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基股份：高瓴资本拟158.41亿元受让6%公司股份 隆基股份晚间公告，公司于2020年12月19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李春安先生通知，李春安与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瓴资本”）于 2020年12月19日签署了《关于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李春安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高瓴资本（使用“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价值基金（交易所）”账户）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26,306,1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0%。交易双方一致同意，本次交易的每股转让价格为70元，本次交易对价总额为15,841,429,380元。 公司表示，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高瓴资本本次受让公司股份是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拟通过本次权益变动获得公司的股份，以获得股份增值收益。 辽宁成大股东韶关高腾增持1.44%公司股份 辽宁成大晚间公告，近日，公司收到公司股东韶关高腾的通知，韶关高腾于2020年12月14日至12月18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公司22,100,1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4%。 本次权益变动后，韶关高腾持有公司 229,700,16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02%。 东方材料：许广彬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东方材料晚间公告，许广彬先生、湖州国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代表国赞稳健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国赞稳健8号基金”）拟受让樊家驹先生所持的公司51,600,283股，占公司总股本35.9%。其中许广彬先生受让股份数量为42,976,281股，占公司总股本29.9%；国赞稳健8号基金受让股份数量为8,624,002股，占公司总股本6%。上述股份转让交割完成后，许广彬先生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20年12月21日上午开市起复牌。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单美琪 孟俊莲 北京报道近日，央行宣布，已批准朴道征信个人征信业务许可。据央行发布消息，央行批准朴道征信有限公司个人征信业务许可，这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为增加征信有效供给、积极推进我国征信业市场化发展作出的决定。央行还称，后续将继续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和科技化的发展方向，推进征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业内分析人士推测，其主要客户来源于股东北京金控、京东数科、小米电子等的关联方、合作方。那么，与拿到国内首张个人征信牌照的百行征信相比，朴道征信的客群定位、模式打造、市场化激励等均成为关注要点。第二家个人征信业务许可获批此前的12月初，央行受理了朴道征信有限公司（筹）的个人征信业务申请。朴道征信注册地在北京市朝阳区，业务范围为个人征信业务，注册资本10亿元。资料显示，朴道征信主要股东为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京东数字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小米电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聚信优享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比例分别为35%、25%、17.5%、17.5%和5%。另据拟任职董监高人员名单，该公司的董事长为赵以邗，系央行征信中心副主任；董事共有四位是分别来自北京金控集团、京东数科、小米和旷视科技的王磊、程建波、曹子玮和赵立威；监事为许凌、徐河军、刘黎、周泽宇。在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分析看来，一家公司初期的发展离不开股东的支持，朴道征信作为市场化的机构也不例外。由于股东背景，她推测其主要客户来源于其股东北京金控、京东数科、小米电子、旷视科技等的关联方、合作方。所以在优势方面，朴道比百行股东数量少，公司内部治理相对而言没那么复杂；与此同时单个股东的持股比例更高，也能够充分发挥民营股东的积极性。值得一提的是，朴道征信在成为继百行征信之外的第二家个人征信机构上，除了与其股东背景大有差异之外，两者接入的数据或也有差异。百行征信主要在网络借贷等领域开展个人征信活动，此前百行征信App上线并公测时，平台接入机构以互联网金融类为主，一些银行贷款和信用卡信息还未覆盖到；而朴道征信的大股东北京金控，由北京国资委设立，与北京市大数据局有合作，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包括北京金融大数据有限公司，后者拥有企业征信资质。苏筱芮还指出，但由于朴道是第二家，这时候已经有了市场竞争，也有了标杆前辈，因此客群定位、模式打造上究竟与百行趋同还是错位，市场化激励如何实施，这些都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2018年2月，央行披露了首张设立经营个人征信业务的机构许可信息公示表。自此，百行征信有限公司申请设立个人征信机构已获得许可，个人征信牌照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为2021年1月31日。公开资料显示，百行征信是由央行主导同时于8家市场机构与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共同发起组建的市场化的首个个人征信机构。股东具体包括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持股36%，芝麻信用、腾讯征信、深圳前海征信、鹏元征信、中诚信征信、考拉征信、中智诚征信、北京华道征信各持股8%。股权结构或形成示范效应目前，我国最大的个人征信机构为中国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2015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三年后，百行征信拿到央行颁发的首张个人征信牌照也是在那一年，央行公布了包括芝麻信用、腾讯征信、前海征信等在内的八家个人征信首批试点机构，但在准备开展个人征信业务之际遭逢互联网金融整顿，至此牌照迟迟未有着落。2019年，央行发布《经营个人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审批事项服务指南》对审批依据、受理机构、申请条件、禁止性要求等做了详细披露。彼时，业界认为央行此举意味着个人征信牌照有望开闸。根据上述指南，设立个人征信机构的，要具备或符合多项条件才予以批准，其中包括出资额占公司资本总额5%以上或者持股占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主要股东）信誉良好，最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5000万元；个人信用信息系统符合国家信息安全保护等级二级或二级以上标准等。那么，第二张个人征信牌照获批透露了哪些信号？苏筱芮对记者表示，央行此次受理第二张个人征信牌照，是对此前国常会提出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贯彻落实与积极响应，标志着个人征信准入相关的监管工作进入加速阶段，为民营机构入局个人征信领域提供发展契机，此次京东、小米等民营机构的入局，或能对市场形成示范效应。对于京东、小米而言，获得个人征信牌照又有哪些影响？“一方面能够对机构的合规性构成利好，另一方面则有利于规范自身的征信业务，使未来发展迈向正轨，与集团旗下其他个人金融业务形成协同。”苏筱芮表示。当前，国际社会处于工业4.0的发展浪潮中，这是一个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促进产业变革的时代，以‘云物大智’为代表的新技术正成为生产力的驱动要素。个人征信属于金融范畴，而金融是数据密集型行业，规范征信业发展既有利于推动金融行业的数据管理与数据规范，也有助于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技术，充分挖掘数据带来的各类价值。对此，苏筱芮进一步分析指出，此次朴道征信的股权结构与此前百行征信具有相似性质，百行征信最大股东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而朴道征信的最大股东为北京金控集团，由北京市国资委代表市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在积极稳妥推进个人征信机构准入，加大征信业开放力度的大背景下，这种股权结构或能对后续形成示范效应。征信方面专业分析人士刘新海也认为，朴道征信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支持，而且北京金控集团作为其大股东。北京作为首都，消费经济和消费金融发达，而且行业资源和人才丰富，相当于欧美的一个中等国家的规模。但是个人征信行业需要时间和专业积累，同时也要吸收国内外的成熟经验，往往发达的个人征信机构需要有市场化的运营和合理的激励机制。刘新海还表示，中国有全球最大，最活跃的消费者市场，日新月异的数字经济又会催生出很多新的需求，目前新兴信息技术也在逐步深入应用，个人征信行业未来会出现大的发展。但是目前消费金融整治，个人信息监管趋严，专业和基础问题研发积累欠缺，创新动力不足都会带来很多挑战。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4日讯 近日，贵州茅台(600519.SH) 陷“捐赠风波”。一名贵州茅台股东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公开发声称，贵州茅台董事会“违反公司章程，未获得股东大会授权”，违规对外捐赠“不超过13.92亿元巨款”。 上述股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强调，董事会擅自捐款，未经过股东大会审议，有违规操作之嫌。自10月26日至今，其先后向上交所、证监会、国家信访局等多部门进行了实名举报。 不过此事无碍贵州茅台股价，截至今日收盘，贵州茅台收报1793.11元，涨幅2.52%。 10月26日，贵州茅台发布第三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中通过了6项议案，其中有4项与捐赠有关。如：《关于向贵州省见义勇为基金会捐资的议案》、《关于向仁怀市人民政府捐资专项建设酒类火灾处置专业队的议案》、《关于向仁怀市人民政府捐资专项建设茅台镇骑龙1万吨生活污水处理厂的议案》、《关于向习水县人民政府捐资专项建设习水县习新大道建设工程的议案》。 三季报显示，今年1-9月，贵州茅台实现营业收入672.15亿元，同比增长10.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8.27亿元，同比增长11.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39.02亿元，同比增长11.0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51.11亿元，同比减少8.07%。
近日，沪市多家公司陆续公告控股股东解除部分股份质押。初步统计，到2020年12月中旬，沪市控股股东质押比例超过80%的公司已低于百家，较2018年的峰值已减少约五成，质押融资余额相比年初净减少近1700亿元，主要风险指标都有显著改观。这两年来，市场各方合力推动，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化解有了阶段性的成效。但岁末回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质押风险背后的成因也还需深思索、细琢磨，引为后来者戒。 风险出现的时候，一些公司特别是民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控人多少都有些想法、甚至委屈。有的懊恼，明明当初质押股票的时候股价走势挺好，谁能想到现在会腰斩呢？有的困惑，原本是准备质押到期后申请延期购回的，谁知道质权人会要求还钱不同意展期呢？还有的提出来，民企融资难、融资贵，不用股票质押，就很难融来企业经营需要的资金。 实际情况是怎样呢？诚然，这一轮质押风险产生的原因复杂多元，其中不乏多重外部因素的影响。宏观环境的变化，市场流动性的收紧，部分行业景气度的下降，都是加速风险暴露的外部因素，其中确实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情况。但也应当看到，在一部分公司受困质押风险、大股东面临爆仓危机的时候，还有更多的公司经受住了考验，并没有被卷入风险的漩涡之中。怎么看待同样的外部环境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这还得从股票质押的业务实质说起。 股票质押本质上是大股东的信贷业务，其风险直接来自大股东自身的信用风险。借钱不是资本市场的新鲜事，但是借的时候有没有计划好拿什么还，什么时候还，双方约定的条款有什么风险，出现突发情况怎么应对。这些事情如果没有事先考虑好，风险爆出后自然就难以收拾。就个案抽丝剥茧、找寻一些规律，不难发现，有些股票质押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有不少控股股东、实控人风险防范意识不足，把个人利益置于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之上，是质押风险爆发的重要内因。 最常见的是，有些大股东简单地把股票质押当成一般性的融资行为，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不以为意、评估不足。在股价处于高位时质押股票获取较大额度的融资，还觉得是抓住了时机，没有留下足够后手。等到市场出现波动、股价不断下跌时，只能连续补仓，持续推高质押比例，陷入极度被动。有些控股股东，看着股票质押时资金来得容易，一上来就把质押比例拉到八九成，甚至全额质押，根本不考虑是否需要留点安全垫，更不要说是不是账上留点现金应对不时之需。这些公司，一旦股市有点波动，自己股票价格下降，就举步维艰，拆东墙补西墙，落到一个“泪眼看花花不语”的境地。 还有些股票质押在动机和初衷上，就经不起仔细推敲。有的实控人偏离主业，拿着质押融资去投五花八门的项目，短贷长投、期限错配，完全不顾可能引发的流动性风险。有家公司本来主营阀门制造，控股股东拿了质押贷款却去投资酒店和旅游度假区，建设周期长、收益产生慢，生生陷入被动。更有甚者，大股东质押融资直接用于购置豪宅等个人挥霍消费，对于质押到期了怎么还却根本没计划，最终面临平仓苦果。还有一些实控人，本来只要安安稳稳经营就可以了，但意志不坚定，禁不住别人鼓吹诱惑，稀里糊涂质押了股票。有家公司，大股东本无特别大的资金需求，可以专心发展上市公司的园林业务，硬是在中介机构的轮番鼓动下，大比例质押股票融资，用以购买商业用地和房产。买入的商业用地还闲置着没能开发，质押却已经到期，直到不断收到平仓通知，才明白一笔看似不错的买卖，早就标好了沉重的代价。 再看那些经受住了风险洗礼的公司，要么大股东自身比较谨慎，不盲目追高，严格控制质押比例，在股价大幅变动时及早还款；要么质押融资主要用于支持上市公司主业发展，公司发展好了，即便出现暂时性的资金周转困难，也容易自我调节，或者找到有实力的援兵。有家医药公司，控股股东质押比例一度超过80%，但其质押融资大半用于支持公司发展，先后约30亿元认购公司发行的新股、ABS和ABN等。在出现流动性困难时，很快就通过债转股顺利引入信达资管作为战略投资者，并成功将质押比例降至69%。 这些鲜活的案例揭示了一个规律，对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控人来说，专注主业是安身立命之本，守住了主业，才能守住风险底线。从表面上看，股票质押只是股东自主的融资行为，但一旦面临平仓风险，不仅影响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引发股价连锁反应，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还可能跨市场交叉传染，引发系统性风险。一些控股股东、实控人抱着挣快钱、搏一把的想法，沉迷于做大规模，盲目地把质押贷款投向一些风险高、变现难的项目，甚至用于个人消费挥霍，把发展上市公司主业的初心和对中小投资者的诚信义务抛在脑后，最终陷入内外交困，也就不足为奇了。 质押风险的形成，有各种情况、各种原因，但风险出现了，就要去面对和化解。早在2018年1月，沪深交易所和中国结算就对《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进行了修订，加强业务风险防控。2019年10月，沪深交易所又修订发布了股票质押公告格式指引，着眼降存量、控增量，通过差异化信息披露安排，引导控股股东谨慎质押。同时，监管层还协同各方，不遗余力地推动个案风险化解，组织质押专项培训，帮助搭建与市场机构的纾困交流平台，引导上市公司大股东承担起风险化解的主体责任。这些努力，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实践中也形成了不少可供参考借鉴的纾困模式。最常见比如转让股份股权或者控制权，直接获取资金化解流动性风险。典型的路径还包括转质押，引入新的债权人承接现有质押债务，这样既能保持大股东融资的连续性，还可尝试通过场内转场外、重新约定质押率等降低质押比例。对于债权债务较为复杂的，还可寻求专业金融机构开展债权债务重组，进行一揽子安排。 时至今日，在各方推动努力下，不少高比例质押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终于安全靠岸，可以喘口气再整装出发。大体上看，沪市公司的质押风险已经趋于平稳，但也还有些公司仍然在自救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支持。同时，更别忘了风险背后的深刻教训。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中，专门对稳妥化解质押风险作出部署，要求坚持控制增量、化解存量。可以想见，防范化解质押风险，还将是今后一段时间的常态化工作。根本上看，靠的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控人守住专注主业的初心，担负起对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责任心，敬畏风险，审慎经营。今后再面临高杠杆和短期收益的诱惑时，不妨多问自己一句：现在下水，若有一天潮水退去，是否可以成功上岸？
时隔近一年，又有中资小股东挂牌欲出清史带财险股权。近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一份保险股权转让公告，挂牌标的为史带财险的280万股股份，占该公司总股本的0.2%，转让底价为448万元，挂牌时间2020年12月18日至2021年1月15日。该笔股权的转让方为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是史带财险排名第6的小股东。若转让完成，昆仑信托将彻底退出史带财险股东行列。自2011年史带世界有限公司通过旗下两家子公司入股史带财险之后，通过不断增持，持股比由2011年时的20%增长至97.58%，“史带系”成为控股股东。近两年，史带财险不断有中资小股东退出，且接盘方均为“史带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研究员朱俊生向本报记者表示，从过去的历史轨迹看，这笔股权也很有可能被外资股东接下，“史带系”完全控股这家公司后，可以更好的执行自己的发展战略。可以看到，在外资股东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史带财险整体业务发展方向和战略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外资控股97.58% 停做车险实现六年盈利史带财险的前身是1995年1月25日在上海市成立的大众保险，初始股东包括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26家大中型企业。作为上海金融国资国企改革的总体部署，2011年大众保险引入史带国际作为战略投资者，持股20%，一举跃升至第一大股东。2014年2月，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史带国际通过市场化运作，持有大众保险60%股份。同年7月，更名为史带财险。随后，该公司部分中小股东根据自身发展战略，决定进行股份转让。最终，史带集团累计持有92.42%股份。彼时，史带财险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如果其他股东有意向退出，史带国际有兴趣继续接盘”。去年6月，银保监会同意中金公司将其持有史带财险7200万股股份（占比5.03%）转让给史带责任保险。今年4月，史带责任险又从小股东城市地理信息手中接过180万股股份（占比0.13%），至此，“史带系”持股比例上升至97.58%。而此次转让信息中原股东是否放弃优先受让权一栏显示“有股东未表示”，因此，外界猜测上述昆仑信托挂牌出清的股权很可能由“史带系”接盘。目前，史带财险的股权结构为：史带责任保险持有11.094亿股，占比77.58%；史带再保险，持有2.865亿股，占比20%，两家公司的最终控股公司均为史带国际，史带系合计持股已经高达97.58%，距离100%控股仅差2.45%的股权。其余4家中资股东持股比例占比均不足1%，分别是：杭州艾加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持有1395.2万股，占比0.97%；上海锦江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1120万股，占比0.78%；杭州银河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持有680万股，占比0.47%；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持有280万股，占比0.2%。在朱俊生看来，外资想要独资控股史带财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母公司在国外发展的理念，更好的在国内市场实施。从过去合资寿险的经历来看，中外方股东因经营理念不同，而产生的争执和摩擦不在少数。自外资股东控股之后，史带财险的发展策略也产生了变化。2011年至2014年，史带财险第一大险种为车险，承保连年亏损，业务占比一直在六成以上。更名后的史带财险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史带集团的要求，自2014年12月起，暂停除上海地区以外的商业车险业务，从2015年12月起暂停上海地区的商业车险业务，到2015年底，史带财险全面退出中国市场车险业务。其车险也在2015年，直接降为第五大险种，占比降至8.53%；2016年至今，前五大险种中再无出现车险身影。砍掉车险保费势必会造成整体保费收入的下滑，但摆脱了车险承保亏损的阴影，史带财险也开始盈利。2014年，史带财险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11.7亿元，净利润3486万元。随着车险业务的退出，2015年公司保费下降至5.97亿元，净利润2534万元；2016年至2018年三年，史带财险的保费收入分别为5.12亿元、7.31亿元、9.156亿元，净利润则分别为8298万元、5970万元、5078万元。2019年该公司保费业务收入11.48亿元，净利润为4917万元。朱俊生曾向本报记者表示：“现在财险公司非车险业务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健康险。很多公司和一些流量平台对接，利用流量平台来销售包括百万医疗险在内的险种，所以它成长速度很快，但现在健康险车险化的趋势也比较明显，不仅赔付率在增加，目前已有的模式也不太合理，财险市场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同质化，大家的商业模式就是简单复制，大公司大而全，小公司小而全，没有特点。”坚持专业化发展 明确不做健康险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史带财险的管理层迎来了“换血”。今年3月8日，银保监会批复了董颖为史带财险董事长的任职资格；4月3日，银保监会批复周昊明担任史带财险总经理。周昊明曾公开表示，车险非常大，但是盈利非常不容易。史带财险四五年前决定不继续做车险，这是当时听起来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当时看的不是很清楚，今天这个决策是正确的，没有人怀疑。同时，他也指出，健康险盈利也存在类似问题，史带财险也不做健康险业务。虽然，健康险已经成为行业增速最快的险种之一，但赔付支出也在以更快的速度攀升，2019年全年，在获得840.29亿元健康险保费收入的同时，也录得超过40多亿元的承保亏损，已经取代车险成为财险公司承保亏损最严重的险种。目前，史带财险主做工程保险、企业财产保险、责任保险、意外伤害保险、货运保险。“公司坚持专业化的发展道路，主动调整业务结构，借助美国史带集团在工程险、水险、责任险方面的技术优势，大力发展非车险业务。”史带财险在年报中说道。另外，本报记者注意到，史带财险主要采取直保业务和分保业务兼顾的发展模式，2014年之前，该公司保险业务收入九成以上来自于直保收入。2015年，其分保费收入占比提升至57.9%，此后占比持续提升，到2019年，分保费收入为8.86亿元，占比提升至77.13%。分保费收入中，又分出较多保费，自留保费并不多。朱俊生告诉本报记者，直保业务跟公司整个网点的销售能力直接相关，如果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中国市场的渠道，短期内就很难快速拓展业务。而再保更多的是和机构联系，更看重的是它背后的分保能力和技术，而史带财险母公司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和优势，所以它可以做一些再保业务，再分出。但对中资公司来说，这种做法比较少，因为没有背后的支持和优势，做这类业务也没有吸引力。朱俊生认为，史带财险选择不做车险和健康险，而去寻找自己有核心竞争力的领域来拓展，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探索，它在业务方向上寻找差异化，在发展模式上也在寻求差异化，有利于走出“小而美”“美而专”的差异化道路，当它在某些领域深耕并具有了核心竞争力之后，业务自然也会随之成长。“这种保费规模不高，却能实现较高净利润的险企，在我们看来就是高质量发展的公司，这也是目前整个行业都在推行的理念。我们希望监管也能够为这些进行差异化探索的公司提供一些政策和机制上的保障，比如更大力度的推动监管的差异化，让中小险企能够用更低的成本去探索差异化。”朱俊生说道。
东方材料公告，公司于2020年12月16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樊家驹的通知，控股股东正在筹划控制权转让事宜，拟转让的股份数量共计51,600,283股，预计占公司总股本的35.90%，该交易可能涉及公司控制权的变更。公司股票于12月17日、12月18日连续停牌两个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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