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职者从一家招聘企业的广告牌前走过。新华社发（苑立伟 摄）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力供给不仅增速下降，规模也开始出现减少；随着人工成本不断上升，过去长期依赖的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减弱。眼下，我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外部经济环境挑战增多，尤其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投资、消费、出口拉动增长和带动就业能力下降，给一些地区和领域的就业带来负面影响。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沿海地区招工难、用工荒和技工短缺的局面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人数不断创新高，农民工等群体就业质量有待提高，城镇就业压力依然存在。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的到来，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受到冲击，一些职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一些行业对人力资本要求进一步提高。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技术、人口和就业等一系列变化，有必要研究我国劳动力供求趋势，预测未来十年我国劳动力供求规模，并提出适应劳动力市场新形势的对策建议。 我国劳动力供给特征及趋势预测 近年来，我国就业形势总体向好，城镇单位新增就业每年以千万规模保持增长，就业规模不断扩大。以2013年至2019年为例，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连续几年保持1300万人以上。从总量看，我国的部分群体还存在就业压力，但就业总量已经不是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就业的结构性风险大于总量风险。当前，劳动力供不应求成为常态，表现为：一是适龄劳动人口不断下降，劳动力供给规模进一步减少；二是劳动力需求持续增长，市场监测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1以上；三是中等、高等教育扩张延缓推迟了适龄劳动人口进入就业市场，青年劳动参与率有所降低。 从人口角度看，近年来我国人口变动出现“三低”和“三化”特征，“三低”是指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三化”是指老龄化、少子化和农村空心化。劳动力供求呈现“五降一升”特点，其中，“五降”是指人口增速下降、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劳动力人口下降、劳动参与率下降和就业人数下降，“一升”是指求人倍率上升。 随着我国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劳动力供给质量亟待提升。其中，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城乡、区域、产业、群体及劳动力供给质量等方面。城乡就业结构性矛盾主要在于农村劳动力技能水平不适应现代产业发展要求，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不适应接纳亿万农民向市民转变等方面。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攀升，内地劳动力比较优势显现，劳动力由过去的“孔雀东南飞”变为随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返乡回流。以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为代表的重点群体就业压力仍处高位，技能素质与岗位需求不匹配问题突出。一方面，企业反映招工难，一线普通工人也面临短缺；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屡创新高，就业压力持续加大。 长期看，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生育率的走低，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将继续减少，劳动力供给规模持续下降。同时，不同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也将继续下降，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后工业化时期有可能下降到50%以下。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和总抚养比上升的情况下，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加快培育人口质量红利是现实目标。 基于趋势判断和已有的劳动力供给数据，我们通过相关模型预测未来十年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预测结果表明，2020年至2030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规模从9.89亿人下降到9.63亿人，劳动参与率从68.44%下降到65.17%，按照两项指标自身发展趋势推算，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将不断下降，到2030年达到6.27亿人。 我国劳动力需求特征及趋势预测 从需求端看，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增长会下降，但就业规模仍会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很长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创造的就业规模并不相同，经济总量越大，每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规模越大。比如，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岗位的创造就要比十年前多。因此，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缓，并不意味着就业就会出现大规模下降，由于我国经济存量、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经济产业结构具有多样性，可以预期我国就业岗位需求规模仍将不断扩大。 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不少部门还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市场中增加的岗位大部分是一线普通工人和服务人员，行业也多分布在制造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但是，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和自动化技术快速发展，一些企业加快推进“机器换人”，一些重复性、流程性和安全风险高的岗位开始大规模自动化，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多转向普通操作工、一线客服、物流快递等对受教育和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岗位。随着我国产业加速向中高端迈进，生产性服务业、互联网经济等领域中的一些新岗位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 在实体经济领域，2019年我国工业企业用工下降，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不断减少，从业人员在行业间的分布出现了新变化，逐渐由传统的原材料制造、高耗能行业向先进制造业转移，反映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取得成效。与此同时，以网络经济、平台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创造了大量新就业岗位，吸纳了大量劳动力。 技术进步是影响我国就业的重要变量。历次产业革命经验表明，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替代效应”，通过淘汰旧的生产方式，在短期内会对就业产生明显的破坏。同时，广义的技术进步也会带来就业的“创造效应”，随着新技术大规模应用，将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和新产品及中间产品的扩张,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综合来看，只要生产扩张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替代效应”，就不会出现大规模失业问题。 劳动力需求作为派生需求主要受经济增长、资本及技术禀赋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我们预测认为，从趋势上看，未来十年第一产业劳动力需求量将不断下降，从2020年的1.87亿下降到2030年的1.09亿，第二产业从2亿下降到1.6亿，第三产业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从3.8亿增加到4.9亿，综合三次产业我们认为，到2030年劳动力需求总量约为7.6亿。 积极应对劳动力供求变化 展望未来，为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不断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我国人力资源开发配置效率，我们拟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扩大劳动力供给规模，提高劳动参与率。一是研究出台延迟退休政策，以应对随老龄化进程加快和老龄人口增加导致更多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二是研究出台生育政策，以应对生育率下降造成的近期和长期影响，避免下一代际劳动力增长率继续降低和青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三是健全优化社会保障体系和保障生育配套政策，以应对总抚养比上升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家庭负担加重、女性及青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减少临近退休人员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后顾之忧。 第二，减少就业结构性障碍，促进就业公平。一是减少就业性别、城乡及地域歧视，重视女性人力资源开发，深入研究我国不同就业群体的特点和作用，促进就业公平。二是加强就业创业基本公共服务，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减少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就业中的机制障碍和求职成本。三是坚持公平正义理念，打造和谐劳动关系，支持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互惠共赢。四是营造良好就业创业环境，加快清理和消除阻碍就业创业的壁垒，加大对新就业形态的支持，保障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基本权益。 第三，更好推动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一是加强后疫情时代劳动力有序流动的研究，保障劳动者迁移、择业、社保接续转移等基本劳动权益，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和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二是促进农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和农民向市民转变，进一步提升基层一线劳动者工作技能，加快学习和更新传统知识结构，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以更好适应工业化、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三是结合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研究乡村空心化和农村产业转型中的就业问题，加大农、林、牧、渔等产业从业人员、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以及农村贫困劳动力等技能培训力度，做好“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就业帮扶工作。 第四，优化人力资本供给结构，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新时代呼唤新型劳动者。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水平，深入挖掘人口质量红利，提升我国劳动力技能素质水平，是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一是要针对当前我国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同时，加大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通用就业技能和基本职业素养。二是加快中专和高等教育课程体系改革，以行业、岗位、职业和企业需求为导向，通过校企联合培养、企业化定制及产学研合作等方式，提高劳动力供需匹配质量。三是着力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扩大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招生规模，引导社会资源投入职业院校发展，增加技工供给数量。 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口结构变化与就业形势研究”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李建伟 执笔：钱 诚
近日，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在北京发布《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报告显示，1985-2018年间，全国（不含港澳台，下同）劳动力人口（包括学生）的平均年龄从32.2岁上升到了38.4岁。其中平均年龄最高的前三个省份是黑龙江、辽宁、吉林。黑龙江的“打工人”平均年龄甚至超过了40岁。 东三省“打工人”平均年龄最大 数据显示，全国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从1985年的31.85岁上升到了2018年的38.42岁，城镇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从1985年的33.44岁上升到了2018年的38.37岁。平均年龄最高的前五个省份是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湖南。 东三省位居前三，第一的黑龙江达到40.19岁，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40岁的省份。辽宁和吉林都超过了39.7岁位居二三位。 数据显示，2019年，黑龙江15~64岁人口占比为76.25%，位居全国第4；吉林这一比例为74.94%，位居第6；辽宁这一比例为73.88%，位居第7。 据中国新闻周刊如此来看，东北劳动人口结构尚属乐观。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据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表示：东北的人口流动性比较大，尤其是很多老年人过着“候鸟式”养老的生活，一到冬天，他们就会去海南等南方地区。因此，虽然从户籍人口统计上看东北老年人口比重较高，但从在住人口来看，其实没有那么多。 第二，少儿占比较低，是东北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的另一大原因。数据显示，黑龙江0~14岁年龄段的占比为9.97%，在31个省份中位列倒数第一；辽宁这一占比为10.2%，位列倒数第三；吉林这一占比为11.76%，位列倒数第六。尽管东北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但近几年整体人口数量在持续下降。数据显示，2019年黑龙江净流出17.99万人，吉林净流出11.03万人，辽宁净流出4.11万人，当年三省人口共减少了42.73万人。 除此之外，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位居全国后三位，人口自然增长率都为负数，也是全国仅有的三个自然增长率为负的省份。 相比东北地区，劳动力平均年龄最小的5个省份分别是西藏、贵州、海南、新疆和广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方恰恰是人口出生率比较高的地区。出生率较高，在一定程度消解了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京沪“打工人”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 从教育的指标看，1985-2018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从6.2年上升到了10.4年，其中城镇从8.2年上升到了11.3年，乡村从5.6年上升到了9.0年。2018年，平均教育年限最高的前五个省份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辽宁；平均教育程度最低的五个省份是甘肃、贵州、云南、青海、西藏。 总体来看，经济发展比较好的省份其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会相应的较长，如北京、上海、天津；而发展程度较低的省份平均受教育年限则较短，如西藏、青海、云南。从省内的城乡比较来看，所有大陆省份的城市劳动力人口受教育年限都大于农村受教育年限，而且经济不发达省份的这种差别会更大。例如西藏城乡的受教育年限差别高达4.95年，而北京只有2.78年。 数据显示，我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整体呈上升趋势，全国从1985年的6.24年上升到了2018年的10.36年，农村从1985年的5.60年上升到了2018年的9.02年，城镇从1985年的8.24年上升到了2018年的11.27年。 1985-2018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11.8%上升到了39.8%，其中城镇从26.1%上升到了52.7%，乡村从7.2%上升到了20.7%。1985-2018年间，全国劳动力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1.2%上升到了19.2%，其中城镇从4.3%上升到了28.6%，乡村从0.2%上升到了5.4%。 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在2018年达到2614万亿元 报告采用国际广泛使用的计算法，对中国人力资本的存量和发展动态进行了综合估算。2018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按当年价值计算为2614万亿元，其中，城镇为2288万亿元，农村为326万亿元，分别占人力资本总值的87.5%和12.5%。 报告称，1985-2018年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增长11.2倍，年均增长率是7.8%。近十年（2009-2018年）的年均增长率为9.0%，其中城镇人力资本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0.8%，而农村为1.9%。 2018年，人力资本总量前五位为山东、广东、河南、江苏及河北，后五位为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及西藏。2018年，中国劳动力人力资本总量按当年价值计算为942万亿元，其中，城镇为755万亿元，农村为187万亿元，分别占人力资本总值的80.1%和19.9%。 1985-2018年间，中国劳动力人力资本总量增长10.4倍，年均增长率是7.5%。近十年（2009-2018年）的年均增长率为8.4%，其中城镇人力资本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0.6%，而农村为3.0%。 2018年，劳动力人力资本总量前五位为山东、广东、江苏、河南及浙江，后五位的是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和西藏。2018年，中国人均人力资本按当年价值计算为229万元，其中城镇为313万元，农村为79万元。 同时，报告指出，1985-2018年间，我国的人均人力资本的年均增长率7.3%。近十年（2009-2018年），人均人力资本的年均增长率为9.0%，其中城镇年均增长率为8.2%，而农村为5.0%。2018年，人均人力资本前五位为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及安徽；排名后五位的是西藏、新疆、云南、甘肃及青海。 2018年，中国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按当年价值计算为116万元，其中城镇为156万元，农村为57万元。2018年，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前五位为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及安徽，排名后五位的是湖南、海南、云南、甘肃及青海。
符合条件的创业组织将享受到8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招用北京市户籍劳动力还另有补贴。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财政局近日发布《关于开展一次性创业补贴工作的通知》，支持重点群体以创业带动就业。 补贴对象为两类人员。第一类是北京市户籍下列人员。包括：在毕业年度及毕业两年以内创业的普通高等学校、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在公共就业服务部门办理了失业登记的人员；在批准退出现役一年内创业的退役士兵；社会公益性就业组织“托底”安置人员；报告企业分流职工；农村劳动力。第二类是入乡创业人员。入乡创业人员是指在北京市乡镇地区登记注册创业组织并带动北京市户籍劳动力就业的创业人员（含非京籍）。 对符合条件的创业组织，给予8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组织每招用1名北京市户籍劳动力（入乡创业人员创办的创业组织在招用3名北京市户籍劳动力的基础上每多招用1名），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累计满6个月的，再给予1000元的补贴。每个创业组织补贴总额不超过1万元。
据商务部网站11日消息，商务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中央宣传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全国妇联十部门发布《关于巩固拓展家政扶贫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明确，加大财政支持，对贫困劳动力通过有组织输出到户籍所在县以外就业的，按规定给予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 资料图 中新经纬摄 《通知》要求，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一步巩固“百城万村”家政扶贫和全国家政服务劳务对接扶贫行动成果，完善家政扶贫政策，吸纳更多贫困劳动力从事家政等生活服务工作，更大程度发挥家政扶贫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中的作用。 《通知》提出，加强家政服务劳务对接扶贫协议的落实，支持家政企业举办宣讲会、招聘会，组织贫困县在本地就业平台上发布家政服务需求信息，帮助贫困劳动力应聘、就业。 《通知》提出，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组织家政企业登录商务部家政扶贫供需对接平台，发布岗位信息，了解具有从事家政服务意愿的贫困劳动力情况。加强家政扶贫供需对接平台与全国家政服务劳务对接扶贫信息系统的信息共享，组织更多具有从事家政服务意愿的贫困劳动力向家政企业输送。 《通知》还提出，努力帮助贫困劳动力返岗。各地要通过帮扶机制摸清这些人员的就业状况和就业意愿。对于受疫情影响等原因未返岗的，要努力解决返岗中遇到的困难，加大服务保障力度。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支持贫困地区通过“点对点、一站式”输送贫困劳动力到中心城市“返岗”，协调有关部门做好行前和到达后的健康监测，推广健康信息互认等机制。 《通知》明确，支持贫困劳动力稳岗。各地商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要支持家政企业优先组织和使用贫困劳动力。中心城市要指导家政企业用好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的优惠政策，优先安排对口支援地区的贫困劳动力上岗。家政企业可与员工紧缺的零售、仓储、快递、外卖等企业合作，对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可采取共享用工的方式、对其他劳动者可通过提供就业信息等方式，帮助贫困劳动力渡过难关。 《通知》要求，吸纳更多贫困劳动力从事家政服务。结合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2019-2020年家政培训提升行动，加大贫困地区转移劳动力培训力度，保障有意愿从事家政服务行业的劳动力能够享有最基本的培训课程。各地在培训中要及时使用新修订的《家政服务员》职业标准，提高培训质量；加强家政服务师资培训。 《通知》提出，加大财政支持，2020年各地可根据失业保险基金结余情况，加大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中小微家政企业的支持力度，将稳岗返还标准最高提至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的100%。各地区可利用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及扶贫资金对从事家政服务的贫困劳动力培训等项目予以补贴。对优先招用贫困劳动力的家政企业按规定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对贫困劳动力通过有组织输出到户籍所在县以外就业的，按规定给予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疫情防控期间外出从事家政服务的贫困劳动力按规定给予交通和生活费补贴，有条件地区可加大奖补力度。 《通知》提出，支持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信息共享，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为信用状况良好且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贷款。对有从事家政服务意愿、家政服务领域创业的贫困边缘人口，可纳入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等扶贫政策给予支持。此外，鼓励商业保险机构与商务主管部门合作，开发针对家政服务需求的商业保险产品。(中新经纬APP)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最直接、最有效、最可持续的办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大就业扶贫力度，加强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精准对接，稳岗拓岗，支持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尽快复工，提升带贫能力，利用公益岗位提供更多就近就地就业机会。”我们要努力为贫困人口提供稳定就业机会，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实现自我价值、创造社会价值，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组织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劳务输出是贫困人口解决就业问题、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要深入基层村社和农户，开展“送政策、送信息、送技能、送岗位”等活动，把各项政策和培训计划、岗位需求等信息送到群众家门口，做好有组织劳务输出。同时为跨省务工的农村贫困人口提供政策、信息、技能、岗位等服务和交通补助，扩大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规模。比如，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最近3年每年平均输出劳动力50万人左右，其中有组织外出务工约占七成，务工收入已经成为该州贫困群众最直接、最有效的增收方式，人均年劳务收入达到2万元以上，实现了“输出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 促进就业扶贫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推进就业扶贫，一定要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为就业扶贫奠定坚实基础。一方面，努力把扶贫车间培育成为产业和就业扶贫的企业，推动扶贫企业形成产业链，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贫困地区梯度转移，为贫困地区开展就业扶贫注入新动力。另一方面，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建设，推动创业带动就业脱贫。例如，贵州省正安县曾经是农村劳动力输出县，后来在政府支持下建立了返乡农民工吉他产业园，现在已经成为重要的吉他产地，极大促进了农村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和脱贫。 推进农业产业扶贫。农业产业扶贫是促进农民增收、稳定农民就业的重要途径。应加快推进农业产业组织化，探索建立大企业支撑带动的产业发展格局，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鼓励、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领探索形成“公司+农户”“万企帮万村”等精准扶贫模式，稳定农产品产量和农民收入预期；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基础形成“合作社+农户”模式，有效汇聚农户力量；以电商发展为基础形成“互联网+农户”模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农民参与产业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农村贫困人口持续稳定就业和增收。 加强贫困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职业教育培训是促进贫困人口稳定就业脱贫的重要方式。调研发现，一些贫困户之所以发展动力不足，缺乏职业技能是第一位的原因。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关键是让贫困家庭孩子接受更多教育，让贫困劳动力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一方面，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农村实用技能培训，努力把农民培养成为合格产业工人、市场经营者，推动贫困劳动力向技能型、稳定就业型劳动力转变。另一方面，关注就业重点群体，包括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并聚焦贫困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加大贫困劳动力和贫困家庭子女技能扶贫工作力度。 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加强对就业困难人员特别是贫困劳动力的就业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除了社会保障兜底，还应采取开发公益性岗位等方式，比如在农村开发保洁、绿化、管水、护林、护草、治安、护路、扶残助弱等公共服务岗位，让贫困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这不仅能有效解决贫困劳动力脱贫问题，促进他们融入社会，而且有利于其后代健康成长，避免贫困代际传递。 (莫 荣 作者为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 人民日报 》( 2020年09月11日 09 版)
中国增长经济学之迷猜想之一 读孙林林和任若恩《世界经济》2005年第12期“中国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一文，1981到1984年产出增长率9.56%，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45%，TFP对经济增长部分的贡献高达67.47%。1984~1988年、1988~1994年和1994~2002年三个时期资本投入都是首要的经济增长来源，TFP占增长率比率分别下降为29.37%、42.23%、12.19%和34.58%。而据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李京文和郑友敬主编《技术进步与经济效益》中的计算，改革开放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52—1957年为27.78%，1957—1965年只为8.24%，1965—1976年间更是降低到仅为4.12%。 传统的认识，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的TFP主要来源于教育普及、人力资本增加、知识进展和技术进步。而且随着经济发展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变动，TFP在GDP增长中的比率是一个从低到高的变动过程。改革开放初这样高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后来又下降一半，甚至更低。是一个经济变动规律的悖论，也是一个经济学之迷。 我认为，其并不主要来自于广义的技术进步，而是体制从一元向二元改革释放的红利。从一元利益向个人和企业利益二元利益并存，从一元计划（土地如生产资料、产品、实物如住宅）配置向二元计划与市场（要素、资产、资源、商品）并存，从一元计划价格向一些产品由市场定价并存等转型。 一是利益分配从一元国家和集体谋划再分配给企业和个人的体制，向承认个人和企业利益并用其调动劳动生产积极性的二元利益体制转型，释放了劳动者的工作效率。这种二元利益体制，形成了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和企业经济主体。农村土地承包给农户，自己劳动，出售产品后自己分配，多劳多得；城镇企业实行计件等工资制，多出产品、工作质量高，工资奖金多。这与集体和单位过去劳动、工分平均、工资差距不大，干多干少、干差干好，年终所得或者工资数量一样相比，农村劳动力多劳动所得通过自己出售自己的产品得以实现。1977年农业劳动力平均播种面积为12.31亩，亩产为313斤，劳均为1927斤，1979年联产承包后，劳均播种面积为12.49亩，亩产371.3斤，劳均为2320斤/人，亩均和劳均产量分别提高18.63%和20.37%；1984年劳均播种面积为10.97亩，亩产提高为452.77斤，劳均为2639斤，更是比1977年增长了44.41%和36.93%。因此，TFP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自于土地承包后的劳动效率提高。 二是农业内部不同产品生产劳动力配置改善释放的增长潜能。农业内部，不同的产品，其劳动投入的收益率不同。在一个即使劳动力出工又出力的产品领域中，如果其比较收益率较低，农业总增加值增长潜能的释放也会遇到瓶颈。农村改革后，劳动力投入（配置）除计划种粮外，联产承包后，更重要的是有了自己种植和养殖的选择及决策权。种粮效率提高后，腾出了更多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力；改革后农民利益最大化动机使其可以选择价格和收入较高的经济类农产品生产。1978年到1985年间，果园种植面积从2486万亩增加到4140万亩，茶园面积在1570万亩左右变动不大；水果产量从657万吨增加到1184万吨，茶叶产量更是从26.8万吨增加到42.3万吨。肉类产量从1062万吨增加到1927万吨，油料从402万吨增加到1578万吨，奶产量从114万吨增加到250万吨，水产品从470万吨增加到了705万吨，蜂蜜产量从1980年的9.63万吨增加到15.5万吨，禽蛋产量从1982年的281万吨增加到了535万吨。棉花从205万吨增加到415万吨。其他蔬菜、中药材、花卉、食用苗菌等农产品在改革后都大幅度增长，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从951亿元增加到2564亿元。农业农村计划生产放开后，农民将土地和劳动力投入于比粮食单一产出高的农业其他行业和产品生产中，投入数量没变，但产出却大幅度提高。 三是农村农业内部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改革开放初乡村土地使用灵活，集体有一定的建设权，通过乡镇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乡镇企业占地办厂，劳动力和土地得到了组合，在内部纠正了土地不能交易流动的体制扭曲，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农村劳动力除了提高自身劳动效率，以及在农业内部改善其配置外，还可以在农村从事第二产业，实际上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开放来以来的工业化过程。从要素投入来看，一是农业中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到农村的工业中，开始从工分制改革为工资制，劳动力被定价，劳动力要素被货币化，但是有成本较低的优势；二是农村中的土地为生产和生活资料，实物分配投入，禁止交易，但是有土地成本几乎为零的竞争力。劳动力和土地要素被乡镇企业所组合，集体所有土地不允许交易的扭曲可能的损失，被其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收入所纠正。机器设备可以由城镇国有企业淘汰转移到农村，生产技术可以聘请星期日工程师和国企退休技术人员培训和指导。可以在农村产业间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和不允许交易及没有价值的土地，其生产潜力在乡镇企业的组合下，得到了释放，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 从乡镇企业这种生产被容纳的可能性边界看，改革开放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但生产力还不发达，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国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中，供给短缺的时期较多，这样一种供需格局，加上计划与市场并存，给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工业化，提供了一个20年左右时间的市场机遇期。农村乡镇企业1978~1984年，就业从2827万人增加到3848万人，增加值从208亿元增加到633亿元，占GDP的比率从5.7%上升到8.7%。 总之，从一元体制向二元体制转型，本身就是一个过去被压抑增长潜能释放的过程，TFP在80年代初的大幅度提高，主要还是源于一元体制的开始改革。
这一轮危机过去之后，中国仍然是一个拉动全球增长的国家，因为中国体量大，而且中国的相对体量比2008年又高了一个层次。 一看科技，二看中国。对于这一点，我真心希望西方稍微有点智慧的领导者能够明白。中国还是有潜力的，中国的城镇化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也没有停顿。 对美国来说，制造业重回美国部分能实现。以后可能有两大类制造业，第一类是以中国的市场为目标的制造业，比如宝马、通用汽车，这类企业无法撤出中国。第二类就是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利用中国的低成本生产，这类企业早晚会撤走。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中等收入的门槛，要进入高收入国家队列。我们应该尽量做好对外商的服务，但是大势所趋，中国不能只搞一些低端的加工。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提升内需，给中低工资水平的劳动力提供更好的就业渠道。 民粹主义抬头，但“去中国化”不太可能完全成功。因为西方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远远高过中国这样的国家。要搬回去的话，将需要大量的政府补贴。政府的财力又是有限的，真要去执行的话，也很困难。所以企业有可能向东南亚这些劳动力更低廉的市场转移，不可能完全回美国。 疫情加快了原来可能需要十年才发生变化的步伐，企业向东南亚这些劳动力更低廉的市场转移的可能性增大，中国应该顺势做好自己的内需开发、产业升级工作，主动迎接世界劳动力转型的挑战。 我相信未来若干年，全球化可能会被区域化所代替。未来世界上可能是三大贸易圈：第一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第二个是欧盟；第三个就是北美，包括墨西哥、巴西。这三个朋友圈玩“三国演义”，估计是这样的趋势。由于国际上的互相不信任，发达国家希望自己的民众有工作，所以会把一些贴近自己市场的产业搬回去，然后会形成三个大区域、三个大市场。比如宝马就是在不同市场上布局的，宝马要把沈阳三期工程作为整个亚洲的生产基地，现在是完全自给自足的，不需要德国开工，其供应链是完整的。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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