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复苏的结构性问题，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事实，即工业复苏快于服务业复苏、生产复苏快于需求复苏、投资复苏快于消费复苏。在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居民消费情况却不容乐观。消费低迷的原因造成结构性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总体而言，消费是顺周期变量，自主恢复的速度较慢，且虽然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其造成的社交隔离和居民警惕情绪比较明显地影响了居民消费习惯和偏好，边际消费倾向下滑，恢复正常也需要时间，拖累了消费复苏的速度。第二，消费的主导因素是收入，对利率、信贷等政策变量并不敏感，这导致了促消费政策抓手的缺乏，对冲政策难以迅速到达消费问题的“病灶”，短期效果有限。第三，社零总额中，限额以上（基本对应中高端消费需求）恢复相对较快，汽车、家电等大件消费已经恢复正常水平，原因可能是繁荣的房地产销售带动的房地产下游产业链复苏。但限额以下（对应低端消费需求）的终端消费行业受到疫情冲击最大，又受制于政策抓手的缺乏，复苏很慢，同时这些行业的就业人群多，收入的减少也产生了消费减少的恶性循环。换言之，是限额以下的低端收入被打击，拖累了整体消费复苏。面对结构性问题，传统的总量刺激政策效果有限，过度的刺激反而有可能造成局部领域过热，却并未对弱势部门起到对冲作用。由此来看，面对收入和消费的结构性问题，就需要结构性的对冲政策来缓解。但结构性的对策，意味着一部分人享受政策利好，其他人享受不到政策利好，这衍生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公平和效率谁更重要？在当前背景下，问题被具体化：要促进消费，尤其是促进低端消费，就要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这涉及到经济发展中的公平问题；直接补贴中低收入群体，又存在不顾收入分配的市场规律、损失效率的嫌疑。为什么现阶段要更加强调公平？到底是要公平还是要效率？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复苏的现阶段，公平更加重要。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1、公平政策能够抓住主要矛盾首先要看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当前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矛盾就在于工业、大企业、投资等“颗粒度”较大的、对政策和利率敏感的部门复苏较快，但居民、小企业、消费等更“细碎”和弱势的部门复苏较慢，且对传统刺激政策“免疫”。想要经济加速复苏，唯有加强对中低收入居民、小微企业的补贴，短期内止住收入减少的趋势，才能保住消费基本盘。在这一方面，美国的做法给了我们借鉴。美国在面临疫情冲击时，很快就决定给老百姓直接发钱，通过收入补贴的方式支持居民和小企业。具体如下：①现金支付，已婚夫妇最高2400美元，每个孩子最高500美元，总计发放5000亿美元，每周6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最多四个月；②设立规模为3500亿美元的小型企业基金，以缓解裁员和支持薪资的状况；③2400亿美元的医疗救助；④750亿美元的医院援助；⑤200亿美元用于退伍军人的医疗保健援助；⑥200亿美元用于紧急公共交通救济的援助；⑦100亿美元用于机场救助的援助；⑧加强失业保险，这可能会在一个州给受益人的基础上每周增加600美元。这些政策客观上加速了美国消费和零售业的恢复。在疫情最严重的4月份，美国零售业缩水了近20%，但很快零售业就恢复了正增长，7月份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额同比达到3.83%，明显高于中国社零同比。2、公平政策减少额外的收入差距疫情额外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高收入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稳定的情况下，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正在下降。首先，典型的高收入人群就业多分布在互联网、IT、金融、媒体以及一部分制造业等领域，本身受到的疫情冲击较小，收入并未出现明显缩减，而中低收入群体所在的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和居民服务等部门受到的疫情冲击大，收入缩减明显。其次，在疫情冲击下，高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甚至有可能增加，因为疫情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原来的奢侈型、享受型消费行为，例如高端餐厅和娱乐场所消费、健身等，客观上造成了收入的节约，同时房地产等金融资产价格也并未受到疫情的明显影响，甚至还在上涨，使得投资这些资产的高收入群体财产收入增加。而低收入群体则陷入零售餐饮等行业困境，导致收入困境，进而减少消费，又反过来恶化行业困境的循环中。由此看来，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也相当于用“非常”手段应对疫情这个“非常事件”，道理上是说得通的。3、公平政策不等于效率损失给低收入居民补贴，并不意味着在“公平和效率”两者之间进行二选一，并不是说为公平而公平，当然也更不意味着基建投资和各类产业刺激政策不重要，而是考虑公平带来的实际效果：现在讲公平，能促进社会稳定，保障社会主体的稳定，让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更加顺利，同时这种收入补贴也不会产生额外的后遗症。事实上，政府每年拨给贫困地区用于发展当地的所谓产业，却最终因为企业经营效益差而浪费掉的钱可谓不计其数，何不将这些钱给到低收入群体，这样至少还创造了实实在在的消费需求。在“双循环”的国家战略框架下，直接补贴也是有效率的事情。美国政府给居民的收入补贴，事实上促进中国的外循环，因为这些收入补贴使得即使在疫情之下，美国居民依然保有了基本生活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出口恢复。而给本国居民发钱，则是在扩大内需、促进国内大循环等方面贡献力量。公平政策如何促消费？那么，公平政策如何促销费呢？可考虑从以下三方面下功夫：1、保持收入补贴力度针对限额以下的终端消费、线下服务业的收缩，在防控疫情不放松的前提下，应该重点聚焦这些领域的持续支持。财政政策方面，收入补贴政策有必要继续推进，或者至少保持一定的力度底线。同样重要的是，保市场主体的减税降费等措施也有助于保住就业、增加用于消费的收入。2、推动新型消费近期国常会提到消费是经济恢复薄弱环节，并提出了一揽子政策支持新型消费。推动新型消费，能够有效促进消费可持续增长，熨平极端事件对消费习惯的冲击，稳住消费基本盘。首先，技术使得消费供给更加公平化，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消费服务：新型消费结合了互联网，增长迅速，覆盖的消费和服务领域也在持续扩张，占总体消费的比重越来越高，重要性越来愈大，推动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加大。其次，新型消费深度应用信息、智能技术，消费者信息更加完全，消费质量更高，有助于长期的、可持续的消费升级。鉴于消费将成为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主导驱动因素，以及新型消费对于消费可持续增长的作用，新型消费的发展空间和紧迫性都比较大，因此未来相关鼓励政策和监管标准的规范化将同步进行，在发展中同步完成对行业规制的制度建设。3、放开大城市户籍制度从长期看，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有助于进一步挖掘潜在的消费潜力。学术研究表明，在有户籍制度制约的情况下，外来人口比城市常住人口的消费平均要低16%-20%。目前，全国外来人员（主要是农民工）在城镇生活的人数有2.9亿人。在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会产生对住房、汽车、家电、医疗和教育等一系列耐用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他们的消费平均可以增长16%-20%。很多人在大城市就业、服务，贡献了5年、10年的时间，却仍然没有获得一个“市民”身份，这不论是从公平正义的角度，还是从促进消费的角度看，都是不能被接受的。目前，500万人以下的城市已经逐步放开了户籍限制，未来在“十四五”时期，我们期待更多的城市，尤其是5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也能够逐步放开户籍限制，进而实现中国更大的消费红利。
【内容摘要】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历史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担心看似是临时性的冲击，但实则可能产生永久性影响的事件，及其对于整个经济、各类行业和资产价格的影响。 一、国际变局预示市场化力量在全球的消退？ 当看不清前行的路时，借用历史“望远镜”能帮助厘清未来方向。人类演进过程中无时无刻都是和瘟疫等冲击作斗争：14世纪欧洲黑死病流行引发了对神学的怀疑，很大程度促成了文艺复兴；1918年西班牙流感爆发期恰恰是社会主义思潮积极发展阶段。站在目前时点，中国取得骄人的抗疫成绩，我们开始对很多东西重新审视，包括对“灯塔国”的理解。 近年来美国对华发放的签证占比明显下降，表征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尽管如此，各类经济预测都明显低估了我国对外部门及出口的韧性（而高估了国内投资和消费）。贸易似乎总能通过某种市场化的方式“自发”维护其韧性：新冠疫情时，中国出口超预期是由于防疫物资和居家办公用品；贸易摩擦时，中国对美出口虽下降，但对东南亚等出口（或转出口）明显增加。未来两年中国还有望成为世界最大零售及商品进口市场。 从外商投资来看，美国对华投资在缩窄，但其它国家对华投资在上升，整体外商投资趋势难言逆转。过去全球化强调要素配置中的效率提升，但一味追求效率似带来产业链的脆弱性。近期有些国家提出产业布局分散化，或也是预料之中。不过，我们仍能感觉到市场在全球化中的作用，并不容易被政客的力量所左右。 外部环境是否会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也取决于我们怎样应对它。我们固然警惕诸如美苏之间的“冷战”，但现状与过往非常不同，最重要的是中国主动拥抱全球化。目前我国贸易、金融和投资等与世界的融合还在加深，尽管有些领域的脱钩难免（例如科技、教育等）。如果中国沿着市场化和开放的方向走，这未必成为系统性风险。 二、疫情带来的是永久影响还是临时冲击？ 新冠疫情百年未见，但未必是史上最严重的。即便遭受了更为严重的西班牙流感后，很多大国的经济增长中枢又可回到疫情前。究其原因，影响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是劳动力、资本和生产率。如果这三方面没有受到系统性影响，那就很难影响到经济增长及利率中枢。当然，疫情的短期冲击不可忽视。 近期美国等出现二次疫情，其经济并未产生相应的回落。我们不清楚疫苗何时出来，但世界经济对于疫情的敏感度正在下降。未来我国防疫物资的出口增速仍在高位但将边际递减，非防疫物资出口会有更积极的表现。 我国消费当前的回升主要并非居民收入上升的结果。失业率高企叠加消费倾向低迷，使得消费修复仍偏慢。这也是今年消费低于市场预期的原因，大家事前没有很好剥离疫情的复杂影响。消费内部的修复不均衡，疫情期间囤积的日用品等必选消费已明显减少，而可选消费的上升态势还未结束。 房地产等传统动能的当月同比增速已回到疫情前。叠加房价上升，近期开发商负债受限，使得加速销售回款变得迫切。鉴于利率的领先规律，商品房销售单月同比拐点可能在四季度。建安投资受到资金掣肘也会边际往下。前期土地成交活跃，未来半年土地投资有望维持高位。从当季同比看，房地产投资四季度或将下来；但累计同比看，房地产投资景气可持续到明年一季度后。 总的看来，疫情冲击的特殊性决定了本轮基建等传统总需求刺激的克制程度。三季度政策发力下宏观景气程度明显抬升。四季度外需向好但基建减弱，经济整体回升幅度料将趋缓。明年上半年GDP会由于基数原因将有跳跃式上升，尽管这未必意味着经济完全修复。 三、宏观政策是否回归常态及资产价格如何演绎？ 各国实践表明，即使经济未完全修复，但名义GDP出现拐点后，政策利率的拐点随即出现。如果三、四季度经济回升，那么银行间利率走势是清晰的。值得一提的是，从现在到年底，CPI会由于猪肉高基数等会持续下降，而PPI同比回升。过去两者出现“剪刀差“时，银行间利率往往震荡。此外，明年一季度靓丽的经济同比数据可能引致利率抬升。 利率拐点过后货币数量拐点也将出现。当出口由负转正，也意味着社融拐点的可能到来。如果三季度末、四季度初社融存量增速出现拐点，叠加PPI回升，那么金融市场风险偏好最强的时候就可能过去。映射到资产配置策略上，我们倾向于目前以防守的姿态迎接未来更好的进攻。“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尽管遭遇诸多非常态冲击，但这阻挡不了我国经济回归常态化的经济基本面和市场化的运行规律。
后疫情时代能否迎来“报复性消费”热潮？作为消费主力的90后的态度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作为充满争议的群体，“90后”一度被贴上“非理智消费”、“月光”的标签。但报告数据显示，疫情过后，90后更爱攒钱了，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一代消费主力军精打细算、理性规划的消费观念和居安思危、生财有道的理财观念。 从为客户带来实惠便利和推动消费回升、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交通银行作为国有大行响应政府促消费的号召，推出“交通银行 就是这么实惠”消费主题活动，其中包含的“惠民贷”产品以申请简、审批快、利率低的特征，成为广大客户的省心、惠民之选。 报告显示：90后更爱攒钱了 都说90后不攒钱？报告来“打脸”了！ 中国新经济研究院联合支付宝发布的《余额宝90后攒钱报告》(2020版)显示，疫情之后，90后更爱攒钱了：2020年上半年90后人均攒钱金额比2019年增长近40%，平均不到4天攒一次、人数超过“60”“70”“80”之和、余额平均是待还花呗金额的4.5倍.…… 另有支付宝理财健康度体检结果显示，近四成人已经有了“短期开销、人生保障、投资增值”的配置行为，其中90后占到近一半。 图片源自《余额宝90后攒钱报告》 两组数据不仅撕下了90后从前的“月光”标签，更投射出新一代消费主力军精打细算、理性规划的消费观念和居安思危、生财有道的理财观念。 从消费心理来看，现代年轻人普遍抱有“能省则省”的心态。他们不仅早已学会在各家平台上货比三家，更熟练掌握返利、拼团、海淘等成熟多样的新消费模式，不允许自己花一毛“冤枉钱”。 除了消费方面“能省则省”，在理财方面，当代年轻人呈现出“会花更会赚”的状态，能够充分收集信息，灵活运用、掌握平台规则，实现“薅羊毛”的目的。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对于这届年轻人而言，利用线上消费信贷产品、信用卡等信贷工具的免息期打“时间差”赚取利息收益已经屡见不鲜；巧用分期优惠购置电子产品、教育服务等，以留存现金也时有发生；贷款产品也可以“薅羊毛”，有细心者不断对比各家平台，不仅探寻到符合预期的理想产品，还把握优惠窗口，“薅”了一把羊毛。 交行推出“惠民贷”实惠用户 相比于父辈，见证移动支付和互联网金融成长的“90后”们可以更早地接触到消费贷类产品。 去年10月发布的《90后消费趋势研究报告》显示，90后敢于花钱，热衷超前消费，是消费贷款的主力军。据融360调查，从年龄上看， 90后在贷款人群中占比最高，达49.31%，在亚洲同龄人中排第一，这意味着在使用消费贷款的人群中近半数都是90后。 在使用消费信贷产品时，年轻人同样“精明”。他们的“火眼金睛”更倾向于选择最实惠、便捷、靠谱的产品。 目前市面上的消费信贷产品各异，常见的产品在生成还款计划以后，会对提前还款行为收取违约金或手续费，比如收取剩余未结转本金的2%至5%作为提前还款手续费，或者收取若干月份的利息。 也有银行“贴心”让利，实惠用户。交通银行推出的线上纯信用个人消费贷款产品“惠民贷”即支持随借随还，提前还款则重新生成还款计划，不向用户收取额外的手续费。 实惠利民的条款加上背靠交通银行这样的大平台，“惠民贷”的靠谱程度不言而喻。对于怕麻烦的用户，“惠民贷”更是省心之选。 目前部分银行发放消费贷款的流程繁琐、所需材料复杂、审批时间长，这对于急需用钱的用户而言无形中提高了“门槛”。 从申请和审批流程上看，交行“惠民贷”具备申请简、审批快、利率低的特征。客户无需到网点提交资料，只需在手机银行上自助申请即可；“惠民贷”免抵押、免担保，根据客户资质和信用情况来审核，审批速度快；按日计息，最高可贷30万元，最大程度满足客户的消费需求。
今年以来，我国多省市政府、企业向群众发放消费券，先领券后消费，这一举措不仅让市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增加了购买力和消费欲，进一步达到提振消费信心、刺激消费市场的作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蚂蚁金服研究院通过对杭州消费券的研究发现，与没有消费券时的日常消费量对比，每1元消费券能带动3.5元的新增消费。 今年二季度以来，各地为促消费发放的多种消费券对居民消费起到了较强的拉动作用。但同时，消费者也期盼消费券能够扩大使用区域、使用场景及发放方式。 调研显示，65.9%的人希望消费券能用于线上网购；53.4%的人希望用于线上美食外卖；45.4%的人希望用于生鲜、超市、便利店等生活用品购买场所。 现在，只需打开交通银行手机APP，即可参与“大牌礼券嘉年华”“外卖随机减”等超值活动，满足消费者更多生活需求。 大额外卖红包天天领，品质美食只需地摊价 随着全国消费市场的稳步回升，为进一步满足消费者当前日益旺盛的消费需求，交通银行积极响应国家鼓励消费政策，全面启动“交通银行 就是这么实惠”系列惠民活动，进一步将重振经济的信心与力量传递至千家万户。 “就是这么实惠”系列活动中，交通银行联合各大平台和商户，为消费者带来各大品牌的消费礼券，给到消费者最实在的优惠。 划重点！下半年回血宝典来了！大牌超多礼券免费领，美食美妆出行娱乐百货珠宝样样都全。 即日起至9月30日， 交通银行手机银行用户可以在交通银行手机APP在线领取教育服务、车主优惠、健康医疗、餐饮娱乐等大牌消费礼券，get最实惠的省钱攻略！美妆用品低至4.3折，零食低至3.5折，更有超多无门槛券等你来领。 天气太热不想做饭？想吃大餐囊中羞涩？交通银行送你大额“饿了么”外卖红包，品质大牌美食只需地摊价，让你实现外卖自由！ 外卖敞开吃，“食”惠看得见！即日起消费者使用交通银行手机银行APP下单，“饿了么”外卖13元红包天天领，外卖全场信用卡消费单笔订单满35元最高可立减30元，还可叠加使用红包、全积分抵扣，仿佛在吃霸王餐! 每天饭前领个券，顿顿吃饱！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要节约粮食哦。 零食护肤、出行住宿、学习礼包…大牌礼券享不停 除了一日三餐，还可以怎么“薅羊毛”？ 交通银行联合大牌零食、百货商家同样放出超值电子礼券，给你地摊价！点击交通银行手机银行APP生活专区，立刻Get大牌礼券嘉年华省钱超级攻略。 良品铺子满300元可减180元、洽洽食品满190元立减120元，钟薛高满199元可再减30元……吃货专区优惠力度再加码。 如果你爱喝奶茶，即日起至10月31日，不要错过奈雪的茶和台盖指定门店每周满30元立减10元的活动，使用交通银行手机银行APP或云闪付APP“付款码”支付即可享受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此外，生活区中，更有屈臣氏110元豪券礼包、洁丽雅30元无门槛券、宝岛眼镜240元优惠券等你来拿！ 今年，国庆中秋连休8天假，一度登顶热搜。“报复性消费”后，“十一”黄金周或再迎“报复性出游”。在家“憋”了大半年，小长假终于来了！ 携程等旅游机构表示，“十一”有望迎来今年首个旅游高峰和消费黄金周，同时预计也是近年来性价比最高、服务最好的旅游长假。 而交通银行大牌礼券嘉年华中的出行专区，同样贴心地准备了旅游、酒店大礼包。华住会200元礼包券、春秋旅游50元优惠券、宜尚酒店300元入住权益包为你的出行再添优惠，诚意满满！ 还不满足？别急，大牌礼券还没发完！ 本周开始，各省学校陆续开学。随着疫情防空发展向好，学生们也逐渐回归到正常的学习生活。交通银行手机银行APP为各位学生助力：大牌礼券学习专区中，有书共读VIP月卡、早晚读书VIP30天券、悟空300元学习卡免费领！ 如果你是有车一族，还可以在交通银行手机银行APP生活区页面领取汽车保养优惠券和低价洗车券，更有免费申领ETC可享过路费9.5折。 不要套路，要实惠！这个夏天，跟交通银行走就对了！缤纷优惠尽在交通银行手机银行APP。
随着国内疫情形势逐渐平息，消费市场持续回暖。 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公布的2020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二季度全国共发生银行卡交易814.57亿笔，其中消费业务424.22亿笔，金额28.50万亿元，分别环比增长40.2%和12.9%；银行卡人均消费金额为2.04万元，同比上升0.59%。 为积极响应国家促消费稳增长的号召，以及满足消费者日益旺盛的消费需求，交通银行作为国有大行积极落实国家政策，承担社会责任，推出“就是这么实惠”系列促消费主题活动，为提振消费注入金融力量。 在这背后，交行的零售业务转型成效显著。 今年上半年，交行个人金融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增11.79%至606.95亿元，占比提升1.93个百分点至47.87%；利润总额占比提升2.04个百分点至34.54%。在财富管理方面，交行理财、基金、保险、信托等财富管理产品规模增量同比提升162.84%，在AUM增量中占比54.06%，成为AUM增长新引擎。 交通银行副行长殷久勇向搜狐财经进一步介绍了交行目前大零售转型的进展，并就“交通银行，就是这么实惠”活动的内容、举办的背景及取得的成效展开对话。 聚焦价值创造，大零售转型进行时 立足零售业务领域，交行在财富管理建设方面正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据殷久勇介绍，交行零售业务近年来以“AUM+MAU”双因子增长为策略，聚焦价值创造，提升产品创新能力，深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经营，向“建设具有财富管理特色和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银行”战略目标不断探索。 交行坚持“金融资产+数据资产”双轮驱动，狠抓MAU、支付、信贷交叉渗透，提升客户数据资产；统一制定客户经营方向和策略规划，依托数据及模型支撑，加强客户上送提升及流失管理。客户金融资产稳健增长，客户结构持续优化，中高端客户快速增长。 截至6月末，交行管理的个人金融资产（AUM）达3.73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8.17%。手机银行月活跃客户数（MAU）达2651.88万户，较上年末增长19.55%。达标沃德客户163.25万户，较上年末增长8.54%。私人银行客户5.33万户，较上年末增长13.29%。 在产品创新方面，交行注重发挥集团优势，持续加大联动力度，丰富财富管理产品供给。 殷久勇介绍称，交行创新推出“臻承”系列保险金信托业务，为客户定制极具个性化的家族信托服务，有效满足高净值客户财富保障和稳健传承的专属需求。同时，加大行外优质产品引进力度，满足客户多样化财富管理需求。抢抓市场机遇，主动制定全市场TOP基金经理名单，锁定头部金牛基金经理新发基金资源；开启与头部基金公司的基金组合定制业务合作，上线多款基金组合产品。结合抗疫、复工、医保购药等市场热点及特定场景定制低起点保险产品，持续丰富个人养老金融产品体系，满足客户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上半年，交行基金销售规模达1207.98亿元，同比增72.41%，公募基金保有规模增幅居五大行第一、增量居五大行第二；净值型理财产品规模达4534.41亿元，占总规模53.67%，较上年同期提升21.86个百分点。 交行还持续加强线上线下一体化经营，串起手机银行用户和内外部场景，通过上线手机银行一键绑卡、首页换肤、语音交互转帐等功能，打通用户体系、完善云端银行、丰富上行营销模板库、完善电子化分行申请流程等举措，实现“AUM+MAU”双提升。 此外，围绕打造上海主场、普惠金融两个优势，交行加大创新力度，依托数字化转型，抢占场景化、便民化的金融服务“制高点”，驱动大零售转型。 据殷久勇介绍，围绕今年上海市政府推进的“两张网”建设，交行快速推进“交银e办事”项目落地，践行了交行以数字化转型为路径发展普惠金融的理念，为全行上下转变思路、做大做强普惠金融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示范。据介绍，交行正在重点推进五项创新。 聚焦民生保障，“就是这么实惠”活动开展中 疫情下的复工复产对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小微企业提出新要求。交通银行适时推出“就是这么实惠”系列促消费主题活动，既是交行作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落实国家政策、发挥大行担当的需要，也是服务实体经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殷久勇对搜狐财经介绍称，“交通银行，就是这么实惠”系列促消费主题活动呈现出活动内容多、投入资源多、宣传渠道多、覆盖客群广四个特点。 交行此次开展的促消费主题活动围绕“惠消费、惠生活、惠理财、惠商户”四个主题展开，为客户提供实惠的活动和服务。 其中，惠消费对客户的日常支付给与活动奖励回馈，提升客户消费信心；惠生活为客户精心挑选餐饮美食、生活百货、洗车用车等各类优惠福利，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惠理财针对客户信贷借款需求，推出免息优惠，方便客户科学合理安排资金；惠商户是在交行指定合作商户开展消费折扣或随机立减活动，向客户让利的同时，实现商户引流。除了精心打造的四个主题，交行各分行还结合当地营销资源开展属地化特色营销。 从资源投入看，交行对此次促消费主题活动投入力度大，截至目前累计投入近3000万元。 从宣传渠道看，除了充分利用自有宣传渠道进行推广外，交行还加大外部媒体及热门社交平台的宣传投入，借助大数据实施目标客群的精准投放，以内容社交、话题传播等多种形式开展，向客户传递“就是这么实惠”的品牌主张。 在覆盖客群方面，交行此次促消费主题活动切实围绕“惠民、便民”主旨，面向全量客户及潜在客户，覆盖客群广，力争将实惠触达更多客户。 其中“天天支付天天抽奖”（攒金豆）活动主要面向存量客户，二季度参与客户共计376万人；新客户专属营销活动主要面向交行新开借记卡客户，上半年活动覆盖客群超300万；信用卡专属活动主要面向中青年客群，预计覆盖人数超1亿人；惠民贷促消费活动，通过短信、消息盒子等营销方式预计触达客户3,900万户，响应客户超205万户。 据殷久勇介绍，从目前的效果看，客户对活动的参与热情较高。三季度活动开展仅一个月已有173.7万客户参加。在吸引新客方面，上半年共计13万新客户领取活动奖励。 促消费活动的推出还带动交行信用卡消费额和交行贷款规模稳步回升，其中惠民贷投放规模显著。 殷久勇介绍称， 交行信用卡利用最红10周年契机，力推最红星期五品牌营销活动，市场反响热烈。6月起开展6•18购物节惠民贷免息营销活动，惠民贷6月单月累计申请客户32.45万户，发放贷款64.56亿元。7月起开展惠民贷暑期促消费免息活动，单月即有26.2万客户享受到了提款7天免息优惠权益，单月贷款发放额85.49亿元。 此外，商户活跃度也随着活动的开展得到了提升。据殷久勇介绍，交行积极贯彻“稳就业、保民生”的措施，发挥金融科技支撑作用，推进商户远程服务，完善支付受理模式，提升商户交易体验。交行开展银联商户随机立减及62折活动，截至7月末，共有2.58万户商户、22万人次参与活动。 殷久勇称，“交通银行，就是这么实惠”系列促消费主题活动将直接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而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将助力全社会、全产业链线上线下商品和服务销售，从而切实发挥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的作用。
在前面一系列文章中，我们集中讨论了需求端促消费（详见《提高收入才能促消费，这笔钱该由谁出？》、《消费有多重要，牛市就有多必要》），但一个巴掌拍不响，促消费也要在供给侧发力。 比如在经典经济学派看来，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斯巴德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消费低迷，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 降价当然可以促消费，那企业为何不降价呢？ 从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说起 在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前，经典经济学派一直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在萨伊、李嘉图、马歇尔等经济学大师看来，供需是平衡的，需求不足是不存在的。 经济衰退时，大量的企业因为产品找不到销路而破产倒闭。面对铁一般的事实，这些大师何以还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呢？难道他们只懂纸上谈兵？ 凯恩斯正是从这个问题深入下去，写出了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我们而言，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需求不足。 供给为何会创造自己的需求，马歇尔做过清晰的解读： “个人的全部收入，是用来购买劳动力与商品的。有些人常常会把他的收入用掉一部分，再存起来一部分；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家都认为被存下来的一部分收入，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购买劳动力与商品，其实质与他用掉的一部分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成本，其实都会转化为收入——工人的工资、政府的税收、产业链合作伙伴的营收等，这些收入，或早或迟，最终都会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生产过程既制造了商品，也创造了对商品的购买力。 在经典学派看来，虽然单个产品找不到销路的情况广泛存在，但就经济整体而言，供给与需求仍然是均衡的。 显然，问题出在时间错配和空间错配上。今年的产品生产创造的收入，如果都储蓄起来等到后年再消费，那么企业明年就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萧条。到了后年，储蓄者也不敢消费了，供给和需求在低水平上重新达到均衡。同样，若商品制造的原材料来自进口，创造的是国外居民收入，一旦商品出口受阻，也会导致需求不足。 凯恩斯的建议是，在收入被储蓄起来的空挡，由政府扩大开支填补缺口，确保企业正常运转，撑到储蓄重新变成消费的时候。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精髓，依靠有形之手调节内需，熨平经济波动。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在凯恩斯主义的护航下，各主要经济体相继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期。 成本，居高不下 同一个问题，凯恩斯的诊断是内需不足，开出的药方是扩大内需；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穆雷·N·罗斯巴德不以为然，他指出： “人们喜欢用‘生产过剩’来解释萧条，无论是否为人接受，这种解释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说。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所以，我们没有发现生产过剩，我们现在看到了产品的出售价格低于它们的生产成本。”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商品价格下降不到位，之所以如此，是受限于前期过高的经营成本。成本居高不下，产品降价不到位，过剩库存无法出清，压制企业投资意愿，经济就步入紧缩周期。 就我国情况看，一边是产能过剩，一边是经营成本攀升。从上市公司数据看，2010年以来，全部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营业总成本/营业总收入从93.1%提升至95.6%；而中小板、创业板企业更为明显，创业板上市公司成本比从82.1%升至97.3%，侵蚀盈利能力、压制投资意愿。 据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16年的课题测算，2005年，中国工业总成本水平比美国高12.05%，2015年比美国高15.66%。整体上看，我国企业的用电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社保缴费、制度成本、物流成本等全面偏高。 比如社保成本，中国企业社保缴费占职工工资总额的40%左右，高于国际水平1倍以上；企业综合税费负担超过40%，超出OECD国家13-16个百分点左右；再比如物流成本，据测算，2014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约为美国和日本的2倍、德国的1.9倍。 所以，并非企业不降价，而是经营成本高企，导致价格居高不下，再加上产品高度同质化，自然销量不佳。这个时候，消费者不买单，不能简单归因于需求不足。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为降价留足空间，才能更深层次地刺激需求。 2016年，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国发〔2016〕48号），分别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提出降本目标，力争“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 多管齐下降成本 受各种客观因素制约，有些成本容易降、可以降，有些成本不升即算成功，还有些支出要加大投入。 从近几年结果看，融资成本降幅较为明显，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物流成本不断边际改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逐步控制增幅，研发支出、折旧费用仍要持续提升。 （1）金融让利，降融资成本 在诸多成本中，降融资成本最容易，受影响的主要是利润丰厚的金融机构，波及面小，各方容易达成共识。 从A股上市公司数据看，2015年的融资成本负担最重，财务费用占到营业利润的34.5%，之后呈现下降趋势，最低降至2017年的20.3%，之后受经济增长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继续萎缩，财务费用占比开始回升，今年上半年为25.8%。 今年，随着金融让利1.5万亿的政策落地，预计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会有明显改善，在这种背景下，融资性金融机构盈利增速仍会趋于下滑。 （2）控住房价，控住租金 2008年以来，100大中城市平均工业用地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平均工业地价约为美国的25倍，而且美国是永久性产权。对于很多小微企业、生活服务业来讲，租赁成本是重要的刚性支出。 2012-2018年，一线城市优质零售物业空置率整体下滑，租赁成本整体上升。2019年以来，大量企业退出，零售物业空置率快速提升，租赁成本才得到有效控制，但整体仍处于较高水平。中长期来看，只有坚持房住不炒，控住房价，才能控住租金。 （3）简政放权，降制度性成本 还有一些成本属于制度性成本，如地方保护主义、多头监管、标准混乱、垄断、不公平的市场准入、不成熟的信用环境等。这类成本，阻碍了资源自由流动，降低了市场经济效率，主要通过“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进行消除，核心要义是促进市场竞争、推动资源自由流动。 （4）其他成本，缓缓图之 其他如税费负担、物流成本、能源成本、人力成本等，涉及到收入分配、效率提升、能源与环境约束等问题，只能缓缓图之。 诸如研发支出、资本折旧等，从转型升级的角度看，不仅不能降低，还需要持续加大投入。 转型增效，释放科技潜力 降成本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再分配，这就决定了降成本的空间是有限的。既然空间有限，降成本就不可能成为落后企业、落后产能的保护伞。 宏观层面降成本只是一个缓冲垫，企业发展只能寄希望于转型升级，要向管理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当前，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趋于成熟，已经让市场看到了科技赋能产业的巨大潜力。 从促消费、内循环的视角看，技术升级的目的，既要着力于补足“卡脖子”技术短板，就特定技术实现进口替代，又要持续降本增效，为降价留足空间。很多人不喜欢这种“内卷化”的技术升级，但内卷的目的是外卷，中国的产能是为世界准备的，通过技术升级持续降本增效，是中国制造保持全球竞争力的立足根本。 此外，我们时刻要牢记，消费品的价值构成，除了成本，还有品牌。促消费，除了降成本，还要提升品牌价值。就中国制造企业而言，品牌升级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升级。 参考资料： 1、吴晓华等，《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2、[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一个巴掌拍不响，促消费也要在供给侧发力。比如在经典经济学派看来，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斯巴德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消费低迷，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降价当然可以促消费，那企业为何不降价呢？从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说起在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前，经典经济学派一直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在萨伊、李嘉图、马歇尔等经济学大师看来，供需是平衡的，需求不足是不存在的。经济衰退时，大量的企业因为产品找不到销路而破产倒闭。面对铁一般的事实，这些大师何以还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呢？难道他们只懂纸上谈兵？凯恩斯正是从这个问题深入下去，写出了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我们而言，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需求不足。供给为何会创造自己的需求，马歇尔做过清晰的解读：“个人的全部收入，是用来购买劳动力与商品的。有些人常常会把他的收入用掉一部分，再存起来一部分；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家都认为被存下来的一部分收入，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购买劳动力与商品，其实质与他用掉的一部分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成本，其实都会转化为收入——工人的工资、政府的税收、产业链合作伙伴的营收等，这些收入，或早或迟，最终都会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生产过程既制造了商品，也创造了对商品的购买力。在经典学派看来，虽然单个产品找不到销路的情况广泛存在，但就经济整体而言，供给与需求仍然是均衡的。显然，问题出在时间错配和空间错配上。今年的产品生产创造的收入，如果都储蓄起来等到后年再消费，那么企业明年就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萧条。到了后年，储蓄者也不敢消费了，供给和需求在低水平上重新达到均衡。同样，若商品制造的原材料来自进口，创造的是国外居民收入，一旦商品出口受阻，也会导致需求不足。凯恩斯的建议是，在收入被储蓄起来的空挡，由政府扩大开支填补缺口，确保企业正常运转，撑到储蓄重新变成消费的时候。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精髓，依靠有形之手调节内需，熨平经济波动。二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在凯恩斯主义的护航下，各主要经济体相继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期。成本，居高不下同一个问题，凯恩斯的诊断是内需不足，开出的药方是扩大内需；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穆雷·N·罗斯巴德不以为然，他指出：“人们喜欢用‘生产过剩’来解释萧条，无论是否为人接受，这种解释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说。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所以，我们没有发现生产过剩，我们现在看到了产品的出售价格低于它们的生产成本。”在奥地利学派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商品价格下降不到位，之所以如此，是受限于前期过高的经营成本。成本居高不下，产品降价不到位，过剩库存无法出清，压制企业投资意愿，经济就步入紧缩周期。就我国情况看，一边是产能过剩，一边是经营成本攀升。从上市公司数据看，2010年以来，全部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营业总成本/营业总收入从93.1%提升至95.6%；而中小板、创业板企业更为明显，创业板上市公司成本比从82.1%升至97.3%，侵蚀盈利能力、压制投资意愿。据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16年的课题测算，2005年，中国工业总成本水平比美国高12.05%，2015年比美国高15.66%。整体上看，我国企业的用电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社保缴费、制度成本、物流成本等全面偏高。比如社保成本，中国企业社保缴费占职工工资总额的40%左右，高于国际水平1倍以上；企业综合税费负担超过40%，超出OECD国家13-16个百分点左右；再比如物流成本，据测算，2014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约为美国和日本的2倍、德国的1.9倍。所以，并非企业不降价，而是经营成本高企，导致价格居高不下，再加上产品高度同质化，自然销量不佳。这个时候，消费者不买单，不能简单归因于需求不足。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为降价留足空间，才能更深层次地刺激需求。2016年，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国发〔2016〕48号），分别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提出降本目标，力争“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多管齐下降成本受各种客观因素制约，有些成本容易降、可以降，有些成本不升即算成功，还有些支出要加大投入。从近几年结果看，融资成本降幅较为明显，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物流成本不断边际改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逐步控制增幅，研发支出、折旧费用仍要持续提升。（1）金融让利，降融资成本在诸多成本中，降融资成本最容易，受影响的主要是利润丰厚的金融机构，波及面小，各方容易达成共识。从A股上市公司数据看，2015年的融资成本负担最重，财务费用占到营业利润的34.5%，之后呈现下降趋势，最低降至2017年的20.3%，之后受经济增长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继续萎缩，财务费用占比开始回升，今年上半年为25.8%。今年，随着金融让利1.5万亿的政策落地，预计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会有明显改善，在这种背景下，融资性金融机构盈利增速仍会趋于下滑。（2）控住房价，控住租金2008年以来，100大中城市平均工业用地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平均工业地价约为美国的25倍，而且美国是永久性产权。对于很多小微企业、生活服务业来讲，租赁成本是重要的刚性支出。2012-2018年，一线城市优质零售物业空置率整体下滑，租赁成本整体上升。2019年以来，大量企业退出，零售物业空置率快速提升，租赁成本才得到有效控制，但整体仍处于较高水平。中长期来看，只有坚持房住不炒，控住房价，才能控住租金。（3）简政放权，降制度性成本还有一些成本属于制度性成本，如地方保护主义、多头监管、标准混乱、垄断、不公平的市场准入、不成熟的信用环境等。这类成本，阻碍了资源自由流动，降低了市场经济效率，主要通过“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进行消除，核心要义是促进市场竞争、推动资源自由流动。（4）其他成本，缓缓图之其他如税费负担、物流成本、能源成本、人力成本等，涉及到收入分配、效率提升、能源与环境约束等问题，只能缓缓图之。诸如研发支出、资本折旧等，从转型升级的角度看，不仅不能降低，还需要持续加大投入。转型增效，释放科技潜力降成本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再分配，这就决定了降成本的空间是有限的。既然空间有限，降成本就不可能成为落后企业、落后产能的保护伞。宏观层面降成本只是一个缓冲垫，企业发展只能寄希望于转型升级，要向管理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当前，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趋于成熟，已经让市场看到了科技赋能产业的巨大潜力。从促消费、内循环的视角看，技术升级的目的，既要着力于补足“卡脖子”技术短板，就特定技术实现进口替代，又要持续降本增效，为降价留足空间。很多人不喜欢这种“内卷化”的技术升级，但内卷的目的是外卷，中国的产能是为世界准备的，通过技术升级持续降本增效，是中国制造保持全球竞争力的立足根本。此外，我们时刻要牢记，消费品的价值构成，除了成本，还有品牌。促消费，除了降成本，还要提升品牌价值。就中国制造企业而言，品牌升级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升级。参考资料：1、吴晓华等，《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2、[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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