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历经极不平凡的2020年，站在新起点上，如何迈好第一步、走好新征程至关重要。思客特别策划《预见2021》，邀请多位智库专家围绕他们心中的“2021关键词”，谈谈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发展之路。 本期我们连线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明年的财政政策。刘尚希认为2021年经济工作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是“改革创新”。 ▲明年的财政政策如何强调“不急转弯”？ 点击视频，听刘尚希解读 明年的宏观政策操作为何强调“不急转弯”？ 刘尚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宏观政策不能急转弯，我认为这是针对我们当前的现实情况做出的要求，也是体现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中央提出“不急转弯”，其实是基于几方面考虑，一是国外疫情还在发展，不确定性相当大。在这种背景下，全球经济复苏依然脆弱，那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相当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宏观政策不能急转弯。 从国内经济复苏情况看，国内疫情已经得到很好的控制，这为我国发展赢得了先机。我国的经济复苏跟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情况要好得多，是2020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不过疫情防控依然存在不确定性，经济复苏的基础也不够稳固，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2020年的政策大都是针对突发的、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以及疫情冲击带来的各种衍生风险而制定。这些阶段性政策安排，不能到了2021年就立马退出，这需要一个平缓的退出过程。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有些政策自然要退出，有些政策则需要长期保持，有些改革成果，毫无疑问也是需要巩固的。 例如，支持“六稳”“六保”的一些政策措施，有的可以逐渐退出，有的必须要保持相当长的时间，有的甚至要长期坚持。阶段性的政策安排，它在实践操作上本来就与众不同。因此，宏观政策“不急转弯”也需要分层次分类型，不能一概而论。 明年财政政策会有哪些调整和变化？ 刘尚希：2020年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六保”和地方“三保”而制定的。随着疫情风险降低，疫情对企业的冲击已经逐渐缓解，一些针对疫情防控的政策力度可以逐步调整，当然疫情防控还不能放松，专门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关的资金投入，有的还要保持一定的力度。但整体来看，2021年的财政政策已经不像疫情高峰时，需要那么大的政策力度。 对于财政政策的力度，其实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有一个专门表述，即“要保持一定的支出强度”。这就意味着要保持一定的赤字和债务的规模。因为明年保持支出强度的收入来源不能完全指望税收，财政的“紧平衡”也可能是长期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下子大规模地减少赤字和债务也不现实。综合平衡考虑，债务还要有一定规模，可能比疫情暴发前规模要大一些。但相比2020年可能会相对小一些，这要根据具体情况（包括债务类型）来进行判断。 推动消费，扩大内需，财政方面该如何发力？ 如何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 刘尚希：推动消费，从短期看就是让大家放心消费、愿意消费。如何创造一些有利于激发消费的条件？我觉得这是当前要重点考虑的。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两点，一是有消费者愿意购买的好东西、好的服务，换句话说要不断提升供给的质量，这样才能创造需求，激发消费的热情。二是消费的前提是得有钱，那就需要扩大就业，稳定就业，提高就业的质量，这样才能改善收入预期，才能刺激消费。我觉得这一点至关重要。 ▲6月1日，市民在武汉保成路夜市消费休闲。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收入分配的调整完善，一个是通过初次分配，一个是通过再次分配。财政更多的时候是在再分配上做文章。通过税收来调节高收入，把高的拉下来，把低的补上去，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数量，这样收入差距就变小了。 然而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再分配的作用非常有限。比如说个人所得税，其规模本来就不大，纳税人占比也比较低。因此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也比较小。 因此，要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的作用，首先得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规模比例，这是一个前提条件。但即使规模比例上去了，个人所得税能不能真正有效地，长期调节收入分配的差距？也不一定。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个人所得税设计非常复杂，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也很大，但美国的贫富差距依然在扩大，现在已经回到了二战前的水平。由此可见，通过个人所得税等再分配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短期内是有效的，它能把基尼系数降下来，但是从长期来看，它的效果相对有限（不能逆转长期趋势）。因此从长期考虑，更多还要在初次分配上做文章。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初次分配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城乡二元分治的背景造成了群体性的不平等，既有经济的不平等，也有社会的不平等。 经济不平等表现为分配差距大，收入差距、财富差距、消费差距都比较大。经济不平等还可能强化社会不平等。因为经济不平等带来能力的差距，能力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使下一代获取收入的能力难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可能会造成群体性之间的分配差距难以改变。 群体性差距和个体性差距的性质不同。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从社会整体来看，总是会有收入高中低差距，所以我们在研究收入分配的时候，按照高中低收入分组去衡量收入分配差距。但群体性的差距，通过个人努力是无法全部改变的。 因此，加快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包括经济二元和社会二元的改革，就成为我们扩大内需，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一个关键。 您认为2021年中国经济工作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是什么？ 刘尚希：我认为2021年经济工作的关键词就是“改革创新”。这涉及很多问题，例如市场化的改革进一步推进、要素的市场化、相关政策的落实效果等。 ▲时速350公里高速货运6动车组在试验轨道上运行。新华社发（吴可超 摄） 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减少资源配置的低效状况，减少资源错配，这些需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来解决。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促进市场公平竞争，要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我觉得这也是内循环畅通的一个最基本要求。 怎么样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如何减少区域之间的分割阻隔与体制的障碍？这些都有赖于改革。体制机制改革本身也是一种创新，是制度的创新。有了制度的创新，才能推动市场的创新，市场的创新就包括产品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技术的创新。 如何发挥市场主体在创新中的作用？我觉得稳定预期至关重要。因为市场主体创新的前提是它必须要有长期的打算，长期打算就得有稳定的预期。 比如对民营企业来讲，它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才会有长期打算，才会考虑投资和创新。否则这个企业它只会在经营上做文章，维持眼前的经营，并不一定会扩大研发投入，扩大创新。 虽然表面上企业经营更有活力了，但企业真正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应来自于企业的投资和研发。这对经济的复苏，尤其明年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能否开好局起好步，至关重要。 简单来讲，就是如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市场的积极性，更好地主动去创业，去创新。这样一来，经济就有了活力，经济自然就会复苏和好转。 策划：刘娟 监制：李晓云 记者：唐心怡 编辑：周佳苗 特约嘉宾：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 视频制作：王云霞 仇炳宸 制图：李权 统筹：郭建伟 崔祎璁 新华网思客知识中心出品
本报记者 董碧娟 “今年前10月，香雪制药享受社保费阶段性减免、疫情防控捐赠支出全额扣除、增值税留抵退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费优惠共计超过1500万元。”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卢锋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他们将这些优惠进一步用于研发投入、生产基地建设、员工工资及原材料采购，增强了企业发展能力，提振了信心。 香雪制药只是今年以来享受大规模减税降费红利的众多企业之一。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今年我国出台7批28项优惠力度大的减税降费措施帮助企业渡难关。前11个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达23673亿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完善？在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减税降费如何挖潜？记者就此采访了业内专家。 “减税降费作为逆周期调节政策，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是在今年疫情期间，减税降费政策聚焦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应对了经济下行压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认为，2021年应进一步巩固减税降费成效，尤其是可以适当保持针对疫情防控的相关政策，例如小微企业减税、社保费减免等，进一步实现“六稳”“六保”。 今年受疫情影响，财政减收增支明显，一些地方特别是基层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前11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5.3%，支出则同比增长0.7%。“大规模减税降费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也间接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带来财政收支压力加大的风险，从而对财政可持续性构成挑战。”李旭红认为，未来减税降费的趋势将不再是一味扩大规模，而是提质增效，在保持宏观税负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开展结构性减税降费，使受益主体集中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多位专家表示，要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巩固和拓展减负成效，就需要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中山大学税收与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杨小强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因此，协调好减税降费与财政支出的关系是一个体系性考量。李旭红认为：“财政资源统筹管理是‘十四五’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如何开展结构性调整，使财政资源在减税降费方面优化配置，是确保政策发挥效用的关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这也为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指明了方向。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白彦锋表示，在促进就业、扩大内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方面，我国有望围绕个人所得税等群众非常关心的政策开展深入改革，特别是针对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改革实施一年来的情况作全面总结，进一步完善汇总税收政策，使广大纳税人获得更多实惠。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和‘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方面，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国家减税降费政策有望继续精准发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白彦锋表示。 让减税降费与税制改革协同发力也很重要。李旭红认为，实施减税降费是迈向现代税收制度、适应经济全球化外部环境的重大举措。因此，未来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可以在税制建设与完善过程中发力，推动实现税收体系现代化。既要在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中体现减税要求，以改革促减税，又要瞄准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现代税制大方向。 持续优化税收服务，不断完善税收营商环境也是让减税降费提质增效的关键。今年，税务部门大力推行“非接触式”办税缴费，帮助纳税人缴费人足不出户、直达快享政策优惠。今年1月至11月，全国累计办理主要涉税业务中“非接触式”办理的占比已近九成，且纳税人缴费人对网上办税缴费的满意度达97.3%。 “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是对经济发展最好的激励，我们应通过纳税服务实现税收公平。”杨小强认为，一揽子税收优惠出台后还须落实好，应实际考虑纳税人的知识与能力，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帮助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等掌握税收政策，更便捷享受税收优惠。 最近，税收营商环境领域改革又有大动作。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印发公告，决定在前期开展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试点的基础上，分两步在全国新设立登记的纳税人中实行专票电子化。专家认为，此举将让企业领用发票更快捷、远程交付更便利、财务管理更高效，将有效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在新办纳税人中实行专票电子化后，税务部门将推出更多便利化举措，持续提升纳税人的体验感和满意度，进一步推进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无论是政策调整，还是服务优化，都需要更加聚焦市场需求。“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减税的同时，还应该加强对需求侧减税的管理，全方位服务于新发展格局下对投资、消费、出口的要求，更精准服务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李旭红表示。
本周以来，债市持续反弹，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3.33%附近一路下行至12月23日收盘的3.265%。英国病毒变异近期导致全球市场避险情绪攀升，上证综指受此影响在22日大跌逾1.8%，23日有所反弹。 除了全球疫情的影响，近期更有机构预测明年有望降准，并称债市或出现"抢跑行情"。但就在不久前，市场还对“加息”展开过热烈讨论。最近，例如申万宏源首席宏观分析师秦泰表示，若仅依赖MLF（中期借贷便利）投放而不降准， 2021年年底要将M2增速维持在9.4%左右的水平预计需净投放2.9万亿MLF，所需规模过大，操作成本过高，因此该机构认为2021年1月和7月（三季度）两次降准各50BP（基点）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选择。降准操作之后，并不需大规模回笼MLF，全年仍需净投放1万亿MLF则能实现年底M2增速9.4%的目标，这样的MLF净投放规模不会引发市场预期的明显分歧。 但是否做多债市时机已到？明年央行又将如何调整流动性投放的操作？ “我仍然认为明年政策利率不会提升或下降，全面降准过于乐观。即使降准，更可能的也只是定向降准，理由可能是支持债转股以及小微企业。”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颜色于12月23日对记者表示。 在他看来，2021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强劲复苏的格局已经确立，2020年A股也稳中有进，若2021年市场仍延续向好格局，一季度末不排除央行会采取逆周期措施进行适度对冲，毕竟目前还看不出海外疫情恶化对中国有多大影响，仍需评估。近期的中央经济会议定调2021年政策“不急转弯”、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但政策正常化的态势已经确立，因此对债市难言构成大利好。 BioNTech首席执行官Ugur Sahin最新表示，相信他们与辉瑞共同开发的疫苗可应对新毒株，毕竟构成病毒变种的99%的蛋白质与原病毒保持一致，并表示将在实验后得出关于疫苗的最终结论，数据会在几周后公布。 不过，比起2021年11月初各界对流动性的悲观态度，当前情况出现了小幅变化。颜色提及，“政策变化在于，央行或将更关注长端收益率的变化，以前央行对10年期国债的关注度并不特别高，但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若长端收益率持续上升，会导致企业发债成本大幅攀升。因此，此前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将达3.5%的预期或难成立，但我认为即使收益率因一季度经济亮眼而触及3.5%，也可能只是触碰一下，预计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将围绕3.3%的中枢波动。” 原因也在于，近期信用债取消发行情况依然严重，信用利差走阔之势尚未结束，信用债市场风波仍未平息，“由于年末流动性需求旺盛、长端利率与政策性利率偏离情况严重、未来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上行压力依然较大，因此央行会维持跨年流动性稳定充裕，这也体现在12月15日超量续做MLF之中。” 颜色称。但他认为，即使如此，全面降准或降息可能性也很小。 同时，主流机构普遍认为，目前做多债市时机未到。“年初银行会配置一波债券，收益率会下行，但因为经济持续向好、政策正常化，后面债券收益率还会再上。” 中航信托宏观策略总监吴照银对记者称。在他看来，尽管现在的债券收益率已处于较高水平，但是2021年上半年的经济基本面仍然不利于债券市场。经济强劲增长、通胀上行、货币政策收紧都不利于债券收益率下行，并有可能会推动债券收益率进一步走高。这种宏观背景下，债券投资策略仍要保持较低的杠杆，将债券组合的久期控制在较低水平。 做多债市的窗口期或在2021年下半年才正式开启。吴照银称，如果是货币类产品，则从二季度开始，由于其配置的利率债的收益率水平很高，货币产品的收益水平也将处于很高的水平，从而会吸引更多的资金追捧。大概在二季度和三季度，货币类产品将受到市场的追捧。三季度后，经济增长逐步回归潜在增速，连续几个季度的货币政策正常化也会降低通胀预期，海外补库存阶段也已结束，债券投资的春天就会来临，拉长久期、放大杠杆比例是较好的投资策略。从全年来看，先后经历股票、商品、货币、债券四类资产轮动，犹如春夏秋冬四季分明。
对于明年中国经济怎么走，各家机构都有自已的看法。花旗银行近日发布了对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的预测，该行研究部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刘利刚在一场电话媒体会议上表示，明年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周期逐渐收敛的过程，到明年下半年将回归自身潜在增长水平，预计全年GDP增速为8.2%。 值得注意的是，他说，明年人民币汇率将会持续升值，甚至到明年年底破6；外资也仍然会加大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刘利刚表示，中国的财政政策在明年是逐渐走向正常化和可持续的过程，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应该相对谨慎一些，预计明年央行既不会加息，也不会进一步降准。 消费支撑经济快速反弹 花旗预测，2021年中国GDP增速为8.2%，这一数字较大多数外资机构的预测偏低。刘利刚表示，明年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周期逐渐收敛的过程，预计明年各季度的经济增速依次为16%、8%、6％和5%，明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回到自身潜在增长水平。 谈及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刘利刚称，消费将会支撑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和反弹，预计明年零售同比增速或将达到近几年新高；其次，投资方面，明年固定资产投资将会达到7.2%的同比增速，制造业明年会有一个强劲的追赶效应；第三，出口方面，随着疫情对其他国家生产的影响逐渐减弱，叠加人民币走强，明年出口需求将不会像今年这么强劲。 此外，物价方面，花旗表示，明年物价在上半年还是通缩的状况，全年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预计1.2%，PPI（生产价格指数）为1.3%。 明年人民币升至6 对于人民币汇率，花旗预测，明年人民币汇率将会进一步升值，至明年年底甚至会破6。刘利刚表示，明年海外机构配置人民币资产的欲望会进一步增强。 从去年年底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近7%。刘利刚表示，主要原因是：第一，市场力量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第二，中国资本市场加速开放，债市继续纳入全球主要指数，相关配套政策的不断完善，海外投资人可以更加便利地将投资收益汇出海外等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流入中国市场；第三，中国和海外主要经济体利差不断扩大。刘利刚认为，明年这些利好将会持续下去。 不过，尽管目前支持中国出口的因素仍然比较强，但刘利刚认为，到明年中期，随着全球经济进一步复苏，贸易企业开始担心自己的利润率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方面，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复工复产，会对中国出口产生一定影响。中国的外贸企业在明年下半年可能会感到比较强劲的人民币对出口产生的负面影响。 非常规政策退出需谨慎 财政政策方面，刘利刚表示，中国的财政政策在明年是逐渐走向正常化和可持续的过程。今年中国政府财政债务上升，而明年，预计财政政策将逐渐走向正常化，财政赤字将从今年的3.6%降到3%，地方专项债会从今年的3.75万亿降到3万亿，明年也没有中央政府的特殊国债发行，同时明年企业的减费降税也会从今年的2.5万亿降到2万亿左右。刘利刚表示，明年中国的全政府财政赤字率还是要高于2019年的水平。因此，这并不是一个比较大的财政刺激政策的退出，而是秉承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要求政策的可持续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货币政策方面，刘利刚的观点和市场有所不同。他认为，明年央行既不会加息，也不会进一步降准，预计明年M2的增速会从今年的10.5%左右降到9%左右，社融总量从今年的13.5%降到明年的11.1%左右。“货币政策的退出相对比较谨慎一些，特别是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更多地考虑海外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从G3国家货币政策来看，美联储可能到2023年才会考虑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欧洲央行现在还没有一个时间表来退出其现在的大规模量化宽松和负利率政策，日本央行的负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已经持续了七八年，所谓的安倍经济学里的宽松货币政策还在进行。”刘利刚称。 刘利刚表示，海外释放大规模的流动性，中国的货币政策从现在相对比较宽松的状况，走向一个稳健的或者是逐渐正常化的过程，会面临很多政策挑战，政策过快地转向或退出，会造成更多的资本流入，人民币会进一步升值。在国内比较高的利率水平情况下，更多的资本流入会逐利到一些高收益行业，那就是房地产行业或者是股市，这会造成中国新一轮资产泡沫的产生。 “央行首先应该依赖宏观审慎的政策，而不是高利息。高利息政策会使房地产市场绑架整个国民经济，造成整个经济体高利息的情况，而高利息不利于企业的投资和创新。”刘利刚建议，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在今后的退出应该相对谨慎一些。
（原标题：新能源板块为什么持续疯涨？全世界都在推支持政策！） 包括光伏、风电、新能源车在内的大新能源板块占据了全市场最核心、最引人瞩目的位置，而且一点都没客气，涨幅遥遥领先于其他板块。在A股，今日，光伏发电、风能、太阳能、电池等大新能源产业几乎全线大涨，以光伏、风能个股为主的Wind发电设备指数板块高开后持续拉升，早盘涨幅一度超过8.6%，几乎是排在第二位的餐饮旅游板块涨幅的两倍。阳光电源一度涨超16%，锦浪科技涨超15%，华西能源开盘后迅速封死涨停板。运达股份涨超16%。泰胜风能、日月股份、天顺风能盘中均触及涨停板。隆基股份涨近5%。太阳能等个股触及涨停。福莱特A股今日多次触及涨停板。在H股，今日，光伏太阳能、光伏玻璃、风电股、风电为首的电力设备股、特斯拉概念股等大新能源产业的板块挤满了前排座位。光伏太阳能板块涨幅高达8.2%。光伏玻璃涨了7.7%，风电股涨了7.3%，特斯拉概念股涨幅接近6%。福莱特玻璃早盘飙涨18%，信义光能涨9%、洛阳玻璃股份涨超8%。从年初至今，福莱特玻璃（下图）的累计涨幅超过520%，信义光能累涨超260%，洛阳玻璃股份涨超100%。A股的阳光电源（下图）直到今年6月还徘徊在10元位置，如今已高达73元。如果10月初以不到7元的成本买入金风科技，持有至今的收益高达一倍。H股的信义光能今年4月底还不足5港元，如今快要20港元了。为什么这么火爆？新能源太受欢迎了，是最受市场宠爱的板块。月风-投资笔记在微博上爆料说，在浙商策略会上，光伏和电动车产业链的参会人员挤得满满当当，人都快扑出房间了。原因很简单：政策利好实在是太多了。不仅是中国大举推动能源转型，而且美国和欧洲也都致力于能源变革。可以说，当前全世界主要国家都在进行一次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能源业大变革，其深远意义可能不亚于多年前的石油和天然气。中国新能源已克服关键障碍，未来数年将大举发展新能源在我国，新能源产业迎来一个明显的转折年。这一年，发展新能源产业被明确写入了“十四五”规划。国家主席习近平此前已经提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根据万联证券电新行业首席研究员江维的测算，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将电力行业的碳排放量控制在40.2亿吨以内。这意味着风电、光伏仍有较大增量空间。江维进一步解析：若光伏装机量占比达到40%、风电装机量占比达到35%，光伏总装机量将达到5471GW，风电总装机量将达到3275GW。与2019年末光伏204GW、风电210GW的总装机规模相比，光伏有近26倍、风电有15倍的增长空间。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战略规划部主任何勇健已经明确表示，即使不考虑2060年“碳中和”因素，2050年电力总装机也将达60亿千瓦。未来的清洁能源供应主力来自风电和光伏。届时，风电、光电装机均超过20亿千瓦，占总装机的2/3。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本周表示，到2030年，我国风能、太阳能要达到12亿千瓦以上。鉴于国家能源局预计2020年底风能、太阳能装机总量能够达到4.6亿千瓦，章建华给出的数据意味着，未来十年风能、太阳能装机量可能大举增至今年的2.6倍。12月22日，中国能源政策研究年会暨“中国电力圆桌”四季度会议在京召开。有代表在会上表示，国家能源局已提出“2021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合计新增1.2亿千瓦（120吉瓦）”的目标。这标志着我国新能源行业年度新增装机规划将首次突破1亿千瓦，比最近协会和市场预期将会提高的装机目标又高了不少。业内此前预期2020年光伏、风电装机只有74吉瓦，包括光伏40吉瓦和风电34吉瓦，预期的2021年光伏、风电装机只有85吉瓦，包括光伏55吉瓦和风电30吉瓦。如果能源局此次提出明年风光新增120吉瓦的目标最终兑现，无疑将再度超出市场预期。我国新能源的发展速度惊人，近10多年都以30%以上的超常规速度在增长，如今我国已是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国家。截至2019年底，中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为4.1亿千瓦，约占总装机容量的20%，超过全球总量的1/3。风电并网容量10年增长15倍，光伏并网容量10年增长1247倍。“新能源已成为主力电源之一，去年有21个省(区)新能源发电装机成为当地第一、第二大电源。”国家电网国调中心原副总工程师裴哲义此前总结称。为什么中国从近年开始大力推进新能源？一个关键点在于成本问题。前些年，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高成本，所以为了鼓励发展，国家给予一定的补贴。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表示，近几年，经过多方努力，新能源技术发展很快、成本不断降低，到今年为止，这个问题已经可以解决。他称，今后，新能源的发展基本上不需要国家补贴，主要由市场决定。美国推出利好政策美国国会周一晚间批准了一项疫情救助计划，将太阳能系统投资税收抵免（ITC）延长两年，并为相关储能研究提供新的资金。根据这项立法，2021年和2022年开始建设的ITC将保持在26%，2023年下降到22%，到2024年商业项目下降到10%，户用项目降为0。延长的ITC或将被纳入1.4万亿美元联邦支持计划，以及9000亿美元新冠肺炎病毒减免支出法案。ITC今年1月份还高达30%，原本计划明年下降到22%。新政实际上加大了支持力度。ITC政策是直接刺激美国光伏行业发展的重要政策。该政策已实施近15年，美国光伏装机CAGR约45%。美国ITC政策始于2005年的“能源政策法案”，并于2006年1月1日生效，并于2006、2008、2016、2017年给予多次展延。这一政策下，纳税人可通过对用于提供电力生产、在符合条件的基础上的电力设备进行投资以获得ITC享有资格。在太阳能领域，在ITC实施至今的近15年内，美国境内光伏装机CAGR达45%左右，成为新增需求快速释放最重要的推动力。对此，中信证券分析师弓永峰、林劼认为，此举有望推动美国市场光伏装机需求加速放量，预计未来5年美国光伏装机中枢有望翻倍提升至30GW以上。东吴证券表示，美国ITC补贴退坡速度慢于预期，利好光伏装机：美国今年1-3季度装机总量11GW，同增50%，预期全年19GW，同增43%。截止今年三季度末，美国储备项目量达324GW，同增243%，是2019年全年装机的近20倍。储备项目量大，ITC补贴强度维持高位，叠加未来组件价格继续下行，预计美国装机持续高增长。欧洲：2020年，新能源车的转型年“2020年是欧洲新能源汽车的转折点。”德国《经济周刊》此前这样评价欧洲。欧洲制定了宏伟的新能源车推广目标：到2030年，新能源车的销量要在所有车辆销售中的占比提高到20%，远超去年的3%。欧洲采取了“胡萝卜+大棒”式的能源转型政策，大力推动转型。在为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提供高额补贴的同时，欧洲还逼迫车辆生产商们必须满足严苛的二氧化碳排放要求，不满足就高额罚款。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26个国家都有电动汽车补贴政策。比如，在德国，4万欧元及以下的纯电动车补贴9000欧元；超过4万欧元补贴7500欧元；没有领取过补贴的纯电动也补贴5000欧元，且补贴有效期从既定的2020年底延长至2025年底。法国将新能源汽车补贴延长至2022年，预算由去年的2.6亿欧元提高到今年的4亿欧元，车价低于4.5万欧元的新能源汽车，每辆最高补贴6000欧元。欧洲已经有多个国家都宣布了禁售燃油车的计划。挪威拟2025年起禁售新燃油车，丹麦、冰岛、爱尔兰等国家均计划2030年后禁售新燃油车，法国则定在2040年。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上个月宣布，英国可能自2030年起全面禁售传统化石燃料汽车。
我们近期发布报告《建议先放开三胎：中国人口报告2020》，全网5.7亿阅读。2020年10月的2万人生育调查结果显示，60%的人支持放开三孩，24%反对，16%中立。一些网友反对放开的理由在于养不起，但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提法淡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是最新提法。未来我国生育政策面临重大变化。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 2021年1月20日全国人大要求各地清理各地不合时宜计生法规，停止执行过严处罚处分。这可理解为对放开生育的默许，从默许到明示，未来或已不远。 2月18日，国家卫健委《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839号建议的答复》称，代表在建议中提出“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对我委工作很有参考价值。 “您在建议中提出‘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对我委工作很有参考价值。我委认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组织专家进行研究，深入研判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对当地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稳定、资源环境战略、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影响；做好政策调整后人口变动测算；研究实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需要配套出台的文件；评估政策变动的社会风险等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东北地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当前中国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出生人口趋势性下滑，老龄化加速到来，人口峰值临近，人口危机渐行渐近。我们先后发布《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老龄化少子化加快——中国人口报告》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018年3月、2019年1月、2019年12月、2020年10月我们四次在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微博发起调查，共20.5万人参与生育意愿投票。但调查结果不容乐观，在假设未来全面放开生育背景下，意愿总和生育率在1.30-1.75之间，大致相当于1.0-1.4的实际生育水平。 70后因为错过最佳生育年龄想生不能生，80后90后作为生育主力，面临着赡养4位老人的压力，在生育问题上因经济成本（教育、医疗等）、时间精力成本等想生不敢生。 近年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引发人口大讨论，“十四五”时期生育政策调整事关重大，也关系每个家庭。由于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我们建议，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尽快让生育权回归家庭，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实现生得起、养得起。 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 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 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 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考虑到短期内社会各界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仍存较大争议，建议在“十四五”时期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这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但必须强调的是，如果能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就应果断执行、不再拖延。 1、出生人口大幅下滑，人口危机渐行渐近 2020年出生人口或大幅下滑超200万，持续创1949年以来新低。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当年出生人口攀升至1786万，2017、2018年分别降至1723万、1523万，2019年再下降58万至1465万，全面二孩政策效应持续消退。除1960-1961年受自然灾害影响导致出生人口分别为1381万、1187万外，2018、2019年出生人口持续创1949年以来新低。2020年出生人口数据数据待2021年4月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公布，但公安部数据显示2020年新生儿登记数仅1003.5万，较2019年大幅下降约15%。2019年公安部新生儿登记数为当年统计局出生人口的80.5%，按此比例反推2020年出生人口或较2019年下降超200万。 随着主力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生育堆积效应彻底消退以及城市化推进、受教育程度提高等，预计2028年出生人口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1987-1992年出生人口从峰值2529万大幅降至1875万，导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2013年达到高点1.73亿后迅速下降。主力育龄妇女规模持续缩减是出生人口持续下滑的重要原因，出生人口1992年后下降趋缓，带动主力育龄妇女和出生人口也将在2028年前后下降趋缓。未来十年左右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减少约30%、25-30岁最佳生育年龄妇女将减少超过40%，加上晚婚晚育、不孕不育、单身丁克等情况，预计到2028年出生人口或降至不到1100万，2029-2036年有所企稳，2037年后再持续下滑至2050年的约800多万。 从全球看，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速度前所未有，2019年仅为1.5左右，全面二孩效应彻底消失后还将进一步下滑。总和生育率指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但官方数据一度存在对低龄人口的漏登导致低估总和生育率，我们基于教育部门的小学生入学数据和漏报率修正了近年总和生育率。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9年的1.5左右。当前二孩出生占比仍高于一孩，这意味着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彻底消退，总和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降。而根据联合国估计，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不仅远低于2.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接近1.7的发达国家水平；1950-2015年美国总和生育率从3.3降至1.9，日本从3.0降至1.4，印度从5.9降至2.4，均远小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6到1.6的降幅。 人口负增长临近，远期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015-210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联合国对中国人口规模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无变动方案和固定生育率方案对未来总和生育率假设均为1.60，分别将于2023、2026年达到14.2亿、14.3亿人的峰值。根据我们预测，按照总和生育率1.4左右的发展趋势，中国人口将在2022年前后见顶，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人口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4年减少仅9%，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2%，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5%，即降至约7.5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5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负担日益加重，2019-2050年中国老人比重将从12%快速升至近30%。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197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3岁快速升至37.0岁，预计2050年将达50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6、46.3、26.7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0、46.6、53.2、37.5岁。从65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1970-199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年占比达12.6%，预计中国将用约21年、即于2022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1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29.5%、2060年达35.2%，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8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近1.7亿，预计2050将近3.8亿，届时每3.4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首次将应对老龄化提升为中长期国家战略。 2、调查结果：鼓励二孩和全面放开下生育意愿仍不乐观，不生孩子比例超预期 从调查结果看，即使鼓励二孩乃至全面放开生育，生育意愿也不容乐观。2018年3月、2019年1月、2019年12月、2020年10月我们曾先后发起四次生育意愿调查，样本总计达20.5万，但分别只有33.9%、37.1%、30.5%、33.5%的人愿意生育二孩，只有23.0%、22.6%、11.3%、14.5%的人愿意生育3个及以上孩子。更需注意的是，四次调查中有约15%-30%的人选择一个不生，其中包括部分人的真实选择，但应该也反映了不少年轻人对生育压力和生育成本的恐惧。总的来说，即使在完全放开生育下，简单基于四次调查计算的意愿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3、1.75、1.30、1.44，生育意愿非常不容乐观。根据2020年10月调查，有60%的人支持放开三孩，16%的人中立，24%的人反对。 从现实看，不生孩子的情况主要包括单身主义、不孕不育、同性恋、丁克家庭等。在婚姻方面，2013-2019年中国结婚对数从1346.9万对持续降至927.3万对、降幅31.2%，离婚对数从350.0万对升至470.1万对、增幅34.3%，离结比（离婚对数/结婚对数）从26.0%升至50.7%。“婚都不结了，怎么生孩子”。在生育障碍方面，当前中国已婚夫妇不孕不育发生率高达12.5%-15%，规模约4000万-5000万，大部分在于后天原因，比如环境污染、过度熬夜、工作压力、不良习惯等；虽然不孕不育可通过药物治疗、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得到部分解决，但随着晚婚形成的高龄不孕不育仍难以治疗。选择丁克的家庭占比也较大，上海市妇联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丁克家庭已经占到上海家庭总数的12.4%；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性别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户籍家庭中占比约为10%左右，且呈趋势上升。 3、70后想生不能生，80后90后想生不敢生 女性的生育期一般在15-49岁，最佳生育年龄一般在23-30岁，最好不超过35岁。70后已具备一定物质基础，生育二孩意愿强烈，但女性、男性均已错过最佳生育年龄，成功妊娠并生育的可能性较小。80后90后作为当生育主力，面临赡养4个老人的压力，在生育问题上因经济成本（教育、房价、医疗等）、时间精力成本等想生不敢生。 从现实看，教育、时间精力、住房是限制生育的三大因素。根据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平台的3.3万人调查，教育是影响生育行为的第一大因素，有71.6%的人选择。教育的问题一方面是费用高，比如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家庭被迫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根据教育部数据，由于公立幼儿园数量大幅缩减，1997-2018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3%。另一方面是费心，比如孩子上学放学时间造成的接送问题、辅导功课问题，部分学校把“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等。 第二大因素是时间精力问题，有66.7%的人选择，包括没人带孩子、担心影响工作等。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90-2018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73.2%降至61.3%，下降11.9个百分点，虽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但与男性女劳动参与率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6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表明职场性别歧视加大，使得女性越来越不愿生育。 第三大因素是住房，有66.4%的人选择。随着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19年居民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约30%增至102.4%。此外，还有53.1%的人选择医疗费用高，37.6%有选择养老负担重。 综合权衡下，生二孩让不少80后90后家庭望而却步。从政府的角度，进一步提升相关民生开支比重可以降低家庭生育成本。不可否认，近十年来中国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支出比重明显上升，合计占比从2007年的29.2%增至2019年的33.9%，其中2019年教育、医疗、社保支出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分别为14.6%、7.0%、12.3%。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尽管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存在差异，相关民生支出比重提升空间依然较大。以美国为例，2018年美国政府在教育、医疗和收入保障方面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4.6%、23.8%、22.8%，合计6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也需要从增长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更加注重民生。 3、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建议先放开三孩 近年关于要不要全面放开生育的中国第三轮人口大论战十分激烈，有的建议谨慎调整生育政策，有的建议尽快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生育政策调整事关国运。2019年11月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较之前的“完善生育政策”有所改进，但仍限于“全面二孩”政策框架。我们建议，让生育权回归家庭，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考虑到当前各界对是否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争议较大，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可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之前实行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生育效果均不及预期，并大幅低于反对放开生育派的预测数据。因此，可以确定无疑的是，放开三孩必然效果甚微。但这样建议的考虑有两个：一是进一步解除保守派对人口暴增的担心，让全面放开生育尽快落地，从而让生育权尽快彻底回归家庭；二是让保守派更清楚认识到当前严峻人口形势，从而为鼓励生育、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做下铺垫。这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一些人担心农村地区出生人口会大幅反弹，但根据全国1‰人口变动抽样调查，2018年全国城市、镇、乡村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31、1.54、1.69，这意味着对农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1）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 2）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全面放开，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3）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通过《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草案)》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逐步恢复正常，但对小微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特殊困难仍需加以帮扶。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做好政策接续和合理调整，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稳定市场预期。会议确定，明年一季度要继续落实好原定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在此基础上适当延长政策期限，做到按市场化原则应延尽延，由银行和企业自主协商确定。对办理贷款延期还本付息且期限不少于6个月的地方法人银行，继续按贷款本金1%给予激励。将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期限由今年底适当延长。对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发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继续按贷款本金40%给予优惠资金支持。实施好和适当延长上述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帮助小微企业更好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实现生产经营稳定恢复。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尽管我国经济稳步回暖，但经济恢复态势还不稳固，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仍面临较大困难。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十分及时和必要。这是宏观政策“不急转弯”的具体体现，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稳定小微企业信心。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也指出，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体现了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有助于小微企业更好地渡过难关，实现稳定持续稳健的经营，也有助于保市场主体保就业目标的实现。此外，对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的延期有助于降低中小银行资金成本，提高中小银行支持小微企业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在小微企业贷款中信用贷款的占比，并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从而更好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总体来看，上述政策的延期有助于金融更好地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对于会议通过《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草案)》，董希淼认为，一些非法集资活动打着金融创新等旗号，利用新型金融概念炒作，增加了欺骗性和隐蔽性，加大了非法集资的防控打击难度。针对非法集资，缺乏明确的法律制度安排及监管职责划分，存在一定监管空白。金融供给的结构性失衡，使一些人不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金融服务，这也为非法集资提供了一定空间。 “出台《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草案)》，明确地方各级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监管部门职责分工，有助于厘清金融风险防控和金融组织的监管职责，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更有效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更好地保护公众合法权益。”董希淼说。(班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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