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在开源证券2020年度秋季投资策略会上，开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表示，当前债券收益率总体在低位、股票市场以估值驱动为主，结构特征持续凸显。 他认为，从经济转型角度出发，市场“结构牛”行情持续存在，是转型中后段的共性特征。结合当前全球科技趋势、政策导向来看，关键材料和高端设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及两化融合，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 赵伟表示，我国在家电、消费电子、交通运输等诸多领域的技术水平已居于全球领先地位，但在半导体、生物技术、医药研发、系统软件等前沿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近年来，产业政策引导这类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加大“从0到1”的基础研究力度，助力核心技术加快突破。 同时，消费升级是大势所趋，服务消费潜力较大，实物消费升级存“长尾效应”。参考发达国家经验，服务消费中改善趋势最为明显的莫过于金融服务、医疗服务等为代表的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我国在这类消费领域提升空间较大。
兰兰9月17日，首届王府井论坛在京举行，主题为“新形势 新消费 新动能”，首届王府井论坛由全联房地产商会商业地产工作委员会与北京王府井地区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办。论坛旨在共商商业街发展之路，共议品牌助力街区发展之策，在世界商街发展前沿贡献中国智慧。 华高莱斯国际地产顾问（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忠现场表示，随着新兴消费模式崛起，商业街区对主流消费群体的吸引力持续减弱，中心城区人流下降是全球商业街面临的问题。 如何重振街区消费？李忠认为，王府井可以借鉴国外街区经验，通过以下三方面入手：引入新消费人群、塑造新消费空间以及发展夜间经济发展。王府井地区有一批高等级的文化设施，在国内相关文化艺术领域堪称“圣地”，未来，王府井要紧抓文化消费，实现大国商街的优化提质，打造文化端口。通过文化端口，带动夜间经济的发展。
兰兰9月17日，首届王府井论坛在京举行，主题为“新形势 新消费 新动能”，首届王府井论坛由全联房地产商会商业地产工作委员会与北京王府井地区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办。论坛旨在共商商业街发展之路，共议品牌助力街区发展之策，在世界商街发展前沿贡献中国智慧。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刘梅英现场表示，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已经率先形成以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接下来，北京会重点推进以王府井为代表的商业街区转型升级，大力发展品牌经济。 今年以来，北京市研究成立了北京消费城市培育建设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加快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加速积聚国际国内优质商品资源，推动传统特色与时尚潮流的融合发展。刘梅英强调，北京商务局将推动促进首店经济发展相关政策2.0版出炉。
兰兰9月17日，首届王府井论坛在京举行，主题为“新形势 新消费 新动能”，首届王府井论坛由全联房地产商会商业地产工作委员会与北京王府井地区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办。论坛旨在共商商业街发展之路，共议品牌助力街区发展之策，在世界商街发展前沿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龙永图指出，在国际新冠疫情和反全球化的大形势下，很多国家的经济下滑达到双位数。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中央提出“大循环”“双循环”经济新格局，不论经济规模还是经济总量，中国都有基础，有底气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龙永图认为目前新消费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关于衣食住行的消费成为新消费的重点；二是以电子商务、直播带货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深刻影响新消费；三是质量应成为新消费的重中之重。 龙永图现场表示，希望王府井论坛久久为功，成为中国知名、世界知名的商业论坛。
兰兰9月17日，首届王府井论坛在京举行，主题为“新形势 新消费 新动能”，首届王府井论坛由全联房地产商会商业地产工作委员会与北京王府井地区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办。论坛旨在共商商业街发展之路，共议品牌助力街区发展之策，在世界商街发展前沿贡献中国智慧。 全联房地产商会商业地产工作委员会会长王永平表示，“王府井论坛”将致力于打造成为一个面向全行业的高端消费论坛，今年举办的首届论坛，讨论有关于双循环发展新战略、城市商业规划、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等宏观经济方面，以及创新行业企业分享创新体会。 王永平现场表示，由于王府井在中国商业领域具有的独特影响力，以其命名的“王府井论坛”也是致力于打造一个超越王府井区域，成为面向全行业、国际化的高端商业论坛。论坛今后将一年一办。
总体来看，在全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通货紧缩、人民币持续升值、资本市场相对低迷的大背景下，无论是为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改善企业盈利，还是为了推动消费复苏、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不平衡，全面降息都应该是中国货币政策首选和必选工具。 二季度以来投资和出口增长超预期，但是消费恢复速度仍然严重滞后。考虑到今年前八个月消费增速为-8.6%，即便后四个月消费增速超预期，恐怕全年的消费负增长也已成定局——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第一次出现消费负增长。预计2020中国经济能够保持1%~2%的正增长，但全部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其中投资拉动贡献80%以上，净出口拉动贡献20%以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2019年的+57%变为负贡献。 疫情冲击下失衡的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预计基建投资增速明年难以持续，房地产投资增速今年四季度见顶回落，由于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和边际消费倾向持续降低，居民消费仅靠自身力量难以恢复，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必须尽快扭转失衡的增长结构，稳消费的相关政策推出宜早不宜迟。 经济数据背后的结构失衡 从前8个月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处于疫情之后的快速恢复中，但是恢复带有明显的结构失衡特征，总体来看，需求的恢复滞后于供给；从供给侧看，主要是服务业的增长恢复也滞后于制造业；从需求侧，消费的增长滞后于投资和出口。 首先从供给侧看，工业增加值继续保持较高增长，当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增速比7月份加快0.8个百分点。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4%，疫情以来增速首次实现由负转正。8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甚至已经超过了去年同期的增长速度，预计最后四个月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工业全年增速有望达到3%左右。相比之下，8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0%，仍慢于2019年同期6.4%的增速，随着9月大中小学开学、电影院开业，社会秩序的恢复正常，未来四个月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也有望加快。 其次从需求侧看，投资和出口增长较快，消费增速明显滞后。 从投资看，8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3%，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12.1%，基建投资同比增长7.03%；制造业投资同比由-3.11%大幅上升到正增长5%。1-8月全国固定资产累计同比-0.3%，其中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4.6%，基建投资累计同比-0.3%，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8.1%。从投资增长的结构看，制造业的投资增长落后于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普通基础设施和传统制造业的投资落后于信息技术、铁路建设投资，以及高科技制造业投资。 从外贸数据看，8月份出口同比增长6%，进口下降0.5%；1-8月出口累计增长0.8%，进口累计下降2.3%，贸易顺差4166亿元，有所扩大。 从消费情况看，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203亿元，同比下降1.2%，剔除物价后同比后-2.7%；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5%，剔除物价影响后实际同比-1.1%。1-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8.6%。 由于需求的恢复滞后于供给，经济总体仍处于通缩状态。这一点从物价结构上也有所体现：8月CPI为2.4%，但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CPI上涨0.5%；从PPI来看，8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0%，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2.5%，生产环节未走出通缩趋势。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看，前8个月总需求的恢复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恢复滞后依然是影响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 结构失衡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2019年，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最终消费支出57.8%，资本形成总额31.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11%。在上述增长结构中，虽然消费在GDP占比虽远低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但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消费主导、投资占比降低到1/3、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10%左右的增长结构是比较符合当前中国发展阶段特征的。 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居民消费增长严重受挫、复苏乏力。从总量来看，1-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有23.8万亿，同比增长为-8.6%。如果2020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要达到2019年41.2万亿的水平，则后四个月累计要达到17.3万亿人民币，相比去年最后四个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4.9万亿元，同比增速要达到16%——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即便后四个月下决心出台一些刺激消费的措施，也为时已晚，2020年的全年消费负增长已成定局。 假定2020后四个月消费增速平均增长2~3%，则全年消费累计增长-5%左右；即便后四个月同比增长达到5%，全年消费累计增速也只能恢复到-4%左右。按照中国经济2020年增长2%左右的一致预期，今年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全部依靠投资和净出口拉动，其中投资拉动贡献80%以上，净出口拉动贡献20%以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2019年的+57%变为负贡献。 这样的增长结构与2009年相比，其扭曲状况相差无几：2009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出台了以基本建设投资为主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使经济增长结构出现了一次剧烈扭曲：在大规模财政政策刺激的作用下，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5.3%；受降息等宽松货币政策影响，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出现了13.6个百分点的增加，达到57.6%；而受出口严重负增长的影响，当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2.9%%。 2020年，面对疫情冲击下国内消费的大幅萎缩，相关政策没有着眼于刺激消费，而是又一次主要通过扩大投资来稳增长。那么，这样主要靠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的扭曲增长结构，有多大程度的可持续性呢？ 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例，前8个月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主要得益于3.75万亿地方专项债以及配套信贷资金的支持，尽管7月份第三批专项债额度也已经下达，但是8月份基础设施投资比7月份环比还小幅回落。在经历过几十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高增长以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铁路、公路、机场已经基本饱和，虽然理论上东部地区的城市地下管网、西部地区的公路等设施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经过过去几年PPP一轮轮的筛选之后，能够有稳定现金流回报的项目已经不多。无论是从符合条件的可选项目，还是地方财政的偿还能力来看，类似于2020年这样靠扩大地方专项债推动的投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预计2021年中国的基本建设增速必将出现回落。 从房地产投资的增长来看，虽然房地产投资增速二季度以来连创新高，但是土地市场已经开始降温，1-8月份房企购置土地面积累计较前值同比回落1.32个百分点至-2.36%。随着新开工面积增速回落、施工面积增速回落，以及居民购房热情的逐步释放，预计中国房地产投资高增速难以持续到2021年，很可能在今年四季度就会见顶后增速逐步下行。 今年二季度以来的出口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率先控制了疫情、率先复工复产，从而填补了国外的消费品供应缺口。此外，欧美各国出台的大量刺激消费为主经济刺激计划，也有利于中国产品出口的增加。明年一旦疫情受控，国外供应缺口不再，欧美消费刺激政策退出，中国出口面临的形势将依然严峻。 前瞻性地认识到上述增长结构的阶段性扭曲程度和不可持续性，对于及时调整增长动力结构，尽快出台以稳消费为核心的具有重要意义。 尽快稳消费，推动可持续增长 面对疫情冲击，欧美等国家的经济扩张政策大部分都是围绕扩大消费展开，而我国却习惯性选择扩张投资作为主要政策工具。上述政策和决策差异，既有决策认识的原因，也有背后的体制惯性原因。 比如，欧美等国家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中，消费占比占80%，自然会选择给居民发钱刺激消费这样的政策；此外，尽管欧美等国基础设施出现老化，但是无论是从其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都没有以选项目、审批项目、上马项目为核心的投资机制。相比之下，我国虽然2019年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已经下降到31%，但是以报项目、选项目、上马项目为核心的预算和决策体制惯性还是很大的。 可以设想，在中国从宏观层面通过3.75万亿的地方专项债搞投资这样的决策是很顺理成章的；但若想通过3.75万亿的资金给中低收入者发钱、刺激消费提案，恐怕就很难；反之，欧美等过国家的决策体制下，虽然决策给居民发钱很容易，但要通过一个上万亿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恐怕也很难。 对此，我们一方面应要充分认识到我们在扩大投资方面有相对于欧美国家的决策体制优势，同时也应该结合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特征，认识到长期只有形成最终消费，让经济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循环起来，才能真正实现稳增长等可持续的“六稳、六保”政策目标。 有学者和决策部门认为，只要疫情后社会秩序恢复正常，消费增长就能自然恢复。从二季度以来的近5个月的消费数据来看，貌似没有那么简单。疫情消灭了不少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少了就业和人们的收入预期，增加了人们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大幅降低，如果没有足够力度刺激消费的政策出台，消费靠自身的力量自然恢复还是有很大挑战的。因此，应下决心尽快推动以稳消费为主“六保”、“六稳”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四季度乃至明年工作的重中之重都应该是稳消费。 首先，财政政策稳消费的重点应该放在增加居民收入或消费补贴上，既要稳定老消费，更要鼓励新消费。 用发钱、发消费券的方法可以稳定老消费。对老消费的刺激政策，应该着力于给中低收入者增加收入：假定给6亿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人群发钱或消费券，只需要今年地方专项债规模的1/3，既1.2万亿，就可以人均2000元，每个家庭6000到1万元，必然会极大地刺激国内消费的增长。 在刺激新消费方面，以5G手机、新能源汽车等代表的新消费，不仅符合未来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向，而且上下游产业链长、乘数效应大，也可安排一定的消费补贴，同样可带动万亿以上的新消费增长。 其次，货币政策来看，应该把重点放在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储蓄方面，应尽快推动全面降息。 毫无疑问，消费的下滑和恢复缓慢主要是因为疫情对人们收入、出行造成影响，但疫情冲击下没有及时降低存款利率、变相鼓励储蓄，也是造成消费恢复缓慢的主要原因。从储蓄情况看，上半年中国的居民储蓄连续几个月上升：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底全国住户居民存款总额达到了82.14万亿人民币，而截至2020年上半年住户存款总额已高达90.47万亿，半年时间增加高达8.33万亿元！这还不包括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的5.28万亿元——若再不大幅调低存款利率，居民储蓄偏好还会增加、消费倾向进一步降低，不但难以形成最终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而且消费将成为中国经济恢复的短板。 据了解，货币决策部门长期不愿意调低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原因是为了“保护存款者的收入”。存款者的利息收入对于类似于日本这样的老龄化富裕人口结构，是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当前中国每月收入6亿月收入只有1000元的人口而言，其存款利息收入占比较小，用“保护存款者收入”这样的理由让货币政策作茧自缚，结果只是保护富裕阶层、鼓励储蓄、进而打击消费，并非适合当前中国经济情况的正确决策。 当然，降息是十分重要的总量政策，除了有利于稳消费，还要考虑其他受影响的各个方面。总体来看，在全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通货紧缩、人民币持续升值、资本市场相对低迷的大背景下，无论是为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改善企业盈利，还是为了推动消费复苏、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不平衡，全面降息都应该是中国货币政策首选和必选工具。
我从三个方面阐述一些观点。 第一，确实是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情况不如高收入人群，这个很明显。疫情前的情况是，五线城市消费升级，但一线城市感觉消费增长乏力。但是疫情之后情况相反，一线城市的人均消费还在增长，四五线包括农村居民的消费从个人来看有点下行。但是如果不看大数据，从宏观数据来看其实是相反的，四五线城市的消费增长，包括客源的增速还是高于一二线城市的。这说明什么？至少在我们平台上，四五线城市的这些新的客人在增加，并且增速还是比较快的，但是人均的消费下来了。 我们也看了消费品类的区别，通过对消费者收入高低、学历如何等各种各样的信息判断，非常明显看出，一二线城市高收入人群的电子用品支出大幅度增加，但是在四五线城市或者低收入人群电子消费数量是大幅度下降的。很多高收入人群的职业，可以线上开会，也有很多在线上做金融服务，所以他需要买更多的电子产品，可能是工作需要，要买更好的PC。但是一些体力劳动者根本不需要，他没有办法进行远程办公，他也不需要买更好的电子设备，而且他的收入下行影响了他对这方面消费的需求。刚才刘世锦主任也说了，我们发现用大数据研究可以看到一些用宏观数据看不到的东西，如果看宏观数据好像还是四五线城市消费增速比一二线城市快，但是实际上是因为客源增加了，而不是单个群体的收入上升了。 第二，从人口迁移角度来研究，为什么四五线城市人群或者农民工收入下行。我们可以从一部分人的收货地址从一线城市转到四五线城市看出疫情后一线城市的人口迁出情况，而且也可以判断出来这些人是农民工还是高技术人才，是回去创业还是农民工回乡。我们可以看到一线城市移出去的人口当中50%多是低收入农民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疫情之后对就业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在一线城市的商店不开了，一些低收入人群的工作机会减少了。以前在一线城市打工的人群现在没有在这里工作，或者疫情后根本就没有出来，就留在农村了。这些人反映在我们这儿就是他的收货地改变了，如果他没有回到一线城市工作的话，可想而知他的收入肯定比以前要低，甚至没有收入。这就是为什么四五线城市或者农村地区单个群体人均的消费下降了，很多数据是可以得到相互印证的。 第三，我们也看了信贷情况。低收入人群更需要信贷的支持，但是这个信贷的可得性相对比较难，所以他们的人均消费弱于疫情前。而高收入人群，像金融服务业、高科技行业等这些行业相对是受益的。我们看到很多电商二季度大幅度好于一季度，即使在疫情期间增速都很快，这些行业的收入，包括消费其实都是在往上走。但这可能带来一点担心，就是疫情之后贫富差距拉大。现在中国疫情后的政策还是注重在投资上面，我们看到今年新增的地方政府专项债是1.6万亿，包括特别国债，大部分都是有规定的，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新增国债，都是用在新基建或者投资上面，很少专门划出一块来给低收入人群，包括对于农民工的收入保障，基本上没有专项的比较大笔的计划。好像刘世锦主任、祝宝良首席以前也提到过，财政要支持这些人群，无论是消费券也好，直接对失业人群的补贴也好，对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增速都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光靠投资这些可能得益的还是大型企业，反而对消费者促进会比较慢。包括汽车方面，比如2008年汽车税全面的普降这次好像也没有，对家电下乡、对特定收入人群类似消费券的发放好像也没有，我觉得这些接下来应该可以考虑一下。 现在来看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增速下行，可能短期内很难解决，他们的就业情况，还有餐饮行业等这些复苏明显要比高科技行业慢。金融行业的复苏的确非常快，因为都是搞金融科技线上化了。所以整个中国最新消费的格局比较令人担心的一点，就是疫情冲击拉大了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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