基站，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乡村学校5G网络覆盖，在网络基础建设和服务上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为乡村学校提供终端设备和资费补贴，对贫困地区进行政策倾斜和经费补贴；支持民营教育企业开发5G和AI应用，进一步提高研发经费税前加计扣除的比例，保护知识产权，激发民营企业创新动力。俞敏洪认为：“支持民营教育企业开发5G和AI应用，5G时代的在线教育必将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英语教学一直是乡村教育中的薄弱环节，乡村地区小学日常开展英语教学困难更多。根据北京新东方公益基金会2020年3月针对青海、甘肃、宁夏、贵州、湖南、四川、云南、广西、新疆等全国20个省份的部分乡村小学英语教师所做的问卷调查，目前乡村小学英语教育普遍存在师资匮乏且稳定性不足；教师工作压力较大，业务提升机会欠缺；乡村教师生活面临实际困难等问题。 为了稳定乡村英语教师队伍，提升乡村英语教育质量，为农村学生后续学习打好基础，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俞敏洪在今年的提案中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大力发展“双师直播课堂”等远程教学，打破空间壁垒，让优质教育资源得以共享；二是继续提升乡村教师待遇，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5月21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正式拉开了2020年全国两会的序幕。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本次两会计划提交的几份提案，全部聚焦教育领域，就利用5G推动城乡教育均衡、乡村英语教育、国际高考移民等话题建言献策。 利用5G优势进一步推进我国城乡教育均衡 5G是近两年最受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随着2019年领先运营商纷纷开启5G商用，未来5年全球5G将进入全面加速发展阶段。在教育领域，5G也将带来一场技术革命，同时为城乡教育均衡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但目前从教育场景来看，在5G时代，城市地区已经率先进入自适应教学的智能教育阶段，乡村地区尚未完全进入以互动教学为特征的数字教育阶段。 在《关于充分利用5G优势进一步推进我国城乡教育均衡的建议》提案中，俞敏洪提议相关部门大力支持在乡村学校区域搭建5G微基站，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乡村学校5G网络覆盖，在网络基础建设和服务上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同时为乡村学校提供终端设备和资费补贴，对贫困地区进行政策倾斜和经费补贴；支持民营教育企业开发5G和AI应用，进一步提高研发经费税前加计扣除的比例，保护知识产权，激发民营企业创新动力。俞敏洪认为，“支持民营教育企业开发5G和AI应用，5G时代的在线教育必将迈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利用互联网技术提升西部乡村小学英语教学及师资 英语教学一直是乡村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对于乡村地区的小学来说，日常开展英语教学更难实现。根据北京新东方公益基金会在2020年3月针对青海、甘肃、宁夏、贵州、湖南、四川、云南、广西、新疆等全国20个省份的部分乡村小学英语教师所做的问卷调查，目前乡村小学英语教育普遍存在师资匮乏且稳定性不足；教师工作压力较大，业务提升机会欠缺；乡村教师生活面临实际困难等问题。 为了稳定乡村英语教师队伍，提升乡村英语教育质量，为农村学生后续学习打好基础，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俞敏洪在提案中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大力发展“双师直播课堂”等远程教学，打破空间壁垒，让优质教育资源得以共享，同时缓解乡村地区英语师资匮乏、工作压力过大、提升机会欠缺的现状。二是继续提升乡村教师待遇，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如进一步加强乡村教师周转宿舍建设，按规定将符合条件的教师纳入当地住房保障范围，让乡村教师住有所居；在培训、职称评聘、表彰奖励等方面向乡村青年教师倾斜等等。 规范外国留学生招生政策，防范国际高考移民 在提案《关于规范外国留学生招生政策 防范国际高考移民的建议》中，俞敏洪指出随着留学生人数的增加，外国留学生录取标准的“超国民待遇”问题饱受争议，与此同时出现了“国际高考移民的现象，破坏了高校留学生的招生生态，进一步引发社会舆论的质疑。目前“国际高考移民”问题主要体现为：2009年的外国留学生规定对当下国际高考移民现象的约束力降低；教育国际化的强力驱动与留学生申请入学的软性评价导致入学门槛不断下降；缺少对外国留学生学业成绩的统一考核评价标准。 对此，俞敏洪建议，一是升级外国留学生的认证条件。如延长取得外籍的时间和在国外的生活时间，进一步限制国际高考移民；二是改进外国留学生招生培养机制。转变留学生教育的发展思路，尽快降低对高校留学生数量指标的要求。高校承担对申请者严格审核的责任，对违规行为进行追责；三是确立外国留学生学业水平基准。借鉴美、日等国的考试体系和标准，尽快完成我国留学生学业考试的体系设计、操作模式选择、考试标准及内容界定。 连续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近三十份提案多关注教育均衡 作为第十一、十二、十三连续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至今已在两会提交了近三十份提案，主题涵盖教育均衡、教育信息化、高考改革、民办教育、家庭教育、大学生发展、社会保障、环境治理等诸多方面，很多提案也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认可和采纳。其中，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问题可以说是俞敏洪最为关注的话题，几乎每年他都会提交相关提案，并带领新东方开展力所能及的支持行动。 如2017年，俞敏洪提交了《关于利用双师课堂等互联网手段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建议》，提出了总结推广双师课堂等互联网教育扶贫的成功经验，加快教育资源的均衡化进程等建议。同年，新东方联合行业企业发起成立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将已有的双师直播课堂进一步覆盖至全国21个省80个区县的1000多所学校，目前受益师生近30万名。 2018年两会，俞敏洪提交了《关于促进和保障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建议》，提议专门制定促进和保障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政策，在经费支持、师资供给、校园建设等方面予以保障等。 教育部对俞敏洪2018年两会提案进行答复 当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实行对不足100人的学校按100人拨付公用经费政策，对寄宿制学校按照年生均200元标准增加公用经费补助等办法。教育部在该提案的答复函中也表示，下一步教育部将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督促各地落实《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为农村学生提供良好义务教育。而新东方也通过 “一校一梦想——新东方助梦行动”、“烛光行动——新东方教师社会责任行”等活动，继续对乡村学校进行软硬件、师资培训等各方面的支持。 2019年两会，俞敏洪则提交了 《关于保障贫困地区儿童课外阅读消除城乡阅读鸿沟的建议》，提出国家应设立专项经费支持，在贫困地区建设乡村学校图书馆（室）和电子图书馆（室），在中小学尤其是贫困乡村地区开设课外阅读课程，配备专门的阅读指导教师等建议。紧随俞敏洪提案的是“新东方公益图书角”项目启动，2019年4月项目首批落地了甘肃舟曲石家山新东方抗震希望小学、西藏昌都察雅县卡贡乡中心小学、云南迪庆独克宗小学等五所学校。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新东方还发起了“益起读书，益起成长”公益活动，通过员工捐赠等形式为青海、四川等省的学校捐赠了大批图书。 今年两会，俞敏洪的三份提案再次聚焦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问题，在他看来这是当前中国教育矛盾最突出、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无论是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还是新东方掌舵人，他都希望能够为推动中国教育的进步与均衡持续贡献力量。
5月21日消息，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今年两会计划提交三份提案，全部聚焦教育领域，就利用5G推动城乡教育均衡、乡村英语教育、国际高考移民等话题建言献策。 以下为提案详情： 案由：关于充分利用5G优势进一步推进我国城乡教育均衡的建议 提案人：俞敏洪 提案内容： 随着2019年领先运营商纷纷开启5G商用，未来5年全球5G进入全面加速发展阶段，5G产业链快速成熟，5G创新应用蓬勃涌现，以大视频业务为代表的5G+新基建在教育领域应用前景广阔。高速率、低延时、大连接的特性进一步优化远程直播教学，支持4K/8K超高清视频直播和分发；全息、沉浸式的体验极大丰富了教学内容和场景；AR、VR创新教学形式，真正打破时空壁垒；集AI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人脸识别、校园办公、校园安防为一体的智慧校园系统正在为教学场景提供整体智能管理。可以说，5G正在带来教育领域的一场技术革命，也为城乡教育均衡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2019年10月31日，三大运营商公布5G商用套餐，由于仍处商用初期，虽在全球范围来看中国5G资费较低，但在国内总体定位中高端。工信部近日表示，将推动5G加快发展，力争2020年底实现全国所有地级市覆盖5G网络。目前的5G网络建设呈现出“城区热点深覆盖、县乡浅覆盖、村不覆盖”的局面。从教育场景来看，在5G时代，城市地区已经率先进入自适应教学的智能教育阶段，乡村地区尚未完全进入以互动教学为特征的数字教育阶段。 教育部《2019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中明确指出，加快推动教育信息化转型升级，积极推进“互联网+教育”，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教育信息化支撑和引领教育现代化。对于5G应用，我们也需要统筹城乡学校信息化发展，大力支持乡村学校区域5G网络覆盖，确保师生可以享受高速率、低延时的5G教学设计和应用。 为了充分利用5G优势进一步推进我国城乡教育均衡，提出建议如下： 第一，相关部门大力支持在乡村学校区域搭建5G微基站，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乡村学校5G网络覆盖，在网络基础建设和服务上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乡村学校由于教育资源有限、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往往更加需要优质、稳定网络传输下的远程直播课堂、教师培训以及多媒体教学产品和服务，5G网络的覆盖是新时期互联网教学的必要保障，也是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必然要求。 第二，为乡村学校提供终端设备和资费补贴。深入实施网络提速降费，鼓励运营商推出优惠资费套餐，通过定向捐赠网络流量包等方式助力网络扶贫。全力以赴助力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努力让贫困地区、贫困群众搭上互联网发展快车。 第三，进一步加大教育信息化投入，对贫困地区进行政策倾斜和经费补贴。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明确提出，各级政府在教育经费中按不低于 8%的比例列支教育信息化经费，保障教育信息化拥有持续、稳定的政府财政投入。2018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专项督导报告》指出，一些地方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应用水平还不高，教育信息化对教育教学还未产生实质影响。部分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不高，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没有根本性改变。5G时代到来，信息化投入需求随之增加，建议提升教育信息化经费所占教育经费比例，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现状，不断提升教育信息化水平。 第四，支持民营教育企业开发5G和AI应用，进一步提高研发经费税前加计扣除的比例，保护知识产权，激发民营企业创新动力。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4.23亿，较2018年底增长110.2%，占网民整体的46.8%。2020年初，全国大中小学校推迟开学，2.65亿在校生普遍转向线上课程，用户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在线教育应用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支持民营教育企业开发5G和AI应用，5G时代的在线教育必将迈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案由：关于利用互联网技术提升西部乡村小学英语教学及师资的建议 提案人：俞敏洪 提案内容： 据《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9》，2017年义务教育在校生数达1.45亿人。其中，城区为5029.43万人，镇区为6087.56万人，乡村为3418.77万人。义务教育在校生2/3在县域以下，农村仍然是中国义务教育的重点。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外语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必修课程，英语是外语课程中的主要语种之一。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也指出，全国城市、县城、乡镇所在地小学逐步开设英语课程。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起始年级一般为三年级。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小学英语的教学方式。转变传统的课堂教学观念，充分利用远距离教学手段和英语教学音像资源，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 对于乡村地区的小学来说，日常开展英语教学并不容易实现。根据北京新东方公益基金会在2020年3月针对青海、甘肃、宁夏、贵州、湖南、四川、云南、广西、新疆等全国20个省份的部分乡村小学英语教师所做的问卷调查，目前乡村小学英语教育普遍存在以下三个问题：师资匮乏且稳定性不足；教师工作压力较大，业务提升机会欠缺；乡村教师生活面临实际困难。 第一，师资匮乏且稳定性不足。通过对全国500多所乡村小学（乡镇中心校40%，村完小38.2%，县城小学14.8%，教学点7%）的调研，英语学科师生比均值为1：227，有的学校甚至达到了1：2400，师资严重匮乏。英语任课老师20岁—30岁占67.5%，31岁—40岁占24.3%，教龄1-5年的老师占比69%，10年以上教龄的老师仅占不到20%，乡村英语教师队伍普遍为年轻、教龄短的新老师，职业经验和稳定性相对欠缺。 第二，教师工作压力较大，业务提升机会欠缺。英语教师数量不足导致一人承担多个年级的教研、课堂教学和作业批改，有的老师还兼任班主任或其他科目任课教师。62%受访乡村英语老师每周工作时长为8-10小时，10小时以上的占14%。55.5%表示工作压力比较大，19.8%表示压力很大。业务提升乏力也是英语老师普遍反映的问题。71%受访者表示，学校教学任务重，没时间参加培训， 47.8%受访者认为，培训会带来启发，但工作中用不上，理论多实践少。 第三，乡村老师生活面临实际困难。受访乡村教师中女性占比92.3%，由于学校距离县城普遍较远，且日常工作繁重，夫妻分居、无法照顾老人和孩子也成为影响职业稳定性的重要原因。此外，81.8%受访者表示，收入与当地公务员相比偏低，45.8%受访者从来没有享受过定期免费体检。 为了稳定乡村英语教师队伍，提升乡村英语教育质量，为农村学生后续学习打好基础，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提出建议如下： 第一，利用互联网技术，大力发展“双师直播课堂”等远程教学，打破空间壁垒，让优质教育资源得以共享，同时缓解乡村地区英语师资匮乏、工作压力过大、提升机会欠缺的现状。现在只要有稳定的网络传输和基本的电子设备，山区的学生就可以在教室里听到北京、上海等地的老师带来的直播课，即时互动和交流。乡村老师也可以与城市里的教师同步教研、备课，实时观摩经验丰富的老师如何组织课堂、设计互动、讲解知识点，在工作中提升业务水平。当地学校和教育局提升教师管理和培养，加强英语教学意识，县域教育一盘棋，教师离岗不离人，全方位提升乡村教育的整体面貌和质量。 第二，继续提升乡村教师待遇，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近年来，乡村教师待遇、生活补助覆盖率和金额逐年提升，《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9》显示，县城、镇、乡、村屯小学高级教师每月实发工资分别为3461.9、4317.9、4289.2、4511.1元。2017年乡村教师生活补助首次实现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的全覆盖，其中乡村学校和教师覆盖率分别为97.37%和96.41%。建议进一步加强乡村教师周转宿舍建设，按规定将符合条件的教师纳入当地住房保障范围，让乡村教师住有所居；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继续提升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在培训、职称评聘、表彰奖励等方面向乡村青年教师倾斜；关心乡村教师工作生活，丰富精神文化活动，巩固乡村教师队伍。 案由：关于规范外国留学生招生政策防范国际高考移民的建议 提案人：俞敏洪 提案内容： 近年来，由于国际留学生指标是评价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扩大国际留学生规模成为国内高校“双一流”建设的一项核心工作，外国留学生数量快速攀升。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8年共有来我国高校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25.8万人，远超2010年教育部《留学中国计划》中“2020年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留学生达到15万人”的目标。然而，随着留学生人数的增加，外国留学生录取标准的“超国民待遇”问题饱受争议，与此同时出现了“国际高考移民”的现象，破坏了高校留学生的招生生态，进一步引发社会舆论的质疑。2017年，教育部会同外交部、公安部出台《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要求各地各高校严把入学门槛。近年来，不断出现中国人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外国国籍或永久居住签证，以外国人或华侨身份参加国内高校的外籍留学生考核或华侨联考，从而避开国内高考，进入我国名牌大学读书的案例。目前“国际高考移民”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2009年的外国留学生规定对当下国际高考移民现象的约束力降低。现行认定外国留学生的标准源于2009年《教育部关于规范我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有关工作的通知》，规定来华留学申请人必须持有有效的外国护照或国籍证明文件4年（含）以上，且最近4年之内有在国外实际居住2年以上的记录（1年中实际在国外居住满9个月可按1年计算）。该规定主要针对2006年—2009年间通过中介直接购买外国护照进入中国参加外籍留学生考核而发布的。然而，近年来的案例已不再是简单的购买护照，而是通过获得绿卡、移民、永久居留签证转变华侨身份等方式进行，加之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移民政策、长期居住政策的放开，使得这一门槛不足以限制想要跨过国内高考的家长和学生。 第二，教育国际化的强力驱动与留学生申请入学的软性评价导致入学门槛不断下降。根据教育国际化的共识，高度国际化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特征，其研究生中留学生比例占20%以上，高等学校和地方政府面临着留学生规模数字的指标压力。2019年来华留学教育的财政预算为39.2亿，比2018年增长18.1%，留学生数量与高校财政拨款的正向关系以及自费留学生学费收入等进一步驱动数量和规模的递增。不同于中国籍学生进入高校需要经历高考这一硬性门槛，外国留学生采用国际接轨的申请入学制，即根据护照、汉语考试（HSK）成绩、高中成绩单等材料进行综合考虑、自主录取。在目前“重量不重质”的背景下，导致了外国留学生的入学实际门槛一再下降。 第三，缺少对外国留学生学业成绩的统一考核评价标准。与美国、英国等国际教育大国相比，我国关于留学生招生考试、学业标准考试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当前各高校招收外籍学生唯一的统一考试是汉语水平考试（HSK）。一方面汉语水平考试对于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中国学生而言过于简单，另一方面它仅仅对汉语语言水平进行考核，无法对学生的学业水平进行衡量。统一考核评价标准的短板，进一步催化中国家长与学生的跨国高考移民选择。 因此，为规范外国留学生招生政策，防范国际高考移民现象愈演愈烈，损害教育公平，特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升级外国留学生的认证条件。将现有“持有有效的外国护照或国籍证明文件4年（含）以上”、现有“最近4年之内有在国外实际居住2年以上的记录”的年限提高，延长取得外籍的时间和在国外的生活时间，进一步限制国际高考移民。严格根据上述新规对申请者外国护照证明、国籍证明、中国国籍注销证明、出入境签章时间进行审核及核算，可增加个人陈述、审查者对话交流、证明人制度等方式进行辅助审查认证。 第二，改进外国留学生招生培养机制。反思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系，转变留学生教育的发展思路，尽快降低对高校留学生数量指标的要求。结合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2016年试点认证、2019年正式认证的实践，建议两年内完成全国招收外国留学生高校的质量认证工作，确保高等院校的招生更加透明地接受社会监督。高校承担对申请者严格审核的责任，对出现违规情况，教育主管部门应细化问责追究的处理办法。 第三，确立外国留学生学业水平基准。落实来华留学生招生录取工作、培养质量、汉语水平和趋同化管理的要求，是真正治理国际高考移民问题的路径。借鉴美国（SAT、GRE、GMAT等）、日本（EJU）等国的考试体系和标准，尽快完成我国留学生学业考试的体系设计、操作模式选择、考试标准及内容界定。进入“双一流”建设序列的高校，必须制定高于教育部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和留学生学业考试的录取标准。教育部应每年发布资助外国留学生的中国政府奖学金、各地方各高校奖学金的监督评价报告，确保享受奖学金的外国生源与中国籍学生具备同等学业能力水平。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对于全国人大代表、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来说，今年已经是他连续第十八年履职两会。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自2003年开始，张近东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2018年张近东当选全国人大代表。18年来，张近东提交的建议和提案共有80多件，涵盖了关乎国计民生与行业发展的多个领域，包括保障农民工子女教育、升级家电下乡、加快个人信息安全领域法制建设、推动物流产业绿色发展、加速发展数字经济等。今年两会，张近东将提交5项建议，聚焦民生的同时再次关注数字经济发展。 张近东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由衷表示：“做人大代表，责任重大，必须为人民群众做实实在在的事。”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发展富民乡村产业，继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有效开发农村市场。同时，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 在此基础上，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对于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正因为此，张近东在今年一份题为《大力发展C2M生产基地 助农富农推动乡村振兴》的建议中提出，推进乡村振兴应进一步统筹资源，政府、电商、农户、院校多方联动，推动返乡年轻人成为创富主体，带动形成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行政村为具体单位、以C2M模式（用户直连制造）为特色、以线上线下融合为主要销售手段的乡村生产基地。 作为在零售行业深耕多年的企业家代表，张近东从行业实践出发。“近些年，苏宁一直不断在电商扶贫领域发力，创新扶贫模式。”张近东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去年，苏宁正式推出“苏宁乡村振兴‘521’计划”，未来十年在乡村地区布局5000个苏宁村、2000个县级苏宁易购(行情002024,诊股)中华特色馆、十万家苏宁零售云门店，以产业富农助力乡村振兴。 张近东高度关注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在张近东看来，国民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大势所趋，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会加深大众对数字化、高质量发展的认知和体验，更会倒逼中国企业整体加速数字化转型，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的整体转型与升级。 今年，张近东也再次聚焦数字中国建设。《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张近东有关数据共享的建议案，从规范、标准的完善，到科学治理的体系化建设与社会化培训，有望以一套系统化建议进一步推动大数据信息的社会化共享，加快数字经济建设。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石油’，智能的产生主要依赖于对数据的积累和分析。而智能化又是未来各行各业发展的竞争力和创新来源。因此数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所执行所长崔丽丽教授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非常支持数据共享。“要实现数据共享还需要一个较为统一的数据治理框架，最好由目前掌握较多数据的各大平台能够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共同研讨制定。”
全国人大代表、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将在2020年全国两会上提交5份建议，涉及乡村振兴、数据共享、绿色物流、小微企业融资等领域。 张近东建议，多方联动推进C2M生产基地建设，以助农富农的方式参与乡村振兴；加快推进绿色配送，推动“最后100米”无人配送常态化运营；推动公共数据社会化共享，保障数据共享的安全可控；引入产业力量，实现对小微企业的综合扶持；提升智慧社区基础配套，建立全场景运营服务体系。 □本报记者 张兴旺 支持回乡创业者形成集群效应 张近东在题为《大力发展C2M生产基地助农富农推动乡村振兴》的建议中提出，应进一步统筹资源，政府、电商、农户、院校多方联动，推动返乡年轻人成为创富主体，带动形成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行政村为具体单位、以C2M模式为特色、以线上线下融合为主要销售手段的乡村生产基地。 张近东表示，乡村振兴以人为本，农业产业的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经营、现代化生产、企业化管理，应以有乡土情怀、新知识结构的返乡年轻人为主体。建议地方政府积极规划、引导年轻人回乡，依托当地特色资源创业，在政策、资金、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形成集群效应。 近年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AI等新技术广泛渗透于生产、服务、加工、流通和营销等环节，促进消费升级和个性化消费，市场对绿色优质产品的需求越来越高。尤其是C2M模式的兴起，不仅有利于消除生产种植和销售环节信息不对称，也为产品上行提供渠道。 “许多实例证明，返乡创业的商户以村为单位聚集，依托电商企业赋能建设C2M基地，不仅自己致富，更带动周边村民脱贫增收。”张近东建议，地方政府出台针对乡村C2M基地建设的扶持政策，对于达到一定规模并有效带动增收、就业的行政村和创业者，在物流、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对将销售和物流网络延伸到乡村，为农村搭建公共服务平台的电商企业，给予包括土地购买、场地租用、水电优惠等支持，双管齐下助推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上行。 搭建助农绿色通道 对于一些地区特色产品知名度不高、品牌溢价低的问题，张近东建议，针对已经形成规模但尚未建立品牌的C2M基地产品，一方面需要全方位的线上宣传推广，另一方面需要线下零售业态充分展示和销售。建议各级政府广泛宣传引导，在鼓励生产者重视质量、珍惜信誉，同时协调企业利用互联网平台、社交手段等，展开特色产品线上线下全覆盖的宣传和销售。对于有针对性展示、销售特色产品的企业，政府给予场地、水电等方面优惠政策。 对于已经建立品牌的特色产品，张近东建议各级政府协调电商企业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在帮助消费者追踪商品全链路信息、保障正品的同时，保护特色产品品牌和商户权益。 张近东建议，在大力推进C2M生产基地建设的同时，多方资源联合搭建助农绿色通道：政府加强政策倾斜，在重点农产品种植地区建立摸排机制与对接平台，电商企业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和物流仓储优势，通过开通助农频道、专区、直播带货等多种方式提供流量支持，搭建常规助农绿色通道，打通农产品上行链路，助力乡村振兴。
(八闽千姿)福建古村落乡村旅游焕发新活力 青年返乡逐梦 “听一夜水流，古镇顽皮的呼噜声……鲤鱼衔走旧梦，炊烟等归人。”入夜，在位于鲤鱼溪畔的“鲤想青年”民谣小酒吧内，慕名而来的游客，三三两两地各自围坐一桌，小酌几杯，并随着吉他节奏轻声吟唱《老下雨的周宁》。 这首《老下雨的周宁》系陈子昀团队的原创歌曲，那两句歌词，也是他最钟爱的。现年28岁的陈子昀告诉中新网记者，鲤鱼溪溪水彻夜流淌，溪中鲤鱼玩耍的咕噜声，就如同人的呼噜声一般；人们不必执着于过往，更应追寻未来。 鲤鱼溪，位于福建宁德市周宁县浦源镇浦源村。据地方史志记载，南宋嘉定年间，郑氏祖先迁居浦源村，为防止水源被污染或投毒，便在村中长800多米的溪流中放养鲤鱼，并制定严禁捕捞和伤害鲤鱼的族规。村民们严守族规，代代相传，形成了一条美丽的鲤鱼溪，被誉为“中华奇观”。 沿溪而行，两岸古民居林立。穿村而过的清澈溪水中，众多锦鲤怡然自得。如有游客投食，锦鲤竞相争食，往来穿梭；如双手持续击掌，鲤鱼也会闻声而来，见影而聚，充满了浓烈的“人情味”。 来自周宁县的游客彭女士告诉记者，每周她都会从周宁县城关带着孩子到鲤鱼溪游玩，这里空气清新、景色美丽，孩子也喜欢。 正是浦源村的古朴静谧，吸引陈子昀返乡创业。2017年英国留学归来的陈子昀，在宁德市从事保险行业，此后和三五好友的交谈中，萌生到古村落创业的想法，并于2019年8月将创业项目落地浦源村。 “本身对文化这方面就一直很感兴趣。”陈子昀说，浦源村的生活节奏很慢，给人一种很古朴和惬意的感觉，所以借鉴云南丽江、北京后海酒吧的理念，在浦源村开办“鲤想青年”，给鲤鱼溪增添一点声音。 随着当地旅游业的不断发展，“鲤想青年”生意越来越红火，并增添餐饮业务，每个月收入达3万多元(人民币，下同)。陈子昀称，目前正筹备开精品民宿，搭配唱歌培训、木工传统技艺、夯土等自然学堂，并将该模式植入至其他乡镇的村落。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浓厚的鲤鱼文化，让浦源村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单，获评“中国鲤鱼文化之乡”“福建最美的乡村”等，并完成鱼祭广场、鲤鱼溪漫行道、荷花池、灯光秀等工程建设，丰富核心景区内涵；在鲤鱼溪民俗馆集中展示评书、手工制硋、手工制蓑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数据显示，鲤鱼溪2018年游客达67.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800多万元。浦源镇党委书记黄瑞宝表示，将创新宣传鲤鱼文化，传承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良的村规民约和家训家规，争取旅游人气兴旺、游人如织，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 古村落的发展，也吸引43岁的黄传杰返乡创业。此前在上海经商的他，2018年回到周宁县礼门乡常源村开办集餐饮、休闲、娱乐、民宿于一体的古村山庄，并开设农场养殖白雪鸡，种植黄花菜。 “家乡建设得好，想回村做点事情，也带动一些村民增收。”黄传杰说，现在来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今年以来，山庄的收入达6万多元，一年四批的白雪鸡养殖预期收入将达十五、六万元，并带动3名村民增收1万多元；后期计划扩大养殖规模，带动更多群众增收。 走进依山而建的常源村，村庄内60余栋古民居保护完好，别具特色，特别是集防火防盗作用于一体、高达十几米的夯土墙，历经几百年风吹雨打，仍屹立不倒；穿村而过的小溪溪水潺潺，一万多只色彩斑斓的锦鲤悠然自得，仿佛置身世外桃源。 常源村，2019年入选第五批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近年来围绕乡村旅游发展，筹资修建香炉山道路、观景台等旅游配套设施，实施古民居屋檐复原、古巷道复原、修建仿古长廊等，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发展乡村旅游，就要带动乡村生态农业的发展。”常源村驻村第一书记余昌武表示，将通过挖掘打糍粑、酿酒、制作棕衣、密语等民俗文化，示范带动发展农家乐，同时努力挖掘和开发香炉山文化，为村发展旅游提供新亮点，争创3A级景区。(完)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