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港开展强化竞争政策试点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获悉，市场监管总局已批复上海，支持在临港新片区开展强化竞争政策实施试点。 竞争政策泛指一切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的准则和措施，其核心内容是尊重市场经济竞争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局长陈学军表示，此次在临港新片区开展的强化竞争政策实施试点共涉及11个方面，包括试点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制度，以及探索实施垄断协议豁免制度等。 据悉，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高端智能装备等临港新片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针对经营者集中的审查程序将试点简化，相关审查时限将被压缩。临港新片区的试点，将大幅提高审查质量和效率，推进申报便利化，有力地支持新片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点企业做大做强，抱团凝聚。 另一项重磅试点政策是垄断协议豁免制度。在临港新片区，垄断协议行为将实施分类监管，相关部门将综合考虑行业类型、企业规模、市场份额、竞争状况等要素，确定垄断协议豁免的具体条件，对符合条件的经营者依法豁免。尤其是对临港新片区内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监管部门将实施包容审慎监管，为经营者营造更加宽松的营商环境。 试点政策将宽严并济，在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松绑”的同时，临港新片区还将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纳入营商环境、依法治市等考核评价体系，并建立政策措施抽查机制，探索运用信息技术，对市场主体反映比较强烈、问题比较集中、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较多的行业和区域实施重点抽查，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
在今年主题为“展望未来十年：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的全球央行年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宣布将正式引入“平均通胀目标”的政策：美联储寻求在一段时期内令通胀平均达到2%，在过去数年通胀持续低于2%之后，货币政策将寻求令通胀保持在略高于2%以上一段时间。 此前，美联储宣布将维持目前0-0.25%的利率到2022年，而新的政策目标下，维持这一低利率水平时间更长的可能性加大。新政宣布后，美股继续上涨，美元继续下跌，是正常的市场反应。 其实，美联储将引入“平均通胀目标”的政策早就在市场预期之中，诺亚研究就多次强调过，美联储将引进这一新的货币政策，来解决过去政策的不足。那么过去的政策到底有哪些不足，为什么要使用“平均通胀目标”来代替？ 美联储最初设立的政策目标主要有三个，最大化就业，稳定物价，以及调整长期利率，后来美联储的任务逐渐扩展，要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控制金融市场系统性的风险；为其他机构和美国政府，外国官方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等等。但归根到底，美联储最重要的政策目标就是前两个，促进就业和稳定物价，这被称为双重目标。 对比一下日本央行和欧州央行，他们更多的是单一政策目标，也就是促进就业。过去实施量化宽松，实现了降低失业率的目标。由于这些年通胀一直低迷，所以也就没有与三大央行的政策目标发生冲突。 众所周知，量化宽松造成了资本市场的泡沫，贫富差距急速扩大以及全球民粹主义的崛起，但是这些问题超出了央行的政策目标，他们并不需要为此负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其他政府部门的配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恰恰是由于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都受到约束无法扩张，才不得不采取量化宽松，造成今天的困局。投资者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只能继续寻找与风险匹配的投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疫情之后经济数据很不理想，但资本市场反而在央行的宽松下不断上涨的深层逻辑。 到底参考哪一个通胀指标？ 2009年美国启动量化宽松救市之后，美国经济的表现在发达经济体中较为强劲，明显好过欧盟和日本，但是通胀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准。2012年美联储首次引入2%的通胀目标，也就是说，要在通胀达到2%时开始加息，但普通人并不清楚这里的通胀水平到底是如何衡量的。事实上，常见的通胀指标有多个。既有我们常说的“消费物价指数CPI”，也有“个人消费支出PCE”，还有所谓的“核心通胀率”，也就是去掉食品和能源之外的消费物价指数，因为这两项的价格波动较大。 简单来说，计算消费物价指数CPI的一篮子商品和服务比较固定，可能和时代发生脱节，而个人消费支出PCE通常会根据消费习惯的变化进行调整，更能够反应消费者实际支出的物价水平。而且不同商品的权重在CPI和PCE中是不同的，特别是住房在PCE中的权重要小于CPI。 美联储考虑的政策指标考虑的是核心通胀率，核心PCE绝大部分时间小于核心CPI。例如，最新美国七月的核心PCE是1.25%，而核心CPI是1.57%。由于核心PCE的波动性明显小于核心CPI，因此，不仅市场普遍认为以“稳定物价”为政策目标的美联储使用的通胀指标就是“核心PCE”，在美联储的官方文件里，也指明了这点。当然，美联储也会参考其他通胀指标来理解物价变动的趋势。 美联储之所以把通胀目标定在2%，是基于学术研究，历史上，当通胀水平高于2%时，往往意味着经济过热，需要加息对投资和消费进行抑制。2%的通胀发生在二战结束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及石油危机期间。从1990年开始，美国经济进入到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阶段，但美联储仍然在沿用过去的通胀水平作为政策目标。1996年之后，绝大部分时间核心PCE都低于2%。 美联储的加息与减息充满争议 有了这些背景知识，我们很快就能看到美联储从2015年到2018年的九次加息和2019年的三次减息充满了争议，而且新的“平均通胀目标”政策框架也存在很多模糊性。 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进行了三轮量化宽松，2014年退出后，在2015年12月进行了首次加息，但其实这一次加息是美联储不得已而为之。此前，核心CPI和核心CPI的走势高度一致，但在2015年全年却出现了明显的分离（见上图）。核心CPI不断上涨，在11月超过2%，而核心PCE却不断下降，到11月也只1.19%。按理说，美联储不应该在12月进行加息，但由于之前美联储高估了经济回暖和物价上升的速度，使得市场多次预期美联储将加息，美联储一再推迟就十分有损信誉。于是，12月看到核心CPI已经超过2%就进行了加息。当然，这也并非完全不能理解，美联储即使以核心PCE为指标，也会参考核心CPI，但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看到美联储加息的参考通胀目标变得模糊不清。 从2016年初到2018年底，美国又进行了8次加息，分别是2016年1次，2017年3次，2018年4次。但实际上，美国的核心PCE只是在2018年3月才开始出现超过2%的水平。因此，严格来说，以核心PCE作为政策目标的美联储从2015年底到2017年底的5次加息，其实都不应该，这段时间欧盟和日本都没有加息。 如果说美联储从2015年12月就改用核心CPI来作为加息指标，那么美国2016年从1月到12月的核心CPI都在2%之上，理应加息2-3次，但实际上，美联储却分别以英国6月脱欧投票和美国11月大选将给市场带来的冲击为理由而没有加息，只在12月加息一次。 2018年底，美联储给市场的预期是将在2019年加息1-2次，而2019年全年的核心CPI有11个月在2%以上，因此，如果用核心CPI作为政策目标，美联储即使不加息，也应该维持利率不变，但实际上，美联储反而在2019年进行了3次降息。 现在大家就知道，美联储过去的加息和减息决定引来很多争议，被认为是过度保护华尔街的利益，以及受到特朗普政府的干预，失去了政策独立性。这在2019年的3次降息上体现的很明显，特朗普就反复强调欧盟和日本都没有加息，美国也不该加息。 如果承认2019年3次降息的合理性，实际等于承认之前的9次加息或者太早了，或者太多了。如果回到核心PCE这个通胀目标，那么美联储应该只在2018年核心PCE超过2%时加息2-3次，这样的话，即使核心PCE在2019年持续低于2%时，也可以维持利率不变，而不是先加上去再降下来。 “平均通胀目标”政策的模糊之处 现在，美联储宣布“平均通胀目标”政策，市场的理解是要等到将来的通胀水平和过去的通胀水平的平均值达到2%，才开始加息。但是，现在记不清楚过去的通胀率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以及到底会采用核心PCE，还是核心CPI为标准。 前面说了，核心PCE从1996年以来绝大部分时间就低于2%。假如美联储从2010年算起，到现在的平均值是1.6%，这就意味着要等未来几年核心PCE的平均值达到2.4%，才能够实现平均通胀2%的目标。 可是2000年以来，核心PCE超过2.4%的月份只有3次，而核心PCE持续高于2.4%的水平要到1994年之前才能找到。由此可见，在经济结构不出现大的变化下，未来要实现2.4%的平均核心PCE，困难是非常大的。除非经济发生重大变动使得通胀快速上升，如果通胀继续像过去那样不温不火，那么要等来加息，不要说2022年，可能再过10年都没法实现。 如果美联储之后更加重视核心CPI，又会如何？2010年到现在核心CPI的平均值是1.83%，这就意味着要等到未来几年核心CPI的平均值达到2.17%，才能实现目标。这一目标倒没那么难以实现，2018-2019年的平均核心CPI就有2.18%。但2020年的疫情冲击使得平均核心CPI只有1.6%，必须等到经济恢复常态之后，才有可能出现高于2%的CPI。这样来看，美联储之前说的2022年前不会加息，倒是一个合理的估计。 “平均目标通胀”政策背后的逻辑 说了这么久，大家应该注意到一点，就是“平均目标通胀”这样一个政策框架似乎并没有任何理论根据，事实也确实如此，但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过去20年的低增长、低通胀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大家认为央行具有很强的控制通胀的能力，所以我们现在不用担心高通胀。恰恰是这种“低通胀预期”导致了实际通胀很低，也导致了经济增速很低。 反过来说，假如大家都担心高通胀，都去抢购商品和服务，就可能快速地推高通胀，这个过程中也会相应带来经济的高增长。平均目标通胀的目的恰恰就是希望让消费者形成未来可能出现高通胀的预期，来刺激通胀和增长。 平均目标通胀的政策也可以刺激消费者多投资。过去的低增长和低通胀与全球的“过度储蓄”有密切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各种原因（老龄化，贫富差距，投资回报低，安全资产缺乏等等）导致了大家宁愿储蓄，而不是投资。即使“名义”利率降到零，大家的投资意愿也很低，这样就形成了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恶性循环。 要刺激大家少储蓄，多投资，就需要实行“负利率”或者推高通胀，这两种政策都可以使得储蓄获得的“实际”利率比现在更低，从而愿意增加投资。这样，高通胀的预期就可以带来投资和增长，由于美联储现在还不打算效仿日本和欧洲央行的“负利率”政策，采取“平均目标通胀”来推高通胀预期就成了一个符合逻辑的选择。 “平均目标通胀”政策能否有效？ 然而，就像旨在压低长期利率，促进投资的量化宽松政策只是降低了失业率，并没有解决“过度储蓄”，低增长，低通胀问题一样，“负利率”政策在日本和欧洲的的实施效果同样不理想（可能是利率负得还不够多），平均通胀目标也可能达不到理想的结果。 美联储内部的研究（如David Reifschneider和David Wilcox）通过对美联储的经济预测模型进行模拟发现，“平均通胀目标”政策难以解决经济面临的难题，原因就在于推高核心PCE需要的时间可能很长，这个过程中，如果美国经济再次面临衰退，美联储就缺乏有效的工具应对（历史上，美联储通常需降息5个百分点来应对衰退）。另外一方面，维持零利率的时间越长，社会矛盾可能进一步激化，但这些也不是美联储可以解决的。 归根结底，要解决问题，光靠货币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依靠财政政策来解决“过度储蓄”这一根本难题，例如需要进行税收改革来降低居民和企业之间的贫富差距，让低收入的家庭和企业增加收入和消费，高收入的家庭和企业（特别是科技龙头）减少储蓄，增加投资。 美联储内部的研究特别强调，要想“平均通胀目标”政策有效，美联储必须清晰和市场进行沟通实施的细节，例如究竟以什么时间段开始来计算平均通胀？究竟用哪一个指标？研究还指出，光靠平均通胀目标政策不行，但如果同时进行量化宽松，购买长期债券，有效的机会就会加大。研究还反复强调了“承诺”的重要性，在我看来，恰恰是对过去美联储并没有依据规则行事，而是深受华尔街和白宫的情绪影响的一种委婉批评。
“美联储将实行‘平均通胀目标制’，对中国来讲有利有弊。”8月29日，在2020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六届夏季高峰会上，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 8月27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已经同意采取平均通胀目标的政策，将会允许通胀在一定时间适度超过2%，以弥补通胀在低于2%时的影响。这是美联储自2012年以来，对货币政策框架进行的最大一次调整。此前，美联储相关政策表述是，致力于实现通胀率位于“对称性的2%目标”附近。 管涛表示，美联储将引入“平均通胀目标制”有两个目的：一是提振市场的通胀预期，二是保持目前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美联储是想避免出现通缩预期，货币政策受到很大制约。”管涛指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实际通胀率、核心通胀率都远低于长期的通胀目标2%。从欧洲、日本的经验来看，一旦出现通缩后，对货币政策影响很大，尽管欧洲、日本实施了负利率政策，但到目前为止，负利率政策的正面效果并不明显，对银行体系伤害很大。 此外，管涛表示，在疫情冲击下，经济复苏前景不确定，作为政策前瞻性的指引，美联储通过“平均通胀目标制”告诉市场，哪怕未来通胀率可能短期内高于2%，依然会保持零利率或者低利率的环境，保持目前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那么，美联储将实行“平均通胀目标制”对中国会产生哪些影响？ 管涛认为，美联储将要实行“平均通胀目标制”，意味着美国的零利率、低利率政策会延续较长时间，对中国来讲有利有弊。一个好处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宽松环境为我国宏观政策、“六保六稳”实施创造了好的外部环境，另外进一步凸显了人民币金融资产的配置价值，吸引资本流入、推动资本市场发展。 此外，管涛称，美联储新的货币政策也会给中国带来严峻挑战：一是人民币汇率又面对升值压力的挑战；二是在全球低利率环境下，外资的大量流入，中国是否会出现资产泡沫；三是通胀调控面临很大挑战。 “如果美国容忍通胀上来继续采取低利率，中国出现了通胀，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跟美国一样维持低利率让通胀上去，还是采取加息政策？如果加息可能会对汇率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在全球低增长情况下，汇率的升值会产生需求的转换效益。本来需求买中国货，汇率升值以后可能更多的买外国货，对整个经济也是有一定影响的。”管涛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绩。近几年，经济学界常有这样的辩论：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为了提高辩论的效率，我们有必要把这个命题更加明确和具体化。我把这个命题变为：哪些中国独特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可以总结成为经验或者是中国模式。 首先是要看哪些是中国的独特经济和社会政策，有些争论的政策并不是中国独有的： 例如产业政策，其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或者其他新兴国家都有产业政策，中国的所谓产业政策大都是指导性的，力度相对于中国的整体规模也不比其他国家更有力度。还有对外开放政策，其他国家都有对外开放的政策，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在贸易方面的开放程度是很高的，在服务贸易和投资方面处于中等水平，在金融，互联网，移民和旅游签证方面的开放程度是相对很低的。至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更是其他国家普遍采用的经济政策。 所以我们要讲中国模式，就必须把真正独特的政策找出来：中国的确有很多独特的政策，这些独特的政策使得中国成为经济政策的实验场，其中的一些经验很值得总结和研究，让全世界分享。但是绝对不可能一个国家的所有政策都是万无一失，肯定有些政策也是走过弯路的。如果把正确的经验总结出来，就是中国模式，如果把错误的政策当作经验来总结，那就可能误导其他国家，也会误导今后的政策制定。 我觉得最大的独特政策有以下几个，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哪些是经验哪些是教训。 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是世界上基建投入最大，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基建占GDP比例高达8%到9%，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如欧美国家的2.5%和全球平均的3.5%。而且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土地所有制，极大地促进了这种投入的效率。例如中国的高铁，从零到世界领先只用了十年的时间。中国的公路交通现在已经覆盖了中国的几乎所有自然村，中国二线城市的市容也几乎可以和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媲美。中国在基建方面的独特性是毋庸置疑的。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这个独特性都是正面评价的。我觉得中国基础建设综合正面效应是远超过财务回报。这个可能是中国经济的最重要的经验。没有这样的基础设施，就不可能有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奇迹，没有这样的基础设施，就不可能培育众多世界级的民营企业，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的崛起就是依托在超好的物流和通讯的基础设施之上的。还有中国超常的基础设施也缓解了中国城乡的贫富差距。中国的山区里面的公路是世界上建造最好的，甚至比发达国家都要好，这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经济的提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企改革和苏联东欧的休克模式有所不同，中国并没有全盘私有化，保留了国有企业在金融，电信，交通等行业的主导地位。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转型策略政策是相对独特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在一定程度提升了整体经济的运行的稳定性。 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缺乏竞争的压力，经营效率效率普遍不如民营企业。但是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完善的考核机制，一定程度使得这些国有企业有一定的提升效率的动力。虽然这些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不如民营企业，但是只要允许民营企业进入这些行业，也不会太影响整体行业的创新。比如支付宝就在国有企业控制的金融行业，做出了领先世界的移动支付的创新。推动整个金融行业的电子化和移动化。所以总的来说国企改革方面的政策效果是偏正面的。 土地和户籍政策 中国独特土地政策的独特性之一是全国城市的土地以及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归国家所有，这种独特的所有制使得政府在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特别高。这个对中国经济整体的正面作用是巨大的。 另外一个独特性是禁止农村宅基地流通和城乡两元的户籍制度。虽然很多农民已经虽然进城务工，但是无法把农村的宅基地变现，彻底成为市民。另外，中国的住宅用地供应占比特别少。中国的大城市的一个奇特的风景是在近郊还有大量的农田。2016年住宅用地占总体城镇用地比例只有30%，而一般国家这个比例在50到60%。住宅用地供应偏少，导致中国大城市的房价世界最高（相对于市民收入），这阻碍了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总的来说中国独特的土地政策，虽然历史上有正面的作用，但还是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人口政策 中国是唯一一个还在限制生育的低生育率国家。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中国的生育率仅为1.1至1.2，也就是平均一个妇女只生1.1至1.2个小孩，在全世界国家中几乎垫底（只有韩国新加坡比中国更低）。但是更加独特的是，其他低生育率国家都在鼓励生育，只有中国还在限制生育。这是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惯性思维在作怪。 现在普遍经济学家的共识，人口不是负担，而是财富。中国应该尽快开放生育并鼓励生育，如果还不及时调整政策，中国将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中国经济的最大优势—人口和人才的超大规模---也将不复存在。所以我们要反思中国现有独特的人口政策。 总之，要搞清中国模式，就必须认真分析中国真正的独特的政策。这些独特的政策体现在基建、土地、国企改革和人口政策几个方面，中国最大成功经验就是巨大的基础设施投入和极其高效的执行力，这得益于中国高效的政治体制。最值得我们反思的独特政策是人口政策，近几年越南的经济发展迅速，很多经济政策都在模仿中国，唯独在人口政策方面，非但不学中国，而是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
北京时间27日晚，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阐述了其最新政策框架，宣布将容许平均通胀在一段时间内适度高于目标2%，以支持就业市场和经济复苏。 虽然，美联储计划采用的“灵活形式的平均通胀目标制”与市场预期一致。然而，当前欧洲央行实施容许通胀“低于但接近2%”的目标。瑞银认为，美联储跟欧央行出现了根本性差距。 欧元对美元汇率在消息公布后立刻上涨。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预期，欧元对美元汇率将在1.15至1.20之间震荡，美联储宣布的新政策框架料将助力欧元对美元汇率挑战1.20关口。 此外，瑞银认为，新的政策框架还加大了美元的贬值空间，同时降低了重塑美元独特性的概率。 主要原因在于，美联储至今未曾实施过负政策利率，在2015至2019年经济改善期间甚至加息，此塑造了美元独特的避险角色，在上个周期也是相对高收益的货币。然而，新政策框架显示美联储在重启加息周期前，将更耐心等待经济复苏，这不仅意味着，美元的贬值空间进一步打开，同时重塑美元独特性的概率也随之下降。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宣布将允许通胀在一段时间内超过2%的目标。对此，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28日发表评论称，此举符合市场预期，美联储新政策框架在加大美元贬值空间的同时，重塑美元独特性的概率也有所下降。 美联储表示，未来将采取“灵活形式的平均通胀目标制”，尽量保持平均2%的通胀率，并随着时间推移，允许其上下浮动。瑞银称，市场过往预期通胀只能触及或低于2%，最新政策是要巩固市场对通胀在2%以上的预期。 就政策对美元的影响而言，瑞银表示，美联储至今未曾实施过负利率政策，在2015至2019年经济改善期间曾经加息，这塑造了美元独特的避险角色，在上个经济周期也是相对高收益的货币。然而，新政策框架显示美联储在重启加息周期前，将更耐心等待经济复苏，此举意味着美元的贬值空间加大，重塑美元独特性的概率也下降了。 在资产配置方面，瑞银建议，由于美联储将长期营造低利率环境，在可预见的未来，持有现金及最安全的债券可能带来负实际回报。为了保护购买力，投资者应持有最少量的现金，并努力寻找收益，譬如新兴市场主权债、亚洲高收益债、绿色债券以及派息股票等。
近日，乐东黎族自治县生猪养殖大户林先生向银行申请的60万元贷款顺利到账，成为海南省农业保险工作领导小组今年新推出的政策——生猪“农业保险+信贷”的首个受益者。 花费约2万元保费，便得到了1760头育肥猪的养殖保险180万元保额保障与60万元贷款的保单质押贷款，林先生高兴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现在猪价很好，但猪苗却很贵，养猪除了担心猪瘟风险，还愁没钱买猪苗，想贷款又没东西作抵押。有了这项政策，可以用保险单去银行申请贷款，而且政府还补贴了部分保费和贷款利息。” 今年，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海南银保监局等农业保险工作领导小组相关部门创新推出生猪“农业保险+信贷”政策，在海口、儋州、屯昌、乐东、陵水、保亭开展生猪“农业保险+信贷”试点。生猪养殖户只要购买了养殖保险和贷款保证保险，银行就可以根据信用状况提供低息、低费、无抵押纯信用贷款。养殖户还可以享受养殖病害保险保费80%，附加生猪价格保险保费30%，贷款保证保险保费20%的财政补贴和农民小额贷款贴息。 通过该政策，将现行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农民小额贷款贴息等政策相衔接，使财政资金杠杆得到有效放大，以平均每头生猪财政补贴99元，通过保险提供2860元的风险保障，撬动贷款1000元，财政资金的放大效益约29倍。大大提高了养殖户复栏的积极性。 目前，很多养殖户向保险机构和银行提交了生猪“农业保险+信贷”申请。下一步，省财政厅将继续为银保联动搭桥，鼓励农业保险承办机构进一步利用金融科技，搭建与银行之间的线上银保信息交互平台，为农户提供更加便利快捷的服务，通过政、银、保三方协力合作，共同推动生猪产业的良性发展，使“农业保险+信贷”政策惠及更多的生猪养殖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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