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三省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分别减少7.6万人、13.33万人和21.8万人，合计减少42.73万人。 从计划生育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也在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近日发布对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称，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提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消息一出，引发舆论关注。 东北地区人口的持续下降，为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2020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国家卫健委表示，曾委托辽宁大学、吉林大学等研究机构做过研究，并多次赴当地开展专题调研。东北地区为何想要率先探索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限制？育儿成本高，如何解决？总台央广记者专访了辽宁大学和吉林大学参与上述研究的相关专家。 一年减少42.73万人，东三省人口全部负增长！ 东北地区为何要率先尝试“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给记者列了一组数据： 宋丽敏：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三省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分别减少7.6万人、13.33万人和21.8万人，合计减少42.73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80‰、-0.85‰、-1.01‰。虽然东北三省2020年的人口数据尚未公布，但大概率也是延续人口负增长态势。 国家卫生健康委称，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 专家：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提高上去 宋丽敏表示，人口流失和出生率下降，是东北地区出现人口负增长的两个主要原因，而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提高。卫健委的答复也指出，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其实相对宽松，比如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 △宋丽敏 宋丽敏：东北它还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国有经济比重高，原来我们控制生育的政策执行的效果比较明显。这样我们过早的形成了一个，我把它叫做“生育意愿刚性”——就是说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提高上去。我们现在生养孩子给家庭带来的收益，它也不断在弱化，但成本不断再提升，所以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提高。 那么，东北地区，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话，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好哪些准备？宋丽敏表示，首先就是要对生育意愿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宋丽敏：有必要针对全域做一个生育(意愿)的调查，全面放开大家生育的可能性有多大，对未来人口发展有什么影响。第二个就是要做一下监测，就看这个效果怎么样，下一步我们再怎么做能够去改善或者是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提高生育率，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吗？ 提高生育率，并非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2020年底，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登记的新生儿较2019年减少了175.5万人，降幅为14.9%。如何提高生育水平，已经迫在眉睫。 吉林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王晓峰认为，在东北地区“试点探索”还不够，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限制。但他同时指出，生育政策作为人口政策的其中一部分，对于解决人口负增长问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还远远不够。 王晓峰：生育政策也仅仅是在它政策的有效范围内可以起作用，在它的政策范围以外，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解决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我认为恐怕还不够。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是不是可以放开的可以快一点，范围可以更大。所以还需要生育政策，甚至人口政策以外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这样综合来实施。 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出，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 育儿成本高，如何解决？ 有声音指出，有些人不愿“生”，其实是担心“育”。 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首先就是“钱”的问题。学区房、奶粉钱、兴趣班……“育儿账单”越来“沉”, 推高了养娃成本。宋丽敏建议，可以从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入手，进一步减轻家庭育儿成本： 宋丽敏：(建议)一个孩子的家庭他(她)可以减免很多税，而且可以下降到更低的税级，使家庭的纳税有大幅度的削减。实行递进式的生育津贴制，根据孩子的成长不同阶段，根据孩子的数量实行梯次递进的补贴机制，缓解家庭的经济成本。同时包括生养孩子过程当中使用的商品，比如说母婴商品，比如说我们购买房产还有很多税收都应该有减免，我觉得这样更科学也更人性化，体现了一种生育友好性。 怀孕生子时降职降薪了怎么办？重回职场害怕“跟不上”了如何解决？已婚妇女不愿生育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职业生涯断档”。对此宋丽敏建议，可以参考国外经验，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 宋丽敏：其实我们现在男性好像只有陪产假，然后就没有育儿假。如果父亲能够共同来参与育儿的话，可能就能减轻母亲的负担，对她的职业中断产生的影响也会有一定的削减。所以我就特别主张要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让男性承担更多育儿责任。 除了金钱和时间，育儿还需要“人力”成本。“一个人工作养不起，两个人工作孩子没人带”，是很多年轻夫妻的真实写照。 国家卫健委在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中提到，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已协调相关部门共同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托育服务开局良好，成效初步显现日前。此外，国家卫健委日前还对外公布了《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王晓峰认为，大力发展托幼机构，可以发挥市场资源和配置作用，但政府一定要主导。 王晓峰：东北计划经济年代国有成分高，是不是国有企业里都有托儿所？对，但是后来市场化之后，很多都放给社会了，特别是公办的0到3岁的托幼机构就逐渐就没有了。现在政府又在做这个事，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在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应该是很重要的方面。把0到3岁的突破与机构如果能很好的能够办起来，能够推广，特别是在一些国有企业里边先把它办起来，这倒是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相当比例的育龄人群家庭的育儿负担了。 专家：改变“晚婚晚育”的思路，该结婚就结婚 王晓峰告诉记者，一般意义上的生育率是“全人口的生育水平”，包括未婚人群。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已婚生育率其实是在缓慢提高的。因此提高整体生育率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大家的结婚意愿，并且改变“晚婚晚育”的思路，缩短生育周期。 王晓峰：我们国家现在不结婚的人多，或者是晚婚的人多，实际上一定程度还是限制了生育水平的回升。都没有婚姻了还如何谈得上生育？所以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讲，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年轻人特别是婚育人群，到一定年龄了，该结婚就结婚，别晚婚。 总台央广记者丨王逸群 徐志强 苑竞玮
2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数据，2021年2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1年期LPR为3.85%，5年期以上LPR为4.65%。回溯历史数据可知，本次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均与上期持平，已连续10个月保持不变。 “LPR‘十连平’符合市场预期。”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当前利率水平与宏观经济恢复水平相匹配。我国经济在疫情冲击后稳步恢复，LPR水平保持稳定，与经济平稳运行的实际需要相适应。另一方面，体现了货币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对实体经济复苏提供必要的支持。温彬指出，近期，央行通过更加精准的操作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加强政策利率对市场利率的引导。此前OMO、MLF利率未变预示着本月LPR大概率保持不变。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 关注政策利率信号 春节前后，央行的一系列公开市场操作引发市场关注。例如，春节后第一个交易日，央行等量续做当日到期的2000亿元MLF，缩量续做200亿元逆回购对冲当日到期的2800亿元逆回购，回收流动性2600亿元。而此前公开市场操作中，也出现了50亿元、20亿元的小量操作。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这些操作并非意味货币政策收紧。温彬提示，尽管出现了“小量”操作，但中标利率均保持稳定，体现了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更加注重对利率的引导，政策信号意义明显。他表示，近期央行引导市场关注政策利率而不是公开市场操作数量，起到了稳定市场预期的作用。《2020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指出，“判断短期利率走势首先要看政策利率是否发生变化，主要是央行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是否变化，而不应过度关注公开市场操作数量”。 中信证券明明债券研究团队也在其报告中表示，“当前，央行的操作价重于量。尽管年初以来公开市场操作量有所调整，相继出现50亿元、20亿元的投放，但是政策利率水平均维持不变。” 交通银行总行金融研究中心副总经理、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政策不急转弯，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稳健基调。1月金融数据‘开门红’也显示，前期政策实施效果良好。” 下一阶段：LPR将与经济平稳发展所需保持一致 “十连平”之后，市场同样关注的是下一阶段利率水平等货币政策会如何变化。温彬表示，短期内，政策利率调整的概率不大，LPR将大概率维持稳定，与经济平稳发展所需保持一致。他分析，由于基数效应，我国2021年全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会呈现一个前高后低的走势，整体上看会达到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水平；从通货膨胀因素来看，随着猪肉价格扰动因素的消除，今年CPI会保持在温和可控水平，同时由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PPI年内可能会较去年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但2021年通胀大幅走高的风险不大；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看，由于企业经营仍处在疫情冲击后的修复阶段，企业贷款利率转而大幅上行的可能性也很小。 他认为，当前应继续坚持政策灵活精准特点，确保资金流向到实体经济，更好支持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要防止资金违规流向房地产市场，加强后续资金流向的监督管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货币环境。
●本报实习记者王方圆 日前，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北京多家银行房贷政策未出现调整，但对经营贷十分谨慎。 专家表示，从政策角度而言，不排除未来北京部分银行调整房贷相关政策。此外，经营贷政策也可能出现变化。 房贷政策未生变 “只要您满足贷款要求，房贷就不难批下来。”某国有行客户经理刘杰（化名）表示，自家银行并未出现房贷额度收紧或利率上调的情况。 另一家国有行客户经理张扬（化名）也表示，自家银行的房贷政策没有任何变化。据她介绍，自家银行首套房贷款利率在5.2%左右，二套房贷款利率在5.7%左右。 某农商行客户经理李晓（化名）称，自家银行不仅未收到房贷收紧相关通知，而且房贷审批速度还很快。“您和中介网签1-2天之后，我行即可执行批贷，过户1-2天之后我行即可放款。”李晓称。 对此，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此前央行出台了“房贷集中度”规定，且已有其他地区对房贷有所调整。从该角度而言，并不排除未来北京也会对房贷政策进行调整。 严查经营贷用途 虽然北京多家银行对于房贷颇为“淡定”，但对经营贷却表现得十分谨慎。 某股份行客户经理张希（化名）对中国证券报记者明确表示，经营贷只能用于企业经营，严禁流入房地产市场，办理经营贷需要客户提供经营流水、上下游采购情况等信息，银行在放款时也会通过受托支付形式。 “如果客户被查出来经营贷用于违规用途，银行也要担责任。”李晓称，自家银行对经营贷管控非常严格，客户申请经营贷需满足多项要求，如公司经营两年以上，且需提供营业执照、开户证明、公司章程等资料。 不过，对客户合规的经营贷贷款需求，银行也持欢迎态度。张扬就向中国证券报记者推荐了一款面向纳税情况、经营状况较好的小微企业推出的一款经营贷产品，利率甚至低于3.65%，“只要您符合国家政策要求，审批速度挺快的”。 满足真实需求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多地对房贷、经营贷出现政策调整，目的在于满足真正的贷款需求。 某位贷款中介表示，银行之所以严控经营贷风险，与近年来不少客户将房贷转换为经营贷套利有关。据他透露，目前北京地区部分银行有调整经营贷利率的想法，不排除未来会提高经营贷利率及提高放贷标准。 1月30日，北京银保监局要求各行对2020年下半年以来新发放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个人经营性贷款合规性开展全面自查。对于银行因经营不审慎、内控管理不到位导致消费贷、经营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等问题，一经查实将依法从严从重处理。 “不过，经营贷本质上也是合规的贷款产品，长期来说，还是需要继续做的。”严跃进称。此外，银行可进一步研究资金投向房地产哪些领域，例如可关注当地小户型住房及租赁市场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一些关于房贷的传言引发了市场波动。对此，严跃进建议，银行在贷款方面既要落实政策，也应提供一些便民服务，缓解紧张情绪。“房贷集中度是从银行防范经营风险角度而言的，但真正应解决的是老百姓的购房问题，需要将政策落实。”
阎岳 1月26日，一则“货币政策应适度转向”的消息搅乱了市场。笔者仔细阅读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的发言全文后，发现他的观点其实还有后半句，即“货币政策转向不能太快”。市场放大了马骏观点的前半部分，对后半部分则直接选择了无视。 此外，马骏提出“有些领域的泡沫已经显现，去年我国几个主要的股市指数都大幅上升，接近30%，在经济增速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出现如此牛市，不可能与货币无关”，并以之作为“货币政策应适度转向”的一个论据。这一点招致了市场人士的集体“拍砖”。 笔者认为，资本市场承担着枢纽功能，股市的涨跌自然与货币政策密切相连。如果A股的这点涨幅就可称为泡沫，那么迭创历史新高的美股恐怕就只剩下泡沫了。 当日下午，央行行长易纲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会视频会议时强调，货币政策会继续在支持经济复苏、避免风险中平衡，确保采取的政策具有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而不会过早放弃支持政策。 易纲的表态算是及时去除了货币政策的“杂音”。 其实，从决策层释放的政策信号到央行制定的执行策略，货币政策不会转向，也没有转向的基础。所谓经济领域的局部过热，及时精准施策即可。 中国经济在去年取得了增长2.3%的优异成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仍比较复杂，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 在决策层定下政策基调之后，央行在货币政策执行层面创造性地落实好“四不原则”就可以了。“四不原则”是笔者在1月20日刊发于《证券日报》的一篇文章中的观点，是对今年货币政策执行原则的概括，即不急转弯，不让市场缺钱，不搞大水漫灌，不让市场的钱溢出来。 但股市可不管这么多，既然有人提供借口，不拿来用就太可惜了。于是，市场借势货币政策“杂音”进行调整。截至1月25日，今年上证指数已经上涨了4.35%，但26日一天就下跌了1.51%。 市场为什么需要调整呢？笔者认为，一是今年涨得太快，二是机构“抱团”太紧。 对于第二个理由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机构“抱团”太紧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一段时间可互相取暖，二是时间长了就会“手酸腿麻”，三是时间再久点儿就会有窒息的感觉。所以“抱团”的机构需要喘口气，有的“退团”，有的“入团”，大家有一个重新组合的契机，以待再战。从这个角度考虑，货币政策出现的“杂音”只不过是给“抱团”的机构找到了换个姿势的借口。 （编辑 才山丹）
张歆 于音律而言，弦外之音，往往最打动人。 1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会视频会议并强调，中国的货币政策会继续在支持经济复苏、避免风险中平衡，政策具有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不会过早放弃支持政策。易纲同时表示，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依靠消费、内需驱动，这是非常健康的趋势，未来还会持续下去；另外一个趋势显示，现在中国的储蓄率开始略有下降，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证明经济增长更多来自消费。 笔者认为，从易纲行长所强调的中国货币政策导向和经济结构健康态势，可以体会到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中国经济宏观政策负责任、可预期、有成效，且调度有序的“弦外之音”。 首先，中国货币政策的“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不仅是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保障，也是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有力支持。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2020年有力应对疫情并成为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总量首次迈上100万亿元新台阶。货币政策不仅对我国经济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会通过其对于中国产能、中国市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向世界经济传导支持力量。因此，中国货币政策“在支持经济复苏、避免风险中平衡”“保持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非常必要，既向世界经济展示其实现“动平衡”的能力，也展示其可预期的方面。 其次，央行多次强调货币政策“稳字当头”，这与实现“动平衡”可谓是“硬币的两面”，彼此依靠又对立统一。 央行多次强调货币政策“稳字当头”，这体现了货币政策的稳健基调，可谓态度鲜明。“稳”所谋求的实际上是总量方面，流动性合理充裕；结构方面，精准滴灌并支持重点领域；开放方面，利率汇率改革稳步推进。 “动平衡”的核心因子是经济复苏和避免风险，因此，变量主要在于经济复苏的进度、对于风险的预防和应对。实际上，“动平衡”恰恰体现了“为稳而动”“为预防风险而动”“为政策真正转化为实效而动”。 此外，易纲行长关于“不会过早放弃支持政策”的表述，也表达了与“稳字当头”和“动平衡”组合相似的含义。 第三，从消费端、储蓄端变化，检测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宏观政策的务实性。 笔者注意到，易纲行长提到了两个健康的趋势，分别是经济对消费依赖度增加和储蓄率有所下降，且这两个趋势相互关联。去年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消费，成为动辄触发逾10个部门协同发力的政策领域，因此对其依赖度提升可以看作是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效果的水到渠成。 储蓄率适度下降，则可能有两种成因，其一，消费增加导致储蓄率下降；其二，直接投融资增加，导致储蓄率下降。对于两者，笔者均乐见其成。第一个原因意味着消费力提升，也折射出“六稳”“六保”成效明显；第二个原因则显示出资本市场强化枢纽功能，引导投融资更高效的对接。可以说，无论哪种成因，对于中国经济在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增长都是非常有益的。
于音律而言，弦外之音，往往最打动人。 1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会视频会议并强调，中国的货币政策会继续在支持经济复苏、避免风险中平衡，政策具有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不会过早放弃支持政策。易纲同时表示，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依靠消费、内需驱动，这是非常健康的趋势，未来还会持续下去；另外一个趋势显示，现在中国的储蓄率开始略有下降，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证明经济增长更多来自消费。 笔者认为，从易纲行长所强调的中国货币政策导向和经济结构健康态势，可以体会到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中国经济宏观政策负责任、可预期、有成效，且调度有序的“弦外之音”。 首先，中国货币政策的“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不仅是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保障，也是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有力支持。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2020年有力应对疫情并成为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总量首次迈上100万亿元新台阶。货币政策不仅对我国经济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会通过其对于中国产能、中国市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向世界经济传导支持力量。因此，中国货币政策“在支持经济复苏、避免风险中平衡”“保持一致性、稳定性、一贯性”非常必要，既向世界经济展示其实现“动平衡”的能力，也展示其可预期的方面。 其次，央行多次强调货币政策“稳字当头”，这与实现“动平衡”可谓是“硬币的两面”，彼此依靠又对立统一。 央行多次强调货币政策“稳字当头”，这体现了货币政策的稳健基调，可谓态度鲜明。“稳”所谋求的实际上是总量方面，流动性合理充裕；结构方面，精准滴灌并支持重点领域；开放方面，利率汇率改革稳步推进。 “动平衡”的核心因子是经济复苏和避免风险，因此，变量主要在于经济复苏的进度、对于风险的预防和应对。实际上，“动平衡”恰恰体现了“为稳而动”“为预防风险而动”“为政策真正转化为实效而动”。 此外，易纲行长关于“不会过早放弃支持政策”的表述，也表达了与“稳字当头”和“动平衡”组合相似的含义。 第三，从消费端、储蓄端变化，检测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宏观政策的务实性。 笔者注意到，易纲行长提到了两个健康的趋势，分别是经济对消费依赖度增加和储蓄率有所下降，且这两个趋势相互关联。去年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消费，成为动辄触发逾10个部门协同发力的政策领域，因此对其依赖度提升可以看作是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效果的水到渠成。 储蓄率适度下降，则可能有两种成因，其一，消费增加导致储蓄率下降；其二，直接投融资增加，导致储蓄率下降。对于两者，笔者均乐见其成。第一个原因意味着消费力提升，也折射出“六稳”“六保”成效明显；第二个原因则显示出资本市场强化枢纽功能，引导投融资更高效的对接。可以说，无论哪种成因，对于中国经济在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增长都是非常有益的。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27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称，就地过年的政策是分级分类的。低风险地区倡导大家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行。各地方在政策执行时，不能擅自“加码”，更不能“层层加码”，有的地方还采取“一刀切”措施，这是坚决不允许的，不能阻断人员出行、返乡，要给人民群众多些保障、多些便利。 “倡导就地过年”“返乡需核酸证明”，国家层面释出的一系列清晰信号，正在深刻影响着公众的春节出行安排。特殊时期，“回家过年”的传统信仰，让位于“疫情防控”的现实需要，无可奈何却也情有可原。自从相关通知公布以来，民间几度追问、官方数次回应，应该说政策的模糊性极大压缩，规定的精准化解释则基本到位。但即便在此语境下，还是有些地方自行其是、自我加戏，将“土办法”“山头规矩”，凌驾于中央关于“就地过年”的大政方针之上。 必须承认的是，在现有管辖权限、制度框架下，各地关于“防疫”确有一部分“自由发挥”的空间。比如说，《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就明确，“各地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结合国家政策确定农村地区范围，制定本省的实施细则，做好相关配套服务。”很显然，这种有限度的“授权”，本意是为了便于地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能够采取更为灵活的、适用的防疫举措。只是很遗憾，不少省市县村，直接将之演变成了“层层加码”“一刀切”。 国家倡导“低风险地区大家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行”，到了村一级则直接就是一个字“滚”。这个广泛流传的段子，以一种夸张化的表达，深刻揭示了“就地过年”一步步偏激化、绝对化的演变路径。公众对“层层加码”的现象，并不陌生，甚至可说是洞见颇深。在我们的行政治理框架下，顶格执行乃至超额执行“上级要求”，既是一种看齐、表忠的姿态，也是一种规避责任、投机偷懒的技巧。其核心，就是对上负责而非对下负责的责任伦理。 正是预见到了可能的风险，嗅到了一些典型的苗头，国家发改委及时敲打，重申“就地过年政策各地区不能擅自加码”。现阶段，常态化防疫，需要的是“绣花功夫”，需要的是精细、到位地实施系统防疫安排，需要的是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生活。动辄搞一刀切，搞“杀伐决断”的休克疗法，沉迷于比严斗狠的所谓“硬核”竞赛，最终暴露的不过是某些地方管理理念僵化、治理能力落后的深层缺陷。 倡导就地过年，不能阻断人员合理出行、返乡，这是统一的而非对立的。防疫擅自“层层加码”，这不是认真负责，而是滥权乱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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