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关系全局，起步决定后势。在具有特殊重要性的2021年，做好经济工作关乎“十四五”开局、关系构建新发展格局起步，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分析人士指出，当前要巩固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确保2021年经济开好局，运行在合理区间，离不开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 环顾国内，2021年经济有望持续复苏向好，但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经济增速可能会呈现前高后低态势。放眼全球，2021年世界经济有望出现恢复性增长，但形势依然错综复杂，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护航经济开好局更加需要精准施策。 护航经济开好局，政策调控既要关注宏观经济，又要关注微观主体。从宏观层面看，2021年经济增速有望明显回升。但也要看到，这种回升部分缘于低基数效应，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从微观主体看，许多中小企业经历了疫情冲击，大病初愈，需要持续的政策支持以恢复元气。因此，宏观政策应保持连续性、稳定性，要加强宏观微观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稳字当头，不急转弯，精准施策，把握好政策的时度效。 护航经济开好局，政策调控既要注重释放消费潜力，又要注重扩大有效投资。从当前来看，需求不足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下一阶段，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政策调控应在坚持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上，打通“就业—收入—消费”循环堵点，全方位释放消费潜力。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通过优化收入分配政策、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等，提高居民收入，提升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同时，着重扩大投资“增后劲”的三大投资领域，即数字经济和新基建、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改、新型城镇化。 护航经济开好局，政策调控既要防范产业链风险，又要培育发展新动能。当前，疫情加剧逆全球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存在缩短化的风险。在此背景下，产业链补短板、锻长板是当务之急。应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和新基建，带动传统产业升级，为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把建设新型举国体制、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作为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抓手，强化科技强国支撑。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愿景已布局谋篇，双循环格局的大建构已擂响战鼓。2021年，只要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做好分析研究，精确研判经济形势，精准实施政策调控，中国经济就有望在新机中育新局，在新局中展开新气象，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引言 各位领导上午好，我是赵伟，现在担任开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很荣幸能在这里给大家汇报我们的年度观点。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抱朴守真》，题目朴素的理解就是，遵循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今天汇报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理一下政策思路，只有认清转型本质，才能真正理解当下政策内核；第二部分讨论下明年宏观运行的主逻辑，这块目前市场争议较多，我们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论证，提出政策退潮下，信用“收缩”将是明年主逻辑；第三部分，对明年主要经济变量进行拆解和分析，从中寻找投资机遇。时间原因，我尽可能精简。 正文 一、认清转型本质，方能理解当下政策内核 我国早期发展阶段，是典型的负债驱动型增长，经济压力比较大时，基建和地产是常见的两大抓手，分别对应政府加杠杆和居民加杠杆。早些年经济“效率”高，根本上是负债驱动型增长模式，缺少有效约束。2017年之前，地方政府对债务负担的考虑较少，以GDP为主要考核目标的背景下，各地有非常强的动力做大GDP，并带来杠杆的持续攀升、债务压力的不断累积。地产链条对应的加杠杆行为，有点类似“货币化”的一个过程，早入场者都是受益的，压力堆给了后入场的年轻人。 以前杠杆较低、债务负担不大，负债驱动型增长模式效率非常高。随着杠杆的不断抬升，债务对微观个体的现金流自由度、及经济行为空间形成明显压制。我们之前构建过一个指标叫融资付息率，用债务付息规模与新增融资之比，刻画资金利用效率的变化；这个指标随着杠杆不断抬升而抬高，2008年的时候约20%，而现在已经在60%-70%左右。指标抬升至40-50%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继续加杠杆，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已经显著下降。近些年经常看到的，杠杆率持续抬升，而经济增速逐步回落。 从另外一个指标，也可以看到债务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压制，尤其是传统行业。我们梳理今年前三个季度信用债发行的募资用途，发现，80%左右的资金用来“借新还旧”的，进一步印证，伴随存量债务的不断累积，企业现金流自由度越来越低，传统负债驱动型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 认清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很容易理解近几年的政策思路。2016年以来，政策重心始终在“调结构”上，阶段性的“稳增长”操作，更多是为“调结构”创造相对平稳的宏观环境，而不是重走老路。用一个通俗形象的比喻，不良习惯导致的慢性病放任发展下去，会影响生命，做手术的过程中也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如何解决？做手术的过程中，一旦有生命危险，立马缓一缓，恢复下状态；状态修复好了一些，就继续做手术。我在新书《转型之机》中用了足足一章的内容，专门讨论“去杠杆”、“调结构”与“新旧动能切换”三个概念的关系，在我看来，这三个词放在中国转型大背景下是同一个意思。真正实现去杠杆，要靠“调结构”背景下加快新旧动能切换，而不是简单的收缩债务。 近些年政策思路一直一脉相承，政策操作上也有很强的逻辑性。尽管问题的根源在实体经济，首先解决的却是金融体系杠杆过高、资金空转等等问题，否则贸然在实体“拆雷”或导致“火烧连营”，进而加大经济运行成本，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我们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金融去杠杆”的过程中就是要梳理这些问题，通过持续抬高短端利率倒逼金融机构去杠杆，随后通过资管新规相关的诸多细则约束金融机构行为。2018年，开始将去杠杆的重心从金融体系转向实体经济。只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化等原因共振，导致国内经济冲击较大，2019年“缓一缓”。如果不是一场百年不遇的疫情出现，今年部分政策本应一定程度回归，比如资管新规到期带来的信用收缩，及对传统增长逻辑的冲击等。 疫情背景下的政府“加”杠杆行为，要客观理性的认识。通过政府“加”杠杆的方式，保护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这是所有经济体都必须要做的事情。否则，居民与企业资产负债表“破碎”重建的成本会非常之高。客观认识的第二层含义，相比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在本轮稳增长政策中非常克制。用财政刺激规模占2019年支出的比重来刻画刺激力度，中国显著低于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 货币政策就更明显了。疫情初期，三四月份国内流动性环境极度宽松，货币市场利率与政策利率一度倒挂，诱使出现资金空转、违规套利等问题。有一些企业发债融资之后，存入结构性存款套息差，从企业发债规模的异常程度跟踪来看，三四月两个月的套利资金估计可能有万亿规模。监管机构反应迅速，5月就开始打击违规套利行为，短端利率从极度宽松状态逐步回归正常水平，5月至10月结构性存款已压降超过3万亿元。 7月部分城市的地产调控政策已经开始收紧，8月“三条红线”的调控政策出台，随后的一段时间，领导讲话时开始频繁提及防风险、稳杠杆、政策正常化等。防风险，防的主要是旧增长模式下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稳”杠杆隐含的是结构性“去”杠杆。再比照海外，以美国为例，财政刺激规模占去年支出比重高达34.5%，远高于中国的10%左右；货币政策层面，3月上旬与中旬两次降息直接降利率降至0-0.25%，无限量的量宽，导致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 在经济远未修复到位的时候，国内稳增长的政策局部政策就开始逐步退潮，这与传统周期大为不同，为什么会这样？放在转型框架下就很好理解了。近些年，政策的重心自始至终都在“调结构”上，“调结构”的大背景下，政策对“结构性问题”的累积，容忍度较传统周期要低很多。换句话讲，“稳增长”是为“调结构”创造相对平稳的宏观环境，如果影响到“调结构”就本末倒置了，这时候就需要政策适当“微调”以应对。 疫情影响下，国内外经济修复的节奏本就是错位的；再考虑到国内外政策在“退潮”的时间点、意愿和力度的差异，会使得2021年国内外经济的表现大相径庭。海外本来就处在周期复苏的起点上，加上今年的货币宽松加码，会使得外需修复的强度堪比2017年，甚至某些时段修复的强度可能比2017年还要强。政策退潮的背景下，内需则相对平淡，尤其与“加”杠杆相关的经济逻辑，在明年都会不同程度的衰减。 二、2021年，信用“收缩”之年，返璞归真 这是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我再简单展开一下第二部分的内容，讨论下2021年宏观经济运行的主逻辑是什么？最近在路演过程中，发现，很多机构内部对明年宏观形势展望时，分歧与争议都特别大。疫情影响下，经济活动的修复存在明显“错位”，疫苗推广的时点，政策“退潮”的节奏等，都会影响到经济研判，加大市场分析难度。有一个巧妙的视角，我们知道经济运行不是线性的，向上的动能很难量化；但是政策“退潮”下，会带来多大程度的信用“收缩”是可以找到“锚”，辅助我们的判断。把政策“退潮”下，信用“收缩”的脉络、力度梳理清楚了，明年宏观经济的主逻辑，相应的市场投资逻辑、机遇与风险，就相对比较清晰了。 我们先看下，今年信用环境的显著超预期，主要来自哪里？政府“加”杠杆行为起到了主要贡献。债券融资中，政府借债规模相比去年大幅提升，企业借债行为改善明显的主要集中在基建链、地产链，贷款结构指向的方向也是如此。除此之外，疫情背景下，资管新规过渡期后延至明年底，使得非标收缩放缓，也是重要贡献，以信托贷款、委托贷款为典型代表。 2021年，政策“退潮”过程中，从“加”杠杆到“稳”杠杆，自然会带来一定的信用“收缩”，我们可以简单做些测算。明年特别国债可能不会再有，赤字率也可能有所回落，使得国债净供给明显收缩。再看地方层面，财政部2015年提出地方政府债务率100%警戒线，过去几年地方债务率基本都在80%以下，今年“加”杠杆下直接跳升至接近100%。对明年而言，假设地方债务率100%，即便把分母项尽可能给的高一点，地方债额度也很难超过4万亿元，比今年少近1万亿。“加”杠杆到“稳”杠杆过程中，仅政府借债行为可能就要有2-3万亿元的信用“收缩”。 企业债券融资在今年的明显放量，与今年特殊的政策环境紧密相关，明年也要大幅削减。3、4月债券发行规模大幅放量，主要用于套息差，明年不具备这样的货币流动性环境。从债券融资的分行业数据来看，发债放量最多的板块主要服务于基建和地产，政策“退潮”过程中，企业债券融资缩量中性情境下，可能要比今年少1万亿左右。 匡算下来，仅政策“退潮”带来的信用收缩的力度可能至少在3-4万亿元左右。明年还有一个影响信用环境的因素不能忽视，那就是资管新规过渡期到期。资管新规要求，金融机构不得为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产品提供规避投资范围、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的通道服务，使得相关资管产品在资管新规实施之后逐步收缩，但今年明显放缓。明年资管新规过渡期到期，很多通道类业务不能做，可能带来多大的信用收缩影响，我们也相应做了测算。 截至今年年中，资金信托、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这三个通道业务的规模约为13.5万亿元，假设自然到期而不是硬性压降的方式，通道业务压降到明年年底大概能压降70%-80%、对应通道业务规模收缩在10万亿元以上，相对应的信托和委托贷款的渠道算下来大概是在3-3.5万亿元左右。而这个地方还可能存在一定低估，通道业务收缩的过程中，信托、委托以外的其他融资渠道也会随之压缩，进而影响到企业景气状况，相应企业发债或借贷融资的难度也会随之提升。此外，还有“三条红线”等地产调控政策，也会对信用环境产生一定影响。 现实世界中，经济行为与信用行为经常是互相支持、互相加强，而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为了让模型预测的“锚”尽可能“牢靠”，我们在预测过程中，反复论证，充分考虑了各种可能的情景。这个工作，从10月底之后到现在，持续了2个多月的时间。以地方债务为例，如果按照红线要求及逻辑推演，中性情景下，地方债规模也要比今年少2万亿左右，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承受能力，我们中性情境下给的假设是，地方一般债1万亿与今年相当，地方专项债3万亿、比今年仅少7500亿。 在这样一个中性偏乐观的假设前提下，我们测算下来明年底社融增速要回落至10%左右。很多人看到这个数据很难接受，觉得有2018年的“前车之鉴”，这种情况不会出现。2018年给我们的启示是，当问题出现时“打补丁”效率会更高，但“调结构”的方向从来没有变过，“加”杠杆到“稳杠杆”杠杆就是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杠杆继续加下去，融资付息率会更高、资金利用效率会更低。 三、从“错位”到“收敛” ，结构分化进一步加大 时间原因，后面的内容我就不再展开，简单做一个总述。 疫情影响下，国内外经济修复本身存在“错位”，政策“退潮”的时间点、意愿和力度也存在明显差异，会使得明年内需和外需形成鲜明对比。外需会非常强，本身是周期性的复苏，加上今年又投放了很多货币。内需来看，政策重心已逐步回到“调结构”，从“加”杠杆到“稳”杠杆的过程，自然会带来信用“收缩”，但信用“收缩”带来的影响，与2018年会有本质不同。2018年信用“收缩”对各行业普遍有明显影响，而明年的信用“收缩”过程中，结构分化会格外明显。传统模式依赖度高的区域、行业，受到的冲击更大；而代表转型方向的新兴产业、传统行业中已基本完成出清过程的行业龙头，受到的冲击会非常小。 大类资产配置的结论，自然也就推演出来了。对于股票市场而言，风险是“阶段性”的、机会是“结构性”的。风险是“阶段性”的，是因为大家对于政策“退潮”存在明显的预期差，预期差收敛的过程中，市场会有较强的调整压力。但是，很快大家就会认识到，信用“收缩”或政策“退潮”过程中，行业之间、公司之间，结构的分化会非常显著。 债券市场而言，从信用收缩开始的那刻起，利率债的左侧时机就已经到了。只是操作层面，有三个难点。第一，利率债属于典型对总量经济反映的金融资产，总量经济的波动在变小，利率债的波动性也在变小，波段变短会倒逼交易者左侧思维；第二，左侧思维对择时的要求很高，但明年基本面格局让择时的难度大幅上升，内需短期无法证伪，外需还在加强，待内需能够证伪时，通胀预期又会有干扰；第三，信用收缩过程中，信用风险的暴露会导致很多金融机构的负债并不稳定，交易难度进一步抬升。负债相对稳定的机构，利率债的机会相对更好把握一些。 综合来看，2021年，信用“收缩”之年，亦是一个非典型的经济阶段，用周期框架去套，哪个阶段都不太像。对资本市场而言，有机遇也有风险。 我今天就主要汇报以上这些内容，各位领导多多批评指正，谢谢。 相关专题：金融界年终策划—市场新浪潮 A股新权益时代
报告要点 认清经济加速转型的本质，是厘清当下宏观形势的前提。从经济“抗疫”到政策“退潮”，传统框架对2021年解释力或进一步下降、建议回归本源、抱朴守真。 从“托底”到“退潮”，政策重心始终立足国内着眼未来，疫情冲击不改方向 2020年的托底政策，是应急之策、并非常态，中国在主要经济体中保持理性克制。为应对疫情冲击，国内政策积极发力，财政刺激规模占2019年支出的比重高达10.9%，央行通过降息、再贷款等加大货币支持。中国政府始终保持理性克制，更注重“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横向比较来看，国内财政刺激规模占比远低于欧洲的16.7%、美国的34.5%和日本的59.5%等，货币政策亦是如此。 “后疫情”时代，政策“退潮”乃大势所趋，从“加”杠杆到“稳”杠杆，重心重回“调结构”、“防风险”。疫情期间的托底政策，导致实体杠杆率大幅提升，2020年3季度达270%，较2019年底抬升25个百分点，债务风险进一步累积。伴随经济逐步修复，政策“退潮”已然开始，5月以来打击资金空转、地产调控“三条红线”，以及频繁提及的“防风险”、“稳”杠杆等，政策逐步回归“常态”。 2021年，信用“收缩”之年；从“加”杠杆到“稳”杠杆，信用收缩通道打开 2020年，信用环境超预期扩张，与政策“加”杠杆行为紧密相关；随着政策逐步回归常态，信用修复最快的阶段已经过去。与主要经济体思路类似，中国也是通过政府“加”杠杆行为托底经济，表现为，财政大幅扩张与货币宽松。中国政府相关的融资行为，对前3季度社融同比增量的贡献接近50%，是信用环境超预期主要贡献。伴随政策逐步回归“常态”，3季度以来部分融资渠道已现放缓迹象。 2021年，信用“收缩”之年；政策“退潮”下，信用收缩通道已然打开，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影响信用“收缩”的三条逻辑包括：（1）从“加”杠杆到“稳”杠杆，政府行为对信用环境的拉动，趋于减弱；（2）随着“防风险”加强、资管新规过渡期到期，通道产品等的压缩或加速非标融资收缩；（3）地产调控“三条红线”等政策影响。中性情境下，2021年社融存量增速或将回落至10%左右。 信用“收缩”与经济“错位”交织，国内经济结构进一步分化，外需强于内需 政策“退潮”下，“稳增长”支撑逻辑将有所减弱，线下消费等疫情冲击板块仍将延续修复。2020年经济主要支撑逻辑包括，稳增长及其“外溢”效应、外需支撑下出口链景气等。前者以基建、地产、汽车等产业链条为代表，后者以防疫物资、电子等产业链条为代表。2021年，“稳增长”链条支持力度或减弱，信用“收缩”下产业分化加大；居民收入与线下消费等，前期修复不足、未来弹性可期。 主要经济体的库存周期重启等，将带动全球经济加快修复；外需改善带动的出口机遇，可重点关注服务于美欧生产活动的出口链等。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美国库存周期已经重启；疫苗的大规模推广，会进一步加快全球经济的修复。伴随疫情“错位”影响的消退，出口链的支撑将由订单的“替代效应”驱动，过渡至“需求效应”的支持。服务于美欧生产活动的出口贸易行为等，值得重点关注。 风险提示：疫情二次爆发，债务风险加速暴露。 报告正文 认清经济加速转型的本质，是厘清当下宏观形势的前提。从经济“抗疫”到政策“退潮”，传统框架对2021年解释力或进一步下降、建议回归本源、抱朴守真。 1. 大国转型，政策重心始终围绕“调结构” 1.1 从“托底”至“退潮”，客观认识政策变化 2020年的托底政策，是应急之策、并非常态，中国在主要经济体中始终保持理性克制。应对疫情影响，主要经济体普遍通过政府加杠杆的方式托底经济，财政“一马当先”，以财政刺激规模与2019年财政支出之比作为刻画，美、欧、日分别高达34.5%、16.7%和59.5%。相比而言，我国更注重“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财政刺激规模占比仅10.9%，主要通过提高赤字率、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发行等实施。 货币政策角度，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国内政策的理性克制。疫情期间，央行通过下调MLF利率等，引导融资成本下降；同时，运用再贷款、定向降准等结构性工具，重点加大对受疫情冲击较大领域的融资支持。相较于主要发达经济体，我国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国家。其中，美欧等央行普遍实施零利率或负利率，加码量化宽松。如美联储3月上旬与中旬两次操作，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1.5-1.75%大幅调降至0-0.25%，并进行无上限的量化宽松计划等。 “后疫情”时代，政策“退潮”乃大势所趋，从“加”杠杆到“稳”杠杆，重心重回“调结构”、“防风险”。疫情期间的托底政策，导致实体杠杆率大幅提升，2020年3季度达270%，较2019年底抬升25个百分点，债务风险进一步累积。伴随经济逐步修复，政策“退潮”已然开始，5月以来打击资金空转、地产调控“三条红线”，以及频繁提及的“防风险”、“稳”杠杆等，政策逐步回归“常态”。 政策关注的焦点在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安全等。近些年来，政策思路一脉相承，始终围绕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展开，疫情期间亦不例外，注重宏观调控的跨周期设计与调节，并非“走老路”式的大放水。从近期公布“十四五”规划建议可以看到，政策思路始终坚持“调结构”的方向，强调结构转型、产业升级、战略安全等。 1.2 认清转型本质，方能理解当下政策内核 传统负债驱动型增长模式下，杠杆持续攀升、资金利用效率不断下降，并非长久之计。传统增长模式，属于典型的负债驱动型增长模式，会导致债务压力的不断累积，进而使得微观主体的现金流自由度不断受到挤压，资金利用效率、经济活力持续下降。2020年前3季度，信用债募资用途中注明“借新还旧”的比例已接近80%，其中，建材、钢铁、地产等传统行业超过90%。城投平台借新还旧的比例具有类似特征，对传统增长模式依赖度高的区域“借新还旧”比例更高，如西部、东北等。 高杠杆压制下，房地产和基建，这两大传统增长模式下的“发动机”，逐渐失去活力。传统增长模式下，“基建”、“地产”作为稳增长常用的两大抓手，分别对应的是地方政府与居民的“加”杠杆行为。每次“稳增长”操作，都会带来相应杠杆率的抬升。传统周期下，基建发力主要借助城投平台和国企加杠杆实现，导致地方“隐性”债务规模，已显著超出“显性”债务规模。居民杠杆率的抬升，主要由按揭贷款推动；对中低收入、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挤压显著，导致了社会矛盾与金融风险的累积。 打破旧有增长模式的“桎梏”，归根结底要靠转型过程中，新旧动能的加快切换，认清这一本质，方能真正认清当下政策思路。针对传统增长模式带来的债务压制，政策通过“控制增量”和“化解存量”两个维度，加快“旧经济出清”。包括，通过“预算管理”、“债务管理”等约束地方政府无序的投融资冲动，通过“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抑制地产市场投机行为等。与此同时，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税费优惠、融资支持等，加快先进制造等新动能培育。 2. 信用“收缩”之年，返璞归真 2.1 2020年信用显著扩张，得益于政策托底等 2020年，信用环境超预期扩张，与政策“加”杠杆行为紧密相关。与主要经济体思路类似，中国也是通过政府“加”杠杆行为托底经济，表现为，财政大幅扩张与货币宽松。其中，前3季度[1]，政府债券同比多增2.74万亿元，占社融同比增量的30%；城投债、基建三大行业的债券融资及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1.52万亿，占社融同比增量的17%。政府相关的融资行为，对前3季度社融同比增量的接近50%，是信用环境超预期主要贡献。 [1]考虑到贷款分行业数据可得性与可比性，此处统一用2020年前3个季度数据。 非标融资压缩显著放缓，对信用环境的支持亦不能忽视。本轮信用扩张，除了债券和贷款，非标融资收缩放缓也有贡献，前10个月非标融资净收缩3788亿元、较2019年同期少减1.1万亿元；其中，委托贷款和表外票据融资好于2019年同期，信托贷款收缩规模略大于2019年同期。非标融资收缩的放缓，或与疫情冲击下，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债务延期偿付和货币流动性宽松等措施有关。此外，房地产相关融资增长，也是年初以来信用扩张的重要因素。 伴随政策逐步回归“常态”，信用修复最快的阶段已经过去，部分融资渠道已经出现修复放缓的迹象。3季度以来，企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速的斜率，已经开始“变浅”，企业债券融资和居民中长期贷款已出现回落，而信托贷款收缩幅度有所扩大。2020年底前后，政府杠杆行为对信用派生的拉动减弱、非标收缩加速、地产调控等影响下，信用“收缩”通道即将开启。 2.2 从“加”杠杆到“稳”杠杆，2021年信用“收缩”之年 2021年，政策“退潮”下，信用收缩通道已然打开，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影响信用“收缩”的三条逻辑包括：（1）从“加”杠杆到“稳”杠杆，政府行为对信用环境的拉动，趋于减弱；（2）随着“防风险”加强、资管新规过渡期到期，通道产品等的压缩或加速非标融资收缩；（3）地产调控“三条红线”等政策影响。 从“加”杠杆到“稳”杠杆，政府行为对信用环境的拉动，趋于减弱。2020年提高赤字率、特别国债与专项债的大幅扩容等，更多是特殊时期的应急手段、并非常态。伴随着政策回归“常态”，2021年相较2020年，国债发行量或明显回落。2020年，地方债大幅扩容，导致地方债务率飙升，已接近财政部此前拟定的100%预警线，意味着2021年地方债大幅扩张难以为续。近期财政部等多次强调，加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常态化检查、有效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等，也会对地方加杠杆冲动形成压制。 随着资管新规过渡期的临近，资管产品收缩压力趋于加大，或加速非标融资的收缩。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至2021年底，并不涉及监管标准的变动，券商定向资管、单一资金信托等以通道业务为主的产品调整压力较大。截至2020年6月，通道余额或超13.5万亿元，其中券商、信托和基金子公司通道分别为5.9万亿元、4.7万亿元和2.9万亿元。通道业务，大多直接或间接投资非标资产，其规模收缩或加大非标融资收缩压力（详细分析参见《2021年，或为信用收缩之年》、《非标收缩的压力》）。 “三条红线”等地产调控政策，对地产链条的融资影响也可能逐步显现。8月住建部和央行召开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表示已经形成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对房企杠杆等设定“三道红线”约束。2019年A股上市房企年报数据显示，“三道红线”[2]中不满足一条、两条和三条的房企分别有19家、34家和55家，截至2020年3季度末的带息债务增速分别为6%、13%和15%，后两类显著高于监管要求的5%和0%限制，调整压力相对较大。此外，部分城市地产销售相关政策的影响，也可能对居民贷款产生影响。 [2]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净负债率大于100%、现金短债比小于1.0倍。 2021年，信用“收缩”之年，社融增速或回落至10%左右；2020年底前后，信用收缩通道即将开启。政策“退潮”下，杠杆行为的拉动减弱、非标规模的加速收缩等，或成为2021年信用收缩的主要驱动力。中性情境下，信用环境的拐点将出现在2020年底前后；以社融增速为锚，2021年或将回落至10%左右，较2020年显著回落3个百分点左右；M2增速或将回落至9%以内，较2020年回落2个百分点左右。 3. 从“错位”到“收敛”，结构分化进一步加大 3.1 疫情冲击下，经济从“错位”到“收敛” 2020年经济的主要支撑逻辑包括，稳增长及其“外溢”效应、外需支撑下的出口链景气等。前者以基建、地产、汽车等相关产业链条为代表，如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金属制品、非金属矿物、通用设备、汽车制造等；后者以纺织业、电子设备等产业链为代表，最早受益如防疫物资、“宅经济”相关，随后到线下消费、后地产等。此外，部分行业还兼具了行业“自身”的逻辑支撑，比如医药制造、化工等。 [3] 球体的大小代表该行业对出口依赖度（出口交货值/营业收入）。 基建、地产的景气修复，得益于托底政策及“外溢效应”，其投资增速的高点或皆已出现。3月以来，得益于政策支持，基建投资快速提升，截至5月单月增速已修复至11%左右，创近年来的新高，是基建项目施工强度最大的阶段。伴随经济活动的逐步修复，基建投资增速有所回落。宽松的融资环境下，地产销售和投资行为快速修复，7、8月伴随新一轮政策调整，建安投资增速高点或也已出现在8月前后。 汽车等可选消费品在2020年的“结构性”修复，部分受益于托底政策“外溢效应”。汽车消费增速，4月已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7月以来销量增速连续4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车型的销售改善最为显著，或部分受益于政策支持。诸如，部分地方政府推动的汽车补贴、牌照供给增加等促销费政策，以东部沿海省份为代表。另外，部分汽车品牌打折力度较大，对汽车消费也起到了一定支持。 2季度以来，中国出口增速的显著改善，与疫情背景下，主要经济体供需“错位”紧密相关。2季度，中国出口增速异军突起、重回正增长，与疫情“错位”下，中国产能的“替代效应”有关；中国在欧美、日韩、东盟、金砖中的进口份额，2季度较近年同期大幅抬升4个百分点，对出口增速的拉动超过20个百分点。年中以来，伴随部分经济体复工复产，“替代效应”支持减弱，“需求效应”支撑体现。以对美出口为例，7月以来疫情压制减弱，带动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快速修复，截至10月已修复至11.4%的增速，服装鞋靴、机械、汽车零部件等为代表。 3.1 政策“退潮”下，经济结构分化进一步加大 疫情冲击下，海内外修复节奏“错位”；政策的重心不同，又导致政策“退潮”的先后、力度亦有所区别。进而使得2021年内外需走势将出现背离。信用“收缩”背景下，国内传统经济动能压制明显，而“转型”相关产业等仍将保持高“成长”性，行业、公司之间的分化或进一步加大。主要经济体库存周期重启等，将带动全球经济加快修复；“需求效应”的改善与“替代效应”的衰减，会导致出口链的分化。 政策“退潮”下，“稳增长”支撑逻辑将有所减弱；叠加居民收入修复，需求修复结构或有所变化，线下消费等前期修复不足、未来弹性可期。随着债务压力加大、防风险加强等，地方“加”杠杆的能力和意愿或减弱；而政策“调结构”思路下，以“铁公基”为代表的传统优质项目可能较难出现大幅扩张，叠加资金支持的减弱，或使得基建投资压力上升。“三道红线”等调控下，部分房企缩减拿地支出等，对新开工和投资等的影响可能逐步显现。传统增长动能减弱的同时，前期修复较慢的线下消费等，将随着居民收入改善等继续修复，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相关大众消费等。 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库存周期的重启，以及疫苗的大规模推广，将带动全球经济加快修复。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的库存周期已经重启。7月以来，美国库存同比增速自历史极低位的-5.9%止跌反弹，持续抬升；库存领先指标制造业PMI新订单指数，也大幅反弹至67.9%，刷新2005年以来新高。疫苗研发的进展顺利、有望在2021年大规模推广，会进一步加快全球经济的修复。从主要疫苗产商的产能规划及订单分布来看，美国大概率在2021年1季度前后完成高危人群的接种，2季度接近全民免疫目标；欧盟、日本、加拿大等，也能在2、3季度完成高危人群接种。 伴随疫情“错位”影响消退，出口链的支撑将由订单的“替代效应”驱动，过渡至“需求效应”的支持；服务于美欧生产活动的出口贸易行为等，值得重点关注。7月以来，因疫情再度反弹拖累欧盟等生产型经济体的复产进程，“替代效应”对中国出口支持的衰减较慢。但随着疫苗大规模推广、带动欧盟等复产进程逐渐加快，中国出口链的支撑或将由前期的“替代效应”驱动，过渡至“需求效应”的支持。考虑到美欧等生产端的修复弹性较大，以及生产需求对应的中国部分中上游行业出口的“替代效应”已基本消失，未来重点关注中国这些服务于美欧生产活动的行业出口表现。 海内外修复节奏“错位”，与国内政策“退潮”，或使得国内经济结构进一步分化，部分有“自身”逻辑支持的行业修复或延续。随着海外“替代效应”消退、国内传统经济动能的减弱，部分前期受益于出口链和稳增长的行业，或面临驱动回归；而信用“收缩”，对部分传统负债驱动行业的压制，也可能逐步显现。同时，一些受益于“后疫情”时代需求改善，及供需格局优化的行业，可能相对容易走出“独立”的趋势，以中上游化工、造纸、机械和设备制造等为代表的部分行业，可以持续关注。 综上所述，我们对2021年主要经济指标预测如下： 4. 研究结论 （1）2020年的托底政策，是应急之策、并非常态，中国在主要经济体中保持理性克制。为应对疫情冲击，国内政策积极发力，财政刺激规模占2019年支出的比重高达10.9%，央行通过降息、再贷款等加大货币支持。中国政府始终保持理性克制，更注重“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横向比较来看，国内财政刺激规模占比远低于欧洲的16.7%、美国的34.5%和日本的59.5%等，货币政策亦是如此。 （2）“后疫情”时代，政策“退潮”乃大势所趋，从“加”杠杆到“稳”杠杆，重心重回“调结构”、“防风险”。疫情期间的托底政策，导致实体杠杆率大幅提升，2020年3季度达270%，较2019年底抬升25个百分点，债务风险进一步累积。伴随经济逐步修复，政策“退潮”已然开始，5月以来打击资金空转、地产调控“三条红线”，以及频繁提及的“防风险”、“稳”杠杆等，政策逐步回归“常态”。 （3）2020年，信用环境超预期扩张，与政策“加”杠杆行为紧密相关；随着政策逐步回归常态，信用修复最快的阶段已经过去。与主要经济体思路类似，中国也是通过政府“加”杠杆行为托底经济，表现为，财政大幅扩张与货币宽松。中国政府相关的融资行为，对前3季度社融同比增量的贡献接近50%，是信用环境超预期主要贡献。伴随政策逐步回归“常态”，3季度以来部分融资渠道已现放缓迹象。 （4）2021年，信用“收缩”之年；政策“退潮”下，信用收缩通道已然打开，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影响信用“收缩”的三条逻辑包括：（1）从“加”杠杆到“稳”杠杆，政府行为对信用环境的拉动，趋于减弱；（2）随着“防风险”加强、资管新规过渡期到期，通道产品等的压缩或加速非标融资收缩；（3）地产调控“三条红线”等政策影响。中性情境下，2021年社融存量增速或将回落至10%左右。 （5）政策“退潮”下，“稳增长”支撑逻辑将有所减弱，线下消费等疫情冲击板块仍将延续修复。2020年经济主要支撑逻辑包括，稳增长及其“外溢”效应、外需支撑下出口链景气等。前者以基建、地产、汽车等产业链条为代表，后者以防疫物资、电子等产业链条为代表。2021年，“稳增长”链条支持力度或减弱，信用“收缩”下产业分化加大；居民收入与线下消费等，前期修复不足、未来弹性可期。 （6）主要经济体的库存周期重启等，将带动全球经济加快修复；外需改善带动的出口机遇，可重点关注服务于美欧生产活动的出口链等。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美国库存周期已经重启；疫苗的大规模推广，会进一步加快全球经济的修复。伴随疫情“错位”影响的消退，出口链的支撑将由订单的“替代效应”驱动，过渡至“需求效应”的支持。服务于美欧生产活动的出口贸易行为等，值得重点关注。 5. 风险提示 疫情二次爆发，债务风险加速暴露。
“今年以来，央行已推出涉及9万亿元货币资金的货币政策应对措施，前10个月金融部门向实体经济让利约1.25万亿元，为保市场主体稳就业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央行在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这样表示。 疫情以来，央行大手笔释放流动性，通过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创新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等多种方式，稳住经济基本盘。 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中国经济恢复增长势头强劲。GDP、投资、外贸、消费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相继转正，中国也将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监管政策紧盯最大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20年陆家嘴论坛上如是说。 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国宏观政策保持从容不迫的战略定力。今年以来，我国央行始终强调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预留政策空间。总体来看，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现了前瞻性、主动性、精准性和有效性，成效显著，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体系显示出巨大的弹性和耐力。 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6.3万亿元，同比多增2.6万亿元，银行保险机构新增债券投资超过8万亿元。民营企业贷款增加5.4万亿元。制造业贷款增加2万亿元，为去年全年增量的2.6倍。保险业赔付9989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政策措施前瞻、精准，支撑经济V型反弹 “扩总量、保供应、促增长，降利率、调结构、保主体”，对于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措施，央行行长易纲在疫情初期这样定调。 4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并前瞻性提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上。 数量庞大的中小微企业贡献了全国80%的就业，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疫情期间，为帮助中小微企业续命求生，一系列定向扶持政策相继落地。 首先，春节后，金融市场如期开市，央行提供了1.7万亿元的短期流动性，1~9月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释放了1.75万亿元长期资金。 其次，央行分层次、有梯度地出台了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对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保市场主体发挥了积极作用。1月31日，设立第一批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支持银行向医疗和生活物资重点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2月26日，增加第二批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4月20日，增加第三批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全力以赴保市场主体。目前，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和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已于6月末顺利收官，截至9月末，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已落实超过80%。 为了解决普惠小微企业受疫情影响而出现的资金周转困难问题。6月，央行创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聚焦直达性、精准性。 “疫情暴发后，货币政策出拳及时且有力度。”在2020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加强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比如，多次降准超预期投放流动性，运用常备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确保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 央行副行长刘国强表示，今年前10个月，通过降低利率为实体经济让利约6250亿元，通过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这两个直达工具让利大约2750亿元，两个渠道加起来共让利9000亿元。 据央行报告估算，截至10月末已实现让利约1.25万亿元，预计随着各项政策措施效果进一步体现，全年可实现让利1.5万亿元目标。 前瞻、精准、有效的政策措施，也对实体经济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中国经济迎来“V”型反弹。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72.3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0.7%，经济增速由负转正。 1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2.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连续9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制造业恢复性增长有所加快，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恢复是持续的。 美国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此前表示，“明智地”使用货币和财政刺激，同时有效防控疫情，是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复苏的主要原因。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分析当时中国股市表现优于其他国家的具体原因时认为，一是中国进入疫情时间较早，2月份起，政府就开始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为股市反弹提供支持；二是，中国有大规模财政、货币政策支持，IMF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1.2%，表明中国经济在第三季度开始反弹，今年经济增长有望朝3%的目标前进；三是，相较于世界经济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强劲，特别是高科技的投资，在科技、医疗等企业的带动下，外资持续进入中国。 瑞士再保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安仁礼称，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中国经济韧性并没太大变化。在GDP增速上，中国是世界重要经济体中唯一对世界经济产生积极作用的国家，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7.4%，中国经济增长将会实现溢出效应。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 强化资金流向监管，宏观政策调控的前瞻性不仅体现在“稳增长”的细节，各种防风险的措施也在不断加码。 以房地产市场为例，由于年初以来货币政策相对宽松，刺激了居民购房需求。同时，信贷资金风险与定价错配，引发套利行为，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楼市等局部风险隐患抬头。 记者注意到，疫情虽然带来了空前的不确定性，但从顶层设计来看，房住不炒政策并未放松。 4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5月22日，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重申“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再次为房地产市场定调；此后，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三道红线”落地，推动房企去杠杆。 与此同时，监管也在层层加码。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表示，2020年将坚决落实“房住不炒”要求，严防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持续遏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 而因信贷资金流向违规，已有多家银行收到监管罚单。近期，在江苏银保监局公布的20张银行罚单中，处罚原因多指向贷款资金违规用于炒房或炒股。 郭树清在《求是》刊文表示，利率下行一致性预期强化后，有可能助长杠杆交易和投机行为，催生新一轮资产泡沫。一些地方的房地产价格开始反弹，金融资源有可能再次向高风险领域集中。 随着多项关键指标的逐步改善，中国经济增速显著回升已成共识。市场也普遍关注后疫情时期，政策如何进退。 “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要注重政策设计激励相容，防范道德风险，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早在今年6月，易纲就释放出临时性政策适时退出的信号。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定调2021年宏观政策“不急转弯”后，国常会提出，适当延长“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期限，并将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期限由今年底适当延长。 12月25日，央行召开货币政策委员会第四季度例会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把握好政策时度效，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进一步发挥好再贷款、再贴现和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的牵引带动作用，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和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 光大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一峰预计，今年疫情期间央行推出的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工具，在明年到期后不会采取“一刀切”式退出，甚至存在“扩面提效”的可能，基础货币投放不太会因再贷款退出而受影响。新增的结构性投放将重点支持国家科技创新、绿色金融和普惠小微，以呼应“灵活精准”的政策导向。在以上领域存在增加再贷款安排，或者定向降准的可能。
记者12月31日获悉，日前，北京市银行业协会正式印发《北京市银行业协会个人住房贷款业务自律公约》，自2021年1月1日起生效实施。公约从内控制度、风险管理、尽职调查、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执行、合作机构监督、公平竞争、优质服务等七个方面对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提出自律要求，同时也对银行开展的关于个人商业用房贷款业务的做出了自律要求。 针对公约出台的背景，北京市银行业协会表示，目前北京地区会员银行开展的个人住房贷款业务中主要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自北京市开展房地产市场调控以来，相关政府部门和行业监管部门出台了多项涉及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调控政策，但各家会员银行对政策的理解不尽相同，造成部分银行在政策执行尺度的掌握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二是，近年来北京地区房地产市场中，二手房交易的市场占比逐年提升，房地产中介机构在二手房交易中成为关键环节，个别银行为争揽客户而向中介“返点”“返费”的现象死灰复燃。 北京市银行业协会认为，政策执行尺度存在差异对政策效果的发挥有直接影响，应当按照从严要求予以统一。对于银行向房地产中介机构“返点”“返费”问题，不仅侵害了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妨碍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同时也隐藏了较大的法律风险和道德风险。为此，北京市银行业协会在北京银保监局指导下，经多次征求会员银行意见，制定并组织会员银行签署了公约。 其中，在统一房贷政策尺度方面，公约规定：住房贷款记录不区分本市、非本市；月供收入比不超过50%；对首付款资金来源进行实质性审核，不得使用“首付贷”等金融产品加杠杆、挪用其他个人类贷款资金或信用卡融资用于支付首付款；涉及一手房的个人住房贷款其所购房屋必须是主体结构已封顶的住房；必须严格执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等。 在涉及“返点”“返费”问题方面，公约规定：银行不得向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中介机构（含关联机构）及工作人员支付或变相支付财物从而获取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并明确规定：支付或变相支付佣金、介绍费或其他性质类似的费用；免费或低于成本价提供服务，或出租办公场所、办公设施和设备；替其支付、承担应当由其自己承担的支出或费用；以超出正常价格或不合理方式等使用其提供的服务；租用其办公场所或渠道（含线上、线下）向购房客户营销本行业务等方式均在禁止范围之内。 据了解，此次公约的出台得到了业内银行广泛支持，目前北京地区开办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43家银行均已签署公约承诺函。部分银行表示，公约的出台有助于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竞争回归到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方面上来，从而改变过去单纯依靠“返点”“返费”和放松政策执行尺度的市场竞争局面。
2021年，我国将建立实施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同时，将强化财税政策支持和引导，保持一定的减税降费力度。下一步，要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在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了突出作用。2021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提质增效、更可持续？财政直达资金、减税降费如何推进？基本民生如何保障？2020年12月31日，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对2021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全面部署。 财政政策更加精准有效 2020年，我国出台了扩大财政赤字、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扩大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等一揽子政策举措，既为抗击疫情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恢复经济赢得了主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21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对于2021年财政工作，财政部部长刘昆强调，要精准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根据部署，2021年要合理确定赤字率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保持适度支出强度。与此同时，加大预算统筹力度，大力盘活存量资金，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支持地方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主要从优化结构和加强管理着眼，进一步完善政策实施机制，着力在及时、精准、有效上下功夫，切实提升政策效能和资金效益。”刘昆表示，要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在预算编制、执行中始终坚持厉行勤俭节约，推进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下更大力气优化支出结构，把严把紧预算支出关口，深入挖掘节支潜力，加大重点领域和刚性支出保障力度。大幅度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和公用经费，并对一些重点项目和政策性补贴按照从严从紧、能压则压的原则进行压减。” 建立常态化资金直达机制 2020年，我国创造性设立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大幅提高政策效率。通过改革建立“一竿子插到底”的直达机制，为基层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提供有力支撑。在各地各部门共同努力下，仅用20天时间，就将90%的中央直达资金下达市县基层，省级财政细化下达时间平均只有1周，速度前所未有。 记者获悉，2021年我国将建立实施常态化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按照“扩大范围、完善机制、严格监管、强化支撑”的原则，2021年在保持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扩大中央财政直达资金范围，将直接用于基层财力保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年初可直接分配的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具备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纳入直达范围，基本实现中央财政民生补助资金全覆盖。 减税降费保持政策连续性 2020年，我国及时出台规模性助企纾困政策，以合理适度的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其中，强化减税降费阶段性政策，重点减轻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困难行业企业税费负担，预计全年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持续推进减税降费。综合考虑财政承受能力和实施助企纾困政策需要，要保持一定的减税降费力度，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各地要加大各类违规涉企收费整治力度，坚决防止弱化减税降费政策红利。”刘昆说。 对于2021年如何完善税收制度，会议部署，要健全地方税体系，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改革并下划地方；通过税收立法授权，适当扩大省级税收管理权限；研究适时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在加快财政体制改革方面，将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等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支出重点领域基本明确 2021年，财政要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加大优化支出结构力度。资金主要投向哪些领域？对此，会议明确了推动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加强基本民生保障、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 “要坚持把科技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支持国家实验室建设、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加大对高水平创新人才及团队、科研机构稳定支持力度。”刘昆说。 在加强基本民生保障方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落实就业优先政策，统筹用好就业补助资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失业保险基金等，加大对重点群体就业的帮扶，推动稳住就业基本盘。 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将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推进全国统筹；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此外，2021年将完善财政支农政策，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资金投入同污染防治攻坚任务相匹配，大力推动绿色发展。 “要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刘昆说。(曾金华 董碧娟)
编者按：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竞争政策和反垄断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加强和改进反垄断执法，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营造更加公开透明、规范有序、公平高效的法治环境，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编撰了《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19）》。目前，年度报告已编撰完成，现正式发布，并将报告综述摘登如下。强基固本，着力建立与统一执法相适应的制度规则体系机构改革实现反垄断统一执法，掀开中国反垄断事业新的历史篇章。统一执法，需要建立统一的工作制度规则，塑造统一的执法理念和文化，形成统一的监管思路，锤炼统一的工作作风。2019年，反垄断工作突出制度建设主线，整合优化机构改革前不同部门的法律规定和工作制度，建立起与统一执法相适应的制度规则体系。统一反垄断配套指南和规章。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印发《关于汽车业的反垄断指南》等4部指南，阐释反垄断执法思路，增强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期性，为市场主体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规则。市场监管总局制定《禁止垄断协议行为暂行规定》、《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暂行规定》3部规章，统一反垄断执法程序、尺度和标准。组织召开反垄断配套规章专题新闻发布会，发表规章解读文章，在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反垄断工作会议、市场主体反垄断培训班等场合，对指南和规章进行全面解读，促进经营者提高守法意识，为规范执法和引导守法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统一反垄断工作制度规则。适应机构改革实现反垄断统一执法要求，制定《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工作规则》等6项规则，进一步完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工作制度。组建新一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建立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专家库，推动反垄断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反垄断工作智力支持更加有力。制定涉及案件调查、经营者集中审查、垄断案件处罚等各个方面，覆盖业务全流程和案件调查审查全过程的27项工作制度，印发反垄断执法文书格式范本，实现反垄断各项工作有章可循、统一规范。有序推进反垄断法修订。以增强反垄断法律制度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有效性为目标，分7个专题深入开展反垄断法修订理论研究，系统梳理比较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做法，充分借鉴反垄断领域前沿理论研究成果，为实现科学立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坚持开门立法的基本原则，广泛征求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成员单位，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类市场主体和专家学者意见，与欧盟、美国、德国、英国等主要司法辖区反垄断执法机构围绕修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面对面深入交流，并于2020年1月将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在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从反馈情况看，修订草案得到国内外各方面高度肯定和广泛关注。切实提升反垄断执法能力。建立反垄断大讲堂制度，全年举办大讲堂40期，邀请反垄断理论研究和实务人员走上讲台，强化干部交流，拓宽干部视野，提升业务能力。组织编写全国统一的《中国反垄断立法与执法实践》培训教材、执法手册和2019年反垄断规章指南汇编，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反垄断执法队伍，提升全国反垄断执法人员的执法能力和水平奠定坚实基础。建立全国反垄断执法人员集中培训制度，2019年举办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反垄断业务骨干培训班，通过培训促进全国反垄断执法队伍加快实现全面融合、深度融合，提高全系统的反垄断执法能力和水平。精准出击，着力提升反垄断执法威慑力执法是反垄断工作的重中之重。2019年，反垄断人以敢于担当的意识、敢为人先的精神和敢闯敢干的气魄，坚持以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和维护消费者利益为主线，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突出重点、克难攻坚，扎实推进反垄断执法工作。2019年共立案调查垄断案件103件，结案46件，罚没金额3.2亿元。其中立案调查垄断协议案件28件，作出行政处罚12件；立案调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15件，作出行政处罚4件；办理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84件，其中立案调查24件，纠正12件；调查经营者集中未依法申报案件36件，作出行政处罚18件。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503件，立案462件，审结465件。反垄断执法始终利剑高悬，形成强大威慑力，有力促进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建设。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深化经济分析，在深入研究集中对市场竞争影响的基础上，附条件批准半导体、船舶、医药、汽车等行业经营者集中案件5件，有针对性设置救济措施，保护了相关市场公平竞争，促进相关行业和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围绕经济发展大局，进一步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效率，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工作得到企业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来自国有、民营、外资等领域的市场主体向执法机构赠送锦旗4面，对执法机构科学、精准和高效的执法工作表示感谢。着力保护消费者利益。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原料药垄断问题，重拳出击、积极作为，组织召开原料药反垄断执法专题会，部署开展原料药反垄断集中执法。市场监管总局对葡萄糖酸钙原料药垄断案直接立案调查，严格遵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法”的原则，扎实推进执法工作，科学制定处理方案。组成专案组开展原料药反垄断执法专项督导，督促地方反垄断执法机构抓紧开展线索核查，依法立案调查原料药垄断案件，形成对原料药垄断行为的全面打击态势，有效遏制垄断行为多发势头。积极创新执法方式，在切实加强反垄断执法的基础上，组织召开建材领域垄断行为告诫会，查处垄断案件4件，指导全行业开展自查自纠，全面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行为，进一步提升反垄断执法效能。切实加强公用事业领域反垄断执法，查处垄断案件4件，及时制止侵害消费者利益的垄断行为，有力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着力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进一步深化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反垄断执法，围绕执法中发现和社会各方面反映的突出问题，聚焦重点领域，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提升执法精度。以医药、建筑、交通、招投标与政府采购等为重点，部署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专项执法行动，坚决防止和制止政府对市场活动的不当干预，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维护全国统一市场。改革开拓，着力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反垄断执法机构肩负统筹实施竞争政策的重要职责，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要求，从统一认识、政策研究、完善制度、探索实践多个方面，改革创新、综合施策，着力提升竞争政策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大力推动竞争政策落实落地。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切实加强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2019年9月顺利实现国家、省、市、县四级政府全覆盖，为从源头规范政府行为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切实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威慑力，公布30起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典型案例，组织开展2019年公平竞争审查督查，推动将公平竞争审查纳入市县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不断增强制度刚性约束。经国务院批准，市场监管总局等4部门印发《关于开展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清理工作的通知》，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国务院部门在2019年12月31日前制定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中，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进行全面清理。总结制度实施经验，制定《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实施指南》，鼓励和支持政策制定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提高审查质量，确保审查效果，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不断完善。大力推动竞争政策在自贸区先行先试。自贸试验区的功能定位与实施竞争政策高度契合，在自贸试验区深入实施竞争政策将推进制度创新，在促进自贸试验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可以为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探索有效路径。2019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批复支持中国（海南）自贸区实施强化竞争政策试点，确定强化竞争政策实施的18项具体举措，着力探索竞争政策实施的有效路径。指导中国（海南）自贸区成立反垄断委员会，确定先行先试的重点内容和方向，为全国竞争政策实施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进一步扩大自贸试验区开展强化竞争政策试点范围，用自贸试验区试点的“星星之火”，推动强化竞争政策实施在中国形成“燎原之势”。着力深化竞争政策理论研究。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对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这一理论性、实践性和创新性都很强的工作而言，深化理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9年，深入开展竞争政策实施总体框架、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思路和保障措施等重大课题研究，通过理论研究深化认识、澄清误解，化解争议、统一思想。将调查研究作为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围绕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面向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等开展深入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了解竞争政策制定和实施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寻求问题解决路径。进一步完善中国总体市场竞争状况评估报告，开展航空制造、航空运输、保险、原料药等4个行业市场竞争状况评估，为增强竞争政策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提供有效支撑。切实提升全社会公平竞争意识。增强各类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意识，是竞争政策得以有效实施的社会基础。2019年，市场监管总局以“更高水平开放与竞争政策”为主题，成功举办第八届中国竞争政策论坛，这是论坛举办以来第一次由反垄断执法机构直接主办，280余名执法机构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和律师代表出席，各方交流了思想、凝聚了共识，广泛宣传了机构改革以来中国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成就，扩大了中国在国际反垄断领域的影响力。组织编写《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学习读本》，开辟聚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栏，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深度解读和实践指引。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关部门联合举办反垄断法专题培训班，切实增强市场主体自觉遵守反垄断法律制度的意识和能力，促进竞争文化广泛传播，使公平竞争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开放共赢，着力参与全球竞争治理反垄断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程度很高。在经济全球化、企业竞争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强化反垄断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加强全球竞争治理，保护全球市场公平竞争，对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实现全球共同繁荣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9年，围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发展目标，反垄断领域国际交流合作进一步发力，在实现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中展现出更大作为。切实深化常态化制度化机制建设。市场监管总局秉持开放理念，围绕开放大局，不断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合作机制建设。2019年，与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签署反垄断合作备忘录13件，合作范围进一步拓展，合作内容进一步深化。与欧盟竞争总司成功举办第十二次中欧竞争政策对话，举行第十八、十九届中欧竞争政策周研讨会，就双方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深入研讨。与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摩洛哥竞争委员会举行年度交流，与葡萄牙竞争委员会研讨建立合作机制。积极参加第六届金砖国家国际竞争大会，自大会举办以来中国代表团首次在会议所有环节发言，充分彰显中国深度参与国际竞争事务管理、主动对接引领国际竞争规则的大国风范。积极引领和参与制定国际竞争规则。将竞争政策和反垄断议题作为多双边自贸协定中的重要内容，已经是自贸谈判中的基本共识。2019年，在《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增设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执法议题，深度参与中日韩、中秘、中挪、中以等多双边自贸协定谈判，为保护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成果提供规则保障。深入研究加入国际竞争网络和竞争执法程序合作框架，积极参与反垄断国际合作规则的讨论和制定，在全球竞争治理中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建立中国企业境外反垄断应对机制，强化企业反垄断意识，保护企业“走出去”中的合法权益。不断扩大中国反垄断工作国际影响力。密切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日常交流合作，围绕反垄断执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对维护全球市场公平竞争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十余起重大案件中与美国、欧盟等反垄断执法机构加强沟通交流，分享执法经验，协调反垄断执法立场和尺度。积极参加联合国、OECD、APEC等国际组织和美国、德国、俄罗斯、新加坡等举办的反垄断国际会议，深入宣传中国反垄断机构改革进展和工作成效，展示中国法治化专业化反垄断执法形象，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竞争治理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为报告节选）（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人民日报 》（ 2020年12月26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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