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意味着下一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仍然要坚持高水平开放，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生产。传统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形成的基本依据是全球化、WTO规则和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但近年来这些因素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加上数字经济、环境和气候变化等新因素，对我国企业进一步深化参与全球分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将产生深远影响。金融可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更好地支持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以及经济社会绿色和数字化转型。尤其需要强调本币主导、本币优先，在中国企业对外产业转移过程中优先使用人民币，为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提供更好的保障、支持和服务。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多方面优势条件，可率先实施。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人民币国际化 粤港澳大湾区 一、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文本内容非常丰富，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可以说是《建议》的主题和纲领，即“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关于高质量发展，可有多个层面的解读，比如宏观的、微观的、结构的，等等。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三次产业形成比较合适的规模、比例，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当中占据主要成分，而且这种情形下经济将具有非常典型的创新驱动特征。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高质量发展”，那么如何在同一个方向上分析和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方面，经济增长驱动要以内需为主。当国内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尤其是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的情形下，社会主要行业、产业的投资回报就会不断提高，要素配置的边际回报和要素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配比例也会相应提高，这是扩大内需真正有效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外循环仍然十分重要。首先，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告诉我们，分工可以实现各方的福利改进和资源配置优化，国际产业分工依据的基本原理是比较优势。历史上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得非常清晰，很早就有“田忌赛马”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即使一方资源要素单个比较而言不具备优势，但按各自分工、在一定的组合下仍然能实现最优配置，并在比赛中胜出。因此，即使经济增长驱动以内需为主，也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全球分工，要放弃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布局生产。更何况，在供给端，还有不少资源要素和供应环节，在我国也是稀缺或存在短板的，必须依赖国际市场。 不仅如此，高质量发展还意味着供应链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价值链的跃迁。这个调整、升级和跃迁的过程如何发生？更具体而言，是主要在国内实现，还是仍然需要着眼于全球，在国际范围内实现？ 从经济运行的一些现象和具体数据看，总体而言广东“六稳”“六保”成效显著，经济复苏较快。之所以有这么好的局面，离不开党和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也与广东所在的粤港澳大湾区特殊地理位置有关。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恐怕与广东比较早地在国内率先提出“腾笼换鸟”的战略有关。“腾笼换鸟”是什么？其实就是产业转移，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供应链价值链的跃迁。广东不仅10多年前就开始了这一过程，而且目前仍然在持续推进。过去，广东“腾笼换鸟”主要是促进部分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国内其他地区转移，如佛山的陶瓷工业大批外迁；而现在，则更多地是面向境外、特别是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转移，如东莞、惠州的一些电子组装产业转向越南。 这一进程实际上具有普遍性。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到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甚至一些非洲国家、南美国家兴建产业园、工业园，实际上就是产业对外转移。这些工业园、产业园小的几平方公里，大的十几平方公里、数十平方公里，最大的在白俄罗斯，面积超过125平方公里。对此，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强调“不求所在，但求所有”，认为这是本地企业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表现，只要企业总部在本地、最终合并财务报表在本地，部分生产环节是否在本地并不重要。不过，也有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对此有较多顾虑，主要是担心“产业空心化”，导致本国或本地竞争力的损失。为此，有关部门也在中西部地区兴建了一些产业转移承接园区，并出台一些优惠政策，用以吸引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对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不是转移到境外。 对此，我们要客观正视这个趋势，顺应市场规律，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具有战略视野的顶层设计，以及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支持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序实现产业对外转移，落实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实现中国企业着眼于全球的新一轮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一方面，这种产业跨国转移反映了最基本的经济学规律，就是体现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竞争优势，按物理空间、地理空间进行分工，使要素在边际产出上获得更优配置。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成为国际制造业中心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改革开放早期，产业从日本往“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转移，当比较优势进一步发生结构性调整时，又依次往中国大陆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转移。另一方面，我国总体上是一个统一大市场，劳动力等要素可在全国范围内相对自由地流动，一些产业、行业和企业在东部沿海地区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在中西部地区往往也很难具有特别的禀赋优势。即使有，持续时间也会比较短。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多属水土涵养或生态脆弱区，搞大规模的产业开发，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所以不宜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 沿着这个思路去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真正做到“腾笼换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就是要继续基于国际视野、国际范围、国际市场去推动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去支持中国企业继续着眼于全球，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开放，更深层次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布局，实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跃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思路与早期改革开放的思路有很大的不同。过去我国的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侧重于商品和货物贸易领域，注重吸引直接投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创汇”，出口创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创汇；另一个是进口替代，以市场换技术，在中国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而现在，在新一轮全球化格局及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我国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可能要调整为，顺应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更好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有序顺利推动产业对外转移，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布局生产，实现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 二、新形势下产业全球分工的影响因素发生了深刻变化 传统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形成的基本依据可归纳为三点：一是全球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进行配置，商品、货物和劳务在全球范围内按市场原则进行交换。按照经典的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到后来克鲁格曼的新国际贸易理论，一国可基于要素禀赋差异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或者空间和地理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优势，形成国际分工，专门集中生产某种产品，并通过国与国之间的交换实现资源要素的最优配置，从而提高全球的生产和供给效率，各国的福利均可以得到边际改进。二是 WTO规则。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总体上按照 WTO所确定的规则进行。所有 WTO的成员国都共同遵守这一规则，并按此规则在世界范围内参与国际分工，进行商品、货物和劳务的交换。三是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价格是反映市场供求均衡、实现资源要素配置帕累托最优的最好手段，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商品货物在全球范围内交换也不例外。这个过程按照什么价格信号得以进行？过去在较长时期内，主要是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其所形成的货币相对价格信号，亦即美元汇率。美元是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最主要的结算货币，也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外汇交易货币。可以说，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国际产业分工，很大程度上是由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其对各国货币形成的汇率价格信号调节、配置而形成的。 但近年来，特别是去年5月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及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与之相随，决定国际分工的上述基本因素和逻辑框架也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第一，全球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按经济学的原理、市场原则实现最优配置，但是现在，首先资源不一定再像过去那样按市场经济规律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各种各样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兴起，大大改变了全球化格局。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逆全球化”，应对外部冲击和确保供应链安全成为全球投资贸易活动中必须面对并予以重视的问题。同时，技术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使产业链趋于柔性化、智能化、扁平化，因此一些领域出现了区域化替代全球化的趋势。即使部分资源、商品、劳务仍然在国际范围内流动，但在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下，这一过程可能不再主要基于市场原则和经济规律，而要更多地考虑其他非经济因素，如地缘政治、安全、公共卫生防疫等。 第二，WTO规则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资源、商品和劳务在全球范围内按照 WTO规则来配置，国与国之间按照 WTO规则开展投资贸易活动。但在今天，WTO正越来越被边缘化，尤其是随着近日最后一位WTO仲裁法官的退休，WTO实际上已经处于瘫痪状态。一些新的规则正在部分或相当程度地替代WTO，成为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比如我们最近签署的RCEP，以及近年来我们耳熟能详的TPP、CPTPP、USMCA、CEPA等，还有一些双边投资协定（BIT）等。尽管仍有一些国家还在积极推动WTO改革，但WTO的衰落似乎不可避免，这根本上是WTO规则自身缺陷造成的，主要表现为： 一方面，WTO规则主要基于传统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理论，假设资源和商品主要在国与国之间通过分工和交换实现最优配置。但随着全球化不断演进，国际分工、资源配置和商品交换更多地转由跨国公司通过跨国投资和全球布局实现，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超过80%的全球贸易发生在跨国公司内。另一方面，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最近10年来，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速一直快于货物贸易，占比已超过国际贸易的40%。这与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逻辑一致的，国际经济活动更多地围绕跨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内部上下游产品、技术和服务配置开展，相应地体现为服务贸易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WTO主要是针对全球商品和货物贸易，侧重于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等。即使WTO也试图针对服务贸易的兴起有所行动，上世纪90年代形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但客观地说，GATS签署时间太早了，参与国家非常多，因此无论是在理念还是措施上，都存在较大局限性，也没有做到与时俱进，与前面所说的那些新规则相比，总体上标准不够高，适应性不是非常好，比如对于国际投资保护重视程度不够、更多采用正面清单等，不能很好适应跨国公司全球布局和服务贸易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成为主流的趋势。事实上，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概念或提法，如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承诺、竞争中性、劳工原则、新金融服务、跨国信息传输和数据处理等，都是WTO不太被重视和强调的，甚至是根本没有体现的，很大程度上也是新规则在标准上优于WTO的主要方面。 第三，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美元一家独大，但随着欧元、人民币崛起，美元的地位相对有所下降。最近，在国际货物贸易领域，欧元的结算比例再次超过了美元，成为国际货物贸易领域第一大结算货币。今年1-9月，在粤港澳大湾区，人民币在所有本外币跨境结算中的比例已接近 53%，成为第一大国际结算货币。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由来已久，早期表现为“特里芬难题”。2009年3月，周小川行长《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中阐述了单一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深刻问题，及其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尤其是近年来，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政策，凭借美元的国际使用和国际结算优势，在国际上广泛实施长臂管辖，可能会最终削弱美元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更快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此外，最近以来，还产生了两个新的因素，以前不太突出，或者没那么重要，但今后可能将在新一轮国际分工和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是虚拟集聚和数字经济，使得要素配置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上，资源要素按地理空间进行集聚和配置，通常是指要素在不同国家、不同区域间形成的物理和地理集聚，从而形成规模经济、集成创新，并涌现了大量的国际企业、产业集群和遍布世界的城市群。但数字技术、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资源集聚与配置的形态、方式和效率。一方面，数字本身开始成为要素，数字要素和其他如资本、人力和技术要素不同，不一定需要通过物理和空间集聚才能产生规模效应，数据要素可通过网络空间实现虚拟聚集，并产生广泛的网络外部性。另一方面，在数字技术广泛运用下，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导致了一些传统生产要素也可以通过虚拟网络空间进行集聚和配置，而不一定要像过去那样，必须通过物理和地理空间集聚才能进行生产和交换。随着数据和数据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虚拟集聚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替代物理和地理空间集聚，推动产业布局、供应链调整发生深刻变化。 二是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使得供应链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面临新的硬约束。总体而言，过去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对市场主体的约束力并不强，更多依靠情怀、责任感去维护和推动，但依靠个人自觉约束自身行为投入到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贡献中去，其实并不容易。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支持环境保护、控制气候风险的产品往往具有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性质，不容易界定产权，相关产品和服务无法收费，从而产生了“搭便车”行为，导致市场失灵。但最近以来，尤其是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9月，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了“30·60目标”，即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世界上大多数成熟市场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基本上要50年左右的时间。我国作为一个碳排放大国，要用30年时间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实属不易。而且，这将是一个比较强的硬约束。 三、金融业应顺应趋势更好地支持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当前形势下，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及其全球布局所依据的基本规则、逻辑框架和外部条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此，金融业需作出相应的适应性调整，更好地支持中国企业开展新一轮的全球化布局，推动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 首先，继续高举全球化和高水平开放大旗。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拥抱全球化、支持多边主义，主动有所作为，参与新一轮国际化标准，尤其是更高规格、更高水平的全球投资贸易规则的制定，当前重点是加快落实RCEP、积极加入CPTPP，以及与美国、欧盟的BIT协定。同时，尽可能维护WTO，积极推动WTO改革。但客观地说，当过去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是出口创汇、进口替代、吸引直接投资的时候，WTO框架是够用的。而当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下一步转向“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供应链情况下，WTO框架就远远不够用了，我们需要更高标准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更好地保护我国的全球投资利益、推动相关的服务贸易，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延伸和跃迁。所以，需要对WTO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在这方面，可通过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尝试，大力推进高水平自由贸易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探索。目前我国20多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各地也都很有积极性，但在改革试点的内容和举措上，总体看比较同质化，多把重点放在投资贸易便利化和一些资本项目可兑换等一般性措施上，开放水平和标准并不高。国际上对自贸区最基本的界定是，在自由贸易区范围内，投资贸易的规则要优于WTO。而现在，WTO也相对落后了，国际上涌现出了很多更优于WTO的投资贸易规则。为此，需要对我国诸多自贸区的种种政策措施进行仔细分析评估，这些自贸区政策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优于WTO规则的要求？能不能更先进、更具前瞻性地反映和对标最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否则，就失去了开展自由贸易区试验的意义。 第二，大力支持技术创新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当前数字技术、网络空间、虚拟集聚对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的深刻影响不容忽视。一方面，在业务和资源配置层面重视对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投入，助力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另一方面，对部分传统和新兴产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金融业应支持其充分利用数据资源、数字技术，实现资源配置、生产和服务过程的智能化、智慧化、自动化、柔性化和定制化。总体而言，能够真正体现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的一些领域，在大湾区是比较成功和突出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什么在珠三角能涌现出像腾讯、华为、大疆这样的一批科创型企业呢？应该说，与背后的金融支持、金融业态有非常大的关系，大湾区、特别是深圳集中了相当一批活跃、敏锐的创业投资、天使投资机构。当然，金融业自身也要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这方面我国金融业总体上走在国际前沿。 第三，更加坚定地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更好服务于我国企业在新形势下的产业对外转移和全球布局。要充分认识到2008年危机后、尤其是这次疫情后，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并可能导致国际金融体系发生巨大转型，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将对下一步我国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分工产生深远影响。对此应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对，落实好五中全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要求，在这一轮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过程中，实施“本币主导”、“本币优先”战略，更多地通过使用人民币实现产业对外转移和调整升级，提高我国企业在全球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全球布局的主动性。对此，后面再做进一步分析。 第四，充分重视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以及落实“30·60”目标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起步较早，2012年银保监会就发布了《绿色信贷指引》，2016年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委出台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此后，人民银行和相关监管部门一道，在绿色金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可以说，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绿色金融产品、绿色金融市场、标准制定等方面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甚至在一些领域是引领者，具备了非常好的基础。中国绿色金融能走在全球第一方阵，也是因为绿色金融早在2016年就成为了党和国家的意志，陆续出现在党和国家的多项文件中，生态文明甚至写入了宪法。从这个角度讲，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将成为下一步落实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硬约束，对下一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金融业改革发展都将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过去成绩的基础上，金融业可开展更加积极、务实又具有前瞻性的工作，进行充分的核算、评估和压力测试，既做好自身的适应性调整，又对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转型提供比较好的支撑。 四、在大湾区率先实施产业对外转移本币优先、本币主导 “十四五”期间，落实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要求，中国企业仍需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生产，推动供应链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跃迁。在此过程中，金融业、特别是商业银行要提供全流程的交易银行和相关服务。理论上说，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投资兴业到哪里，中国的金融机构服务就应该跟到哪里，因为只有中国金融机构最熟悉中国企业，语言、制度、法律等方面的障碍比较小。其中，特别要强调“本币优先、本币主导”，也就是在大规模供应链重构、产业转移过程中，用人民币来实现对外投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用美元或者用其它国际货币。 首先，有利于降低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以中国企业在老挝兴建工业园为例。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家首先在国内把人民币换成美元，通过对外投资审批和结算程序，将这笔美元资金汇到老挝。之后项目验资落地，通常需要按照当地法律把美元兑换成老挝当地货币吉普。在工业园的投资兴建过程中，由于是基于产业转移，因此多数机器设备、生产线、相关服务和劳务、甚至原材料都是从中国进口的。这时，在老挝的这个中国企业需要再次把老挝吉普兑换成美元，从中国进口上述相关设备、商品、劳务和服务。而中国出口商完成上述出口、收到美元货款后，还要再把收到的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入账。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中方投资商，还是所有涉及的双方相关企业，都要承担较大的汇率风险和汇兑成本。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人民币已经在相当多的与中国有密切贸易投资往来的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认可和接受，在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进行大规模产业转移和投资过程中，更多地直接使用人民币，既具有相当广泛的双边共识，也有客观的经济和市场基础，不仅有助于双方节约或避免使用外汇，更有助于企业降低汇兑成本、规避汇率风险。 其次，有利于吸引境外市场主体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分享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快速增长的好处。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允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投资购买股票、债券及其它金融产品。这意味着产业对外转移过程中，投资目的地国家市场主体在收到人民币后，除了可用来向中国进口机器设备、生产线、原材料、劳务和服务以外，还可以投资中国的金融产品。总体而言，我国的金融产品回报率高，对境外投资者有较大吸引力。以十年期国债回报率为例，最新的数据大概是：美国1.15%，日本0.033%，法国-0.3%，德国-0.6%，而中国大约在3.2%上下的水平[1]。一个境外投资者如果投资十年期政府债券，购买中国国债的收益是购买美国国债收益的4倍左右。在此次疫情以及由此导致的国际金融动荡过程中，国际投资者严重缺乏安全资产，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人民币资产回报率高，人民币汇率比较稳定甚至还明显升值。这时，人民币作为一个国际安全投资资产的价值更加凸显，可以帮助境外投资者进行更好的全球资产配置。 第三，有利于全球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形成，推动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一旦境外投资者广泛、大量地持有人民币资产，通过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安排好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保障，以及推动相关金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就会逐步在全球形成人民币的资产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就会形成有深度的、交易活跃的全球人民币金融市场。这将有助于形成真正符合市场规律、覆盖全球人民币投资者预期和风险偏好、反映人民币供给和需求相平衡的价格，也就形成了均衡的人民币汇率。这将是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人民币汇率的最终形成机制，而且这个机制形成的是一个由全球投资者交易决定的均衡汇率，它更透明、更稳定、更可预期。因此，也必将有利于全球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国跨国企业在推进产业对外转移和升级过程中，通过人民币及其价格信号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布局生产线、调整供应链，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跃迁。跨国企业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和安排生产布局，并获得全球范围内要素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最大边际利润？最基本的就是靠资金的有效管理和配置，靠市场化的价格机制和价格信号。 对于大湾区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香港的金融机构来说，在支持、配合、帮助广东以及其他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腾笼换鸟”、对外转移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提供全产业链的金融服务，特别是全过程的交易银行服务，帮助中国企业以及投资对象国的银行和企业有效地开展人民币业务，从账户开立、资金落地、交易的结算清算以及后续资金及流动性管理、套期保值、合规风控等各方面，为市场主体接受、投资和持有人民币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障，解决其后顾之忧。尤其是香港的金融机构，要利用已有的覆盖全球的金融网络，以及过去长期形成的、具有国际水准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为粤港澳三地的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最有竞争力的服务。 香港在金融方面具有一个显著优势，即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有一整套关于人民币从账户开立、资金和资产管理，到交易结算和清算的金融基础设施，有与内地实现互联互通的人民币金融资产登记、托管、交易、结算、清算系统，还有对标国际、相当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香港要利用好这个条件，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为中国企业在新一轮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调整和跃迁过程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目标。 同时，内地金融界也具备条件和优势为这个过程提供支持、保障和服务，进一步深化扩大开放，为离岸市场提供人民币流动性，开展有效的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促进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健康发展，促进人民币在落实“十四五”规划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任务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1] 以报告时间为基点。
全球宏观形势的三大关键词 我先用三个关键词，来刻画一下当前的全球宏观形势。 第一，疫情。截止去年12月底，全球新冠累计确诊人数突破八千万。这个趋势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拐点，依然以很快速度在全球蔓延。目前全球排名前三的重灾国是美国、印度、巴西。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按照这个趋势下去，美国很快会有三千万人确诊，这意味着10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确诊，这个比例着实不低。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欧洲新增人数都落后于美国，但去年9、10月份欧洲新增人数突然出现爆发式增长并一度超过美国，这是当时为什么美元指数能触底反弹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市场开始下调对2021年欧元区经济增速的预测。 第二，衰退。2020年的经济衰退是过去150年来全球经济第四深的衰退。前三深的衰退均发生在一战到二战期间，因此去年是二战以后和平时期全球经济的最深衰退。比经济下行更令我们担忧的，是全球贸易的减速。在2009年之前的二十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速约等于全球经济年均增速的两倍，而在2009年之后至今，两者几乎持平。从2018年起，全球贸易增速变得显著低于全球经济增速。新冠疫情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这个趋势，这令我们非常不安。 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疫苗的推出。疫苗大概率是先在发达国家大规模接种，其次是新兴市场，最后是发展中国家。按照这个逻辑，疫情之后发达国家跟新兴市场之间的分化恐怕会加剧。这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情形刚好相反。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格局是“南升北降”。而在这次疫情之后，格局却很可能是“北升南降”。IMF估算了主要国家未来五年内因为疫情而导致永久性产出损失，排名越高的国家损失越大。排名靠前的都是新兴市场，排名靠后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也包括中国在内）。 第三，动荡。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自1990年代以来的历史均值在100上下，去年一度突破400，目前依然在300左右。这正是为什么黄金价格能够在去年8月创出历史新高的原因。当前，全球局势依然面临一系列不确定性。全球动荡加剧在资产价格方面的影响是什么呢？从金油比指标的运动来看，总体上有利于黄金、不利于原油。超高的金油比意味着中东地区未来爆发冲突的概率较高。2021年全球油价如何运动，这背后蕴含较大的不确定性。 中期内三大担忧 展望中期的全球经济金融，我个人有三个担忧。 第一个担忧是负利率。新冠疫情爆发后，各国央行开闸放水。美联储在不到半年内把总资产从不到4万亿扩展到7万亿以上，如此宽松前所未有。当前全球负利率格局进一步加深。目前发达国家政府债券收益率超过2%的已经没有了，收益率为负的占四分之一，收益率为0-1%的占60%左右。负格局未来进一步深化，让我们不由得不担忧，未来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商业银行在资产端收益率受碾压时会怎么办，是否会因此引发新一轮风险追逐行为？我们不得而知，只能拭目以待。 第二个担忧是高政府债务。新冠疫情爆发后，G20国家平均的财政抗疫支出占到GDP的8%，部分国家超过了15%。这意味着政府债务会进一步攀升。事实上到2019年，各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已经达到了历史相对峰值，和大萧条期间非常接近。而到2020年底，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占GDP比率还往上走8-10个百分点。从历史上来看，我们的确看到，在大萧条之后，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均出现显著下降，但那是通过打仗和战后重建来实现政府去杠杆的。在当前这个时点，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又到了历史高点，未来的去杠杆的路径会是怎样的？是有序平静的，还是动荡混乱的？我们不得而知，只能拭目以待。 第三个担忧，也是最深层次的忧虑，是1970年以来全球收入财产分配失衡不断扩大，该趋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就很有代表性，其财富分配程度极化到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历史上只有一个时期可堪比拟，同样是一战之后二战之前的大萧条时期。我们的确看到，在大萧条之后美国的贫富分化程度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修复，但那是通过打仗而实现的。打仗既会摧毁存量财富，也会推动财富的再分配。在当前这个时点，全球的收入财富分配失衡又发展到这样一个非常极化的程度，那么未来等待我们的再平衡路径会是怎样的？我们不得而知，只能拭目以待。 讲到这里，我想提一个猜想。在未来10年至15年，哪个国家能在实现国内收入财富再平衡方面取得突出进展，同时又不显著挫伤各类主体的工作积极性，那么这个国家就有望在未来赛道中处于领跑位置。 双循环新发展模式的背景与内容 下面我分析一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它是跟随着1990年代的沿海大发展战略而来。在改革开放前几十年，我们通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行业，大力引入FDI，发展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行业，这种“以外促内”的发展格局对中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很大贡献。 然而，两个条件的变化使这种以外促内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首先，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陷入长期性停滞格局，中美贸易冲突爆发且可能长期持续，这使得外部需求变得不再稳定和可靠。其次，中国经济体量经过四十年高速发展为全球第二，在本身体量迅速膨胀后，再靠外需来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就变得有些力不从心。换言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是外部压力使然，也是内部转型的必然。 怎么系统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设呢？我认为可以大致分为两块，其一是建立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这背后有三大支柱：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一体化。其二是如何实现内外循环互促，可以从贸易、金融、开放、机制等四个层面进行思考。 先看构建内循环为主体发展格局的三大支柱。 如何实现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呢？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从需求角度讲，最关键的是要持续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因为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怎么持续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呢？五方面的改革我觉得一定要做。 首先，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层面提高居民收入的占比。 其次，在居民部门通过一系列新举措来纠正收入分配过度失衡。去年两会期间，总理说中国有6亿人月均可支配收入低于一千块，这个数据令很多人觉得难以置信，但事实上是有扎实的数据支撑的。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非常重要，虽然难度很大，但不得不做。 再次，房住不炒的调控政策一定会长期持续。2015年之后房地产过度发展，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日益明显。当前的调控措施虽然行政化色彩很强，但是不得不为之的次优选择，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第四，考虑月均可支配收入低于一千块的六亿人主要分布在农村，如果不能有效提高农民收入，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就是一句空话。这意味着要取消户籍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农地流转，以提高农民收入。 第五，中国的民营企业解决了80%的就业。如果民营企业没有发展壮大的空间，如何实现这80%劳动力的收入提升？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让国进民退的现象重演。 从供给角度讲，这意味着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有旺盛消费需求，但优质服务供不应求的行业发展起来，例如教育、医疗、养老等行业。这里面的关键是破除国有企业垄断，让优质民营资本加快进入。 接着看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如果我们想努力促进国内技术自主创新，光靠政府加强相关投入是不够的，有三件事必须要做。一是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二是防止国进民退重演，2008年之后的数轮国进民退对激发国内技术自主创新是不利的。三是教育理念必须要调整，过去我们的教育体制擅长培养工程师，它鼓励集体性、一致性的思维，而未来促进国内技术自主创新，就必须鼓励思维的独立性、创造性、批判性，这种思维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被长期忽视了。 再看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一体化。作为国内大循环的第三个支柱，它非常重要，可能成为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最重要的趋势。一旦我们通过推动要素在国内自由流动来塑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就必然会发生新一轮要素聚集，因此未来有些地方的区域一体化必将加速推进。 我们非常看好以下五个区域：一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为深圳、广州、佛山），这里的市场化程度最高，已经形成了创新与金融的两翼，这里将会演变为中国版的硅谷；二是长三角（核心城市为上海、杭州、南京），这里国有、民营经济发展相对均衡，且是区域发展程度最均衡区域；三是京津冀。京津冀过去的问题是河北一直没能发展起来，而如果未来雄安作为新的城市崛起的话，就可能带动河北的发展。京津冀既是中国的科创中心，也是资源分配中心；四是由郑州、合肥、武汉构成的中三角，这里是中国的大通道，是高铁时代最大的获益者，未来也将成为勾连其他四个区域的中枢地带；五是由成都、重庆、西安构成的西三角，这里教育科研实力较强，且人均人力资本成本较低，可以很好地吸纳从粤港澳大湾区以及长三角扩散出来的产业。 未来上述五个区域、15个核心城市，将成为中国最有发展前景的地方。然而，新一轮区域一体化有一个副作用，即区域发展不平衡在一段时期内将会加剧。例如，上述五大区域都位于胡焕庸线的东南，西部只有西三角，秦岭淮河以北只有京津冀。换言之，如果未来要鼓励要素在国内自由流动，那么就需要承受一段时期内地区之间发展差异的拉大。 如何构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呢？由于时间所限，我不能展开了，就各用一句话谈谈四个层面如何推进。在贸易层面，要打造国内版和国际版的雁阵模式。国际版雁阵模式可以在RCEP的范围内展开。在金融层面，要开展新一轮人民币国际化，核心是要增强货币的计价功能和培养货币的真实需求。在开放层面，要把目前的自贸区自贸港做实，并在加快金融开放时防范风险。在机制层面，既要维护旧的国际多边机制，也要推动新兴市场主导的新型多边机制建设。前段时间RCEP的成功签署，就是一个例证。 注：本文为笔者于2021年1月10日在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上的演讲实录，已经笔者本人审阅。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
（原标题：从疫情“风暴眼”到经济“风向标” 2020年中国车市经历最强压力测试） 编者按：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球经济的黑天鹅事件，给各行各业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次冲击，是对中国产业链韧性的一次压力测试，不仅考验企业的应急机制和自救能力，也成为机会窗口，倒逼企业加快创新和转型升级，提升产业能力和生态协同。那么，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各行各业是如何应对的，又将带来哪些长远的影响？岁末年终，《证券日报》推出一系列总结性的产业报道，希望带大家一起寻找答案。本报记者 龚梦泽202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同时还将继续蝉联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全球汽车市场遭遇重创。得益于国内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进行，汽车企业迅速复产复工，保障了生产经营的总体稳定。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估计，全年汽车销量有望达到2500万辆，同比降幅或收窄至2%以内，好于年初预期。其中，乘用车销量全年有望突破2000万辆，商用车销量有望突破500万辆大关。“回首2020年，从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市场按下‘暂停键’，到第二季度逐步复苏，第三季度逆势爬坡，第四季度全面恢复，基本实现与去年持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付炳锋认为，即将过去的2020年，是中国汽车市场经历最不平凡的一年，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强大恢复能力和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同样是在2020年，美国新兴电动车公司特斯拉点燃了新能源汽车的一把大火。进入2020年之后，其市值累计增加超过5000亿美元，以一己之力抗衡大众、丰田、日产、现代、通用、福特、本田、FCA和标致9大传统车企的市值总和。国内方面，同样在2019年被奚落为“最惨之人”的李斌，其执掌的蔚来汽车在获得国资驰援后，今年11月份交付量已蹿升至5291台，其销量自4月份以来连续第八个月实现同比翻番。时来运转的不只是蔚来汽车。2020年，造车新势力头部企业普遍受到资本热捧，并涌现“上市潮”。小鹏汽车、理想汽车相继赴美上市，而威马汽车在完成100亿元D轮融资后，也在积极谋求与资本市场对接，争做新能源汽车科创板第一股。全国乘用车市场联合信息会秘书长崔东树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凭借政府对能源安全的关切、对新能源产业的大力扶持，让中国不仅拥有完整、高效和规模化的供应链，也造就了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国内的造车新势力正在尝试引领未来产业方向，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速度”的无限可能。车市遭遇疫情大考中国汽车市场引领全球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也给我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带来较大不确定性。本就处于下行市场的汽车行业更是成了疫情影响下的重灾区，产销两端近乎停摆的态势一度令“汽车人”忧心忡忡，也由此滋生出颇多对于汽车产业的消极预测。然而，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产销国，中国车市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潜力。在全球车市复苏缓慢的背景下，各大跨国集团纷纷不约而同地将中国市场提到了史无前例的认识高度，“全球车市看中国，中国市场影响全球”的论断得到了市场以及越来越多行业人士的认同。“年初由于遭遇疫情，一季度汽车产业像其他产业一样，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产销量下降50%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师建华表示，但从二季度4月份开始，汽车行业开始了复工复产，不管是企业还是市场方面，都得到了稳定的恢复，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今年2月10日，除了疫情最为严重的湖北省，主流车企均已开启复工，逐步进入开工状态。2月13日，《证券日报》记者以“企业是否已经复工复产、零部件供应链是否受影响、库存以及停产损失如何、对于复工的期望和实际困难”为题，采访了多家主流汽车企业和经销商集团，对复工复产情况以及应对疫情做出的政策调整进行了梳理和汇总。根据当时掌握的整车生产基地复工情况显示，彼时全国183个整车生产基地中，累计已有59个基地开始复工复产，占比达到32.2%。在此背景下，针对汽车行业的承压现状，商务部、发改委等部委先后出台保障汽车消费的刺激性政策。3月31日，国务院重磅宣布新能源补贴延续至2022年，同时也对二手车的增值税进行调整。国家层面大力推动，各地随即积极响应，包括鼓励放宽传统汽车限购号牌、鼓励“国六”标准车型消费、鼓励以旧换新等利好政策密集出台，有力推动了国内车市的加速回暖。“可以说，汽车行业经受住了考验。今年可能就是汽车行业这几年调整低谷最低的一年。”在师建华看来，汽车市场的有利因素正在逐渐积聚，尤其是依靠宏观政策的支撑，从2021年起我国汽车工业将有望保持1.5%左右的增长速度。《证券日报》记者查阅各国别汽车销量月度走势发现，2020年以中国车企和丰田汽车、现代起亚为代表的亚洲集团表现抢眼，其中我国车企反弹效果最为突出。数据显示，1-10月份的我国汽车销量占到世界总销量的33%，其中4月份更是高达52%，随后持续保持月度历史新高。“中国针对疫情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令人印象深刻。我们的合资伙伴一汽也在疫情暴发之后采取了多种措施，对于整个行业而言这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在称赞中国疫情防控得力的同时，奥迪中国总裁安世豪也传达出奥迪在华坚定发展的决心。“我们将通过理顺产品服务、合资伙伴关系、经销商共赢三个维度，大力推动中国业务的发展。”“自2015年开始，中国就成为了保时捷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保时捷中国总裁及首席执行官严博禹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疫情影响下，中国市场表现出强劲的势头，前三季度保时捷在中国市场的新车交付量达到6.28万辆，约占全球交付量的三分之一。今年9月份，保时捷中国投资近2亿元扩大金融服务，也充分说明了保时捷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EUREPORTER12月26日消息：《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是由欧盟联合研究中心（JRC）编写的欧盟委员会出版物，对全球2500家公司（这些公司的研发投资占全球企业研发投资的90％以上）的研究投资水平进行排名。2020年，欧盟将华为列为第三大研发投资方。在欧盟确认华为跻身全球创新三强公司之列后，华为驻欧盟机构首席代表刘亚伯拉罕表态，未来欧洲仍需使用最好的技术和创新，华为随时准备与欧洲携手合作，共创美好未来。 华为的大部分全球研发均立足欧洲，2000年华为在瑞典成立第一家研究中心，如今华为已成为欧洲ICT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增强欧洲竞争力，并为缓解气候变化和欧洲绿色协议做出贡献。
导读：在这种情况下，G20通过大规模财政、货币政策，为全球经济注入新动力。但近期疫情出现新一轮反弹趋势，可能干扰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化解疫情危机、防止经济失速、寻找新增长动力、完善全球治理，是未来G20的长期任务。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为-4.4%，虽然较6月份预测有所上调，但仍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水平严重。近期，疫情出现新一轮反弹趋势，全球经济复苏进程随时可能被打断。在这种情况下，上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 (G20) 峰会恰逢其时，这将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的动力。 自疫情暴发以来，G20在团结应对疫情、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G20领导人召开了两次峰会，这是2011年以来的首次，充分显示了G20加强全球协调的行动意愿，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前挑战的严重程度。 图片来源：新华社 G20与世界卫生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一道，推动全球抗疫，维护世界经济，不仅努力降低疫情对各自成员的冲击，同时还积极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支持，帮助这些国家克服疫情所带来的卫生、经济和社会影响。 G20推出的大规模财政、货币政策有效地避免了全球经济的进一步衰退。在财政政策方面，据IMF统计，截至11月初，G20推出的财政支持措施总规模约为11.5万亿美元，远高于今年3月G20特别峰会所承诺的5万亿美元经济计划。这些措施对于提升成员国的医疗保健能力，维持民生，保留就业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货币政策方面，多数G20成员国迅速下调政策利率，同时还通过购买政府和公司债券以及使用一些创新性货币政策工具，向市场提供了大量流动性。目前，G20发达经济体成员的政策利率维持在0.25%或以下，新兴经济体成员的政策利率也已经降至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低点。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了银行信贷的增长，为实体经济的恢复提供了有利的金融条件。 图片来源：G20仍不能松懈。为促进全球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G20仍需在以下方面继续努力。 一是化解当前疫情危机，这是推动全球经济重返正常状态的基础。疫情暴发之后，各国就一直在艰难地处理着疫情防控和经济重启之间的平衡。三季度全球经济的好转，部分来自于各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还有部分来自于疫情隔离措施的放松，使得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有所恢复。但在出现新一轮疫情感染的情况下，各国将不得不再次实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全球经济活动的复苏势头势必会再次放缓。 在这种情况下，疫苗成为化解疫情危机的关键。G20应与世卫组织及其他相关国家、组织一道，加快推进疫苗研发和生产进程，同时确保世界各国对于疫苗广泛和公平的获取，从根本上消除疫情威胁。 图片来源：防止全球经济复苏失去动力。考虑到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G20成员的政策刺激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主力。各成员需要根据本国经济发展实际和政策空间大小，动态调整政策工具选项，努力将经济拉回正轨。那些经济增长压力较大、同时存有政策空间的经济体，应进一步加大刺激力度；而政策空间不足的经济体也应维持既有刺激规模，避免政策支持过早退出。 在这其中，G20应加强刺激政策的国际协调，降低一国政策，特别是发达经济体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同时，也应加强与IMF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协调，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刺激经济提供更多的空间，例如推动特别提款权的普遍分配、进一步延长缓债倡议期限等。 但政策刺激并不是没有代价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也推出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由此造成了政府债务的急剧攀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更是凸显了债务高企的风险。为加强政府债务管理，2010年G20多伦多峰会提出发达国家财政整顿计划，但是从今天来看，这一计划并未取得完全成功。 货币政策刺激是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势必造成流动性充裕甚至泛滥。因此G20各国应吸取以往的经验与教训，在经济复苏的同时，注意过多流动性的回收。 图片来源：受生产率增长缓慢、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已经出现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趋势。为应对这一挑战，G20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包括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等。11月22日发布的《利雅得峰会宣言》核可《基础设施科技议程》，以进一步促进基础设施科技应用，推动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 IMF研究显示，G20国家同步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将使全球GDP增长近2%。数字技术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经济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了新路径。G20应进一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让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引擎。 四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在疫情的冲击下，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进一步盛行，全球化发展遭遇挫折。与此同时，疫情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恶化各国经济复苏环境。为此，G20应强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持，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促进全球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同时，完善以IMF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从长期来看，应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改革，适应世界经济格局转变的趋势，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和发言权。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 本文原标题为 "Platform for recovery" 责编 | 刘毅 编辑 | 张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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