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影响，目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 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是我国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重要政策工具，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今年赤字率按3.6%以上安排，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政策措施力度空前，引起高度关注。 财政赤字率创新高 财政赤字是财政支出总量超过财政收入总量的部分，而一定时期内财政赤字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比例关系就是赤字率。 从近年的情况看，2016年、2017年我国赤字率均为2.9%，2018年赤字率为2.6%，但因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赤字规模与2017年的2.38万亿元持平。2019年，我国继续增加财政支出规模，赤字率由2.6%适度提高到2.8%。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赤字率按3.6%以上安排，较去年提高0.8个百分点以上，这是我国赤字率首次突破3%。 “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等一系列政策安排，符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体现了政策的针对性和精准性。通过更大力度的政策来对冲疫情影响，给经济注入更大确定性，体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 财政赤字率提高，目的是要有效对冲疫情对减收增支的影响。当前，受全球疫情冲击，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就业压力显著加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财政收支矛盾加剧，财政运行压力增加。受疫情冲击、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今年1月至4月财政收入下降14.5%。 预算报告显示，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0270亿元，下降5.3%；支出247850亿元，增长3.8%。面对收支矛盾，安排赤字37600亿元，比2019年增加1万亿元。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认为，这些安排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是集中精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实现政策有为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 对于债务风险问题，刘怡表示，3%的赤字率并不是硬性约束，高于3%并不等同于过度举债，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债务支出使用效果等情况加以评判。从各国实践看，美国、日本等全球主要经济体赤字率常年在3%以上。 “我国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在前所未有的疫情影响下，综合考虑当前经济形势，阶段性地适度提高赤字率，有利于有效进行逆周期调控，更好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刘怡说。 特别国债备受关注 自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发行特别国债以来，这项措施一直受到广泛关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提高赤字率的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此前，我国发行过两次特别国债。第一次是在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长期特别国债，所筹集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第二次则在2007年，发行155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购买约2000亿美元外汇，作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本金。 此次在特殊时期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是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重要性不言而喻。根据安排，抗疫特别国债由中央财政统一发行，不计入财政赤字，纳入国债余额限额，全部转给地方主要用于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 “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意义重大，尤其是在弥补当前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短板、防止疫情反弹和境外输入等方面必将发挥重大作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成威说。 特殊时期采取特殊举措，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在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的同时，预算报告还明确加大各类结转结存资金盘活使用力度，努力增加可用财力，弥补财政减收增支缺口。 “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我们将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下功夫，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调整结构、有保有压，坚决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要求。”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 资金直接惠企利民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切实把钱花在紧要处、刀刃上，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要求。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新增的1万亿元赤字与同时发行的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这2万亿元直接下到基层，可以减少中间环节可能存在的跑冒滴漏，这对于提高政策效果是很有必要的，在技术上也是可行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表示。 刘怡认为，资金通过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进行拨付，体现积极财政政策的执行效率；同时，在资金的使用上将更加注重逆周期调节，进一步发挥乘数效应和杠杆效应。 “资金通过特殊转移支付的手段直达基层，这种资金安排方式充分体现了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资金能够迅速抵达一线，对于缓解基层财政矛盾、纾解企业经营困难、提高消费者信心等能够实现立竿见影的效果。”李成威说。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至关重要。根据安排，上述2万亿元资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挪用。 “上级的转移支付将细化到基层，细化到民生项目，坐直通车，直接抵达。中央财政将发挥好财政职能作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刘昆表示。 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受到地方和企业的纷纷点赞。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财政厅厅长石建辉介绍，湖南财政将比照中央做法，按照“重心下移、财力下沉”的方向，抓紧研究均衡性、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等财力补助预拨方案，全力保障市县财政稳健运行。同时，强化资金监督，督促市县管好用好资金，真正发挥好特殊转移支付帮助基层保运转、渡难关的特殊功用。 刘怡认为，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为促进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提供切实保障，也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有力支撑。 “力度空前的政策安排，有利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各类市场主体增强信心，巩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助力经济克服困难、稳步前行。”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说。
12月9日，深高速对外展示了其催化双主业协同发展的成果，以及如何借此助力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建设。 深高速成立于1996年12月30日，主要从事收费公路及其他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及经营管理。2015年至2019年的五年战略期初期，深高速提出“整固并提升收费公路主业、积极探索并确定新的产业方向，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并瞄准了前景广阔但更具挑战性的大环保产业。 目前，深高速双主业协同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今年前三季度，深高速的大环保业务营收6.53亿元，占总营收的19%，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因疫情导致的路费收入缺口，也进一步印证了深高速“公路+大环保”双主业发展战略的可行性和广阔前景。 值得注意的是，深高速双主业协同发展战略，正与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建设相结合。今年8月，深高速全资子公司深汕公司通过增资和转让形式，共计出资2.25亿签约收购了深圳深汕特别合作区乾泰技术有限公司（下称“乾泰技术”）50%股权。 乾泰技术成立于2016年9月27日，注册资本30769.23万元，是一家专注于报废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后市场循环应用，集互联网+大数据+领先技术+智能制造为一体，利用高水准的智能化、信息化解决固废资源化问题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内首家获批新能源报废车回收拆解资质的企业。 同时，深高速参与了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基建项目。2019年7月，深高速经公开招标程序，被确定为深汕生态环境科技产业园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全过程代建单位，中标代建管理费合同金额约22655万元。该产业园建成后，将大大缓解深圳市固体废弃物处置能力不足的问题，有助于实现深圳“无废城市”的目标。 此外，深高速正在开展深汕第二高速的勘察、设计等前期工作。深汕第二高速建成后，将可与外环高速等多条干线实现互联互通，构建深圳市至深汕特别合作区之间的快速通道，对促进深圳、惠州、汕尾等地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8月14日，中国央行公布了7月资产负债表，其中“对政府债权”一项的数据维持不变，为15250.24亿元。这也表明，央行并没有在7月的发债高峰期购买国债。 近一周以来，市场对于中国央行购债的讨论再度升温，这次是因为一个“异常”的数据。根据中债登最新披露的托管数据显示，“其他特殊结算成员”（主要是央行、交易所、结算公司等）在7月大幅增持国债1965亿元，创下历史新高。由于时值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刚刚发行完毕，有券商分析师称，这或是央行购买国债所致。 据公开的报告来看，广发证券银行首席分析师倪军的报告分析称，如果这部分增持主要是由央行完成，这一方面是央行货币政策配合财政特别国债发行，另一方面可能显示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改革开始启动；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也表示，倾向于认为是央行通过二级市场购买了部分特别国债。既要维持资金面的平稳，又要配合政府部门大幅发债，货币政策难以作壁上观。 不过，7月央行资产负债表里的“对政府债权”项目并未出现变化。央行持有的政府发行的债券，主要是特别国债，都将体现在该项目中。据记者了解，当前这项15250.24亿元的存量，多数是2007年购买的特别国债，以及更早购入的一些债券。 那么除了央行，如何解释“其他特殊结算成员”的数据变化？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颜色对记者表示，也不排除例如梧桐树投资平台，这类国家外汇管理局旗下的投资机构用自身的储备资金购买国债。 也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此前就明确了，1万亿特别国债将全部采取市场化发行的方式，全部面向记账式国债承销团成员公开招标发行。那么央行就不太可能参与。 早年央行的确购买过特别国债，但也并非直接购买。《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央行“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颜色对记者表示，根据中国现行法律，不允许政府直接向央行发行债券。同时，他认为央行此次不会购债。“可行的一种方式是，财政部首先向大型国有银行发行特别国债，央行随后从指定银行购入特别国债。2007年和2017年发行特别国债是通过这种机制。”
市场对于中国央行购债的讨论日前再度升温，这次是因为一个“异常”的数据。 根据中债登最新披露的托管数据，“其他特殊结算成员”（主要是央行、交易所、结算公司等）在7月大幅增持国债1965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由于时值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刚刚发行完毕，有券商分析师称，这或是央行购买国债所致，有助于继续打消市场对后续政府债券供给的担忧。上述观点强调，若央行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特别国债，不同于QE（量化宽松），因为主要用于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并不会造成大水漫灌。 “过几日央行就会发布资产负债表，到时候就知道了。通过央行资产负债表里的‘对政府债权’项目，可以看出变动。”兴业研究宏观分析师郭于玮对记者表示。央行持有的政府发行的债券，主要是特别国债，都将体现在该项目中。 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颜色对记者表示，也不排除例如梧桐树投资平台，这类国家外汇管理局旗下的投资机构用自身的储备资金购买国债。 对于此次增持国债数据的变化，是否与央行从商业银行手中买债有关，以及央行是否可能通过梧桐树这类机构，用外汇储备等资产购债，记者第一时间向央行有关部门求证，截至发稿央行尚未回复。 通过二级市场购债？ 中债登7月债券托管数据显示，银行间债券市场“其他特殊结算成员”持有的国债规模大幅增长1965亿元至17853亿元，远超历史水平。 尽管从6月份起其他类型机构就已经开始增持国债，当月增持243.4亿元，大幅超出了该项目在2019年1月～2020年5月间-100亿～100亿元的波动范围，但显然7月增持规模更远甚于前，并成为除商业银行外的最大增持机构，引起市场较大关注。 中债登的特殊结算成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政策性银行、交易所、中央国债公司和中证登公司等较多机构，中债登并没有明确列示是哪类机构增加持仓，也不排除是除了央行之外的其他上述机构增持国债，但市场开始怀疑是否央行持有的国债增加。 就在此前，自6月18日起至7月30日，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刚刚分四批全部顺利完成发行。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表示，倾向于认为是央行通过二级市场购买了部分特别国债。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央行“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颜色对记者表示，根据中国现行法律，不允许政府直接向央行发行债券。“可行的一种方式是，财政部首先向大型国有银行发行特别国债，央行随后从指定银行购入特别国债。事实上，2007年和2017年发行特别国债正是通过这种机制。” 此外，央行也可以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国债来支持国债发行。 颜色还对记者表示，也不排除是例如梧桐树投资平台这类国家外汇管理局旗下的投资机构用自身的储备资金购买国债。 若是央行购债，为何购买？ 对于央行从二级市场购债的理由，明明称，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继续打消市场对后续政府债券供给的担忧。 此前，除了1万亿元特别国债已经发行完毕，1～7月还完成了5800亿元国债和6000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以及2.2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剩余1.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按要求需在10月底前发行完毕，加上8～12月还需完成2.2万亿元国债和3800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的发行，年内剩余时间里需完成4.08万亿的政府债券净融资规模，平均分配到每月的净融资规模大于上半年。 明明表示，既要维持资金面的平稳，又要配合政府部门大幅发债，货币政策难以作壁上观。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重提货币与财政协同，明确提出要促进政府债券顺利发行。在下半年政府债券发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央行如明确配合政府债券发行，可用的手段包括短端流动性投放和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国债。 近期政治局会议在提出“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的同时，也同样提出“宏观经济政策要加强协调配合，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同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财政部共发行过三次特别国债（1998年、2007年和2017年）。1998年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四大银行资本金，同时央行大幅降准而使银行体系有多余的流动性来认购；2007年以“定向+公开”方式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用于组建中投公司，其中1.35万亿元是通过农行“过桥”的操作方式发行的，但实质上仍是央行向财政直接提供融资；2017年发行的特别国债为2007年特别国债到期的续作。 而今年抗疫特别国债的发行特点是采用市场化方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林表示，一方面发行期间减少了一般国债和地方债的发行量，同时抗疫特别国债采用多次续发的方式，分四期总共16次发行，降低了发债短期对于市场流动性的压力。另一方面，央行严密监控银行间流动性，适时通过逆回购、MLF中期借贷便利等公开市场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央行购债并非QE 明明强调，央行购债并非QE。若央行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特别国债，其主要用于有一定资产收益保障的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体现了货币政策直达实体经济和结构性特征；也并不会造成大水漫灌，实际上更多是体现为流动性的抵补而非持续投放。 颜色也称，如果央行通过二级市场购债，“这种操作大概率不可能代表新的货币投放机制启动，因为这类操作一直更多仅限于特殊时期的抗疫国债，不是新的常规操作，更不是什么QE。” 而如果是通过梧桐树投资平台等购买，“那么就并不涉及到基础货币的创造，也更不可能是QE。”颜色称。 颜色对记者表示，事实上，由于我国在金融市场结构、市场参与者特征、储蓄率、投资结构等多方面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异，在应对疫情冲击的全球降息潮下，我国央行不需要也不能够完全跟随，应维持正的政策性利率。 在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对于“怎样看待全球低利率”也给予回应。央行强调，与更低的实际中性利率和低通胀相适应，部分发达经济体实施了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但从政策效果看，低利率政策效果不及预期，作用还有待观察；利率过低还会导致“资源错配”、“脱实向虚”等诸多负面影响。 同时，随着经济逐步改善，央行近期频频释放下半年货币政策“总量适度、精准导向”信号，接受记者采访的机构普遍认为，8月降准降息的概率较低。 “降准可能性不是很大，即使降准，也可能是流动性投放力度比较小的动作，如定向降准。”郭于玮称。 郭于玮还表示，月中央行公布最新资产负债表时，其是否已通过二级市场购债，或可从中一窥究竟。央行资产负债表显示，央行持有的对政府债权自2018年10月后一直未有任何变化，截至今年6月末，央行对政府债权总计15250.24亿元。 （记者段思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已于7月底全部发行完毕。 在资金下达使用方面，7月初，扣除省级按规定留用部分后，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已下达至市县基层；截至7月29日，已有5105亿元落实到24199个项目，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 财政部还构建起覆盖资金分配、拨付、使用和监管全过程的制度体系，实现全链条、全过程监控，确保财力真正下沉到基层，快速高效发挥作用。
1万亿元特别国债发行今日收官。财政部近日公告称，决定于7月30日第四次续发行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四期）（10年期）。续发行国债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票面利率相同，为2.86%。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700亿元，于7月30日招标；招标结束至7月31日进行分销；8月4日起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合并上市交易。同时，有业内人士表示，在6月、7月地方债发行节奏放缓后，预计地方债发行规模将在8月和9月加速回升。 这意味着，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至此全部发行完毕。梳理显示，财政部今年共发行了四期特别国债，各期均多次续发行。其中，5年期、7年期、10年期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分别为2000亿元、1000亿元、7000亿元。 抗疫特别国债的发行是否对市场产生了挤出效应？ 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为保证抗疫特别国债发行，财政部对政府债券发行节奏进行了调节，让地方政府债和一般国债发行给特别国债发行“让路”。 据中债估值中心统计，6月份，记账式国债发行6849亿元（含2900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发行），环比增加75亿元；地方政府债发行2867亿元，环比减少10158亿元。“从这个意义上讲，特别国债发行对地方政府债发行有阶段性的挤出效应。”管涛认为。 管涛认为，虽然特别国债发行对地方政府债发行有一定的挤出效应，但对企业债发行没有产生挤出效应。另外，6月企业和政府债券融资余额合计减少3408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基本抵补了这部分降幅。 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则认为，虽然特别国债采取市场化发行，但并未对债券市场形成挤出效应。他表示：“根源在于前期流动性投放充裕，以银行为主的机构资金充沛。同时，6、7月份地方债‘让路’，伴随央行主动资金投放，平抑了市场波动。” 在5月地方债放量发行后，由于受到特别国债发行节奏的影响，6月地方债发行规模整体回落。“6月地方债发行规模回落，规模占比仅为全年的4.5%。”中信证券明明债券研究团队预计，7月地方债发行规模仍保持低位。 明明表示，在6月、7月地方债发行节奏放缓后，预计地方债发行规模将在8月和9月加速回升，不排除在9月前发行完毕的可能。据他测算，8月、9月地方债的平均月供给将达到8000亿元以上规模。
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月底结束发行 部分地方资金已分配到项目 7月28日，财政部对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四期)第三次续发行进行了招标，实际发行量为700亿元，票面利率2.86%，期限品种为10年期。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截至7月28日，抗疫特别国债已发行15期，累计发行9300亿元，其中，5年期、7年期、10年期分别发行2000亿元、1000亿元、6300亿元。 财政部近日发布公告称，为了筹集财政资金，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将于7月30日第四次续发行700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四期)。这意味着，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将于月底全部发行完毕。 “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目前，各省已迅速建立资金直达基层的特殊通道，全力推动资金第一时间直达市县惠企利民。”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龙小燕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将有效发挥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抗疫特别国债发行工作已经接近尾声，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从6月18日开始启动发行，仅用1个多月时间就将全部完成发行任务，发行速度前所未有。通过早发行早使用早见效，加快补齐医疗卫生等民生短板，进一步提高我国医疗卫生公共服务能力水平，让民生事业站在更高的起点上为经济发展助力。 “抗疫特别国债期限品种为5年、7年、10年，其中以10年期为主，规模为7000亿元，整体期限较为适中，短期还款压力不大，这也给我国经济恢复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时间，有利于抗疫特别国债对经济社会发挥长期支撑效应。”张依群说。 与一般记账式国债相同，抗疫特别国债不仅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流通，还在交易所市场、商业银行柜台市场跨市场上市流通。个人投资者也可以参与抗疫特别国债分销和交易。 投资者张先生对《证券日报》表示，“从抗疫特别国债发行首期开始，我就购买了一些，虽然收益率并不算高，但我主要看好其安全性。” 记者从一家国有大行网点了解到，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银行渠道认购抗疫特别国债，但是目前仍然以机构购买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抗疫特别国债资金管理办法》，抗疫特别国债资金9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0%的额度用于抗疫相关支出。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有12个领域，包括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抗疫相关支出有6个领域，包括减免房租补贴、重点企业贷款贴息等。 目前部分地方已经收到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并分配到具体项目。例如，苏州市财政局日前发布消息称，苏州市获得抗疫特别国债资金50.6亿元。其中，用于抗疫相关支出23.18亿元。包括：保就业2.26亿元、保基本民生13.16亿元、保市场主体7.76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7.42亿元。包括：提升疫情防控能力投向公共卫生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6.27亿元、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资本金6.7亿元、其他民生类基础设施项目14.45亿元。 张依群表示，抗疫特别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抗疫支出，需要尽快让抗疫特别国债从资金量转为投资量、工程量，从而稳定和带动基建投资增长。 记者 包兴安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