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增速喜提转正！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571亿元，同比增长0.5%，为今年以来首次正增长，曾经因疫情冲击而大幅度下滑的消费市场终于真正迎来了复苏，并且在重回正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过，还有一些细节和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1 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继续稳步有序地推进，很多行业都在逐步摆脱疫情带来的困扰，并无限接近于疫情之前的运行状态，相信人人都能真切地感知到国民经济的回暖之势。 作为典型的顺周期行为，消费的复苏同样令人瞩目。 从数据上看，8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长0.5%，增速由负转正，符合市场预期；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和乡村各自完成社零总额29272.7亿元和4297.9亿元，当月同比增速分别为0.5%和0.7%，均为今年以来的首次转正（见图1）。虽然1~8月的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速依然为负，但与前7个月相比，下滑幅度有了进一步收窄，这也印证了消费市场的确是处在稳步复苏的通道上。 究其原因，疫情防控的给力与国民经济的向好，带动了消费市场的复苏，诸如影院、酒店、餐饮、旅游等曾经受疫情冲击较为严重的线下消费场所都已恢复了营业，而此前全国各地的防控限流措施逐日放宽，居民外出消费意愿不断增强，线下消费频次日益提升，再加上前期从中央到地方出台的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效果都正在得到兑现，消费市场的好转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以餐饮业为例，1~8月的社零总额中，餐饮收入同比下滑26.6%，较前7个月累计同比下滑的29.6%持续改善；其中，8月实现餐饮收入3619.3亿元，当月同比增速继续收窄至-7%，虽然尚未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正增长，但“V”字形反弹已然出现（见图2）。有意思的是，1~8月限额以上企业餐饮收入同比下降23.8%，8月当月同比下滑3.5%，好于餐饮整体跌幅，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端餐饮消费相对刚需，受疫情影响更小，恢复也更快。 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期间表现抢眼的线上消费延续了火热的增长势头。Wind数据表明，1~8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为70326亿元，同比增长9.5%，比1~7月份加快了0.5个百分点。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累计增长15.8%，比1~7月份加快了0.1个百分点，且显著高于商品零售增速；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6%，虽然略有下滑，但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见图3）。 这当中，除了直播带货、线上拼团等新型消费业态继续备受市场追捧外，“818电商购物节”、“七夕节”促销等线上活动的推出同样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网购快速增长的带动下，快递业务高速增长。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72.4亿件，同比增长幅度高达36.5%。 从结构上看，8月份绝大多数商品品类都实现了正增长，可选消费品中的消费升级类商品则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其中，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通讯器材类商品均实现了连续5个月及以上的正向增长，金银珠宝、汽车等商品的同比增速都达到了两位数（见下表）。说明疫情的冲击并未影响到消费者对于品质生活的追求，消费升级的步伐也没有停止，而前期因疫情而被迫延后的消费需求也都开始释放出来。 上述种种，都是令人倍感振奋的。 2 除了市场数据的亮眼之外，民众的整体生活状况同样在改善。 数据显示，伴随着国民经济整体的复苏，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同比由一季度的0.5%上升至二季度的1.5%（见图4）。与之相应的，是广大消费者对于市场预期有了明显改观，7月份的消费者就业预期指数和收入预期指数分别为121.8和119.5，与6月份数据相比均有明显反弹，而消费者信心指数也由6月份的112.6回升至7月份的117.2（见图5），反映出消费者对于未来就业、收入的预期愈加乐观，消费信心也越来越足。考虑到中秋国庆小长假的脚步越来越近，预计在“假日效应”的带动下，消费市场有望再度迎来一波增长的小高峰。 然而需要提醒的是，尽管消费市场回暖是事实，各种利好因素也是不断，但当前居民的消费支出增速仍然是负值，并且消费端复苏的进度依旧落后于生产端（见图6、图7）。而市场期待的“报复性消费”，似乎依然没有到来。 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原因可能有二： 其一，虽然国民经济已经逐日向好，但疫情还是不可避免地让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收入和财富出现缩水，尤其是那些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更大，这也在无形当中放大了民众的收入差距。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要低于中低收入者，而高收入者终究是少数人，故而规模较大的中低收入群体在消费上相对要更加小心谨慎，很多人出于“避险”心理，倾向于持币观望，而不是把钱花出去。 其二，疫情并没有阻止居民杠杆率持续攀升的脚步。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份，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高达59.7%（见图8），表明在高企的生活成本面前，国人的负债程度日益走高，如此一来，可用于日常消费的资金便不那么宽裕，这也掣肘了消费市场需求端的提振。 促消费、扩内需是一场持久战，它需要消费者有稳定的收入预期作支撑，也需要稳定的社保制度作铺垫，健全的市场经济作保障，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依托，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虽说8月份消费增速的转正令人欣慰，但从长期来看，要想真正巩固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还应该从以下方面发力： 第一，要重视后疫情时代新消费的重要地位，如直播带货等，着力布局并出台相关的支持方案，以此来推动新消费的健康发展； 第二，要注重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积极发展文旅、会展等产业，继续支持包括吃、行、游、购、娱等在内的夜间经济发展，进而带动各地消费的提振； 第三，有条件的城市应积极布局免税经济的发展，联合相关企业加快建设市内免税店，以此来促进海外消费的回流； 第四，要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和经营，从而稳住民众就业，有了稳定的工作，才能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才能解决消费上的后顾之忧。 此外，我们还需要在切实增加居民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商品服务供给质量、规范消费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等方面加以推进，如此方可为消费市场的壮大和成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9月17日晚，千方科技、鱼跃医疗发布公告称，银保监会批复同意蚂蚁集团筹建「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这意味着，自2018年起便开始申请此牌照的蚂蚁集团，终于顺利获得这张「消费金融牌照」。上市前夕，蚂蚁拿下「消金牌照」国内的金融牌照大致分为银行、保险、信托、期货、证券、基金、融资担保、商业保理、第三方支付、消费金融、征信、小贷、租赁、典当、金融资产交易场所共16大类。据了解，互联网公司争取的最具有价值的7张金融牌照分别为银行、保险、基金、证券、消费金融、第三方支付、网络小贷。在此之前，蚂蚁金服已拥有6张金融牌照，其中民营银行、网络小贷、基金销售、第三方支付牌照属于控股形式，保险牌照和证券牌照则为参股形式。而今日，随着蚂蚁集团获得消费金融牌照，意味着蚂蚁集团拿下全部7张最有价值的金融牌照。已有两家重庆小贷公司的蚂蚁集团，为什么还要申请消金牌照？业界人士指出，在线小额贷款公司的杠杆率通常为二至三倍，但消费金融公司的贷款规模可以达到其注册资本的10倍，更高的金融杠杆率将极大助力蚂蚁的消金业务。据了解，今年，平安、小米、光大银行等企业设立的消费金融公司相继获批。截至目前，包括蚂蚁集团在内，已经有31家消费金融公司获批筹建，其中27家正式营业。从目前的消费金融公司名单来看，16家消费金融公司是由银行发起设立的，而其他皆为百度、小米、新浪等互联网公司在相继布局消费金融。蚂蚁集团在上会前夕拿下此牌照，让众多科技巨头艳羡。蚂蚁出资40亿，三家上市公司跟投此次筹建消费金融公司，蚂蚁集团出资40亿元，占股50%；南洋商业银行持股15.01%，国泰世华银行持股10%，宁德时代、千方科技、鱼跃医疗的持股比例分别为8%、7.01%、4.99%。公开信息显示，千方科技是一家智能交通解决方案提供商，由上市公司千方科技全资控股，后者的第二大股东正是阿里巴巴。鱼跃医疗是一家医疗设备公司，目前打造了由家庭医疗、临床医疗、互联网医疗组成的大健康生态圈，致力于组建一个覆盖医疗器械领域的专业化服务平台。宁德时代则是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以电池制造为主，是国内率先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动力电池制造商之一。今年2月，宁德时代与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将向特斯拉供应锂离子动力电池产品。雷锋网雷锋网雷锋网
免税经济接连迎来诸多利好。 近日，北京关于“优化市内免税店布局，统筹协调在机场隔离区内为市内免税店设置离境提货点，落实免税店相关政策”的方案已获得高层原则同意。而海口海关刚刚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实施两个月以来，免税购物金额高达55.8亿元，同比增长221.9%。 事实上，进入2020年以来，免税经济的热度一直不减，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加码布局。例如，3月13日，国家发改委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提出建设中国特色免税体系；而后，上海、广东、湖北等多个省市纷纷出台文件来支持免税经济的发展。 背后深意，值得深思。 1 消费，既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又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而在当前“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又是扩大内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其地位之重要性日益凸显。 如今的后疫情时代，促消费同样是恢复经济的重要抓手，举国上下各界人士都对消费市场的提振格外重视。具体实践中，从发放消费券、支持夜经济，到举办主题购物节、拓展新型消费业态模式，种种举措的核心目的都是激发出民众消费热情，以消费规模的不断扩大来带动各行各业复苏与国民经济回暖。 不过，是否愿意花钱，终归是由消费者自己决定。经历了疫情的冲击，人们普遍在收入水平、市场预期和消费信心等方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尽管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日益向好，但消费端的复苏进程依旧显著慢于生产端（见图1）。 就在此时，我国居民在海外消费的持续增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公开数据显示，2012~2019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从2.1万亿元一路增至10.8万亿元，年均增速高达25%以上（见图2），这从侧面反映出，相当一部分居民不是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而是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在可选择的情况下，宁愿把在国内挣的钱花到国外去，消费外流现象也因此变得较为严重。 这当中，奢侈品消费占据重要地位。连续多年，我国都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根据麦肯锡《中国奢侈品报告2019》，2018年中国人在境内外的奢侈品消费额达到7700亿元人民币，占到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1/3，而其中超过7成的奢侈品消费是在境外完成的；消费品类主要集中在服饰、香化、箱包、珠宝、手表等。大量的海外购物不仅造成了每年超过2000亿美元的旅游服务贸易逆差，还消耗了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 海外消费规模之所以如此巨大，除了国人可支配收入水平提升、购买力不断增强外，原因还在于国内消费市场供给结构不尽合理，高端商品市场发展不够充分，未能有效满足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从而导致这部分消费者“舍近求远”地转向国外消费。而在奢侈品方面，由于关税率较高等客观因素，国内外价格差异普遍较大，海外更为友好的价格也就成为了导致消费外流的核心原因。以海蓝之谜精华面霜为例，国内各大电商平台官方旗舰店的售价普遍为2680元/60ml，海外官网价格则为335美元/2OZ，大约相当于人民币2290元/60ml，差异立显。 如果能通过某些有效措施来真正改善奢侈品在国内的售价和丰富程度，那么这部分外流的消费是很容易留在国内的，这种消费的“转移”自然要比一味地“挖掘”国内消费更加容易，而回流的消费既能壮大国内消费市场，强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又能为国内大循环注入新的动力。 正因如此，近些年决策层一直都特别重视引导海外消费回流。而自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肆虐海外，国际局势变幻莫测，出入境旅游很可能在未来较长时间内都较为低迷，这对于引导海外消费回流来说，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时机。 于是，免税消费站上了风口。 2 为什么是免税行业？ 我们知道，价格差异是海外奢侈品消费规模暴涨的主要原因，而免税商品具有天然的价格优势。由于免征了进口海关税、进口环节消费税、增值税等税收，免税商品普遍要比市内百货公司相同商品的价格低30%左右。同时，免税商品均为国际著名品牌，都是从各国际品牌供应商直接采购，具有正品保障；商品主要门类包括烟草制品、葡萄酒及烈酒、香水化妆品、时尚品及配件、腕表珠宝及高级书写工具、糖果及食品、旅行用品等等，结构上同外流的海外消费结构也更加接近。 因此，通过积极布局国内免税行业的发展，采取增加免税店数量及免税商品种类、提升免税购物限额等措施，能够精准锁定特定的消费人群并为之提供更为丰富的消费选择，而且不会对全国零售体系及生态造成较大规模的冲击，可谓是承接海外消费回流的最有效的抓手。 这当中，最具想象空间的当属市内免税店。 一直以来，我国的免税店主体都是机场/口岸免税店和离岛免税店，相当规模的国内出境人员只能选择在机场的免税店进行购物消费，或者专门跑一趟海南离岛免税店。以机场免税店为例，有数据表明，仅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的出境机场免税店销售收入就占了全国免税销售总收入的近50%；反观市内免税店，其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来自中出服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仅有13家市内免税店，且多数仅供持有国外/境外护照或通行凭证人员出境购买，销售额占比还不到整体的1%。 值得一提的是，与机场免税店相比，市内免税店至少具有两大优势： 其一，机场距离市区较远，而且受赶赴机场、办理登记手续、安检等环节的影响，旅客常常无法预留太多的机场免税店购物时间；市内免税店大多位于城市的繁华商业区，距离城市居民更近，能有效突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给予顾客极大的便利度和友好度，购物时间更加充裕，大大减轻他们的各方面成本负担； 其二，机场场地寸土寸金，租金往往偏高，这便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免税店的经营面积，也限制了店内的商品品类；市内店铺则具有更低的租金优势，从而可以提供更加宽敞的展区面积，容纳更加丰富的商品品类，对顾客购物体验的提升效果立竿见影。 在市内免税店方面，践行得最为成功的国家是韩国。 早在1979年，韩国就率先推出市内免税店政策，旅客凭借护照和出境机票可在市内店购货，并在指定的保税区域（机场及港口取货处）领取。此后，随着牌照的放开与免税限额的提升，韩国市内免税店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参考国海证券(行情000750,诊股)的研究报告，截至2019年12月，韩国国内共运营57家免税店，其中市内免税店22家，占比接近40%。 与我国市内免税店主要服务于出境的外国人和港澳台旅客不同，韩国的市内免税店主要消费群体为准备出国的本国人或外国人，在经营过程中还通过“线下店+线上商城”、“市内购买+机场提货”、办理会员卡、“当天购”服务等方式来吸引消费者，提升他们的购物体验。 得益于此，韩国市内免税店的销售额年均复合增速高达30%，远超口岸店的5%，2019年韩国市内免税店销售规模占比更是超过80%。市内免税店的繁荣同样支撑起韩国免税市场的壮大，目前韩国占据全球免税市场份额已超过20%，并且还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可以认为，市内免税店已成为拉动韩国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于我国而言，虽然市内免税店的发展态势与韩国相去甚远，但同时也意味着进步空间巨大。而今随着免税政策的放宽，我国市内免税市场将有望在购买限额、经营品类、购买资格等多个方面迎来质的提升。国泰君安(行情601211,诊股)证券的研究报告显示，如果仅考虑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预计2023年市内免税市场收入有望达到172.5亿元，利润有望达到34.5亿元。 市内免税店的前景，令人无比期待。 3 事实上，一些变化已经在发生。 今年6月9日，王府井(行情600859,诊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称，于当日收到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发的《财政部关于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免税品经营资质问题的通知》，授予公司免税品经营资质，允许公司经营免税品零售业务。至此，王府井集团成为了继中免、日上免税行、海免、珠免、深免、中出服、中侨之后，我国第8个拥有免税牌照的企业。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市场热议，其股价更是直接涨停。 这一事件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长期以来，我国的免税业务都是由国家专营管理，采用的是牌照准入制，企业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具备开展免税品业务的经营资格，开设新的免税店网点同样需要征求有关部门的审批，免税品则是由免税商店的经营单位统一进口、统一制定零售价格、统一制定管理规定。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非国有资本的进入，再加上免税牌照数量的稀缺，既不利于市场竞争，也不利于运营水平的提升。 伴随着新玩家王府井集团的入场，以往的局面有望被打破。 无论是主营业务还是企业性质，王府井同此前几家企业相比均有不同，反映出国家对免税资质审批条件和方向正在改变，也表明了我国免税政策的进一步放开，以及市场化改革程度的加强。 考虑到王府井集团旗下同时拥有百货、购物中心、奥特莱斯、超市等多个业态，门店覆盖全国各地，在品牌商资源、消费场景、运营经验等多个方面都拥有着长期的积累和较为突出的优势，并且一直都是面向各地居民进行商品销售，预计拿到免税牌照的王府井集团很可能会依托现有优势，将免税业务集中在市内免税店业态上。想得再远一点，如果市内免税店可以对国内居民开放，购物限额能在现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升，商品品类和价格上也足够友好，那么一旦正式营业便能迅速成为新的引爆点。 有意思的是，继王府井集团之后，百联股份(行情600827,诊股)、岭南控股(行情000524,诊股)、鄂武商A(行情000501,诊股)等多家上市公司都着手开展免税经营资质的申请。不难想象，如果一切推进顺利，那么被电商冲击已久的线下门店将会真正迎来新的春天。 当然，最幸福的依然是广大消费者——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不需要海外代购，就能在家门口买到心仪而又价格美丽的名牌包包和化妆品了。
在前面一系列文章中，我们集中讨论了需求端促消费，但一个巴掌拍不响，促消费也要在供给侧发力。 比如在经典经济学派看来，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斯巴德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消费低迷，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 降价当然可以促消费，那企业为何不降价呢？ 从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说起 在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前，经典经济学派一直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在萨伊、李嘉图、马歇尔等经济学大师看来，供需是平衡的，需求不足是不存在的。 经济衰退时，大量的企业因为产品找不到销路而破产倒闭。面对铁一般的事实，这些大师何以还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呢？难道他们只懂纸上谈兵？ 凯恩斯正是从这个问题深入下去，写出了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我们而言，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需求不足。 供给为何会创造自己的需求，马歇尔做过清晰的解读： “个人的全部收入，是用来购买劳动力与商品的。有些人常常会把他的收入用掉一部分，再存起来一部分；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家都认为被存下来的一部分收入，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购买劳动力与商品，其实质与他用掉的一部分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成本，其实都会转化为收入——工人的工资、政府的税收、产业链合作伙伴的营收等，这些收入，或早或迟，最终都会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生产过程既制造了商品，也创造了对商品的购买力。 在经典学派看来，虽然单个产品找不到销路的情况广泛存在，但就经济整体而言，供给与需求仍然是均衡的。 显然，问题出在时间错配和空间错配上。今年的产品生产创造的收入，如果都储蓄起来等到后年再消费，那么企业明年就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萧条。到了后年，储蓄者也不敢消费了，供给和需求在低水平上重新达到均衡。同样，若商品制造的原材料来自进口，创造的是国外居民收入，一旦商品出口受阻，也会导致需求不足。 凯恩斯的建议是，在收入被储蓄起来的空挡，由政府扩大开支填补缺口，确保企业正常运转，撑到储蓄重新变成消费的时候。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精髓，依靠有形之手调节内需，熨平经济波动。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在凯恩斯主义的护航下，各主要经济体相继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期。 成本，居高不下 同一个问题，凯恩斯的诊断是内需不足，开出的药方是扩大内需；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穆雷·N·罗斯巴德不以为然，他指出： “人们喜欢用‘生产过剩’来解释萧条，无论是否为人接受，这种解释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说。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所以，我们没有发现生产过剩，我们现在看到了产品的出售价格低于它们的生产成本。”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商品价格下降不到位，之所以如此，是受限于前期过高的经营成本。成本居高不下，产品降价不到位，过剩库存无法出清，压制企业投资意愿，经济就步入紧缩周期。 就我国情况看，一边是产能过剩，一边是经营成本攀升。从上市公司数据看，2010年以来，全部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营业总成本/营业总收入从93.1%提升至95.6%；而中小板、创业板企业更为明显，创业板上市公司成本比从82.1%升至97.3%，侵蚀盈利能力、压制投资意愿。 据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16年的课题测算，2005年，中国工业总成本水平比美国高12.05%，2015年比美国高15.66%。整体上看，我国企业的用电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社保缴费、制度成本、物流成本等全面偏高。 比如社保成本，中国企业社保缴费占职工工资总额的40%左右，高于国际水平1倍以上；企业综合税费负担超过40%，超出OECD国家13-16个百分点左右；再比如物流成本，据测算，2014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约为美国和日本的2倍、德国的1.9倍。 所以，并非企业不降价，而是经营成本高企，导致价格居高不下，再加上产品高度同质化，自然销量不佳。这个时候，消费者不买单，不能简单归因于需求不足。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为降价留足空间，才能更深层次地刺激需求。 2016年，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国发〔2016〕48号），分别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提出降本目标，力争“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 多管齐下降成本 受各种客观因素制约，有些成本容易降、可以降，有些成本不升即算成功，还有些支出要加大投入。 从近几年结果看，融资成本降幅较为明显，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物流成本不断边际改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逐步控制增幅，研发支出、折旧费用仍要持续提升。 （1）金融让利，降融资成本 在诸多成本中，降融资成本最容易，受影响的主要是利润丰厚的金融机构，波及面小，各方容易达成共识。 从A股上市公司数据看，2015年的融资成本负担最重，财务费用占到营业利润的34.5%，之后呈现下降趋势，最低降至2017年的20.3%，之后受经济增长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继续萎缩，财务费用占比开始回升，今年上半年为25.8%。 今年，随着金融让利1.5万亿的政策落地，预计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会有明显改善，在这种背景下，融资性金融机构盈利增速仍会趋于下滑。 （2）控住房价，控住租金 2008年以来，100大中城市平均工业用地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平均工业地价约为美国的25倍，而且美国是永久性产权。对于很多小微企业、生活服务业来讲，租赁成本是重要的刚性支出。 2012-2018年，一线城市优质零售物业空置率整体下滑，租赁成本整体上升。2019年以来，大量企业退出，零售物业空置率快速提升，租赁成本才得到有效控制，但整体仍处于较高水平。中长期来看，只有坚持房住不炒，控住房价，才能控住租金。 （3）简政放权，降制度性成本 还有一些成本属于制度性成本，如地方保护主义、多头监管、标准混乱、垄断、不公平的市场准入、不成熟的信用环境等。这类成本，阻碍了资源自由流动，降低了市场经济效率，主要通过“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进行消除，核心要义是促进市场竞争、推动资源自由流动。 （4）其他成本，缓缓图之 其他如税费负担、物流成本、能源成本、人力成本等，涉及到收入分配、效率提升、能源与环境约束等问题，只能缓缓图之。 诸如研发支出、资本折旧等，从转型升级的角度看，不仅不能降低，还需要持续加大投入。 转型增效，释放科技潜力 降成本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再分配，这就决定了降成本的空间是有限的。既然空间有限，降成本就不可能成为落后企业、落后产能的保护伞。 宏观层面降成本只是一个缓冲垫，企业发展只能寄希望于转型升级，要向管理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当前，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趋于成熟，已经让市场看到了科技赋能产业的巨大潜力。 从促消费、内循环的视角看，技术升级的目的，既要着力于补足“卡脖子”技术短板，就特定技术实现进口替代，又要持续降本增效，为降价留足空间。很多人不喜欢这种“内卷化”的技术升级，但内卷的目的是外卷，中国的产能是为世界准备的，通过技术升级持续降本增效，是中国制造保持全球竞争力的立足根本。 此外，我们时刻要牢记，消费品的价值构成，除了成本，还有品牌。促消费，除了降成本，还要提升品牌价值。就中国制造企业而言，品牌升级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升级。 参考资料： 1、吴晓华等，《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2、[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严明会 9月17日，首届王府井论坛在京举行，主题为“新形势 新消费 新动能”，首届王府井论坛由全联房地产商会商业地产工作委员会与北京王府井地区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办。论坛旨在共商商业街发展之路，共议品牌助力街区发展之策，在世界商街发展前沿贡献中国智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在现场表示，目前，我国服务消费比重已经超过商品消费，消费结构显著升级，成为经济增长与结构升级的新动能，并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的关键节点。 王微表示，中国新兴服务业的标准体系建设还略有滞后，与消费直接相关的新兴服务行业对外开放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国作为新兴国际消费中心，对商品服务的供给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以国际消费中心为新的平台和载体，加快消费升级及新动能培育。同时，中国消费市场高度分化，消费向中型、大型城市集中，中心城市成为了品牌、国内外大型企业总部的聚集地。 中国将以特大型城市为依托，积极培育2-3个消费规模巨大、聚集度高、引领创新能力强、在全球消费市场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综合性国际消费中心。
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复苏的结构性问题，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事实，即工业复苏快于服务业复苏、生产复苏快于需求复苏、投资复苏快于消费复苏。在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居民消费情况却不容乐观。 消费低迷的原因 造成结构性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总体而言，消费是顺周期变量，自主恢复的速度较慢，且虽然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其造成的社交隔离和居民警惕情绪比较明显地影响了居民消费习惯和偏好，边际消费倾向下滑，恢复正常也需要时间，拖累了消费复苏的速度。 第二，消费的主导因素是收入，对利率、信贷等政策变量并不敏感，这导致了促消费政策抓手的缺乏，对冲政策难以迅速到达消费问题的“病灶”，短期效果有限。 第三，社零总额中，限额以上（基本对应中高端消费需求）恢复相对较快，汽车、家电等大件消费已经恢复正常水平，原因可能是繁荣的房地产销售带动的房地产下游产业链复苏。但限额以下（对应低端消费需求）的终端消费行业受到疫情冲击最大，又受制于政策抓手的缺乏，复苏很慢，同时这些行业的就业人群多，收入的减少也产生了消费减少的恶性循环。换言之，是限额以下的低端收入被打击，拖累了整体消费复苏。 面对结构性问题，传统的总量刺激政策效果有限，过度的刺激反而有可能造成局部领域过热，却并未对弱势部门起到对冲作用。由此来看，面对收入和消费的结构性问题，就需要结构性的对冲政策来缓解。但结构性的对策，意味着一部分人享受政策利好，其他人享受不到政策利好，这衍生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公平和效率谁更重要？ 在当前背景下，问题被具体化：要促进消费，尤其是促进低端消费，就要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这涉及到经济发展中的公平问题；直接补贴中低收入群体，又存在不顾收入分配的市场规律、损失效率的嫌疑。 为什么现阶段要更加强调公平？ 到底是要公平还是要效率？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复苏的现阶段，公平更加重要。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1、公平政策能够抓住主要矛盾 首先要看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当前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矛盾就在于工业、大企业、投资等“颗粒度”较大的、对政策和利率敏感的部门复苏较快，但居民、小企业、消费等更“细碎”和弱势的部门复苏较慢，且对传统刺激政策“免疫”。想要经济加速复苏，唯有加强对中低收入居民、小微企业的补贴，短期内止住收入减少的趋势，才能保住消费基本盘。 在这一方面，美国的做法给了我们借鉴。美国在面临疫情冲击时，很快就决定给老百姓直接发钱，通过收入补贴的方式支持居民和小企业。具体如下： ①现金支付，已婚夫妇最高2400美元，每个孩子最高500美元，总计发放5000亿美元，每周6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最多四个月； ②设立规模为3500亿美元的小型企业基金，以缓解裁员和支持薪资的状况； ③2400亿美元的医疗救助； ④750亿美元的医院援助； ⑤200亿美元用于退伍军人的医疗保健援助； ⑥200亿美元用于紧急公共交通救济的援助； ⑦100亿美元用于机场救助的援助； ⑧加强失业保险，这可能会在一个州给受益人的基础上每周增加600美元。 这些政策客观上加速了美国消费和零售业的恢复。在疫情最严重的4月份，美国零售业缩水了近20%，但很快零售业就恢复了正增长，7月份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额同比达到3.83%，明显高于中国社零同比。 2、公平政策减少额外的收入差距 疫情额外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高收入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稳定的情况下，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正在下降。 首先，典型的高收入人群就业多分布在互联网、IT、金融、媒体以及一部分制造业等领域，本身受到的疫情冲击较小，收入并未出现明显缩减，而中低收入群体所在的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和居民服务等部门受到的疫情冲击大，收入缩减明显。 其次，在疫情冲击下，高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甚至有可能增加，因为疫情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原来的奢侈型、享受型消费行为，例如高端餐厅和娱乐场所消费、健身等，客观上造成了收入的节约，同时房地产等金融资产价格也并未受到疫情的明显影响，甚至还在上涨，使得投资这些资产的高收入群体财产收入增加。而低收入群体则陷入零售餐饮等行业困境，导致收入困境，进而减少消费，又反过来恶化行业困境的循环中。 由此看来，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也相当于用“非常”手段应对疫情这个“非常事件”，道理上是说得通的。 3、公平政策不等于效率损失 给低收入居民补贴，并不意味着在“公平和效率”两者之间进行二选一，并不是说为公平而公平，当然也更不意味着基建投资和各类产业刺激政策不重要，而是考虑公平带来的实际效果：现在讲公平，能促进社会稳定，保障社会主体的稳定，让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更加顺利，同时这种收入补贴也不会产生额外的后遗症。 事实上，政府每年拨给贫困地区用于发展当地的所谓产业，却最终因为企业经营效益差而浪费掉的钱可谓不计其数，何不将这些钱给到低收入群体，这样至少还创造了实实在在的消费需求。 在“双循环”的国家战略框架下，直接补贴也是有效率的事情。美国政府给居民的收入补贴，事实上促进中国的外循环，因为这些收入补贴使得即使在疫情之下，美国居民依然保有了基本生活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出口恢复。而给本国居民发钱，则是在扩大内需、促进国内大循环等方面贡献力量。 公平政策如何促消费？ 那么，公平政策如何促销费呢？可考虑从以下三方面下功夫： 1、保持收入补贴力度 针对限额以下的终端消费、线下服务业的收缩，在防控疫情不放松的前提下，应该重点聚焦这些领域的持续支持。 财政政策方面，收入补贴政策有必要继续推进，或者至少保持一定的力度底线。同样重要的是，保市场主体的减税降费等措施也有助于保住就业、增加用于消费的收入。 2、推动新型消费 近期国常会提到消费是经济恢复薄弱环节，并提出了一揽子政策支持新型消费。推动新型消费，能够有效促进消费可持续增长，熨平极端事件对消费习惯的冲击，稳住消费基本盘。首先，技术使得消费供给更加公平化，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消费服务：新型消费结合了互联网，增长迅速，覆盖的消费和服务领域也在持续扩张，占总体消费的比重越来越高，重要性越来愈大，推动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加大。其次，新型消费深度应用信息、智能技术，消费者信息更加完全，消费质量更高，有助于长期的、可持续的消费升级。 鉴于消费将成为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主导驱动因素，以及新型消费对于消费可持续增长的作用，新型消费的发展空间和紧迫性都比较大，因此未来相关鼓励政策和监管标准的规范化将同步进行，在发展中同步完成对行业规制的制度建设。 3、放开大城市户籍制度 从长期看，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有助于进一步挖掘潜在的消费潜力。 学术研究表明，在有户籍制度制约的情况下，外来人口比城市常住人口的消费平均要低16%-20%。目前，全国外来人员（主要是农民工）在城镇生活的人数有2.9亿人。在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会产生对住房、汽车、家电、医疗和教育等一系列耐用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他们的消费平均可以增长16%-20%。 很多人在大城市就业、服务，贡献了5年、10年的时间，却仍然没有获得一个“市民”身份，这不论是从公平正义的角度，还是从促进消费的角度看，都是不能被接受的。目前，500万人以下的城市已经逐步放开了户籍限制，未来在“十四五”时期，我们期待更多的城市，尤其是5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也能够逐步放开户籍限制，进而实现中国更大的消费红利。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面向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仅意味着扩大内需的“量变”，更指向了内需动力模式的“质变”。在此前以“外循环”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长期沿循“对接国际需求→制造业加大投资”的需求传导链条。这一链条虽然拉动了内需规模的高增长，但是也引致了投资占比过高、居民消费不足等结构性失衡。更为重要的是，内需的源动力仍然较多依赖国际市场，因此本质上是“伪内需”模式。以2015年供给侧改革为起点，以“双循环”建设为机遇期，当前中国经济加速走向“真内需”模式，“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的新链条正在形成，有望在夯实内需韧性的同时，持续激活消费、投资协同增长的长远潜力。基于此，我们预测，至2035年，中国内需的实际规模有望较2019年实现倍增，内需结构料将多重优化，进而为畅通“内循环”奠定坚实的需求侧基础。 内需的现状：增速有优势，结构有短板。鉴于当前国内外形势，对中国内需的研究亟待注重两个要点。其一，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交叠，前瞻中国内需的长期远景，需要充分结合时代趋势与国情演进。其二，针对内需的跨国比较宜尽量剔除通胀影响，以便揭示真实需求的演化，这在疫情时代全球货币政策超宽松的背景下尤为重要。沿循上述思路，我们发现，目前中国内需在“全球-历史”大坐标系下呈现两大特征。 第一，增速较快。从成分视角来看，无论是中国的投资内需，还是消费内需，在全球视野下均长期保有增长优势。就投资而言，1996-2019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同比增速的年度均值为11.4%，较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8.0个、4.3个和9.1个百分点。就消费而言，1996-2019年中国最终消费实际同比增速的年度均值为9.4%，较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分别高出6.6个、4.5个和7.3个百分点。基于此，1996年至2019年，中国内需总量的实际同比增速中枢为10.1%，大幅领先同期全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和OECD成员的平均水平，增速优势分别高达7.2个、5.2个和8.0个百分点（详见附图）。得益于长期较快增长，至2019年中国内需规模已扩大至12.6万亿美元，约为美国内需规模的57%、欧盟的84%，以及日本的1.7倍。 第二，结构失衡。从结构视角来看，至2019年中国内需依然存在逐层递进的三重失衡（详见附图）。一是消费投资比例失衡。2019年，在中国内需总量中，消费需求占比仅为65.0%，而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比例则分别高达94.2%、76.8%和75.6%。二是居民消费发育不足。在中国消费总量中，居民消费的占比仅为70.0%，较美国（83.0%）、日本（73.4%）和欧元区（72.2%）仍有差距。三是服务消费占比过低。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消费重心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是大势所趋。至2019年，美国和日本的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分别达到69.0%和60.6%，而中国仅为49.5%。有鉴于此，未来用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激活居民消费潜力，加速服务消费发展，有望成为中国强化内需引擎的结构性重点。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提供了内需结构的方向性指引，但是其具体比例并非“金科玉律”。事实上，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来看，若内需结构过度“重消费、轻投资”，将造成产业空心化、消费杠杆高企等弊端。若消费重心过度“重个人、轻政府”，也易形成公共品供给不足、贫富差距过大等弊端。在当前全球乱局之下，疫情冲击导致弱势群体受到非对称压力，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形成新一轮投资缺口，或将放大上述弊端。因此，未来中国内需结构的调整不宜对照发达国家亦步亦趋，而应根据自身特征和时代趋势寻求最优解。 内需的变革：模式正切换，潜力长可期。从时序视角来看，2001年、2015年是中国内需动力模式的两大历史性转折点（详见附图）。2001年至2014年，投资内需一方面在增速上长期高于消费内需，同比实际增速的年均差值高达5.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在波动方向上与消费内需背离，多次出现此消彼长的走势。这一现象的背后逻辑是中国加入WTO并快速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对接国际需求→制造业加大投资”的传导链条，因此这种投资内需的高增长本质上仍具有较强的外部依赖性，在一定意义上是“伪内需”。2015年至今，消费内需增速领先投资内需，并且两者增速差明显收窄、走势逐步趋同。其背后逻辑是2015年供给侧改革加快推动过剩产能出清，供求结构重新匹配优化，正在形成“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的新链条，内需增长的内生性和稳定性增强，是“真内需”。从“伪内需”向“真内需”的模式切换，虽然在表面上引致了增速的阶段性走弱，但是深层隐含着内需韧性的增强。 当前全球遭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中国“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料将推动“真内需”模式的加速发展。以此为基础，中国有望进一步形成“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居民就业收入改善→国内市场持续扩大”的内需发展机制，为畅通“内循环”奠定坚实的需求侧基础。在全球视野下，中国超大规模市场蕴藏着充沛的消费潜力，有望为上述机制提供稳健的源动力。在宏观层面，结构性抑制有望逐步消解。此前中国作为“供给中心”嵌入全球体系，形成了“重生产、轻消费”的经济结构，对消费内需造成显著抑制。至2018年，中国居民创造了全球GDP产值的16.1%，但仅享受了全球消费的12.1%，“产出占比-消费占比”剪刀差高达4.0%。相较而言，美国、日本、欧盟、全球高收入经济体以及OECD成员的剪刀差水平均低至负值，即使是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均值水平也较中国略低（详见附图）。未来在“双循环”格局下，随着中国升级为全球“供给-需求”双中心，这一结构性的抑制有望缓解，进而释放消费潜力。在微观层面，长期动力有望渐次加强。虽然当前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但是细分至人均水平，无论是消费能力（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还是消费意愿（人均居民消费占人均GNI的比例），均在全球位于中低水平，不仅远低于OECD成员均值，甚至还略落后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均值，因此仍具有广阔的提升空间（详见附图）。未来得益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产阶层的壮大、年轻世代的崛起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升级向质量高度、市场深度、产品广度的“三维”拓展将是长期趋势。由此，叠加居民收入的稳步提升，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有望同步改善，为消费引擎注入长期动力。 内需的前景：规模将倍增，结构再优化。2020年至2035年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根据我们之前研究[1][2]，这一时期预计也将是“双循环”新格局确立并畅通运行、中国完全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阶段。以2035年为目标时点，基于本文的上述分析，可以在“全球-历史”的宏观大坐标系下进一步推测中国内需的长远前景。 从规模来看，内需倍增是大概率事件。我们采用两种方法推算当前至2035年的中国内需规模变动，并进行相互验证。第一，增速递推法。我们预计，在保守情景下，2020-2035年中国经济年度实际同比增速的长期中枢为4.5%左右。假设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内需驱动，在剔除了通胀对于投资、消费名义规模的影响之后，那么2035年内需的实际规模预计约为2019年内需规模的2倍。第二，收入比例法。2019年中国人均GNI升至10410美元，略低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12535美元）。我们预计，在保守情景下，即使未来中国人均GNI的实际同比增速明显低于趋势水平，至2035年中国人均GNI也将大概率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并触及16700美元（2019年购买力）。由此，再假设中国人均GNI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向OECD成员水平趋近，内需中投资、消费的结构比例向欧洲、日本趋近，则2035年中国内需规模亦将较2019年实现倍增（剔除通胀影响后）。基于上述两种预测方法，2019-2035年中国内需实际规模的倍增将是大概率事件。此外，若这一目标如期兑现，那么至21世纪中叶，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实际需求最大的居民消费市场（剔除通胀影响后）。 从结构来看，三层次优化有望实现。其一，内生增长模式确立。至2035年，中国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长期中枢预计将接近100%。但是，这并不等于“闭关自守”。随着中国升级为全球“供给-需求”双中心，以及高水平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对外贸易有望走向均衡状态，在小幅顺差和小幅逆差之间弹性波动。由此，“外循环”对“内循环”的增长贡献，不再主要反映于净出口的数据高低，而是主要体现于国际国内要素加快流动、优化配置所实现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二，消费、投资合理搭配。至2035年，在消费市场扩大的同时，中国料仍将持续以新基建投资、产业投资促进供给侧升级，加速拥抱新一轮技术革命。由此，我们预计，至2035年，中国内需结构不会走向“美国模式”，而是有望更接近日本与欧元区：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约为75%，投资的占比约为25%。其三，个人、政府比例协调。中国作为幅员辽阔、区域发展差异较大的后发经济体，仍需要政府发力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发展协同化。在全球疫情时代，进一步夯实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应有之义。因此，未来在中国居民消费较快发展的同时，政府消费料将稳步增长、提质增效。至2035年，中国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例或不会过度抬升，预计将稳定在72%左右，以实现个人福利和社会公益的总体平衡。 参考文献 [1]程实、钱智俊．构建“双循环”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工银国际，2020年8月． [2]程实、钱智俊．“双循环”的演进之路：2020与1913 [R]．工银国际，2020年月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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