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股市场溃退之际，受伤的却不止FAAMG。 昨天凌晨，美国国防部传出消息：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将中国顶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列入“贸易黑名单”。 图片来源：路透社 这次的理由还是一样，他们认为中芯国际与军方有关联。虽然中芯国际第一时间就出来澄清，但这一幕上演太多次了，每一次的结果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这次估计也不会例外。 如果美国政府正式将中芯国际列入实体名单，这将迫使包LAM Research、KLA Corp和Applied Material等供应关键芯片制造设备的美国公司在向中芯国际发货之前必须获得许可证，而这份许可证是“难以获得的”。 这一手隔山打牛背后的受害对象是谁不难猜，毕竟华为被断供之后，选择的是中芯国际。 对中芯国际来说，影响也非常之大，因为美国不光是中芯晶圆制造中的技术提供商，还是他的大客户。今年上半年，中芯国际晶圆制造营收为117.8亿元，占比89.47%，其中美国地区营收达到了30亿元，占比22.79%。 但华为也好，中芯国际也好，都不是美国的最终目的。 被滥用的“武器” 对大多数人来说，了解中美关系都是从所谓的“实体清单”开始的。 但这个美国单方面的黑名单其实是“被改造的武器”。 1990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提出“实体清单”的概念，当时是为了防止美国公司出口的物品被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造。 这无可厚非，但问题是，美国发现这东西实在是好用。看谁不顺眼，只要给个简单的原因——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就可以将其加入清单，等于是变相地制裁。 到后来，“实体清单”已经完全成为美国实施科技霸权的武器。一方面，限制高技术产品向非盟友国家出口，阻碍这些国家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通过限制高新科技产品和技术的输出，打压和排挤美国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 在管制清单之外，美国还留了个缺口：“许可证制度”，美国公司在经政府同意下可以向清单上的实体出口相关物项。 这个回旋余地就是告诉大家：进入“实体清单”并不是永久的事情，“表现好”的话还是可以出来的。至于这个机会怎么争取，无非是一靠认怂，二靠罚，还要请个游说团搞好政企关系。中兴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嘛，认怂、罚款、监管，钱和态度都到位了，豁免权才到手。 总结下来，就两点：保证美国在科技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赚外快。 刚开始，美国对中国的限制还是集中在军工、航天领域。 1997年6月，第一家中国实体被列入“实体清单”，是中国的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紧接着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旗下的众多研究所。 但从2019年开始，打击目标扩大到了其他领域。 先是科技领域，2019年5月，以华为为主的70家关联企业上黑名单；6月，以中科曙光为主及关联的三家微芯片公司上榜。 接着是核电领域，2019年8月，以中广核为主及其关联的3家公司上榜。 再是安全和人工智能领域，2019年10月和今年5月，海康威视、科大讯飞、北京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奇虎360等61家相继上榜。 7月份更是把打击范围扩大至轨道交通设备、电子设备，甚至是纺织、家电、发饰品等传统领域。 谁也不知道美国的底线有多低。 “三足鼎立”走向“双雄争霸” 中美关系一向复杂，但今年尤其不正常。美国进行各种维度的打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或许还是中国带来的隐隐危机感。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彼时国内GDP的增长主要还是靠的中低端制造业。 在国际分工上，合作基础仍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美国研发设计、中国制造、世界消费的模式。换句话说，10年前的中国还是走的“造牛仔裤换飞机”这条改革开放初期的贸易路线，对美国有利无害。 所以那时美国的主要对手还是欧盟。 但正如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的那样，如果以前造牛仔裤的中国，突然在飞机制造领域无端端出现了惊人的技术进步，那就可能“永久地损害了美国利益”。因为国际贸易进行的基础是“比较优势”的存在——即你做不到的我做得到。一旦中国开始进入美国的优势领域，对后者的打击可是不小。 2017年，国产客机C919首飞成功，华为、大疆等高科技公司也在国际上取得一席之地，甚至不少领域已经超车美国。 这一年，中国GDP为12.25亿美元，欧盟28国2017年底GDP总量为17.2万亿美元，美国2017年底经济总量为19.3万亿美元。 于是，三足鼎立的格局变得名副其实。 但欧盟逐渐跟不上了。2019年欧盟28国的GDP总量为18.41万亿美元，如果剔除2020年脱欧的英国，只有15.58万亿美元，与美国的差距扩大到5.85万亿美元。 同时，欧盟内部也并不稳定，问题频出，成员国之间东欧与西欧、北欧与南欧的严重分化，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如今，英国脱欧加上意大利自身难保，原来的四大发动机（德、英、法、意大利）熄火一半，大小国之间冲突，种种问题叠加之下，欧盟已经自顾不暇。（参考文章：《7500亿欧元复苏基金，压垮欧盟的又一根稻草》） 另一边，中国的经济发展却是异常地稳定，年增长保持在6%以上，疫情也没造成太大的阻碍，同期美国的增长率在2%-3%之间，两者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数据来源：Trading Economic 而其他国家诸如俄罗斯、日本，要么体量不大（日本所谓的第三大经济体GDP才5.1万亿美元），要么经济难有起色，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上最有可能赶超美国的国家。 经济地位受到威胁，打压随之而来，而高端制造业和科技发展是中国由量转质的关键，因此被重点“照顾”也在意料之中。 特朗普急了 再看美国国内，3月份到现在，经济几乎没有什么起色。美联储大放水的3万亿美元只推高了股市，就像一场非理性繁荣，没有实物支撑的空中楼阁。 而就在前几天，美联储宣布长期宽松的政策环境的同时，连续新高的美股市场也终于绷不住，迎来久违的大跌，尤其是科技股居多的纳斯达克指数，周四、周五两天内累跌约10%。其中FAAMG加上特斯拉最多一夜蒸发市值超5000亿美元。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 2017年，特朗普就任时，宣称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前三年，特朗普的确兑现了绝大多数竞选承诺，比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退出《伊核协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等。 但最后一年却频频出现问题，先是疫情防控失败，确诊病例最新已经超过了600万人；然后是种族歧视问题暗潮涌动，在大量失业的背景下激发了更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一系列影响下来，特朗普大选的不确定性大增，他或许会成为80年代吉米•卡特之后第一个没能连任的总统。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川普的支持率只有42%，比对手拜登低了8个点。 现在，美股经济严重下滑、股市开始大跌，特朗普捉襟见肘，竞选口号也换成了“让美国保持伟大”，只好再祭出“打压中国”这张万能牌，通过制造中美摩擦来转移国内对其不利的关注舆论焦点，同时获得一些政治选票资本。 近几年，美国社会中民粹主义、排外主义、保护主义兴起，鼓励排他性而非包容性，就连美国失业率上升的时候民众普遍观点都是工作岗位都被中国人抢走了。特朗普的高调和极端言论正中下怀。 9月2日，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采访中表示，虽然有不少国家试图干涉美国大选，但是都不如中方对美国大选造成的威胁，他还表示中方的威胁已经远超伊朗和俄罗斯。特朗普更是直接： “若拜登当选，中国将统治美国。” 经济下滑，怼中国；股市大跌，怼中国，屡试不爽。 选战胶着，在11月大选来临之前，中美关系只会越来越紧张。没办法，优秀也是一种错，怎么都能躺着中枪。 结语 今年以来，美国的刻意打压让中国损失严重，但二战奠定了美国、美元的世界地位，几十年下来这个基础根深蒂固，中国、人民币短时间内想上位，几乎不可能。 不过，中国不能往回走，历史告诉我们，依赖低端产业只会沦为打工仔，如果不努力往上走，经济、社会都会被拖入泥潭。 只有自己做老板才有前途。 当然了，想当老板不是那么容易的。进军高端制造业和科技领域意味着要从美国手中分一杯羹，所以华为也好，中芯国际也好，都不是美国真正的打击对象，他要扼杀的是所有能够威胁到自身国际贸易地位的不稳定苗头，他们要的是40年前的国际分工体系。 华为、中芯国际，仅仅是个开始。 谁无疾风劲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 换个角度看，美国日益频繁的动作不正说明了中国的路没有走错吗？
9月6日，在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央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总体来看，中国金融科技近年来呈现着发展速度快、增长质量好、结构不断优化的良好局面，正在推动着金融业态、金融产品和金融传统发展模式发生深刻的变革。陈雨露不过，陈雨露也指出，金融科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规范的问题也依然突出。金融体系数字化、普惠金融数字化还有着很大的进步空间，消费者对金融服务的质量和稳定性也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人民银行去年发布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明确守政创新、普惠民生、开放共赢的指导原则，引导金融业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提质增效，已经初见成效。目前人民银行正在积极构建监管科技应用框架，健全监管基本规则体系，努力为金融科技的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推动金融服务业的现代化变革。” 陈雨露透露。另外，他还在本次发言中指出，今年以来，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银行果断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全力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为实现国民经济快速恢复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为构建现代化中央银行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实践经验。“从目前的效果来看，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今年以来，中国的逆周期金融调控既保持了物价稳定和资产价格的基本平稳，同时也为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维护金融稳定提供了有效的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陈雨露如是说。他表示，在服务好国内经济的同时，中国金融业、中国金融服务业也不断追求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努力承担必要的国际金融责任。一方面取消了对银行、证券、期货和基金管理等领域的外资持股限制，降低了资产规模、经营年限等股东资质方面的限制，同时在企业征信、信用评级、支付清算等领域给予外资国民待遇，积极推动会计、税收和交易制度的国际接轨。“在今年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之中，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已经正式清零，目前上述措施已经初见成效，更多的外资和外资机构正在有序地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新格局。”陈雨露表示。“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推动人民币成为更好的国际储备货币。”陈雨露表示，2016年人民币正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目前人民币已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和官方外汇储备货币，同时人民币金融资产的国际吸引力也越来越强。截止到7月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的人民币金融资产余额已经增长到7.74万亿元，同比增长37%。随着中国金融服务业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未来的人民币能够承载更大的国际责任。陈雨露表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和第二大绿色债券市场，是全球绿色金融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之一。绿色金融也已经成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新样板。他强调，下一步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完善与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框架和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探索构建矩阵式管理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逐步扩大宏观审慎政策的覆盖范围，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金融新体制。此外，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也在论坛上表示，银保监会将培育非银行金融机构特色优势，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发展养老保险第三支柱有序进行，引导理财、保险资金等各类中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周亮周亮强调，银保监会将稳妥的处置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严格遵循房住不炒的定位，规范房地产贷款业务，防止房地产市场过度金融化，同时还要落实资管新规的要求，防止影子银行的反弹，通过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牢牢守住金融风险，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他指出，下一步银保监会将努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紧扣“六稳”、“六保”的要求，全力以赴促进国民经济正常循环，千方百计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探索应急贷款和应急融资的机制，推动金融体系发展。对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引导金融机构回归主回归本源、专注主业，积极支持国家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主动对接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需求支持。
4日开幕的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下称“服贸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实现合作共赢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日在服贸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时提出3点倡议：第一，共同营造开放包容的合作环境。第二，共同激活创新引领的合作动能。第三，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 习近平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开放平台建设，继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中国将积极顺应服务贸易发展实际需要，推动多边、区域等层面服务规则协调，不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 中国金融机构以及服务业将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在6日召开的服贸会“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一行两会官员给出了答案。 当前，监管不仅取消了对银行、证券、期货和基金管理等领域的外资持股限制，降低了资产规模、经营年限等股东资质方面的限制，同时还在企业征信、信用评级、支付清算等领域给予外资国民待遇，推动会计、税收和交易制度的国际接轨。 “在今年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之中，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已经正式清零。上述措施已经初见成效，更多的外资和外资机构正在有序地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新格局。”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称。 负面清单已清零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是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在线下举办的首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来自148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1.8万家企业机构、超10万人注册参展参会。 习近平表示，希望以此为契机，搭建起平台和桥梁，让各国人民充分展示服务贸易领域新发展新突破，共同享受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新技术新成果。我们期待与会嘉宾深入交流、加强合作，为深化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贡献智慧和力量。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在3日国新办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目前，疫情仍在蔓延，全球经济面临严峻挑战，服贸会将展示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彰显坚定不移推进对外开放的信心决心，释放坚持经济全球化、加强国际经贸合作的积极信号。 陈雨露称，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已清零，更多的外资和外资机构正在有序地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新格局，正推动金融业迈向以准入全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为基础的制度性系统性开放，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提供高水平的金融支持。 “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推动人民币成为更好的国际储备货币。目前人民币已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和官方外汇储备货币，全球70多家央行已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储备，同时人民币金融资产的国际吸引力也越来越强，截止到7月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的人民币金融资产余额已经增长到7.74万亿，同比增长37%。随着中国金融服务业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未来的人民币能够承载更大的国际责任。此外，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和第二大绿色债券市场，是全球绿色金融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之一。”陈雨露表示。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则表示，未来会继续坚定不移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持续完善对外开放产品体系，进一步扩大沪深股通的投资范围和标的；推动修订后的QFII、RQFII制度规则尽快发布实施，持续完善和深化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机制；继续落实好放宽证券基金期货行业外资股比限制政策等。 方星海称，多年来，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持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数据显示，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市值第二大的市场，股票市场总市值突破70万亿元，占我国GDP的70%左右；上市公司家数在今年有望突破4000家；今年以来资本市场表现平稳，日均成交超过8000亿元。 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称，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已经基本完成。未来，将继续秉持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原则，落实内外一致、公开透明的政策环境，进一步落实、落细已出台的措施；引进更多的专业化、有特色的外资金融机构来华展业；鼓励中外资机构在产品、业务、管理、人才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稳步推进中资银行保险机构走出去，深化“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等。 “数据显示，近两年来，银保监会共批准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公司来华设立各类机构近100家。”周亮称。 “面对当前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外汇管理部门将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管理框架，稳步扩大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和互联互通；稳妥有序推动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持续优化外汇领域的营商环境，保障合法的资金进得来、出得去，金融和外汇服务直达实体经济，便利政策、普惠小微企业。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初步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的顺差是859亿美元，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万亿美元、较年初增长了44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郑薇称。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对记者表示，十八大之后，顶层设计上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理念就是开放。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是我们未来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有助于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形成重要的支撑。 对外开放继续前行 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快推进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形成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发展？ 方星海称，持续完善对外开放产品体系，进一步扩大沪深股通的投资范围和标的，拓宽ETF互联互通，便利境外机构配置股票ETF以及人民币债券资产，持续加大商品期货市场开放力度，扩大特定品种范围。及时创造条件为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我国股票和债券市场提供良好的风险管理工具。 另外，继续推进资本市场制度性对外开放。推动修订后的QFII、RQFII制度规则尽快发布实施，持续完善和深化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提升国际资金的投资便利性，增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意愿和信心，进一步畅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要素资源自由有序流动，形成优势互补、促进良好的循环局面。 在提高证券期货业双向开放的水平方面，方星海表示，继续落实好放宽证券基金期货行业外资股比限制政策，鼓励境外优质证券基金期货金融机构来华展业，支持境内经营机构走出去，促进资本市场生态改善。 另外，方星海称，将加强与境外资本市场监管机构的沟通和政策协调，强化跨境上市公司审计监管合作，严厉打击财务造假行为，共同维护各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不断提高自身监管水平，健全跨境资本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做好输入性风险防范应对，不断提高开放环境下资本市场运行的活力和韧性。 “对外开放要采取一些宏观审慎的政策，绝不是一放了之。资本项目放开意味着资本可以变得自由，可能出现资本的大进大出、造成严重的后果。”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称，可以借助托宾税，从而对短期资本流动尤其是每周都往返的热钱进行遏制。 另外，黄益平称，金融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议金融开放的顺序是，先实体、后金融，先国内、后国际，先汇率、后资本。具体来看，先解决一些实体经济的问题，例如，贸易问题、财政问题；在金融开放方面，首先考虑解决国内利率、市场机制问题，再考虑对外部分；在对外部分，首先考虑把汇率的机制理顺，再放开跨境资本的流动。 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充满信心。他建议从以下方面优化开放：“资本市场急需金融领域的专业人才，希望用更广泛、更包容的态度欢迎国际人才到中国资本市场来发展、工作。” “应加强软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布局，这关系到上市公司的质量、财务报表的真实性、投资争议的解决和投资安全等；在信息化、社会全球同步性的当下，信息的充分交流流通极其关键；另外，税收的执法也较为重要，若出现执法的争议，国际投资者关心如何才能解决妥善解决。”陈兴动称。 曾刚告诉，从金融领域来看，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机构层面主要是股权准入和业务准入。目前负面清单已经消除，意味着在准入方面，外资基本上实现了和内资同等的国民待遇，也预示着金融领域的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在市场开放上，国内资本市场和国外市场也是互联互通的，目前也在逐步扩大外资投资国内资本市场的范围，除了扩大QFII之外，还允许外资对国内的债券市场、票据市场进行投资等，未来还会进一步扩大，例如对一些特殊资产领域的投资，以及扩大对人民币资产的投资等，这对国际资本有较大的吸引力。”曾刚说。
记者日前从中国贸促会获悉，作为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组委会成员单位，中国贸促会积极邀请和组织中外嘉宾、企业参会，组织举办高峰论坛和多场配套活动，为有关各界广泛开展交流合作搭建良好平台，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中国贸促会表示，举办服贸会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加快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对推动优化外贸结构、加快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贸促会依托长期以来在境内外举办大型经贸活动的丰富经验和专业能力，充分发挥驻外代表处和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作用，组织国外采购商参展，协助邀请论坛嘉宾、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同时，凭借广泛联系国内外企业的渠道优势，重点邀请商业服务、金融服务、文化服务及跨境电商等行业企业参展，为服贸会的成功举办贡献力量。 据悉，服贸会期间，中国贸促会将参与主办“跨国公司视角下的服务贸易便利化”高峰论坛，还将举办“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合作论坛、区块链+创新服务与产业应用大会、文旅产业项目推介会、中国服务贸易标准化论坛、网络与数据安全论坛等5场配套活动。预计将有来自我国相关部委、外国驻华使馆的有关官员及数字经济、数字货币、文化创意、数据安全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商界领袖、企业代表等1200余人参加上述活动，展开研讨，商谈合作。
美国对 TikTok 的围猎还在继续。8 月 27 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在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业务的交易可能会在未来 48 小时内达成。交易规模可能在 200 亿美元至 300 亿美元之间，最后买家可能为微软、甲骨文或沃尔玛。不过，中国商务部、科技部刚刚调整的这份目录可能会让 TikTok 的出售发生变化。8 月 28 日，商务部、科技部调整发布《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商务部 科技部公告 2020 年第 38 号，以下简称《目录》）。其中明确提到了一项被称为 “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推送技术”，此举也被认为是针对此次 TikTok 出售案而推出的条款。由此，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会影响TikTok 是否能顺利出售，对于TikTok 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了。那么，本次《目录》调整将会有哪些影响呢？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业务应该得到中国相关部门许可批准本次《目录》调整共涉及 53 项技术条目：一是删除了 4 项禁止出口的技术条目；二是删除 5 项限制出口的技术条目；三是新增23项限制出口的技术条目；四是对21项技术条目的控制要点和技术参数进行了修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凡是涉及向境外转移技术，无论是采用贸易还是投资或是其他方式，均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的规定，其中限制类技术出口必须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申请技术出口许可，获得批准后方可对外进行实质性谈判，签订技术出口合同。其中，《目录》第二项限制出口部分第（十五）计算机服务业中增加了“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术”。新增的第 21 条关于“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术”、第 18 条关于“人工智能交互界面技术”等控制要点，就可能涉及该公司技术。而 TikTok 已经公开了自己的核心算法。对此，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 28 日在答记者问中也明确表示：字节跳动的国际业务能够取得快速发展，依靠的是其国内强大的技术支撑，它源源不断地向境外公司提供最新的核心算法服务，就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服务出口。如果它的国际业务要继续顺利运营，无论其新的所有者和运营者是谁，很可能都需要从中国境内向境外转让软件代码或其使用权，也可能需要从中国境内向境外提供技术服务。也就是说，TikTok 正是基于大数据的分析，准确地向用户推送各种相关视频。同时，字节跳动作 为TikTok 的股东之一，很可能是此技术的发明者和拥有者，对这些技术拥有所有权。正因为此，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业务应当得到相关部门的许可批准，除非其拟定出售的业务不包含此技术。简言之，TikTok 的出售已经不仅仅是字节跳动公司的意志，还要通过中国相关部门的相关标准才可通过。由此，字节跳动也有了一些反抗的资本。买卖双方忽视《目录》调整后的规定，将会被严重惩罚当然，除了对限制出口技术有一定调整外，《目录》中也强调了违规惩罚。崔凡指出，根据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规定，只要可能导致技术从中国境内向境外转移，无论是转让专利权、专利申请权、技术秘密，还是通过专利实施许可、技术服务和其他方式从境内向境外转让技术，都受到相关管理条例、办法和目录的管辖。对于违反规定行为，相关管理条例和办法都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因此，建议可能受影响企业认真研读相关管理条例、办法以及调整后的目录，完善调整企业合规体系，在必要情况下履行好相关申请程序。对于 TikTok 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了。首先，限制性技术出口合同自技术出口许可证颁发之日起生效。也就是说，出售包含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术的业务自技术出口许可证颁发之日起生效。即使微软、甲骨文或沃尔玛最后迫使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业务，如其忽视《目录》调整后的规定，那么此项业务出售合同将不会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其次，《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规定，未经许可擅自进口或者出口属于限制进出口的技术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如果买卖双方罔顾《目录》的调整，没有申请商务主管部门许可批准而强制交易，则此交易明显违反了中国的法律法规。商务部应当采取惩罚措施，例如巨额或撤销其贸易经营许可等，对买卖双方违反法规进行交易的行为进惩罚。最后，此项出售业务所包含的技术将可能不能适用于中国。违反《目录》的规定，即使微软、甲骨文或沃尔玛最后拿到此技术，如果此技术用于中国，中国政府完全可以采取正当行为，封杀此技术。也就是说，微软、甲骨文或沃尔玛将不能将此技术应用到中国市场。试问，违反《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的规定购买这项业务、技术、服务的美方公司，能承受得了罚款与中国市场十几亿用户的损失么？同样的，违反《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的规定出售方，能承担的了罚款么？简单来说，商务部和科技部调整发布的新的《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对字节跳动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后盾。要战，这份调整目录就是装备和大杀器，要跪，这份调整目录就是紧箍咒和罚款单。买卖双方都要看仔细了。虽然，TikTok 的命运依旧不明朗，但至少其在国外的出售有了一份不确定性。至于其命运最终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如果想查看调整目录全文，请点击这里：http://images.mofcom.gov.cn/fms/202008/20200828200911003.pdf参考资料：【1】http://news.china.com.cn/2020-08/29/content_76650152.htm 【2】https://mp.weixin.qq.com/s/GBivJkAMbAj2ojCUJfrsyQ 【3】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08/20200802996696.shtml
我几年前在一个电视台谈及的关于日本的节目最近又被很多人翻出来。因为我老听到有人说，日本经济失去了几十年，中国要避免重蹈日本覆辙云云。 听到这个话，我就知道中国很多人对日本的了解仅限于想象之中，日本经济有多强，日本有多强，确实超过了中国很多人的想象。在今天我们反思中国很多领域受制于别人的时候，更应该看看日本当年是如何在技术层面获得突破成为发达经济体的。 这次我从产业政策的视角谈谈中日之间的差距。 今天很多人把中国缺乏核心技术的根源归结于中国过去实行的产业政策。一般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产业政策源自日本。但是，很多人对日本二战后经济高增长以及产业政策的认识存在诸多误解，特别是对日本的创新战略缺乏认识。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言， “由于我们对日本产业政策的渊源缺乏全面认识以及受到当时改革目标模式变化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引进的只是一种特定类型的产业政策，也就是选择性的、纵向定位的，或者硬性的产业政策。” 但是，即便是日本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我们也将其与政府干预直接等同。 中日两国产业政策的最大区别在于对创新的重视程度。 日本能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成为第一个非西方的经济强国，并在二战后在战争的废墟上再次实现对欧洲的赶超，根本原因在于日本长期且渐进的技术引进、学习和应用，以及从19世纪中叶明治维新以来的自主创新。经济史学家G·C·艾伦指出，从日本的历史看，日本人一直有迅速吸收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天赋，他们勇于做大事并且拥有训练有素的、久经磨炼的组织能力。 研究日本二战的产业政策，最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是特别重视市场，二是特别重视创新。早在1956年，日本在政府白皮书中，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依靠技术创新。据考证，日本是全球第一个明确提出“科技立国”的国家。 1980年，日本通产省在《80年代产业政策展望》中提出产业政策的目标是“创造性的知识集约化”，把以尖端技术领域为中心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性产业加以发展，与此同时，积极推进所有产业领域的产品与生产工艺的知识集约化。《展望》的第六章直接以“走向技术立国”为标题，从而成为第一个在政府文件中提出“科技立国”战略的国家。同年10月日本科学技术厅发布的《科技白皮书》明确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1986年3月，日本内阁又通过了《科学技术政策大纲》，成为日本践行“科技立国”的总纲领。 美国学者高柏在《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中提出，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之间的一大区别就是对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他认为，日本银行放贷与企业投资中的过度竞争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企业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的培养。而中国企业则侧重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直接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分工。 因此，中国仍然至今没有像日本一样建立起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他在另一本《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中对“日本的发展主义”和“中国的发展主义”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企业重视内生的创新体系，进行独立自主的研发并创立自主品牌，以迅速的产业升级换代高附加值产品为基础进行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而中国只重视规模，重视国际市场中产业链中的分工，漠视创新恰恰是过去中国产业政策的软肋。 比较中日两国的发展模式 就能发现，日本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特别注重本国品牌的培育，而中国则主要将经济发展置于全球发展的价值链中，在全球的价值链中寻找最低端的环节介入。在发展新技术上，中国主要依靠引进，而日本对自主研究特别重视。日本主要通过高强度投资、制造业导向的增长战略实现了向高收入社会转型，该战略融合了技术追赶、增量创新以及破坏性创新。 中国学习日本产业政策最失败的就是忽视了日本对技术创新和本国品牌的重视，选择了比较优势理论而抛弃了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正是由于日本长期重视技术创新，因而在经济持续30多年陷入停滞的情况下，日本经济本身的活力仍然不容小觑，日本持续的自主创新能力仍然很强。日本产业政策的灵魂在于创新，在于培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产业政策的痛点，也是下一步中国产业政策转型的核心所在。 日本在全球很多技术领域排名非常靠前，日本的创新力也很强，以汤森路透的“全球创新企业百强”为例，2018到2019年“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中中国入围的只有华为、比亚迪和小米三家，而美国入围的企业33家，日本入围企业最多，达到了38家。日本拥有一批世界级的中小企业，日本几乎每年都有诺贝尔奖得主，人均GDP4万美元左右，中国刚刚达到日本人均GDP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均海外资产连续22年蝉联全球第一。 坦率而言，我们还真没有资格笑话日本，更没有资格重蹈日本这样的覆辙。特别是，日本当年崛起的时候，其低调的态度和作风更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在教育、科技，以及国民意识等方面，日本仍然是中国最好的老师之一，中国仍然需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很多。
从追随者，到并跑者，再到领跑者，全球设计人才聚集、超大市场的海量应用场景、本土化研发快速响应市场，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高颜值”背后，是“中国制造”走向“中国设计”的提质升级之路，而上海正在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汽车设计高地。 告别追随者 自主品牌汽车跑出“高颜值” “震惊！保时捷高管车展走错展台，将‘保时泰’认错为保时捷。”段子里折射着中国汽车工业曾经令人尴尬的事实。 和知名汽车企业的外观设计“傻傻分不清楚”的，并非只有众泰一家。捷豹路虎起诉江铃汽车，认为揽胜极光遭到陆风X7抄袭；菲亚特起诉长城汽车抄袭其“熊猫”车型的设计…… 往前数年，外形靠“形似”的众泰年销量达到数十万辆，但到2020年，众泰上半年合计生产汽车574辆，累计销售汽车1417辆。 这是疫情的冲击，也是消费市场主动做出的选择，市场的判断力正在形成。 不少业内人士直言，中国自主品牌正在脱离早期的模仿者、借鉴者的身份，告别“山寨式”逆向开发，走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外观设计。现在，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在“颜值”上已经完全不输任何国际品牌，业内人士透露，全球排名前十的汽车设计师至少有三位在中国车企。 “从向合资方学习开始，积累人才，逐步获得产品系列的开发主导权，乃至到现在有一支人才队伍，能进行完全的自主设计，现在的中国自主品牌已经到了拥有自己拳头产品、并且设计语言和造型都能让消费者‘一眼就认出’的阶段。”上汽大通副总工程师、设计中心执行总监黄斌说。 在上海为全球 全球车企抢抓超大市场机遇 宾利汽车前设计师戴维·希尔顿曾断言：“汽车设计的未来在上海。”据他观察，如今上海的汽车设计师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城市的汽车设计师都多。福特、通用、大众等多家公司都在这里进行汽车设计，包括希尔顿在内的很多知名汽车设计师都在上海创办了设计工作室。 吸引全球企业在上海进行汽车设计创新的，是这里优越的人才条件。 意柯那设计集团是中国汽车设计市场上领先的全球企业，合作对象囊括了一汽集团、上汽集团、吉利集团等中国汽车企业的“大佬”。意柯那设计集团亚太区总经理哥伦布介绍，企业的亚太区总部设在上海，这里有大约120名员工，其中40名设计师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保证提供多种不同的设计方案来符合客户的需求。 “上海对全球设计人才的吸引力是我们选择在上海设立亚太区总部的重要原因。”哥伦布说，上海设计中心、洛杉矶设计中心以及都灵总部一起合作，达到了24小时不间断设计。 黄斌介绍，上海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汽车设计人才聚集地，这里不仅有专门攻克高精尖领域的国际化协同人才资源，也正在培养出一支本土人才的设计队伍，无论是外在的造型设计还是内在的工程设计、软件设计等，自主品牌正在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 吸引全球企业在上海进行汽车设计创新的，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海量应用场景。 哥伦布说，公司将首次亮相第三届进口博览会，除了将展出两台概念车外，还将展出可用于多种场景和方式的3D打印无人驾驶汽车底盘。 “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哥伦布说，在疫情后，企业加速为中国市场研发和定制的设计研发，进一步加速了无人送货物流车等智慧出行领域的探索。 出行科技企业仙豆智能用户体验设计专家于吉良说，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提供了海量应用场景，中国企业在智能座舱领域已经成为全球创新领导者，有望引领数据驱动下的“无屏交互”趋势。 于吉良指出，创新设计不仅仅是“有感”的互动，比如语音交互、屏幕接触，更是基于数据对用户进行智能提醒、推荐，甚至自动操作。“无感化”的智能交互考验着车机交互和设计能力，通过小窗口、多任务、快触达的方式，用户未来将获得更易上手的交互体验，轻松实现“盲操”，“这样的创新设计未来有望从中国走向世界”。 吸引全球企业在上海进行汽车设计创新的，是本土化研发才能快人一步的市场洞察和响应速度。 哥伦布说，中国市场在设计上很多时候已经告别了“追随者”，为中国市场定制、基于中国消费者需求的设计才能在这一市场上受到欢迎，“比如，我们注意到了中国市场对SUV的偏好以及对新能源汽车的追捧，我们就将加大在这一方面的研发和设计，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德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伟巴斯特中国企业传播经理许巍介绍，中国消费者对汽车的舒适性、科技感和“高颜值”有着强偏好。针对消费市场的需求，公司将在第三届进博会上重点在车顶上“做文章”，自动驾驶智能车顶可以集成自动驾驶所需的多个传感器模块、更好地实现L3级别和L4级别的驾驶，“车顶更‘聪明’，就给了外观设计更多美学创作的空间”。 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近期在“云端”参加2020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时表示，特斯拉正在组建一支工程团队，并将为自动驾驶项目在中国进行原创设计。 此前在今年初，特斯拉官方发布消息表示，为了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设计”的转变，特斯拉决定在中国设置设计研发中心，向国内设计师发出了岗位邀请，将打造原创“中国风”的特斯拉，并面向全球销售。同时，欢迎公众将心中的中国原创特斯拉设计作品投递到企业的邮箱，一起打造富含中国元素的特斯拉汽车，让最美的中国艺术，融入面向未来的特斯拉。 大数据“读心” 数字化底层设计领先全球 从追随者，到并跑者，再到领先者，迎头赶上的“中国制造”和“中国设计”正在成为引领全球汽车行业的“新风向标”。 黄斌说，在外观上，一款吸引消费者眼球、被市场认可的车型设计需要不断创新、不断从消费市场获得反馈、不断推出更新版，不仅仅需要人才、技术、资金的投入，也需要时间的积累。“常青树”车型往往能在改版和迭代的过程中，保有原有设计语言和特色的同时，针对消费市场的痛点进行调整，最终成为“一代神车”。 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国自主品牌正在成为领跑者。 上汽大通总经理王瑞介绍，通过大数据的预测，设计和开发新车型正在从“闭门造车”走向大数据“开门造车”的过程。 “以前汽车的研发流程中要求严格保密，消费者的喜好主要通过小范围的目标客户反馈活动获得，只能基于这样非常小的样本去做研发，是否真的能直击市场的痛点，不可控因素比较多。”王瑞说，现在上汽大通采取“开门造车”的方式，在提前规划车型的时候就邀请上汽大通我行MAXUS App上的1000多万客户参与，200多名工程师可以直接和客户在App上对话，不少客户提出的意见都最终成为新车上的亮点，在车型发布前，也会通过App邀请部分忠实粉丝试驾体验并给予反馈。以D60的定价环节为例，当时有60多万的客户参与到了猜价格的过程中，这就让企业能更好地“透明化”造车。 黄斌介绍，通过传统方式设计研发新车型需要四年左右时间，从完成模型设计到油泥做成样车之后手动修改、再度通过扫描反馈到电脑端进行下一轮的修改，需要6个月左右的时间。现在通过大数据的支持，设计师能在开发的过程中更好地了解市场，修改周期缩短到了3个月左右，研发新车型的时间也大大缩短，能更好地抓住市场的机遇。 “今年初，前往支援武汉雷神山的负压救护车，在9天就完成了技术方案、远程的数字化协同评审、生产线改造和柔性定制等过程，启程支援抗疫，这不仅仅是上汽大通员工放弃休息全员战疫的结果，也是数字化平台底层革新带来的快速反应能力。”王瑞说。 黄斌说，汽车是最能集中体现一国工业设计综合水平的产品，对设计师的前瞻性要求更高，不仅是要有超前、不落伍的审美眼光，也需要有支持未来5到10年可升级的技术布局，在硬件上为后期的传感器等留下改造和加装的空间，在软件上提供更多的“空中升级”可能性，真正让汽车成为和手机一样可以不断自我更新和迭代的科技产品。 而上汽大通也在尝试为汽车爱好者们提供更多自我发挥的机会。黄斌说，希望未来能开发出更加友好的接口，帮助汽车“极客”们通过“创酷”平台设计零部件，表达自我，定制真正千人千面的上汽大通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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